偶看新闻北大青鸟消火栓接线图:（四）潮州人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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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人的居住文化（网摘）
（四）潮州人的住宅
潮州人建造房屋时十分讲究，从选择风水、破土动工、安门上梁、落成谢土到进宅居住，都有一系列的风俗习惯。选址喜欢倚山傍水，朝向多为座北朝南。布局有厅和房，厅为会客之所，可作活动之用；房乃隐私之地，切忌客人乱窜。房中睡床要与屋梁平行，头朝西或北，脚朝东或南，人睡时忌“担梁”，即身体不能与屋梁形成“十”字形。民俗爱清洁，室内须装修，厅堂挂字画，摆设要美观，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素有“入门脱鞋”之风，保持室内干净，夏天可席地而坐。周围绿化、美化，庭院内栽种花卉异草，设假山、置盆景。此外，民居还有种植“镇宅树”之习俗，以龙眼、番石榴居多。龙眼又称桂圆，取其富贵、圆满等吉祥之意；番石榴多种子，取其多生贵子之意。忌种苦楝，苦字当头，种了苦海无边，唯恐不吉；还忌种桃树，据说桃树容易成精，蛊惑男人，徒生灾祸。住房讲究通风、透光。房屋格局和大小，按其家族贵贱、大小和经济状况，一般分为豪宅和普通住宅两大类。豪宅有“堂横式围屋”，包括“百凤朝阳”、“驷马拖车”和“四点金”等；还有归国华侨受侨居国影响而建造的小洋楼加配中式庭院的小别墅。豪宅门前要有水，厅房要恰当穿插，前种成（榕）后种竹；天井要有适当的“过白”。讲究“过白”设计，可以控制前后两进厅堂之间的距离。程建军教授在《藏风得水——风水与建筑》中指出：过白的方法就是“站在后进神龛前香案后，从离地面1.5米左右高处（约香炉燃香点）向前望去，在人眼的视野范围内，前进厅堂正脊上沿水平线之间构成的‘视窗’要能看见天空，使前面那座建筑屋脊上还有一线天空被纳入画面，所见天空光称为‘白’。‘过白’就是观者所见到的天空光透过这‘视窗’的现象。”同时又指出：在建筑美学上，这样的设计可以形成优美的视觉效果，形成了框景，有利于采光与通风，在春天天气潮湿的时候，可以使二进间接受热辐射，使木制的梁架结构，更能耐用。如果“过白”尺度过高，则阳气过剩；如果没有“过白”，则阴森森的，有压抑感。可见，古人这套传统的做法是相当严谨科学的。普通住宅在墙体设计上也要尽量考虑“过白”。普通住宅有“下山虎”、一厅二房带天井、厨房、浴室和围墙；二房一伸手带天井、厨房、浴室和围墙；一房带天井、厨房（竹竿厝）等。
1、潮州传统民居特色
民居是最能体现地区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化景观。粤东、闽南一带自古流传着一句俗语：“潮州厝，皇宫起！” 潮州滨海，每年常有飓风（台风）之患。南宋以前，在等制森严的封建社会，皇宫与民居截然不同，毋得僭越。普通民居建造时不能象皇宫那样采用“硬山顶”以上的高贵建筑形式，屋顶连抹灰压脊都不敢，只能采用瓦片以阴阳盖的形式来挡风遮雨。潮州有名俗语：“日出鸡蛋影，落雨摆钵仔”；夏秋两季，台风肆虐，倾盆大雨，飞瓦走片，房屋倒塌，居民坐立不安，死者不计其数。
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宋英宗赵曙长女德安公主之驸马许珏，在潮州古城北门（今中山路葡萄巷东府埕）以皇宫高基台、宫殿式的“硬山顶”建筑形式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许驸马府”。这是潮州厝最早的皇宫起。但许珏驸马毕竟是皇亲国戚，府第当然要以皇宫形式建造，平民百姓就不能以“硬山顶”的建筑形式建造了。
南宋初期，时任礼部尚书的王大宝，受高宗皇帝重用，后又与孝宗皇帝甚密，笃信无猜。王大宝（1094～1170年），字元龟，潮州海阳龟湖汤头（今潮安县归湖镇金光村）人，“岭南六先生”之一、“潮州八贤”之首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榜眼（一甲第二名进士），受南雄州学教授。历官枢密计议，差监登闻鼓院，连州、袁州知州，国子监司业兼崇政殿说书，福建、广东提点刑狱，礼部侍郎，兵部侍郎，谏议大夫，礼部尚书。大宝富学识，崇朴俭，悉心力，刚正不阿，倦倦于抗金大业，誉满朝野，权势大，有直臣风。古代帝王，每年都有祭拜轩辕（黄帝）习俗。大宝时任礼部尚书，祭礼乃属管之事。因孝宗体弱多病，常有私事托咐大宝料理。那年，孝宗又御赐王大宝代理一日皇帝祭拜轩辕。既然代表皇帝去主祭，当然要以皇帝出行的礼制来进行。因此，必经州、府，皆以迎接皇上圣架的隆重礼仪来迎接王大宝。相传孝宗御赐王大宝当了一日皇帝去祭拜轩辕时是有立下御书并赐龙袍的。礼毕回宫后，大宝把“一”字加上一竖，改成“十”字，然后前去朝拜皇帝。当孝宗要回龙袍时，大宝呈上御书微笑着奏道：“皇上不是要臣代理十日皇帝吗？”孝宗接过御书一看，果然是个“十”字。皇帝深知大宝并无欺君瞒上之意，当时也刚好龙体久佳，因此就执意让大宝代理十日皇帝了。十日期满，大宝又再加上一撇，改成了“千”字，然后又去朝拜皇帝。当时孝宗精神抖擞，问：“爱卿！十日期满，龙袍该归还了吧？”大宝又微笑着呈上御书并奏曰：“皇上不是要臣代理千日皇帝吗？”孝宗接过御书一看，果然是个“千”字。孝宗也微笑着道：“爱卿想当皇帝，就让爱卿当个够吧！”当时大宝跪下叩首，热泪盈眶，曰：“臣不敢！臣罪该万死！”旋即将龙袍送还皇上。该传说历代史书、志书查无记载，尚未有考。但王大宝是朝廷大官，君臣甚善，情深意笃，多次代表皇帝办事，这倒是事实。有一天，孝宗召见大宝闲聊，见大宝心情沉重，愁眉不展。孝宗问何故，大宝奏曰：“潮州临海多贝壳，制灰的原料丰富，但碍朝庭制度，未敢抹灰压脊，故房屋多不牢固。今夏日将至，家乡屋宅近海，常遭风患，房屋倒塌，人多伤亡，家有老母，年已高迈，故以此为念！”皇上听奏，深知闽粤风苦，又感大宝孝心，即下旨，准许潮州今后民间建屋，可以抹灰压脊，效仿皇宫最低档次“硬山顶”建筑。此后，潮州世家大族争相兴建宫殿式庭院，平民百姓建房也抹灰压脊，这样不但可以抵御风雨，而且堂皇美观。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孝宗皇帝为表彰礼部尚书王大宝的勋德，特降旨在经往王大宝家乡的（归湖山仔村南面）大路口，建一跨道“华表亭”，规定文武官员到此，都应遵循“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的旨意，以示对礼部尚书王大宝的敬重和爱戴。
自宋以后，潮州居民之先祖念念不忘世家大族的身份，传承了古代仕族重视门第的传统，由古代世家大族居住的宫殿式府第衍生出“以祠堂为中心，左右有从厝巷和后包巷的中心轴对称”的规模可以与京都帝王府相比拟的潮州厝。正因此，“从厝式”才形成一个体现封建宗法礼制观念的向心围合、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有序建筑整体而被称为“府第式”。这种融血缘宗亲和建筑布局于一体的潮州“府第式”民居，造就了潮州人重宗法、重乡亲、重家庭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及富于凝聚力又勇敢开拓的性格。也正只有相对地偏一隅的潮州，才得以把宗法宗族制度根深蒂固的保留下来，从而出现了“京都帝王府，潮州百姓家”的普遍现象。
潮州古民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其注重装饰，这也是“京都帝王府，潮州百姓家”的另一种体现。檩木要漆成红色，椽子则漆成蓝色，故称“红桁蓝桷”。墙体绝大部分用贝灰沙夹板夯成，也有以大块的长方体花岗岩垒成的。单是山墙脊顶就有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五种基本的样式，还有延伸出来的大幅水星、水带金星等等。这些造型优美的五星脊，采用半浮雕灰塑来装饰，将若干条凹凸线条叠加，使得富有层次感。山墙、屋檐和屋顶，则用嵌瓷来装饰，采用各种颜色的瓷片在一些主要部位贴出各种立体形象，有花草、鸟兽、虫鱼、人物等，造型栩栩如生，十分传神。近年，揭阳和潮南一带的民居有的还贴上绘有图案的彩色瓷砖。工艺表现主要集中在门楼肚，一般以祠堂和大型府第工艺比较精湛。除了灰塑、嵌瓷，还有石雕和木雕。潮州石雕在宋、元、明三代多为浅浮雕，清代后大量出现镂龙石雕。潮州木雕是潮州地区的一大瑰宝，与东阳木雕并列为中国民间两大木雕体系，加上黄杨木雕和福建龙眼木雕并称中国四大木雕，显誉于世。潮州木雕始于何时尚未有考，但最晚在唐宋时期已存在。现潮州开元寺天王殿梁架上有一“草尾”装饰的斗拱为唐代遗物，而悬挂铜钟的木龙则为宋代遗物。潮州北门金山葡萄巷许附马府建于北宋治平年间，其建筑装饰木雕亦以“草尾”为主。至明清两代，潮州木雕技艺臻于完美。特别是清末民初年间，海外华侨回乡建造祠堂、豪宅成风，大量采用潮州木雕，使之达到登峰造极的发展阶段，现存大量的潮州木雕多数是这个时期建筑中的作品。潮州木雕雕刻技法分类有：沉（凹）雕、浮（凸）雕、圆（柱体）雕、通雕（多层）和锯通雕（单层）五种。在运用于建筑装饰上，往往经精雕细琢后贴上纯金箔，显得金碧辉煌，所以又叫金漆木雕。潮州木雕主要流行于潮州地区的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以及惠来、海丰、陆丰、兴宁、大埔、梅县、丰顺等县市和福建东南部沿海一带，以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的莲上村、西都村最为闻名。在建筑物的一些木质结构上镂刻各种形象，使整座建筑物富有艺术气息，古色古香如皇宫建筑。潮州民居建筑装饰题材和内容极为丰富，有古装戏出，名家书画，人文典故，吉祥图案等等，有些落款还有红色印章，可见工匠独具匠心。总的来说，主人要用建筑的华丽、品位的高雅体现自己乃至整个宗族的地位，潮州俗语叫做“摆头摆面”。绝大部分人家都以人丁兴旺，长寿平安为题材，希望家人平安长寿，多子多福；文人墨客或附庸风雅者，多以琴棋书画、名人典故为题材，表现出一定的文化气息和艺术品位；大官小吏和执政之士，多以高山流水、青松翠柏为题材，预祝步步高升、源远流长；文盲和半文盲的富裕人家，则喜欢以神仙戏出、花鸟树木为题材，期望财源滚滚、世代富裕。同时，这些装饰艺术品的题材都有一定含义，佛手（福）、鹿（禄）、仙桃（寿）、松鹤（延年益寿）、石榴或葡萄（多子）、蜂猴（封侯）、牡丹（富贵）、竹（平安、君子）、喜鹊和梅花（喜上眉梢）等等，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工匠工艺，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不同人群的价值观念。
潮州府城是潮州古城之心脏，传统民居基本建造单元样式很多，与北京的“四合院”、“三合院”相比，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而且有些还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古民居。在潮州传统民居中，现存比较突出的有“堂横式围屋”，比较普遍的有“下山虎”。
围屋是指四面以房屋围合而成的中间带有天井的庭院。其种类繁多，大概有方形围屋、圆形围屋、椭圆形围屋、半月形围屋、八角形围屋、四角形围屋、围龙式围屋、堂横式围屋、杠式围楼、城堡式围楼、围村（寨）等15种类型。在金山区域内，目前只有“堂横式围屋”一种类型，包括“百凤朝阳”、“驷马拖车”和“四点金”等。“堂横式围屋”的基本结构在中心轴线上为二进或三进，最多可达五进，两侧和后面加排屋形成围合。这类住宅对地形适应性强，比较适合人们聚族而居、几代同堂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因此分布地域广、数量多。其特点是：保持中原地区“四合院”、“殿堂式”结构组合特色，即厅堂、天井、天街、禾坪、池塘等配套成为一体，既完整，又实用。“堂横式围屋”的造型特征，是以中轴线上的多进敞厅堂、敞廊和天井构成三位一体的厅井空间，左右有平衡对称的厢房居屋，无论是中轴或两边排屋，均以“四架三间”为基本构图，排屋由一座一厅四房或两座一厅二房组合，两边对称。整座庭院的主体建筑造型前低后高，每进递增三级石阶，堂屋高于排屋，这样的设计既有利于突出中轴主要厅堂，更重要的是为了不让前进遮住后进，保证后进的通风采光，又便于泻水，非常适应潮州炎热多雨的气候。其传统建筑形式是一种多层次、对称、平衡、结构完整的平房式宅第，故粤东客家人称之为“府第式”。由于整体结构高低有序，屋顶为穿斗式架梁盖瓦的“硬山顶”结构，瓦面层层错落，成叠式瓦面，一般为五叠，一层层的瓦顶瓦檐有如五凤展翅，故福建人又将其称之为“五凤楼”。
驷马拖车
“驷马拖车”属“堂横式围屋”，系“三落二从厝巷二火巷一后包”中轴线对称格局，其基本要素是“三落二从厝巷”。“落”是潮州方言，即“进”的意思。潮州的“驷马拖车”几乎都是座北朝南。每座“驷马拖车”正门外面有广场，广场前面还挖有池塘，广场外面筑围墙，墙正中开外门；如外门开于围墙两边，左（东）门称“龙门”，右（西）门称“虎门”，两门合称“龙虎门”，则正门对面的围墙设为整座“驷马拖车”的照壁。第一进有倒“凹”形门洞，俗称“门楼肚”，左右两侧有刻字或绘画的“壁肚”，上书“XX府”、“XX第”或“XX祠”等大字。进大门，中间是过渡厅，俗称“门楼厅”，有屏相当于厅宽一半的木制的“反照”挡在正中，“反照”后面有一道东西走向的走廊。厅左右各一间房子，称为“前房”，又称“库房”或“下房”，房门朝北，从走廊出入。走廊左（东）右（西）两端各有一门通“从厝巷”直至“火巷”，左（东）端的门叫“青龙门”，右（西）端的门叫“白虎门”，两门也合称为“龙虎门”。一进与二进间，有天井及左右两道南北走向通廊。过了天井便是二进，二进正中有一个三开间的大厅，称为“前厅”。“前厅”的前后各由八扇禅门隔起来，厅前又有一道东西走向的走廊。厅两边各有一间房子，称为“大房”，每间房子前后都有两个房门朝向大厅。二进和三进中间也有天井，天井左右各有一间“南北厅”，厅前也有一条小走廊，“南北厅”前后两端都有“厝手间”连接前后进的“大房”。过了第二个天井便是三进，三进正中也有一个三开间的大厅，称为“后厅”。厅前也有一道东西走向的走廊，走廊左（东）右（西）两端也各有一门通“从厝巷”直至“火巷”，俗称为“子孙门”。大厅前面由八扇禅门隔起来，后面是墙。厅两边各有一间房子，称为“顶房”或“上房”，每间房子前后也都有两个房门朝向大厅。三进的格局与二进相同，只是三进的大厅后面用木板隔开一块狭长的暗间，称为“后库”，大厅左右两边开有两个门通往“后库”。主体建筑的一进、三进和二进两边的“大房”以及前后天井两则的通廊、“南北厅”和“厝手间”等房屋互相连接在一起形成内围合。主体建筑两边各有一条与它平行的巷子称为“从厝巷”，巷头也有小倒“凹”形门洞可以出入，两条“从厝巷”各有一列房屋朝向主体建筑，称为“排屋”，一般由“一厅四房”（五间过）或由两组“一厅二房”（六间过）连成。“排屋”的厅房前面都有一个矩形天井，前面天井各有一口井，合称“如意井”。“从厝巷”两边又各有一条与它平行的巷称为“火巷”，巷头也有更小的倒“凹”形门洞可以出入，除巷头“门楼亭”外，其余都是露天的阳埕；左右“火巷”各有一口井，左（东）的井井口是方形的，叫“苍龙”，右（西）的井井口是圆形的，叫“白虎”，两井全称“龙虎井”。“火巷”和“从厝巷”都由“龙虎门”及“厝手间”的内外子孙门连接主体建筑；巷尾各有门通往“后包巷”。“后包”是指三进后面的一行房屋，称“后包屋”，一般由三套“一厅二房”连成，与后厅以巷隔开。主体建筑的第一进与两侧“从厝巷”的“排屋”以及“后包屋”互相连接形成外围合。整个建筑格局就像一驾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一进厅两边的“下房”和左右“从厝巷”头的房屋，就象使劲并驱的四匹拉车俊马，逐级增高的二进、三进和后包就象前低后高的车厢，故名“驷马拖车”。
“驷马拖车”整个建筑的各个部分都有它特殊的功能。门前的广场可供客人安顿车马。一进的“反照”是为了遮挡路人和客人的视线，不让屋里一览无余。天井具有通风、采光、排水、换气和种花、晒物以及族内子孙平时活动的作用；天井四周屋檐下的回廊，可以沟通主座前后院落。通廊是主人停放交通工具的地方。“南北厅”是平时接待客人的用房。二进的“前厅”是主人会见客人的场所。三进的“后厅”设有祖龛供奉祖宗灵位，是族内祭祖和长辈们重要的议事场所，逢年过节、祖宗忌辰，或者家人要出国，都要开龛门祭拜抑或向祖宗“告别”；家人做了伤风败俗的事要绳之以家法，也要开龛焚香，让他在祖宗面前请罪。后库是停放主人棺材的地方，预祝主人世代升官发财。主体建筑的三进“上房”由最高长辈居住，一般大夫人住左（东）房，二夫人住右（西）房，二进和一进的其它房间由子孙辈按辈份及长幼从内到外、从左到右分级安排居住。“从厝巷”的“排屋”一般由族人、佣人（赤脚）居住，生活用房都集中在“从厝巷”，其中厨房、食厅等在左（东）巷；磨房、浴室、厕所等在右（西）巷。“后包”房屋比较幽静，一般是用作私塾“书斋”和“藏书室”。“火巷”和“后包”都是为了保护主体建筑和防盗而设；“火巷”还具有隔离比邻民居建筑和逃生的效能。“如意井”和“龙虎井”之水有饮用和防火之效能，其中传说饮“如意井”之水能万事如意；饮“龙井”之水文思敏捷，长大能当文官；饮“虎井”之水武艺高超，长大能当武官。主人家中遇上办喜事，则各进大厅的禅门洞开；办丧事时更为隆重，不但要卸下“反照”，还要卸下各进的禅门，所有天井架上地板，天井的上空撑起帐篷，这样一来，一、二、三进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大空间，便于进行丧礼活动。
“驷马拖车”的主体建筑前低后高，每进递增三级石阶，目的还在于突出主要厅堂。“驷马拖车”的格局大同小异，有的在二进厅房前走廊两端也设有“子孙门”通向“从厝巷”直至“火巷”，有的在三进的大厅后墙两边也设有两门通向“后包巷”，有的在“驷马拖车”的旁边还建有“从屋”，甚至还建有后花园。整座庭院的结构都很讲究，反映了潮州府城的一种严格区分上下尊卑、男女有分、内外有别的又注重崇宗睦族的文化传统。当然，像这样规模庞大的庭院，一般人家是无缘问津的，历来为大官宦、大富豪人家所建。现存较完整的“四马拖车”有：中山路4号的汪宅（三进坍塌后建成两套平房）、中山路24号的卓府（西面多建一条“从厝巷”，称“四马拖车单背剑”；西北面原有一后花园，后被居民占用并建为住宅）、太平路旧县巷的廖厝祠（原潮州市委礼堂）。原保存得最好的“四马拖车”是中山路北庆德里庆云里1号王宅楠的“大夫第”，可惜2000年连同后面的另一座“四马拖车”和刘继杰医生等他们的几座漂亮的“下山虎”，成片拆除后改建为街道办事处办公大楼、中山路小学校区（今湘桥区教育局办公楼）和住宅小区。
百凤朝阳
“百凤朝阳”属“堂横式围屋”，整个平面布局系中轴线对称格局，主体建筑有跟“驷马拖车”一样的三落前后相连，俗称“三座落”或“三厅串”；也有较大规模的四落前后相连，俗称“八厅相向”。“百凤朝阳”是“驷马拖车”的扩充，主体建筑各进中的“门楼厅”、“前厅”和“后厅”的布局跟“驷马拖车”基本一样，只是“百凤朝阳”的各进各厅两边多建了一些对称住房，而且主体建筑两边多建了一至两列“从厝屋”。最大规模的“百凤朝阳”围屋，其房间数量多达100间。整座宅院的平面布局与客家的“三堂二横”围龙屋十分相似。现存规模最大、最古老、最堂皇的只有位于中山路葡萄巷东府埕4号的“许驸马府”，共有厅房55间，始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民间唯一的驸马府。
四点金
“四点金”属“堂横式围屋”，又称“二落连”，整个平面布局系“”字形中轴线对称格局，似于北方民居中的“四合院”，是其它民居建筑的基础。“四点金”是“驷马拖车”布局的缩减，即把一座“驷马拖车”缩去两边的“从厝屋”、“火巷”、“后包”和第三进，只剩下“驷马拖车”主体建筑的一进和二进。第一进有倒“凹”形门洞，俗称“门楼肚”，左右两侧有“壁肚”。进大门，中间是过渡厅，俗称“门楼厅”，有屏相当于厅宽一半的木制的“反照”挡在正中，“反照”后面有一道东西走向的走廊。厅左右各一间房子，称为“前房”或“下房”，房门朝向“门楼厅”；或朝北，从“厝手房”出入。进而是空旷的天井，天井左右各有一小厅，称为“南北厅”，厅前也有一条小走廊，厅的前（南）则各有一间“厝手房”连接“前房”和“南北厅”，其中一间用作厨房，称为“八尺房”；另一间用于放柴草，称为“柴草房”。过了天井便是二进，二进正中有一大厅，厅门由八扇禅门隔起来，厅前有一走廊。大厅两边各有一间房子，称为“大房”，每间房子前后都有两个房门朝向大厅。“四点金”的格局有多种，但基本要素就是“四厅四房”，而且四个厅都在“”字形的上下左右，四个房都在“”字形的四个角上，厅房形成围合，天井是四厅四房围屋的中心。由于四个房是分布在整座围屋的四个角点上，故称“四点金”。有的“四点金”只有前后四个正房，没有“八尺房”和“厝手房”，四厅齐向天井，称为“四厅会”；有的“四点金”前后房都带“八尺房”和“厝手房”，则变八房为十室，称为“四喷水”；有的“四点金”在外围建一圈房屋，则谓之“四点金加厝包”。有的“四点金”横向发展扩大规模，大厅、门厅两侧各有两房或三房，形成正屋和门楼间五开间或七开间，俗称为“五间过”或“七间过”；也有的“四点金”在一侧或两侧各加一条“从厝巷”或“火巷”，分别称为“单背剑”和“双背剑”。现存较完整的“四点金”有环城西路许厝池朱厝埕5号的朱宅，“二进二火巷一后包”（民国辛未秋月建）；中山路李厝祠（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二进二火巷”，第二进大厅为三开大厅；宋厝巷26号李宅；大卡厝巷24号林宅，26号方宅；三目井巷11号陈宅。
下山虎
“下山虎”也叫“跑狮”，比“四点金”简单，少了第一进，即少了一个“门楼厅”和两个“前房”，厅房之间无法形成围合，故不属围屋范畴。“下山虎”的平面布局是“一厅二房二伸手”中轴线对称格局，近似于北方民居中的“三合院”。“下山虎”多数开正门，进门是天井，天井左右各有一间小房，俗称“厢房”或“伸手”；天井直接进去是中厅，中厅左右各有一间“大房”。有的“下山虎”既开正门又开左右“偏门”；也有不开正门，只开左右“偏门”的，左右“偏门”称为“龙虎门”。“下山虎”房屋的建筑在府城非常普遍，有些巷道两边多达10几座，一边一连就是几座，如原北庆德里两边的房屋都是“下山虎”，而且都是相连的，现存新拓宽中山路南面还保留有5号的邢宅、6号的陈宅（第一进屋顶改为钢筋混凝土埕板，格局受破坏）、7号的祝宅。现保存得较完好的还有佘厝巷6号的黄宅。
有史以来，潮州古民居遭受过两次人为的严重破坏，一次是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上层建筑的需要，一次是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掀起了大批“封、资、修”高潮，全民深入开展了“破四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破四旧是以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八·一八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的。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1日，《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8月23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消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8月29日，《人民日报》紧接着又发表了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中指出：“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指出：“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1967年初，破四旧运动度卷全中国。其中古民居装饰就是“破四旧”的对象之一，范围之广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在潮安县城，最初由红卫兵到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庵堂、学校等单位进行强制破四旧，将古建筑装饰中的灰塑、嵌瓷、石雕和木雕统统拆除，一些确实不能拆除的，其花纹雕刻的表面，或用刀、斧、凿等工具削平，或用贝灰浆填补抹平。很快，破四旧的运动深入到千家万户。在市区，由潮州镇革命委员会召开破四旧动员大会，并布置属下5个居民委员会贯彻执行。辖区所有古建筑装饰中的灰塑、嵌瓷、石雕和木雕，都在街道工作组和居委会干部的监督下，依照红卫兵破四旧的方法方式，由宅主自行处理。凡处理不彻底的，责令重新处理，直到居委会、街道革委会两级检查合格为止。如此“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代价是惨痛而不堪回首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潮州在区域内发展房地产开发业，部分房屋业主与开发商合作开发，将一座座古民居拆除后建成5～8层的商品楼房。随后，各街道也相继在各自区域内开发联建商品楼房，古城遍地开花，严重地破坏了潮州千年古城的历史风貌。90年代初，随着古城无规划开发的迅速发展，一幢幢不伦不类的“握手楼”、“接吻楼”拔地而起，大量古建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毁灭，虽然受破坏范围没有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广泛，但受破坏的程度是连根拔，加上新建楼房外立面安装的封闭式铁窗逢所带来的消防、盗窃等安全隐患，引起了中央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广东省建设厅、广东省文物局以及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为指导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统筹安排潮州市古城和新区的各项建设，提供名城保护和旧城改造的技术法规依据和措施，1994年6月，潮州市人民政府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央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组织专家学者召开了“潮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论证会”，就古城的规划目标与原则、保护框架规划、风貌规划、保护等级与范围、高度控制规划、旅游规划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科学的论证，并于1995年7月出台了《潮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从此，潮州传统民居基本不再遭受破坏。
2、潮州民居与风水
潮州人笃信风水，认为住宅风水的好坏，关系到一家人以及子孙后代的前途、命运、祸福、成败和得失，正如《家宅》所说：“宅乃栖身之所，关一家之盛衰，人口之安危也。”因此，民居聚落的选址和建造都是以“风水”为依据。
古人认为，人类起源于昆仑山，有三大干龙入中国之说。从大地理上来看，潮州北部与西部山峦属于南支脉武夷山脉的残丘，武夷山脉的来龙护卫着潮州的北部，形成了阻挡冬天北方冷空气南下的第一道防线；凤凰山脉属于莲花山脉的支脉，莲花山脉的来龙以及两边延伸的大南山与南阳山脉为左右手围护着潮州的两侧，加上凤凰山脉，形成了阻挡冷空气南下的第二道防线；金山北部的凤山、竹竿山属于凤凰山脉的残丘，护住潮郡城廓，又形成了阻挡冷空气南下的第三道防线。古人迫于战乱，或因逃荒，从中原南迁到福建，又从福建南迁到潮州一带，三面背山，一面临海，正是因为在潮州定居，似乎很符合先祖传统的风水理念。
“风水学”首先提倡聚居。宋风水大师蔡元定在《发微论》中指出：住家如四边旷野，不见人烟，或山地独居，总不吉利。清张海珊《聚民论》载：“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此古风也。” 从外在社会环境而言，南迁入潮的各宗族之间，宗族和百粤土著人之间，经常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冲突；加之明以后沿海倭寇的袭扰与战乱，迫使古人不得不沿用祖先建造“坞壁”的方式，在潮州兴建外有沟渠围墙环绕、内有碉楼望塔守卫的封闭式“围屋”以保护族人。
潮州古人创祖定居建屋，选择风水是一件大事。首先要找风水先生“相地”，选“穴”主要是察看地基有没有“气”。潮州风水学对于“气”的研究，包含着深奥的哲理。“气”是山川气、云气、烟气、水气、风气之总称，并由此引出了“阴气”、“阳气”、“天气”、“地气”以及“死气”、“煞气”、“泄气”和“漏气”等等之说法，与生命有很大关系。庄子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庄子在强调了天地万物都以“一气”为共同基础，认为万物包括人类的生死都源于“气”之聚散的同时，又强调了“气”的交感变化决定了对立事物之间的相互变化。人体内之气保持生机和力量，使身心得以持续的稳定；大地之气维持着万物的生长和代谢。故风水对“气”才特别重视，实质上是追求人身的小宇宙之“气”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大宇宙之“气”的相互协调和统一，避开带有“死气”、“煞气”、“泄气”和“漏气”等不祥之气的地段，首先以保证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其次以获得“财丁兴旺”、“福寿康宁”、“官运亨通”之瑞运。 视察住宅之“气”，主要在于察形。气者，形之微；形者，气之著。气隐而难知，形显而易见。地有吉气，土随而起，化形之著于外者也。气吉，形必秀润、特达、端庄；气凶，形必粗顽、欹斜、破碎。这就将抽象的“气”与自然环境的具体形态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人要认真深入地观察自然形态，便可知“气”之吉凶顺逆，从而推导宅“穴”的祸福，选出佳地来。
“地理五诀”是风水先生“相地”的理论要诀。选“穴”时，潮州人通常会请专于此术的风水先生，按照“地理五诀”之“龙、穴、砂、水、向”来看。“地理五诀”其实就是把自然环境归纳为龙、穴、砂、水四大类，风水先生根据这四大类本身的条件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来决定“穴”址及住宅朝向，一般运用“罗庚（罗盘）”定位。林凯龙教授《潮汕老屋》中认为：依地理形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力求和环境的统一合拍。在有山的地方，会利用山岳作为靠山，以远峰作为朝向，采取坐实朝空、负阴抱阳布局；在近水的地方，会利用“水龙”作为护卫，因“水学”认为“人身之血以气而行，山水之气以水而运。……洋地阳盛阴衰，只要四面水绕归流一处，以水为龙脉，以水为护卫。”山，最好是群山环抱，山势要饱满且平缓，不宜陡峭，不宜逼近宅址，忌讳山腰横贯大路，这叫“刀挂龙须”；也忌讳山沟深壑、通衢大道和江河直冲宅址，这叫“凶煞”。水，应是有源之水，如果站在门口，要见去水，不见来水，围绕屋前，迂回曲折缓慢而去，不能径直流走，既可饮用，又可净化空气、繁殖鱼类，谓之“聚财”。宅址前面宜开阔，近处要有清澈明亮的池塘、江河、山泉，但不能是深潭，能让居者心旷神怡。远处要有秀气的群峰，由近及远依次增高。大门的方向要正对群峰中之主峰，但不能让群峰之“龙脉”直刺门庭，只有这样，主人才能步步高升，子孙才能飞黄腾达，一代更比一代强。根据潮州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风水先生林耀进介绍：“屋址最好是左有流水，右有道路，前有池塘，后有山丘，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环抱的风水宝地。依照这些原则，近水的民居往往随溪流而婉转，“以水为护卫”形成了各种聚落。房屋的座向和格局也有独特的地理讲究。潮州有句俗谚：“在生勿住向北厝，死后勿葬向北坟。”这是金山建筑选择座向的基本原则。因为潮州冬天刮北风，夏天盛行东南季风，住宅风水讲究冬暖夏凉，故建宅时绝大多数选择座北朝南，但不能是正南，或偏东、或偏西，以南为主；后座比前座高，前庭比后庭阔。正如风水先生林耀进所说：“潮州人建房子，多顺山势龙脉为主屋正厅朝向，家居一般不取正南北或正东西，而是取‘兼’字，比如，坐壬向丙兼子午。”因此，潮州古人选择了竹竿山南麓创祖而居，随后又与竹竿山的原始居民逐渐迁至金山南麓；早在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分东官立义安郡时，官府也选择了金山南麓这块风水宝地设置义安郡署。按照这些传统的风水习俗，择地建房，坐北朝南，依山傍水，山脉就象双手拱卫着平原，东（左）面是日夜奔腾的韩江。冬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阳光充足，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受到北部山脉、山峰以及屋背的阻挡，冷气无法直迫屋内，整座庭院温暖如春；夏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门庭背光，来自海洋的凉爽湿润气流滋润着这片沃土，生机勃勃。可见地形风水对潮州人影响的深远。
潮州人除了“相地”、选“穴”外，厝形厝局的风水也非常讲究。厝形中山墙的五行样式选择，要从三方面综合加以考虑：一是要看主人“四柱八字”缺什么，缺水则补水，缺火则补火，依次类推；二是要看具体房屋的朝向，以五行相生相克而取舍；三是要看房屋的具体位置，配合屋子周围的山墙和具体的环境而筛选。清林枚《阳宅会心集》载：“一层街衢一层水，一层墙屋一层砂，门前街道是明堂，对面屋宇为案山。”可见山墙被延伸为山之意象，街道延伸为水的意象。厝局设计忌讳三门对直，三门对直属退财败运格局；忌讳大门正对厨房，《阳宅集成》云：“开门见灶，钱财多耗”；忌讳住宅中央出现厕所，中央乃“五黄”之位，所谓“五黄”，又称“五鬼”，是风水中一种力量很强的地煞，因此，“五鬼”之位千万不能再置秽气之厕所，否则，一旦唤起“五鬼”的能量，居者全部遭殃。
为了避邪去煞祛灾，潮州人还采用了一些传统的禳解镇邪方法，最常见的是在宅基地上或已建成房屋的墙上树立一块镌刻有“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石碑，最好是树在门前巷口或三叉路口的直冲处，有时也会树在河边或池塘边。也有用红纸写着“姜太公在此，百事无忌”的字样；或以画符头的形式，即用一页3寸宽、6寸长的“丹红纸”画上黄色的符，里面写着“姜太公在此”字样，贴在墙壁上。位于北马路照壁巷5号的陈宅，就在正对三目井巷的三叉路口直冲处的墙上树立了一块“石敢当”石碑。
附记：石敢当解
世有所谓石敢当者，立于门户之旁以为辟禳。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引两则关于“泰山石敢当”的传说，载：“康熙年间 ，有将军名拜音达礼年，以邸舍与浮图相通，不利居住 ，适道出江西，遂诣龙虎山求救。甫就坐，有赭衣道士趺坐楹西。张天师谓：‘祈此师可也’。因礼拜之。道人曰：‘此宅煞细故，以文字镇之当吉。’索纸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字，款著纯阳子书。将军惊谢之，旋失道士所在，真人曰：‘本日纯阳师值殿，公幸遇之，福缘无量哉。’遂奉发南归。勒石东廊以厌煞，字径逾尺。见者咸谓出入虞禇间。”广东徐闻县民间传说谓：“康熙年间，数任知县皆到县不几日，即卒于任上。某黄知县知其事，携一风水先生同赴任。先生察明系本县一座宝塔之影正落于太爷公座之上，诸官皆因不能经受宝塔之压力而死，遂于县衙前立石碑，刻‘泰山石敢当’五字，谓泰山之力可敌宝塔。此后遂无事。”
关于石敢当的来历，有多种传说，其中两种在学者中较有说服力。一为物说，谓石敢当是女娲补天所剩炼石。在距今4700多年前，中原先后出现了姜氏（神农氏）炎帝、公孙氏黄帝（少典之子，名轩辕）和姜氏蚩尤帝（炎帝之孙）3位部落首领——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为了争夺天下，黄帝与炎帝于阪泉（据河北省《涿鹿县志》黄帝文化篇第538页载：阪泉即古涿水之源，在矾山镇西南偏北3.6公里的上七旗村内）进行了华夏民族第一场最大规模的战争，最后以炎帝失败而告终；后来黄帝又与蚩尤帝于涿鹿（今河北省涿鹿村）进行了华夏民族第二场最大规模的战争，最后以蚩尤帝失败而告终。黄帝统一了中国各部落，建都涿鹿。相传当时东方九黎族首领蚩尤帝联合的南方苗民企图推翻黄帝的統治。蚩尤兄弟81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所向无敌，黄帝屡遭惨败。有一次蚩尤登上泰山，以头颅刀枪不入、玉石俱碎而口出狂言：“天下谁敢当?” 蚩尤以登泰山而小天下，其狂妄激怒了中华民族始祖——女娲娘娘，遂投补天所剩炼石以制其狂。上面镌“泰山石，敢当！”终致蚩尤溃败。黄帝乃遍立“泰山石敢当”，蚩尤每见此石，便畏惧而逃，后在涿鹿被擒，囚于北极。从此“泰山石敢当”便成了民间辟邪神石。一为人说，谓石敢当是管神之神姜了牙。商末，姜子牙辅佐西岐文、武两王伐纣，身经百战，死者不计其数。周立，为使那些在征战中各为其主命丧九泉，游魂无依的阵亡将官和道徒有个安魂之处，各得其所，姜子牙便在封神台上对三界首领八部365清福正神宣封，当排到自己时已经无位可封了。因东岳泰山雄伟富有神气，被视为具有无边法力的神，能镇压任何厉鬼，姜子牙便谦称自己是“泰山石敢当”，元始天尊依其所愿，并将打神鞭交给了他。“泰山石敢当”，其神权主执守鬼门关道，此后便衍化为驱邪之神。这些传说被风水先生抓住，加以利用，于是就使这一块石头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史书中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元帝时代（前48～前33年）史游《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作注。颜氏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之意。遍查史志古籍，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位姓石的汉代以前的名声很大的无敌英雄。《急就章》原名《急就篇》，是黄门令史游为儿童识字所编写的启蒙读本。石敢当一语，出《急就章》，本无其人，颜师古及后人特就文意石敢当以为喻而已。到了唐代中期，发现镇宅石上才开始刻有“石敢当”字样，当作镇宅的风水器物。宋施青臣《继古从编》载：“吴民庐宅，遇街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石敢当碑”条载：“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治，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史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770年）县令郑押字记。’今人家用碑石书曰‘石敢当’三字镇于门，亦此风也。”明黄仲明《八闽通志》亦有相似的记录，不同的是其对石敢当有更为细致的描述：“庆历四年（1044年），秘书丞张纬出宰莆田，再新县中堂，其基太高，不与他室等，治之使平，得一石铭长五尺，阔亦如之，验之无刊镂痕，乃墨迹焉。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史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四月五十日县令郑押字记’。并有石符二枚具存。”这是中国“石敢当”最早的文物发现，被认为是从器物层面反映了风水观念在早期乡土社会的逻辑延续和扩展。在宋代，道教中的“石敢当”还与佛教信仰、祷告崇拜有所联系。原位于福州市盖山镇高湖村的石敢当，今嵌于福州山九仙碑廊，高1.06米，宽0.49米，楷体横书：“石敢当”，直书“奉佛弟子林进晖，时维绍兴载，命工砌石路一条，求资考妣生天界。”疑为福建现存最早的“石敢当”。位于汕头市金平区鮀莲街道莲塘村旗杆巷内有一块“喃無呵石敢當”石碑，这也明显地表现出潮州民间把佛、道两教的意象组合在一起的现象。潮州人绝大部分是福建移民，福建器物“石敢当”等风水观念在潮州的延续和扩展理所当然。在元代，书籍笔记对石敢当习俗也有所考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石敢当”条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按西汉史游《急就章》云：‘石敢当’，颜师古注曰：卫有石碏、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据所说，则世之用此，亦欲以为保障之意。”
石敢当信仰习俗在广东的记录，查遍史志古籍，最早应该是清代赵古农的《石敢当论》。其文载：“石敢当者，不知何神，亦不知始自何时。而粤之妇人、老媪事之惟谨，且加其号曰‘泰山石敢当’，殊不可解也。往往于岁时以香烛礼之。或其家有疵疠夭，礼者辄向虔祷，愈则酬之。凡乡里巷通衢要路之处，每立石焉。予恒因其名，揣其义，以不解解之也。盖粤人信形家，言路当冲者有煞，谓泰山之石尚敢当之，何煞之不可当耶?此名所由立，义所由取欤。至妇人老媪，从而媚之，则粤尚鬼之意耳。吾一言以蔽之，曰淫祀，淫祀无福。夫石言于晋，有冯之使言者；石陨于宋，有陨之而化者。斯石也，介耶，坚耶，节然具严严之威耶，似未足以当之，而厝粤人于泰山之安也。是亦一水流神之类而已。彼《封神传》所载云云，出于稗官野史之手，直可存而不论也。”
石敢当信仰习俗在潮州也有详细记录。1996年8月，由方烈文主编的并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潮汕民俗大观》，其中就有“泰山石敢当”与“姜子牙在此”条：潮人风俗，在村庄中较险要地方或路头，常立下一块直竖小石碑，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五个字，意在抵挡邪煞，保护乡人及过路人平安。石碑石刻是永久性的。若用红纸写着“姜太公在此，百事无忌！”或以画符头的形式写着“姜太公在此！”贴于墙上，虽耐用时间不长，也有辟邪挡煞之功效。潮州人对《封神榜》姜子牙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商末，武王伐纣，姜子牙助之，身经百战，死者不计其数。周立，姜子牙奉师父元始天尊之命，在封神台上对三界首领八部365清福正神全部进行宣封，当轮到自己时，却无位可封，也无位可坐了，便自封为“泰山石敢当”，然后跳到屋顶上去坐了。姜子牙宁愿继续在人间斩妖除魔、驱邪挡煞保护百姓，于是，元始天尊就依其所愿，并将打神鞭交给了他。姜子牙拥有封神之权，又得师父打神鞭，这无疑就成为了管神之神，人们很信仰他，称其为“屋顶神”。之后，就有了“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和“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之说。在道教中，姜子牙确实查无神位，但在道教的每个庙宇的屋顶上都有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就供奉着姜子牙的塑像。由此看来，姜子牙确实又是万神之上的神。或许因为各路神仙皆由姜子牙所封，姜子牙是封神之神的缘故，所以，民众认为姜太公到此，诸神必定退位，连神都退，何况鬼乎？后来，民间干脆将姜子牙之尊称“姜太公”名字直接写下来，贴在墙上，用于退神驱邪。到了五代及清末，“石敢当”又成为了将领作战勇猛、战无不胜的美称。明陈继儒《群碎录》载：“五代汉刘智远时，有勇士名石敢当，其慕古人名以自表见耶？仰即其人与？”明杨信民的《姓源珠玑》亦载：“五代刘智远为晋祖押衙，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遇于卫州。智远遣力士石敢当袖铁槌侍。晋祖与愍帝议事，智远拥入，石敢当格斗而死，智远尽杀帝左右，因烧传国玺。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冲要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字，以捍居民”。清末，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既是姓石，又作战勇猛，清军就称其为“石敢当”，后来有人认为“石敢当”就是石达开，这一说法也在部分地区流传着。
潮州人笃信风水，对阴宅、阳宅都极看重，镇邪驱魅的做法亦相当普遍，石敢当就因其特性得以被广泛运用于阳宅符镇中。明王君荣《阳宅十书》曰：“修宅造门，非甚有力之家难以卒办。纵有力者，非迟延岁月亦难遂成。若宅兆既凶又岁月难待，惟符镇一法可保平安。”从功能上分，符镇有两种：一为空间符镇，也即方位符镇，如“石敢当”、“山海镇”、“太极图”、“八封符”、“文字符”等，一般设在宅中凶位，如道路、墙角、屋脊直冲的方位以及宅前屋后不合理法之处。一为时间符镇，在动土修造时若遇凶日，则可设立文字图案符镇，以求逢凶化吉。人们普遍认为石敢当是镇压凶地之物，只要在宅脚、三叉路口等方位竖立一块“石敢当”石碑，就能达到“驱魔除疫，防邪止煞”的目的。所以，潮人多于自家壁上、屋角及村落四周、路冲地带、荒郊野外设置“石敢当”石碑，祈求平安。可以说，这是一种以安镇民宅，护卫道路、桥梁、村落的泛灵信仰。在潮州府城，“石敢当”石碑主要集中在北马路照壁巷、北门外以及上西平路、下西平路、打银街的一些古民居房宅转角处或墙上，以正对着路道、池塘或荒田野地。“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破除迷信，潮州许多“石敢当”石碑被拆除粉碎，幸存无几。
民间在制作和使用“石敢当”时，通常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禁忌。明代工匠巫术秘本（无名氏）《灵驱解法洞明真言秘书》详明了“泰山石敢当”的造作之法及立碑仪式：“高四尺八寸，阔一尺二寸，厚四寸，埋入土八寸”。并引明午荣《鲁班经》曰：“凡凿石敢当，须择冬至日后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此十日乃龙虎日，用之吉。至除夕用生肉三片祭之，新正寅时立于门首，莫与外人见，凡有巷道来冲者，用此‘石敢当’。”所谓“龙虎日”，就是辰日和寅日。安装“石敢当”时，凡与“龙虎日”相冲之相狗和相猴者，一律要回避，以免冲破受害，以冲猴更甚。
“石敢当”一般为矩形石碑，或石人，但其型制在实际中各地尺寸大小不一，样式也有多种。经勘查，潮州石敢当，绝大部分并不符合《灵驱解法洞明真言秘书》所规定的“标准”尺寸；在凿制时间上，也不一定要在冬至后，立碑时间也不是在新正寅时，而是在建房前，按照地理先生根据建房者家里人的四柱八字，尽量选择一个与家庭成员相合不冲的日子，在建房过程随着墙体的夯筑竖立上去。潮州风水先生的这种不按规矩的“石敢当”制作和立碑做法，旨在保护建房者全部家人的平安，但挡煞效果极差。其实大可不必，还是按规矩制作和立碑效果好，只要相狗和相猴者回避就平安无事了。
潮州民间自古有着“东西”（露天茅厕）内有“东西神”（厕神）的传说，在“东西”内凿制“石敢当”可以增强其制煞法力；如果没有“东西”，则可在制作完毕之时，找童男以尿漩之，亦能增强其制煞法力，故定制者都有如此要求。但石匠们认为石敢当有制煞之功效，常人法力不及，在凿制时往往会伤到自己，因此一般不愿意凿制；即使有凿制，其工钱也要比凿制墓碑等高出好几倍。为了减少石敢当对自身的伤害，潮州的石匠们在凿制石敢当之前，要先换上旧衣服，并请一张写有“姜太公在此！”的画有符头的符带在身上，再独自钻进废弃的茅厕里，按风水先生事先教好的口诀念诀，然后才可开始凿制。凿制过程中不可说话，以免触犯神灵。“石敢当”凿制完成后，要用干净的白布将其包住，以免神力发挥作用，误伤自己；然后脱光旧衣服，再用另一红布将凿制的工具和旧衣服包紧，穿上原来衣服后再从茅厕中出来。有的石匠为了保守自己，故意将“石敢当”的“石”字凿多了一点，变成“”字，或者将“敢”字凿缺了一画，变成“”字。这种多笔少划的“石敢当”，煞力锐减，但略懂风水的定制者是不会接受的。“石敢当”的取材以泰山石最俱功效。潮州一般以花岗岩为主，玄武岩为副。
“石敢当”在中国古代风水术中属于形势宗之符镇法范畴，其注重的是对自然地理、生态等因素的辨识和选择及相应的处理方法。现代风水学者叶舒宪认为：“方位，从来都不只是物理学空间的坐标尺度，而是凝结着情感和价值的符号，吉凶祸福之所系，生死存亡之所在。”因此，风水观念中的符镇法在民间得到广泛运用。环境无处不在，中国人的风水意识也无处不在。“石敢当”碑便是风水意识的“物化”。人们如果站在石敢当的碑碣往前望，或是一条街巷，或是一座桥梁，或者是别的什么，乃至包括周围整个自然地形地貌，凡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都会不自觉地作出回应，而这“石敢当”便是作出回应的符号，是最普通、最廉价、也是最“初级”的符号。这一符号，通过自身所蕴含的某种力量，进而在建筑物与环境之间进行着“对话”。
民间把泰山与石敢当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女娲娘娘所投补天炼石，上面镌“泰山石，敢当！”之缘故。此外，还与汉以来人们把泰山作为“治鬼之山”的神山崇拜有关。泰山以“五岳独尊，雄镇天下！”而闻名。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西晋张华《博物志》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后来，随着帝王的封禅泰山，泰山“治鬼之山”的地位得以加强，因而自然具有禁压不祥之义。所以，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治鬼的泰山与治鬼的石敢当联系在一起了。在数千年的历程中，泰山完成了其神灵化和人格化的过程。泰山有无量的神威不言而喻，人们在碑文“石敢当”前冠以“泰山”两字，就是要取“泰山压顶”之意，甚至还在“泰山石敢当”上再附上八卦或虎头雕刻，以此来增强石敢当的法力。
在石敢当前冠以“泰山”两字，清朝以前的文献资料尚未查有记载，但收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中的金代石敢当拓片，上面就冠有“泰山”两字。这就说明了最迟要在宋金时代就已出现了“泰山石敢当”，这和泰山信仰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以及泰山信仰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是相吻合的。作为中国山岳崇拜代表的泰山信仰，与灵石崇拜代表的石敢当，在“山”与“石”这两种互相联系的观念方面，本来就有十分容易结合的基础；在宋代泰山信仰十分盛行的背景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逐渐具备的通天、求仙、泰山治鬼、地狱观念、平安吉祥等固有内容，与石敢当的驱邪压殃镇鬼等文化内涵，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宋金时代泰山石敢当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石敢当被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体现了一种平安文化。根据石敢当广泛分布在福建、两广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的情况，并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考察分析其历史演变及原因时发现，地处东南沿海的潮州，自古即以“信巫鬼，重淫祀”（清《澄海县志》）而闻名，各类巫术活动在文化表象下得以广泛流行和长期传承，也使得潮州民众因巫风的世代熏染而在心灵深处植入了传统的巫术观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俗神信仰和渗入民间的佛教、道教也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潮州民间俗神信仰的发展和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诸如岭南地区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明末以来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动、官方的态度与政策等，皆对潮州俗神信仰的演进趋势起着一定的作用。石敢当仍普遍见于潮州各地的街头巷尾，正反映着这一风俗的持久传承。石敢当不仅是有形的物承文化现象，更是无形的心承文化传统。受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制约，与宗教信仰密切结合的巫术观念在潮州居民心中可谓根深蒂固。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就缺乏强烈的宗教意识，潮州在闽粤古风的影响下，就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而言，对其影响最深的还是长期传承的各类原始信仰，他们往往分不清巫、道、佛之间的差别，从而将三者一概视为天人之媒介、鬼神之代表，并予以同等的尊崇，这也就是为什么“石敢当”上还有“喃無呵”等佛教真言的原因。
现存最早的相传为黄帝所作的住宅风水书籍《黄帝宅经》曰：“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又曰：“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严稚，乃为上吉。”形象地概括了住宅外部环境省辨选择的主要内容。符镇之法，在风水观念中对于居住者而言，是一种心理上的屏障，借此来摆脱由于阳宅周围的一系列不利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尴尬境地。石敢当就是一种方位符镇，它设立于宅中凶位，或宅前屋后不合理法之处，强化了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气氛，其目的在于加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趋近关系，从而提高其在心理期待方面的真实性。石敢当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使民众渴求的一种精神防卫得到满足，符合了民众祈福禳灾等现实利益的基本诉求。石敢当的这种心理功能，对于个人心理来说是一种慰藉，对于群体心理来说，则起到一种心理认同的作用，从而达到社会整合的功能。石敢当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支柱，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弥补。
石敢当信仰作为信仰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人们普遍笃信的基础上，确实可以起到一些心理上的排解作用。德国人勒温的运用心理场理论在分析建筑空间的联系时指出，在遇到建筑或环境的变化或对人的阻碍时，会让人产生心理紧张程度的变化，比如开阔空间让人心理的紧张程度得到舒缓，而尖锐狭窄的空间或形态让紧张程度加剧等，即心理场和环境空间是共处于一个大系统中，完美的环境空间就是心理空间的物化表现。这与风水体系中对理想状态的“气”与“形”关系的描述是相同的。在交错的巷道形成的夹角的存在，必然会对心理产生一系列影响，用何种方法去减轻这种环境对心理场的影响，必然就会出现一系列能从心理主观上克服这种影响的符镇法，即通过自身的行动来改变或适应这种物理环境，物象上的表现形式即为石敢当等。
《阳宅十书》“川字路”条曰：“门前有路川字行，破财年年官事兴。若然直射见明堂，三箭三男死却身。”；“路直路冲”条曰：“此屋若有大路冲，定主家中无老公。残疾之人真是有，名为暗箭射人凶。”此为“暗箭伤胸”之煞名，一般对家中年长男性不利，而且家中会出残疾怪病之人。对此，可立“泰山石敢当”或“山海镇”禳解之。符镇之法，虽属风水中的下策，但对于居者而言，借此摆脱那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也是一种无奈办法。人们不能简单地将石敢当信仰归之为封建迷信，它是长久以来中华民族祖先与天抗争、克服恶劣环境的一种精神防卫系统，是民间信仰的精神标志。
石敢当之所以能在目前潮州处于经济、社会、文化已发生诸多变化的前提下还广泛存在于民间，并为人们所应用于阳宅的符镇中，进而构建着一种和谐的住房等级秩序。可以说，它作为一种镇宅物，是以有形的器物表达着无形的观念。石敢当作为一种民间信仰习俗，原本就比其他民俗事象具有更强的保守性和稳定性，其演进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信仰习俗所特具的浓重神秘性，也使人们在无法解释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恐惧、敬畏的心理，从而导致盲目信从的民俗行为。当人们在面对各种实际危险、祸患，以及虚妄的邪魔鬼崇时，它可以在心理上帮助人们克服各种莫名的困惑和恐惧。它借助虚幻的“超自然的力量”，以图对他人、他物或环境加以控制，是心象与事象的叠加，并以实用的装饰为外观，隐含着风俗与生活的秘密，也展现着潮州民众的美好追求和奇妙创造。
石敢当，是一种带有民族性的民俗事象，属于中国“俗文化”的范畴，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一个侧面。作为宗教民俗物品，它以碑石、文字、符号、神兽图像和人形雕刻，展现其作为镇物的功能追求，并往往以民俗艺术的形式隐藏着深层的宗教观念。同时又以山、石的自然崇拜为基础，以巷陌、桥道、家宅的镇辟为功能，以安居、太平、福康、昌盛为追求，以防范、禳拒、驱除、护卫为手段，以材质、文字、图像、符号为象征，它既有原始的质朴气息以及带有神话哲学的逻辑，又借助文字、图像、符号等文明成果和艺术创造，成为内蕴幽深、形式驳杂的民间镇物。它作为文化象征和风俗符号，凝聚了乡民的一种心智和情感，同时也是一种艺术与生活的创造。由于其具有镇邪制煞的作用，仍被应用于阳宅符镇中，时至今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被保留着。根据目前调查潮州石敢当的遗存情况，仍然可以看出它在潮州民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石敢当”民俗，经国务院批准，于
3、潮州人建造房屋的主要仪式
风水先生以相地为主，兼之以择时，择时亦是相地术的重要内容及环节。清孙似茗《雪山赋》云：“山川有一节之小疵，不减真龙之厚福，年月有一端之失，反非吉地之祯祥。”堪舆名家李士星曰：“发福由其地脉，催福出于良辰。”也就是说，除了吉地吉方之外，还要重视时辰的配合，只有选好吉日良辰，才能发福，否则，福就闷在地里了。择时的依据首先从“堪舆”二字考察。堪者天道也，舆者地道也，即天道和地道的配合，说到底就是“体”与“用”的配合。《家宅》云：“凡占家宅，以体为主，以用为宅，体宜旺而不宜衰也。”“体”即如龙山方向之有定者，“用”即如年月日时之无定者。风水学中之所谓补龙、扶山、相主，制凶助吉，就是以无定（时间）的“用”去配合有定（空间）的“体”。堪舆术就是依据阴阳、八卦、河洛、五行等学说，考虑天时地利，使天道和地道配合好，以便趁吉避凶。尤其是，目前吉地难求，社会推行火葬，人们多用阳宅以荫生荫福，则更应重视建宅时各个重要仪式的吉日良辰的选择。择日可以弥补地形的缺陷，故造命歌曰：“不得真龙得年月，也应富贵旺人家。”只要年月日时吉，即使没有“真龙”，也同样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使主人人丁兴旺、财源滚滚、科场荣耀。因此，潮州人认为看时择日举行一系列习俗活动非常重要，既是实现人与神对话的通道，又是个体与社会连接的桥梁，甚至是阐述着人生之本源和意义之真谛。
许土仪式
选好宅基后，就要择吉“许土”敬神了。主人要按照风水先生择定的年月日时举行“许土”仪式：在宅基上面砌一小神龛，置香案、备祭品祭祀、供奉“土地爷(神)”。习惯上，取一段竹子，中间夹3页“大金”钱财，插在小神龛内，在香案上摆上3个小茶杯，杯里放几片干茶叶，备一几件糖果或饼干等简单祭品，点上3炷清香就可以了。之后，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都要以此形式祭祀，直至“谢土”入宅为止。
动土仪式
动土就是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动土是大事，主人一定要请风水先生或算命先生（星夜仔）择一个好日子和好时辰。这个日子和时辰不能与主人的生相相冲、相刑、相害；若能相合，则为大吉。在破土动工的时辰前要请家族中的老辈或家庭长辈举行“拜土”仪式：即用纸钱、“长香”、“三牲”或“五牲”祭拜土地爷（神），祈求保佑。“长香”（潮州方言）意味主人后代香火不绝，人丁兴旺。“拜土”仪式完毕就要正式破土动工了。这时，凡生相与动土时日相冲、相刑、相害的家族成员和其他人员都要撤离现场回避。动土时，长辈将事先准备好的红花、仙草、食盐、大米撒在宅基上，再用锄头在宅基上锄几下土，象征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这时，工头带领工人进场开工。动土全程仪式就算完毕。
潮州澄海盐鸿镇风水先生林耀进说：“择址之后，再看乙酉年春牛图的利年情况，是否犯冲杀，犯空，犯剑锋杀，犯退。如当年无‘利’，主人一般选择延期动土，实在要动土，就以‘四局’办法应变，以避‘冲煞’，但每年农历七月，俗称‘鬼月’，禁止动土。”潮州揭阳东山区望龙头村的相命黄女士说:“‘动土’的日子要防止‘三煞五亡’。如遇‘三煞五亡’，主人家要么死3人要么死5人。”如果宅基不是很好又不得不盖房子时，主人在“动土”时，要请家中的长辈牵一头大水牛，牛角上缠一块大红布或系一朵用红布做成的大红花，然后以牛犁地破土。开犁过程，主人还要在宅基的四周放鞭炮。动土时若挖到棺材、尸骨，说明该地曾为“阴宅”，因此，要在棺材或尸骨前焚香烧纸钱并说说好话，然后恭恭敬敬地将其迁到别的地方安葬，切不可乱扔，否则灵魂不散，恐有骚扰，对家人不利。动土时一定要避开当年“太岁”方位，千万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若动土时挖到“太岁”，那是极不吉利的，应立即将“太岁”重新埋好，然后到“太岁庙”祭拜“太岁”，祈求太岁神恕罪，并放弃在该地上建造房屋，否则大祸临头，全家生死难卜。
附记：太岁解
太岁是天上的木星在地下的化身。太岁信仰，是中国社会极为普遍的民俗现象。“在太岁头上动土”一语，可谓老少皆知。在古代，凡太岁所在，谁都不敢动土，移徙亦不敢向之，避之唯谨。时至今日，不论港台抑或内地，所出版的择日通书，无一不在显赫位置登载当年太岁所在方位，世人建造房屋或是埋葬先人，依然小心回避，不敢触犯。近年来，有关发现“太岁”的报道，不时成为各地新闻的热门话题。本志拟对中国流传久远的太岁信仰的由来与发展，太岁信仰的实质，以及所谓的“太岁”略作诠释，以解这一千古传承的社会信仰现象。
中国古代对“太岁”的信仰与禁忌起源甚早。据记载，至晚在商末周初就有忌避“太岁”的俗信了。《尸子》曰：武王诛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可北征。武王不从。”这里指的是作战时忌冲抵太岁。战国时期，民间有出行忌太岁方之俗信。睡虎地秦简《日书》“岁”条：“刑夷、八月、献马，岁在东方，以北大羊（祥），东旦亡，南遇英（殃），西数反其乡……”文中所说之“岁”，即为“太岁”；观其所言，大抵是以冲抵太岁方为凶。汉代社会信之尤笃。《论衡·讥日篇》曰：“世俗既信岁月，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触犯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位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辨论之士，亦不能定。”文中所说之“岁”，也为“太岁”。《移徙法》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抵太岁，即与太岁方向相同，是向着太岁，称为“岁下”；负太岁，即与太岁方向相反相冲，因冲而破，故称“岁破”。就是说，假设太岁在子，则天下之人皆不得向南北方向出行、移徙，建宅、嫁娶尤须回避。而向东西，或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诸方向出行、移徙则无防。唐宋时期，世人对“太岁”的信崇较汉更甚。钱大昕《恒言录》卷六“太岁当头”载：“星家论流年，以太岁值命宫为不吉。谚云：太岁当头坐，非灾便是祸是也。《唐宋遗史》言钟傅领江西日，客有以射覆之法求见，傅以历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曰：太岁当头坐，诸神不可当；其中有一物，常带洞庭香。则此语亦有本。”意指不可在太岁方动土兴造，否则便有凶祸。凡有动土之事，一旦遇上大小灾厄，即谓之“犯土”。所以洪迈《容斋随笔》与永享《搜采异闻录》都有如此记载：“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元明时期，国人对“太岁”的信崇达到顶峰。自商至宋，历朝都没有国家祭祀太岁的记载。国家祭祀太岁，始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即位后，在司天台，太岁与太阳、火星、土星等同祭。自此，祭祀太岁成为国家祀典惯例。明嘉靖时，在天坛之西的先农坛东北山川坛内别建太岁坛祭坛。到清代，民众对“太岁”的崇信与禁忌仍不减弱。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载：“术家有太岁将军之说，动土者必避其方。” 清乾隆时，命著名天文学家梅毂成修撰《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书引《神枢经》曰：“太岁，……以上元阏逢困敦之岁起建于子，岁徙一位，十二年一周。若国家巡狩省方，出师略地，营造宫阙，开拓卦疆，不可向之；黎庶修营宅舍，筑垒墙垣，并须回避。”20世纪30年代，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二十七载：“按今日建筑房屋，俗避太岁所向，谓犯之则凶。”直到今天，港澳台及大陆各地所出的择吉通书，仍在首页标明当年太岁所在，以示趋避，一般民众也绝不敢轻意冒犯。
由此可知，自殷商迄清，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太岁崇信，主要与战争胜负、修造动土和移徙吉凶、谷物收获丰歉有很大关系。民间则集中表现于修造动土和移徙。
世人对太岁的崇信与畏惧，使“太岁头上动土”一语，成为触犯上司、强势群体或野蛮人士而自取祸殃的代名词。《古今杂剧》元无名氏《赵匡胤打董达》台词：“我儿也，你寻死也，正是太岁头上动土哩！”《水浒传》载：“史进喝道：……你也须有耳朵，好大胆，直来太岁头上动土！”可以说，太岁禁忌，是我国社会传承最久、最广泛的俗信之一，并且至今仍然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何谓“太岁”？这必须从古人认识天体与古代纪年法的产生与发展谈起。
在旧石器时代（约60万年～1万年前），古人观察天体，首先是从太阳、地球和月亮开始，将地球寒暑气节之一循环（绕太阳公转1周）称一岁，即1年。到了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4千年前）早期，古人观察宇宙万物，认为天圆地方，且有阴阳之分。《述异记》载：“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伏羲、女娲），阴阳之始也。”同时又发现了一岁中太阳和月亮盈亏（相会）12次，即12个月。《山海经·大荒南经》载：“羲和者， 帝俊之妻，生十日（太阳）。”《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帝俊两个妻，一个生10个太阳，一个生12个月亮。因此，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以及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分别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伏羲、女娲以及羲和、常羲的渔猎时代（约8千年前），中国已有10进位法概念在纪日和12进位法概念在纪月中的反映。当时可能还有2进位法概念在纪事中的反映。新石器时代中期，古人就将一岁中太阳和月亮盈亏12次所走过的赤道带附近天区由东向西分为12等分，称“十二辰”。《左传》载：“日月之会，是谓辰”。不久，古人又发现了太阳系9大行星中最大的木星。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古人凭肉眼又观察到了太阳系的另外四大行星，并总结和发现了天体中的五大行星不断放射能量，对地球发生干扰，简称“天干”。这五星代表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故又称“五行”。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又发现，地球本身也放射能量，与天上五星相互作用，形成了天地间变动的法则。然而，五行不够说明世间万象的全部意义。所以，至公元前2697年，中华始祖黄帝建国时，命大挠氏探察天地之气机，探究五行之阴阳。大挠就把五行再进行阴阳划分，每个由阴阳两位来代表，形成了“十天干”，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代表的意义是：甲、丙、戊、庚、壬分别代表五行木、火、土、金、水的原素，称为阳干；乙、丁、己、辛、癸分别代表五行木、火、土、金、水的原质，称为阴干。同时，大挠将“十二辰”配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大挠并以干支作为纪历之符号，十天干用于记日，十二地支用于记月。《五行大义》载：干支是大挠创制的。大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月。阴阳之别，故有枝干名也。” 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推断：“十二支宜乎是夏人的创作。”夏人比大挠最少要慢597年，可见郑文光的推断可能是错误的。为方便记日，避免十天干周而复始的太多重复，不久，大挠又废除了10进制，采用60进制，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固定的顺序依次互相配合，天干在前，地支在后，天干由甲起，地支由子起，阳干对阳支，阴干对阴支，组成了60甲子，每60日循环1个周期。这就是古代最早的干支记日法。战国《世本》载：“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二人皆黄帝之臣，盖自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考古发现，“十天干”符号大量运用于远古夏代帝王世系和商代汤王以后所有帝王的名字中；在商朝后期帝王帝乙时的一块甲骨上，还刻有完整的60甲子，可能是当时的日历。这说明最晚要在夏代就有“十天干”概念了；也说明最晚要在殷商时就已经使用干支记日法了。根据考证，春秋时期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前720年二月初十），曾发生一次日食。这是中国使用干支纪日的比较确切的证据。
古代最早的纪年法是按照王公即位的年次纪年，大约是从夏商开始，最迟莫过西周。例如，周共和行政元年（前841年）；周宣王静五年、齐厉公二年（前823年）等。以元、二、三年序数计算，直到在位者出位。西汉时汉武帝改用年号纪元，从建元年号开始。例如建元元年（前140年）、元光二年（前133年）等。同样以元、二、三年序数计算，直到更换年号才重新纪元。
夏朝时，古人发现木星在黄道附近（黄道带）自西向东绕天行一周天（绕太阳公转1周）为12年，每年行经一个星次（星空区域），就将黄道附近一周天由西向东分为12等分，称“十二次”，依次命名为：星纪、玄枵、诹訾（娵觜）、降娄、大梁、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至商朝，古人在继续采用王公即位的年次纪年的同时，开始以木星所在星次的名字作为岁名来纪年，故木星又称岁星。假如某年岁星运行到星纪范围，这一年就记为“岁在星纪”，第二年岁星运行到玄枵范围，就记为“岁在玄枵”，以此类推，12年周而复始。这便是岁星纪年法。与纪月一样，都是12进位概念。岁星纪年法在春秋战国之交最为盛行。后来发现，岁星事实上并不是12年行一周天，而是11.8622年行一周天，每年移动的范围比一个星次稍微多一点，积至86年，便会多走一个星次，这种情况叫“超辰”或“超次”。这种情况天文学家要通过退次的办法加以修正。然而，岁星自西向东运行，与古人熟悉的十二辰的由东向西的运行方向正好相反。
十二次与十二辰对照表
表4-十二辰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十二次 星纪 玄枵 诹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
大约在商末，为避免这种不方便，古人便假设一个与岁星相应的又与岁星背道而驰的星，并以这个假设的星每年所在的位置来纪年，这个假设的星《汉书·天文志》叫“太岁”。也就是说，太岁原是中国古代天文和占星中为了纪年而虚拟的一颗与岁星相对并相反运行的星。太岁对应岁星，逆方向由东向西分为12等分，并依次给以相应的太岁年名。《尔雅》载：十二太岁年名分别为：“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改用太岁纪年，就与原来先人熟悉的十二辰方向一致，这种纪年法就叫太岁纪年法。
岁阴年名及太岁、岁星位置对照表
表4-太岁年名 摄 提 格 单 阏 执 徐 大 荒 落 敦 牂 协洽 涒 滩 作 噩 阉 茂 大 渊 献 困 敦 赤 奋 若
岁阴位置 寅（析木）卯（大火）辰（寿星）巳（鹑尾）午（鹑火）未（鹑首）申（实沈）酉（大梁）戌（降娄） 亥（诹訾） 子（玄枵） 丑（星纪）
岁星位置 星纪（丑）玄枵（子）诹訾（亥）降娄（戌）大梁（酉）实沈（申）鹑首（未）鹑火（午）鹑尾（巳）寿星（辰）大火（卯）析木（寅）
注:本志使用《尔雅》所载岁星、太岁名字，与《史记·历书》略有差异。
商末，武王伐纣，姜子牙助之，身经百战，死者不计其数。周立，为使那些在征战中各为其主命丧九泉，游魂无依的阵亡将官和道徒有个安魂之处，各得其所，姜子牙便上山到玉虚宫仙洞拜见师父元始天尊，请师父发放玉牒、金符，回国封神。姜子牙在封神台上对三界首领八部365清福正神宣封，其中，柏鉴引殷郊等人受封。姜子牙封殷郊为执年岁君太岁之神，坐守周年，管当年之休咎；封杨任为甲子岁之神，率领部下，日值正神，循周天星宿度数，察人间过往愆由。姜子牙还封太岁部下日直众星：封温良为日游神；乔坤为夜游神；韩毒龙为增福神；薛恶虎为损福神；方弼为显道神；方相为开路神；李丙为直年神；黄承乙为直月神；周登为直日神；刘洪为直时神。
“太岁”史书中又有“太阴”、“岁阴”、“天一”、“摄提”、“青龙”之称。由于“太岁”是虚拟的，是古人所无法看见的，所以古人认为“太岁”的运行是在地下的。《保章氏》载：“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郑康成并注曰：“岁谓太岁。岁星与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贾公彦疏曰：“太岁在地，与天上岁星相应而行。岁星为阳右行于天，一岁移一辰。……太岁（为阴）左行于地，一与岁星跳辰年数同。”根据《汉书·天文志》记载的战国时天象记录，某年岁星在星纪，太岁便运行到析木（寅），这一年就是“太岁在寅”；第二年岁星运行到玄枵，太岁便运行到大火（卯），这一年就是“太岁在卯”。《史记·天官书》载：“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执除岁：岁阴在辰，星居亥；大荒骆（大荒落）岁：岁阴在巳，星居戌；……”故《协纪辨方书》曰：“今按岁星右行于天，太岁左行于地。岁星岁移一辰，十二年一周，故曰岁星。则历之太岁，即是保章氏所云十有二岁，并非别有太岁。顾太岁者，岁之神；岁星者，岁之星。举太岁以表岁星则可，谓太岁即岁星则不可。”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民间或史书中所说的“太岁”只是岁星之“神”，是虚拟的，并非另有一个叫做“太岁”实体的星。古人创造太岁纪年法，只是为了使之与十二辰方向顺序一致，以便于实际利用。
西周时，为了便于时间测算，古人通过长期的研究，把1日（地球自转1周）平均分为12个时辰，用12进位制纪时。西汉时还给予12个时辰分别命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又按顺序配以十二地支。这样，十二地支就代表着12个不同的年号；代表着1年的12个月；同时代表着1日的12个时辰。
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年），历法家认为用12进位太岁纪年法纪年，周期太短，重复太多，容易混淆，便专门编了另外一套用于纪年的与十天干相合的别名，叫“岁阳”。《尔雅·释天》载：十个岁阳分别是阏逢（甲）、旃蒙（乙）、柔兆（丙）、强圉（丁）、著雍（戊）、屠维（己）、上章（庚）、重光（辛）、玄黓（壬）、昭阳（癸）。《史记·历书》载：十个岁阳，依次和十二个岁阴相配，方法同60甲子相同，组成60个年名，以阏逢摄提格为第一年，旃蒙单阏为第二年。阏逢困敦即为甲子年，旃蒙大渊献即为乙亥年。60年周而复始，这种纪年法称“六十年名纪年法”。但这种纪年法太复杂了，到了西汉后期，与干支记日一样，干支纪年法开始萌芽，新（9～23年）王莽始行。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改用《四分历》时，朝廷干脆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法，并以立春作为一年之始，非农历正月初一。干支法不但用于纪日、纪年，同时还用于纪月、纪时，60位后周而复始，循环不息。年：每个干支为1年，从甲子年开始，满60年称“一甲子”或“花甲子”。月：每个干支为1月，每个月的地支固定不变，第一年的正月为丙寅、二月是丁卯、三月是戊辰……，60甲子刚好5年。日：每个干支为1日，从甲子日开始，按顺序先后排列，60甲子刚好60日。时：每个干支为1个时辰，每个时辰的地支固定不变，从甲子时开始，每日12个时辰，60甲子刚好5日。年月日时用干支表示，称为“四柱八字”。干支法在中国古代一直使用，从未间断，对研究历史帮助甚大。
自东汉使用60甲子纪年后，历代各朝对甲子岁神杨任之后的乙丑等各神位进行续封，至南北朝时60位太岁神全部封完。道教称：太岁是岁神，亦称岁君，为60花甲子，每岁一位轮值，掌理当年世人的祸福灾咎，称为“值年太岁”，由都雷太岁殷元帅统帅；60甲子与28宿又统归斗姥天尊（斗姥元君）掌管。
60甲子太岁先后降生人间，成为人间有德之人或有功之臣，归天后以在人间的名字又再封神。例如甲子神杨任，原为商纣大夫，因谏鹿台事触怒纣王，被挖去双眼，致死，弃尸户外。怨气冲天，触及道德真君足下之云，获救，用金丹放于眼中，眼中长手，手中长眼，传授飞电枪，神火扇，云霞兽。为助周灭纣，命其下山。先救黄飞虎等五将，后扇死瘟部正神吕温和李平，破瘟癀阵。在渑池，用其神眼探出张奎，逼其走进死胡同。在与梅山七怪的战斗中，被猿猴打死。周立，被姜子牙封为甲子太岁。到了明代，甲子太岁重新降生在山阳(今陕西省山阳县)，原名金濂，又名金辨。明正统三年（1438年）升佥部御史，协助处理宁夏军事事务。任内，举德荐贤、爱民如子、公正无私、兴修水利、广积粮食，为宁夏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归天后重封甲子太岁。至清代初期，60位太岁神全部更名重封，成了现在各地太岁庙里的60位大将军。60位太岁名字各版本又大同小异。大约有5个版本，现列举一个：
“殷雷镇宅中宫秘符——正一五雷显应坛”甲子金辨 乙丑陈才 丙寅沈兴 丁卯耿章 戊辰赵达 己巳郭灿 庚午王清 辛未李？ 壬申刘旺 癸酉康志 甲戌訾广 乙亥吴保 丙子郭嘉 丁丑汪文 戊寅曾光 己卯龚仲 庚辰章德 辛己郑祖 壬午陆明 癸未魏仁 甲申方杰 乙酉蒋嵩 丙戌白敏 丁亥封济 戊子郑堂 己丑潘佑 庚寅邬桓 辛卯范宁 壬辰彭泰 癸巳徐斝 甲午章诚 乙未杨贤 丙申管仲 丁酉康杰 戊戌姜武 己亥谢焘 庚子卢超 辛丑汤信 壬寅贺谔 癸卯皮时 甲辰李诚 乙巳吴遂 丙午文哲 丁未缪丙 戊申喻志 己酉程实 庚戌猊秘 辛亥叶坚 壬子丘德 癸丑林朴 甲寅张朝 乙卯万清 丙辰辛亚 丁巳易彦 戊午黎卿 己未傅傥 庚申毛梓 辛酉石政 壬戌洪克 癸亥卢程
古代以“太岁”纪年极为久远。《荀子·儒效篇》载：“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说明至晚在商末周初就已采用太岁纪年法了。古本《山海经·海外南经》载：“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经之以太岁。”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有关“太岁”的三点认识：太岁是岁星（木星）的假设星名，岁星为实、为雄，太岁为虚、为雌；岁星在天，向右顺行，约12年为1周天，太岁在地，向左逆行，对应岁星；太岁与月建即斗建，二者运行的方位次序是相应的。
既然“太岁”只是一颗虚拟之星，为什幺又具有如此巨大的神力，世人避之唯恐不及呢？要破解这一疑点，必须将太岁所代表的岁星的有关情况弄清楚。岁星，是古人凭肉眼即可观察得到的太阳系的五大行星之一。西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天官占》云：“岁星，一曰应星，一曰经星，一曰纪星。”晋杨泉《物理论》云：“岁行一次，谓之岁星，则十二岁而星一周天也。”因为从地球上观察，岁星大约12年运行1周天，每年变动约1个星次，所以古人即用其所在位置来纪年。
但古人观测日月五星及其它星辰的运行变化，不仅是为了了解四时更替之节律，更重要的是为特定社会的政治服务。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史记·天官书》载：“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六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在古人看来，所有天象，不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都“与政事俯仰”，都是反映“天”的意志的“天人之符。”这是基于万物有灵、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观念而形成的一种思维体系。古人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体例庞大深奥莫测的星象学。
在古代的星象学系统中，每一个星宿，包括日月、五星、北斗、三垣（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四象（东方苍龙七宿、南方朱雀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和北方玄武七宿，合称二十八宿）等数不清的众多星辰，乃至瞬息即逝的流星、彗星，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春秋纬》载：“天有五帝，五星为之使。”金、木、土、水、火五星同为天帝之使。就岁星而言，象征天帝、人君，主仁德道义，并为得岁（五谷丰登）之兆。运行正常，主吉；不正常，则为盈缩失行，便是凶兆。此外，岁星在四时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颜色、生芒角、昼现、当出不出、当入不入、变大变小、流离正常轨道而与其它恒星相犯、相合、相凌、相抵等等，都预示着不同的人事吉凶。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岁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与太岁相应，故曰岁星。人主之象，主仁、主义、主德、主大司农，主次相。其国吴齐，主春，日甲乙，其辰寅卯，所在之邦有福。”又曰：“岁星，君之象也。”后汉刘睿《荆州占》曰：“岁星居次顺常，其国不可以加兵，可以伐无道之国，伐之必克。”《史记·天官书》曰：岁星“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汉高帝元年（前206年），五星皆聚于东井。当年刘邦先入秦关，占有咸阳，五星高照，正是“可以义致天下”的绝妙征兆，故刘邦在五星汇聚的象征意义鼓舞下，屡败屡战，最后打败项羽，一统天下。《淮南子·天文训》曰：“岁星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又曰：“太岁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古人认为，天有五帝，东方为青帝，岁星是东方青帝之子，人君之象征；是五谷丰登得岁的象征；同时又是仁德道义的象征。因此，其所在之方，可背不可向；其所在之国，不可以伐；若五星会聚，其国可以义致天下。
西汉刘安《淮南子·天文训》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这“帝”便是“天帝”，指北极星。古人由地上观察，发现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作规律性的圆周运动，一年正好运行360o，宛如天帝的御车，代表天帝临制四方，发布四时变化的信息，是天帝的象征。故《史记·天官书》曰：“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向）。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按古人的天文观念，北极星、北斗七星和岁星，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宇宙时钟：北极星是这架宇宙时钟的核心，北斗七星是表示月的变化的“月针”，即“分针”，1年1周天；岁星则是表示年的变化的“年针”，即“时针”，12年1周天。三者共同完成“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的伟大使命。在这一意义上，古人将三者互指互代，都称之为“天一”。如《唐开元占经》卷五十九引《黄帝占》：“北极者，一名天极，一名北辰。”又引吴龚《天官星占》：“北辰者，一名天一。”这是以北极星为“天一”。又引韩杨曰：“天一星，名曰北斗。”这是指北斗星为“天一”。《淮南子·天文训》：“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乡（向）。北斗所击，不可与敌。”说明太岁亦称“天一”。太岁是岁星的化身，岁星当然视同“天一”。道教《神枢经》曰：“太岁，人君之象，率领诸神，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成岁功。”择吉术中的所有吉凶神煞，全部以太岁之向背为归依。清干隆《协纪辨方书》卷三十三曰：“神隶于地，或吉或凶，随太岁之所指挥而已。盖太岁君也，其分最尊，其力最大。共此二十四山，其与太岁相喜相合及为太岁之所生扶者，即为吉神。……其与太岁相冲相斗及为太岁之所克制者，则为凶神。”
如此一来，太岁就由于代表岁星，成为岁星之神，因而取得主岁、主君、主德等象征意义，继而成为北斗之神，最后又成为北极之神，完成了一个由虚变实的发展过程，神力也因此而从无到有，由小变大，成为皇天上帝和人君的双重象征，成为以天帝为代表的宇宙秩序和以人君为代表的封建尊卑秩序的象征符号，最终取得了“百神之君”的至尊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上对北极天帝的崇拜以及对人间皇帝的崇拜，转化为民俗中对太岁的崇拜与敬畏。《协纪辨方书》引《神枢经》曰：“国家巡狩省方，出师略地，营造宫阙，开拓封疆，不可向之。……与太岁对则身居岁破之地也。又曰黎庶修造并须回避者，太岁君象，其方固上吉之方，而非下民之所敢用，犹月忌日为中宫五黄，民间须避是日同一义也。”意思是说，国家军事及营造各种事务，不能与太岁方相向相冲，否则将为太岁所冲破；黎民百姓也须回避，是因为太岁为君象，老百姓不敢用、不能用，否则就是“冲犯皇上”。这同月忌日为中宫五黄，民间不敢用的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一切事情都打上严格的等级烙印，非其权限而享用之，即为“僭越”、“违礼”，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同时又是一个以“天帝”为最高神祗，十分崇信天人感应的社会。民间禁忌触犯太岁，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谋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在行为上的体现。《周易·系辞传上》载：“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无论君或民，不管国事或民用，都要小心翼翼探寻天神的意志，敬之顺之才会觉得心安理得。
论太岁信仰，民间主要集中表现在修造动土和移徙的吉凶上。在中国，“太岁头上动土”这句话几乎无人不知。在实行太岁纪年法的时候，太岁与岁星确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西汉刘安《淮南子·天文训》曰：“雄可以意知雌”。唐张读《宣室志》卷五载：“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古人认为，不遵从这一禁忌，就往往会在太岁头上动土时挖出一块软绵绵、蠕蠕而动的活肉来，从而招致灾祸。有关记载史不绝书。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载：“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长塞于庭。丰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唯一女子存焉。”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一“土禁”载：“乙巳春，怀州一花门生，率仆掘地，得肉块一枚，其大三四升许。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肤膜。仆言：‘土中肉块，人言为太岁，见者当凶，不可掘。’生曰：‘我宁知有太岁耶？’复令掘之。又得二肉块。不半年，死亡相踵，牛马皆尽。古人谓之有凶祸，而故犯之，是与神敌也。”《续夷坚志》卷一“土中血肉”又载:“何信叔，许州人，承安中进士。崇庆初，以父忧居乡里。庭中尝夜见光，信叔曰：‘此宝器也！’率僮仆掘之。深丈余，得肉块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骇，亟命埋之。信叔寻以疾亡。妻及家属十余人相继殁。识者谓：‘肉块，太岁也！祸将发，故光怪先见。’”《续夷坚志》卷一“郑叟犯土禁”还载：“平舆南函头村，郑二翁，资性强，不信禁忌。太和八年，其家东南有所兴造，或言是太岁所在不可犯。郑云：‘我即太岁，尚何忌耶？’依然督役兴作。后来掘出女人红绣鞋一双、黑鱼一尾。鞋被焚掉，鱼则烹食。不旬日，几举家尽死，幸存者逃避他乡，其祸乃息。”
然而，挖土遇“太岁”而无祸者亦不乏其例。唐张读《宣室志》卷五载：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学商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赀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惊惧，以为大祸将临头。后来听人说，“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之，味甚美，食且尽。”自此之后，逸人视听更佳，人也显得更为年轻、有力。当时有识者认为，他吃的可能是肉灵芝。唐戴孚《广异记》卷一载：晃良贞不信鬼怪，动土不忌太岁。一次掘出肉块，用鞭子抽打数百下，扔到路上。当夜有人看见有神人骑马坐车来看望那肉块，并问：“太岁兄，为何受其凌辱而不报仇？”答曰：“那人血气方刚，我也奈何他不得。”天亮，“太岁”不见了。唐牛僧孺《幽怪录》载：“董表仪，家住沙河塘，欲拆屋掘土，术者言：‘太岁方不可兴工。’不信，既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块漫漫然。人言即太岁也。董甚悔恶，投诸河后亦无祸。”清袁枚《子不语》载：“徐坛长侍进未遇时，赴都会试。如厕，见大肉块遍身有眼，知为太岁。侍讲记某书云：鞭太岁者脱祸。因取大棍，与家丁次第笞击。每击一处，则遍身之眼愈加闪烁。是年成进士。”古书多说太岁是肉块，也有说是饭团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旧庄城东狗脊嘴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挥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蔽也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诣巫酬地射之，亦无他焉。”
近年来，《人民日报》、《北京晚报》以及其它新闻媒体，有关全国各地发现神奇“肉块”的消息不时见诸报道：
关于“怪肉”，古人已有记载并作诠释。《山海经》、《本草纲目》等古书籍称之为“视肉”、“聚肉”、“肉芝”、“肉芫”、“土肉”、“封”等。《山海经》载：“肉芫：聚肉，有眼而无胃，与彼马勒颇相仿佛，奇在不尽，食人薄味。”晋郭璞注：“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肉芫”收入“菜”部“芫”类，称其为“本经上品”，谓：“肉芫状如肉，附于大石，头尾俱有，乃生物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黄者如紫金。”对一些疑难杂症有特殊疗效，“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
早在1992年，我国有不少专家学者对这种“怪肉”作了研究。吉林大学微生物专家研究解释，俗称的“太岁”，是介于原生物与真菌之间的粘细菌，生活于土壤中，生命力极强，是自然界非常稀有的特大型粘菌群复合体，有专家大胆推测可能是一切动物的祖先；中科院微生物所形态学专家卯晓岚则认为它不具备蛋白质和核酸成分，不是黏菌群复合体；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白玉华教授，发现其体内具有菌丝，初步确定为高等真菌，具有生命。但美国华盛顿大学药物化学家邱声祥博士称：“太岁”更为确切的称谓应该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肉芝”，为“芝”类中药之一。“芝”，从中药的角度上划分，品种十分复杂；从颜色上分，有赤芝、黑芝、白芝、黄芝和紫芝；从生长环境及形态来分，有石芝、木芝、草芝、菌芝和肉芝。民间发现的“怪肉”，仅从外观上观察或者简单地用显微镜检测，很难断定是否为“太岁”。对于已经鉴定的真正的“太岁”，具体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或者与哪类物质比较接近，就已知的一些基本的参数、DNA序列和基因分析的结果来看，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进展。
安门仪式
新宅的建造过程中，安门要请风水先生（地仙）看时择日。立门时，由风水先生按其选定并设计好的位置用“罗庚（罗盘）”较正方位；方位较正后，门柱重新垂直升起，然后在门柱下面铺上一块红布，包上几枚铜钱，再将门柱垂直放下，重新较正方位。红布在于辟邪，钱币则能招财进宝。
上梁仪式
新宅墙体砌至至高点时就要上梁了。上梁也要请风水先生看时择日，仪式一般由木工师傅主持，其中升中梁是最重要的。中梁要挑选又大又直的上好木材，中梁正中系挂一个装有钱香的红布袋，称“挂龙”，两端则包上一块红布，并在梁下两端垫上几枚铜钱，或两端各系一个装有早稻谷的红布袋，寓意是堆金积银、平安富贵、丰衣足食。仪式过后，主人要包“红包”给木工师傅，有的还会宴请工匠们一顿酒饭。
谢土仪式
新屋落成后，在乔迁新居之前必须举行谢土仪式。“谢土”也要请风水先生看时择日，仪式一般由族内老辈或家中长辈主持。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谢土”时要先“净油火”,一般由两人配合完成，一人用铁叉托起一大锅煮沸的花生油，一人端酒，进入房子正中，端酒者以酒喷洒沸腾的油面，酒落火起，浓烟滚滚。净油火的路线由上而下，先内后外，依次序进行。“净油火”意在将屋里的妖魔鬼怪驱逐出屋外。因此，操持者不能说话，中途不能停顿，屋里净过之后，还要赶出屋外，并把油、酒倒掉，才算完毕。驱逐了妖魔鬼怪，紧接着是“谢土”。分别在厅、房、厨等设置神位的地方摆开五牲设祭，并燃喜炮祭拜“土地爷（神）”，答谢其功劳。整个程序就算完毕了。
潮州人谢土的仪式特别是谢土的程序并非象资料记载那样。根据金山有此经历的耄耋老人及风水先生介绍：“谢土”要请风水先生看时择日，仪式一般由家中长辈或请先生主持。首先是按照风水先生择定的日子和时辰，除厕所外，分别在各厅、房、厨内面地板的四个角头上各摆一个碟子，放上一对“红鬃索”，添上适量的纯正花生油，然后用火柴点燃，直至油完自然熄灭为止；同时，在屋子里的最前面天井朝大门处设置一只红色“八仙床”，摆上“五牲”、“红桃粿”、“发粿（酵粿）”等祭品和“大金”、“平安钱”等钱财祭拜“天公”（玉皇大帝）；同时，又在新屋原来祭拜“土地爷”的位置上设置一只红色小桌，摆上“三牲”、“红桃粿”、“发粿”等祭品和“大金”、“平安钱”、“五土钱”等钱财祭拜“土地爷”。“三牲”要按照新宅的门窗总数计算，1个门或窗都要配备1付“三牲”。建国后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由于新建房屋的门窗太多，加上风水先生也学会改革开放，指出祭拜“土地爷”时只要钱财增多，用一付“三牲”也是可以的。“大金”都要褶成“翘头司（金元宝）”。大约三柱香时间过后就可将钱财火化，这时，拜“天公”和“射土”就算礼毕了。“射土”完毕，但“土地爷”不能赶走，要把这位道教中最小的神留下来，长期保主人全家的起居安全。因此，要点三柱香把“土地爷”请到新宅原先规划并已建好的内面写有“地主爷神位”和置有新香炉的小神龛内。主人请“土地爷”长期在家中守住了这块小小的土地，入宅之后，主人便称“土地爷”为“地主爷”。接着就是净鬼，一般由两人配合完成，一人手持鞭炮在前，一人手拿神符在后。进入房子正中，前者点燃鞭炮，噼噼啪啪，振耳欲聋；后者紧跟前者，随手将神符贴遍各门窗。随后者也有不贴神符的，而是顺手关窗关门；也有既贴神符，又关窗门的。路线由上而下，先内后外，依次序进行。燃鞭炮意在将屋里的妖魔鬼怪驱逐出屋外；贴神符或关窗门旨在防止妖魔鬼怪“老水鸡倒旋”，重新进入屋里。为防止魔鬼上身，操持者不能说话，中途不能停顿，屋里赶过之后，还要赶出屋外，并把“射土”的香炉拿到村外丢掉，才算完毕。20世纪末，政府颁布禁令，禁止在潮州市建成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之后，金山人“谢土”时，有人就以录音机播放鞭炮声顶替，这种做法其实妖魔鬼怪不怕，效果不佳。近年风水先生又学会与时俱进，教以刚砍下的带有绿叶的青竹来驱逐妖魔鬼怪，同样由两人配合完成，一人手握青竹在前，上上下下扫个精光，一人紧随其后，顺手将神符贴在窗和门上，或关闭窗门。路线及方法与放鞭炮净鬼同。净鬼后，主人要将新宅大门锁上，所有人等各自回老家休息。
入宅仪式
入宅就是乔迁新居。谢土过后，次日上午，主人首先要在旧屋里用一个新“风炉仔”起火，然后将带火的“风炉仔”扶到新屋的厨房里，重新添加大量木炭或干柴，并将其扇得热火朝天，再将烧得通红的木炭火种挟到各个炉灶中，再在各炉灶中加薪生火，“做桌”宴请亲朋好友和泥木匠，意在使主人乔迁新居后全家人生活红红火火、炊烟不断、热热闹闹。亲朋好友赴宴时，要带白糖、糯米和灯、镜等物品前来祝贺；建国后，多数改为赠送家俱、电器或床上用品；1979年改革开放后，多数又改为送“红包”。送“红包”非常方便，送多送少外人也不知道，因此，有人借此大肆行贿，也有人借此大肆受贿。宴请后，主人要将“做桌”用剩或专门留下的部分“五牲”、“三牲”分成若干份并用红袋装后赠给工头、泥木师傅，“红桃粿”用红袋装后分给灰工、木工，以示慰劳。
（四）行
潮州人素有尊老爱幼之风，行路循规蹈矩，靠右而行，礼让三先，从不横行霸道。女人行路慢条斯理、走不动裙、笑不露齿；男人行路风风火火、雄健阔步、一路高歌。出门办事要挑吉日，女人喜欢结伴而行，夜必归宿，不出远门；男人喜欢独来独往，昼夜不论，志在四方。
旧时，平民外出几乎都是步行，以10华里（5千米）为1铺路，通常行1小时，1日行几铺路不成问题，有的一日能行10铺路；高官达人、富贵人家和正人绅士，除了出远门时少数人驾马车外，一般外出时多数人坐轿。例如中山路葡萄巷东府埕的许驸马府、北门外佘厝巷的盛尚书府、中山路的卓府、中山路的将军府（今为潮州市老干部局）等人家，主人出远门时多数驾着马车。轿是旧时陆地的主要交通工具，府城设有“轿埠”，轿埠里有一群专供雇用的轿夫，价钱由“轿埠”规定。轿，一般是两人抬的竹轿和四人抬的木轿，也有少数富丽堂皇的八人抬大木轿，随人雇用。根据《揭阳县志》记载：原住潮州府城中山路“望京楼”的皇姑，听到潮州揭阳县境内竟有“灯光通万里，夜夜是元宵”的佳境，便命差役用八人抬大轿抬着她于午后出发，至晚间到达揭阳登岗万里桥这一民间胜景的。新娘出嫁时，都用四人抬的木制大红轿，俗称“花轿”。现许驸马府右（西）丛厝屋里展出的“花轿”，四位模特轿夫和坐在轿上的模特公主，再现了宋朝公主、郡主或贵族小姐出嫁时坐轿的场景。到了清代中期，各乡村中那些倚仗本姓氏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棍徒地痞，见“轿埠”有利可图，便与府城轿埠夫头串通，由棍徒地痞转纳花轿夫工钱，自命为一乡的夫头，对结婚的村民加码勒索，从中犀利。扛抬一次花轿，多者索取银元30两，少者也得10两。更有甚者，寡妇改嫁，童养媳在家结婚，虽不坐轿，也得向棍徒地痞如数交纳花轿钱，就是夜间外出步行的人也不例外。如敢拒付，棍徒就会招呼一帮无赖之徒拦路侵凌调戏，或拥进家中寻衅滋事，大吵大闹。凤凰有一曾姓人家娶媳妇，新娘至夫家相距只有五华里（2.5千米），虽属穷苦人家，还是事先向地痞夫头主动交纳了5两花轿银。但夫头嫌少，硬是要新郎交足10两花轿银，并扬言如不交足，则要派人大闹婚礼。新郎曾氏逼于无奈，跑到海阳县府，声明新娘不坐花轿，自己步行，并恳求县府出面阻止棍徒地痞滋事。不料县府官员竟接受了夫头的贿赂，装聋作哑，放纵夫头唆使轿夫和无赖乞丐好几十人，在曾家举行婚礼那天，上门大打出手。新娘虽无坐轿，但逼于棍徒淫威，新郎曾氏只好如数交足10两花轿银，才算了事。乡村夫头的横行霸道，使得许多家庭在新婚喜庆之日却成了大祸临头之时，苦不堪言。为此，不少主持公道的人士纷纷上呈，或结伙到潮州府陈情，知府也曾出示晓谕，专门颁布有关花轿章程，但毕竟敷衍了事，加上恶习由来已久，终告失败，以致事态愈演愈烈。直至道光六年（1826年），换了新知府，决心整治“轿埠”、夫头，经报朝廷同意，重新出示了扛抬花轿章程，各乡增设“轿埠”，隶属府城“轿埠”统管，规定村（居）民结婚迎亲，由村（居）民自由选择“轿埠”雇用轿夫，轿资双方自愿商定，严惩棍徒地痞主宰轿价、勒索盘剥村（居）民钱财；鼓励被害人及时到县衙控告“轿埠”或轿夫的非法行为。为此，潮州府郑重其事勒石《花轿碑记》，据说金山北麓就竖有一块《花轿碑记》，凤凰山区也竖有两块《花轿碑记》，足见当时花轿事件的严重性和新任知府对花轿事件的高度重视。
在潮州城区域内的老古居，目前尚且健在的古稀妇女，她们出嫁时，几乎都是坐着迎亲队伍的花轿到夫家的。她们说到坐花轿出嫁，个个非常兴奋，中山路4号的一位贵妇人，两眼闪闪发光，手舞足蹈，还唱出了当年的潮州歌仔——《大轿扛到大门第》，好象现在就是坐着花轿出嫁一样。
《大轿扛到大门第》
合：“还、还、还，还、还、还，大轿扛到大门第。”
轿夫：“娘仔你勿哭，家（加）二里，路主（就）到。新家官、新儿婿，新眠床，新被套”。
新娘：“轿埠伯！你唔知，离父离母惨过刣！”
轿在解放后被弃用。
古时陆地交通不便，金山靠近韩江，水运发达，与外界通联，坐船便是首选，主要有木帆船。五代十国·南汉(911～961年)时，韩江由竹竿山流入潮州城的江堤已筑就，水运开始兴旺；宋时，韩江水运已相当发达，并具有水驿道的功能；明时，韩江水运鼎盛，金山成了千里韩江的特大港，北堤堤段沿江也已建有石门斗、思妈宫、林厝等货运码头；清时，潮州八景之“鳄渡秋风”，其渡口就在陈厝楼闸门外金山东北麓的石门斗；金山东麓韩江里“龙湫宝塔”的南面，也建有韩江最大的潮州客运码头，江中船舶往来，北上可通松口、梅州，南下可达潮安、澄海和汕头，还可由此漂洋过海。
清代潮州与南洋的通航，是从中国暹罗（泰国）大米贸易开始的。而早期的大米贸易，都是暹罗船运载。这些船只，大部分由旅暹潮籍华侨经营，船员几乎全是中国人。乾隆年间（1736～1795年），清政府准许大陆商民前往暹罗采购大米。潮州很快发展一支远洋帆船队，队员居多是北门外居民。船舶都是些船头油刷着朱红色的木帆船，俗称“红头船”。清代初期，清政府对国人造船出海限制很严，手续非常烦琐，迁延时日。而且国内造船价格远比暹罗高。当时潮州人在暹罗造船比较方便，条件优越，木质优良，都是柚木骨架，柚木船板，比较适合造船，这类木材，潮州地方不出产，国内其它地方也少有。因此，潮州远洋红头船，大都是在暹罗制造的。当时，除了上水门外潮州府城客运码头的红头船外，潮州澄海樟林的红头船最为闻名。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帆终于被机械所取代，木帆船也逐渐发展成为装有引擎的铁轮船。最先代替帆的是蒸汽机，由于是用煤等燃料作为能源，因此，金山人将近代的轮船叫做“火船”。清末民初，韩江开始出现“火船”。潮州在汕头开埠后，于1905年前后，汕头至宕石的过海渡船首先改为轮船。随后，金山上水门外的潮州府城客运码头和其它货运码头逐步将帆船改为轮船。1918年4月，孙中山先生就坐着“火船”沿韩江北上抵达三河坝，敦促当时驻三河坝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联合桂、滇三军北伐。“火船”的速度要比帆船快得多，如果作为客船，都是独来独往；如果作为货船，就象火车一样，还可拖上多达20艘的木船。进入现代，以煤为燃料的蒸汽机逐步被机械效率较高的柴油机、汽油机所代替。这种以柴油机、汽油机为动力的在韩江行使的轮船，潮州人叫做“电船”。“电船”，尤其是以汽油机为动力的“电船”，威力更大，速度更快。但到目前为止，潮州韩江还没有出现过核动力轮船。20世纪80年代的韩江各渡口站，多数是由原来的木帆船改制为柴油机动力船，由于柴油机是安装在船尾，潮州人叫做“挺尾机”，后来韩江里的绝大多数鱼船，都是“挺尾机”。
民国中期，陆地交通不断修缮，潮州出现了少量的军政汽车，由于都是外国进口，称谓开始只用音译，潮州话叫做“啰黎”。“啰黎”只供军政官员外出使用，配有专职车夫（司机）。还有少量自行车（单车、脚踏车），多由华侨带入，部分潮州侨属中青年外出时骑着自行车，非常威风潇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地交通开始发达，军政公用汽车不断增多，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也逐步公费配备了自行车。20世纪60年代，潮安县城开设了西门汽车客运总站和东门汽车客运站，给居民的外出旅行带来了极大方便。20世纪80年代，潮州自行车全面普及，成为上班族的主要交通工具；党政机关的公用汽车也基本普及。20世纪90年代，金山摩托车基本普及。21世纪，汽车数量急剧上涨，很快进入千家万户。目前，摩托车、汽车，车水马龙，盛况空前。
旧时远行者，或出洋谋生者，因远离故土，未知何日回归，多有求神问卜，选择吉日之俗。动身之时，宜说吉利话，忌说跌、翻、倒、撞、死等不吉利一类言语。据北门外行船世家介绍，为避免出行翻船，船上用餐，切忌将汤匙倒翻桌上，最好盘碗也不要到翻桌上，若汤匙到翻，此为不祥之兆，当日定不开船。有些司机还在车头供奉神像或贴上护身符，现时多为悬挂佛像或毛主席（毛泽东）像的，延俗至今，意在祈求佛祖神明保佑外出者一路顺风，平安无事。
潮州人注重人际关系，讲究礼仪，自古至今，各种称谓长幼有序，上下有分，从不违背。成年男人有绅士风度，无论在外面发多大的财，做多大的官，成多大的名，回到家乡，老叔、老姨、阿伯、阿姆……，照样称呼，彬彬有礼，不敢怠慢。乡人出远门，或从学、或谋生、或高就、或旅游，要先告知亲朋好友，亲朋好友要备点合适礼品送“顺风”。番客（华侨）回乡，亲邻要送双数鸡蛋表示诸事圆满、合家团圆。这些传统习俗，时至今日，仍在流行，只是形式有所简化。
旧时，人们上市买菜，多背市篮；走亲戚送礼，多提花篮；如出远门需携衣物用品，平民多用粗布包袱，富人多用藤荚、皮箱。解放后，居民外出，男人时尚背着部队绿色背包；女人多用手提袋，侨属多用外洋提包。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腾飞，人民富裕，各式各样的手袋、背包、皮箱、旅行箱、旅行袋，档次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随人喜好，任选不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