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预算公式:评论：中国的“强盗企业”是如何炼成的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博客)说：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强盗企业”，他们横冲直撞，谁都阻止不住他，国有的或者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你做一个私人企业，他看上你了，他要收购你，你必须投降，你不投降他就闹得你破产，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到很悲观。

我深有同感。我有一位要好的中学同学，硕士毕业即开始创业，做的是高科技，多年筚路蓝缕，打下一片天下。终于有一天，他的大客户某烟草企业要收购他的公司，否则中止合同，他只得“从了”，后来做了烟草高管，心高气傲的他根本不适应国企环境，一家人移民加国去了。

国企体制并不一定适合有个性的创造型人才的发育和成长，某种程度上也不需要创造型人才的发育和成长。仅凭行政垄断地位就可以肥得流油，只愁钱不知往哪里花，哪里需要什么人才呢？

“钱太多”是大型垄断企业为之烦恼的问题，挥霍奢侈浪费之类的小儿科咱们就别提它了，就是大宗收购之类的战略性投资就让他们头痛得疯狂。10月11日品地客网站刊登Breakingviews的专栏撰稿人顾蔚文章称：中国移动现有470亿美元的现金资产，并且按现在的速度，每年将增加80亿美元，其现金资产已足以轻松地吞并国内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腾讯，但如何处理却成为一个难题。中国移动现在既没有合适的收购对象，国有企业的属性也使得股份回购困难重重，最合适的选择可能就是为国内的增长投资。“中国移动可以选择进行大型收购，但问题在于既没有合适的对象也没有足够的经验，除了在巴基斯坦的一宗小型收购，中国移动绝少踏出国门。欧洲的运营商现在看起来便宜，但工会的力量却是个障碍，而且政治审查也会让中国移动望而却步。

一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10月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下、员工人数在100人以下小企业主们对于未来有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悲观；另一边则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被钱烧得发慌。

我们原本不必分国企民企，只要赚钱就是好企业。问题在于，事实证明：垄断国企是腐败低效的温床。靠垄断地位攫取巨额利润的国企喝的是全国人民的血（质次价高），给国家贡献出来的是草；而民企吃的是草，给国家和人民贡献出来的是奶和血。2010年的调研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已占中国GDP总量66％；税收贡献率71％；而全社会就业人口中，民营企业占90％以上。表面上是10%的国企就业人员创造了33%的GDP（社会价值），事实上则是10%的国企就业人员“私享”了33%的社会公共财富。我们的电价是西方的十倍，网费是韩国的120多倍，水、电、煤气、石油等等的质次价高，更不在话下 国企“减员增效”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底的4500万人，减员的幅度高达42％；行政垄断企业不到8%的员工，常年拿着全国工资总额55%~60%的收入。而他们的垄断和占有地位，并非真正凭自身本领，而是凭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国企的很多土地是划拨的，民企的却要租用或购买；金融机构基本上成了国企的提款机，民营企业却只能去借高利贷；国企亏损了，有国家买单（实际上是全民买单），仅1998年国企改制，国家就投入当时两年的全年财政收入；民企破产或者高利贷资金链断了，老板自己去跳楼。当年国有企业改革，核心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在非战略性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结果，一系列注资、减员、强化行政垄断地位，使大型国企仅仅十几年时间就成长为大而不强的巨无霸，“亚洲最赚钱公司”，于是出现暴发户般的“饥渴的金钱” 不是对金钱的饥渴，而是钱太多了，钱想吞吃一切。于是乎，垄断型国企又大规模地向竞争性领域卷土重来，像蝗虫一般扫荡一切。很多本来已经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重新进入，很多本来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重新封闭。

美国在建国70年之后才有了第一个联邦所有的国有企业 19世纪40年代在华盛顿建立的国家博物馆。又过了差不多60年，美国才有了第二个国有企业，即1904年建立的巴拿马铁路公司。总的来看，美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特定问题或有特定背景而产生的。美国人对待开办国企极其谨慎，他们奉行一条原则：国企能退出的尽量退出，只有在私人无法做或做不好的领域，不得已才由国家或政府去做。

国企遍地，必然与民争利。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破坏市场的公平正义。这是创新在中国无法生长和持久的根源。作为政府“私生子”的国企大规模赢利，又给了政府决策者以极大的权力幻觉，以为凭良好的愿望和意志可以超越经济规律，把大量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化作简单粗暴的调控手段。我们迫切需要“不折腾”，让经济自由发展，让企业公平竞争，让民生休养生息。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