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清小仙姑:智淫双全——也谈朱大可的鲁迅批判

智淫双全——也谈朱大可的鲁迅批判

    去年上半年，我曾为某出版社的系列丛书写了一本有关鲁迅与陈西滢论战的小书。整个写作过程的思维以及成书后的自我阅评，都让我产生一种并不美妙的感觉。十多年来，对鲁迅的认识早已局限在文学史和老一辈鲁学专家划定的范围里，无论是关于鲁迅的什么作品，哪一阶段的思想，也不论是鲁迅和哪个论敌的论争，一个基本的结论其实早已在那里等着自己，你就带著“材料”往里钻就可以了。这种不由自主的过程是一种心理惯性，也是一种精神惰性。除了个别的细节和事件，总体思路其实还是囿于一种事先已经根深蒂固的理论框架中，并不能让自己满意，也很难从根本上突破。

    近两年来，关于鲁迅的各种声音甚嚣尘上，鲁迅研究多少年积累的成果，在这时暴露出它脆弱、僵硬、缺少诗性的一面，面对“断裂”者们声称鲁迅是块“老石头”的极端，王朔也要重评鲁迅的“无畏”，鲁迅专家们的反击似乎缺少力度。掉书袋，无味地重复论点，简单地不屑，使鲁迅的形象再次变得模糊不清。

    朱大可不是王朔，王朔只能以一个高级读者的身份，讲述一下自己对鲁迅小说和杂文的读后感。观点极端一方面是因为文风上的“特权”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无知”的结果。朱大可则可以对旧材料进行新的处理，以学理面目出现。他能从刘和珍那里读出鲁迅的最爱，并推断出许广平是刘的替代的“发现”，他也能从萧红那里看出鲁迅的温情，把论文的情色主题再一次推向高潮。他从鲁迅的杂文里见出“复仇”主题，并只通过一篇不足千字的“遗言”（即杂文《死》，朱命名为“鲁七条”），把鲁迅描述成一个令人生畏的“仇恨政治学”的创始者。朱大可漂亮的文风遮蔽了他一意孤行的立论，为了显示自己的发现才能，他的文章四处弥散着一股诱人的怪味，在他的笔下，《两地书》成了不温不火的应景“作业”；《纪念刘和珍君》的惊世奇文，原来也可做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材料；上万人的送葬队伍是各怀心思的可怕人群；即使在有关内山书店是否是“情报机关”这一点上，朱大可虽然是在论述上海是制造谣言的场所的基础上提及，自己却模棱两可地留有余地，并不表明这是纯属造谣的说法。

    与鲁迅相比，上海也许更为朱大可熟悉。他在引证材料上的偏颇和错谬令人怀疑他做为批评家的基本资格。他对上海的“肉感”描述倒显得动情而到位。当然，这种印象并不排除由于我们对上海的不熟悉而产生的好奇，朱大可的语言极具诱惑。反之也可以说，对并不熟悉鲁迅的人们来说，朱大可的奇文很可能会让他们产生见到了“真正”鲁迅的幻觉。朱大可是个涂色的高手，阴暗的鲁迅被“坚如磐石”的仇恨掏空。

    “肉感”的上海突现出因情色不能“满足”而失却“爱语”的鲁迅。批评的锋芒变成了对“意淫”主题的发现，对文化争端的评价变成了有关“复仇”主题的阐释。

    由于朱大可总是以奇思异想为人偏爱，又因语言华丽，文风艳美，文气高贵而为人赏识，当他自己对此开始“自觉”以后，就会暴露出浓妆艳抹的激端和稍显造作的浮华。更要命的是，为了这些外表的涂饰，他放弃了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操守，随意操纵学术资料，无视历史事实的基本尊严，方舟子想告诉朱大可鲁许之爱的真相的做法其实纯属多余，朱大可不会对此没有认识，因为他首先就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他为了自己的立论，需要这样串接材料碎片。

剥去华丽的外衣，朱大可关于鲁迅的论点其实就是两条，鲁迅思想的主调是“仇恨”，而且“主义”；鲁迅爱刘和珍而不得又倾心于萧红，许广平只是替代。前者乏善可陈，后者过于惊世而艳俗。但朱文不失为一篇充满诱惑的艳美之文，剑走偏锋中仍然可以闪现机智的灵光。我不想“恶意”地理解朱大可的鲁迅观，而更愿意理解为他是由于对自己智慧和文笔的过分自恋，才产生出这样的“奇文”。有人也许怀疑身在澳洲的朱大可手边并没有一套完整的《鲁迅全集》，其实，即使有，他也不会去认真爬梳。

    中国的批评家普遍缺少理论的涵养，缺少智慧更是他们致命的弱点。罗兰·巴特于是在当代中国最有市场。朱大可的含带锋芒与华丽色彩的海派批评，也许还要加上王朔式的口无遮拦的无畏骂人，在一片萎迷不振、趋时献媚和乏味无聊的批评风气中，给人有横空出世的感觉。前者因其深奥和欧式句法不可模仿，后者因其绝对轻佻而令人不敢追随。但中国批评的正途却不可能通过这两个异数获得。而且他们自己已经在一路追捧中失去自持，用不了三天，就会流俗到常规水平。朱大可的“妖魔化鲁迅”是“智”“淫”双全的拼贴，王朔的鲁迅论是“无知”“无畏”的组合。可那些还在高头讲章里论述鲁迅前后期思想变化的学者，那些向学生传授《祝福》里“抨击封建礼教”、“同情妇女命运”主题的教授，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