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高消防局拼装:“民间修史第一书”(中国青年报 2005-12-14)

首页->>中国青年报->>特色周刊->>冰点观察
“民间修史第一书”
2005年12月14日
本报记者 冯玥
七年只出了一套书
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是一家很有“特色”的小公司。从1998年成立，至2004年7年间，只干了一件事，只出版了一套书。
注册资金只有108万元，可在这几年当中，花出去的却不下五千万元。没有任何经营活动，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没向外开过一张发票，每年还使用大量的现金，支付稿费、编辑费、校对费、劳务费等等，以至于每年工商局、税务局都来查究竟。
这个公司的管理层，董事长、总经理、总编辑，以及一些兼职的工作人员，没有在这个公司里拿过一分钱，甚至没有吃过这个公司名下的一顿饭，反而这些人还要自己往里面贴补费用。在公司名下支出的资金，全部用在了这套书上。
董事长杨冠三笑言，作为投资人，他一向都是很有口碑的，从来没有做过如此“亏本”的生意。不过，他觉得，有这套书在，一切都值得。
这套书就是被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芳荣称作“打通古今，入史出史”的《二十四史全译》。
《二十四史》是由清乾隆钦定的24部史书的结集，由《史记》开篇，到《明史》压轴，系统记述了上下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从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撰著《史记》开始，至1784年《二十四史》集典完成，历经1800余年，著期之长，涵盖之广，绝无仅有。
要把这样一套3250卷，人物纪传、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宗教民俗等内容无所不包的4720万字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人可以阅读的白话文，难度可想而知。 　 “这应该是国家项目”
这套书的主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2004年11月向国家图书馆赠送此书的仪式上，想起此中困境，曾感叹“才懂得‘不知深浅’这个词组的深刻含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悔不当初’四个字不断在脑中出现”。
让许嘉璐“悔不当初”的困难，一方面是篇幅巨大，如何保证译文质量。但这并不是最让他头痛的。毕竟，编委会成员里，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林，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阴法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担任顾问，有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担任副主编，有章培恒、黄永年、曾枣庄、杨忠、倪其心、李修生等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专家担任编委，有200多位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具体担纲。
更主要的，是非学术角度的困难。
杨冠三和古今公司1997年介入此事，而这套书的启动，是自1991年起。
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的许嘉璐，“知道国家的难处”，“这样一个项目在当时还不能提到国家紧急的日程之中，申请也不可能给你多少钱，而那点钱也不足以用作项目的运转”。所以从项目开始之初，他和副主编安平秋就决定不向国家要钱，利用民间资金，用“另一种办法把它出版”。
所以，虽然《二十四史全译》被列为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但它的资金来源，却来自民间，以至出版后被称为是“民间修史第一书”。
可惜，支持项目启动的一家公司没两年就宣告破产了。几百万字的稿件堆在办公室里，按照许嘉璐和各分卷译者所签合同，交稿一月之内，要拨付一定比例的稿酬，而他分文皆无。
杨冠三还记得，刚开始和他提起这个项目时，他一口拒绝：“这应该是国家项目。” 　 “现在不做，以后恐怕想做也没人能做了”
来找杨冠三的是孟繁华。孟当时是中国税务出版社总编辑，对历史情有独钟，家里就藏有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在他看来，历史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厚重，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了解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取得认同感的文化基因。一个人可以不了解历史，一个民族却不能不重视历史。这件事意义重大。
按照他最初的测算和想法，在出版社立项，三年左右耗资2000万元完成。但这个计划未被出版社采纳。他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杨冠三。
在期货界鼎鼎有名的杨冠三，对出版一无所知，当时连“码洋”、“印张”是怎么回事都不懂。
是什么原因打动和说服了他？
他举了梵语的例子。梵语是古印度的标准书面语，在各种古代语言中，梵语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语，远超过希腊语和拉丁语。然而由于语言奥古，时至今日，梵语的四大圣典及两大史诗，已经少有人能理解，只能供少数学者研究之用。古汉语的经典，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护，很有可能重蹈梵语经典的覆辙。
最好的保存，莫过于最广泛的传播，让更多的人能看懂。能够翻译《二十四史》的人，要通晓中国历史，精通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对于天文、音律等专门学科的翻译，除文字功底外，还要具备古代和现代的相关专业知识。如许嘉璐所言，“当今的学者，术有专工者不乏，而渊博旁通者盖寡。”能担此任者，屈指可数，且大多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现在不做，以后恐怕想做也没人能做了。这件事有文化抢救和传承的意义。”杨冠三说，“如果让以后的人说起来，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机会，他没有做，那我不成了历史的罪人了。”
让他下决心的原因，还有家人的一致支持。于是，有了专门为《二十四史全译》这一件事而注册成立的古今公司。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下，就到了2004年。
先后参加翻译的，超过200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主要来自全国七所大学的古籍研究所。他们几乎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各有任务，外加这项工作，又是分散进行，进度几乎无法保证。
因为“深恐玷污了古人，贻误了当世”，编委会设定了复杂的工作流程———“先由顾问、主编副主编、分卷主编副主编共同拟订工作规则、翻译条例、古代职官、地名处理办法、书写格式；分工后请各分卷试译，试译稿由分卷主编审阅，修改后交主编再审，遴选出标准译稿若干篇，印发给全体译者参考。翻译工作正式全面开始后，每篇都要经分卷主编审查，除原译者修改外，最后由分卷主编定稿、签字；分卷译稿集中交“《二十四史全译》办公室”（设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由工作人员按照“齐、清、定”的标准检查，不合标准的退回补充修改；主编从稿件中随机抽查，一查译稿是否符合条例和格式，二查分卷主编是否审改过，三查译稿质量。译稿分批交出版编辑人员，首查是否齐、清、定，次查翻译质量，遇有较多问题，退原翻译单位修改；遇有普遍性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请主编斟酌决定。”———在这样的流程下，速度是最无法保证的。
参与者众多，风格各异，对标准的理解和把握不同。编辑们在收到稿子之后，复核版本、审查译文、统一体例、多次校对，50多位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与译者之间对译文信、达、雅的不同看法和沟通。原文加译文上亿字的编辑加工、校对，工作量之大，也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光是电脑排版时造字就达几十万字次。
所以，直至全书出版后，许嘉璐回想起一大批编辑、录入人员坐等稿件，每天来电话询问各卷进展时的情景，“仍然要出些冷汗”。 　 “看不到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
和许嘉璐一样寝食难安的，是古今公司的总编辑孟繁华。最绝望的时候，他经常半夜里惊醒，猛然坐起，满头冷汗，心怦怦乱跳。“看不到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他说，“我不仅把自己陷在里面，还把朋友陷在里面。最怕花了那么多钱，最后事情没做成，可怎么交代。”
也有生意上的朋友劝杨冠三：“这事根本搞不成，你也退出吧！”
学经济专业的杨冠三，有时也不能理解译者和编辑之间的较真：“可能就为了一个一般人都不认识的字，争论来争论去。”不过他尊重这种“不是把这套书当做商品而是当做学问”的认真态度。
然而，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各种各样，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靠多花功夫多花钱就能解决。
南朝刘宋时期，是我国音韵学发展的高峰。在翻译编辑《宋书》乐志的过程中，编辑们发现，竖排的乐词后面，跟着一横、两横不同的符号，乐词变成横排后，这些符号应该如何铺陈排列？为此，编辑们咨询了音乐出版社、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史教研室，最后一直追到中华书局。了解到曾有丘琼荪先生研究我国古代乐律学，于1961年完成《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书稿5册，约100万字。但是，该书只有第一分册面世，底稿于“文革”中在中华书局遗失，而丘琼荪本人亦死于1964年。
这更印证了杨冠三最初的判断，“再不抓紧，这样的遗憾就会越来越多。”
资金紧张时，杨冠三兄弟四人一起商量想办法。有一次，无意中让父亲听到了。“父亲说，钱不够了吧，我这里有一些，你拿去用吧。”杨冠三说，他知道父亲可能有十几万元吧，都是平时积攒的，父亲的钱他没用。
让人唏嘘不已的事，不止一件。13年光阴，四位顾问中，周林、邓广铭、阴法鲁三位都没有能看到书的出版。宋史主编、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主任倪其心教授，身患重症，仍坚持翻译、审订，也在完成译稿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说来也巧，另一部与《二十四史》有关的《今注本二十四史》，较《二十四史全译》的启动略晚，命运也同样一波三折。
据报载，1994年7月，民间组织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经文化部批准，成立了“今注本廿四史编辑委员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任总编纂，动员全国46个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300余名断代史学者，启动“今注本”编纂工程。
从开始几家企业共同出资赞助，到只剩下上海丰源集团一家。1997年后，资金缺乏已经影响了项目的进展。该付稿酬的时候没有钱，只好一拖再拖。有人想要把已经完成的书稿拿到别处出版，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声明“再不付钱，要起诉你们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7位主编相继去世。总编纂张政烺先生也在2005年1月辞世。
所幸，2005年5月，巴蜀书社出资3000万元，与已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签订出版合同，拟于2006年开始陆续推出，预计将在5年内完成全书出版。
而这个时候，杨冠三总算是已经一身轻松了。“记得这套书的第一本面世时，所有的员工都来列队鼓掌，还有些女孩子流下眼泪。”
《二十四史全译》首版精装本全套88册，3000套的印量，现在售出的大概有1000多套。杨冠三说，有个挺奇怪的现象，海外的人比国内的人感兴趣，港台地区比内地有兴趣。
至于投资什么时候能收回，他笑笑，摇摇头，拿出台湾图书馆馆长、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芳荣的来信，指着“嘉惠当代，贻惠将来，传布历史，阙功甚伟”的词句，说“这个就是回报”。目前，列入古今公司出版计划的还有关于《二十四史全译》的导读、注释等书籍。
不过，孟繁华心里的负担，还没有完全卸下来，“大概等到资金差不多能回来的时候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