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代雅阁共振严重: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新中国对抗日战争的认识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作者：耿向东 徐杰                  文章来源：北师大记者团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千多年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友好交往，不仅建立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良好友谊，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两国的经济与文化，为创造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近代以来，日本连续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企图将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殖民地，那时的中日两国完全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随着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两国之间重新出现了平等的地位，这也为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一、  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确定对日友好的外交政策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所面临的境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后的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并日渐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冷战”的基地，这对新中国构成了威胁。因此，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对两国都是必要的。对日外交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考虑和阐明新中国的对日政策。1949年1月21日，新华社发表短评《日本的选举与中国》，指出：“日本人现在正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的事变，中国人同样也正密切地注视着日本的事变。远东这两大民族可以而且应该建立亲密的友谊。但是在过去，日本的帝国主义势力妨害了这种友谊的发展。”短评表示：“中日关系现在出现了新的展望，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即将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无论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愿意与否，人民的中国将要过问对于日本的管制，而日本将要与人民的中国签订和约，并发生经济的政治的关系。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愿意与日本人民建立真正的亲密的友谊，这种友谊将与日本侵略分子和国民党政府的媚外分子所说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友谊’大不相同。这种真正的友谊，将使中日两国人民都得到广大的利益。得到了自由的新中国，将要忠实地按照波茨坦公告援助日本的民主事业而制止日本反动势力的重新发展。”[i]随后在1949年7月7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所发表的宣言中明确阐述了新中国政府对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的看法，宣言指出：“中国虽然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中日两国人民却极愿意在日本按照波茨坦实行非军国主义化而且是民主化的条件下和平共处”。[ii]
从上述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新中国的对日政策，是希望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
新中国出现在亚洲的东方，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特别是远东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但是，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扩大，亚洲成了冷战的主战场。美国为了维护其在这一地区的力量优势，需要日本尽快担当起它在亚洲的盟友的角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结束日本战败国、没有主权的境况，通过与日本订立和约，使其恢复主权国家的地位。
还在1947年，美国就提出对日媾和的问题，但当时的目的是控制日本，以继续使用其军事基地。于是，美国国务院将对日媾和问题提上日程，并确定了不理睬苏联，单独对日媾和的方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明显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这就使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遇到了障碍。
中国是对日作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拥有和其他作战国一起与日本缔结和约的权利。但是，美国坚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约的工作。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是开始于1931年，至1937年更发动了向全中国的侵略战争，至1941年，日方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人民在抵抗和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经过了最长期的艰苦奋斗，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因之，中国人民及其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是最有合法权利的发言者和参加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 “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iii]这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过去，坚决反对对日单独媾和的阴谋。这体现了中国坚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抗日战争的明确态度。
《旧金山对日和约》是战后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具体表现，其中涉及到对抗日战争的认识，由于没有中国的参加，所以它是片面的媾和条约，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也因此而尚未结束。
尽管中国政府反对片面对日媾和，中日之间战争状态从法律上讲没有结束，但中国政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做着实实在在的努力。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中，中国政府明确地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开来，这就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关系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成为此后中国政府处理对日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1950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iv]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并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性。
1953年9月，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在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理事会后经苏联来到北京。28日，周恩来接见了大山。这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与日本人士会见，也是第一次公开向日本知名人士阐述中国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加强民间往来方面的态度。
会见中，大山首先表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长期侵略中国，日本人民未能及时加以制止，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损失，我代表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一贯采取友好态度，我代表日本人民谨致感谢。”对此，周总理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今天日本人民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而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敬意。”[v]
周总理与大山的会见通过新华社的报道很快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各界的极大关注，推动了日本国内对华友好运动的开展。
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指出：过去日本是亚洲的侵略国，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担心的。“但是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vi]1955年6月，周恩来也曾对日本友人说：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敌对过，但时间很短。一次是元朝进攻日本失败了；明朝时，日本进攻我们也失败了。另外一次是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经过了50年，时间比较长。但从两千年的历史看来，这只是一瞬。[vii]
正是基于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认识，基于中日友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新中国领导人从历史的和战略的角度出发确定了对日和平友好的外交方针，努力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并积极推动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以民促官，增进民间经贸、文化的往来，为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二  以向前看的姿态积极推动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强烈反对美日单方面媾和的同时，仍然本着“向前看，面向未来”的原则，继续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对抗日战争后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安排在华日侨归国和送回中国劳工遗骨，是新中国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又一积极行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对在华日侨人数和情况作了调查，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遣返在华日侨工作。1953年1月26日，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团长廖承志接待了日本代表，双方经过协商会谈，于3月7日发表公报。双方商定：日本政府派船接运日侨归国，中方担负日侨达到港口以前的一切费用。3月23日第一批归国日侨3968人搭乘“兴安丸”号船安全抵达日本舞鹤港。此后至1958年止，共分21次遣送了约3.5万名日侨归国。
日本各界人士十分感谢中国人民为日侨归国所提供的帮助。作为回报，日本三团体经过努力，于1953年6月27日把第一批在日华侨551人乘日本“兴安丸”号送回中国。同时，由日本京都本源寺法师大谷莹和日中友协赤津益造、三浦赖子等组成的“中国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调查和收集了从1943年至1945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制劫往日本充当劳工，因折磨而死的中国殉难者遗骨3000多具，于1953年7月2日开始分十批直接从日本运往中国。上述活动的进行，是中国政府积极努力促成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中方不计前嫌、面向未来、从大局出发的方针。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艺术访华团时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后，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在那一天以前，我们打了十五年仗，可是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做朋友，并没有记仇。”[viii]这项活动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也促进了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在处理有关抗日战争遗留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宽大释放在押日本战犯成为又一项大力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引人注目的举动。侵华日军在侵略我国期间对我国人民犯下了难以数计的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对于这些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我国政府和人民是有充分理由按照他们所犯罪行给以严正的惩办的。如果不这样做，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最深的中国人民是断不会答应的。”[ix]但是中国政府“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x]1956年3月，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政策，即对在押日本战犯实行宽大政策，极少数判刑，若表现好也可以减刑或赦免，大多数不判刑，分三批释放。此后，中国人民最高检察院分三次发布对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决定书，共对1017名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另对45名战犯起诉审判，分别处以12年至18年的有期徒刑，并且自拘捕之日算起，对表现好的还予以减刑或提前释放。
对在押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是为了中日未来全面的友好。正如周恩来1956年6月28日在会见日本国营铁道工会访华代表团时讲的：“我们结束这一案件，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再开始中日间全面友好的合作。”[xi]被宽大释放的战犯很快回到日本，他们以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纷纷表示要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并发出了“日中永不再战，为日本真正独立和中日友好贡献出后半生” 的呼声。其中也的确有许多人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投身于中日友好运动，为中日友好铺路搭桥，贡献出了全部精力。
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对待这批失去了人性、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战犯的问题上，是中国人民使他们恢复了人性，是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唤起了他们的良知。 “我国政府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显然是适时的和正确的。这完全符合我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巩固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因此必然会得到全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拥护，也必然会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xii]
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着眼于未来，以德报怨，愿与日本恢复正常关系的诚意和决心。此后，中国政府在许多场合明确地阐述了希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三、谴责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的行为
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同时，日本方面却出现了破坏两国关系发展，逃避战争责任，敌视中国的事件，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出现了起伏。1958年2月，日本政府污蔑在侵华时期被强制抓到日本当苦工的刘连仁为“非法入境者”，制造刘连仁事件，就是当时日本岸信介内阁在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开倒车的表现。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罪恶的侵华战争，不仅在中国屠杀中国的平民百姓，而且还把中国人抓到日本本土，逼迫他们做苦工，残酷地奴役。1942年11月，日本内阁制定了“移入华工方针”，并从1943年开始实施。这时正是岸信介在东条英机内阁中任商工大臣和军需省次官之时，是他亲自参与制定和实施了强迫中国人做苦工的计划。从这时到1945年日本投降，总共有4万多名中国青壮年被抓到日本，从事极端繁重的、非人的劳动，其中7000人不堪重负被折磨、虐待致死，也有的中国劳工愤起反抗而惨遭杀害。
刘连仁是山东省诸城县人，1944年10月他正在地里劳动时，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抓去做苦力。刘连仁做苦工的北海道煤矿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中国劳工们受尽了苦难和残酷的折磨。因不堪忍受虐待，终于在1945年7月，他和4名同伴一起逃出了魔窟，进入北海道的深山里。以后的十三年间，刘连仁靠拣野果、打野兽、喝山泉、一直在北海道的深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他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回到祖国去，一定要向日本军国主义者讨还血债。
关于日本侵华期间强掠中国百姓到日本从事非人劳动和残酷虐待之事，中国红十字会早已要求日本政府提供中国劳工的名单。但日本政府一直装聋作哑。刘连仁被发现以后，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日本岸信介内阁非但没有表示丝毫的歉意，反而污蔑刘连仁是“非法入境者”，并企图审讯刘连仁。在遭舆论谴责后，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板垣修在参议院回答质讯时又诡称：刘连仁是根据合同到北海道去作劳工的。
刘连仁事件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本来，战后的日本政府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责任积极妥善地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却极力推卸责任，隐瞒被强行劫持到日本的劳工人数和受虐的真实情况。岸信介政府的这一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和严厉谴责。1958年4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日本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这一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规的暴行，不仅不表示谢罪，反而对刘连仁进行新的迫害。这种企图抵赖并逃避它应负责任的狡辩，使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愤慨。发言人还严正指出：日本政府必须承担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必须对此事件作出负责的交代，赔偿刘连仁的一切损失，并负责把他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时期被日军掳到日本去的中国人的情况，负责将调查结果做出具体交代。《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日本当局的这种行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友好人道的态度对待日本侨民的一种极不友好的、以怨报德的表现。”[xiii]最后在各方友好人士的积极努力和帮助下，刘连仁于4月10日离开东京，带着120位难友的遗骨返回祖国。
刘连仁事件说明，在日本仍然有一批政客对刚刚过去才13年的那场侵略战争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反省，他们企图逃避战争责任，拒绝向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道歉。作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正是他顽固坚持反动的军国主义立场的结果。可以说，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直接影响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四  揭开中日关系新的一页
尽管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但是战后中日关系由不正常走向正常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新中国国庆6周年之际，以上林山荣吉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应邀来访。10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与访华团进行了长谈。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愿。他说：“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了！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我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并不是能强制建立的）。……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xiv]
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都可以感到，他们不仅仅是就中日关系谈中日关系，而是高瞻远瞩，从世界大势到亚洲和平，从中日两国几千年的交往史到近几十年这段不幸的历史，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到日本人民的利益，多角度多侧面地谈论中日两国的未来。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中日两国的关系也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而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启程访华。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它标志着中日两国敌对状态开始消解，两国关系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双方的会谈中，关于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责任问题更是双方回避不了的。在25日晚，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在致词时讲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多麻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轻描淡写。对此，周总理在与田中的会谈中严肃地指出，“添了麻烦”这句话，就像不留神把水泼到女性衣服上那样表示歉意。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苦。用“添了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行不通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
经过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国政府在会谈中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灵活，以大局为重，面向未来的方法，经过三次会谈，双方终于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声明明确地指出：中日恢复邦交就是“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正常化” 的实现。日本也在声明中谈到：“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地反省”。在联合声明的第五条也写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xv]
《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一页，使中日两国的关系结束了不正常状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中国人民热烈祝贺这一丰硕的成果。”[xvi]
纵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但是日本不能因为已经承受了侵略战争的苦难而回避历史的反思。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两国关系友好向前发展的前提。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重视中日关系，在两国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中日友好方针，本着诚信、宽容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一直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且不遗余力地从各个方面努力推动和促进两国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为世界所公认，并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扬，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相反地，日本政府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则往往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对战争的模糊认识和对战争责任的逃避等行为也始终阻碍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复杂的历程证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望。中国人民不仅在抗日战争中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而且也为中日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要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本着和平、互利的态度，正确认识历史，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那么，两国人民必将续写更加灿烂、美好的中日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