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阁9.5代换灯:金冲及谈新中国“前30年”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 (3)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建设新中国有一个方向问题：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现代化。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新问题，也不是突然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纲和奋斗目标，这是人所共知的。受尽旧社会压迫和欺凌之苦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希望走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愿再出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成果主要由少数人享有的那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状况。新民主主义社会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随着国有工商业的比重一步一步超过私有工商业以及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实际生活表明：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事实上已经在逐步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也就是说，不但在政治上已经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且在经济上也已经在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进。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它的特点，一是实现了和平改造；二是无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经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没有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没有造成大的社会震荡。

　　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在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5%，工业总产值增长28.1%，农业总产值增长5%。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有时候数字比讲一番道理更能说明问题。这些数字确实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怎样看待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郑重地作出结论：“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政治方面确立以后，这时在经济方面也确立起来了。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全面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大家常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这里的“一百年”指的就是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我们用不着讳言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特别是它后期在不少方面的步子急了，工作做得粗了，给后来留下不少问题。这些缺点和偏差是可以改正的，怎样改正？决不是要否定和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只能是依靠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有能力通过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已经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

　　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有些人在讲到新中国的“前30年”时，常爱用“贫穷落后”之类的词汇来概括，甚至总把它用来为今天的进步作反衬。这话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比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那时确实还是贫穷和落后的。但如果看不到这30年中我国发展和进步的巨大变化，甚至还把它说成像旧中国那样的贫穷落后，那是错误的，也是不公道的。

　　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是旧中国造成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统治的结果。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悲惨场景，让人至今想起来仍感到痛心。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时间短了是办不到的。

　　新中国几乎是在旧中国财政经济总崩溃的一片废墟上起步的。我们的革命前辈和老一辈的全国各族人民，曾为改变那种贫穷落后的状况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这里想先引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表的比较可靠的资料来谈谈这个问题。

　　拿1978年同1949年的统计数字比较一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66亿元提高到3624.1亿元，增长7.78倍；工业总产值从140亿元提高到4230亿元，增长30.26倍；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提高到1397亿元，增长4.29倍；粮食产量从1.1318亿吨提高到3.0477亿吨，增长2.69倍；棉花产量从44.4万吨提高到216.7万吨，增长4.88倍；钢产量从16万吨提高到3178万吨，增长198.63倍；煤产量从3200万吨提高到6.18亿吨，增长14.31倍；发电量从43亿度提高到2566亿度，增长59.67倍。这2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8.43%。如果扣除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的三年，年均增长率为7.78%。

　　这只是从数量来讲的，更重要的是：旧中国的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畸形经济，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在1954年说过一段常被人们引用的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就连今天看起来很简单的普通手表，中国人那时也不会造。新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取得独立地位，但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巩固的。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生死攸关的极端紧迫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一项巨大贡献，就是用比西方许多国家短很多的时间，就基本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1949年到1952年这三年中，在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艰难岁月里，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7.5%，平均年递增率达到21.1%，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按原计划超额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奇迹。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热气腾腾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它的重点是重工业，主要包括能源（煤炭、电力、石油），原材料（钢铁、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工业），机械制造（机床、重型机床、锅炉、电机、汽车、飞机、船舶、兵器）等我国空白和薄弱的工业领域。多少中国以往热切向往而无法生产的“第一个突破”的捷报不断传来，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在1960年开始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和五年调整那些十分艰难的日子里，无数有骨气的中华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依然同心同德、战天斗地、共渡难关，做出许多骄人的成绩，开发大庆油田、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投入生产、核武器和导弹试验成功等便是突出的例证。这些事在当时那种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能够获得成功，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在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具体主持下，仍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还要讲到一件重要的事：1973年，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李先念主持下，决定用43亿美元（后来增加到51.8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包括：13套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组，8个大电站，武钢的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等的制造技术。这是第一次较大规模地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的新技术设备，它们在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即1956年至1966年）时写道：“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在有些人心目中似乎已不值得提起而无形消失。这难道是客观的和公正的吗？

“前30年”中的严重挫折

　　当然，我们党在新中国“前30年”的工作中也犯了不少错误，国家的发展因此遭受过严重挫折。这是令人痛心的，同样是不能淡忘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是可喜的，却也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严重不足。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有些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开始骄傲起来，对一些并不熟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矛盾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一是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问题。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已经指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和搞经济建设。但不久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极少数人也伺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有的还很猖狂。在这些原来没有料想到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我们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又变得严重起来，以至于逐步改变了八大的正确提法。后来，不仅重提阶级斗争，而且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导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对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严重伤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仅夸大了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形势，而且把它引入党内，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动乱。这就深刻地说明，如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估计得不适当，看得过重了，把它在社会矛盾中的位置摆得不对头，其后果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吃了20来年“左”的亏，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当然，看不到或者忘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也不行，那就会发生右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讲起“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动乱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太大了，教训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作出结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时，它又写道：“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深刻地反思：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邓小平有一段深刻的话：“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和历史总结，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已经有了成熟的科学的认识了。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历史的路，无论是革命的路，还是建设的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为所有制和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二是表现为建设速度上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所谓“大干快上”。

　　关于“急于过渡”问题，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现城乡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二是追求为将来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急于增加共产主义因素，以致轻视甚至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刮起了一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这种“左”的错误及其产生的无偿地剥夺农民、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做法，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问题，被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察觉并引起高度重视后，从1958年底开始，采取了不少措施，努力加以纠正。在这中间，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开展了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反右倾”斗争，使得党和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左”的错误又更加发展起来，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撕毁援助合作协议，国民经济陷入空前困难，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出现许多令人痛心的事实。在事实的教训下，从1961年起，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出党内通知和党内通信、召开专门工作会议、制定农业工业等条例的诸多措施，基本上刹住和纠正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停止了“急于过渡”的做法，不仅停止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也停止了人民公社内部向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把所有制关系稳定在生产队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上。党中央和毛泽东还一再从理论上强调，必须反对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坚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同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将是一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种对“急于过渡”的“左”的错误一旦认识了就努力纠正的事实，再一次说明我们党是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能够自己起来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的。至于有些“左”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或者纠正不彻底，这同当时的经验不足、认识不深刻直接相关。

　　建设速度上发生的所谓“大干快上”的冒进错误，主要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结果造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造成了对社会生产力、对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面对经济建设的“大跃进”造成的挫折，我们党开始深刻认识到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追求脱离客观实际的高速度是要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的。毛泽东在谈到这个教训时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急了办不成事，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通过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方针和措施，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降了下来，到“文革”前，国民经济已走出困境。

　　大家都在谈论怎样吸取“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当然要负重要责任。但单单这样看显然是不够的，它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压和侮辱，心头郁积着怒火，强烈要求能尽快挺身站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在政治上站起来了，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并没有改变。“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当时常说的话，使人们对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心情更加迫切。这是当时相当普遍的民族心理。革命和建设如此迅猛发展造成的错觉，又使人误以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搞群众运动，再难的事情都可以在短期内办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种特殊心态和思维方式。邓小平在20年后坦率地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经济建设有它自己的规律，必须严格遵循，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事情并不是只要出于人们的良好愿望，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什么都能办成。应该看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人们对它的规律还远未认识。大家对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展国民经济，思想准备不够，经验十分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凭过去的“老经验”办事。对于大多数领导人和各级干部来说，过去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中习惯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解决面对的各种困难，并且取得巨大成功，大家便以为在经济建设中只要搬用这一过去成功的老经验来指导工作，就能闯出一条经济发展的新路来。但事实告诉我们：不管你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不管你怎样动员群众的力量，如果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便会遭到惩罚，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大跃进”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观察和研究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离不开“探索”这个关键词。离开它，许多事情便很难正确理解。为什么这种探索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来说，无论革命、建设，还是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遇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新问题，在书本上和别国经验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要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来，唯一的办法，只能靠我们当代中国人自己，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大胆探索，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中间难免遇到风险，难免发生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就会付出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现出了问题就去解决，认识到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正像一个人如果不敢下水，害怕呛水，害怕遇到危险，就永远学不会游泳一样。何况他面对的常不是清澈见底的浅池，而是波涛奔腾、深不可测的急流。即使在途中经历一些曲折，但只要不被河水吞没，而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游抵彼岸，便是极大的成功。总之，在探索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那样的探索在人们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是不存在的。相反，人们正是通过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比较，而且往往是多次的反复比较，才能做到主观认识符合客观真理，才能找到真正正确的前进之路，才能不断开创历史的新局面。而这正是探索的真谛与意义所在。

　　结语

　　说了这么多，大概不至于被误解成把“前30年”看得什么都好，甚至是想“走老路”。化用一句普京说过的类似的话（当然意思是不同的）：如果一味给“前30年”抹黑，那是没有良心；如果想“走老路”，那是没有头脑。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后30年”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是近一百年来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在“前30年”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生机活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样的成就是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得来不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下，不断开拓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所说的只有一点：要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待新中国的“前30年”。历史的前进，就像攀登高山那样，总是先登上一个较低的台阶，再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可能一步到位；又像一场接力跑，后一棒总是以前一棒达到的地方为出发点，然后又远远跑到它的前面。成年人决不会轻薄地嘲笑幼儿的蹒跚学步，甚至摔上几个跟斗，跌得鼻青脸肿。一个正在走向富裕的家庭，子女也不会把父辈的节衣缩食讥讽为“寒酸相”，或者把它忘却。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和明天。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