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理想：“新中国”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

[导读]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建国理想和客观事实看，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1949年都只是中国百年建国史的新起点，而不是建国大业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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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19日），见《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发行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自上世纪初以来，创建新中国的建国思想、建国运动和建国实践，一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方向和历史主流。在这一过程中，从直接追求新中国，到面临名不副实的新中国，再到追求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先驱者们曾经经历了非常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这段历史值得回眸和回味，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历史方位。

>>中共当年的建国目标无疑就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讲得很明确：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38页）

诚然，国共两党的关系后来又日益复杂化了，以致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国民党，但上述事实仍然足以表明，早在民国时期，国人即已普遍认识到，建国的实质就在于建立现代民主政权和现代文明社会，而不是只在形式上或名义上建立了新政权。中共领导人也深知这一切，认同这一切。他们遵循孙中山“造成真中华民国”的基本思路，也在积极地为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而奋斗。

一、“新中国”的提法与早期实践

从历史上看，中国最早主张建立新中国的，实际上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清末立宪派。立宪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学习现代文明，建立现代社会，所以他们的奋斗目标实际已是建立新中国了。立宪派的建国之路本来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但因有关各方（特别是满清贵族方面）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不是狭隘愚钝就是豪放不羁，不是过于保守就是过于激进，硬是把一盘活棋给走死了。[图片说明：《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19日），见《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发行]

最早提出和使用“新中国”这个词的，也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立宪派。梁启超首创“新中国”一词。1902年6月，他在《杭州白话报》上首次提出：“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同年11月，他又在《新小说》杂志上开始连载自己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国人展示了一幅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理想蓝图。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到辛亥革命前，“新中国”这个词就已开始流行了。如当时的共和派也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开始在内部讨论“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了。1910年，上海名医陆士谔还曾写成政治小说《新中国》，畅想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化的新中国，其中对于上海未来的预言尤为准确，甚至预言到了2010年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

到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这个词已相当流行。这是因为，与立宪派不同，共和派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人民共和国（即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连形式上的皇权都要废除，这就已经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新中国了。由于这种新中国比立宪派的新中国还要新颖得多，所以他们更有理由、也更有底气使用“新中国”这个词。故而，孙中山引导国人为“创建民国”和“改造民国”而奋斗时，始终以“建设新中国”作为号召，从而成为继梁启超之后最有力地倡导“新中国”的第二人。在这种背景下，进而又是在人们不满意民国现状的背景下，“新中国”这个词在民国时期逐渐流传开来。后来中共使用“新中国”这个词，实际也是由此延续下来的。

“新中国”这个词的内涵自始就是非常革命的。它从来都不是指新王朝，而是指现代化的新中国。由于经济现代化自始就是它的一项基本内容，所以新中国的先驱者们也首先从经济角度认识了这种建国历程的长期性。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建立了共和国，那也不等于建成了新中国。所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就在国外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民国元年，他又在上海说：“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在他看来，民国建立后，着力实行民生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也是“创造新中国”之继续。所以，卸下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他就开始醉心于修铁路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孙中山也还是过于乐观了。事实表明，即使是建立共和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刚刚建立的共和很快就出现了大倒退，孙中山也很快看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他主张的大革命并不是要推翻中华民国，而是要“捍卫民国”、“改造民国”、“造成真中华民国”。他要在保卫民国的框架内“为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他在临终前留下了著名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从建国角度看，这就是：建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实际上，自宋教仁遇刺后，“中华民国名不副实”即已日益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即使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是承认这一点的。这就使清末时期的创建新中国演变成了民国时期的创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而其举国公认的提法就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看到，正是基于这种广泛共识，“抗战建国”才成为抗战初期最能激发国人奋起抗战的主旋律。中共方面当时提出：“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方面当时也很积极，不仅公布了写得很好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而且其行动也令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上说：国民党有两个伟大领袖，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蒋介石。

中共当年的建国目标无疑就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讲得很明确：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38页）

诚然，国共两党的关系后来又日益复杂化了，以致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国民党，但上述事实仍然足以表明，早在民国时期，国人即已普遍认识到，建国的实质就在于建立现代民主政权和现代文明社会，而不是只在形式上或名义上建立了新政权。中共领导人也深知这一切，认同这一切。他们遵循孙中山“造成真中华民国”的基本思路，也在积极地为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而奋斗。

所以，中共在新政协期间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实际是有其相当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偶然的。中共开国领导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之实现，而不是对于中华民国的根本否定。他们非常清楚，新民主主义来自于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又来自于三民主义，而中共和民主党派当时也正是以此为蓝图再造中国的。他们都知道，孙中山曾经反复指出：民国是人民的，民国是共和国。所以，若将“中华民国”展开，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之，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缩写，那也正是“中华民国”。他们使用“简称中华民国”这个副国名表明，他们认同“中华民国”的“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建国原则，承认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最早的新中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之再生，而不是新中国之初生。后来中共继续将孙中山尊为“国父”，实际也包含了这层意思。毋庸置疑，孙中山不是作为“旧中国的国父”受到尊重的，而是作为“新中国的国父”受到尊重的。

中共提议的“简称中华民国”后因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的激烈反对而被删除了。但现在看来，在国名问题上，原本正确的恐怕是中共，而不是少数民主人士。至少从两岸关系看，有这个简称总比没有这个简称好得多。而且国名的连续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名称问题，更是背后的历史观问题以及形式建国与实质建国的大问题。

历史表明，创建新中国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社会发展过程。相对于清王朝来说，辛亥革命中创建的中华民国就是新中国，而不是旧中国。但它又远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中国，它的新质要素还不那么多，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旧中国。相对于民国初年的落后状态来说，民国后来的社会进步也是创建新中国之继续，但民国时期的社会进步也很艰难，中国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旧中国，所以创建新中国的呼声和努力才又遍布到全中国。

那么，中国是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就突然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新中国了呢？那也不是。1949年9月21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再次申明：我们要“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随后通过的《共同纲领》又将其正式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按照这个奋斗目标和“新中国”的概念，1949年距离建成新中国显然还很遥远。所以中共当时很清醒：“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328页）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提出的两大口号“民主化和工业化”，也反映了这种清醒认识。新中国不是只靠战争就能建立起来的，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必须依靠长期的和平建设才能建立起来的。而且这种和平建设也不能仅限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它还必须包括各种改革和制度建设，才能最终建成新中国。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际只是创建新中国的新起点，而不是通常所谓建国大业之完成。这是当年开国者的普遍共识，也应是我们今天的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