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回转烘干机: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 

   作者：陈明远 

　　20世纪３０年代银圆（或国币）的购买力
　　１９２８年以后的十年内，中国的银圆、国币和法币比较坚挺，只在１９３７—19３８年间物价水平（受抗日战争影响）有轻微的上涨，但仍保持基本稳定。所以３０年代的经济情况便于用同一的物价、币值标准来和现在作比较。
 

　　以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0—1936年银圆（或国币）１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３０元左右。
　　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计算：1930—1936年大米每石10圆左右（当时1石＝160市斤），合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鸡蛋每斤２角钱。
　　又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作比较，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为５角—１圆２角钱，今日同样的一份大约１５—６０元，相差３０—５０倍。
　　以快餐面条作比较，30年代一碗光面４分钱，今日一碗光面1—2元，相差25—50倍。
　　以信件的邮资作比较，30年代国内邮简3—4分钱，今日为6—8角钱，相差２０倍。
　　再以图书的定价作比较，30年代一本3—5角钱的书，今日为10—20元左右，大约相差４０倍。
　　本章对于３０年代我国大中学校的生活状况，分别进行考证，对于当时北平、上海两地的生活背景（衣食住行等生活费）进行对比。

　　抗战以前学者的教学收入
　　１９２７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２０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分4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１２级。
进入３０年代，待遇的标准有所提高。按１９２７年规定，教授一级月薪500圆，到１９３４年增加为6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８000元；副教授一级月薪由３４０圆提高到4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２000元，等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所载“大学教师薪俸表”，开明书店１９３４年）。
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今后５年内每年拨款２０万圆给北京大学，作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圆；并设专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讲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圆（参看《顾颉刚日记》）。
　　１９３１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上任后，为招聘贤能，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至500圆，而且每位教授可以拥有一栋新住宅；讲师月薪为200至300圆，教员月薪为100至200圆，助教月薪为８０至１４０圆；学校行政职员月薪为３０至100圆，工人（勤杂工）月薪９至２５圆（引自《３０年代清华大学手册》）。
　　３０年代初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京大学有胡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大学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京师范大学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著名学者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圆，甚至１５００圆。副教授有黄节、顾颉刚等，讲师有王了一、浦江清、许维橘等。在这些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有吴晗、余冠英、谭其骧、吴组缃、林庚等，他们一般也可以兼课、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
　　当时清华任教的职称与别的大学不同，分为５级：教授、专任讲师、讲师、教员、助教。没有副教授这一级。教授和讲师一定要开课，教员和助教不开课。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１９３３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５０家。闻一多所住４６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１４间房屋。１９３５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３０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
　　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制度和学风。第一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拓眼界，解放思想。第二是“官”与“学”分家，提倡“不做官”的戒律，从此北京大学打破了官僚政客和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
　　１９１８年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五层“红楼”，原拟作学生宿舍，后为课堂、图书馆；此外还盖了一些新房。
　　北大学生由本、预两科３５０人扩大为１３00多人，此外还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许多旁听生如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柔石、金克木等。大学生活也突破了封建传统意识走向自由化、个性化，这为“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创造了极好的先决条件。
　　根据许多老前辈回忆：五四前后，北大学生所有的开支包括学杂费和买书看戏、吃喝玩乐在内，一年准备１８０银圆就很不错了；节约一点有１２０银圆也足够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全部费用为１０至１５银圆（合今人民币４00—６00元）。
　　北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由清末民初的奢侈浪费转向五四时期的简朴平易，甚至清贫苦读，简言之，由纨绔子弟型转向平民型。
　　据柳存仁先生回忆：２０年代每个学期，北大的学生们交给注册组学费１０银圆、体育费１银圆，本来规定还有讲义费一银圆，后闹风潮而取消。
据张孟休先生回忆：“北大学生的一般生活很简朴。沙滩、马神庙间，最流行的是四季可改装的蓝布大褂，短装则以军训制服最通行。因为生活简朴，清寒的学生才有自给维持的可能。在校成绩优良的学生，还有得学校助学金的希望。得全份助学金的人，一年得一百六十银圆（合今人民币６４00元），维持衣食等费用是毫无问题的。即使得不到此项补助，学校学费甚轻（每学期１１银圆，合今人民币４４０元），住在学生宿舍里一文钱不费；最低限度的生活，每月只要有几圆钱的伙食费便可以了。”
　　据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回忆：“同学们一般的都穿蓝布大褂；春夏、夏秋之间穿‘伸波罗夫’上衣，白帆布裤漂漂亮亮的只有少数的几个。这是一种朴素的作风。……沙滩有许多小饭店，十几个铜子——半角来钱可以叫一个菜吃，好点的（回锅肉、摊黄菜即炒鸡蛋）也不过一角钱左右。……我照例挑最便宜的老豆腐炒白菜，伙计也同样好看好待招呼我。走到尚子公寓等处访问人，在整整齐齐的房间里，总也受到客气的招待。这更是五四运动中的一种好风气。”
　　据徐纡先生回忆：“一学期吃三十多块钱的已经是中产学生，吃廿四块、廿块的还有。”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伙食费大约４至６银圆（合今人民币１６０—２４０元）。
北大学生自由惯了，大多不在学生食堂包伙（每月６银圆），而经常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有一次柳存仁邀好友共餐，要了４０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加一盘白糖，共计两毛二分钱。他说：“像回锅肉、冬瓜烧肉、青椒肉丝这样的菜，加上花卷米饭，每餐不到两角钱。最好的一家饭馆叫海泉居，位置也好，在东斋宿舍和图书馆之间，拿手好菜如炒腰花，四毛钱一份，那就算最贵的了。”
　　据朱海涛先生回忆：“沙滩一带像公寓一样，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去，化半个钟头工夫、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两毛以上一顿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是在沙滩第一流的馆子福和居之类，吃到两菜一汤（而菜还是时鲜）才会如此。普通客饭一荤菜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合今人民币６—７元）。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足够。馅儿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如果吃面食更便宜，三碗面六分钱（合今人民币２元４角）。……如果你想来一次豪举，邀上两个同学到市场上去吃东来顺，要上一桌子菜，大盘小盘甜的咸的都有，一次也不过八毛几（合今人民币３０元）。”
　　课堂上发的讲义，有时拿到宿舍附近的南纸店去装订，大约200页用丝线钉好，书脊包着青绫，藏青色封面，不过７分钱（合今人民币３元）。
　　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
　　跟北京大学相比，清华的学生就较为“现代化”一些（但仍庄重高雅朴实，不是全盘西洋化）；管理严格，生活更有规律。概括说来，北大多才子型，清华多君子型；北大多奇才、怪才，清华多通才。
清华在西郊建校时，学生不过４６８人，到２０年代末，也不过800人，３０年代达到1000多人；宿舍宽敞，居住条件比在城里的北大舒适。学费跟北大一样，也是每学期１０银圆；不收住宿费。但有一件费用是特殊的，就是统一制作运动服。清华大学素以注重体育而闻名，这是北大所缺乏的。
１９２９年以前，学生的教室和宿舍都是混合一起的。民国以后，清华建成一院（即“清华学堂”）、二院、三院、北院等几处校舍。一院是座两层的大洋楼，居住条件最舒适，有住４人的大房间，也有住２人的小房间，配有淋浴、抽水马桶、钢丝弹簧床和暖气，是早年专为应届毕业生而设；二院有五大排，三院有六大排，其前三排是教室，后两三排是宿舍。房间大致相似，每间一般住３人，也有住２人的。每个房间配有铁床３张、桌椅３套、书架３组，５０烛光电灯两盏。住宿条件强于北大。
　　伙食标准也比北大略高。大学生的伙食费，最初是每人每月“京平银”４两５钱（每两银子合银圆１块４角）即６银圆３角，合今人民币２５２元。
到１９２０年秋季开学后，升为每月７银圆，合今人民币2８０元。清华建校初期伙食免费，后来逐渐由缴半费而缴全费。清华学生必须遵守纪律，平时全部在校内食堂用餐；小吃、零食也由校内的“售品公社”供应，可以买到西式糕点、冰激凌、汽水、花生以及其他风味食品等。那时清华的交谊性宴请是常有的事，在“工字厅”请客，花几银圆钱就可以摆上一桌很讲究的酒席，海参鱼翅齐全。工字厅环境幽雅，吃过饭还可到“水木清华”流连小憩。
　　１９２７年４月一期《清华周刊》介绍了“清华学生一日”：生活规律、要求严格。早晨七点起床，半小时以内完成饭前准备工作。七点半早餐。八点零分上第一节课。教授都很认真，经常比学生还先到达教室，“同学则抱着课本，大步伐带着笑容，一幅勤奋浪漫的气象。”一上课堂，教师先叫同学背诵英文，没准备好的要提前声明，否则给零分；这样可促使你做好预习，并养成诚实美德。上午四节，课间休息十分钟，到九点五十五分做柔软体操（这是北大所无的）。十二点到食堂吃午饭。饭后多数人到图书馆特辟的阅报室阅报。下午一至四点上课，没课的就到图书馆自修。一到四点，吹喇叭五声（后改为敲钟八响），图书馆和宿舍一律关闭，学生们都到体育馆更衣柜换上统一的运动服，到健身房或操场“强迫运动”，打球、跑步、游泳等，运动完毕在淋浴房洗澡，换上清洁的衣服。然后吃晚饭。饭后自由活动。晚七点半开始自修，十点半图书馆闭馆。十点五十分打钟就寝，十一点熄灯。此时整个校园寂静无声。学生一周的功课，以周六为最轻松，只上半天课。周五晚上为各社团聚会时间；周六晚上大礼堂放映电影，两角钱一张票。寒假很短，除了京津同学外，大都留在校内。可见，２０年代的清华大学生活，已经具有现代化高等学府的标准。
 

大学生们就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思潮。
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新型学校，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根据地。

　　60年前的大学学费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重点。本文考证了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六十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高校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46所，在校学生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公立大学（包括国立、省立和部立），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公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私立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1.　30年代公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十四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再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二十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2.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
　　本科正式生学费五十五圆
　　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五圆
　　（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十五圆）
　　宿舍费（电，炉，水等）二十圆
　　医术费（药费另计）二圆
　　体育费二圆
　　杂费二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六十圆，宿费两学期三十圆（每年共须交费九十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二十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三十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十五圆；（乙）实验费每学期五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十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的生活水平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至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至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至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说来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公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至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
　　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
　　我在前些年所作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
　　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
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在北平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在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公立大学每年需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三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29550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

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规划，要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书暂不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四个方面：
　　（一）　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　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有效地降低大学学费；
　　（三）　大力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
　　（四）　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以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20世纪３０年代北平的中学生活
　　——方成求学生活记方成原名孙顺潮（母亲姓方），１９１８年生于北京。在家里是第四个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童年时由母亲带他和弟弟到老家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农村。
１９２７年秋他９岁时，母亲带他和弟弟回到北平进小学读书。父亲孙笑平的职务是平绥（北平到绥远，即今内蒙古的包头）铁路局文牍课课员，当时在铁路局工作号称“铁饭碗”。父亲月薪国币１２０圆（约合今人民币4000多元），属中间阶层偏下的经济地位。家住西四牌楼附近一个四合院，房租每月１２圆。家里八口，有父母及其六个孩子，雇佣一个老妈子（保姆）每月工资３圆，小妹妹还用奶妈。家境小康。
　　二哥教他用北京话念书。１９２８年孙顺潮进入铭贤小学（在西城区礼士路胡同）在四年级插班。
３０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约国币３０圆（合今人民币1000元左右）就够用了。又据邓云乡说：当时北平“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标准家庭（平均五口人）的贫困线定为每月１０圆以下。中等人家，每月日常生活费８０圆（合今人民币２４00元）显得很宽裕。
　　孙顺潮上初中时，家里迁居到西四牌楼东边的大拐棒胡同１号四合院，北房是木结构的两层楼，孙家住在楼上。因为父亲图上班近，平绥铁路局就在砖塔胡同。有次他花１０大枚（合４分多钱）买门票去逛北海公园，站在白塔上就可以看见自家的两层楼房。
　　当时居民一般还没有自来水，都买水吃。挑水的、推水车的到各家去卖，那是谁也离不开的。买菜也很方便，菜农挑着菜在胡同里转悠，主妇们一听吆喝，出门就买。大白菜、萝卜、土豆这“老三样”特别便宜，几个铜子儿一斤。一块钱可以买七八斤猪肉。
孙顺潮在市立第三中学上初中，家里每天给他一毛（角）钱。当时一毛钱换４８个小铜子儿，叫做“四十八枚”；或２４个大铜板，叫做“二十四大枚”。他早晨在西安市场茶馆门外花两大枚（合不到１分钱）买一碗豆浆、一套烧饼果子当早点，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铺花２０大枚（约８分钱）买一份烩饼或炒饼，高汤是白送的。此外如馄饨每碗５大枚，约２分钱，合今人民币７角。
　　１９３３年父亲被辞退，只好回广东谋生。方成和二哥两人留在北平上学，寄宿在学校，由叔父照顾。二哥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念书，校址在端王府夹道，学生２８５人，学费每年２０圆。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每月６圆，合每天两毛钱；如果不喜欢食堂，那么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来圆，四菜一汤。
　　孙顺潮升高中进了私立弘达中学二院，校址在月坛。这是一所著名的住宿学校，学宿杂费每年３２圆，合今人民币１000元左右。从学校出来，乘坐洋车（东洋传来的人力车）从月坛到西单商场，车钱只要１６大枚（合７分半）。　　当时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电车票比人力车便宜。方成幽默地说：有轨电车司机要听卖票的吹一声哨子才开车，所以有句俏皮话：“老太太上电车，您先别吹！”
　　上高中时，学校食堂是包给厨师的，吃饭记账，每人一个小折子，吃一回记一回。校外的小饭铺也一样，只需花1块钱买个折子，吃上3块5块都欠着，满一个月或到放寒暑假前才结账。中学生每月有5块钱就够了（合今人民币１５０元）。
　　那时许多店铺习惯于做记账的买卖。方成记得父亲下班以后路过四牌楼下面一家“隆景和”食品店买糕点，可以记账；路过海鲜铺子买鱼虾，如黄鱼、比目鱼、黄鳝、白鳝这些家常菜，都是记账。
高中毕业后，为了考大学，他住进二龙坑宏仁公寓，每月房租加包伙费一共１０圆左右（合今人民币３00元）。据记载还有十来个公寓，如会贤公寓在西河沿路南，房租饭钱每月１３圆。在那些公寓住宿的多是全国各地来北平报考学校的青年人。他那时忙于准备考大学，休息时偶尔也去看电影、听京戏，一张电影票2角钱。
　　１９３６年夏天，方成考取武汉大学，离开北平。

　　20世纪30年代北平专科和中等学校的费用
　　专科和职业学校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费每学期１０圆，杂费、制服费１７圆。学生１７３人。校址在前京畿道１８号。
　　北平女子西洋画学校，学费２８圆，杂费２圆。学生５０人。校址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４号。
　　中国戏曲音乐学院戏曲学校（原名北平戏曲专科学校，１９３１年７月改中华戏曲专科学校，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改此名），报名费１圆，注册费１圆，其余均由学校供给膳食等。学生１７０人。校址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４号。
　　青年会育才商业专门学校，学费４７圆。学生３９７人。校址在马大人胡同。
　　北平法律函授学校，学费、讲义２４圆，女生减收１７圆。学生４４１人。校址在宣武门内受水河流甲１号。
　　北平国文专科学校，学费初级每月１圆２角，高级２圆２角。学生２５人。校址在交道口南菊儿胡同。
　　北平华英打字学校，华文打字全期１２圆，英文打字全期６圆。学生２０人。校址在北新桥褡裢坑３９号。
　　新声英文日夜学校，学费每学期１２圆。学生９６人。校址在菜厂胡同。
　　北平中央银行簿记学校，每月学费５圆。学生每班３０人。校址在朝阳门内南小街老君堂６７号。
　　较著名的中学
　　市立第四中学，学费１０圆，寄宿费７圆，体育费２圆，制服费５圆，杂费３圆，膳食费约５圆。学生４２８人。校址在西什库后库４号。
　　市立第五中学，免收学杂费；体育费高中４圆，初中２圆。学生３２３人。校址在北新桥方家胡同。
　　北平弘达中学，学费初中２６圆，高中３２圆。学生１２００人。校址在西单新皮库胡同１３号。
　　北平华北中学，学费初中２３圆，高中２９圆。学生４５０人。校址在南长街南口内路西。
　　北平大同中学，由北京大学师生创办。学杂费初中２４圆，高中２８圆。学生５９６人。校址在东城外交部街。
　　北平崇实中学，学费高中３５圆，初中３０圆。学生350人。校址在安定门内大三条。
　　孔教中学，学杂费每学期１８圆。学生１２３人。校址在西单北甘石桥。
　　还有几所著名的女子中学：
　　笃志女子中学，教会学校，由中华圣公会设立。学费每季高中２０圆，初中１８圆，高小１４圆，初小８圆。学生２９６人。校址在前王公厂。
　　贝满女子中学，教会学校，由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学费每学期２５圆。学生560人。校址在东城灯市口。
　　崇慈女子中学，学费高中１９圆，初中１７圆，小学８圆，幼稚园５圆。学生520人。校址在安定门内下二条。
　　华光女子中学，学费高中３７圆，初中２７圆，寄宿费１５圆。学生143人。校址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甲６号。
　　中小学教员的待遇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教育部在蔡元培主持下，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清朝的“学堂”改称“学校”，将学堂监督改称“校长”。规定全国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可男女同校，国立小学学费全免。中学为普通教育。
１９１２年７月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重新制定学制，称为“壬子学制”，规定初等教育７年（初小４年、高小３年），中学４年。一开始对于中小学教员的薪水标准，尚无明文规定。当时全国的中小学教育经费经常得不到保障，时有时无，时多时少。各中小学校的教员待遇不同，一般采用“时薪制”，依照讲授的课时付给薪水。
　　广州市的薪水标准比北方地区高。1921年１月广州市政府规定小学教员的工薪分为９级，最低月薪为36银圆；通常任满３年晋升１级，递加额度１０％，最高可达125银圆；到１９２６年又规定最低月薪４０银圆，每年晋升一级，递加额度为７元５角。
　　当时１银圆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０元。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举行，提出了改革学制的新方案，这时创办的执信中学首先试行；取得经验后，教育部即于１９２２年正式颁布全国施行，通常称为“壬戌学制”或“新学制”，小学６年（初小４年、高小２年），中学６年（初中３年、高中３年）。
　　以广州地区说来，１９２２年以前旧学制（不分高初中）的时期，每课一小时，每小时薪水１—２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０—８０元）；
　　１９２３年正式实行新学制后，中学教员待遇明显提高，初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１元５角至２元５角（相当于今人民币６０—１００元）；高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２—３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８０—１２０元）。
　　1932年实行教（课）训（练）合一制，中学教员待遇改为以“月薪”计算。规定：
　　初中教员每周任课１８—２２节（每节课４５分钟），月薪６０—８０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８00—２４00元；
　　高中教员每周任课16—20节，月薪80—1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私立学校和兼任教员的薪水，参照公立学校的办法，但仍以每周任课时数计算报酬（当时１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３０元）。
抗日战争初期，广东各机关公务员和学校教员，一律按照原薪８成发给，称为“国难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广州沦陷，物价逐步上涨。起初教育界采用发给“生活补助费”的办法加以弥补。但到抗战后期，提高薪水和发给生活补助费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因此公立学校按家属人口数补助免费大米，私立学校则向学生家长征收“学米”补助教职员工。沦陷区老百姓跟内地一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