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安全:寻找国民素质失落之因：好文化，制造不出来（四）

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而在2011年4月1日举行的斯诺克中国赛上，英国选手墨菲还在抱怨：“中国观众的行为非常没有礼貌，这种情况七年里从未改善。”——想来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看到这样充满着道德优越感的话语都会感到愤怒。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你却不难找到这种观点的拥趸，近代以至当代的众多伟人也为中国画出了无数种“制造”先进文化、改造“愚民”的蓝图。但这一百年来中国的风云变幻表明，他们的规划和制造，只不过是在中华文化伤痕累累的肌体上，披上了一件GDP全球第二的光鲜外衣而已。

  毛泽东号召全社会向生产者学习：包括工人和贫下中农

2011年03月06日 16:09
来源：新华网·新华资料 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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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本文摘自：新华网·新华资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望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暖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和乡村学校数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一下子大家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建国初提高农民素质的措施：农村扫盲运动

2011年03月05日 12:43
来源：党史文苑 作者：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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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农民阶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是革命的“大元勋”。农民在政治上争得解放之后，获得学习文化的权利，完全是一种正当的要求。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改变他们不识字的处境，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6年第12期，作者：宋洁（（1982—），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原题：《建国初期农村扫盲运动的特点》

解放初期，文盲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平均要占到70％左右，农村人口中的文盲，高达80％以上。文化落后的现实，对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个不利因素。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党领导了一场扫盲运动。运动在开展中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把扫除文盲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一项重点来抓

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战线上一项深入而连贯的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1]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说，首要的是争取解放，包括争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的广大农民，祖祖辈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目不识丁的人数超过农村人口的80％。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但对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却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本领。“如果绝大部分的农民一不能看通俗书报，二不会记普通的账目，三不会写简单的便条和信件，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连个简单账目都闹不清，怎么搞复杂的生产规划，又怎么去研究新的技术。”[2]这些都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呼声。为了满足广大农民要求提高文化水平的愿望，改变不识字的状况，尽快地适应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形势，党和人民政府把扫盲运动的重点放在了农村。

从另一角度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也必须惠及几亿农民。中国农民阶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是革命的“大元勋”。农民在政治上争得解放之后，获得学习文化的权利，完全是一种正当的要求。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改变他们不识字的处境，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这些都决定了建国初期党在农村中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力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

为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久，毛泽东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扫盲运动作为这次文化建设高潮的浓重一笔而载入了共和国史册。

二、推广“速成识字法”和开展农业合作化，扫盲出现两次高潮

扫盲运动的首要任务是教会农民用文字进行交流，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所以识字运动是扫盲的第一步，能认识多少字成为衡量农民脱盲的标准。

“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带来了第一次扫盲高潮。此法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模范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他精心挑选1200个常用字，每个字都对应表列注音符号，制作成两大张生字表。其核心是借助注音符号作为辅助识字的工具。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单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教、学识字课本，同时开展一定的阅读、写字、造句训练，巩固所认识的字。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全军的文盲。然后全国各地迅速办起了实验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于4月23日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中华全国总工会于4月30日发出通知，责成各级工会组织展开“速成识字法”的重点实验工作，要在工农教育中推广速成识字法。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并确定河北省为“速成识字法”实验区。5月、6月教育部连续发出通报，介绍山西、东北、天津等地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识字运动的情况。推行“速成识字法”以来，全国城乡参加扫盲识字学习的人数大量增加。1953年参加学习的工人、农民将近2000万，其中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近700万人。为了加强对扫除文盲工作的具体领导，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兼党组书记）、林汉达、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

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扫盲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从1952年9月起，党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并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对农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到告别了文盲才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1955年12月1日，青年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而且“现在我们所说的扫盲运动，已经不是一种随便的扫盲运动了。因为农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将它当作经济目的来看，那它正是要实现合作化”[3]。所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下，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农村进一步实现技术改革创造条件，扫盲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三、全民来扫盲——党领导下的统一规划而又灵活多样的群众运动

扫盲运动是建国初党领导的主要是面向社会下层的群众运动。其赖以发生的社会背景、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它所面对的对象决定了它具有统一而又灵活多样的特征。

首先，农村扫盲必须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生活需要。为此，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扫盲工作制定了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各级政府从本村、本乡的实际出发，经过和群众商量，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为了统一领导扫盲工作，各地还成立了扫盲协会。

其次，“以民教民”的工作方法解决了扫盲运动的师资问题。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单靠正式的教师和正常作息时间的教学难以满足在短时间内全部扫除文盲的艰巨任务。组建一支扫盲教师队伍是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特别注重业余教师的培养，并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有七八百万是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当时就是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4]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同时注意解决业余教师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教育他们认识到教人读书识字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因而是光荣的工作。

再次，青年团协助各级政府，在扫盲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扫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扫盲的依靠力量也主要是青年。“扫除占农村青年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文盲、半文盲，是实现农业合作化伟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今后农村实现技术改革、实用大型农业机器的重要条件。”[5]为此，团中央号召各级团委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在全国农村掀起一个全国性的扫盲热潮，使扫盲工作紧紧跟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团员青年作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在动员群众入学、帮助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以及指导群众学习和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

最后，扫盲运动打开了农村妇女自求解放的大门。妇女占到农村人口的一半，而她们长期以来远离知识与文化，妇女的社会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不仅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各级政府组织了妇女联合会作为领导妇女工作的机关，对她们进行思想宣传与文化教育，使她们摆脱封建主义造成的愚昧，从而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正视自己的社会尊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总之，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农民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农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迈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初的步伐。

注释：

[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39页。

[2][5]南辛．大家来扫盲[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第4页，15页。

[3][4]林峰．进一步开展扫盲工作，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Ｎ]．《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6日。

 

爱国卫生运动中毛泽东亲自走进巷子检查工作

2011年03月02日 22:50
来源：杭州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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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小营巷，本是江南古城一条普通的小巷，却因毛泽东主席曾经来到这里，走进居民家中，察看卫生状况，关切居民健康而名扬全国。受到鼓舞的杭州市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并推动了全省、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党和政府也在这个运动中，积累了领导卫生工作的丰富经验，并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卫生制度。

本文摘自：杭州政府网，原题：《毛泽东主席察看小营巷居民区与爱国卫生运动》

小营巷，本是江南古城一条普通的小巷，却因毛泽东主席曾经来到这里，走进居民家中，察看卫生状况，关切居民健康而名扬全国。受到鼓舞的杭州市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并推动了全省、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党和政府也在这个运动中，积累了领导卫生工作的丰富经验，并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卫生制度。

爱国卫生运动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洁卫生运动。这个运动不仅很快改变了连年战争遗留下来的城乡脏乱环境，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提高了人民群众防御疾病的能力，而且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全国人民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

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看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贺诚上报中共中央的《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亲笔写了批语，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批示中说：“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强调指出：“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轻视卫生工作。”这是建国后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它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并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爱国卫生运动走向高潮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52年，侵朝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美国飞机并侵入我国东北、青岛地区投掷细菌炸弹。毛泽东主席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即发出文件，全国人民掀起了以反对美军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杭州市和全国各地一样，在杭州解放的第二个月，市防疫委员会成立并立即开展工作，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开展井水消毒，清除垃圾、粪便，消灭蚊蝇、跳蚤、臭虫等害虫，并动员全市公私医疗机构，免费为居民注射预防霍乱疫苗。

1952年4月10日，杭州市委、市人委召开在杭机关干部大会，参加大会近千人。市委宣传部长顾春林就反对细菌战争作动员报告，市卫生局副局长林伟和市卫生防疫站站长骆瑞庭提出反细菌战计划，会后组织反细菌战演习。7月12日，为了进一步在全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杭州市人委举行行政会议，市长吴宪作报告，会议决定将市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副市长陈礼节任主任（此后历届爱卫会主任均由市委或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并设秘书、技术指导、宣传教育、联络组，由市卫生局、市卫生防疫站、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专、兼职卫技人员担任。

同时，各区先后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分会，各街道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小组。居民委员会设卫生主任，居民小组有卫生小组长，负责发动居民群众参加清扫、除害、卫生防病活动。并在街道成立消毒站，每个居民区设1—2名脱产消毒员，开展消灭蚊蝇、控制孳生地和井水消毒工作。街道卫生院的防疫员和红十字卫生站的红十字会员负责地段的卫生宣传、计划免疫、防病灭病工作。各乡、镇、村也成立相应组织，发动村民参加爱国卫生运动。

根据“块块领导，条条负责”的组织原则，全市各机关、工厂、学校、商店等企事业单位，成立相应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小组），组织和发动干部、工人、学生、店员等各行各业的人员，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红十字会会员、学校卫生员、工厂车间保健员是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发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1960年改为臭虫〉）和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更大规模的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杭州市广泛动员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迅速改变了解放前的脏乱环境和不卫生习惯，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及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涌现了一批像小营巷居民区这样的卫生模范单位。

毛主席察看小营巷卫生模范居民区

小营巷居民区地处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当年有617户人家，居民1783人。解放前，这里垃圾成堆，污水存积，蚊蝇孳生，疾病流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次麻疹流行，病死许多小孩，居民宋玉英先后生育8个孩子，只长大了3个。解放后，党和政府号召开展清洁卫生工作，特别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来，铲平了“垃圾山”，清除“蚊蝇窝”，改造下水道，改进防蚊设施。建立了卫生保洁制度，贯彻“三保”（保无、保洁、保健）、“四定”（定人、定时、定任务、定措施）、“三扫、二管、一监督”（早中晚打扫，痰盂、果壳箱专人管理，群众性监督）、“五勤”（勤换衣、勤洗澡、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洗晒被服）、“五不”（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乱丢果皮纸屑、不喝生水、不吃变质不洁食物）等要求。成立保健站，建立家庭病床，设立健康档案，实行计划免疫，从而未再发生疟疾、乙型脑炎、伤寒、白喉、麻疹等传染性疾病。同时，绿化美化环境，建立小营公园，办起了托儿所、红十字站，推行文体活动，增强居民体质，文明卫生已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954年，小营巷居委会被评为上城区卫生模范单位，1956年，又评上了杭州市卫生模范单位。

1957年12月9日，在刚刚结束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主席于当日来到杭州。在杭州继续部署和指导下一段整风和反右派工作。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来到杭州市小营巷居民区。这一天，天气晴朗，小巷里如同往日一样清清爽爽，居民们刚吃过了午饭，正忙着洗刷碗筷。

毛主席首先走进61号墙门，居民何天瑞和中学生戴桂芳正在聚精会神地下棋。毛主席和蔼地问道：“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好！好！欢迎”，低头下棋的两个女孩子随声应道，一抬头看见竟然是毛主席，不觉满面通红。这时毛主席已经伸出手，一面和她们握手，一面说：“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于是毛主席走过通道，看到那里的饭桌、菜橱都很干净，锅灶、煤球炉和周围的一切也很整齐，对这里10家合用的厨房卫生满意地点点头，并询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当得到“没有苍蝇，也少有蚊子”的回答后，毛主席点头表示满意。

毛主席折向另一户居民家，站在门口仍然问道：“这里可不可以参观？”居民此时已经知道来的是毛主席，连忙说：“毛主席！欢迎你来”。走进房子，看到收拾得很整齐，桌上放着几叠书，毛主席便坐下来，关心地问房主郑肇基看些什么书，做什么工作。当得知郑的哥哥是先进生产者时，高兴地说：你们一家都很好。随后，毛主席和这里的男女老少们一一握手道别，满意地离开了他察看的第一个墙门。

接着走进56号墙门，这里的房子比前面的墙门还好一些，客厅、卧室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毛主席走过擦洗得干干净净的地板，在天井旁边停下来，揭开天井里五只水缸中的一只缸盖，仔细瞧了瞧，看到缸中有几条鱼在游，居民区卫生主任程瑜向他解释：这是天落水缸，里面养着鱼，鱼会吞食孑孓。毛主席称赞这个办法好。毛主席又走进屋后的菜园，在菜园一角看了一只粪缸，贮存着浇菜用的人粪尿，程瑜揭开粪缸盖子说：这粪缸夏天也不生蛆。“怎么不生蛆呢？”毛主席问，“用石灰洒在上面，三天洒一次”程瑜答道，毛主席笑着点头，亲切地握着程瑜的手，说：“不错”。

最后，毛主席走进42号院子，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期建造的古老房屋，房子虽然陈旧，但泥地上没有垃圾，高低不平的碎石路上也找不出杂草。毛主席看了两户居民的卧室以后，来到军属居素吾的家里，看到两张床都没有挂帐子，便关切地问：“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居民们说：就是夏天，这里的蚊子也很少。毛主席对这个院子的经常性卫生工作很满意。

这时候，毛主席来临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这条巷子的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涌到外面来。毛主席一在门口出现，人群中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声，人们同声问候：“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微笑地走着，不断向大家挥手致意。人群中一个胡须雪白的老人伸着手，总挤不到前面来，毛主席看见了，立刻向前两步，握住老人的手。

车子已经开动了，毛主席回过头来，频频向人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主席察看小营巷居民的卫生工作，极大地鼓舞了杭州人民“消灭四害、卫生防病”的积极性，推动和促进了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和“学小营、赶小营”的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的深入发展。消息传开，在全国也引起热烈的反响。辽宁、黑龙江、山东、安徽、山西、江苏、河南、福建、北京等省市负责人，通过广播分别向群众进行动员，各地收听人数均在百万以上；吉林、河北、浙江、四川、上海等省市召开全民性誓师大会；有些省市还通过电话会议、先进积极分子会议、劳模奖励会议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动员，提出口号和奋斗目标。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热情，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

毛主席察看小营巷卫生工作的第三天，杭州市委、市人委召开全市各局（处）、区人委和大专学校负责人会议（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委也都派代表参加），部署开展除四害突击运动。号召创造100个像小营巷那样的先进居民区和30个御道社那样的农业合作社。具体步骤为：自即日起至1月26日，为灭鼠灭雀突击运动阶段；1月19日至2月1日，为突击灭蛹运动阶段；2月2日至8日，为杀灭蚊蝇突击运动阶段；2月9日至2月16日举行除四害突击周，全市人民总动员，再一次向四害进行总攻击。

在全市人民再接再厉、齐心努力下，市区及郊县农村的卫生环境面貌大为改观。1958年又涌现了上城区大螺蛳山、下城区毛竹弄、江干区大悲阁弄、拱墅区登云桥等卫生模范居民区，郊区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以及杭州汽车修配厂、楼外楼菜馆、清泰第二旅馆、杭州第四中学、清波幼儿园、省财政厅等60个除四害、讲卫生一等模范单位。1959年，上城、下城、西湖区被评为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区。1964年，又涌现驻杭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三五O部队、市劳动局、上城区人委、紫城巷、环城新村居民区、汽车发动机厂、九豫丝织厂、杭州酿造厂、杭州酒家、市东旅馆、铁路杭州车站、杭州师范学校、下羊市街小学等一批先进集体。

小营巷爱国卫生运动的先进经验在省内和全国得到了普遍推广，中央和许多城市的党政领导和爱卫会组织，纷纷前来杭州参观取经。杭州市与青岛市一起，成为全国闻名的卫生先进城市。

自此以后，每年1月5日，小营巷居民及杭州市人民都以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毛主席到来的这个日子。1960年1月5日，在毛主席来到小营巷两周年的时候，中央和省、市联合组织检查组对杭州市进行卫生大检查。小营巷居民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汇报在“除四害、讲卫生、改造环境、美化家园”和创办集体福利事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庆祝毛主席亲临该巷。1978年1月5日，浙江省既杭州市隆重纪念毛主席视察小营巷卫生工作20周年，会上，省革委会授于小营巷等24个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位红旗奖。

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

自1958年以后，杭州市人民以小营巷为榜样，把爱国卫生运动推向新阶段。在1月8日市委、市人委召开动员大会上。会议宣布：本市除四害突击运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除了捕鼠灭雀、扑灭蚊蝇以外，应该集中精力，搞一次全面、彻底的全市大清除，整理室内外环境卫生，同时开展广泛深入的讲卫生宣传，劝止随地吐痰、随地丢弃果皮纸屑和一切妨碍公共卫生的现象。积极提倡个人卫生，要求做到室内无尘、无蚊蝇；室外和街巷无垃圾，无污物。为了取得这次突击运动的全面胜利，各级党政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用革命的劲头把战斗任务切实地担负起来。在运动比较搞得好的地区和系统，应该更深更透地发动群众，加强战斗部署，乘胜追击，务求搞深入、搞彻底。一些劲头不大、领导不强的系统和单位，就必须首先批判领导的保守、麻痹思想，端正态度，采取积极步骤，重新部署战斗，迅速发动群众，用整风的精神逐步赶上。

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子达、杭州市副市长陈礼节，分别在会上对今后除四害突击活动作了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要在三年内消灭四害，使杭州市成为“四无”市，必须取得今冬明春除四害突击活动的彻底胜利。现在群众的劲头很大，问题是领导落后于群众。他们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亲自动手，带动群众一起干，天天干，时时干，使运动持久、经常化……。

同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活，概述了目前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形势。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已把爱国卫生运动和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而成为他们自觉的行动。正是这种群众的自觉行动有了党的坚强领导，使运动形成波澜壮阔的新高潮。

这位负责人说：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到目前以除四害为中心的新高潮，它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往年。现在运动已经逐渐普及到全国广大地区的各个角落。一九五二年运动开始时，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还没有深入地具体结合生产和日常生活。现在，讲卫生、除四害开始成为许多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群众对运动的认识比过去提高了，经验丰富得多了，领导运动的各级组织也更健全了。这是这次运动高潮的特点。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一个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提倡卫生，扑灭危害当地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省市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响应全国爱卫会及市委、市人委的号召，杭州市人民掀起“学、赶小营巷”的运动，把爱国卫生运动推向新阶段。1958年发动群众100万人次（当年全市人口为77.6万），组织全市性活动数十次，清除垃圾2700余万担，改善厕所4600余处，老鼠密度大大下降，蚊蝇明显减少。并总结了一套“标本兼治、治本为主”、“六战”并举、封闭“五洞”的除四害方法（发动群众开展扑打、烟熏、翻盆倒罐、地道灭蚊、灭越冬蚊蝇和街道保洁突击活动，以及封闭蚊子孳生地窨缸洞、窨井洞、下水道出口、石板缝、地板通风洞）。在农村，发动群众和组织城乡卫技人员开展“灭四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活动。

爱国卫生制度进一步贯彻执行，主要是“三打”（早晚打蚊子、中午打苍蝇），“三保”（保无、保洁、保健），“四定”（定人、定时、定任务、定措施），“三扫、二管、一监督”（早中晚打扫，痰盂、果壳箱专人管理，群众性监督），“三查”（食品查清洁、查新鲜、查营养），“五勤”（勤换衣、勤洗澡、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洗晒被服），“五不”（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乱丢果皮纸屑、不喝生水、不吃变质不洁食物），以及每周六为全市“爱国卫生日”等制度。

为了推动活动的深入发展，先后举行三次除四害、讲卫生优胜红旗大检查、大评比。在第三次检查评比中，还邀请了省、市党政领导人、政协委员、群众卫生骨干、青年学生、卫生人员共1000余人参加，分成176个组，共检查32个街道（派出所）的94个居民区，15个公社的119个生产队，以及68个机关、工厂、工地、学校、行业等集体单位，市区普查80，408户，郊区普查1895户。1958年9月18日，全市有40多万人投入消灭蚊蝇活动。10月4日，中央卫生检查团来杭州检查了68个单位，对杭州的评价是：通过不断的突击活动和经常牲活动，基本上控制了“四害”的孳生场所，新的小营巷接踵出现，进一步向人民保健制度方向发展；基本上消灭了危害人民最大的地方病，降低了传染病发病率，提高了出勤率。

同年12月15日，杭州市和西湖区、小营巷居民区的代表3人，出席全国爱国卫生运动评比会议，杭州市、西湖区、小营巷居民区荣获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发的奖状。

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发展，先后开展积肥支农、疏浚圣塘河、中河以及对市区部分池塘的填埋。2月6日，城区16万人冒雨积肥支援农业，对窨缸、窨井、垃圾、沟渠等蚊蝇孳生地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出动2.2万人次疏浚圣溏河，出动2.5万人次治理浣沙河，4万多人疏浚中河和东河。冲污泥、清河岸，对这几条城市河道进行整治，并在半个月中出动5万多人次填埋污水塘。

同年，全国爱卫会灭蚊小组来杭，帮助总结灭蚊经验，对杭州市采取治理河道、封闭五洞、诱蚊杀卵、填疏池塘、处理积水、养鱼灭孑孓、山地灭蚊、消灭越冬蚊蝇等措施，给予良好的评价。

1952—1959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认识统一，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对待，各级领导都能以身作则，发动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工、青、妇等各级组织的力量；二是广大人民群众以爱国的热情，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全国人民所发挥的巨大力量；三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这种发展成为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的基础和条件。当然，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要把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深入的发展下去，还有艰巨的工作要做。

爱国卫生运动中亦曾出现“高指标”、“形式主义”等倾向，主要是对消灭病虫害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认识不足，亦与“大跃进”年代的风气影响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1960年后，由于连读三年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爱国卫生运动受到极大的影响。经济调整中，爱国卫生运动又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各级爱国卫生组织瘫痪，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基本停顿。1974年8月，贯彻国务院《关于坚持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加强防疫工作的通知》，杭州农村结合生产，开展了“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活动，办沼气、打水井、建小型公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级爱国卫生运动组织恢复。1979年，全市组织3次卫生突击活动，3次卫生大检查，2次卫生先进单位现场会；对严重违章违规的1200余人作了经济处罚或行政处理；这期间的消灭蚊蝇活动中，捕蝇笼和灭蚊灯在一些地方逐步推广。

毛主席来到小营巷成为杭州人民心中永恒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伊始，满目疮痍，疾病丛生，而美帝国主义又在此时侵略朝鲜，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以此为契机，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的卫生运动。实际上是党和政府为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卫生状况和社会陋习，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的良好对策，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自觉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延续。

这项由政府组织、全社会参与的爱国卫生工作，动员广大群众重视社会卫生工作，积极同疾病作斗争，改变了多少年来存在的不卫生习惯和不卫生环境。爱国卫生运动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创建卫生城市、初级卫生保健活动、农村“两管五改”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许多地方的面貌焕然一新。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群众的几种烈性传染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这是我党根据国情需要，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和发动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卫生工作方式。它运用国家行政功能，集中社会力量，发挥制度优势，以运动的形式，组织实施了既庞大又复杂的社会卫生工程，不仅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而且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争，改变了民族的形象，振奋了民族精神，创造了中外社会卫生史上的奇迹。

党中央和毛主席时刻关注着人民群众的生活。建国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和保卫工作的需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不受限制地去接近普通人民群众，尤其是像毛泽东主席这样的党和人民的领袖，他的行动不免受到诸多的约束。因而，毛主席来到杭州小营巷居民区，亲自察看居民的生活和卫生工作，与城市普通群众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在建国以后是绝无仅有的。毛主席关心群众、平易近人的风范，为全党全国各级领导干部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对于杭州人民来说，更是受到了莫大的鼓舞，留下了一个永恒的深情记忆。小营巷因而成为一条流动着党的领袖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情感的河，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卫生工作的范围了。

 

建国后要求全体人民参加劳动 拒绝劳动者：拘捕劳教

2011年03月05日 12:53
来源：南方网 作者：田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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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57年最初颁布劳动教养条例时，反右刚刚开始。并非为了处理右派才出台此条例。它主要是针对城市间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没有出路的那些人。是“游民改造”的一部分。不过50年代政府初认为游民“绝大部分是穷苦人民出身”，对他们的改造多视为一种“福利救济事业”。当时认为这种“游民改造”至五十年代中叶已经完成。此后再有游民，就被视为违法犯罪现象。1957年《劳动教养条例》的出台正是从视为“福利救济”到视为“违法犯罪”的过渡阶段。

本文摘自：南方网，作者：田炳信，原题：《王学泰：游民与运动》

采访人物：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流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

时间：2005年6月19日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202楼

王学泰：游民与运动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是一条通向远天远地的乡间小路，一个由远而近向你缓缓走来，一个由近而远缓缓背你而去。走来的是古老的历史，走远的是既将成为历史的历史。

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在酷暑难熬的北京六月，在堆满了书籍的客厅和我谈起了他多年在文化史与文学史交叉点上的研究话题。

极目远眺，透过历史的蛮雨障烟，在中国朝代更迭的断裂处，你会清晰地看到一沉一乱那凹凸不平的疤痕。游民像股浓浓的液体，从那断裂处流出散发着一股刺鼻呛眼的味道。那是一个朝代再生的营养液，也是一个朝代死亡的腐蚀液。

田炳信：我在几年前，就拜读过你的大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我才发觉，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农民起义，按照你的观点，应该说是游民起义，游民的概念你是怎么划分的？

王学泰：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是由士民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址，特别是农民，所以这四民又称石民。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他们当然希望这种社会结构坚如磐石。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腐败时，往往会发生社会运动和震荡，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石民”被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们，其中有一部分就演变成了游民。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次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

田炳信：换句话说，在社会这个巨大的碾盘的推压下，那些被社会抛出去的人，构成了游民的主体。抛出去，他们活动的空间在哪里？

王学泰：游民生活的空间在江湖。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

我们经常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第一是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作为一个词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最初的意义就是指江河湖海。这是最原始的意义。第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这个江湖偏重其人文意义，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如果在争名夺利的斗争中，或者失败了，或者厌倦了，他便全身而退，向往一个安静的所在，这个所在往往称之为江湖。第三个是游民的江湖，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中第二十八回十字坡的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在请武松吃饭的时候，这三个人就说了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听得都惊呆了，只是下拜。武松还安慰他们说“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大家想一想，在那个宋代，衙门里的公差什么坏事没有见过？什么坏事没有干过？什么丑恶的事没有听说过？连公差听了都感到恐惧的这种“江湖”。

田炳信：这是一群脱离了社会管制，仇恨社会的一群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反社会，反正统可以说是游民和游民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者在斗争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这样的一群人一旦整合在一起，那种冲击力、破坏力、震撼力是许多显性的正统集团和隐性的传统文化抵挡不住的。

王学泰：对。游民的江湖是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主流社会是显性社会，由统治者与士农工商构成，主流社会的人们按照统治者所确定的规则公开活动。江湖是不为主流社会的人们所知的隐性社会，它通行的是另外一种游戏规则。江湖人员的构成大多被统治者视为异类、甚至匪类，它的规则又与统治者所允许的规则大相径庭，因此被主流社会打压与排斥就是极其自然的了，自然也就处在潜伏和半潜伏状态了。

田炳信：这种潜伏实际是一次能量的聚合，一旦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合爆发，那引发的动乱是相当厉害的。在这点上，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深”，我觉得，这句话也点中了游民的死穴。

王学泰：在宗法社会中，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是稳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能够流动起来的却并不只是被迫脱序（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士人和商人。

如果有人非得问江湖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我就说江湖在城镇，也在乡村；在热闹的繁华的市井，也在荒寒闭塞的山野；在四通八达的道途，也在湖光飘渺的湖海。也就是说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为生活而奋斗，哪里就有江湖。

《水浒传》中许多地方写到了江湖，如东京桑家瓦子里有说话人在那里演说《三国志平话》；郓城县的勾栏里有白秀英到那里去演唱诸宫调；渭州街头有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势卖艺；揭阳镇上病大虫薛永在那里耍枪弄棒，以博衣食。这些地方因为有了江湖人的奋斗便成为了江湖。从空间上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以不是江湖，关键在他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田炳信：在古代社会，游商算不算一种游民？他们有钱，有见识，有时也会与游民有相类似的心理路程。

王学泰：游商虽然不能跟游宦相比，但商人作为“四民”之一，他们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是也不会受到特别打压。个别朝代对商人有些打压现象，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如汉初、晋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下令，商人要穿两样鞋子，一只黑，一只白。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最根本的在于商人通过流动去追逐比农民、手工业者高得多的收入。流动满足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他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所以说商人不会大量地流入江湖。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

田炳信：走江湖的按照你的说法，不包括游商和游宦，那我们常说的市井细民、宗法农民算不算呢？王学泰：那么什么是江湖人呢？其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江湖人是流动的；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基本上是不流动的。评书艺人中流传着一首描写他们生活和心态的开场诗《西江月》中说：“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方丈风涛不怕。”从这个江湖艺人自述词《西江月》的上半阕就可以看出来，江湖人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而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是不流动的，不会听了书、看了戏，就跟着江湖艺人走了，也可能有，但是极个别的追星族。

田炳信：说到底，社会要讲一个平衡点，一旦失衡，游民增多，社会的管理成本就大。如果警察、保安越来越多，监狱越来越多，社会就是出了问题，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王学泰：历代都有游民，叫法不一样。我在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时，没有写到现在问题，所以我们先不说当代的游民，先说古代。古代，游民从宗法制度中出来。在宗法中，他自己不必面对社会。因为他自己犯了法，首先是家法处置。而且历代的官府的法律都是尊重家族对个体的控制，甚至有一些惩治过度的家法，官府也会理解，认同。中国古代从经济上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特征是“少、小、散”；社会组织则是宗法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宗法网络之中。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人们我们称为宗法人。宗法网络对于本族人既是保护者，又是控制着；宗法人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中，一切有族长代表，长期被保护与控制。因此，宗法人的人格发展是不完全的、性格是不成熟的，个性是萎缩的。特别是在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作比较的时候，更显示出不成熟性。宗法人脱离了宗法网络，我称之为“脱序人”。

田炳信：有序和无序都是相对而言，你比如部队，平时起床、睡觉、练操都极为有序，可是一旦战争开始，最有序的部队就要把最有序的社会变成最无序的社会；你再比如，罪犯在没有被捉起来以前，在社会上干的都是有序社会所不允许的无序的事，可一旦关在监狱里，就变成最有序的人了，几点起床，几点出工，都规规矩矩了。

王学泰：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平衡点问题，政治就是寻求最大平衡点的一门学问。长期过有序生活或过无序生活都会在其个性中显现出来。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应该看到过度的“有序”和过度的“无序”都是反人性的。

田炳信：如果说政治是一杆秤，经济、军事就是一个大秤砣，社会就是被称的一堆物。被称的物和秤砣一旦平衡，这个就稳定，就算一定范围的公平，一旦失衡，称就不是称，砣就不是砣。

王学泰：这个问题就是跟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关系。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它是宗法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宗法制度和宗法原则有所变迁。从先秦到两汉一个样，再到隋唐，宗法又变了一个样。隋唐以后宋代到现在又是一个样。但是宗法精神没有变。宗法精神就是把人按照血统，按照亲缘和地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然后由大家长统治。宗法网络对于个体有双重作用，既有保护作用，又有控制作用。所以说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法制度。作为一个组织制度，虽然有行政制度，但是它的行政制度是依附于宗法制度的。所以古代就是家国同构式。游民就从宗法制度中游离出来。世代全都有游民，但是宋代以前游民形不成群体。因为游民不等于流民。我把游民和流民问题分开了。流民往往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流动，在这个流动中宗法往往没有被破坏。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常有数万或十数万人口在“渠帅”“渠魁”带领下作大规模的流动，甚至成汉这个建在蜀中的国家，都是流民建立的。福建的一些土楼也好，客家楼也好，都是北方迁徙来的宗族聚居之所。一个宗族迁徙到这里之后还是一样的管理，只不过是换了地方而已。

游民是个体性的。这种流动就跟那种整体性的流动不太相同。整体性的流动就是，比如说我作为宗法中的一个成员，我跟着大家长走，还要听大家长的，没有自己面对社会。而游民和流民不同的是他要自己面对社会。这就使他性格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照旧萎缩下去，他是没法生存的。我为什么要研究游民问题？因为游民牵扯到文化问题。流民基本上是个社会问题。而游民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为什么游民是文化问题？因为游民在流动过程中思想变化了，和在宗法中人的性格不同了。他自己面对社会。性格产生变化，形成与宗法人不同思想性格。这是形成游民文化的基础。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单位制度有点像宗法制度。它也是层层领导，等级建构，然后由大家长说了算。这个集体对你既控制又保护。保护你，只要你不犯大错误，生老病死都管，甚至你死了之后儿子还来接班，管到下一代。长期在单位中生活个性萎缩了，缺少积极进取的心态，要想在单位混得好，只要与领导搞好关系就行了。

以后提级、分房都不发愁。即使有政治运动只要你的顶头上司不出问题，你也不会有大事。在外面偶有行为不检，单位领导也会给你一些照应，说一声我们单位好好教育教育他也就完了。改革了，许多单位解体了，单位人变成了“脱序人”，再靠在单位练就的那两手是不行了。不过现在的脱序人与古代社会的脱序人不同。古代社会的脱序人面临的是农耕社会，城镇中工商业虽然有些发展可以容纳一些脱序人，但那时的城市还是皇权专制制度的中心，对于工业者中的受雇佣者很少有保护。

受雇佣者虽然有了暂时生活来源，但因为没有保障，仍然摆脱不了游动的噩运。那时面对大批的脱序人的流动束手无策，他们的政策选择就是“驱游民”，就是把游民再赶回到土地上去。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游民的激增，或有天灾人祸，以游民为领导和中坚力量的“农民起义”就会爆发了，成为改朝换代的动力。而我们改革目标是工商社会，现代脱序人或情愿或不情愿都被裹胁进工商社会，这个社会的本质上是契约社会，而契约要靠法治来维持。这样进入工商社会的人们都要变成遵守契约的人，受到它的约束，成为懂得权利与义务的公民，这样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化。当然这些只是从一般理论上说，现实离它还很远，但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努力是不容置辩的。

王学泰：上面讲的单位主要是改革前的单位，那时的单位是全能的。每个人都一个单位。农民所在不叫单位，叫生产队、上有生产大队、公社。它与城镇单位的差别就是保护功能弱，控制能力强。建国以来搞过数十次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在单位中进行的。可以说单位是搞政治运动的有效空间。没有单位搞不起运动。

田炳信：现在搞不起来？

王学泰：现在再搞政治运动就有许多困难。过去每个人都在单位中生活，而现在不是这样了产生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另外单位的政治功能差了，逐渐变成了纯业务性质的（这是正常的）。过去的单位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个细胞。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现在这个功能弱了。第一，不是每个人都在单位中，80%的农民成个体了，城市工人下岗了，等于把单位破坏了。搞政治运动的有效空间不存在了。单位有些像陈云说的“鸟笼”，只有在鸟笼里才能搞这个运动。谁是正类，谁是异类？怎么把异类挑出来？这个在鸟笼里好做。如果你把鸟们都放到天上去了，这怎么弄？

田炳信：也就是说，中国把人的保护和控制划为两块。一块是单位，一块就是户籍。

王学泰：过去它们是合二而一的。其实单位就等于户籍了。那时，如果你被单位开除要回街道，你甭打算在街道上呆上半年。马上给你送劳教去。还有一种“强劳”你可能不知道，比劳教又轻了一点，全称叫强迫劳动。你说你在家里呆着，游手好闲，没有的事，不可能的，起码在北京不可能。

田炳信：那你也活不下去呀。

王学泰：五十年代还有有钱的，因为对城市中的有钱人没有采取没收的政策。比如说，资本家有定息，北京还有“吃瓦片”（靠出租房屋为生），另外还有豪门贵府的后裔。我跟郭宝昌很熟，拍《大宅门》的，他是同仁堂某房的养子。我大学毕业，划为“反动学生”，由北京市高教局组织到南口农场二分厂劳动；他同我一样，被电影学院划的“反动学生”。我们一块儿住了三四年。他们家就有钱啊，可以坐在家里吃，不必去劳动。他是因为要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彻底改造自己才到农场劳动的，而且就拿28元的生活费，不要家里寄钱。在家里不劳动“吃闲饭”，50年代还勉强凑合，到了60年代在家里就没法呆了，天天会有街道干部去找你。

57年最初颁布劳动教养条例时，反右刚刚开始。并非为了处理右派才出台此条例。它主要是针对城市间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没有出路的那些人。是“游民改造”的一部分。不过50年代政府初认为游民“绝大部分是穷苦人民出身”，对他们的改造多视为一种“福利救济事业”。当时认为这种“游民改造”至五十年代中叶已经完成。此后再有游民，就被视为违法犯罪现象。1957年《劳动教养条例》的出台正是从视为“福利救济”到视为“违法犯罪”的过渡阶段。因此这个条例既带有惩治犯罪的倾向，也带有“福利救济”的特征。“条例”谈到“劳教”对象除了轻度犯罪以外还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这些似乎都不能说是犯罪，只是被单位开除，或主动辞职，还包括那些不服从分配，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劳教是给你安排出路。所以最初的劳动教养没有期限。它只是改造城镇游民的一种措施，带有预防犯罪的性质。“条例”中说得很明确“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必须遵守劳动教养机关规定的纪律，违反纪律的，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处理“；”在教育管理方面，应当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规定他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制度，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学习劳动生产的技术，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

在城市里呆着，又没有收入，长此以往，不就得干犯法的事吗？

田炳信：就是管制起来了。

王学泰：不是管制。你到那里去，也照样每个月三十二块钱（这是北京听说外地就要少得多）。当时劳动教养三十二块钱，就等于你去就业，给你找工作呀。

田炳信：就是找工作，你也可以叫个好听的名字呢？为什么非叫劳动教养？

王学泰：“教养”这个词现在听着是难听了一点，因为多年以来用它处理轻微犯罪人员。实际上自古以来为统治阶级所用的儒家思想对于老百姓就是主张“养之”“教之”的。何况解放初强调“不劳动者不得食”有的人甚至把“劳动”就简单地理解为农业劳动，而且这种劳动是最光荣的。那些提笼架鸟的人们在新入城的干部眼中就是“二流子”（反右时，吴祖光“二流堂”事一公布引起许多人的愤慨，就是把这些文人的自嘲视为以“二流子”自豪）。其实“改造”这个词要深究起来好听吗？“脱了裤子割尾巴”，“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好听吗？不过大家都这么说，习惯了。普希金诗剧《叶甫格尼。奥涅金》有两句诗说“上帝本没赐给人幸福，习惯就是它的礼物”。我们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样了。我们历来不被尊重，被大人物喝来斥去，反复训导，但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阿Q当赵太爷尊重他叫他“老Q”时，他还不知道叫谁呢。

田炳信：人最大的特点是，在现实的经度中的缺陷，总喜欢到历史的纬度中去寻找一种籍慰。这是人的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但并不能代替你做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在活生生的社会中的阴阳冷暖。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有变化，可是放到历史的长河中，他的缺陷总会像是一层油垢漂在历史的河面上，这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一种客观。

王学泰：没错。又说到普希金。他有首抒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最后一句是“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这是人性的弱点，人们怀旧时总爱为逝去的时代增添一些诗情，应该宽容，但道理要说清楚。例如有人说五六十年代如何如何好？现在如何如何糟。这种说法的存在，有时还上了媒体，这本身就说明，现在有了些宽容。1957年你这样说一定划为右派。因为右派言论中一个典型言论就是“今不如昔”论。

当然，人们的诉求有所不同，有的人说五六十年代治安好。有人忘了那种“治安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为此又付出了多少代价。那时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一生荣辱都付给了这个单位。

人们在社会上出了问题都要找单位，单位的领导能够决定你一辈子的命运。多少与领导关系不好的人们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人们付出第一条就是人身依附关系。另外当时不停的政治运动，把人们搞得谨小慎微，怕跌到阶级敌人队伍当中去。过去有句话叫“老百姓怕上纲，干部怕上线”。

所谓“上纲”就是阶级斗争这个“纲”。一个人被上了“纲”那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为了这个“治安好”使大多数人都处于危惧之中，这是第二个代价。第三个代价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彼此提防，不敢说心里话。生活无趣。更重要的这种治理方式大大妨碍生产的发展，人们都处于贫困之中。那时小偷少，也没东西可偷。那会儿大家全挣四十二块五。买生活必需品大多靠“票”计划供给。马三立说的相声《逗你玩》，那时候偷东西就是偷个布单子，偷个裤子。现在这些算什么。这些使得中国人活得没有尊严。难道现在人们为了一个“治安好”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吗？

田炳信：人有约束和没有约束，人负责任和不负责任是大不一样，过去有句话，赤脚的不怕穿鞋，这话就带有浓厚的游民意识。

王学泰：所以我给游民总结了四条性格，叫游民性格。第一，游民他是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的，他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所以胡传奎唱“世乱英雄起四方”，只有世乱这英雄才能出来。第二就是有主动进击精神，主动向别人进攻。宗法人不成。儒家的思想意识是属于宗法的，他们强调“温良恭俭让”。因此文人士大夫以个性谦和，不与人争为君子。

过去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指士人先天的软弱性。他们缺少主动精神，进击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是被动的。“得出手时就出手”，电视剧《水浒传》这首歌词写得非常好，概括出江湖人在社会震荡中的主动精神。宗法人绝对不敢。没有了这种主动精神，临门不敢一脚直射，患得患失，坐失时机。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一般老百姓要遵守社会规范，有家要考虑老婆孩子，即使打架也不敢乱来；可是流氓过来拿砖头就敢往你脑袋上拍。第三，游民要在社会里在争夺属于自己的利益，或是不属于自己的利益时，往往要跟自己相似命运的人结成同伙，他才敢干。

游民最简单的结合就是《三国志演义》中“桃园三结义”，复杂的就是明中叶以后出现的秘密帮会。这种结合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保障。所以他们很看重这种结合，并成为认可的价值之一。因此这第三点就是只讲敌我不讲是非。这在《水浒传》中有鲜明的表现。同样的事情比如劫道吧，梁山好汉（包括梁山系统的）做了就是对的；而其它山头干的则是伤天害理。

第四个特征是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而当时又没有其它文明的存在，游民更趋向返回原始的野蛮。游民在社会中没有了角色位置，更缺少社会的尊重与监督，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社会文明的规范，从而表现出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毫不掩饰地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容易流于极端主义和把传统文化非规范的一面推到极端。

田炳信：社会现实生活中，看来不在于你是否是游民，但游民文化，游民意识一旦附在一种所谓崇高的政治意识上，那产生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现在网上流行一条短信，意思是：这年头，教授摇舌鼓唇，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机智勇敢，行事果断，越来越像警察。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从短信看，这里有放大的成份，也有一种无奈和嘲讽。在一个人员流动，时空转变越来越快的时代，游民文化的影子是否比过去更加清晰起来？

王学泰：这要历史地看，一百年来，列强敲开国门，宗法制度逐渐解体，游民泛滥，特别是是新开放的沿海商埠如上海、广州成为游民汇聚之所。他们在那里求生存、谋发展，在他们没有接受新的思想时还是传统的游民文化在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而传统的游民文化就在江湖艺人演说的通俗小说和他们表演的通俗文艺作品之中。要扩展自己的力量还是“桃园三结义”或兄弟聚义，结为帮会；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采取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手段；要与人斗争不是阴谋诡计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建国以来，社会稳定了，把每个人都纳入了单位。此时并没有进行公民教育（1954年到1956年刚刚通过《宪法》时，一度进行过法律教育），人们变成类似宗法人的单位人。那时的教育基本上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政治正确”是惟一选择的教育。所谓“政治正确”就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要搞清方向、不要站错队。几十年了，我们这样要求老百姓，至于其它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来临，那时的“政治正确”不再正确以后，老百姓的头脑空了，人们不知道何所皈依。于是沉渣泛起，游民那一套卷土重来。当然说“重来”也不一定准确，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走。许多时候它（如打砸抢行为）是躲藏在革命语汇之后的。革命词语没了就是赤裸裸的游民行为了。

 

文革中人性的扭曲和残酷行为超出人类素质最低标准

2011年03月06日 17:26
来源：北京文学 作者：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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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本文摘自：《北京文学》1998年第09期，作者：王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原题：《“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野蛮和残酷既是“文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整整十年间，它以揪斗、横扫、酷刑、杀戮、武斗、流放、斗私之类数不胜数的花样到处肆虐，不仅在我们民族几乎每个成员的身上和心间留下巨大的创伤，而且更无比残暴地吞噬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与这骇人听闻的巨大数字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无数血淋淋的场面，例如1966年“红八月”中，北京市大兴县对当地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灭绝性的大屠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本文没有必要更详细地举证“文革”之野蛮和残酷的无数事例，因为每一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对此有着最深痛的感受。然而了解这类事实并不等于就能够说明他们发生的原因，相反，今天的人们往往已经对昨天的无数惨剧感到困惑难解了，例如“文革”结束以后编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中对学生烹食老师事件的记述：

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老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学校是育人培养人才之场所，出现此种残忍野蛮，丧失人性的行为，令人费解。

也许，今天的“令人费解”与昨天的惨剧有着同样的残酷，因为我们的民族在付出了那样巨大、惨目的代价之后，得到的竟是这样一片昏瞀的结论，那么，我们拿什么去让千千万万“文革”死难者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呢？所以，尽管“文革”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令人不堪回首，但是同时，这也恰恰是我们有责任从文化源头上说明其来龙去脉的理由。

一、野蛮性在原始时代的文化功能—它成为美德的始因野蛮性和残酷性与原始文化的联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要展示出这种必然性以及它在“文革”中全面复活的原因，就需要具体说明野蛮和残酷在那时担负的至关重要的文化功能，说明对于原始文化和后来的“文革”来说，它们何以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人类本是从较低等的动物和最蒙昧的远古时代进化而来的，因此在以后的原始社会中，他们尚且一定程度承袭着动物的形貌特征、生活习性就是十分自然的。这种兽性的遗留在图腾时代有无数例子，比如许多被后世推尊为仁德盖世的氏族领袖和上天神明，原本反倒是以野兽的形貌而著称的，《山海经》等书中所记伏羲、女娲、共工、蚩尤、相柳、奢比尸等众多神祇皆是人面兽身或人面蛇身，更著名的是昆仑山上的西王母，她在后世民间传说中的形象是那样慈祥仁爱，但真正的出身却是：“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又如据后来的司马迁说：大禹为人“其仁可亲，其言可信”，但是据更早时代留下的线索，“禹长颈鸟喙，面貌亦恶矣”；他甚至还曾“化为熊”，而这些野兽的形象显然来源于禹等氏族首领崇奉的动物图腾。因此从源头上说，较多地保留和热烈地崇尚原始、野蛮的兽性，这本是原始时代基本的文化特征。

大致说来，野蛮性和残酷性之所以为原始文化所必需，是由于以下几项最现实的原因：

第一，孱弱的原始先民只有随时用尽一切最残酷的办法，才能勉强抵御无数牛鬼蛇神千重万袭的包围和无所不在的侵害。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所以哲学家罗素说：“宗教基本上是以恐惧为基础的。……恐惧是残忍的根源，因此残忍和宗教携手并进也便不足为奇了。”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而这些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种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拟。

按照原始文化对生存工具加以神化（例如人们由于必须依赖火、锤子等工具，所以就创造出火神等等）的原理，凶恶残酷的方法既然是人们抗御牛鬼蛇神所最必需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体现者、象征物、乃至凶恶残酷本身，也就都逐渐具有了神性。显著的例证比如，古人认为猛兽能够吞噬和震慑鬼怪，所以野兽的凶恶形象也就成了一种神器，人们认为自己如果戴上老虎的利爪，也就可以象野兽一样镇服恶鬼。从大量汉代壁画、画像石中所绘驱鬼之“方相”所戴的凶恶面具、野兽一样的利爪，古代陵寝制度中皆以野兽的形象为“辟邪”，以及流传至今的贵州等傩戏中广泛使用的凶恶面具，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是怎样普遍地崇拜过野兽般的凶残。更为经典性的例子比如史籍所记尧帝将为祸天下的“四凶”流放到荒蛮之处，让这些穷凶极恶恶魔为国家戍边御鬼（“以御魑魅”）。在以后的民间宗教信仰中，亦始终保留着这种对凶残性的原始崇拜，例如民间驱鬼时依然如古代大傩一样，要由人“化装成面目狰狞可怖的魔王，他们身披粽衣，手持长矛，……同时高喊：‘打死恶鬼，打死恶鬼！’”又如人们甚至把棍棒（古代称为“终葵”）之类打杀鬼怪的武器加以神化和人格化，

将它们尊奉为具有驱鬼法力的神明“钟馗”——而今人由古代宗教对棍棒之类凶器的这种神化和崇拜，自然很容易联想起“文革”时无数的造反派恭诵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最高指示”而“横扫牛鬼蛇神”的情景，并且窥破：“文革”时对棍棒之驱鬼法力的热烈崇拜（“大批判”、“上纲上线”被无数受害者形象地称为“打棍子”；“大批判”专家姚文元亦被世人称为“姚棍子”；许多红卫兵、造反团甚至袭用毛泽东的诗意而以“千钧棒”作为自己组织的神圣名称），其文化内核实际上是非常原始的。

第二，原始时代普遍的巫术信仰充斥着无数神秘而野蛮的准则，它们规定了原始文化只能依靠血腥的杀戮和各种残酷的行为，才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命活性。如上所述，野蛮性和残酷性既然是原始人类生存随时必需的手段，那么它们当然也就会普遍地渗透到整个文化体系之中，而决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运用范围有限的方法，这也就是“野蛮”、“蛮性”可以代表原始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原因。又因为原始文化充斥着神秘的“巫魅”性，所以其野蛮性也就总是与其神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始文化的上述特点在残酷的虐杀牺牲、啖食俘虏、自虐娱神等等血腥而神圣的行为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例如“文革”时的挖坟掘墓（比如红卫兵掘了孔陵、海瑞墓、瞿秋白墓等等），源于自古以来人们相信完整的尸体可以使灵魂得到栖息安抚、而残尸可致敌人灵魂于死地的巫术观念，这种古老的信仰所导致的不仅是斩首、腰斩、五马分尸等令人发指的酷刑，而且更必然伴随施虐时的庄严神圣。例如古籍中经常提到“不听命则戮于（神）社”；再如春秋时伍子胥率吴师破楚后对楚王陵墓的破坏，是与对楚国宗庙、神器的“横扫”一并实施的：“吴入楚，……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与后来的“文革”时的抄家、造反一样，所有这些暴行不仅是完全统一配套的，而且带有强烈的巫魅性和狂热性。所以我们说：残酷和野蛮是原始时代一种根本性的文化特质，在这种文化环境和文化机制作用下，一切神圣的事物和神圣的行为必然地沉溺在满目的血光之中。

更能够说明残酷野蛮在原始时代之普遍社会意义、也恰恰是与“文革”最为一致的，是这种血腥和杀戮决不仅是极少数刽子手专有的职责，相反，它是全社会几乎一切成员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文革”时标明这种职责之最广泛社会性的，诸如无数令人胆寒而又极为神圣的口号：“群众专政万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等等）。例如古代墨西哥举行人祭的同时，也就是“墨西哥一年最大的节日”，这一天，“所有的人聚在庙里，庭院里燃起无数的灯笼、蜡烛。……他们不睡觉，整夜在那里度过，到了午夜，喇叭、笛子、号角吹起庄严的音乐，……所以的人都在庙的庭院里在火把下守夜到天明。天亮了，庙里的庭院还挤满了人，……（最后）人群集合起来，祭司庄严地给代表女神的女孩熏香；然后他们把她推倒在谷物和种子堆上，割下她的头，用桶接住喷出的血，把血淋在女神木偶上，……”可见，恪守此类野蛮、残酷的原始信仰，曾经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这种普遍性在我国的例子如：旧时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不仅每年春播前都要举行残酷的猎捕人牲、砍头祭谷的神圣仪式，而且全部落的每家每户都要亲与其事，并且将此与自己一年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具体做法是：猎头祭祀之后，“在人头上放些火灰，让火灰同头血融合落在地上，然后每家分一点，等播种时间同谷种一同撒到地里。”第三，对异族、异神的仇杀是原始野蛮性的强大动因。

对于原始氏族来说，异族及其图腾往往是最凶恶的敌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抵御他们的威胁，使本氏族得以生存。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愈杀得多愈高兴。杀了一个便会剥一个头皮，鸣一回得意。”由于为原始氏族的生存所必需，故此这种残酷也就具有了神圣性，例如云南少数民族旧时到敌寨猎头以前要举行庄严的宣誓，“誓词大意是：‘我们是最勇敢的人，为了庄稼丰收，保证村寨安全，我们不怕困难，不怕死亡，决心去仇寨猎头。猎到人头，无限光荣；猎不到人头，就象猪一样懦弱。”相反，如果离开了这种野蛮性，整个氏族或家族就要陷入极大的危险，例如在原始观念中，人们如果不能为本族的死者复仇而“害死一个或一些巫师并把他们所有亲属都斩尽杀绝”，那么他们就要受到死者鬼魂的报复，特别是“这报复不仅是对他一个人，而且是对他的亲人们和他的整个集体。”所以摩尔根说：“蒙昧人和野蛮人自远古以来的习俗就是杀俘虏以施报复，把俘虏的生命用以供神，这是僧侣制度初步阶段的一种崇高观念。”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的种族仇杀。特别是这种原始残忍性不仅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显或隐地为华夏民族所承袭，著名的例子如汉代的韩威扬言要“饥食虏肉，渴饮其血”，于是王莽“壮其言，以（韩）威为将军。”这句话成了后人表示对敌族仇恨的成语而布在人口，例如妇孺传唱的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以后每当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发源于原始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对异族、异神的复仇心理在“文革”时的典型表现，例如当时街头、红卫兵战报上随处可见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绞死柯西金”之类口号；人们对“美帝、苏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来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无“武斗”、“派仗”时对异己者灭此朝食的疯狂仇恨，等等。这些类似原始族仇式的心理在巨大社会范围内的爆发，当然强烈地催动着“文革”之残酷性和野蛮性的极度膨胀。

第四，也是对“文革”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原始文化中（以及后来许多宗教迷狂中）对神明的极度崇拜，规定了人们必须对一切渎神者、或仅仅是可能的渎神者给予最残酷的惩罚，否则就不足以维系神明和神圣事物的无比崇高。因此从本源说，“无限崇拜”的极端残酷，乃是源于它自身机理的深刻内在规定性，而决不是某种偶然的、仅仅由个别阴谋家阴暗心理引发的外在附加物。

原始文化中的图腾禁忌原则认为：任何偶然和匪夷所思的触犯（例如极其偶然对神明和酋长的名字、形象不敬），都将对圣物产生致命的危害。所以为了维护神明的崇高，一切可能的渎神行为都会被以极端神经质的“触染”方式感知和发掘出来、并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而这种对触犯禁忌者的严厉惩罚在“文革”时以“上纲上线”的形式笼盖全国。下面我们不仅将说明：尽可能残酷的手段乃是这种惩罚所必需的；而且尤其要说明：正因为这种惩罚手段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神明的崇高，所以它的残酷和野蛮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对神明无限光荣的效忠。

在原始文化中，对本图腾神性的弘扬只能建立在对异图腾残酷剿灭的基础之上，这本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准则。例如在我国上古神话中，共工与高辛争夺对世界的统治权失败后“宗族残灭，继嗣绝祀”；又如纳西族创世神话中，善神“东”战胜恶神“术”之后，杀尽其部族、烧毁其村寨、污潴其土地、毁坏其水源、灭绝其火种，总之，“善神”要把一切最残酷的方法倾泻到异族图腾头上，类似的例子在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不胜枚举。在原始文化中，本图腾的神性只有依靠对异图腾的无情杀戮才能生命永驻，所以在以后千百年中，人们都遵此传统而用敌酋的鲜血祭祀本族的神明，丁山先生在叙述了春秋时以敌酋为人牲以祭祀本国神祇的风俗之后说：“春秋时代用俘虏于社，正是殷商野蛮风俗的遗存。……因此，周官所谓‘以血祭祭社稷’的大典，现在揭穿其内幕，是以人血为主。”除了敌酋之外，一切渎神者也都要受到类似最残酷的惩罚，而且因为这种残酷惩罚代表着神意，所以它也就无比庄严神圣。例如土蕃巫师要在设坛祭神之后再对渎神背盟者加以凶残的诅咒：“惟天地神祇，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又如《古兰经》对渎神者的宣判：“真主应许伪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们将入火狱，并永居其中，……他们将

受到永恒的刑罚（王注：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时对牛鬼蛇神的诅咒：“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至于悖逆者，他们的归宿，只是火狱，每当他们要想逃出，都被拦回去。有声音对他们说：‘你们尝试以前你们否认的火刑吧！’”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将尽可能残酷地诛戮和惩罚敌人作为对神明“无限崇拜”最好方法的原始规则，被中国后来许多政治操作者所充分继承，典型的例子比如：朱元璋借所谓宰相胡惟庸“谋反”案，疯狂诛杀文武功臣及其家属达四万人，而如此巨大规模的屠戮，就一定要以“大祀天地于南郊”的礼神祭祀为开场仪式。

世界宗教史上，其外在的残酷性及其内在机理都与“文革”极为相近的“运动”，当属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与“文革”完全一样，中世纪宗教裁判不仅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神明的崇高、禁绝各种可能的异端和渎神，而且其残酷性亦是最直接地从“无限崇拜”发源的，所以人们指出：上帝是第一宗教裁判员，“比较而言，后来最残酷的宗教裁判员也无不比上帝本人还要仁慈得多。”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结论是：“上帝生性是大慈大悲的，但非常重要的是：不知不觉地使他变得比魔鬼还凶狠”。与“文革”一样，以维系“无限崇拜”为基本目的的宗教裁判制度不仅发明了无数令人发指的迫害异端、剿灭“牛鬼蛇神”的酷刑虐法，而且尤其要把这种残酷的迫害作为全民族最神圣的节日，所以当时就往往要以烧死异端者们的火刑仪式作为庆祝贵族婚礼的盛大典礼。在类似于宗教裁判神圣法典的《巫士的铁槌》一书中，详细制定了剿灭异端和所谓“女巫”的一系列残酷法律和无所不在的天罗地网：

凡属女巫案件，教会法庭、世俗国家法庭都可以审理；……为使被告承认犯巫术罪，可以先口头威胁，威胁无效，便进行刑讯。轻刑无效可施以重刑，第一天刑讯无效，第二、第三天可继续进行。……如果被告拒不承认犯巫术罪，最后即便没有口供，主教与法官也可判她为“不肯改悔的异端分子”（王毅注：这又让人想起“文革”时最流行的罪名之一即是“死不改悔”），交付国家法庭处死。

可见，从远古到很久以后的时代，图腾、上帝、大救星等等神明无限崇高的神性，毫无例外都必须依靠对异神、异端的极尽残暴才能维系：“刽子手他永远是其国家中最好的基督徒和最虔诚的公民。他是僧侣的朋友，信仰的维护者，是对教士和神的事业最有用的人。”对于原始社会以来许多宗教的上述基本原则，费尔巴哈曾经做了详尽的阐述，他指出：“人有兽性在自己之内，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出于对本教之神的无限崇拜而对异端的迫害，则是将这种兽性调动出来、并发挥到极致的强大动力：“最大的残酷是可以同宗教相调和的，……凡是建立在神学地基上的宗教都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而迷信又能做出一切残酷的非人性的事情。”费尔巴哈深刻地指出了“无限信仰”与残酷野蛮之间的必然联系：

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基督教式的信仰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之至高无上的根据。……在信仰看来，一切义务之基础是对上帝的信仰——信仰是绝对的义务，而那些对人应该尽的义务却只是派生的、从属的义务。这样，不信者乃是……理应歼灭掉的主体。凡是否定上帝的东西，本身也就必须被否定。最高的犯罪，就是冒犯上帝的尊严。在信仰看来，上帝是一位人格式的、最最人格式的、最最不可冒犯、最最有权有势的存在者。……从而，对最高人格的伤害，就必然是最高的犯罪了。……异端、不信——异端只是不明确的、有限的不信——乃是亵渎神明，从而是最高的、最应当惩罚的犯罪。从无数多个例子中随便举一个。厄谷朗巴第乌斯给塞尔维托写到：“……在一切别的事情上面我都将是温和的，惟独见到有亵渎基督我就忍耐不住。”……这种仇恨，起源于无限制的信仰之本质。

费尔巴哈还指出，这种由“无限信仰”导致的野蛮残暴不仅统治着外在的世界，而且更不断塑造和膨胀着包括偏执、疯狂、专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等残忍的内在心理：

信仰在本质上是具有党派性的。谁不是为了基督，那谁就是反对基督。不是为了我，那就是反对我（王毅注：这立刻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流行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等等让人胆寒的口号）。……必然有颠狂跟信仰联系在一起。……对任何不肯随和自己的东西，都是不宽容的。如果它竟宽容了，那就对那享有无条件独占统治权的上帝不宽容了。……信仰要求这样一个彼世，在那里，信仰不再有对敌，或者，这个对敌还存在，那至多也只是为了荣耀高奏凯歌的信仰之自我感。地狱使福乐的信者更体会到欢乐之甜。“他们这些被选者将要出来看看背神者的痛苦，他们并不会因为看到如此而感到悲伤；正相反，当他们看到背神者遭受到难以描述的苦难时，他们就满怀喜悦地感谢上帝对他们的拯救。”泼但说：“一个巫道，即是并没有带来什么损害，……可是，就是因为他抛弃上帝而与魔鬼勾结，也即有损上帝的尊严，故而就应当活活地被烧死。”路德说：“想杀人并不像不信那么罪大恶极，因为，杀人是违反第五条诫命，而不信却是违反第一条，并且是最大一条诫命。”诸如此类在“无限信仰”的虔心驱使下而对异端的摧残能够达到

何等令人发指的程度，这在西方中世纪宗教史上曾有过无数的例子，比如法国作家雨果的控诉：

格尔伦斯岛最后一次火烧巫师是在一七四七年。那是在市内一个名叫波达日的广场上面举行的。……通常罪人是认罪的。人们用苦刑帮助他们招供了罪行。波达日广场对于社会和宗教，还尽了别的义务，他们在那里也烧死了许多信奉邪教的人。……其中有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女儿当中有一个怀了孕，她在柴堆的火炭上面生产了。据史书记载：“她的肚腹爆裂。”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从火堆上滚了下来；……著名的执法官、虔诚的天主教徒黑里页·哥斯南，叫人把孩子再丢进火堆里。

同样，这种为信仰至上的神明（及其附属的一切圣物）而使“所有的爱跟友谊就都消失了”，这种出于“无限信仰”而只有在剿灭和折磨异端者的残暴中才能获得最大快乐和幸福的疯狂迫害欲，这种凭借伟大神明的名义就可以不需任何理由、任何限制而肆意施暴的极端专横，这种苦心积虑用尽一切一切办法必置异端于死地的刻骨仇恨……，所有这些，我们中国人在“文革”中也都最充分地领略到了。于是，对“牛鬼蛇神”的“横扫”、“专政”、屠杀，同胞、亲人之间的“大揭发、大批判”，不计其数的酷刑虐法、诅咒摧残，对无辜妇孺的株连九族、极尽凌辱，血流成河的“武斗”、“派仗”等等最野蛮、最原始的暴行，就都无一不是带着“誓死捍卫”这最神圣的光环而席卷全国的。

尤其与“文革”相似的，是中世纪神学对神明的“誓死捍卫”，恰恰是建立在它把一切异端都视为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的恶魔这原始的宗教观念基础之上的。把异族、异神视为死仇，这是原始文化狭隘性的特有产物，它与巫术时代的神鬼观念相结合，使得一切异神、异端都被视为随时随地祸乱天下、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这种原始观念为后人所承袭，例如英国学者罗素说：“在基督教欧洲，……那些异教神早已被认为就是基督教魔鬼学中的恶魔”；“圣·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这些恶魔引起的’……要知道在神甫们的著作中，‘恶魔’就是指异教神。”与西方中世纪的情况相类似，在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也长期流行将异教、异端视为魔鬼，以及必须用最残酷的方法将其剿灭的观念。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教徒都淫邪无比、行如狗彘，所以当其阴谋败露后对他们义正辞严的神圣判决就只能是：

废其居，火其书，方足以灭其迹；剖其心，刳其目，不足以尽其辜！

可见，在这种自古以来的信仰体系之中，所有异端既然必定是邪恶万端的牛鬼蛇神——于是，对他们的一切惨无人道的“横扫”、“砸烂”、“抄家”、“火烧”等等，就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功德无量的圣业。

二、原始野蛮性在“文革”中重新爆发的化动因和社会条件上一节说明了野蛮性和残酷性在原始文化和中世纪文化中的种种文化功能，由此可以知道，野蛮残酷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何以须臾不可或缺、甚至成为无上美德的原因。很显然，这种文化机理原本仅仅是与原始文化的特殊性质和特殊需要相契合，而不可能为后来一切比较文明的社会形态所接受。但是由于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所以也就出现了在原始社会以后很久，仍然不时有由原始信仰的蛮性遗留引发的暴行。例如近年卢旺达内战中血腥的部族仇杀、美国“人民圣殿教”教徒的集体自杀等等。然而，尽管现代世界还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类悲剧事件，但是却有足够的力量遏制它们的流行，因此像“文革”那样充满了“蛮性遗留”而又能够在现代的整整十年间统治了近十亿人民的庞大“运动”，它的顺利生成和席卷天下就更显得似乎不可思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向原始野蛮状态的“返祖”狂潮呢？

我们说，这种笼盖整个社会的原始野蛮性的再现，需要以基本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全面“返祖”为前提，大致说来，这些必然的社会原因和深刻的心理条件主要包括：

第一，与原始文化极为相似，整个社会完全沦入“牛鬼蛇神”千重万袭的包围、压迫之下，在这种万分可怕的世界之中，人们只有用尽一切最野蛮残酷的手段，才能抗御牛鬼蛇神的威胁而获得生存的希望。

早在1959年，毛泽东在自己的《读报诗》中就无比明确地宣称中国大地充斥着无数牛鬼蛇神：“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而在“文革”中，当这一基本判断被膨胀为全社会至高无上的准则（即与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七八年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和吞噬一切的警号时，整个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也就充满了对这种虚幻威胁的极度恐惧，人们如同在原始时代和中世纪宗教裁判法庭中一样，极尽想象地描述牛鬼蛇神的“丑恶嘴脸”、“蛇蝎心肠”，赋予他们最狡诈、最狠毒和“死不改悔”的本性，用他们得逞之后“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最恐怖血腥的图画日夜不停地恐吓自己和周围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巨大的“魔场”之中，亿万人唯一的希望当然就只能是凭借与牛鬼蛇神的血腥搏斗而为自己拼得生存的空间，用“文革”中流行的话说就是“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而这种逻辑就与中外各种上古创世神话中“杀魔创世”、“杀魔救世”的基本模式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在“文革”中，这种残酷野蛮的杀伐成了最光荣、最神圣的行为，例如北京红卫兵创作的《红卫兵组歌》开宗明义对之的歌颂：

朗诵：战鼓响，烈火熊，杀声起，军旗红。冲天霹雳泣鬼神，杀出英雄红卫兵。……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主席亲手授战旗，小将高唱《东方红》。齐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杀！杀！杀！嘿！！

而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杀”、“杀向帝修反”、“杀上大批判的战场”等成为亿万人生活之基本内容的时候，极度疯狂的野蛮和残酷性对整个社会的笼盖也就是必然的。

上节指出：原始先民把无数严酷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人格化为无比凶残狠毒的牛鬼蛇神，并且认为只有用同等野蛮、甚至更为残酷的手段才能抗御他们的侵害。而原始文化的这一准则同样成了“文革”时人们的基本思维逻辑，所以人们极尽想象地将一切最恶毒卑劣的禀赋扣在“牛鬼蛇神”头上，并以此为前提而激发自己去搜觅和发明出无数残酷野蛮的手段、以置牛鬼蛇神于死地。例如红卫兵、造反派用各种残酷的“黑巫术”（人类学将各种降灾巫术称“黑巫术”，比如马道婆用戕害纸偶的办法杀人，又比如红卫兵在人的姓名上打×、“剔鬼头”、向“黑帮”头上倒粪水等等）以摧残和折磨“牛鬼蛇神”，再如红卫兵战歌中发誓要对刘少奇抽筋剥皮、揪下脑袋当球踢；以及火烧、油炸、炮打、砸烂、横扫等等无数野蛮诅咒和施暴的铺天盖地。在“文革”中，“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残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等竭力激发人们对牛鬼蛇神刻骨仇恨的口号成了最流行的行为准则，不仅一切暴行都在“对牛鬼蛇神实行专政”的旗号下变得神圣无比，而且人们更绞尽脑汁想象着牛鬼蛇神和阶级斗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想象着这些恶魔倾覆天

地的滔天大罪。于是，对他们捕风捉影地罗织罪名、挖地三尺地审查围剿、“无限上纲”、株连九族等等最疯狂、最怪诞的野蛮行为，也就都成亿万人生存所必需，因为只有这样，整个世界才能从“妖雾又重来”的无比可怕威胁中得到拯救，这就象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强调“异端分子可以不予宽容”时陈述的神圣理由一样：

他们罪孽昭彰，因此不但应该把他们逐出教会，而且还应该处以死刑，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圣杰罗姆（译注：中世纪教会四大学者之一）说，并且我们也读到：“腐肉必须割掉，染了疫病的羊子必须扔出羊栏；免得整个牲畜棚全波及到，亚里厄斯（译注：宣传上帝不可知和基督为人的学说，被目为异端）不过是亚历山大城的星星之火，但由于没有立即把它扑灭，一场大火使整个世界遭到浩劫。”只有最残酷地剿灭牛鬼蛇神，整个世界才能免于“浩劫”，同样神圣而残酷的逻辑亦成了“文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例如林彪所说：

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不经过这样的大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为了抗御如此可怕的威胁，一切暴行和虐杀就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任何宽容和理性的法律则是对罪恶的纵容，这就象中世纪“神圣法庭”的无限淫威一样：

宗教裁判所……不受民政机关管辖，并享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力，即作出不容申诉的判决和把反对他们的人送进火堆。……仁慈的上帝对这些人下了判决，想把他们投入油锅，要他们永远沉在油锅深处，以自己的残状和号叫，来娱乐上帝。

宽容是一种有罪的、与僧侣意愿相反的思想方式。热心不够的基督徒才可能具有这种思想方式。

由上面的这些神圣审判还可以知道：任何对神明和圣物禁忌性可能的触犯都是一切异端罪中最严重的一种，因此都必须受到极刑的惩罚，例如人们对这些触犯的声讨和诅咒：

彭（真）、刘（仁）反革命政变集团，一贯顽固地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猖狂地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肃清旧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流毒，斩断他们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个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已经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擂起战鼓，吹响冲锋号，向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向彭、刘反革命政变集团发起新的总攻击！……绞死彭真！枪毙刘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又比如江青的切齿诅咒：“刘少奇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第二，从古代的民族、宗教、政治仇杀到“文革”，其社会环境完全为凶残暴戾所笼盖无余，从而形成了巨大而疯狂的“魔场”。在这个“魔场”中，人们所禀赋的一切善良因素都因受到环境因素的最强抑制而急剧萎缩，相反，野蛮的“集体无意识”因素则因为受到“魔场”的狂热召唤和剧烈共振而猛烈膨胀和爆发出来。

前引费尔巴哈对人性的描述：“人有兽性在自己之内，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理性和文明的社会所要实现的，是以其富于人性的外在环境抑制和涤除每个成员禀赋中的兽性；而野蛮和非理性社会所从事、甚至所热衷的，则是完全相反：它强迫人们埋葬自己心灵中善良的人性，同时从中竭力发掘出原始的兽性，并把它们弘扬开来、汇集到全社会的野蛮之海中。

在“文革”中，人们在疯狂的环境诱导和压迫下把自己变成魔鬼，其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巴金先生在“文革”后仍然经常梦见自己又变成了魔鬼；萧乾先生所说在“反右”运动中，善良的人也学会了“张牙舞爪”；杨绛女士所记社会科学院家属中，不知疲倦地日夜对“牛鬼蛇神”们施虐的“极左大娘”。又比如一位红卫兵叙述他在四川“大串连”时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不是我怎样挨饿受冻，而是我看到一个女红卫兵把一支点着的鞭炮塞到一位（被）蒙着双眼、五花大绑的走资派的耳朵里。鞭炮响了，走资派摔倒地上，哇哇之乱叫。我曾责问这位女红卫兵，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点，她说，这是我们的敌人，这样做是轻的。

一位“文革”经历者回忆：

群众运动中一些兽性的毁灭狂，很令人震惊。例如，平常学生跟老师是很好的，为什么突然去打老师；为什么十几岁的小女孩拿双枪，不胆怯。我认识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男学生，原来品性很纯，他在文革中杀死过七个人，还津津乐道的向旁人讲述他的杀人业绩。很残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那个时候我觉得恐怖，我不敢回学校，只有整天躺在床上想：这些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业绩到底是怎么回事？内心的困扰无法摆脱，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仍然不能明白。

这类例子说明罪恶的社会氛围对人类善良天性的可怕戕害和铲除。而“文革”时的这种戕害之所以比一切古代史实更加令人发指，就是因为“文革”是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实现这种戕害的“大普及”，所以它也就比古往今来任何个人的残忍心理变态更具罪恶而巨大的魔力。

“文革”时随处都可以看到，“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处处都有”的疯狂社会环境如何对无数人们相互仇恨心理和相互虐杀行为给予的最大限度激发：

学校里肃静不下来，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个同学没事的时候在窗台上写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下边“毛泽东思想”没写，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后来，不知谁擦了没擦干净。过两天不知谁又在后面写了“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结果话就连上了。有个女同学见了大惊小怪地叫：唉呀，你们看，这是反（动）标（语）！那时候人人战战兢兢呀，已经动用专政机关啦。结果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那个同学揪出来啦，反革命啊！……全系一个一个开着批判会，那驻军呢在上面喊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我们班里来，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马列主义的实质就不能有任何私情。

“文革”中一切具体的暴行，其残酷性最终都是有限的，而唯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这统治着全社会的疯狂信仰及其所产生的无比强大、无处不在的环境压力，其残酷性才是无限的；它恶性膨胀的结果，才是能够吞噬一切人类之爱的最野蛮、最凶残的“魔场”，才是无边无际的罪恶之海。

与文明和理性社会对人们之间友爱、理解等善意情感的培育和弘扬正好相反，蛮性社会所从事和热衷的，是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仇恨。而当这种环境强大到抑制一切的时候，人们本性中对快感的追求就只能以“迫害狂”这种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能在残暴和施虐中得到快乐，这本是野蛮时代的文化现象，例如上一节所举原始人对于异族“愈杀得多愈高兴，杀了一个便会剥一个头皮，鸣一回得意”，这后来也成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惩罚异端时的心态，例如启蒙主义者所描述的：

慈悲的上帝……判处大多数人永远受罚，以警戒他们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犯规行为。上帝以其不可思议的仁慈强使这些行为继续到永远，以便有永远焚烧犯罪者的欢乐。……有些人甚至认为，上帝本来是不会注定任何人到地狱受苦的，他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的妻子（指教会，按《圣经》：上帝与教会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译者）开心。

类似的从野蛮和施虐中得到快乐在“文革”中亦多至无数，例如红卫兵在“抄家”、“破四旧”、“揪斗”、打砸抢时的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再如在四川成都市的武斗中，一派工人抓住了另一派工人之后，“用各种刑法折磨他们，有‘喷泉’（打破头颅，血喷涌而出），还有‘风景画’（用刀乱割受害者的脸）。”又如北京某中学一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更普遍的例子比如在数不胜数的“大批判”中，人们总是把“砸烂”、“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层地狱”等等一切极端残暴的语言倾泻在受害者头上，并由此而使自己得到胜利者的满足，以致于“大批判”竞成了许多人乐此不疲的职业。这类施虐快感的产生仍然源于与原始文化和中世纪宗教文化相似的原因，仅以“大批判”中的笔名和各红卫兵组织名称这“文革”中极普通的现象为例，这些名称不仅常常最强烈地宣泄出对牛鬼蛇神的仇恨，而且也使施虐者由此而体会到自己的神圣、强大和异端者的极端卑弱无助，从而获得最大的光荣和施虐快感。

第三，在上述两项原因作用下，“文革”对其所信仰神明的“无限崇拜”、“誓死捍卫”同历史上以捍卫本族神明为目的的种族战争和宗教战争相类似，有效地复活了人类在原始时代对异族和异神的野蛮仇杀。原始时代人们以异族和异神为魔鬼、为死仇，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这种敌视和仇杀是建立在人类社会一种曾经具有根本意义的信仰之上，所以其仇恨程度也就是最为深刻的，而这种仇恨的爆发形式也是最为野蛮残酷的。又因为这种仇恨在人类历史中具有最深远、最神圣的原因，所以即使在很久以后，它也仍然以极崇高的面目而唤起人们的宗教狂热，并导致几千年中始终不断的种族仇杀和宗教仇杀。例如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都要通过神圣的宗教仪式以使其每一部落成员“不忘血泪仇”（“文革”中亦极其频繁地举行忆苦会、批判会等神圣仪式以实现类似的目的）：

（宗教仪式中，巫师）必须背诵创世纪，讲述与外氏族的战争，每次战争死多少人，应该履行血族复仇的义务，……凉山彝族在打冤家（王毅注：当地把部落之间的血腥仇杀称为“打冤家”）前夕，必须请巫师讲家支历史，讲与敌对家支的仇恨，巫师边说边泣，……听者也随声哭泣，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尤其与“文革”相似的是，由于原始崇拜（以及后世许多继承了其精神传统的宗教文化）的极端狭隘性，所以这种野蛮的仇杀不仅流行于异神、异族之间，而且同样流行于同族同教的不同分支之间。西方的例子比如启蒙主义者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描述：

宽容是一种有罪的、与僧侣意愿相反的思维方式。……各教派永远和到处都是相互仇恨、迫害和残杀；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情况将继续到世界末日，如果教会存在到那时的话。

我们说，“仇恨、迫害和残杀”之所以是那时整个社会的“死结”，乃是因为它们是原始文化和中世纪宗教文化极端狭隘性之必然的、永远源源不断的产物。类似的冤仇日积、永无宁日在中国的例子，比如旧时长期在彝族中流行的诅咒巫术（当地称为“撮日”），使同族之间的相互仇恨和恐惧等等阴暗心理不断蔓延和膨胀：

作为“黑巫术”的“撮日”……有很大的迷信力量，一般人相信他会给对方带来灾难，甚至死亡。如果对方进行反咒，也会解除，甚至使咒人者自食其果。所以咒人者虽可以因之解恨，也会怕对方反咒而不安。由于“撮日”是公开的，积冤之家往往立即报复，如此又迫使咒人者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此一咒一反，若无中人调解，就会连绵不止，不论何方一旦发生不幸之事，就认为是对方诅咒所致，甚至扩大怀疑面，涉及他人家。本无对立面的人家遇有不幸之事，也往往认为有人咒他。这样连锁反应，会使整个地区一时都陷入巫术恐怖之中。

可见，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人类之间的相互仇恨永远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抑制。

这类由于信仰的原始狭隘性而导致不可抑制的同族兄弟相阋以及全社会间的敌视和恐怖，其在“文革”时重演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疯狂席卷全国的“派仗”和“武斗”。“文革”时派仗和武斗的蔓延当然有许多直接的政治原因，但是如果从宗教文化的层面来看，则显然与全社会信仰心理的极端狭隘性、以及由“无限崇拜”、“誓死捍卫”导致的对异端的极度仇恨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宗教的狂热必然导致部族、教派之间的誓不两立和血腥仇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这一通则的原因也就在于：在原始文化中，信仰的极端狭隘性与人类的相互敌视是一对根本的“伴生基因”，因此人们在继承“无限崇拜”的宗教狂热的同时，也就只能无可选择地将这种伴生基因原封不动地一并继承下来。所以原始时代部族战争、血亲复仇的遗毒在后世的“打冤家”、宗教战争、宗教恐怖主义等等从古到今的中外历史中不断延续。在对我们民族文化影响更为巨大的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民间宗教史上，这类例子同样不胜枚举，例如东晋“五斗米教”领袖孙恩造反时“宣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北魏时的刘灵助以道教方术为号召而率幽、瀛、

沧、冀数州民众造反，“从之者夜悉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后来典型的例子，比如明清时代白莲教一直是被朝廷视为邪恶异端并遭其残酷镇压、极力丑化的民间秘密教派，但是白莲教内部亦同样相互分裂、彼此敌视：“苏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后（王）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两教相仇”；又如白莲教的分支之一“罗教”在被正统佛教视为异端和“邪教”的同时，反而又将自己从中发源的白莲教视为死敌：“你行白莲是邪宗，万剐凌迟不称心！”——总之，在蒙昧主义和暴民专政的环境中，一切可能的异己者都必然要受到灭绝性屠杀（“诸村共屠之”）、“万剐凌迟”等等最残酷的惩罚。也正是因为这种逻辑的一脉相承，所以直到下距“文革”仅6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民间宗教中的这种党同伐异和教派分支之间的刻骨仇恨，依然按照上述自古以来的规律而又一次强烈爆发出来。

发源于原始文化的极端狭隘性和无比强烈的党同伐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于异端的极尽残暴，既然始终是上古以来一切宗教迷狂的基本属性，那么，当“无限崇拜”等等狂潮在“文革”中再度席卷天下的时候，尤其当它是与“群众运动”的空前普及和空前狂热一同膨胀时，群众组织之间的尖锐对立和血腥仇杀就是绝对不可避免。由于两者内在规律的相通，所以“文革”的武斗和派仗等等血腥仇杀在许多基本的特质上，都几乎完全是历史的重演。例如：这种相互敌视和仇杀的盲目性、幼稚性和狂热性，参加者的崇高感、牺牲欲和嗜血欲，笼罩整个社会的迫害狂，以及它不可遏制的疯狂性（不论“文革”的领导者怎样善意而焦灼地反复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也正因为这种相互敌视和仇杀具有如此久远和空前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所以它也才完全有能力让残酷和野蛮的毒质统治了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共产党宣言》中对农民的阐述：农民不是革命而是保守的 甚至是反动的

2011-03-06 18: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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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列宁对农民的看法与马克思一脉相承甚至更进一步：60个农民要服从10个工人的领导

2011-03-06 18: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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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作者：金雁（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原题：《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专制”与宪政民主——1848－1923年间国际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演变》

社会民主主义vs“警察民粹主义”：“人民专制”以及列宁的转向

民粹派讲“专制”：先进者必须强迫落后者

    如前所述，马克思讲的“专政”是一种内战时期以暴抗暴的临时措施。在健全的民主国家一般用不上。而即便在像俄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以暴抗暴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为马克思一系的社会主义者所坚持，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设想过在和平时期作为正常政权无产阶级可以用“专政”来进行统治，更不用说以“专政”来“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因此毫不奇怪，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时，首先就与民粹派的“人民专制”理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与西方市民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按：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鼻祖普列汉诺夫的用词）不同，在俄罗斯村社－皇权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俄国民粹派思想传统中“人民专制”的主张源远流长。这种思想虽然也有以暴抗暴之意，但本质上却是其“英雄驾驭群氓”理论的衍生物。以传统村社为思想资源的民粹派虽然号称崇拜“人民”，但这“人民”却是个抽象的整体，只能由少数英雄来代表，其余人等则通常“落后、僵化、思想一贯保守”，只是“1”后面的“0”，没有了“1”“0”便失去了意义，于是就有了“少数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迫使’多数人实行社会主义”的特卡乔夫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人民专制”国家。
    这种“人民专制”除了俄国本土文化的渊源外，它在西方的相似物就是前述布朗基的“优秀分子专政”。但在俄国，它的社会土壤比在西欧深厚得多。从民粹派的先驱车尔尼雪夫斯基起，直到特卡乔夫、涅恰也夫、吉霍米洛夫等很多俄国民粹派思想家都以这种“人民专制”论来抵制所谓“西方民主”。
    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责当时“西方派”所争取的自由只是一种“极狭义的和纯粹形式的”“抽象的权利”。他认为穷人“一点也不珍视这种权利，而愿意以一个银卢布或甚至更便宜的代价把这一权利出让”。因此争取宪政毫无意义，对于人民来说重要的是以“无论什么手段”来实现均贫富。
    这样的思想逻辑后来便发展成了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从19世纪60年代起，许多民粹派认为，人民唾弃了那“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他们对“沙皇专制失望之后”就“只会走向人民专制”。这个专制将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民粹派把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视为他们理想中“人民专制”的标本。他们当然不认为专政只是临时的。在他们看来，雅各宾专政在法国不幸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立宪制度击败了，“在那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专制的人民统治事实上没有建立起来”。而俄国将不同于法国，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很弱小，所以“人民专制”一定会取得胜利。

“人民专制”：从极左到极右

    显然，民粹派所说的“人民专制”之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倒不在于“人民”不同于“无产阶级”。虽然后来苏联的官方理论批判说民粹派崇尚的“人民”主要是农民，不如“无产阶级”进步，但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实际上特卡乔夫也并不认为广大庄稼汉可以成为“专制”者，他其实还是指“人民”中的少数“先进分子”来“专制”。而列宁也明确讲过无产阶级并非自然就“先进”，它必须经过少数先知的“灌输”，“社会民主党要把向工人灌输政治觉悟”作为最主要的任务，“阶级政治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两者真正本质上的区别在于“专政”不同于“专制”：在马克思那里，“专政”的理由是统治者不给无产阶级民主权利，他们必须以暴抗暴。而在特卡乔夫那里，“专制”的理由却是“多数人”顽冥落后，先进的少数必须对其实行强制。前者意在以暴抗暴，所以强制只是短暂的战时状态即所谓“专政”，而后者意在“改造”多数，所以哪怕是和平时期，只要多数人被认为还很落后，不配享有权利，就应当一直维持强制，因此“专制”成了正常状态。
    显然，这种最“ 革命” 的“人民专制”理论距离真正的君主独裁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是很容易跨过去的。事实上，在反沙皇的“极左”恐怖行动失败后，许多“ 人民专制” 论者很快滑向“极右”。他们认为“西方民主” 是最可恨的， 而“ 人民”中的多数又如此愚昧，既然他们没有响应“人民专制”的号召，那么宁可让他们在沙皇领导下抵制“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吧！ “ 警察民粹主义” 的大腕Л·Α·吉霍米罗夫宣称：西方政党政治“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利益”，立宪制只是“资产阶级组织的工具”，它产生的代议制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而“依照人民的意见，最高政权是全民的，而绝不是阶级的代表机关。只是靠了这样的信念的牢不可破的稳定性，沙皇们的政权才得以维持” 。所以“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 。另一位著名的警察民粹主义者Г·Π·萨宗诺夫，后来的黑帮分子，则干脆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幌子都不要，赤裸裸地为沙皇捧场，认为沙皇专制比只能为“ 富人” 效劳的、“虚伪”的西方式民主更加“公道”。在他看来，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镲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

“ ‘ 自由主义’ 的‘ 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驳斥民粹派

    俄国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这种民粹主义的“警察”理论进行了坚决斗争。众所周知，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民粹派阵营中决裂出来的，而当时决裂的标志就是以争取宪政民主来驳斥“人民专制”论。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的“老三篇”中，除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讲的是哲学外，其他两篇即《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都以批判政治上的“人民专制”（以及经济上的“村社社会主义”）为主题。
    针对那种所谓“抽象的权利”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无论什么手段”来实现均贫富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旗帜鲜明地提出：“‘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而西方的议会政治“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阶级（按：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普列汉诺夫指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处的1850年代，欧洲之所以出现宪政民主进程的一度倒退，人民之所以出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并非因为穷人把自由权利看成是一钱不值的“允许用金碗吃饭的权利”。恰恰相反，正因为这种权利极其重要，反动势力才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肆摧残民主，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所谓“抽象权利”，“人民被反动势力打击得晕倒”，失望与颓废情绪滋长，因而陷于“暂时的麻痹和对社会问题缺乏兴趣”。但这恰恰说明这种权利其实一点也不“抽象”，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
    针对所谓“金权政治下的虚伪民主只能使资产阶级称王”的民粹观点，普列汉诺夫批驳说：“不是金钱，而是工人阶级的不发达状况给它（资产阶级）创造了在这一解放运动（按即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而恰恰只有在自由民主条件下工人阶级才能在政治上“发达”起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由于贫富分化使劳动人民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物质条件，当时西方的民主的确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社会民主党人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以使劳动人民不但拥有法理上的民主权利，而且有条件真正开展民主参与。但是法理上的权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所以，针对所谓“人民专制”可以均贫富、因而优于“富人的民主”之说，普列汉诺夫们的反驳是：与其说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毋宁说在缺乏民主条件下的“平均”或专制条件下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更要虚伪得多。因为“‘人民的政治上的专制’绝不保障他们得免于经济上的奴役”。专制下的所谓村社“平均”和劳动组合，所谓“共耕制”，无非是那种最反动的普鲁士式“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尼古拉一世时期靠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实行的‘共耕’”，或者甚至古代印加帝国式的“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政。

    俄国人在这种制度下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因此普列汉诺夫说，如果拿有民主但贫富不均的英国和专制但有“公社”的西伯利亚相比，毫无疑问英国要比西伯利亚进步。早期的列宁也同样驳斥过那种均贫富比民主更重要的妄言，认为“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 
    针对所谓“政治自由只能使资产阶级掌权”、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高居于穷人和富人之上的沙皇比“选举”出一些富人来统治穷人要好等谬论，马克思主义者更是痛加驳斥。在这方面早期列宁比普列汉诺夫还要积极，他曾经严厉抨击“西方民主虚伪论”和“俄国公道论”：
    “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镲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总之，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态度是：“资产阶级民主”是有局限的，而“人民专制”则是“反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与自由主义者有区别，但可以结盟反对专制（沙皇专制和“人民专制” ） —— 普列汉诺夫说是“ 分开走， 一起打” （ в р о з ь и д т и ， в м е с т е бить）；而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主义则完全敌对——普列汉诺夫引克雷洛夫名谚“敌人的主意一定是坏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是否为自由、民主而战看作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普列汉诺夫声称：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说为了实现“平均”和“人民统治”“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是一样的”，争取自由民主是我们“完全确定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如果反对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就失去了它那种迂腐的天真，而成了政治的与社会的反动势力的工具”。普列汉诺夫尤其痛斥了那种只有“先进阶级”乃至“领导革命的先锋党”才能享有自由的民粹派主张，他大声疾呼：“在自由的国度中，每个人都应当有爱怎样想就怎样想、怎样想就怎样说的权利，而镲在社会主义的政党中间，这种权利竟被人怀疑，这是可能的吗？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既在原则上承认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并把这样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他们就不能只让那一自命为在当前革命运动时期有领导权的‘党’派来享受这一权利”。

列宁把马克思的“专政”偷换成了民粹派的“专制”

    然而，在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列宁可以说是个另类。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各种理论都能掌握而且娴熟地见机而用，很少考虑学理上的一贯性。因此他早年一方面跟随普列汉诺夫对“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进行过口诛笔伐，大讲议会民主的好处，并把民粹派的“人民专制”理论斥为“警察民粹主义”。但另一方面，列宁深受其兄、民意党烈士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影响，与民粹派传统的决裂是很不到位的。他对民粹派“亲农民”的倾向确实深恶痛绝，但同时对民意党的集权倾向情有独钟。在“英雄－群氓”说的启发下，列宁很早就提出“灌输论”，不时表露过先进者应当对落后的“多数”实行强制的观点。早在1902年他就曾明确地说：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俄国是个农民国家，而落后的农民、即俄国国民的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说‘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必要了”。亦即：俄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专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为多数人即农民的“落后”使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
    列宁在这里把“专政”和民主（“获得大多数”）相对立，这是合乎“专政”一词之本义的。但他因此认为我们应该实行“专政”，却是此前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有过的观点：尽管“农民落后论”是马克思以来的传统看法，并非列宁首创，但是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农民落后论得出的结论只是在农民国家搞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行不通，必须先经发达的资本主义改变农民国家、使无产阶级成为多数后才有可能。而列宁的说法隐含的结论却是：可以用先进少数强制落后多数的“专政”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观点显然与特卡乔夫的“人民专制”论一脉相承。
     应该指出， 把“ 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引进俄国的不是列宁，而是普列汉诺夫，正是他把这个词写进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个纲领草案，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一系的左派政党正式文件中出现“专政”一词的先例。但是普列汉诺夫这样做的出发点仍然是俄国作为当时欧洲最专制的国家无产阶级不能不以暴抗暴。因此，可能为了使纲领更有长远性而不仅仅是谋划革命的一个策略性文件，普列汉诺夫又把这个提法从第二个纲领草案中删除了。当时讨论者中只有列宁坚决抗议这一删除，他说：“在草案中，把初稿中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字样漏掉了。即使这是由于疏忽而偶然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毕竟还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专政’这个概念同肯定地承认他人支持无产阶级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即指农民）镲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像‘批评家’（指普列汉诺夫）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列宁为此引了《宣言》中关于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等语，并断言：从《宣言》发表至今的半个世纪中其他情况有了重大变化，“然而恰恰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在对草案的又一处意见中，他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提法不满，认为它对“小生产者的不彻底性和半反动性只字未提，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把这一个阶级划出来”（以上着重号为原有）。
    可见，在当时的列宁看来，能够获得多数人支持就不需要“专政”，需要“专政”就是因为他认为无法获得这种支持、至少是无法保证这一点，而这又是因为占俄国人口多数的农民落后、保守和“半反动”。当时有人批评这种观点为“恐农症”。这的确是列宁“专政”观念的鲜明特征。
    这样，“专政”就不再是从古罗马到马克思时代的战时状态、“一到局势比较稳定就重新让位给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具有过渡性的紧急措施”，而变成不仅延续到和平时期、并进一步延续到“永久”的做法：“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永久专政的典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永恒斗争。”

“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尽管主要由于列宁的坚持，“专政”的提法最后还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保留下来，但他那种由于多数人落后所以需要少数先进者实行“专政”的想法并未写进《纲领》，显然也不为许多人接受。当时列宁在修改意见中声称：如果农民不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那么“我们在‘专政’的情况下就会对你说：在应当使用权力的时候用不着讲废话镲”，曾与马克思通信的老资格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当即在页边批驳曰：“对千百万人民！你试试看！”
    显然，列宁的观点实际是把马克思的“专政”变成了特卡乔夫的“专制”。民粹派是主张“人民专制”的，但他们并不赞成“恐农症”。而许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乃至卢那察尔斯基那样的“温和布尔什维克” —— 认同“ 农民落后论”，但却不同意特卡乔夫理论，不支持用“专政”来对付哪怕是“落后”的多数。只有列宁是既有“恐农症”又热衷于“专政”。
    当然，直接说少数人要对多数人“专政”并不好听也不利于“逆向”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所以列宁一般不那么说，他在公开场合说得多的还是“民主”，讲“专政”时也常说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不信任“多数”，准备用“专政”对付“民主”的想法他是一直就有的。他在野时为了宣传和争取人心经常指责他人拖延立宪会议妨碍民主，执政后也不能说他不希望在立宪会议的民主选举中取胜，但一旦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发动“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这是他后来对苏联内战的定义）是毫不手软的。
    1917年后列宁多次说“民主”与“专政”、哪怕是“一人专政”可以统一：“苏维埃——即社会主义民主——和一人行使专政权力之间不可能存在本质的矛盾”。而到了内战时期，他便公开强调“专政”与“民主”的对立。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就叫《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此后这对对立概念便频繁、广泛地出现在苏俄公共生活中。有趣的是：尽管官方理论总说“民主”与“专政”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民主”等于“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无产阶级民主”），但是文献中只出现“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举，而几乎没有见过“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对举。流风所及，这时往往连两个词组前面的“阶级”定语都省去，而直接强调“民主”坏、“ 专政” 好：1 9 1 8年，布尔什维克发表《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 托洛茨基声称“ 民主机构的笨重机制” 不适合革命的需要； 1 9 2 0年， 列宁声称“ 过渡时期， 即专政时期， 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同年列宁还发表了重头文章曰《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而这一时期“民主反革命”、“立宪反革命”的说法广见于报刊，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就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两者的对立乃至于斯！

“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

    列宁讲的“专政”并非马克思设想的以暴抗暴，而是“先进少数”强迫“落后多数”的民粹派“人民专制”传统之发展。这在前述俄国社会民主党初建时的纲领之争中已经滥觞。而到1917年以后更是明白不过了。
    在内战中列宁强调“民主反革命”的威胁。而内战行将结束时他又指出，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一个比任何数量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他们的军队加在一起都更加危险得多、也比外国资本和官僚制度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农民之所以“最危险”，并非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所说的“剥削者”，不，他们完全可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但是他们愚昧、不听话而且人又多，因此就得这么办：“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的决定。”
    然而那“10个工人”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未必。正是在内战末期，列宁多次、突出强调了如下观点：由于战时工业衰退，工人不得不在厂外谋生，成了“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丧失阶级特性”。这个说法显然给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他们说无产阶级既然丧失了阶级特性，就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然而根据那种英雄驾驭群氓的“人民专制”逻辑，这种反问难不倒列宁：“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镲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于是情况变成：60个农民“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1 0个工人又“无条件服从”两三个“本阶级的少数”精英，而根据同样的逻辑，这两三个“少数”最后还必须“无条件服从”一个人——列宁说的很清楚：“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镲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另一章中，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据说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显然，抛开那些意识形态的和云山雾罩的繁琐论证，列宁的逻辑其实简单明了：在俄罗斯，“人民不爱，党爱”的事很多，所以要“专政”。我们是少数，不能得到、或者说不能保证得到多数票，因此民主对我们构成危险，我们需要“专政”。对手搞暴力我们当然要“专政”之，对手搞和平民主我们同样要“专政”之。而我们是“先进”的，多数人是落后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对他们实行“专政”。在1920年的一次未发表的谈话中，列宁把这个逻辑讲得很清楚：
    “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镲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不瞒你们说，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可能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这些话不是对此后几十年历史的生动概括吗？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是坚定的农民运动者  

2011-03-30 11:42:49|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 订阅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是坚定的农民运动者

2011年03月06日 19:26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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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商人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更直接地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们受压迫最重，所以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总体的社会学的分析，在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革命的潜在力量原本在农民之中，就完全改变了。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思想》，人民网理论频道，，作者：[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原题：《毛泽东的思想：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按照年龄和经历，毛泽东是五四时代的人。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来，毛泽东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通过参加政治团体以及对政治的研究学到了本领，并且在紧接着发生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他实际的革命生涯。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极其显著的个人特点，但在总体上，他仍具有五四时代青年的某些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的一代”。当然，所有时代的人都在变，因为世界在永恒变化着。但毛泽东一生和同时代人的差距，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不仅要以不同阶段，而且要以不同时代来衡量。中国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中叶，并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但五四时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之，五四时代的人们意识到，那种长期存在的中国式的优越感曾使他们的前辈陶醉，但他们却再也不可能怀有同样的糊涂信念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多种思想体系，并为实行这些思想付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但同时他们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中国人民内在能力的信仰，也保留了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样，他们就注定要生活在政治、文化持久动荡的环境中。

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初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时文献的零碎片断和他自己及别人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了解。

关于毛泽东早年生活和思想的最详尽的描述，见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该书1957年第一次出版，已出版了译名相同的英译本。译者是安东尼·W·萨利蒂（Anthony W.Sariti），编者是詹姆斯·C·江（James C.Hsiung），并附有施拉姆作的序。李锐最近出版了此书的修改增补本，书名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其中收集了相当多的新材料，并增加了一章专门介绍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这一章曾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上发表过。这本书被视为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权威性著作，为了非中国读者的方便，我多处引用了该书的译文。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毛泽东大约在23岁时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他的这篇文章，虽然写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但却显露出许多个人的特征和思想的脉络，并在以后一直延续下来。整个文章中最关心的，也可以说是无法摆脱的意念，是对中国人民要遭受“亡国”灾祸的担忧，“亡国”就是国土沦丧，成为亡国奴。这一主题，是那样广泛地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它突出地表现在文章开头的几句话中：

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载《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页；trans-latedin PTMT，p.153。这本书收入的只是毛泽东文章的片断。在我的专论MaoZe.dong.Uneétudedel'éduca－tionphysique中发表了全译本。1975年，M？郾HenriDay在他的斯德哥尔摩学位论文Máozédong1917-1927：documentspp.21-31上把该文全部译成英文。这篇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连同那些有争议的独出心裁的尽管有时缺乏说服力的评论，对于我们了解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很有帮助。这篇著作包含有东京中文版本第1卷（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中毛泽东所有著述的译文。

毛泽东这里同时提出了他思想和行动的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二是对尚武精神的赞美。这两点贯穿了他以后的一生。但如果他显然是全神贯注在笼统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上，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判断这一点的明确标准，在于他是否理解使国家“富强”（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武装力量）这个目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赖于进行社会和文化革命，并把这种革命看作是使国家强盛的必要先决条件。实际上，这篇文章只向我们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几乎没有谈到改良，更不用说革命。

这篇文章中共有20多处出自典籍的引文或注疏典籍的文字，其中12条是儒家的经典，一条是儒家中的“现实主义者”、法家先驱人物孙子的，两处是儒家学说的阐释者、宋朝理学家朱熹的，还有一处是朱熹的批评者、明末评论家颜渊的。还有三处提到毛泽东特别喜爱的道家名著---《庄子》。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知识面显然是相当广泛的，因为他顺便提到了各个时期中许多并不很有名的作家的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生平细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2处涉及儒家经典的引文中竟有11条是《四书》的基本精髓）。

然而，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明确提到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暗示，但却包含着来自西方和中国的许多近代的、反传统的思想影响。首先是强调尚武精神的重要性，这不但表现在上面所引证的文章开头的话中，而且在叙述中作了“动以工国也”［1］的概括。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毛泽东列举了许多古代英雄的事例，并且摘引了颜渊谴责朱熹“重文轻武”因而造成一种和儒家学说相反的有害传统的一段话。［2］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双重来源（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这一特征，还清楚地表现在1916年写的一封信中，那时他大概正在为《新青年》写研究体育的文章，信中写道：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

《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7页。黎锦熙曾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教员，后到北京（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第28页，有他一简短的个人简历）。正如史华慈曾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谈到德、智特别是强健的体魄时所提到的现代“教育家们”是指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肯定是从严复译著中阅悉斯宾塞的。

因此毛泽东不但在开始时强调身体（即物质基础）的至关重要，而且还赞扬了古代中国人勇敢（勇）的美德，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倾向自然主要不是从书本中获得的。像20世纪初许多其他中国人那样，他的思想的发展是当时客观环境的反映，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明朝末年相似，中国的统一和完整由于国家军事力量薄弱而受到威胁。

如果这种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贯特性，那么，1917年那篇文章的一个更为基本的主题，以及这一主题更清楚地揭示的近代思想影响，就是强调自我认识（自觉）和个人主动（自动）的重要意义。他在文章开头的一段中有说服力地指出了这一点：“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要使体育收到效果，非打动人们的主观思想，引起人们对体育的自觉不可。”［3］

实际行动的关键首先在于改变人的内心，这种思想当然部分来自儒家传统（如“重文轻武”）。但可以看出，在诸如此类的一些文字中渗透的主要灵感是折中主义的，而这时毛泽东是从阅读《新青年》和他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也是他未来的岳父）的授课中，获得他那些基本上是西方的观念的。

杨昌济是朱熹的信徒，也信奉康德和斯宾诺莎的学说，他向学生讲授道德哲学，强调西方自强自立的自由主义，同时主张要兼有个人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4］为了这个目的，他从儒家的《论语》摘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并附上自己的解释，编集成《论语类钞》一书，以此来阐明他对“修身”的理解。这本书第一篇的题目是“立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5］

像杨昌济那样，毛泽东特别强调“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6］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1917年3月毛泽东给来华参加黄兴葬礼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写过一封信，目的是想请他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一个回忆黄兴的演讲，在信中毛泽东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颇立志气”的学生。［7］

但在同时，他根据地道的中国方式，认为除了通过认识或启蒙，真正的“志”是不可能确立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立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立志不仅仅是主观态度问题，行动和忠诚也同样需要：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8］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整个政治见解中的某些思想是从事实出发的，他说在近代中国只有三个人具有治理天下的思想，他们是袁世凯、孙逸仙、康有为，这三个人中，只有康有为似略有“本源”，但也主要是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他唯一钦佩的人是近代的曾国藩。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毛泽东按曾国藩死后的谥号称他为曾文正。［9］

尽管这样，毛泽东1917年的思想方式绝不是完全因袭的。他渴望追求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强大和复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是很大的，社会组织极其复杂，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天的改革，是从枝节入手的，诸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枝节，枝节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这些枝节都是赘疣。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多为宇宙之一体。他接着写道：“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在毛泽东看来，应从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改变全体国民的思想。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0］，都必须改造。

尽管毛泽东看到中国古老的、不易改变的思想方式是中国进步的障碍，但他并不主张用“全盘西化”来作为一种补救方法。杨昌济曾说：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在谈到这一见解时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1］

但是，在讲了这番话后，毛泽东开始一反传统，为在思想和道德基础上使人心一致而论述与君子相对的小人的重要性。诚然，正是君子才具有高尚的智德，但是，只有在政治制度和各种经济活动是为百姓所设的基础上君子才能存在（小人累君子）。因此，君子不但必须对小人当存慈悲之心，而且必须教育并改造小人，以便共同实现“大同”目标。毛泽东这时已打算创办一所私立学校（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为人们出国留学作准备。［12］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有如下论述：“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88～8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编者注

就实践这个主题来说，它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在1917年的文章中谈到：至目前为止，关于体育的话已经讲得很多了，“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13］。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常常有人把这一思想追溯到王阳明那里，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在毛泽东的任何一本已出版的著作中都从未提到过王阳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受到过王阳明的影响。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1917年至1918年间他所吸收的西方思想。

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最后两年中，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这个时期，他的思想表现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也许就是明显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他在读德国人、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作的批注中写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4］

像这个时期一些年龄较大、较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那样，毛泽东也利用个人主义这个确实有用的口号，作为冲破旧社会旧文化罗网的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完全没有觉察到社会组织对实现个人主义的必要性，他对个人组成团体、团体组成社会、社会组成国家作了描述。在个人和国家或国民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是主要的。他说，泡尔生所强调的正是相反，反映了“国家主义”在德国的影响。［15］

辩证地探讨对立面之间的关系，确实从这时起就成为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点。他曾在某种意义上看作具有同一性的对子的是概念与实际、有限与无限、高与矮、阴与阳，还有两对，在数十年以后遭到苏联人的非难，即生与死、雄与雌。他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把道德看作是良心和欲望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所推崇的“主观道德律”曾被污蔑为“奴隶思想”）。此外，由于物质不灭，人类和社会也同样是不灭的，虽然通过改良和革命，它们自身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正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为中国要被灭亡而担忧，而是认为，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对人民性格的改造，中国是能够从贫弱危亡中获得新生的。然而，这样的改革只有在知识的指导下才有可能，而知识只有先构成信念，再应用于实践才能有效。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的工具也只能是“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16］。

于是，毛泽东1917年4月重视实践的文章再次强调上述观点，而且有了社会改革需要组织起来的新主张。这两方面也是毛泽东1919年7月和8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非常重要文章的中心思想。

毛泽东1919年文章［17］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是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进行比较：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ChinaQuarterly，49.pp.78-79。可以理解，李锐在1957年引用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不包括这段话，因为它很难证明李锐所提出的观点，即《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下面将要指出，在1980年的修订版中，李锐的观点有了极大的变化。

李锐对这段话作了评论。他认为，虽然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但《民众的大联合》和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的主要倾向，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18］1919年夏天，毛泽东确实是在迅速地接受革命理论，进行革命实践，但要从这个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中找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成分却是很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提到阶级斗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阶级”这个有专门意义的词也只使用过一次，而且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即聪明的和愚蠢的、富裕的和贫穷的、强大的和软弱的“阶级”）。［18］如果说这篇文章有一种看得见的哲学倾向，那它一定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学者介绍到中国并改变了其形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想方设法提出这种见解，即社会成员的本能行为，在摆脱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之后，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社会的活力。

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还有胡适。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1919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的杂志《每周评论》曾热情地为它的问世而欢呼，一个评论员在介绍《湘江评论》开头几期内容时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20］这些话的作者实际上不是别人，而是胡适自己。

我们指明这一点并不会使人感到特别意外，在为《湘江评论》第一期写的社论中，毛泽东在列举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种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在文学方面，由贵族的、古典的、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现代的、有生命的文学；在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后接着说：“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

《毛泽东集》，第1卷，54页，translatedin Day，81（关于把“实用主义”译为“实验主义”的理由，seeDay，83，n？郾2？郾）。关于这个时期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本人在对斯诺讲述他个人经历时曾承认受过这种影响），直到最近以前，在中国当然不会提到。（一位西方学者就这一题目所作的简洁而有深度的考察，see Day，pp？郾47-48）1978年以来，中国知识界自由探讨的气氛浓厚起来。198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认为不仅应当重视胡适对毛泽东的赞赏和毛泽东把实用主义称为当时“主导思想”的说法，而且应明确指出，在1919年，他们二者之间尚未出现任何原则差别。参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载《历史研究》，1980（5）。

我不是说仅凭这一点就能证明毛泽东是胡适或约翰·杜威的信徒。但不管怎样，在1919年毛泽东对实用主义是持赞成态度的，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结束，这就说明，一个人是不能脱离他的具体经历去创立理论的。

如果毛泽东在1919年的思想也和这个时期一些年纪较大、学问较多的人一样，是一种由多种影响组成的混合物，那么他的《民众的大联合》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试图在五四时期革命群众运动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总纲。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对全社会不同阶层人的看法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学生运动最重要，其次是农民，没有提到工人。他还特别关注妇女和学校教师的境遇。从总体上看，他的努力实现革命联合的见解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地“新左派”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的复兴将首先来自青年（主要是学生）对旧社会制度的反抗，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手段在于从基层开始，自觉地建立起各种民主团体。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在这里，他显出自己是严复的真实信徒），整个社会变革过程的目的，不仅仅是使个人从旧社会的枷锁中获得解放，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使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和强盛起来。在很有号召力的结束语中，他向同胞们讲了这样的话：

于今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２１］

这段话和毛泽东1917年文章中一再重复的内容相比，更加强调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是使中国重新崛起的关键。在从学校毕业到跨入社会的这两年中，毛泽东从书本和实践中学到了许多关于开发和动员他所看到的潜伏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巨大能力的方法。但在他着手制定一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的完整的、有效的战略方案之前，还有大量的东西需要去学习。

虽然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很少，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激起了他的联想。他首先列举了“红旗军”遍及全球的伟大功绩中的第一件大事，即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接着谈到匈牙利革命，以及欧美各国的罢工浪潮。［２２］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其他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后来成为他思想的精华。如政治家需要“将脑子洗洗”，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千百万美国人面对托拉斯的专制和不公正齐声呼喊“不许”，这样“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就会到来。此外，毛泽东还对受协约国支配压迫的德国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关于到工厂去，见《炸弹暴举》（泽东），载《湘江评论》，第1号，1919-07-14，3页。关于齐声呼喊，见《不许实业专制》（泽东），载《湘江评论》，第1号，1919-07-14，3页。关于德国的压迫，见《畏德如虎的法兰》（泽东），载《湘江评论》，第3号，1919-07-28，2页。Giorgio Mantici把可以收集到的《湘江评论》都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书名为Pensieridelfiume Xi-ang。刚才提及的文章在该书第76～78页和第164～165页上。我要感谢Mantici先生向我提供了这些材料的中文复印件。现在，所有材料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中发表了。

在五四时期以后的几年中，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都很快地提出了中国变为一个团结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毛泽东在这方面和他们自然也是接近的。

毛泽东后来的革命学徒阶段，为他1919年对基层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补充，这就是1920年他参加的湖南自治运动。这个一直比较模糊的历史事件，直到最近一些重要历史资料的公开才得以弄明白。

Angus McDonald在撰写其博士论文The urbanoriginsofruralrevolution（Universityof California，Berkeley，1974）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材料---毛泽东的四篇论文及他与其他两个人一起起草的召开立宪会议的建议，这些材料已用同样的题目结集出版。McDon-ald在Hōgaku Kenkyū，46？郾2（1972）99～107页上发表了这些材料的中文版本，并附一篇日文评论，他还在Rōnin（Tokyo），14（December1973），37～47页以及CQ68（Decem-ber1976），751～577页上用英文撰写了讨论这些材料的文章。

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资料不但有助于了解毛泽东的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精神，而且也有助于了解他对一般政治运动的态度。毛泽东在1920年9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他进一步指出这两种类型的运动过去是而且还会是重要的和必需的。同时他特别强调一种有效的运动必须是由“民”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２３］。

关于这些陈述的更广泛的背景，毛泽东和合作者在1920年10月7日［２４］关于立宪会议的一个建议中阐述了他们关于省和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相互关系的见解：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成路。［２５］

毛泽东1920年写的关于自治运动的文章，是当时形势的反映，并不符合他一贯（从1917年到生命结束）强调的观点，即民族团结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可是从另外一些方面看，上面几段引文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完全是毛泽东典型的政治观点，并贯穿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很明显，他是指革命家或改革家应该使自己置身于社会实际中，但同时，他也看出需要建立一种立于外而为促进的组织。换句话说，政治活动家虽然应该反映人民的客观要求，不脱离群众，但为了动员组织群众，仍需要一种立于群众之外的组织。毛泽东1921年参加的列宁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不允许他自身与群众混淆不清，而是要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毛泽东一生的政治生涯，一直是在毫不犹豫地、大胆地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并且承担具体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涉及“人民”这个概念，因为湖南自治运动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才具有号召力和推动力。但从引文的措辞可以看出，毛泽东自己并没有弄清楚“人民”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例如1919年《民众的大联合》中的“民众”一词指的是什么？还有“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是否与他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直保持一致？把它们看作是两个永恒地相互联系的实体，也许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在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时候，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只关心中国的财富和主权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不是M？郾N？郾罗伊（Roy）那样的、完全不考虑民族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年，毛泽东对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社会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和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即认为去国外留学不那么迫切重要了。在第一封信中，他说虽然有好些人迷信出洋留学的好处，但是中国到国外留学的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实在很少。他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应该先研究我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以比较的东西。不过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他们那些人都到国外去学习。［２６］半年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写信给在法国学习的向警予，向她诉说湖南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她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学习，“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２７］。

毛泽东对西方思想基本态度的改变，并不像上述不相同的两段话所说的那样明显。1920年3月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到他更愿意留在中国的理由之一是打算通过阅读译本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然而，他这时的思想方向仍然没有确定，如他自己所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他提出了一个设想，打算用三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在长沙创立一种新生活。在他的设想中，认为个人的准备工夫是首要的，应占大部分时间，团体的准备工夫则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还谈到，他曾就暂不打算出国这件事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得到了胡适的赞成，甚至还提到他打算在长沙创办一所学校，学校的名字---“自修大学”是胡适提出来的。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并且还称“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２８］。

1920年11月底，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仍然提倡“湖南自立为国”，与落后的北方各省分离，“直接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携手”。但与此同时，由于湖南人（甚至包括教育界的上层人物）无理想、无远计，政治界腐败，社会改良失去希望，从而使毛泽东有了新的觉悟，感到必须“另辟道路”［２９］。

对毛泽东探索这一新路有重大影响的是湖南的那群学生---“新民学会”当时在法留学的会员们，这些人中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他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向警予的恋人）。顺便说一句，蔡、向二人的自由恋爱不仅仅反映了他们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挑战和反抗，这种情况正是五四时期的重要特征和它的成果。1920年5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在法学习期间他和向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毛泽东为他们的结合感到高兴，并谴责包办婚姻制度下的所有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而且宣称他自己绝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３０］

1919年，长沙发生了一起因包办婚姻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３１］在由此而引起的一场反对包办婚姻的大讨论中，毛泽东认为婚姻制度要改革，更确切地说就是用以恋爱为中心的婚姻去取代“资本主义”（即以金钱为中心）的婚姻。在1919年11月25日的文章中，毛泽东就已经谈到，人的欲望有多种，食欲、性欲、游戏欲、名荣欲、权势欲等等皆是。多种欲望当中以“食”、“性”二者为根本欲望。接着又谈到，由于老年人只注重吃饭，所以把他们的儿媳妇当作奴隶来剥削，而不像青年人那样，看重恋爱和性的欲望。所谓恋爱，所谓性的欲望，“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３２］，这样，老年人自然是要和“资本主义”（金钱）结合在一起，来反对青年人欲望的实现。他认为现阶段的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必须废除，因为这种婚姻压制了最合理的事---自由恋爱。［３３］

正像有强烈爱国心的李大钊在1920年成为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公开赞成“四海同胞主义”那样［３４］，毛泽东不但接受了蔡和森关于“俄式革命”的远见，而且同意蔡和森主张的“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更为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无论是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还是在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会上，毛泽东都坚决主张新民学会的方针应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他人认为，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把它和世界分开。对于毛泽东说，确立这一方针是很重要的。［３５］

关于政治改革的目的和实行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等人详述他们的见解、介绍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讨论这些问题的意见的信以后，于1920年12月给他们写了回信，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蔡和森、萧旭东、毛泽东三人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关系是很好的，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被称为“三杰”，但随着他们对西方影响态度的暴露，他们中间出现了分歧。蔡和森趋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主张无政府主义---蒲鲁东式的温和革命，毛泽东则明确赞成蔡的“中国行俄式革命”的观点。但毛泽东在驳斥萧旭东的主张和罗素言论（当时罗素正在长沙宣传非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显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集团的理解是含糊的，例如他把十五万万世界总人口划分开，说无产者占三分之二，约十万万，资本家占三分之一，约五万万。

参见《新民学会资料》，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89～296页。摘录部分的译文见PTMT，pp.196-198（这里日期搞错了，据当时可得到的资料为1920年11月）。关于1920年8月蔡和萧的来信，见《新民学会资料》，128～143页。R．Scalapino“Theevolutionofayoungrevolutionary-MaoZedongin1919-1921”（JournalofAsianStudies42.1，Nov.1982）一文讨论了当时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

很显然，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无产者”一词，反映了他对“无产阶级”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于“没有财产的阶级”这种字面上的意思，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或城乡无产阶级的概念。在随后几年的过程中，他终于在理性认识上有了提高。出于本能的反应，中国人对无产阶级的表述是否对毛泽东不再意味着像“全世界的罪人”之类的概念，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当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概念的理解还不十分准确，但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对政见的阐述确实更加与列宁一致。首先，他掌握了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政权的绝对重要性。这一原则成为他思想的核心，并一直保持到生命结束。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对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来信中谈到的改造中国唯一的方法是“俄国现在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３６］的主张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信中写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家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新民学会资料》，162～163页。这封信和以前的信，以及蔡5月28日和8月13日的信，还有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萧的信，收入了《蔡和森文集》37～40、49～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此书公开出版，是较易得到的资料来源。在《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中毛泽东在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的信是最前面的两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里，毛泽东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两年他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这一阶段可称作他的“工人”时期。此后的1923年和1924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一个成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阶段可称作他的“组织者”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从事农民运动，这一阶段可称作他的“农民”时期。

根据所有可能得到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从事工人运动的两年中，和它的前后阶段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缺乏理论上的创造性。也就是说，这两年中毛泽东的文章不多，而且缺少热情和雄辩，而在其他阶段，他的这些方面是能够得到充分表现的。诚然，在前两年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完全被繁忙的组织工作所压倒。但在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从来没有像他在农民、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中生活过那样，真正在工人中生活过。虽然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时，曾为工人组织过一个夜校，并在许多场合和少数工人交过朋友，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工人们的问题。这样，尽管毛泽东在努力使长沙各种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从长远看，这无疑影响了他理论和政治上的发展，但在这个时期，他的成果不多。

由此联想起直到最近才从中国以外弄到手的文章，这是1921年中至1923年中毛泽东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长文（由于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在1923年重印此文才有此偶然的机会弄到），该文实际上更应该归属于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结束阶段的成果。文章的题目是《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毛泽东是在1921年8月他最终建立起这一令人感兴趣的学校时写下的。［３７］

像毛泽东1917年以来所做的那样，这篇宣言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应强调个人的积极性和自己研究，它还重复了毛泽东1920年写的文章中有关湖南人使命的内容。尽管毛泽东强烈地谴责“学术为少数'学阀'所垄断，与平民社会愈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但也表现出他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仍有一种不确切的理解，与他1920年12月给蔡和森信中的理解一样。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所写的文章，明确涉及工人运动的很少。李锐介绍毛泽东早期活动的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书中有关工人运动的有价值的引证，只有一处。这是在1922年12月。当时毛泽东正在领导长沙印刷业工人的罢工，他写了文章驳斥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治并参与他人的实验。毛泽东的几句话颇有特色，他写道：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先生能惠然肯来罢？请快快脱去长衣！［３８］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毛泽东以前经常提到的话题，即那些企图改造社会的人（《大公报》编辑自称他也要这样做）应该“深入到实际当中”，不要总是站在场外做一个旁观者，或者认为他们比普通人高明。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谈到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也没有提到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这篇文章没有提及的这些问题，也许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但却没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李锐也没有谈到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已有了这方面的认识。

分析一下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发展。1922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敦促他的中国同志转入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党内合作”。马林是依据他在爪哇运动即泛回教联盟的经验（当时爪哇的左翼社会主义者曾以类似的方法与泛回教联盟这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组织合作），于1922年3月首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他的“党内合作”主张的。但他提出后，立即遭到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多数领导人的拒绝。随后，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情况，并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了一个赞同他主张的正式指示，带着这个指示，他在1922年8月返回中国，向中国同志反复灌输他的“党内合作”的主张。

因此，当马林告诉HaroldIsaacs说，他只是靠他的个人权威说服了中国人接受这一建议，他手中没有莫斯科的文件撑腰时，他说了假话［CQ45.（Jan.-March1971），p.106］，中国和苏联的学者都有这篇文章中概述的观点。SeeV.I.Glunin，“TheCominternandtheriseofthecommu－nistmovementinChina（1920-1927）”，inR.A.Ulyanovsky，ed.TheCominternandtheEast，pp.280-344？郾又见晓声和江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载《历史研究》，1981（2），51～68页。TonySaich所编TheoriginsoftheFirstU－nitedFrontinChina：theroleofSneevlietaliasMaring一书将提供新的重要文献，它收入了马林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档案，还附有内容广泛的导言。

这种合作方式，从一开始提出就是一个有激烈争议的问题。迄今为止，就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设计这种方式，或促使去采纳它，毛泽东都不是重要的角色。然而，毛泽东却是最早积极贯彻这一主张的人。1922年夏天，毛泽东在湖南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并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支部书记的名义给团中央写了一份工作报告。15个月以后，即1923年9月，毛泽东已在长沙进行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并给国民党中央机关写了一封信，要求正式任命他为这项工作的筹备员，以便与各方面联系。［３９］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开始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广泛地说，陈独秀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旦接受“党内合作”的主张，就意味着他们这一方要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的领导，至少暂时必须这样做。陈独秀在1923年的立场是如此。至于毛泽东，在他的“组织者”时期，在接受民主主义者的领导方面则走得更远。

1923年4月，在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正式接受“党内合作”的主张）召开前夕，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发表。这篇文章很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文章指出当时的中国有三种势力（即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关于革命的民主派，文章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非革命的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自然是（直、奉、皖）三个主要的军阀集团。

把总的社会力量划分为三派，并一直沿用下来，是毛泽东处理政治和革命问题的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另一重要突出之处，显然是对混乱和压迫的辩证分析，这是他在1919年《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中强调过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各种军阀势力，又由于民主派统一中国与帝国主义必然发生利益冲突，所以，在今后的八年或十年中，中国既不可能进入和平时期，也不可能实现统一。但是愈反动、愈混乱的政治局面，将愈能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于一天，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４0］

商人在民主力量取得胜利的斗争中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对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商人，毛泽东在1923年7月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作了较为突出的描述。这篇文章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４１］

有人提出，毛泽东1923年7月的这篇文章，不是讲述商人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阐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革命任务的性质。［４２］这种观点不但没有明显的事实根据，而且完全没有注意到1923年至1925年、1926年间毛泽东的思想上发生的从注重城市到注重农村的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在1923年7月的这篇文章的另一段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商人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更直接地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们受压迫最重，所以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总体的社会学的分析，在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革命的潜在力量原本在农民之中，就完全改变了。在我们着重探讨这些思想变化发展之前，1923年7月文章的另一个一贯的特点也应给予充分的注意。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写道：“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用革命的方法，开创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国民或平民）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民（民族）是相互联系的。

从1923年7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和另外两篇短文，到1925年12月主编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的两年半时间内，与毛泽东有关的几份可靠的原文在国外是可以得到的。毛泽东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并于1924年2月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委员之一）提交了几份由他起草的提案。即使在这样一些正式场合，毛泽东的一些意见仍保持其工作作风和政治策略的一贯特点。例如，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反对建立“调查部”的提议，因为这个提议执行的后果会使“调查和实际应用脱离，作为一个革命党，我们不能这样做”［４３］。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25年初回湖南养病休息，在这期间他开始进行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的实际训练。1925年秋，毛泽东回到广州，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主编《政治周报》，并开始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担任农讲所所长是在1926年6月至10月），还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时为止，毛泽东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革命的重心应转移到农村去。此观点形成后就没再动摇过。

1926年6月，毛泽东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在列举国民党宣传工作缺点时，特别提到很注重城市，但忽略了农村。［４４］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当时革命本身的格局发生变化的反映：当时农民的斗争热情在不断增长，彭湃和其他许多人，包括毛泽东，都在积极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断言：只有把农民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革命党才能获得战胜帝国主义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1925年至1927年间所写的文章中曾反复强调说明这一点。尽管中国共产党或党内有一部分重要成员在２０世纪20年代中期就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农民，但毛泽东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独特之处不但是指他后来成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的领导，而且是指在1926年初他就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主张，预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道路。

毛泽东何时产生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思想？这和其他任何问题相比，也许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许多历史和理论上的问题，必须通过学术性的讨论才能弄清楚。但有些问题至今仍很模糊，这是因为缺少足够的文献资料。1936年，毛泽东在和埃德加·斯诺的交谈中说过，他开始认识到必须到农村中寻找革命的潜力，是在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城市和农村的爱国情绪高涨的时期。已有的这些有价值的记载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实说明了毛泽东真正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农村革命问题是将近到1925年底。尽管毛泽东的活动中心有所改变，但为了显示毛泽东中心思想的一贯性，有必要在分析他1926年至1927年的思想之前，适当地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毛泽东对农村的态度。

1919年的下半年，毛泽东曾为在长沙建立一个“新村”（当时许多国家都在开展“新村”运动，但最早起源于日本）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计划中的一章于1919年12月在长沙发表。这个计划除了对“新村”本身作出说明外，还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到农村去传播社会主义。［４５］毛泽东所提倡的这种思想，是受李大钊影响的一种反映。［４６］但是至于其他内容，美国学者在讨论《学生之工作》的思想来源时，就有人认为毛泽东讲到的“美国'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这几句话，更好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然而，比这种知识分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身的农民生活经历。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20世纪20年代初思想的形成发展。1922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讲课时，阐述了他对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的观点，这个观点最初出现在1920年12月党的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尽管毛泽东很有可能没写这篇文章，但如果把它作为毛泽东的文章来看待，他是完全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分析的。为了驳斥某些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并不很痛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合理的观点，毛泽东把农民本身划分为四个阶层：

一、占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一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底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土地底出产，决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４７］

毛泽东认为，第三种和第四种农民占农民的大多数，尤其是第三种农民常常被债务逼得出卖土地和借贷，或是下降为最穷的第四种农民。

虽然这些分析是很粗略的，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就是这篇文章和写于1926年1月、2月的两篇文章相比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从总体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不同阶级及其相互关系。［４８］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在分析农村阶级状况后，还谈到了佃户受过重的租金剥削和土地日益集中的趋势，描述了这些情况和趋势发展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必然结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毛泽东持一种绝对平等的态度。他说：“我们人类从娘肚子里一生出来，都是平等的。从娘肚子里一生出来，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应该做工。”从前，“大家耕种的土地是公有的，后来少数游手好闲、吃肉穿绸的人抢去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现在农民们应该起来抢回他们被抢的东西，农民们一旦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４９］。这样的言词无疑是为了启发农民的觉悟，但也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在1922年，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国共产党，都还没有为农村革命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清晰的、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来。四年以后，毛泽东对这种战略方针的详细阐述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1925年至1926年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很高。他在1926年2月所写那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写道：“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５０］在这种总的阶级结构中，他把大地主划归为大资产阶级，把小地主划归为中产阶级，并根据财产的多少或生活的贫困程度，对城市和农村中较低层次的各个群体作了阶级划分。由于强调的是农户是否能“收支相抵”，而不是采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以土地所有权或雇佣劳动作为划分中国农村社会阶级的标准，毛泽东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使用的完全不同。［５１］

所以，认为毛泽东和陈独秀在中国农村阶级划分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５２］当然，他们两人之间的主要差别以及毛泽东的最重要的独创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也就是说，既表现为毛泽东决心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去发动农村革命，也表现在他爱好阐明中国农村问题，或按照策略上的需要去作各种分析。

毛泽东关于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及他们对革命态度的分析，实际上在1925年底已经形成。他在《政治周报》开头五期上以“子任”的笔名发表的五篇文章中的一篇，即《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就已勾画出1926年初那篇文章的基本轮廓，但没有说明自耕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哪些是有余钱剩米的，哪些是恰足自给的，以及哪些是不够维持生活的。？

JohnFitzgerald在其“Maoinmufti：newlyidentifiedworksbyMaoZedong”一文中首次提出这几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9（Jan.1983）pp？郾1-16？郾］。Fitzgerald的论证就很有说服力，1982年9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在与我的谈话中又证实了毛泽东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毛泽东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10～12页，全译文seeFitzgerald，pp？郾9-15。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就用“子任”这个名字作为一个可选择的笔名，那时他是东山高小的学生。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梁启超的尊敬，关于梁启超对毛泽东的影响我们已说过。对梁启超的尊称是梁任公，“子任”的意思是“任公的儿子”。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176页。

1926年1月发表的文章同1925年10月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宗旨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采用了他在1926年3月发表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相同的用语，对不同社会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分析，尤其对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活动作了更为深刻的揭露。在这里，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上、中、下三等这种明显非正统的划分方法，由于把上等人（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归入顽固的反革命阵营，把下等人（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划入革命阵营而自成系统。毛泽东开始考虑，“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在随“西山会议派”出现而展开的两极分化过程中，将如何发生分化，并被迫作出其选择。毛泽东在1926年初的几篇文章以及此后一贯的说法都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四万万中的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是拥护革命的，反动分子只有一百万，相当于上流阶层，还有四百万可敌可友的人在中间摇摆。［５３］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1926年初强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重要性和农村的普遍贫困（农民因此同情革命），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主力”的特性。［５４］尽管“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概念是在1951年补进那篇文章中去的，但是在1926年初毛泽东已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到了1926年9月间，毛泽东被农村中爆发出的巨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所左右，以至于很轻易地明确地改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原理的认识。［５５］

毛泽东这时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开头就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声明本身毫无异乎寻常之处，因为自1925年下半年以来，甚至于完全是城市出生的人也注意到农村革命活动高涨的形势，以至于共产党以及（或者）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在每一次谈话中都不自觉地把屈从于农民运动的言论变成了一腔陈词滥调。另一方面，毛泽东是从分析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的，这是他的最大特点。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外来的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因此，就像海丰县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只有通过动员农民起来破坏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基础，才能彻底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他还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５６］毛泽东不但指出不可轻视旧社会农村的反动力量，指出在推翻反动势力统治过程中农民革命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接着驳斥了强调城市革命也同等重要的观点。他说：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以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５７］

这里尽管在字面上提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整个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明旧社会反动政权的真正核心是以乡村为基础的，推翻反动政权的力量也是在农村。对于这一点毫不掩饰的说明，是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其中写道：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５８］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在目前（这个“目前”要持续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在为自己的有限的利益而斗争。可以说，他们是受“工会意识”激励的。相比之下，农民由于在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所以他们不摧毁整个旧社会的大厦，就不能得到彻底解放。他们现在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并在自觉地开展广泛的政治、经济斗争。

这以后，毛泽东再没有像这样非常明确地把农民看作是有觉悟的革命先锋，并用他们来取代工人阶级。他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肯定贫农在乡村革命斗争中具有领导作用，但没有贬低城市和城市平民阶层的重要性，以同样生动的言词给予肯定，尽管这个报告的某些话会使人联想到他并没有放弃1926年9月的观点。至今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５９］，这句著名的话可以解释为同农民的力量有关，而不是说领导权，也可以解释为不过是描述一种暂时的状况。报告的另一段以简略的形式所作的分析总结，可以说是1926年9月那篇文章的某些观点的发展，其大意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种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６０

尽管农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与它相对立的东西来取代这个基本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1926年9月毛泽东曾说，如果整个中国社会没有获得解放，那么农民本身也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农民所要承担的使命，和马克思认为的应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无产阶级来承担的使命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这同时，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仍承认无产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前一种观点看作是不久将来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说明，把后一种观点看作是长远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表述，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可以一致起来的，尽管这种综合的解释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总之，如果这是毛泽东对这件事的理解，那么他处理农民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在确定社会革命转变形式的过程中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

注释

［1］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157。

［2］参见颜渊：《存性》，《颜渊书》2卷《四存篇》，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153。

［4］See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p.143.

［5］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30页。

［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p.157-158。

［7］或如陈志让（JeromeCh'en）翻译的“磨炼（其）志向”（Maopapers，p.3）。全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33页。关于此信的写作背景，seeDay，MáoZédong1917-1927：documents，pp.18-20。

［8］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汇编（《资料选编》，10～11页，北京，1967）里，曾误认此信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的，实际上它是写给黎锦熙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9～23页，这里所引的一段在21页。

［9］参见上书，19～20页。

［10］《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0页。

［11］《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1页。在他看来，中国也对世界做出过贡献。毛泽东和他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杨昌济在国外留学时取名为“怀中”（即怀念中国），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感情。关于这一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载《时代的报告》，1983（12）；《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178页）重新刊出此文。

［12］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3页。

［1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translatedinMaoZe-dong.Uneétudedel'éducationphysique，p.52；以及戴伊（Day）的著作第27页。

［14］李锐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上引用了这一段话。《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19～47页收入了毛泽东读泡尔生著作的批注全文。

［15］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21、40～41页。

［16］本段内容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28～34、37～39、42、45～46页。李锐的书中引用了其中大多数段落。

［17］我在ChinaQuarterly上发表了全译本，并附有分析。MaoTse-tung，“Thegreatunionofthepopularmasses”，followedbyS.Schram，“Fromthe'Greatunionofthepopularmasses'tothe'Greatalliance'”，CQ49（Jan.-March1972），pp.76-105.SeealsoM.HeriDay，MáｏＺédong1917-1927：documents，pp？郾85-100？郾《毛泽东集》第1卷57～69页上的中文版本也可利用。

［18］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213页。

［19］SeeMaoTse-tung，“Thegreatunionofthepopularmasses”，CQ49（Jan.-March1972），pp.77-78.

［20］《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4页。

［21］CQ49.87.

［22］CQ49.84.

［23］《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29页。

［24］日期疑有误。应为1920年10月5、6日，载长沙《大公报》第七版。--编者注

［2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42页。

［26］参见《新民学会资料》，6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7］同上书，76页。

［28］同上书，65页。

［29］《新民学会资料》，75页。

［30］《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的信）和第121页（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后者收入了《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75～277页。

［31］关于这一题目，毛泽东写了九篇文章。李锐的书对此作了简要的介绍。摘录的部分在PTMT334～337页上有译文。1919年11月16-28日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这九篇文章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43～172页。

［32］《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载1919年11月25日长沙《大公报》，《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62页。

［33］参见上书，276页。

［34］《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327～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5］参见《新民学会资料》，146、15～41页，特别是20～23页。

［36］《新民学会资料》，162页。

［37］全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81～84页。1923年3月《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册上发表过这篇宣言。

［38］毛泽东著作东京版增补本的编辑们虽然全力以赴，但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除这篇以外，他们收集到的也只有两三篇短文。此处引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04～105页。

39］参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2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0］参见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载《新时代》创刊号，1923-04-15。

［41］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07-11。

［42］SeeLyndaShaffer，“MaoZe-dongandOctober1922Changshaconstructionworkers'Strike”，ModernChina，4.4（Oct.1978），p.380，pp.416-471.ThesameargumentisrepeatedinL.Shaffer，Maoandtheworkers：theHunanlabormovement，1920-1923，pp.1-2，222-223.

［43］Chung-kuokuo-min-tangch'üan-kuotai-piaota-huihui-i-lu（MinutesoftheNationalCongressoftheKuomintangofChina），WashingtonDC，CenterforChineseResearchMaterials，1971，p.47.

［44］SeeM.HenriDay，MáoZédong1917-1927：documents，p.232；《毛泽东集》，第1卷，151页。

［45］参见毛泽东：《学生之工作》，载《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汪澍白和张慎恒文章引的文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59～60页。

［46］SeeMauriceMeisner，LiTa-chaoandtheoriginsofChineseMarxism，esp，pp.55-56and80-89.

［47］毛泽东：《告中国的农民》，载《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后收入《一大前后》，207～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李锐的书第455页指出了毛泽东曾以这篇文章做过讲演的事实。《资料选编》第24页把毛泽东作为作者是错误的。

［48］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见《毛泽东集》，第1卷，153～173页；extractsaretranslatedinPTMT，pp.241-246。

［49］本段引文见《一大前后》，212～214页。

［50］《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162页。

［51］在我的文章“MaoZedongandtheroleofthevariousclassesintheChineserevolution1923-1927”中，我曾比较过毛泽东和陈独秀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seeThepolityandeconomyofChina-thelateProfessorYujiMuramatsucommemorationvolume，pp？郾227-239。

［52］AsPhilipHuanghasdoneinhisarticle“MaoTse-tungandthemiddlepeasants1925-1928”，MordenChina，1-3（July1975），pp.279-280.

［53］关于子任的文章与毛泽东10月1日的讲话一致的论证，seeFitzgerald，5and9。该书第4页的表中明确列出了这篇文章和1926年3月文章中说明三类人时所使用的相同的数字。Fitzgerald，pp.14-15。PTMT，pp.213-214上有强调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支持革命的相应两段话的译文。

［54］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170页；PTMT，p.247。

［55］参见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原载于《农民运动》第8册，1926年9月1日。至于更详细的讨论以及引文的译文，seeS.Schram，“MaoZedongandtheroleofthevariousclasses”；《毛泽东集》第1卷，175～179页。

［56］此段引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176页。

［57］《毛泽东集》，第1卷，176～177页。

［58］同上书，178页。

［59］参见《毛泽东集》，第1卷，211～212页；S.Schram，PTMT，p.252。

［60］《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