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50205规范下载:寻找国民素质失落之因：好文化，制造不出来（二）

2011年03月02日 16:37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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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其实石原莞尔是非常同情中国的，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刚好是住在这个朝鲜的春川，他当时听说这个武昌起义成功消息的时候，当时喊出“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时候，当时他就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然后对天鸣枪，上面那些人全都是流泪高呼嘛，就是“中华民国万岁”。因为在他的那个心里头就觉得，中国和日本其实是命运有一种一体的感觉，就觉得如果这个有色人种，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么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掉的，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一个依靠。

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凤凰卫视7月5日《凤凰大视野》节目播出“日本侵华将领实录——石原莞尔”，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五个侵华日军的头目，他们分别是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和冈村宁次。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出身参谋集团，都是日本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嫉恶如仇，反对高官权贵，甚至都廉洁奉公，私德也很好。但是最终，他们却制造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对于我们来说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加害者的面目呢，好像都是模糊的。“日本法西斯”、“战犯”“鬼子”、“刽子手”等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全部。而这些“鬼子”从何而来，他们作为“人”是如何存在的？他们是否有七情六欲，他们为什么要发动侵略战争，却死不改悔呢？今天我们就从““九一八事变””说起，它的策划者明叫石原莞尔。

解说：1931年9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从日本转经朝鲜来到中国东北，他身负日本参谋本部的重要使命，阻止一场惊天的事变，建川乘坐的火车还在路上，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少壮军官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四人，在奉天特务机关会议室密谋如何对付建川美次的到来。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下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赌了。结果铅笔向右倒下，计划要终止了。四个人面面相觑，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这句话说出了四个人的心声，本定于9月28日采取的军事行动，提前到了9月18日。建川美次9月18日晚到达奉天，当晚在一家名叫菊文的日式酒家里，他被人灌醉，次日醒来日本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王希亮（抗战史专家）：当时有史料记载，当时的关东军的司令官本庄繁，确实不知道这个事件当时他们是怎么策划的。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当时的职务是什么呢？就是关东军的参谋或者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

石原莞尔从小异类 曾“同情”中国革命

解说：“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是被称为日本关东军“大脑”的石原莞尔，他当时只是一个中佐参谋，为何他如此胆大妄为，敢违抗日本军部的命令，他又为何执意要发动“九一八事变”？石原莞尔日本山形县人，其父石原启介当过警察署长在当地可算是一个头面人物，石原幼年被送进陆军幼年学校，他是个另类，常年不洗澡，把身上的虱子放在铅笔盒中养起来观赏。当时学校为培养学生日后能独立进行作战绘图，特别安排了写生课，石原交上的作业，却让老师目瞪口呆，上面画了一根男性生殖器，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一月一日。

黄章晋（民间学者）：性器官画得很巨大，他就属于那种就是人脑子好的时候呢，可能就优越感特别强烈，然后呢，那也看得出从老师到学生都是一帮这个死读书的人，不拘一格的这种性格就会更加助长了他。

解说：石原莞尔于仙台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考入当时被称为日本精英中精英的摇篮陆军大学。他仍然是个另类，日本亲王检阅陆大，石原为了给学校抹黑，故意不穿正式军装，石原学习不甚刻苦，却成绩出众。毕业本来是第一名，但因第一名要在天皇面前发表御前演讲，学校怕他有出格举动，把他降到了次席。

黄章晋：本来应该是第一的，然后为了敲打他呢，就给他变成了第二，包括师生都一致承认说，就说这个是日本陆大最杰出的“大脑”，日本士官学校培养的最好的学生。

黄章晋：其实石原莞尔是非常同情中国的，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刚好是住在这个朝鲜的春川，他当时听说这个武昌起义成功消息的时候，当时喊出“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时候，当时他就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然后对天鸣枪，上面那些人全都是流泪高呼嘛，就是“中华民国万岁”。因为在他的那个心里头就觉得，中国和日本其实是命运有一种一体的感觉，就觉得如果这个有色人种，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么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掉的，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一个依靠。

解说：石原莞尔在武汉期间，为了收集情报，经常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苦功一起劳作，他目睹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本人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

王希亮：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解说：在中国石原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湖南、四川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他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

黄章晋：一个是失望还有一个就是一种优越感，就是说我虽然和你是同文同种，但是我们却一步到位就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而你这个东亚的老大，结果却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国家，而且看上去也看不到这种希望，这种优越感就觉得就是说，那我就是领导，我来带领你改变你们的命运。而不是说像更早些，像那个辛亥革命之前的时候，是说我们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跟我们一样。

解说：中国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如果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民众不支持中国政府。这成了石原后来大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重要依据。以列强的干涉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其主动者必须是日本。

黄章晋：他这个所谓的对中国的同情，就变成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解救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从这个军阀的统治中，和这个贪官污吏和这些腐朽统治阶层的手中解救出来。我们日本是老大哥，然后中国人是小弟。

张生（抗战史专家）：实际上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吧，每一个侵略中国的人，都会给自己一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呢，往往打扮得就是比较道德上很高尚的，他们自认为日本的统治比较优秀，比较规范、比较制度化、比较优越，企图来通过某种方式给中国人一个示范。

“九一八事变”和“满蒙独立”的主谋

解说：石原再次来到中国，已是八年后的1928年10月，这一次他的头衔是日本关东军中佐参谋，而此时的石原已今非昔比，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至今仍为某些日本人津津乐道的著作《最终战争论》。那么《最终战争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

张生：当时他有个基本判断，大概在四零年代中期呀，要发生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白人之间的，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依他们的看法将会是以日本为首的黄种人，和以英美为首的白种人之间的对决。

黄章晋：因为在他看来归根到底还是地球上的各个民族是一种生存竞争，丛林式的一种竞争吧，就是，而不是共赢式的一种共生。丛林法则式的，里你着，那我就得死。

解说：石原在《最终战争论》中提出了自己“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日本应该先将中国东北拿到手，以此为基地征服苏联，再南下征服中国，最终代表中方与美国进行一场东西文明的最终对决。

王希亮：石原莞尔这一代人成长的时候，长成的时候呢，就是说恰恰就是在日俄战争结束，然后日本转向国粹主义，那么这些人他天生就是说，和他的上一辈领导，上一辈人，全心倾慕西方完全相反。他是反过来的，其实西方成为一个对立面了，技术上虽然有可学的地方，但是从价值观上面完全是一个反动的，认为西方是反动的。西方其实相当一个外部世界，从心灵和精神上来说的话，就是无意中走向了一种封闭，就是他的开放心态、学习心态，其实明显是比他上一代要差。日本代表的一种价值观，其实就是很像我们今天这个“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这种观点的东西一样。

石原莞尔问，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内藤湖南毫不含糊，中国的。石原不死心，不能说是日本的吗？日俄战争为保住那块土地，日本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代价，内藤博士摇摇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领土，但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

王希亮：这个满蒙问题成为他们日益关注的问题，所以他们喊出一个口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了解决这个生命线，如果这个生命线不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没法生活下去。

解说：在1930年石原等关东军少壮派，开始积极策划满洲事变，他们提出由里向外来占领满洲的方法，先借机占领奉天，进而侵占整个东北。

解学诗（抗战史专家）：因为那个“九一八事变”以前，关东军搞了四次参谋旅行，以参谋旅行的名义到东北，特别北满进行转，然后制定作战计划。石原莞尔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他是作战参谋。

解说：此时，日本关东军高层，甚至日本大本营，对少壮派的策划都有耳闻，但所有人都在装聋作哑。

黄章晋：心领神会的东西有，就是知道他们要搞事情，你要阻止，你也阻止不了，因为今晚不发生，明晚会发生，明晚不发生后晚发生。

解说：对于关东军的行动，虽然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但石原莞尔判断，一旦冒险成功日本政府是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

黄章晋：这个甚至包括他的上级会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日本政府如何对待这个送上门来，被自己的手下不知情地抢来的一个果实，确确实实他的判断是对的。

解说：1931年9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六百人的兵力，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是四十四万八千人，日本国内甚至嘲笑关东军的军刀只是竹刀，而石原莞尔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张学良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

黄章晋：换一个对手的话，或者是换一个人，他不是张学良，如果当时是蒋介石在那里，他们的方案可能会有差别。也许就是因为张学良在那里，整个那个方案里面就是说，充满了这个冒险和大胆赌博的命运，你也可以说他对张学良的估算，对东北军的估算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解说：时，张学良正在北平，石原要乘张不在奉天时，打掉奉天城里的东北军指挥部，使之群龙无首。因建川美次的到来，原定9月28日进攻东北军的计划，提前了十天，9月18日夜十点多，位于奉天郊区柳条湖的南满铁路边，传来了沉闷的爆炸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奉天关东军情报机关的急电，18日夜，十时许，奉天北大营西侧，暴戾的中国兵破坏满铁线路，与我守备队发生冲突，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向现场出动。石原立即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对付中国军队之不法行为，应先发制人，立即命各部队出动，制敌中枢于死命。“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石原莞尔曾夸下海口，说两天之内平定奉天，没有超过十二个小时，日军已全部占领了奉天，这期间东北军完全没有有组织的抵抗。当时，在奉天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藏式毅两人，当时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荣臻到处都找不到张学良。这时，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鲜鱼口看戏，当晚演出的是梅兰芳的《宇宙锋》。由于联系不上张学良，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解说：那么这个不抵抗政策，实际上不是当时定的，在这之前已经就决定不抵抗了，已经就是这样。而且日本已经摸了这个底，那么张学良呢，方才我说，主要是他当时呢，对日本这个侵略的意识不足，认为它是一个局部的事变。

解说：六十年后，张学良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这么干，我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下达抵抗的命令，国人批判我是“不抵抗将军”，我不承认。但是我承认，我没有能识破日本人的阴谋。

张学良：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来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无告的这种，这种平民。

黄章晋：石原从政治角度考虑，从政府的角度，就是违背军令，让我们国家陷入一种，国际上彻底被孤立的这种境地。从爱国角度来说的话，军队干的一切都是爱国的，日本人民来说的话，就觉得这两个是大大的爱国之士，他拓展了我们皇国的这个疆土。舆论媒体每法，不可能去批评军队。而下面这些军官的话，就是一样很快就加官晋爵，迅速就因为媒体的报道，他也成为这个“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吧。

解说：“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第四天，石原莞尔联合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递交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方案中言。在我国的支持，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同时，他主张不再扩大战争，与中国修复关系，养精蓄锐，日后对付苏联。

在石原莞尔心目中，未来的满洲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他说，那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的，乌托邦式的独立国家，站在平等的立场与汉民族公平竞争，一个由日本、朝鲜、汉、满、蒙古，五个民族，实现“五族和谐”，“王道乐土”的国家。

黄章晋：因为后面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日本的权贵资本在满洲的一次攫取财富的一场竞赛，而和石原莞尔这些人想的，这个“王道乐土是两回事。“九一八事变”发动之后呢，很快满洲基本上是不归他，他就失去这个支配的力量和地位了。他就觉得这个满洲国，远远不是他想像的国家，他对这个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就是说这完全是一个腐朽的资本，和这个官僚阶层奴役这个中国人民的一个罪恶的国家。

曾与东条英机不和 石原被日渐边缘化

解说：然后，在日本甲级战犯的名单中，没有石原莞尔中将的名字，他只是一个重要的证人，由于他已经到了膀胱癌晚期，无法自行行走，不能去东京出庭，东京派了检察官，来酒田听取他的证词。在庭上身着和服的石原显得很轻松。检察官问石原，听说你和东调意见对立，是这样吗？

王希亮：当时呢，东京审判的法庭呢，就是认为他和东条英机是对立的，他是反对东条英机侵略战争政策的，所以不把他列为战犯。

解说：石原回答，东条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宋志勇：这个，石原莞尔这个人确实是，日本人军人里边的一个异类，所以呢，他就看不起这些武夫式的那种。

黄章晋：他一直看不上东条英机，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士兵的一个脑袋。他压根儿就觉得这种人上台之后，就等于说把日本送上了，这个不归路的一个深渊吧。

解说：石原和东条在关东军时期长期不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围绕着是否对华全面开战，两人又爆发了冲突。石原主张战争不扩大化。

张生：他在战略判断上，比那些对华激进派要谋得深远一些，按照石原莞尔的想法，中国这个地方是应该，但是它的角色是作为日本的原料的提供者。所以呢，他认为是应当对苏联，将来要进行决战的。所以呢，不可以把有限的国力，消耗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

宋志勇（抗战史专家）：因为他这个战争的全局管很强的，他就，一切前边的这个战争行动，都是要为最后对美一战做准备的。

黄章晋：在他心目中，他觉得，他发动“九一八”的时候，他脑子里是有一个刹车的，什么时候该刹车，什么时候该踩油门。一旦和中国开打的话，一扩大下去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你完全不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战争。

解说：但东条主张扩大与中国的战事，在东条英机的背后，是众多的日本民众，及石原莞尔的效访者们。

黄章晋：石原莞尔是一个中校中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迅速大佐，然后变成将军，后面还有无数的这个他的小兄弟们，都是中佐、少佐，急等着要建功立业，和平时期的时候，军人怎么立功？你不能说你立了功，然后，从此就踩了刹车，把我们的路堵了。

解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石原莞尔的模仿者们，将石原抛在了一边，他一路被边缘化，先是离开关东军，然后离开军部，最后是作为一个预备役，活跃在家乡农场的试验田，和崇拜者的讲堂上。

黄章晋：反而他失去发言权之后，他自作聪明的一切预言，全在他的眼前一幕一幕的变成了现实。

解说：他目睹日本越来越接近，他所说的最终战争。

黄章晋：日本走向现代的起点开始，六十年时间的奋斗所得，全部丢的干干净净，转折的那个起点其实从他开始。

“恶花”抱憾凋亡 只因未能成为战犯

解说：如今，日本战败，最初挑起战争的人，要为他的模仿者们出庭作证。检察官对石原说，证人请不要说与任何询问无关的话，只需回答“yes”或“no”。检察官问石原，满洲事变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多大损害？誓愿回答，请检察官大人教我一下，这个问题如何用“yes”或“no”来回答。检察官问石原，有什么话要说？石原说，我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是我石原莞尔，但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

黄章晋：这个我觉得真是一个良心发现，十五年战争的话，是从他开始的，在这个“九一八事变”里面来说的话，就是土肥原呀，板垣征四郎这些人，其实是一个配角，真正的这个主谋是他。

解说：在众多的记者面前，询问持续了两天，法庭几乎没有从石原莞尔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新证词，反而法庭成了石原，为被逮捕的原日本陆军领导人，战争罪犯们辩护和同情的表演场。

黄章晋：说实话，就是中国人，应该感谢东条英机这样的笨蛋，早早地就把日本拖到了这败亡的结局，假如不幸是石原莞尔，扮演了东条英机这个角色的话，那时候可能命运，中国人命运就要悲惨很多。

解说：这次出庭做证，成为石原莞尔最后的谢幕。两年后的194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为没当上战犯而遗恨千古的“九一八事变”主谋，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在日本山形县高濑村的家中，口述完名为《新日本的进路》的遗书后，死于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终年60岁。

陈晓楠：石原莞尔去世之前八个月，1949年的12月23号，和石原共同策动“九一八事变”的同谋，板垣征四郎大将和其他七名日本甲级战犯，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时石原呢，正在家中因膀胱癌命若游丝，不知道，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作何感想。在今天很多日本人的心中，石原莞尔呢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的战略家。但正是他，用美丽的语言，让无数普通的日本人葬身中国东北陌生的土地上。打着国家的名义，亚洲的名义，黄种人的名义，把日本拖入了战争的深渊。那场战争，开始于1931年9月18号。

2011年03月02日 16:25
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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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至于那时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是没有厕所的，时人有文字记载说：“寻遍全街而不得一溺所，忍溺致疾者有之。”民国建立前，南京城内道路两侧专门留有土坑，供人解决“燃眉之急”。南京城内到处可见背对人群“方便”的男子，“整个南京城都成了厕所，臭气熏天。”

文章摘自《现代快报》2010年8月23日 作者：张荣 原题为《南京市民乱倒垃圾被拘罚》

随着气温的居高不下，市民的生活垃圾也骤增。垃圾，是城市生活里无法回避的存在，不难想象，如果不妥善处理好它们，我们的城市将会有着何种面容。为了加强市民的卫生意识，民国时期的南京，卫生局甚至对乱倒垃圾者进行拘罚，记者在1930年8月24日的国民政府《中央日报》上就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乱倒垃圾被拘罚》，新闻说:“姚家巷十号住户王友奎，年十八岁，江都人，新姚家巷二号住户胡正波，年三十四岁，湖南人，均于昨日上午，将垃圾任意倾倒马路上，被市卫生警张弼瞥见，以其有妨公共卫生，带交该管第二分驻所，送由第四警察局罚办。”

由此看来，民国时期的南京，对环境卫生是相当注意的，那么，七八十年前的南京是如何处理生活垃圾的呢？

民国建立前夕，南京城臭气熏天

在民国建立之前的古城南京，刚刚经历了曾国藩的“剃头式”屠杀不久，人口锐减，经济衰退，毫无生气可言。民国建立前夕，尤其是大街小巷的卫生状况，糟糕透顶。百姓们都处在自扫门前雪的状态，史料上也鲜有专门的清洁人员的文字记载。大街上，到处都是驴、马等牲口的便溺之物，臊气冲天。城内主要的百姓生活区，几乎家家门口都堆放着生活垃圾。尽管不远处可能就有一个专门放置生活垃圾的箩筐，就是那种用竹篾编制成的，但老百姓就是不愿多走几步，宁愿把垃圾随意地堆放在自家门口，直到完全腐烂，和周围的地面融为一体。爱干净的人，也只会是将垃圾扫远点而已。“清朝末年的时候，也存在清道夫役，但基本上是为了打扫重要部门周围道路而设立的。”89岁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老南京张翰林说。

这些垃圾，平时也能糊弄过去，但是到了夏天，除了难以入鼻的怪味，还会成为痢疾等传染病的源头。“每到了夏天，负责街道清扫的夫役就每天清除一次，将垃圾收走。“那个时候处理生活垃圾，无非就是挖坑填埋，或者就集中倾倒在低洼处，要么就倒到江里河里，被水冲走。”张翰林认为，谈到日常生活垃圾，还应该包括粪便的处理问题。

那个时候，南京城区的大户人家都在使用马桶，平时专门有人来收拾。如果遇到兵荒马乱，收拾不及，也只好将马桶放到门外，寄希望于被乡下人收走肥田去。等了几天，门口放满了马桶，还是没人收拾，就会让人趁夜深人静时，偷偷倒入附近的池塘里。

至于那时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是没有厕所的，时人有文字记载说：“寻遍全街而不得一溺所，忍溺致疾者有之。”“其实，按照老辈人的说法，南京老早就有了公共厕所了，其创始人正是明朝南京首富沈万三。”张翰林说，老辈人说过，由于沈万三常常远足，并能够接受外来进步思想，他对当时明朝都城的环境卫生尤为担心。他自己就尝过出了家门之后，在大街上无处便溺的痛苦。为此，他让家人在马道街及周围大路上盖了几间茅屋，让木匠营中的木匠打上几只马桶，放在此中，让路人“便急”之用，并为此起名：众便房，百姓称“茅房”，这大概就是中国第一代公共厕所了。但这也不过是老辈人的说法而已，无文字可以作证。民国建立前，南京城内道路两侧专门留有土坑，供人解决“燃眉之急”。南京城内到处可见背对人群“方便”的男子，“整个南京城都成了厕所，臭气熏天。”

商户主动捐垃圾箱，原来只为做广告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成为一国之都，虽然时间短暂，但在城市的门面上，文章还是做得不错。“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情况就大有改观，这首先要功归于刘纪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亲自推荐37岁的刘纪文出任南京市长，南京的局面开始得到逐步改善。刘纪文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熟悉西方市政管理学的专家，在他短短两年时间的治理下，城市的卫生局面得到相当大的改善。

1930年起，南京市出台“垃圾清洁规则”等11项市容环卫管理规章，内容包括环卫机构职能、道路清扫、粪便垃圾清除、街巷保洁、厕所管理、环卫监察、夫役管理等等，基本涵盖了整个城市环境卫生的内容，并逐步建立了由卫生稽查队和清洁总队构成的环境卫生管理体系，成立了专门的清洁队伍——清道夫。“他们穿着灰色的，后面有着绿色的‘清道夫’三个字的马夹。”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老南京苏洪泉说。其中，最落实到实处的，便是逐步增建环境卫生设施，比如，在垃圾处理上，引进了欧美国家的焚烧技术，成立了垃圾处理站，“这个垃圾处理站具体的位置可能是在城东的轿子山，但因为焚烧垃圾产生了巨大的异味，导致附近的居民在《民生报》上声讨，不久，这个处理站就改用填埋的方式了。”张翰林说。苏洪泉也告诉记者，当时南京城北的垃圾会被送到清凉山和三汊河，然后再送往轿子山填埋。

此外，卫生局要求南京各商户都要在自己的门前自备一个垃圾箱，“也有一些商户，主动捐赠给卫生局铁皮铸造的垃圾箱，上面贴上店的名称、地址，放置在有消费能力的居民区中，为自己做广告。”因为垃圾箱要自备，南京棚户区就十分缺少，卫生状况极为恶劣，成为许多夏季传染性疾病的源头，为此，卫生局不得不采取措施。记者在1932年8月23日的《中央日报》上就看到《卫生局置备垃圾箱 在棚户聚居之处》的新闻，新闻说：“市卫生局，自添制垃圾车，行施分路挨户运输垃圾办法后，以棚户聚居之处，无力自备垃圾箱，而垃圾奇多，偏僻处所，运输车且不能逐日走到，特在某项事业费下撙节得数百元，先置备塔式垃圾箱五十余具，分发六路清道队，择地设置……”

国民政府税收多，粪便被征三种税

至于大街小巷老百姓的“方便”问题，在刘纪文当市长后，也得到了解决，那就是由财政拨款，兴建了第一批公共厕所，统由“清道夫”打扫保洁。“你可能想不到，这批厕所如今还存有一个，就是在夫子庙，建康路1路公交车站边上的那座公厕。”张翰林说。

“其实，南京的这个公厕问题，是大有讲头的，而且都是以往在书上看不到的。都说国民党的捐税多如牛毛，这话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粪，都是收捐的。”张翰林告诉记者，军阀混战结束后，南京的局势渐渐稳定下来了。许多的农民又进城来收粪肥田了。因为南京水土肥沃，农业发达，那时又无化肥，全靠天然的粪便，乡村里需要量大了起来，渐渐的，农民们还象征性地付一点费用。因此，家家户户的马桶和茅坑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后来，南京就出现了一个行业，叫做粪业。因为南京是民国的首都啊，来往人员频繁，于是就有私人开始建立厕所了，”张翰林回忆说，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南京的私厕很多，是收费的，可能是受到了上海收费公厕的启示。大概是1917年4月，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为减少当局对公厕的支出，将一处公有公厕承包给商户“王荣记”经营。承包合约规定，公厕须按公董局规定时间开放，承包人须日夜负责公厕的清洁和消毒工作，承担公厕的用水、照明及一切修理费用。每月由“王荣记”交公董局“包银5元”，并允许其实行“售纸收费经营”。

南京私厕数量夸张一点说，差不多是三步一厕，五步一所，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效益，私厕甚至专门雇有“掮客”，一方面看守厕所，一方面拉客入厕。这种现象在民国许多城市都存在。但首先想起来收捐的，是四川督军杨森，他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因为行政部门多了起来，矛盾就出现了。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入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税务局收税天经地义。最后三家机构协调的结果是，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收粪捐。

街巷里的私厕数量增加后，粪便成了“香饽饽”。厕所的管理者们就想到了一个粪便清除的好办法：招商承包，即向社会招商，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招标的商人自行雇人清除粪便，并交付相应的粪便承包费，这样，粪便被清除了，厕所的所有者还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但许多农民没有钱来买粪，他们就想别的法子。我小时候就在下关的公共路看到，来自江北的农民把粪桶一字排开放在墙角，供路人免费方便。你别说，许多人都乐意使用。然后，到了晚上，农民们再用船只将粪桶运到江北。”苏洪泉告诉记者，就为这，还曾经发生过打架斗殴事件。因为江北农民的这种做法，危及了私厕承包商的利益，他们就找来流氓闹事。

“这些私所，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时，还有144座。”

不遵守卫生规章制度，市民乱倒垃圾被拘罚

记者注意看到，《中央日报》上关于垃圾处理问题的新闻，多出现在每年的八月。很显然，八月是各种疾病横生的时候。市民的生活垃圾若不能及时按规定处理，势必给市容卫生带来隐患。这也是当年南京特别市卫生局为何一到夏天就紧张的原因。然而，规章制度制定了，处罚措施也公布了，百姓们就一定会遵守吗？

记者在1932年8月23日的《中央日报》上看到了一篇题为《垃圾任意倒马路，卫生稽查昨获四起》的新闻，说，“首都市民，往往将垃圾任意倾倒马路，致各街市龌龊异常，虽经卫生稽查时常查罚，仍是不绝，兹将昨日查获四起志下：一、市卫生局稽查员赵聊增，昨日上午七时，查得双石鼓八号义兴祥米店，伙计朱宽，倾倒垃圾于路上，遂将其拘交该处岗警张德升，带往二所转解八局讯办。二、该局稽查李耀普，于昨日上午十时许，查得三道高井三新茶园门前有张金山者，倾倒垃圾于路中，即将其拘交该处第二十号守望警刘云登带所，转解八局讯办。三、该稽查同时查得牌楼街五十号门前有刘士芬者，倾倒垃圾于街心，不听禁止，遂将其拘交该处岗警费永科。四、中正街一一七号住户陈长发，年二十八岁，江宁人，以裁缝为业，昨日上午九时，将室内垃圾，扫倾路旁，适被市卫生局稽查张弼经过瞥见，以其妨害公共卫生，将其带交该管第四分驻所，移送第四警察局罚办。”

“至于粪便问题，因为农民上门来处理，还出钱购买，就很少见到有市民乱倒粪便的新闻。”张翰林说。

2011年03月02日 16:1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刘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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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浪淘尽》 作者：刘宜庆 出版：华文出版社

黄侃因其父与张之洞有旧交，去见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张见后，认为黄侃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乃资助其官费留学日本。1905年，黄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遇到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同学宋教仁。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入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竟趋章太炎门下请业。黄侃也随众往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狂妄，殊难接近。去了一次，就不想再去了。这一次黄侃见章太炎，并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想，想来两人都是孤傲之人，后来有人形容这一对师生为“一对疯子”。

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中很受欢迎。如许寿裳所说：“惟先生持论平允，读者益为叹服，从此，他而又注意于道德节义，和同志们互相切励；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如《革命道德论》、《箴新党论》二篇，即系本此意而作。”《民报》在章太炎的主持下，发行量增至一万六千份。

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黄侃对章太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渐渐消除了误解，从此，他也不断为《民报》撰稿。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赏识。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天下奇才。章太炎与黄侃结识，或许也有宋教仁的引荐。

在野史记或者小说家言中，章太炎与黄侃的相识就颇有传奇色彩了：

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但不认错，还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他是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太炎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一场好骂。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黄侃才知道眼前的人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于是折节称弟子。

事实上，刚开始，两人相见，并没有拜师之礼。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立即答应。章太炎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遽然起，即日执贽往，叩头称弟子。随即偕苏曼殊搬入小川町章太炎住所，日相追随，在学习音韵、说文的同时，积极为《民报》撰稿。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2011年03月07日 18:19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高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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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至此从士大夫文化转为知识分子文化，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精英文化。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的职业特权，参与对于意识形态的注解和宣传，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国家、政党或抽象而言的社会通过他们垄断传播媒介，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总之，他们处于文化舞台的中心。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作者：高丙中，原题：《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

当代中国文化内部的急速分化已经造成文化领域阡陌纵横的局面，其内部差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知。我们可以根据渊源差异划分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据时代性质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根据价值体系和社会势力的差异则可以区分为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此外，按照群体差异划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

以社会群体为依据划分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的三分法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才流行起来的分析范式。这种三分法最初是在民间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有学者概括说，传统社会的中国文化有三个干流：它们是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市民的中层文化、底层的民间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长期以来，一般人文学科的学者习惯谈“文化”，对文化背后的群体差异忽略不计，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是文化的运作者，其他群体的文化显得无足轻重。九十年代的文化事实（民间文化的复兴、大众文化的崛起）使上述三分法成为普遍的范式，只是相应的概念调整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

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在现当代史上经过了大起大落的三次变化，并呈现为四个阶段。其一，尽管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是长期存在的，然而士大夫文化在公共领域占据着绝对优势。在传统社会，虽有民间文化一直在百姓中代代沿袭，形成于唐宋的市民文化在明清也颇为兴盛。但是，文化领域始终是士大夫的一统江山。虽然文化已经三分，可是，在文化权力上并非三足鼎立。其二，在近现代史上，精英文化的变化最为剧烈，其间完成了从士大夫文化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转换，五四运动就是这一转换的社会仪式；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间文化一如既往地在桑间濮上和禾场祠堂流传。精英文化勉力维持着从士大夫手上继承下来的文化霸权。其三，在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根本改变了文化三分的局面。三分的群体文化被改造为一体的全民文化。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削弱群体之间的差异，建立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肃清思想文化上的异己（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通过接二连三的运动、无休无止的会议，加上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占领舞台，使全体人民在所有公共场所拥有共同的文化。文化的群体差异只停留在灵魂深处。事实上，“灵魂深处闹革命”并不成功，推进文化一体化的文化大革命一经否定，旧有的格局又逐渐恢复起来了。于是，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进入了我们目前面对的第四个阶段。

一体的全民文化是以全民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为前提的，又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近十多年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分化自然使中国文化又回到了三分的格局。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发展资源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前的文化遗产，其生长机制侧重于恢复；大众文化也借重早先的市民文化，但是，它的勃勃生机在于与国外文化和先进科技的接轨，其生长机制侧重于移植。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三分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先是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动摇，大众文化与之分庭抗礼，并旋即跃居优势地位。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文化领域出现了多个主导力量，不同的文化群体拥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和追求目标，它们通过互动（争夺国民）在公共领域重新分配话语权力从而在社会生活中重新确定各自的位置的过程愈加复杂。文化领域也因此变得愈加热闹。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人文知识分子，这里的文化也就限于他们的职业活动及其成果。文化有三大部分，即作为社会群体的世界观、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历史记忆等构成的人文生态，作为人际沟通和群体认同的象征符号系统以及在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心态和氛围，作为信息和知识等构成的科学技术。精英文化属于第一部分而直接牵涉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相对分开。精英文化并不等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

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承担着社会教化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功能，它得以如此的前提是在全社会确立一种普遍的信念：真理和道义尽在其中。传统社会的士人居“四民之首”，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从担当塾师到侍读侍讲，为百姓师，为帝王师；不仅用“道统”控驭“政统”，而且直接参与政权，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仕途上追求出将入相。十九世纪末，士大夫文化的社会权威趋于全面崩溃，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阶层，致力于传播、创造新文化，五四运动成为这一新文化的诞生仪式。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至此从士大夫文化转为知识分子文化，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精英文化。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的职业特权，参与对于意识形态的注解和宣传，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国家、政党或抽象而言的社会通过他们垄断传播媒介，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总之，他们处于文化舞台的中心。

近些年的社会变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以精英文化为民族文化代表的人士痛心疾首地警告：我们离“文化沙漠”已为期不远！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八十年代以来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正在一天天衰褪消失。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像魔法一样使得几十年形成的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严肃的交响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国家一流的芭蕾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甚至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艺术故事片的拷贝发行不出去，已经创下零拷贝的记录，电影厂不得不入时随俗赶时髦；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的征订数字使此类书籍难以出版，“出版难”已是知识分子公认的事实。文化热点已全面转移：打开电视，收视率最高的往往都是些通俗的轻喜剧和娱乐片；大街小巷充斥着灯红酒绿的歌厅舞厅；举国上下都在玩唱“卡拉OK”。可以说，精英文化陷入了根本危机。

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精英文化自身的品质和社会声望可谓一落千丈。有学者指出，精英文化大部分已滑向商品化、平面化和无主体化，由此已造成精英文化的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以及整体素质和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我们很难说，这就是低谷。精英文化急剧“沉沦”、蜕变的种种表现大致可以概括为下述五个方面。

其一，在学术文化方面，一方面是学术著作难以出版，另一方面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充斥书店和书摊，其结果是学术文化质量的大幅度跌落。有人甚至认为人文学术内在的生命力已经枯竭。其铁证是长期以来人文学术界一直提不出真正的问题。学术界经常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问题在大陆，提问在海外；现象在大陆，解释在海外。其实，海外传来的问题也好，解释也好，总的来说与中国的现实还是很隔膜。这些年知识界爆炒过多少“主义”和“‘后’主义”，像玩走马灯似的。它们大多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自然也就成了过眼云烟。一些实际上肤浅平庸甚至明显不通的东西，只要是“舶来品”，就会有人捧场，根本显不出中国学者的独立精神。我们连问题都需要从外面输入，可见我们的思想是何等的贫乏，我们的研究是何等的不着边际！学术研究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期盼的社会地位。

其二，在政治文化方面，知识分子未能就建设公民文化做持久的努力，政治态度忽冷忽热，摇摆不定，一直没有新的建树。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从强调精英意识开始觉悟到自己的独立性，高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民主与科学，积极从事文化启蒙，不遗余力地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遗毒，有力地巩固了追求现代化的思想路线。精英文化以切实的社会功能使自己居于社会的中心位置，牵动着民众的情绪，在思想上发挥着带头作用。那种举国一心奔“四化”的大好形势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政治文化普遍冷漠，疏离，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或有意回避，或冷眼旁观，缺乏应有的关怀。这不是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政治情怀。这显然有损于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凝聚力。知识分子远离政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自动放弃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

第三，在哲理文化方面，功利化和实用性要求淡化了哲学应有的形而上品格。有学者指出，由于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和动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社会上流行的是“性而上”和“星而上”。哲学的形而上品格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命运、人的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与思考。在社会和文化的急速变动中，原有的社会关系被打乱，在生活与存在中原先较为确定的位置动摇、变迁，随之出现的恐惧感、压抑感、危机感、失落感、空虚感，当代哲理文化理应以此作为课题，却因为实用化倾向，明显纠缠于实际生活领域的应用，而忽视了对人的终极性关怀。精神贫乏和思想混乱已成为一种时代病在全社会蔓延。五花八门的宗教和民间信仰趁虚而入，大有回归明清之势，真使人有“今夕何夕”之叹。

其四，在伦理文化方面，原先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体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连根动摇，新的有效的道德价值观念与体系尚未形成，知识分子除了感叹世风日下之外无所作为。即使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观念混乱，道德失范的状况下，竭力推进伦理文化建设的也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更何况响应者寥寥，终究难成气候。如今知识分子的言论已经丧失八十年代的那种号召力和感染力，靠他们重建中国伦理文化大概是下个世纪的事了。有些重大问题也不是伦理本身能解决的，例如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根子还在制度。

其五，在审美文化方面，精英文化对永恒持久的审美卓越性的追求一再受挫，在文艺界是庸俗作风和消费意识甚嚣尘上。美学理论的日益泛化、实用化、生活化已经淹没了精英文化固有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趣味。艺术文化的一部分由通俗化转为媚俗化或庸俗化，艺术欣赏转向纯粹的娱乐与消遣，等而下之的则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满足。不是审美，而是审美以外的商业价值成为艺术的最高标准；不是精英内部，而是市场或大众成为艺术的评判人。高雅的文学艺术由自律转为他律，它们保持自身特性（纯洁性）的自由度就非常狭小了。

导致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几年变得不可一世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massculture）又被称为通俗文化、俗文化、流行文化、市民文化，还被一些人贬称为平庸文化、快餐文化。杭之界定说，大众文化指“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色”。大众文化的社会凭借是商业霸权的建立和以都市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出现、大众传媒（如电影、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的发达。大众文化的特性可以概括为：通俗的（为广大群众设计的）、短暂的（短时间解答的）、可消费的（容易忘记的）、年轻的（面向青年的）、机智诙谐的、诡秘狡诈的、性感的、有刺激性和冒险性的。这些特性与其社会凭借相结合，大众文化对消费者来说是便宜的、便捷的即少花钱不费神的文化享受，对制作者来说是大批生产的大生意。因此，大众文化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顾客，成为一种潜力无限、前途无量的产业。民众和金钱，现代社会最强大的两种力量，在此喜结良缘。其中无疑包含着“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潜台词。大众文化就这样借助商业霸权和社会多数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

大众文化在本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的过程。在前半个世纪，大众文化的形成主要靠沿袭市民文学、发挥民间文化、移入外来通俗文艺和娱乐形式，吸收了许多知识分子，并在一些时期得到了精英文化的肯定和支持。新文化运动对平民文学的肯定，四十年代全国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讨论、解放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形成的路线都促使精英人物怀着高尚的目标帮助发展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精英文化乐于接纳、善意扶植的支流。在后半个世纪的前半段时期，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设定的渠道内合流了。文化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歧当然就不存在了。这段时期结束后的开放政策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又分道扬镳，此时国内外的社会条件都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更有利。境外大众文化（港台、美国、日本）的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它们随着国内传播媒介的快速普及像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国内热衷于仿制的人趋之若鹜，很快就学会制造流行和时髦了。在这一期间，大众文化的引进和发展一直受到精英文化品头论足式的批判，大众文化的制作人对精英人物的意见多有顾忌。等到进入九十年代，恰逢精英文化一蹶不振，大众文化趁虚而入，顺利地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

现在，大众文化开始堂而皇之地确立社会声望了。我们看到的表现之一是个中人自信他们的作为是顺应时代的事业。《废都》的作者贾平凹毅然从精英文化的队伍里反叛出去，颇能说明大众文化在其心中的地位。《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8月27日）采访据说已发行近百万册的长篇小说《骚土》和《畸人》的作者老村，他说，畅销书是作家与商品生产的一个最有效的融通，因此畅销书可简单概括为制作之书。中国大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化上的制作时代也已跟着来临。工业社会需要消闲与娱乐。当作家再也不是社会某种集团力量的代言人时，就变成社会的故事讲述人。影视界已成功地走在前面，文学界理当后起直追。表现之二是大众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卡拉OK”空前普及，“MMJJ”之类的迪士科舞厅十分兴隆，玩得练达、地道的人无计其数。1995年驰名世界流行乐坛的老牌劲旅瑞典人—洛克塞特演唱组在首都体育馆演出，近三分之一的人大声跟唱，情景壮观。他们在欧美也不会有更好的知音。表现之三是从事大众文化的“大腕”、明星、名家获得很高的荣誉。对各种“星”的仰慕或爱恋已成世风，自不待言。近来精英文化的首席代表王蒙也开始肯定稳坐大众文化第一交椅的王朔（见《东方》1995。3“话说王蒙”），这是否标志着精英文化界尝试与大众文化界分享社会荣誉了？王朔对此大概只是一笑，但是，它却是大众文化近些年的辉煌实绩的一个标志。现在可以说，谁能制造流行，谁就能收获金钱和荣誉。

民间文化是一定群体内自发流传并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精神文化产品，它有下述属性：不记名，非职业的，也就没有谁能从中博取金钱和名誉；与特定情境相联系，不包含情境外的功能，就是为情境中的人及其活动的；其中的一些部分，尤其是风俗习惯、象征符号，是悠久的传统。民间文化又被称为民俗文化（都是指folkculture）、乡土文化（在中国，它是在乡土社会定型的）、口承文化（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和人际交往传播的）。民间文化虽然也有新内容不断产生，但是，它在总体上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它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始终是被改造的对象。

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左右的。它们对民间文化的态度是双重的，一面是吸收民间文化以丰富自己，一面是批评、冲击乃至消灭民间文化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肯定活生生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文化以反对“僵死的贵族文学”、“到民间去”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口号。精英文化在这场运动中成为主导文化之后，越来越多地批判民间文化中迷信、丑陋的东西。三十年代全国流行的“民众教育运动”体现了知识分子改造民间文化的时代使命。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艺和五十年代的红旗歌谣是吸收、利用民间文化的，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六十年代开始又转而全面取缔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从七十年末意识形态松梆后开始潜滋暗长，在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后进入全面恢复时期。外界又待之以双重的态度：不断有严肃艺术家在民俗中挖掘民族深层的东西，音乐人也利用民间音乐制造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流行音乐，红火过的“西北风”、《纤夫的爱》都是类似的例子；外界同时又用“迷信”、“落后”、“愚昧”、“封建思想”等极端鄙视的字眼攻击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本是农民恢复起来自己享用的，现在学术界亟待弄清楚的是农民自己如何评价它们。

民间文化的恢复由于不可能通过现代传媒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内容和程度因人因地而异，可谓五花八门。实际上，民间文化是活的文化，经过较长时期的销声匿迹之后，农民不可能沿用旧方式系统地恢复起来。广大农村主要依靠自发的努力恢复旧时代的文化来填补文化空白，这是民族莫大的悲哀！农民本来就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现在却被迫在精神文化上回归过去，由此造成的文化矛盾将长期制约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农村文化的危机无疑是最为深重的。改造民间文化以建设新型的农村文化，应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战略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三大群体文化在本世纪都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还处于位置大调整的震动之中。这种震荡主要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位移。由于思想观念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制作和传播过程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占据公共领域中心的文化不再是精英们教化大众或自我表现的工具，而只是文化大众消遣娱乐的精神商品。民间文化则一如既往地处于社会的边缘和时代前沿的反面。民间文化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其主体所遭受的文化冲击也是最剧烈的。可是，他们先天的不足使问题无法成为公共领域的热点（像逻辑上所应该的那样）。精英文化的位移毕竟直接影响的是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他们不断讨论的热点。

当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精英群体相当激动，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对流行文化大加挞伐。可是，当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的时候，精英群体反而冷静下来了。近年来，许多学者著文肯定变化的历史合理性。有人说，今日知识分子之边缘化，是幸事而非灾难。这个胜利的条件是：“主流社会已进入技术官僚体制，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拥有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政治权力；主流社会已进入社会意识形态淡化时期，知识分子不必也不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会精神领袖；主流社会已进入经济自动运转的体制，因此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做齿轮或螺丝钉，或歌颂物质生产。知识分子个人的雄心，应是在文化批判的深度下功夫，在同行圈中比能力争短长”。有人说，过去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精英的中心地位是以御用化为代价而取得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出路是走向独立，而不是重返中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识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识精英依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学技术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运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尖锐了。两者其实都是出自知识分子的文化，只不过前者是自律的（依据知识分子圈内的审美标准评判），注重经典意识导引下的独创性和首创性；后者是他律的（依据普通人的接受性来评判，因为作品本来就是为知识分子圈外的社会多数制作的），注重商业价值的实现。如前所述，这种变化是商业社会的必然结果，同时，与作为社会分层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分化也是一致的。社会多元化自然造成文化多元化。群体文化分化的症结或痼疾并不在此，而在于农村民间文化的出路，在于农村、农民、农业的现代化的文化依托。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问题极为严重，反而没有受到媒介的重视。这种学术上的不公正亟待我们努力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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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19岁，1949年56岁。你把50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

本文摘自：新周刊330期，作者：胡赳赳，原题：《民国范儿》

打开记忆之门，重温民国范儿。

中国人走过各朝各代，于文明积淀和生活碎片之中，活出了丰富的精神和面貌。多看一眼中国人走过的路、曾经有过的好样子，是一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更何况这是一段与新中国交接的历史时空。我们回望上个世纪上半叶，考察作为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的民国范儿。

当代人读现代文学、看年代戏、鉴赏民国艺术、八名士风流、游历城市的民国建筑，可算流行的精神消费；当代人看近百年前的同胞如何鲁莽而勇敢地进行着现代文明的创造与接轨，可算深度的精神交流。昨天是今天的镜子，也可以是今天的营养。

长衫旗袍的岁月已逝，重要的是今天，当代中国人是什么范儿。

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

陈丹青民国答问录

百年过去，中国人的人类学特征发生了断裂式的显著改变。龙种与跳蚤更替，人格与国格消长。回望民国，就是回望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大历史”——虽已“绝圣弃智”，却又气息延绵。

看民国风景，有历史、有人物、有景观、有文争武斗、有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思想激变，生活方式亦随之激变。这是一段“过激”的历史，人人慨当以慷、个个向死而生。

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因之而带有“民国范儿”。既便在老相片中发黄，仍一望可知。

今天，讨论民国范儿，是讨论曾经存在过的一种趣味、一种风尚和一种美学。

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

《新周刊》：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丹青：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淑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1953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我的祖国》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新周刊》：我们想象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1966年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丹青：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19岁，1949年56岁。你把50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走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我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我军是到攻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20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40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60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80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洽……

文革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

《新周刊》：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丹青：1979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全国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30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科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70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木讷，放不开。前中共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20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恺，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挡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1949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1957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门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70后80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1979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40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古典文化转换的国家景观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

《新周刊》：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丹青：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溯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19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是，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19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90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部分80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80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溟钱锺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大部分是民国人设计的。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口述民国

张鸣口述：五光十色说民国

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烟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色彩斑斓的时代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得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当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地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陶涵口述：蒋经国成长记

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这直接导致了蒋经国的出生。

蒋介石14岁那年，母亲决定给儿子成亲，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19岁的姑娘毛福梅。毛福梅还有一名大约同龄的陪嫁女婢阿王跟进门。福梅体格强壮，个性和蔼，略为缠脚，较能方便做事，蒋母特别看中这一点。

婚礼在冬天举行。毛福梅说，她和夫婿婚后头两个月非常快乐，可是婆婆责备她教坏儿子偷懒，小两口一起出门散步，躲在房里说笑谈天。于是她便听话而对夫婿保持距离，以致夫妻感情不睦。

蒋介石于1907年进入北京附近的武备学堂。不久，就被选拔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在东京期间，蒋介石与中国流亡人士交往，并进而加入孙中山成立的革命同盟会。蒋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设在法租界秘密总部的工作，并不回溪口老家。

毛福梅秉持中国礼教，依然忠诚可亲，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嫌弃这个老式的配偶。毛福梅曾向友人诉苦，说蒋介石时常殴打她。因此，1909年夏天，毛福梅似乎不会有生子的机会。但是，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蒋母深信不疑。

这是好消息，可是预言若要实现，总得安排夫妻俩有鱼水之欢呀！蒋母(王太夫人)带着媳妇到上海。蒋介石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在这年夏天与丈夫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才回到溪口。

1910年4月27日，毛福梅临盆。她口述一封信给蒋介石，通知他已为人父，母子均安。这个儿子就是蒋经国。

与“少年继母”游学上海

1921年，蒋介石母亲去世，当时，尽管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华南军事局势吃紧，蒋介石却遵奉古礼服丧，在溪口守丧数个月之久。他在山上一间小屋静思，将个人生活提升到新的境界。蒋经国与祖母感情十分亲密，王太夫人逝世后，对11岁的他是感情上极大的冲击。

蒋介石把母亲安葬之后，与姚氏协议分手，与毛夫人亦正式离异。起先，他告诉毛夫人不得再住在蒋家宅子，在她哭求之下，他才让步。经国目睹这段对话经过。蒋介石写给舅子毛懋卿的一封信，描述他对结缡20年的妻子之感想是：“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

蒋介石决定休妻，是因为他热爱上一个年轻女子陈洁如。陈洁如父亲是支持孙逸仙的一个上海人。蒋介石1919年初识陈洁如时，她只有13岁——照她自述。她的朋友说她像是18岁妙龄。蒋介石一见钟情，迷恋上她的青春无邪，甚至诱骗她到旅馆，可是她机灵地跑掉。

1921年9月初，蒋介石一度回到上海，又见到陈洁如。这次，他决心娶她为妻，或纳为侧室——看你要相信哪一种说法而定。陈母起先不肯答应，后来却又答应。婚礼在1921年12月5日举行，此时她仅有15岁。她的继子经国，可只比她小4岁！

12岁的经国，进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念书，曾经有一段时间与陈洁如一起住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三巷九号。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在上海，她和经国建立起不错的关系。他管这位只有16岁的继母，称呼为“上海姆妈”。她既是他的大姐姐，又是他的少年继母，影响到他此后一辈子对女性的罗曼蒂克理想化印象。

少年时期的蒋经国，蓄短发，方脸像母亲，额头高像父亲。当着父亲面前，他拘谨有礼，相当紧张。蒋介石要求儿子每星期天要写一封“两三百字”的信给他，报告课业进修心得，儿子疏于写信，必遭斥责。他建议儿子把他的去函保存下来，有暇就取出来反复温习。然而，他自己本人经常没空写信，就指示儿子要读些什么书。他继续强调《四书》的重要性，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也列在书单之上，但是似乎没有古书来得重要。蒋介石有时候也把自己批注、读过的书寄给儿子。他建议儿子这些古书要“读百遍以上”。

蒋经国小学毕业后，升入上海浦东中学，当年春天，也就是孙中山逝世两个月之后，上海爆发一波警方压制民众示威的流血风潮。此时，经国受同学推举，四次出来领导群众活动。

在俄罗斯与邓小平同班

1925年10月底，15岁的蒋经国和友人登上一艘苏联货轮，准备留学俄罗斯。他住的舱位原是运牛用的。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他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苏联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校方为学生们取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持续12年。

在这里，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蒋经国非常积极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当年21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5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周刊《赤光》，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浑号。邓小平由于在巴黎有过一段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既有特权，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铺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邓小平和蒋经国分配在同一班，共有20人；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因而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邓、蒋两人显然交情不错。邓小平身高比蒋经国还矮，两人因体形相近，反倒倍觉亲近。蒋经国经常借着莫斯科河边散步的机会，向邓请教他在巴黎的经历。于是邓写了几篇文章，谈论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交给蒋经国主持的《红墙》发表。当时，邓小平与张锡媛热恋——张父是铁路局的一位主管，张本人则是与蒋经国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之一。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蒋经国处于早熟的16岁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冯弗能写了许多情书给男朋友，芳心暗喜这样一位优秀学生关心她。当时，中山大学男生人数远远多于女生，而且绝大多数男生都比经国年岁要大，他竟然能独获美女芳心，的确在同学群中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1927年，邓小平离开莫斯科，加入“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担任顾问，他回国的时机正是中国局势大动荡的紧要关头。1930年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每一科都是“优等”。他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其后，在被苏联强留7年之后，蒋经国带着他的苏联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回到中国。

在江西改革初露锋芒

1938年春天，蒋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建议，派27岁的蒋经国担任设在省会南昌的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在江西省的主要职责是政府工作。熊式辉期待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舒适的开端，不必担负太多实质工作。不料蒋经国却全心投入工作。地方党政首长相当狼狈难堪，因为经国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1939年，日军攻占南昌之后，蒋家住到赣州。新职是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这块统称赣南的第四区，涵盖整个江西南部11个县，人口约200万。奉派行政专员新职之后，蒋经国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

他每天走80公里，不久就走遍1500公里，到处与农民、商人、公务员、文艺人士和难民交谈。可是，他所到之处并不是人人都欢迎他。傲慢的地方仕绅难掩轻蔑之意，对他疑心十足。奸商不理他，照样经营赌场、鸦片馆，深信已经打点好的贪官污吏会保护他们。乡间强盗拦路行抢，各姓宗族不时互相械斗，老百姓久经欺凌，已经心如死水、漠不关心。

蒋经国认为恢复地方治安是第一要务，定下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蒋经国认为要减少犯罪及盗匪，关键是肃清烟、赌、娼。夏天时，他宣布禁绝吸食鸦片和赌博，“绝不宽贷”。两名地方官吏的太太打麻将赌钱被抓到，被罚跪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两天。

蒋经国宣布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死刑。警告期满，警方逮到一个大商人的儿子吸毒。经国正在考量是否宽赦时，接到熊式辉电报，命令他把犯人移送到临时省会。经国获悉富商父亲进行游说，下令立刻执刑，然后向熊式辉报告，电报收到时已太迟，不及遵令解送犯人。

取缔娼妓可就更不容易。赣南11县共有150家妓院，687名注册公娼。传统上县库收入有相当比重来自向妓院课税。虽然如此，蒋经国还是在1941年取缔娼妓，安排公娼转到工厂做工，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也予以裁撤。据当地一名研究人员说，到了当年年底，赣南地区妓院已销声匿迹。

当时安远县有个地主号称丁老虎，即控制了整个村子，私人拥有100多支枪的丁勇。蒋经国听到各方对丁老虎的投诉，把丁老虎抓起来，没收他的枪械，还把他当做逮到的老虎，倒吊在竹竿上抬走。

解放前老北京随地大小便 同仁堂门口入夜成公厕

2011-03-04 15: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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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说古论今大栅栏”的文章。文中有关于同仁堂老铺的一段：同仁堂当年的老屋，建筑学界、文化界、史学界的著名专家们称之为北京的“珍宝”，应该给予特殊的保护，没人肯听，它还是被毁掉了。

那老屋门面房临街是个下洼门，进店得下几步台阶。病人来求医问药，心境沉重，走入同仁堂，如每况愈下；及至从供奉御药的同仁堂买得药品，又将是步步向上，走到灿烂、兴旺的大栅栏街上，走入健康活跃、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无形中，店铺建筑就调整了病人的心理，━━建筑心理学的道理，简单、朴素地运用在商业建筑上。如果今天能恢复这古老的建筑，还同仁堂以真实的“古都风貌”，真是莫大的善事、乐事、仁事了。

我的二舅一辈子住在杨梅竹斜街和东北园一带，他曾讲给我一个同仁堂的“故事”。他说：老同仁堂是个“下漥子”门面。进同仁堂得下好几个台阶。换句话说，就是同仁堂老铺比大栅栏街面要低一米多。当年乐先生要在大栅栏开同仁堂药铺，据说请了个风水先生给相地。那时候大栅栏远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店铺鳞次栉比。走到一个洼地，也就是今天同仁堂所在地的位置，风水先生说：“乐先生，我看这儿就是您开办药铺的寸土寸金之地。此处是个金碗。您要盖房子，地平就在这洼地最低的地方，可不能填土垫高。您要是垫一分土，就少一分金；垫一寸土，就少一寸金；要是垫得和大栅栏街一般平，您的药铺也就‘无地自容’了”。乐老先生听了风水先生的话，同仁堂就盖成比街面矮的所谓“下漥子门”了。

开张后，果然生意兴隆。但就是有个烦心事儿，左邻右舍及路过的人，每到夜深人静，总将同仁堂门前当作方便之处，以至于每天清晨起床，老铺伙计们第一件事，就是得去清理门前的粪便。可是，没多久，伙计们发现，哪天铲除的粪便多，那天的生意就一定好。怪了去了。

二舅讲的这个故事，我虽然委婉“侦察”，“试探”寻访，却没听大栅栏的老人中谁讲过，也没好意思去问同仁堂的人。自然，也从未敢落到文字上。没想到读夏仁虎先生所著《旧京琐记》，居然，他也提到这件事：

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命人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枝巢四述旧京琐记》，夏仁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22页）

说来也巧，又在唐鲁孙先生的《老古董》书中《西鹤年同仁堂》一文中，看到这个“逸事”的记述。唐先生说：

谈到同仁堂，据乐咏西说：“我家原籍浙江宁波府慈水镇，在明朝永乐年间，就来到北平了。远祖是为摇串铃的走方郎中因为脉理精邃，数传到了清朝初年，有为名叫乐尊育的在太医院掌管药库，因为交往的都是药业的行商店号，到了康熙初年，他的少君乐梧岗，敏而好学，应了几次乡试，都是榜上无名，于是息了做官的念头，在前门外大栅栏，正对门框胡同，开了一家同仁堂中药店。虽然是三间门脸颇够气派，因为地势低凹变成倒下台阶，显得有欠堂皇了。老年间大家都不懂什么叫空气污染环境卫生，同时大栅栏商店鳞次栉比，十家倒有八家没有厕所，于是各铺眼儿掌柜徒弟清晨起来遛早，同仁堂门口变成最佳的方便处所。你走过来方便一下，我走过去小解一番，开张不久的同仁堂门口就变成尿骚窝子了。乐掌柜的凡事不与人争，虽然坚此百忍，可是门堂之间骚气烘烘的，实在对买卖有绝大影响，打算把门堂垫高，豁亮通风，也就不至于引来方便大众了。于是请来一位堪舆先生来摆摆罗盘，看看风水。哪知堪舆先生一看之下，认定同仁堂正坐在财源辐辏、百鸟朝阳的旺地，气脉长达两三百年，要是一垫高地基就破坏龙脉了。”所以同仁堂从康熙到民国两百多年，始终是倒下台阶的门面。（《老古董》，唐鲁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13～114页）

有夏先生、唐先生，两先生所言，才知我的二舅老人家所说同仁堂故事，还真的是有所本源。

2011年03月07日 19:4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解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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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场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就有了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终于将现代化推到了观念层。

本文摘自《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作者：解思忠，出版社：长安出版社

上世纪末，我们国家绘制了一个宏伟蓝图——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现代化又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

本世纪初，“政治文明”这个由马克思于1844年最早提出的美好字眼，又由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重新提出，并写进了执政党党章和国家宪法。政治文明，即政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主要包括政治观念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这三个方面。它既涉及到人的现代化——政治观念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也涉及到社会现代化——政治制度文明，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我于1997年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开篇之题就是“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基石”，即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的基石也同样是国民素质（主要是国民的人格素质），人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的现代化也同样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貌似简单的道理，我们的认识过程却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如果套用我们熟知的那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现代化——这种说法有点揶揄，然而事实却是如此。

自明朝第五代皇帝朱瞻基下令闭关锁国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社会就处于一种封闭的稳态建构；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就只能这样绵延下去了，顶多是改朝换代而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以野蛮的侵略方式，迫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英国的侵略迫使封建专制制度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也曾写道：“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包含着重大牺牲与痛苦的过程；国民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不断深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采取了“制器为先”的策略，仿习西方的机器军械，搞起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明白，船坚炮利的局部革新，仍不足以救亡图存，惟有将改革从器物层延伸到制度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才是自救之道；于是，又搞起了维新运动。当时，许多志士仁人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要求变法维新，挽救中国；有主张建民主、开议院的，有主张废科举、改官制的，有主张发展工商业的，有主张操练军队的……大都局限于制度层。

当时，也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人的问题，主张将改革延伸到观念层。例如，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就曾指出过：“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严复也提出了“教育救国论”，他认为上述种种改革都是“标”，而“民质”，即国民素质，才是本；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才能救亡图存；如果离开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不惟建民主、开议院等政治改革无从入手，经济的改革也势必成为空谈，移植任何先进的制度都只能是“淮橘为枳”。

严复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能将国民素质视为“本”，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曲高和寡，“教育救国论”非但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严复本人还与孙中山就“先革命还是教育”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的主张是：“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可以更新也。”

有人认为，由于严复所提倡的这种用于救亡图存的教育，并非是维护专制制度的教育，而是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教育，故在封建专制之下是不可能成为官方教育的；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推翻专制统治，就无法普遍地、完整地施行；因此，“教育救国论”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方略，不惟在理论上失之偏颇，在实践上也难以实施。

在当时那种沧海横流、风云激变的形势下，严复将政治、经济改革的成败系于教育，与一些叱咤风云的革命者相比，似乎显得保守、迂腐了些。岂不知他所说的教育，并非仅仅是指当时的私塾教育和学校教育，而主要是指面向大众的、普及革命知识的社会教育，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他所要施行的，是一项表面缓和、骨子里却十分激进的文化基因移植工程，并要以此来彻底动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随着维新思潮的涌起，1911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站立于时代潮流的涛头，领导了这场革命，埋葬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却难以把这场革命再向前推进，并最终没有能逃脱失败的命运。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的问题凸现出来。也许这时的孙中山已开始领悟到严复“教育救国论”的真谛，所以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唤起民众”，不就是教育民众，促其觉醒么？！

对于那个时代的国民，我们可以透过鲁迅先生小说《药》里的人物管窥一斑：一面是革命者夏瑜激昂慷慨地抛头颅、洒热血，一面是愚昧麻木的华老栓一家用馒头蘸他的鲜血去治病，还有那些刑场的围观者，以及取笑他的茶客……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场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就有了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终于将现代化推到了观念层。

然而，由于五四运动的自身缺陷和社会原因，中国的现代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能顺利地进展下去。按照台湾学者蔡文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从1912年到1949年是“权威危机时期”——由于政治权威危机，没有一个能够统一领导国家的政府，使得现代化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只有从1950年进入“工业跃进时期”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的现代化才按照各自选定的政策大力向前推进。

共和国成立后，在取得革命与建设一个个胜利的同时，国民素质也相应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又给国民素质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的重负，使得国民素质的提高举步维艰。

敏锐而深刻的邓小平，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作为国家领导人，首次强调了国民素质：“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时过8年，1993年，共和国最高层的一份文件里终于写上了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至此，我们对于国民素质与现代化的认识，终于和国际先进理论达成了共识；而对这一真理的探索过程，从鸦片战争算起，居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

对于21世纪面临的许多问题，人们都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惟独这个问题得到了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有识之士的认同，那就是：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哪个国家拥有高素质的国民，那个国家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西方一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其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主要是工业现代化）的产物，习惯称之为“原发型”国家。后搞现代化的国家，习惯称之为“后发型”国家；由于既有现代化国家的竞争相威胁，又有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可借鉴，故人的现代化必须而且可以先于社会现代化。

以研究现代化而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于1962年到1964年在6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每个国家访问了1000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他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他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二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我们既不能要求先有现代人，再去创造现代社会，也不能要求先有现代社会，再去造就现代人。人的现代化势必会引发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也势必会推动人的现代化，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人的现代化，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但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绝不是齐头并进的，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从整体上说，人的现代化总要比社会现代化超前一步，起着先导作用，不可设想社会现代化的水平会超出人的现代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因此，人不可能等到自己完全现代化了，才去建设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希冀实现社会现代化后，人也随之现代化。形成着的现代人创造形成着的现代社会，这才是现代化进程的实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发达国家已经现代化了的背景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能否致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培养和引进少数杰出人才并非难事，而要普遍提高十几亿国民的素质，则绝非易举。技术、信息、设备、资金，乃至于体制，都可以从国外引进，惟独国民素质无法从国外引进，只能靠自己培养提高。如果劳动者的技术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创造力差，就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信息、设备和资金。同样，一种先进的体制也不能靠引进来建立，必须要求国民具备相应的素质；否则，所建立的体制将会发生扭曲，变得不伦不类。

关于“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还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的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里，这是屡见不鲜的。进行这种移植现代化尝试的国家本来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丰硕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结果，它们往往收获的是失败和沮丧。原来拟想的完美蓝图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就是为本国的资源和财力掘下了坟墓。”“痛切的教训使有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非现代化的人群；同样，在不发达国家的非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现代化的人群。问题在于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实现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证，也是国民现代化的标志。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都以“勤劳、勇敢、智慧”而傲然于世。这里，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经得起推敲，只就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来说，已不仅仅局限于“勤劳、勇敢、智慧”这几个方面了。

我们的国民素质有着许多长处，但也有着种种缺陷。这些缺陷，并非仅仅是指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而是在国民整体素质上，即国民的整体质量上，与现代人的差距，以及与发达国家国民的差距，诸如：主体意识薄弱、缺乏民主法治精神、文化科学素养差、创新精神不足、公德意识薄弱、缺乏团队精神、敬业精神失落、忽视心理健康，等等。《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这无异于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只要深入考察、研究一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次失败与失误，低下的国民素质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原因。

在香港回归前后那段时间里，我看了一些有关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近代史资料，都是当时人写的第一手材料，包括日记、奏折等。以前看历史教科书，上面都是写着中国军民如何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与清政府的反动与腐败无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在鸦片战争中，当地的老百姓有的向英军出售粮食、畜禽、淡水，有的为英军充当脚夫运送物资，甚至在两军交战之际还有人成群结队地躲在远处看热闹——连英国人对此都难以理解！

时间又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终于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按照自己选定的政策大力推进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有过大大小小的失败；而这些失败，绝非仅仅是某些领导人的失误，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1958年的“大跃进”，无异于是一场闹剧。且不说当时在“15年赶超英国”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许多中国人都跟着做了一场可笑的白日梦；只看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那些神话般的“卫星”都是如何放出来的，便可知道我们的国民在这场闹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小麦亩产能达到五六百斤就算是不错了，而各地的小麦亩产却接二连三地放出“卫星”，从3812斤一直到7320斤；据《人民日报》报道，有个人民公社还计划在来年放个“一棵白菜五百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的“特大卫星”！

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1957年的反右，一下子就抓了55万多名右派分子；到最后，除了96名外，其余的都平了反。如今，提起这场对敢于直言的优秀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诱剿的灾难，往往都把错误归咎于某一个人，最多再加上其身边的几个人。至于煞费苦心地去划定那55万多名右派分子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还有振振有辞地去批判那55万名右派分子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自身的责任。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500万人，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整个知识界几乎都卷进去了。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这部分素质相对较高的国民分辨能力略微能强一点，做人的良知略微能多一点，绝不会划定那么多的右派分子，也绝不会把他们整得那样惨。

“反右”和“大跃进”过后不到10年，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难言的耻辱和沉重的灾难。这场浩劫之所以能发动起来，并持续10年之久，固然与发动者有关，但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个人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被崇拜者在一段时间里持默许态度，个别政治野心家又推波助澜，但真正把个人崇拜搞得淋漓尽致，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还是我们的国民。被崇拜者的像章、画像、塑像、语录铺天盖地，到处都设立有“忠字室”、“忠字台”和“忠字榜”，男女老少都伴随着颂扬领袖的歌曲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居然能渗透到家庭、医院各个角落，不能不说是我们国民的创举。

与个人崇拜相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诬陷，并由口诛笔伐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抄家打人，随意拘捕，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手无寸铁的无辜。1966年8月底到9月初的三天里，北京市郊的大兴县，有325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埋，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出生只有38天；为了斩尽杀绝，还写信、发电报诱骗在外地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共杀绝22户。1967年8月26日夜晚，在湖南省道县的一个山村里，近20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本村几十名村民推进山上深不见底的溶洞；在此前后的66天时间里，该县共有4193名这样的无辜群众被随意处死。类似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当时还有好几处。这种滥杀无辜行为，并非是上面号召或授意，纯属“革命群众”的自发行动；要不是当局及时制止，还不知会在人类史上留下何等血腥的记录！

作家冯骥才1997年出版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受害者在思考这场浩劫的原因时，就深有感触地说道：“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有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遗憾的是，我们的国民能做这样思考的还为数甚少。中国国民的群体反省，在鸦片战争之前是没有过的；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从混沌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五四运动开国民群体反省之先河，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但这场群体反省很快便被民族矛盾冲淡了，没有能再深入下去、扩展开来，仅仅局限于书斋之中。难怪鲁迅先生积毕生之思索，在临死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改革开放20年多来，我们虽然是在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进行现代化建设，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步步深入，国民素质的问题却愈来愈凸现了出来——许多问题的出现和失误的产生，无不与国民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20多年来屡禁不止，甚至祸及幼婴就是一例。正如《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里所指出的：“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低，产品缺乏竞争能力的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变；农业科学技术之所以得不到普遍推广，宝贵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之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和保护，人口增长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者素质低。”

如果要追溯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盘踞在国民头脑里陈旧、错误的观念，外因则是现行体制上的种种弊端。

我于1998年出版的《观念枷锁》一书，在以“观念——国民素质的核心”为题的前言中，指出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标志：“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社会上一度流传的‘会电脑、会英语、会开车、会跳舞’那样，仅仅局限于某些现代技能的掌握；也不是在现代化社会的生活经历，或在某一学科的领先地位；更不是‘西服、皮鞋、大哥大’或‘牛仔裤、披肩发’那样，在生活上达到时尚。人的现代化，主要是观念的现代化，即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情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未曾发生过中断，这就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典型传统社会的品格；中国又是一个有过两千年专制制度的社会，推翻专制制度不到一个世纪，对于专制主义的流毒又一直未能认真肃清；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还经历了极左思潮的浸染和计划经济的扭曲。来自于上述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这四个方面的影响，铸成了国民头脑中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陈旧、错误观念；例如，属于政治观念的就有草民心态、主奴意识、清官情结、拜官主义、人治思想，等等。这些盘踞在国民头脑中的陈旧、错误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住国民的手脚，扼杀着国民的聪明才智，严重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的国民不仅以种种陈旧、错误的观念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还以此评价他人，约束他人。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出现的许多失误，无不与来自于这种观念的阻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下；而国民素质低下的主要表现，就是观念陈旧、落后。正如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说：“传统人所拥有的品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终身固守在现时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中而不求变革。那些陈腐过时的、常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就暗暗地靠着这些传统的人格性质，长久顽固地延续下去，死死抓住人们。要冲破这个牢固的束缚，就必须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

我国现行体制上的种种弊病，不仅影响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体制，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体制，既是社会制度的实现方式，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机制。人，既是体制的创造者和实现者，又受体制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体制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保证，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保证。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都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积极的一面就会受到抑制，不能充分发挥；同时，消极的一面就会滋长起来，甚至会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较前大大改善，国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也较前大大增强。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步伐，但仍滞后于国民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这种滞后和不完善，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后，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与人的素质的互动作用较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以及自强自立的能力普遍增强。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体制虽然率先改革，但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这种不完善，同样也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此外，教育、文化等方面存在的体制弊病，不仅影响着教育事业的健康和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以及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同样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现代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偏重于体制方面的改革，忽视了国民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在认识到国民素质重要性的同时，又开始忽视体制的作用。这两种倾向的出现，都是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到体制和素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在进行体制改革时，不仅要关注其中的社会因素，而且还要关注其中的人的因素，坚持体制改革与提高人的素质的统一；既不要把改革仅仅看作是调整生产关系，而忽视了人的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也不要孤立地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忽视了体制对人的素质的作用。对体制的设计必须着眼于如何有效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在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既要使所建立的体制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又要使人能够理解、支持并参与新的体制的建设；如果离开人来设计体制，不仅背离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而且设计出的体制也难以实现。

我国在21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国民现代化的步伐，不是与此同时，更不是在此之后，而是应当超前。对于政治文明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国民只有通过提高人格素质培植民主法治精神，增强民主法治实践，从而具备文明的政治观念和文明的政治行为，具备建设和维护文明政治制度的能力，才会使政治发展不会滞后于现代化的步伐。否则，不仅“政治文明”这个美好的字眼只能停留于纸面，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将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