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模拟柏林13n:1956:布达佩斯的眼泪在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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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2 16: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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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作者:沈志华系华东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波兰档案公布的情况),并不断被整理、公布于世。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本文所据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的和内部的新闻报道——笔者注)
斯大林的分工: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顺从莫斯科,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开始进入冷冻状态。斯大林去世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开放和政治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两国有着明显的区别。
苏共二十大后,波兰舆论提出了追查枪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另一方面,改革派在波兰党内逐渐崛起,一致呼吁过去受到批判的哥穆尔卡出山。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内部参考》第1817期,
自赫鲁晓夫执政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参见笔者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尽管赫鲁晓夫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莫斯科越来越重视中共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内部参考》第2236期,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15日至17日的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罗科索夫斯基1896年出生在华沙,后加入苏联国籍。卫国战争中成为苏联的著名将领,因解放波兰有功获波兰元帅衔。1949年11月被斯大林派往波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后仍保留着苏联国籍,后又兼任华沙条约部队副总司令。因此在波兰人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对波兰实行统治的象征——笔者注)
波兰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将军(哥穆尔卡的亲密战友,1952年被捕,1956年4月恢复政治名誉,8月出任内卫部队总司令)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
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一、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二、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
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
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并有了军事准备。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将不得不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以上关于苏波会谈的描述,除特别注明外,均根据波兰的档案文献——笔者注)
赫鲁晓夫发现,这时候需要中国出场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
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
接到苏联的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苏波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波兰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回忆,刘少奇曾在机场休息室对波兰一行即将回国的人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笔者注)
赫鲁晓夫似已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
赫鲁晓夫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已经开始改变处理问题的方式,原因显然是对当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
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波兰是党内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反革命征兆”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最初在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更加剧烈。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都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致危机步步逼近。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要求,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内部参考》第2063期)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口号也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23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据俄国档案记载,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了。当赫鲁晓夫问道,在目前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时,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任何反应。原因在于,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据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日到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但是,讨论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苏军为何杀了一个回马枪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60年9月17~20日)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
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为此,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
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入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
对比俄国档案,可知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
赫鲁晓夫将中国带进了欧洲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以及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
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
在波匈事件中,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声望也显著提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
1989年纳吉得到平反并受国葬礼遇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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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网,作者:金雁,原题:《匈牙利:通向变革的三把“钥匙”》
无法绕开的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
在苏共28大上,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了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苏联人的变革之风令东欧的民众感到欢欣鼓舞,东欧的改革力量和民主势力再次萌动起来,历史似乎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事件的起点上,只是这一次苏联的坦克再不会出现了。
1988年,纳吉的女儿同其他四位与纳吉一同遇难者的遗孀组成一个“历史公正委员会”,要求为1956年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纳吉在1956年提出的“多党制、外交中立、退出华约”这些纲领性的问题再次摆在社工党面前。他们已经意识到,1956年苏军出兵的局面不可能重演了。于是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的决议,决定开放党禁。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部分苏军将领至今认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苏〕彼·尼·拉先科大将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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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由于苏联特种军的果断行动,加之叛乱分子得不到匈牙利人民的支持,在
本文摘自:《军事历史杂志》1989年第9期,作者:〔苏〕彼·尼·拉先科大将,翻译:杨玲凤,原题:《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
这是苏联国防部总监察组军事监察员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拉先科大将发表在1989年第9期《军事历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为一名苏军机械化师师长,拉先科曾率部参加了平息匈牙利事件。至今,他仍坚持认为,这是一起反革命叛乱,是以纳吉为首的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事件。他的这一观点与同年苏联新闻界的其他报道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苏联军队中相当一部分高级将领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游行逐渐演变成具有反政府的性质。人们打出了“裴多菲”小组提出的16条纲领等标语口号,要求恢复匈牙利民族标志,停止军事教育,取消俄语课,恢复老的国庆节以取代战胜法西斯纪念日。此外,他们还要求自由选举,成立以纳吉为首的政府。游行者开始砸国徽、撕国旗、烧红旗。在群众游行的掩护下,反革命武装开始行动。他们向几乎没有警卫的匈牙利“保卫祖国志愿同盟”区中心大楼进攻,袭击匈人民军士兵,抢夺他们的武器。在这次袭击中,叛乱分子夺得步枪、手枪500多支,子弹数千发。接着,暴徒们开始攻打警察局、兵营、武器库和工厂。在布达佩斯大学生游行开始后仅两个小时,反革命武装便夺取了一些重要的军事和国家目标,匈人民军的车队无法向市中心突破,有的地方叛乱分子解除了军人的武装,也有的军人倒戈。
在叛乱初期,反革命分子基本上没有遇到来自人民政权方面的有力抵抗,甚至在区警察局,他们都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当区警察局向警察总局报告,街上出现了骚乱,他们需要武器时,警察局长山道尔?卡巴奇中校命令:“不要向他们开枪,不要干涉他们的行动。”人群很快聚集到警察总局门口,他们要求释放在押犯人,取下楼顶上的红星,局长立即照办。局长的行动受到了这伙人的喝彩:“任命山道尔?卡巴奇当内务部长!”街上响起了一片叫声。后来查明,卡巴奇是纳吉为直接领导武装叛乱而成立的一个地下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卡巴奇的叛卖行动,不仅仅在于向反革命分子交出了武器,而且麻痹了首都警察的思想,致使2万多件武器又落入叛乱分子手中。
随后,匈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发来电报:“谨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派部队到布达佩斯,帮助平息叛乱,迅速恢复法制,创造和平劳动的条件。”
为便于与莫斯科的联系,加强与匈人民军指挥部的协同,特种军指挥所设在匈国防部大楼里。匈国防部里气氛紧张,国防部长巴塔?伊斯特万、总参谋长托特?拉约什情绪沮丧,发布的命令自相矛盾。当叛乱分子攻打武器库时,匈总参谋部发出命令:不许射击!恐怖分子已经开火,还命令部队加强目标警卫,但又没有弹药。反革命分子正是利用这一点,从士兵手里抢夺武器。苏特种军指挥部一到达,匈牙利劳动党中央、国防部立即请求苏军加强对重要目标的防御,保卫区党委、警察局、军营、各种仓库以及部分要人的住宅。为此,军长命令正在行进中的第2和第17机械化师保卫匈党中央委员会大楼、议会、外交部、银行、机场、多瑙河上的桥梁和武器弹药库,把叛乱分子赶出火车站和广播大楼,解除叛乱分子的武装,将其交还匈牙利警察。
许多党员在艰苦的斗争中发生了动摇,这使党的力量削弱了。叛乱分子释放了监狱里的法西斯分子和罪犯,并把他们补充到反革命队伍中去。他们占据了他们成立的政权机关的领导岗位,残害和威胁党员。纳吉背着党的领导,在未经苏军指挥部同意的情况下,于
为瓦解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纳吉命令解散国家安全机关,同时将反革命武装编入“维持内部秩序部队”和“民族近卫军部队”,使反革命叛乱分子的武装合法化。为领导这支力量,成立了“维持内部秩序部队革命委员会”,纳吉任命一名前霍尔蒂军队总参谋部的军官基拉伊?贝洛少将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此人由于从事间谍活动,1951年曾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在叛乱中被释放。接着,基拉伊?贝洛请求纳吉赋予他检查国防部和内务部的权力,以清除拉科西(前劳动党领袖)分子。这样,反革命分子从军队和内务部的武器库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武器。仅从基莫特街的一个仓库中,他们就得到了4000条枪。
苏军部队撤到布达佩斯郊外后,反革命暴徒在纳吉政府的鼓动下,开始对进步力量,首先是共产党员、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他们摧毁党和国家机关大楼,捣毁苏军纪念碑,从监狱中释放法西斯分子和刑事犯,让他们加入叛乱队伍。当时,共释放和武装了9500名刑事犯,其中,有杀人犯、抢劫犯、盗窃犯,还释放了3400名政治和军事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党派象雨后的蘑菇一样纷纷冒了出来。如“天主教人民联盟”、“民主人民党”、“基督教阵线”、“匈牙利革命青年党”等组织。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钻进政府和军事机构,迫于他们的压力,政府任命基拉伊?贝洛为布达佩斯卫戍区司令,叛乱军事领导人马科斯特?帕尔将军为国防部长。
10月底,整个匈奥边界在“民族近卫军”的控制下,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大开绿灯,各种反革命势力都拥了进来。其中,有过去的王公贵族、霍尔蒂分子、法西斯分子、从美国和西德的特种学校毕业的恐怖分子等等。
法西斯-霍尔蒂匪徒在其残暴性方面,丝毫不比希特勒分子逊色。他们在攻入布达佩斯市党委后,用钢索捆住萨博?拉约什中校,把他吊起来,严刑拷打,直到把他折磨死。市委书记伊姆雷被枪杀。许多共产党员被活活地烧死、踩死,还有的被挖眼睛、砍断手足。整个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苏军原准备一进入市区就拿下莫斯科广场、王家要塞及通向盖莱尔特山区的通道,但由于叛乱分子的顽固抵抗,进展不顺利。部队在向市中心推进时,也遭到了反革命分子组织严密的抵抗和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击溃了盘踞在莫斯科广场、王家要塞、大学城等地的叛乱分子。巴巴贾尼扬和马斯洛夫将军指挥的苏军部队也从叛乱分子手中夺回了其他城市和居民点。战斗当天,苏军仅在布达佩斯一地,就解除了近4000名叛乱分子的武装,缴获77辆坦克,两个武器库,15个地对空炮垒及大量步兵武器。
由于苏联特种军的果断行动,加之叛乱分子得不到匈牙利人民的支持,在
粉碎反革命武装叛乱后,成立了以雅诺什·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将匈劳动人民党改组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改名为《人民自由报》。
到12月底,匈牙利的局势已基本稳定,首都布达佩斯的市、区两级政权机关恢复行使职能,工厂企业已开工,学校正常上课,城市交通全面恢复。
本文作者彼·尼·拉先科大将生平简介:
彼·尼·拉先科大将,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拉先科(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ащенко)1910.12~1992。苏联红军高级将领。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苏联陆军第一副总司令。大将军衔(1968)。苏联英雄(1943.10)。苏联红军符拉迪沃斯托克步兵学校(1933)、伏龙芝军事学院(1940)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951)毕业。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历任南方面军步兵第35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西方面军第4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科长。参加了莫斯科会战。1942年6月起,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第60集团军副参谋长。1943年8月,任步兵第33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和切尔尼戈夫、基辅、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等战役。在强渡谢伊姆河、杰斯纳河、第聂伯河和普里皮亚季河时,因指挥有方,表现英勇,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所部在解放日托米尔和捷尔诺波尔西城的作战中,荣立有战功。
战后,1945年起,历任奥廖尔步兵学校、梁赞步兵学校校长。1952年1月起,任职于苏军驻德军队集群司令部。后历任机械化师师长、步兵军军长。1957年,任集团军司令。1959年起,历任基辅军区第一副司令、喀尔巴阡军区第一副司令。1964年7月,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66年,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8年,晋升为大将军衔。12月,任苏联陆军第一副总司令。1976年6月,任国防部总监组军事顾问监察员。是苏联第七至第九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92年逝世。
先后四次被授予列宁勋章,三次被授予红旗勋章,被授予苏沃洛夫勋章、二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劳动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和三级“在苏联武装力量中为祖国服务”勋章,奖章及外国勋章多枚。
著作有《指挥员的工作作风》、《连续作战》和《军官的青春》等。
毛泽东看1956年匈牙利事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何明 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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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56年11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在谈论波兰、匈牙利事件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了,还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结果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
本文摘自:《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作者:何明 罗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
1956年11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在谈论波兰、匈牙利事件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了,还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结果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
然而,到了11月中旬,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对形势的估计不如以前那么乐观了,言论也更为激烈了。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发表的看法引起毛泽东的不悦。他开始倾向于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分析波匈事件,并由此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
一个月之后,他又对工商界人士说,匈牙利事件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①他相信,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毛泽东还把匈牙利事件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到一起,话说得毫不客气。他说,苏联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吃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如果有一天真的“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国内出了“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怎么办?用毛泽东的话说,“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②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他一反过去的做法,不仅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非常之差,而且对哥穆尔卡也表现得极度不满了。认为苏共二十大刮了一阵台风,不仅发生了波匈事件,连中国的“一些蚂蚁”也出洞了。他批评党内有些同志不讲辩证法,遇事不作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在他看来,中国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甚至讲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认为有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高岗就是其中之一。他警告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希望这些人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由中央去讲,至于情报,就“不要去通”了。①
此时,中苏两党之间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越来越明显。对于这种分歧,以前还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才知道。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气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党内公开化了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