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真实越野车游戏有哪些:1956：布达佩斯的眼泪在飞（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6:50:34
2011-10-22 18: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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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纳吉对话——
作者：1956年，如果匈牙利人民不过于感情用事，您的那次改革会不会有更多的冷静和成熟？
纳吉：没有人民的行动就没有1956年的改革。
作者：1956年是失败的年月。
纳吉：悲壮的失败。
作者：这是一回事。有人说，人民给您帮了倒忙。
纳吉：对于社会主义，我苦苦思索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短短几天里得到的理解深，我与官僚政治苦苦斗争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最后一周取得的成果大。我为此而感谢人民。
作者：您至今不悔？
纳吉：不，从1949年到1955年，我曾经两次失败，因为我企图靠权力斗争来实现我的改革思想。
作者：1956年您依靠民主力量进行改革，而失败却更加惨重。
纳吉：那是因为在改革的敌人背后，有另一个大国的武装力量，在这个武装力量后面，还有更难跨越的历史障碍。
作者：对了，对了，正是人民的狂热才把您推到了历史所不允许的地步。那一次，您走得太远了，以至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纳吉：您是指取消一党制？
作者：是的。
纳吉：您是指实行普选？
作者：是的。
纳吉：我为我曾经有过这些政绩而骄傲。
作者：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的的骄傲？
纳吉：社会主义的。难道一个社会主义者竟然害怕让更多的社会阶级和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管理？
作者：人民的参与会造成混乱；无论怎么说，1956年匈牙利流血了。
纳吉：不为民主流血，就会为专制流更多的血！
作者：除此，别无选择？
纳吉：有，再付出两代人的代价！
作者：……（沉默）
一
匈牙利悲剧的13天震撼了历史，分裂了共产世界。流血的双方都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战斗；胜利者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审判，失败者在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万岁。
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重灾区在匈牙利。
这13天内，匈牙利宣布过解散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过取消一党制，宣布过退出华约组织，宣布过中立；
这13天内，它的一届政府向联合国呼吁，要求给予援助以保卫它的中立，而另一届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坚决反对把匈牙利问题提交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会讨论；
这13天震撼了全世界……联合国成立了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
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发表声明，对这13天进行表态……
一位西方的政治家甚至说，“只要你告诉我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如何，我就可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13天震撼了历史，使它无法再以半个世纪形成的惯性力量来主宰这半个世界了。
这13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简单，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要求一位政治家执政，要求另一位领袖下台；他们要这样的改革，反对那样的体制。这种介入和干预造成了骚动和流血、死亡……
如此而已，尽管严重，但自从有了政治，这种动乱就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过。
然而，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骚乱？历史会给这13天一个什么样的定性呢？
美国共产党说，匈牙利事件使他们党“碰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面对这个难题，有着共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各国共产党，却有完全相反的立场和态度——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说：匈牙利时件“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说：匈牙利事件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荷兰共产党中央说：“这次事件是一场暴动，一场企图以武力来摧毁和玷污匈牙利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事件。”
美国共产党说这是“一种争取民主化、争取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争取在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义”。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说：”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正当的不满情绪，发动了武装暴乱，企图摧毁匈牙利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
如果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宣言和声明，这个复杂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只能从许多声明中寻找这样的相同点——这是一场灾难，一个悲剧。
这悲剧的13天，这难以评说的13天是伊姆雷·纳吉执政的。
纳吉于
看到这儿，或许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复辟事件——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被武装暴动颠覆，后来复辟被粉碎，反革命头子纳吉被处以死刑。
然而，这样理解过于简单——因为纳吉在纹刑架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二
拉科西是斯大林的优秀学生；匈牙利是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拉科西也采用了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政治恐怖。
共产党在匈牙利执政的历史并不长，扣除战后头几年与其他政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时期，共产党的匈牙利不过7年历史。但由于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拉科西·马加什照搬斯大林的统治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迫农业集体化，用政治恐怖推行极权统治——把一个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原封不动的搬到匈牙利，7年时间倒是绰绰有余了。
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基本食品和许多日用品凭票供应。经常调整劳动定额意味着降低工资，年年发行和平公债，实际上就是苛捐杂税。1954年职工的实际收入比1949年下降20％。”人民怨声载道，只是迫于政治恐怖才不敢进行反抗。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发动的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然袭击，一下就粉碎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神话。这在匈牙利引起了巨大震荡——讨论经济政策的错误，揭露政治恐怖的罪行并追究责任。
1956年7月，拉科西被解除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他的第一副手格罗接替。
拉科西是1956年第一个被赶下台的领袖，但不是最后一个。
新上任的格罗并没有带来新的施政方针。他不可能与过去决裂。作为拉科西的得力助手，他同样对过去的政治和经济错误负有责任。所以1956年7月，当那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拉科西下台并于第二天去了莫斯科时，格罗只是以一份拉科西因”患了高血压症，必须离职休养”的公报，就轻松地把拉科西过去对人民的欠债一笔勾销了。
群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尤其是对新任领导迟迟不给恐怖时代的受害者平反反应强烈。
在许多重大冤案中，拉伊克冤案成为全国议论的中心。
拉伊克是前政治局委员、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人民阵线主席。这位1909出生的文学院学生，早在30年代初期就从事着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是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因为拉伊克了解他们并同他们有共同语言。40年代起，拉伊克就是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斯大林与南斯拉夫决裂，于1949年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并形成决议，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复辟资本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这一事件在共产世界造成危机，使东欧各国内政发生急剧变化。
拉科西利用这一事件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镇压运动。拉伊克是这次运动的受害人。他被指控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和特务。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国防部将军、警察部队军官还被安上企图暴动的罪名。
1949年5月，国家保安局对拉伊克的逮捕，意味着匈牙利开始了专制和政治恐怖时代。
拉伊克一案牵扯到8个匈共高级干部，其中5人被判死刑。
紧接着，全国展开了清查”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的大规模清洗运动。被捕被杀者竟有20万人之多。匈牙利进入了历史上的黑暗时期。
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20年后，才把社会主义苏联抛入政治恐怖的深渊，而拉科西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他的血腥暴政。
他真不愧为”斯大林的优秀学生”！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
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秘密警察达到连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迷。
看到这些令人尊敬的领导人被剥夺了尊严、信仰，精神被彻底摧垮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还能在夜里睡得安稳；没有一个正直的公民还敢说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说的话。这正是政治恐怖制造者的目的——恐怖气氛可以使统治者睡得安稳，可以使他为所欲为。
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未经法院判决，就被隔离拘留，富裕市民及其家属被迁出首都布达佩斯并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财产。在农村建立了类似黑名单的富农名单。”提高警惕性”成了主要的政治性要求。人民在经常出现的”抓敌人黑手”的威胁下，对统治者的暴虐保持着沉默……
政治恐怖是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
三
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人民要为拉伊克平反，要为那个时代数十万受害者昭雪，并要求追究政治责任。
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曾经提出要直接责任者以命偿命的口号。
这是匈牙利人的远见，他们并不满足仅仅可以自由呼吸，而是要求向那个时代永远告别。比起一年前苏联人的平反运动，1956年匈牙利人民则有更强的历史批判意识。
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一代人的牺牲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
为了拉伊克案件的平反，由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两千人大会，声讨拉科西时代的罪恶，敦促格罗检讨并结束靠政治恐怖所维持的专制时代，为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
在这次大会上，拉伊克的遗孀、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律师尤莉奥·拉伊克揭露了她6年监狱生活的非人遭遇，以及拉伊克被处死前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她的演说使全国为之震动。
在这种普遍愤怒情绪的迫使下，格罗立即将300名”铁托分子”释放出狱，并正式为拉伊克平反。
但格罗不愿意为拉伊克举行隆重葬礼。他在政治局会上不耐烦地打断关于这项提议的发言，说不知道遗体埋葬在什么地方。
经过一个由受害者家属参加的小组的彻底寻找，终于在通向巴拉顿湖公路旁的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拉伊克的遗骸。
党内反对派和拉伊克的遗孀尤莉奥·拉伊克坚持要举行国葬，并要求允许群众参加。最后，匈共中央决定：于1956年10月6目隆重安葬拉伊克·拉斯洛和其他烈士的遗骨。
受害者的遗体将把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横阻隔在
布达佩斯有30万人排着长队静静地向饰有鲜花的4口棺材致哀。守灵者每隔5分钟换一次。
当轮到政治局委员们守灵对，顿时狂风大作。在这种肃穆悲愤的时刻，即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都会认为，这是亡灵在对黑暗时代参与过非法审讯拉伊克、当今仍留在政治局的人表示愤怒。
人们的注意力落到了这些人身上。
接着是送葬。30万人的悲愤组成了一次无声的反政府示威，30万人的沉寂使空气变得象铅一样沉重。它压迫着几十万颗心脏，只要稍加一点压力，空气会爆炸。人群会爆炸，匈牙利会爆炸。
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两个人是，拉
纳吉就是在这种时刻回到人民中来的。
四
伊姆雷·纳吉——这位布哈林的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信便增高几分。现在，他既无官衔，又无党籍，但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眼里，他是一个救星，一位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政治家。
在匈牙利人看来，拉伊克葬礼象征着旧制度的覆灭；同时，布达佩斯人并不仅仅满足于过去的终结；在普遍哀伤、愤怒的情绪中，尚有小心翼翼升起的希望——迎接一个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为了这个希望，几十万人都注视着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列的伊姆雷·纳吉。
纳吉仪表庄重，中等身材，体型肥胖。一副学者式的夹鼻眼镜赋予他一个教授、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者形象。
他确实是长者，1956年他刚满60岁；也确实是学者，他是尼古拉·布哈林最勤奋的学生，曾被共产国际委任为”布哈林国际农学院”的研究员。他曾努力地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其是农业经济理论运用到匈牙利的社会实践中去。为此，他在1949年被指责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而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
在纳吉身上，很难找到红色官僚常有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尽管他的党龄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一样长久，他1918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从苏回国后任农业部长、内务部长、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任匈共政治局委员，1953年任共和国总理。
然而此时——
纳吉政治生涯中的戏剧性变化，几乎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身上都出现过：监禁，平反，再下台，再平反；而且非常相似的是，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望使增高几分。
人民总是盼着下了台的领导人重新执政，以中断现行政策。
不同的是纳吉的沉浮最多——三起三落。因此，他的威信最高。人民对他的期望最多。这种期望使他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使他走得比他所愿走的、所能走的都远；最后，如果不是绞刑架的阻挡，他到底会将匈牙利人引向何处，确实难以预料。
我们不能说人民对纳吉的期待是盲目的。
纳吉第一次下台是1949年；他批评了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和强迫措施。他指出：”强制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而告终。”这无疑是正确的、大快人心的批评。
在共产世界，犯强迫集体化错误和对这个错误的批评，匈牙利并不是第一次——20年前斯大林犯过这个错误，布哈林批评过这个错误；纳吉的批评也不是最后一次批评，以后在波兰、在捷克、在中国都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和批评。
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使最伟大的政治家也难免犯错误，但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要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重复这个明显的、被历史和无数灾难证明了的错误？而且所有的结局部一样：失败的永远不是这些理应失败的错误政策，而是中肯的批评和正直的政治家。
这真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逃的劫难，它造成冤狱，造成恐怖，造成民主空气的窒息。
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大林主义对东欧的控制略有松动。为了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进行检讨，赫鲁晓夫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进行了检查、批评，纳吉得到了复出的机会。
1953年6月，莫斯科召见了拉科西和纳吉。
会见时，马林科夫冷淡地问拉科西，”您在贵国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他竟然不认识这位有着一个光秃秃的圆脑袋这样明显特征的匈牙利统治者似的。赫鲁晓夫的批评更加尖锐，直截了当：他指责拉科西强迫命令组织合作社造成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指责他违反法制、判刑太重，在党内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
赫鲁晓夫甚至指着这位匈牙利国家元首的鼻子骂道：”你极大地损害了你的人民！你罪行累累！常此以往，人们将用武力把您赶出这个国家！”
这次召见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让出总理职务由纳吉担任。
1953年，纳吉一出任总理，便开始实行改革，他表示要结束警察恐怖，为受害者平反；制定合理的投资政策；少建一些地铁、高炉，多给人民一些食品；更重要的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农业经济，纳吉宣布”农民可以自由地在私人耕种和集体耕种之间进行选择，可以退出集体农庄”。
在今天看来，这些改革措施或许并无多少惊人之处，但如果想到在5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用宣传、统计数字和政府文件证明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时，一位共产党领袖敢于在黑暗和孤独中一语道破这项政策的荒谬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不仅需要魄力和远见，更需象能体察人民疾苦的政治责任。
一个统治者的过失并不在于他有别墅、汽车，而老百姓几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也不在于他享用美味佳肴，而老百姓连猪肉都吃不上。人民并不要求统治者与他们同甘共苦。尽管有许多美丽的政治童话总是把一些政治家描绘成这样，其实只是一种虚构，一种宣传。人民并不如此苛求。
一个统治者的罪恶在于他无视国家的利益，无视人民的苦难，甚至强迫舆论也象他那样装出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一切都美好幸福的样子。于是，假话成了司空见惯，真话要以自由为代价。
这是纳吉不同于拉科西之流的主要之处。
1953年，纳吉的改革思想还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他明确提出民主和法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他尖锐地批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是专制独裁性质的。
纳吉说：”政权内部所贯彻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而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精神。确立政权目标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是根据千方百计巩固独裁统治的种种观点。”
纳吉走的太远了，他超越了拉科西，超越了提携他上台的赫鲁晓夫；更主要的是他超越了历史。
超越历史！单就这一条，他的失败也在所难免。
1955年初，拉科西重新大权在握，他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抗议，要求莫斯科裁决。
这一次，纳吉被苏共抛弃了。
到底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主义者的拉锯般的斗争此时正处于劣势，而无暇顾及纳吉，还是因为赫鲁晓夫担心纳吉的改革步子太快会造成混乱；甚至，这仅仅是赫鲁晓夫反复无常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是1955年留给我们的一个谜，一个遗憾。
如果没有这次撤换，如果纳吉的改革能稳步持续下去，或许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纳吉的改革很可能会引起某些混乱，甚至造成一些损失，但这只是一个民族复兴所必须经历的痛苦。如果不愿意为民主和改革付出代价，就必然为专制和腐败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至矛盾更加尖锐，灾难更加深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就是1955年匈牙利给我们的启示。
1955年的反复是一个隐蔽的灾难，受害者是匈牙利民族，而不是纳吉本人。当人民知道了纳吉的改革纲领，当人民已经比1949年更加了解这位政治家并把他当成救星的时候，纳吉第二次下台了，这更加深了人民对他的敬意和期望。
官方越是指责纳吉和他的改革，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越发加深，纳吉在人民中的威信越是提高——
我们赞赏纳吉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并不能说明纳吉在1955年的改革措施是无懈可击的、是肯定会在实践中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成功。
如果他真能有较长的时间执政，他的改革思想未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纳吉的下台却使人民对此深信无疑了。
这些，使纳吉在1955年第二次下台后，从人民那里得到了或许超过了他应该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何况，纳吉在被免除总理职务和撤销他的学术头衔后，苏联和拉科西都要求他作自我批评，纳吉拒绝了许多政治家在逆境中常采用的妥协态度。
纳吉重申：把无辜者从监狱里放出来；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改革措施没有错。为此，他在1955年底被开除出党。这就在政治和人格两个方面都使纳吉在人民心中挺立起来，成为匈牙利民族的英雄和救星。
到这里，一出悲剧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潜伏着深刻危机的历史情势；一位崇高的、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殉难者；还有，一个被愤怒和希望鼓动着的民族……
没有哪一个领袖可以引导这种状态下的人民。
这就是匈牙利，这就是1956年10月。
五
人民已进入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他们的第一个战役使是攻打斯大林塑像；然而，格罗却把这次行动的几十万人民称为暴徒。
这个作恶多端、身材矮胖、说话结巴的法尔卡什是匈牙利的贝利亚。他在四个月以前的中央全会上已被解除职务。当时，他发言为自己辩护，把执行恐怖政策的罪责推到时代身上。最后，他竟放声痛笑起来。但没有人怜悯他。他被开除党籍，并当场就弯曲着身子离开了会议厅。
10月14月，中央政治局宣布撤消1955年上1月开除纳吉出党的决议。
这些大决人心的决定已经不能安抚民众，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强烈的希望和参政意识。
拉伊克平反了，直接责任者已逮捕入狱，纳吉恢复了党籍。缺乏政治敏感的格罗便以为该做的都做了，人心已经安定，于是便放心地访问南斯拉夫去了。
格罗太不了解他的人民。政府的让步既为时过晚，又没对匈牙利社会问题有实质性解决。
事态急剧发展着——
同一天，布达佩斯大学生联席会议提出”16点要求”，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要求撤走驻扎在匈牙利境内的外国军队。
这些团体实际上都把纳吉作为政治领袖了。
哥穆尔卡是波兰前领导人，既是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又是斯大林路线的受害者，他因不同意农业集体化和亲苏政策而蹲了好几年监狱。几天前，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哥穆尔卡被选举上台执政。
波兰的胜利使匈牙利人受到鼓舞。
游行队伍穿过整个首都街道，他们一边挥动旗帜，一边呼住口号——
”工人学生团结紧，匈牙利人一条心！”
“不再容忍欺骗！公审法尔卡什！”
“错误我们已经厌倦，新政策赶快执行！”
“党要民主化，纳吉要执政！”
中午，布达佩斯广播电台播出了内务部的一条公告，宣布在目前这一时期禁止任何公众集会与示威游行。
这个禁令反而激怒了民众，起先只是站在人行道上向学生游行队伍众致敬的工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游行队伍很快增加到十万人。
下午两点，政府又只好宣布取消游行禁令。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使事态更加严重，布达佩斯人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了。
傍晚，游行队伍兵分三路——
到国家电台，要求播出他们的政治主张；
到国会大厦，要求与上层对话；
到英雄广场去攻打斯大林塑像。
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耸立着
格罗是旧时代的证明，这座铜像是专制的象征。
铜像下聚集了一二十万人。人们仰着头，个个磨掌擦拳，几乎进入了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人们拥挤着，亢奋而又茫然，还有几分胆怯。无论怎么讲，人们面对的是一位历史巨人，是一个不久前还让他们诚惶诚恐、心惊胆战的时代。
人们在等待勇气。
终于开来了几辆卡车，那上面有切割机，有粗大的钢丝绳。有人爬上塑像，把钢丝绳套在斯大林的脖子上，有人点燃切割枪在斯大林的靴子旁大干起来。
这是一些工人；只有工人才有这些工具，只有工人才有这种胆量。没有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座极权政治的象征是无法推翻的。
晚上9时半，这座高
望着这个倒下的巨人，人群出现了紧张而又不安的沉寂；随后，人们松了口气，欢呼起来，并且立即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在电台大厦，由游行群众派出的20名代表走进电台，要求停止正常节目，广播学生的”16点要求”。
电台未能通过“16点要求”中有关撤走苏军和民主选举的条款，谈判破裂，事态更加严重。
晚上8时，电台播放了第一书记格罗的讲话。这个讲话不仅没能制止事态扩大，反而使激愤的群众骚动起来。
格罗是23凌晨才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的；当来到车站迎接他的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格罗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车站直接驱车到党中央。
会议上，格罗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啰嗦地介绍访南情况。会场上，总有人进进出出，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局成员。
格罗的介绍被打断了。开始讨论游行问题。起先通过不准游行，但也不准向游行群众开枪的决议；后来，又因为内务部长宜称，不准开枪便不可能制止游行，于是，又作出准许游行的决定。中间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间隔。
格罗就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出来向人民讲话的。然而他却采用了惯常的口吻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格罗说：“我们希望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
这等于把呼喊民主口号的群众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他说：“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民主自由权利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
这完全是一副救世主的腔调！
到此时，格罗还以民主自由的恩赐者自居；还象以往一样，格罗要人民只能把他所恩准的民主用在他允许干的事情上。
格罗的讲话无疑是火上加油。
南共领袖铁托在评论格罗这次讲话时曾说：“他把当时只不过是在举行示威游行的几十万示威者称为‘暴徒’，这样就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想一想他是怎样的一个领导者！”
格罗比不上斯大林的权威和魄力，但他比斯大林的铜像却顽固得多：布达佩斯人在
人民骚动起来，在电台大厦的广场上响起了匈牙利事件的第一枪……
谁也说不清这第一枪是谁先打的——是守卫电台的警卫部队，还是示威群众？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和关于冲突流血的描写往后放一放。
我们得停一停，先思考一下。在这儿，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匈牙利流血了；更重要的是，这许多鲜血将会淹没人民对民主和改革的希望，还是会淹没那个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
这才是举世关注，而且至今仍需重新探究的一个难题。
六
几十万民众呼喊纳吉，是在呼喊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当人们攻打斯大林塑像、并与格罗的专横对峙的同时，数十万人却聚集在议会广场呼喊他们的政治家——
“我们要纳吉！”
“我们相信纳吉！”
“格罗下台！”
人民在求纳吉出来讲话，纳吉没有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职务。群众等了很长时间，并派出一个又一个代表团请纳吉出来与代表们见面。此时，斯大林塑像已被推倒，那里的群众也来到议会广场。
据当时的官方估计，广场上集聚了30多万人，这将近布达佩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几十万民众齐声呼喊一位政治家，那场面真是既壮观又可怕。
一位前农民党的领导人登上阳台，要跟民众讲话。这个党曾是战后匈牙利联合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它的纲领是“上帝、祖国、私有财产”。
1947年，这个党被共产党压垮。现在，他们或许以为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一个争取民众的时机。
但广场上嘘声大作，不让这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讲话。
可见，即使在
纳吉终于被他的朋友拉到议会广场。广场上原来呼声震天，纳吉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万人顿时鸦雀无声。
纳吉神情焦虑，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作了即席讲话。
他刚喊了一声“同志们！”就被人群打断了。人群里传来有节奏的呼声：“我们不是同志，我们不是同志！”
或许有人会以此作为匈牙利人已经抛弃社会主义的证据，因为“同志”是一个革命的称号。
但如果想一想这个用得最滥的政治称呼早就被歪曲和糟蹋了——就象“社会主义”和“革命”被糟蹋而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性一样——我们就应该理解人民一时的感情用事；其次，这也是民众的一种反叛姿态，他们希望纳吉能彻底地与他过去的“同志们”决裂。
纳吉咬着胡子，等待着喊声停下来。即使他能理解，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毕竟有40年运用这个称呼的习惯了。
纳吉要求人民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能把一切安排就绪……
显然，在此时纳吉只能这样讲。他并没有为了增添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给政敌增加压力而去煽动盲目的热情。
然而，这样的讲话不能满足焦灼地等待着重大变革的人民。
人民总是性急的，总希望在一夜之间得到一个新的世界。
这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没有给历史留下惊人之笔。
有人泱泱地离开了广场，但更多的人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仍然期待着，仍然在广场上游逛，希望还能发生些什么事。
事情发生了。晚上，有人来到议会广场，说是国家保安局的武装人员在电台大厦前枪杀群众。这些人还出示了手中的废子弹壳作为证据。
这个消息将布达佩斯人点燃了，人们迅速涌向电台大厦。
匈牙利事件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正式拉开了帷幕。
七
当人民表达自已意志的一切渠道都被堵塞，他们有无权力用暴力去表达自已的意志？这是一个难题。匈牙利人民这么做了，并且受到了本国军队的支持。
全世界都在追究：谁开了第一枪？电台警卫、保安部队、还是人民？仿佛这是问题的实质似的。
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当国家电台受到袭击的时候，权力机关用武力保卫电台，有什么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这么做的；另一方面，当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一切渠道和可能都受到堵塞时，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暴力去表现自已的意志？人民又有什么错？何况，倒下去的人民毕竟比保安战士多；何况这些年轻的保安战士也属于人民。
总之，倒下去的是人民，流血的是匈牙利。
当我们从许多回忆和当时的资料中搜寻并描写开始武装冲突的细节时，并不是为了以此来判断是非，而仅仅是叙述事件的经过。
当电台拒绝了播出群众的政治要求，当格罗那种愚蠢的讲话激怒了群众后，人们推倒并焚烧了包括一辆电台录音车在内的几辆汽车，并要冲进电台直接向全国播出人民的政治呼声。
守卫电台的警卫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阻挡人群。但战士们不得不后退，因为人们用胸膛逼近他们的刺刀。
公平地说，守卫人员并未接到开枪的命令；也没有人敢于在数十万人民面前开枪。
群众进逼着，战士步步后退。他们互相大声喊叫，但都听不清对方的声音。一些年轻的战士因为恐惧、紧张而在发抖。这时，从附近的楼顶上射来了子弹，那上面有装备着重机枪的保安部队。
这也不是奉命开枪——没有人有勇气在这个时刻下开枪的命令。这很可能是因为慌乱而失去了控制，很可能是哪位在惊吓中失去理智的保安战士先打了一枪。
混乱发生了，悲剧发生了。
人群在街上奔跑，也有人夺枪还击。正式冲突开始了。
没多久，街上出现了一支陆军摩托车队。这是国防部派来制止骚乱的。
士兵们看到群众被枪杀的场面后，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马上被绝望的人群包围了，人民要求士兵把枪给他们，以便对保安部队的残杀进行自卫。
这些士兵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子弟，他们没多加考虑就交出了自己的枪，因为他们了解保安部队的残暴，眼前的事实又给他们提供了新证据——火药的烟雾还笼罩在广场的上空。
一位士兵交出了自己的枪，其它人也学着他的样子交出了自己的枪。
陆军部又派出了部队去制止流血事件，结果是士兵们到了现场，不仅没有驱赶群众，反而向保安部队开火，并同群众一起向电台守卫部队发起进攻。
陆军总部束手无策，一位陆军将领竟断言：“派去的部队越多，投向进攻者一边的人也就越多。”
匈牙利濒临内战的深渊。
匈牙利事件是从电台大厦前武装冲突开始的，暴力和流血一开始就是这个事件的主要特征——没有冷静的思考，没有严密的计划。当几十万人拥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理智。然而，这股非理性的力量，却比任何理智、谋略更具有威力，它迅速地改变了政治家的命运，改变了匈牙利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八
请外国军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是一个错误。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匈牙利事件变得复杂了。
另一项重大决定的结果是，一百多辆炮简很长、车体很大的坦克在24日凌晨开赴布达佩斯的街头。这是约瑟夫·斯大林型巨型坦克，它们属于苏联坦克后备队，驻扎在布达佩斯西南的巴拉顿湖边，距首都只有一小时的路程。
一小时后，这些坦克在布达佩斯主要建筑物旁、在匈共政治局驻地、在国防部、内务部摆开了阵势。
早上，国家电台公布了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同时宣布两项命令：
一、禁止集会；
二、请苏联出兵恢复秩序。
这个政府公报是从国会大厦播出的，那里的一间传达室被当着播音间。广播大楼已被放弃了，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昨晚死于动乱的一具具尸体仍然扔在院子里。
这次公报的播出没能制止事态，反而使动乱向全国蔓延。
不错，人民的政治理想实现了一部分——纳吉又一次上台执政，然而这个胜利是被苏联坦克送来的。请苏联出兵，显然是针对着正与政府处于对抗位置的人民的。这无形中使他们为民族命运的奋斗受到玷污而沦为需要镇压的暴徒；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这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自己的独立，一直在为推翻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的统治而浴血奋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是那样的敏感。
现在——
中午，双方的火力减弱了，布达佩斯一度趋于平静。新任命的政府首脑纳吉要发表首次广播讲话。
人民紧张地等待着。这是匈牙利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纳吉面临着一个政治家所能经历的最严重的考验。
纳吉开始讲话了：“布达佩斯市民们！我现在宣布，所有今天14点以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的人将不以军法论处；”
仅仅是这个开场白，就使人民过于急切的希望受到了伤害。几乎同时，布达佩斯又响起了激战的枪声。
纳吉以后的讲话是在枪声的伴随下传来的。纳吉答应他将尽一切力量实行三年前的政治纲领——尽快使匈牙利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同时，他呼吁停止战斗，停止流血。
纳吉的呼吁已经不能平息被死亡、流血和外国坦克所煽起的愤怒和复仇情绪了——人民要求对拉科西—格罗时代的罪恶进行彻底清算；要求对保安部队的屠杀进行审判并动用军队进行剿灭；人们要知道此时在布达佩斯街头巡逻的苏联坦克到底是谁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人民不需要保证、许诺，而需要一位政治家和一个政府采取切切实实的行动。
外国军队到底是谁请来的？这个问题与电台大厦前的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同样难回答。只是它比前一个问题重要，它使匈牙利事件更加严重，更加复杂了。
许多材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致的，有的说是格罗，有的说是赫格居什，还有的说是纳吉。但我们宁愿相信10月24日出现在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因为他当时担任着第一书记这个最高职务。
铁托曾经为此对格罗进行了直接了当的批评。
铁托说；“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把苏军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举动结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
人民暴动了，开始是为了民主自由，后来又为了民族独立。与任何民族一样，只要问题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这个民族的阶级关系便会立即发生急剧的变化。到此时，更难以给匈牙利事件定性了。
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行动；因此，各种立场的人都不难为自己对匈牙利事件的定性找到根据。
九
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有共产党人也是事实。这两类共产党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呢？
匈牙利没有爆发全面内战，这或许与10月24目的苏军出动有关。然而混乱的政治局面却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话基本中断，上层和下层各行其是，双方的相互影响都减弱了……
这几天，我们看到过爬上政府机关大楼摘下红五星——那是革命的象征——的人，这些人，是仇恨革命的反动分子，还是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的人民？说不清楚；
我们还看到过巨大的、被挖掉了国徽——政权的象征——的国旗。挖掉这个由拉科西亲自设计的国徽后，那面红白绿的三色旗便可以充当匈牙利任何时代的国旗了。国旗上的这个大窟窿，是妄图复辟的反动派挖的，还是对现政权不满的人民干的？也说不清楚；
在一些地方，保安人员和一些党的干部遭到杀戮，这到底是敌人的阶级报复，还仅仅是人民对一些平时作恶多端的人的惩罚？或许，两种答案都是正确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暴动者对布达佩斯市委大楼的进攻。
大楼的数十名保安人员和警卫战士在被围困的情况下，与群众发生枪战。后来，由于寡不敌众，无法坚持，于30日下午由市委书记——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麦泽和他的战友率领下，打着白旗战战兢兢地走出了大楼。
走在最前面的麦泽立即被一梭冲锋枪子弹撂倒。其余人几乎刚走出大楼便被击毙，尸体遭到了残忍的蹂躏。
这个事件是所有给匈牙利事件定反革命性质的人必定引用的证据。他们说，匈牙利在杀害共产党人。
这是匈牙利悲剧的一次高潮。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着市委大楼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攻下来的。
被围困在市委大楼的守卫和市委领导在绝望中向国防部求援，但由于驻扎在首都的坦克部队拒绝与人民作战，国防部只好从外省派去三辆坦克。
坦克刚到现场，群众便说服了坦克手，说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保安部的人”。坦克兵没有多加考虑便掉转炮塔向大楼轰击，第三炮就打开了缺口。于是出了我们前面描写过的悲惨结局。
这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不能说里面没有共产党员；在以后的战斗中，我们还能从武装组织的组织者和成员中找到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是事实；就象人民要推翻的拉科西、格罗是共产党人，而他们要拥戴上台的纳吉也是共产党人一样。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两类共产党员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
当然，如果象西方那样，说匈牙利事件是一场革命，是一次纯粹的人民起义，那是不严谨的。
各阶级的人都在行动，都妄图插手这场开始时纯粹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连拉科西这具政治僵尸也不例外。
在莫斯科的拉科西知道了动乱的消息后，以为是他的一个机会，他报告莫斯科说，他要回到匈牙利去帮忙。
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您可以回匈牙利去，但那里的老百姓将把您吊死！”
然而，拉科西怀着被希望鼓起的政治热情要求与国内通电话。苏联电话员拒绝给他接通。
马林科夫事后挖苦这位前国家元首的政治冲动说，“这表明电话员在政治上比拉科西成熟。”
拉科西没能得到行动的机会，但其他的反动阶级确实行动了。
由于动乱期间边境的开放——尤其是西部边境，许多流亡国外的霍尔蒂政权时期的军人、政客潜回匈牙利，企图利用动乱复辟旧的统治。然而，这些右翼法西斯分子只是隐藏在人民之中，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敢喊出他们的政治口号。说这些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占据优势，并操纵了几十万参加暴动的人民，是令人怀疑的。
在匈牙利事件中，具有一定权威又公开过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是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他是
这个在解放前被称为“国家第一旗手”的红衣主教，显然怀念着几个世纪以来红衣主教所拥有的不低于国王的政治权力；他显然妄图利用这次机会要把废除了君主制的共和国废除掉。
明曾蒂确实采取了行动。在最混乱的
这也证明纳吉没有使他的复辟愿望得到满足。
然而，明曾蒂主教的行动不过是呼喊而已，第二天，他就由他的随从护送到美国大使馆避难。并且很快就明白了一个主教对国家事务指手划脚的时代是永久地结束了。
所有这些都被作为“反革命在匈牙利行动”的证据。
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行动对匈牙利事件产生了直接的、举足轻重影响的证据。
另一个反面的证据，是鼎鼎大名的“裴多菲俱乐部”。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事件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拉科西曾经在下台前夕，称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是“反党反人民的”，说它的成员是“集合在纳吉周围的右派分子”。
在匈牙利事件后，几乎所有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的人都说，裴多菲俱乐部是资产阶级的文人组织，是反革命的舆论工具，是反革命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实际上，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执行局的20名成员中，有13人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匈共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中央书记、宣传部长和布达佩斯青年联盟书记；还有一些科学家、新闻记者、作家和大学生。这个旨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团体，从1956年3月成立以来，多次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就拉科西的政治路线进行讨论和批判。拉科西的下台，拉伊克的平反，纳吉的上台；尤其是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对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争取等，裴多菲俱乐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裴多菲俱乐部，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叫佐尔坦·多哈尼的保安部中校，工人出身，行为粗野。保安部军官身上所有的专横、优越感他身上都有。他说过，一个保安部的下级军官胜过一个警察局长，甚至一个部长。
1956年春天，多哈尼中校和另外几位保安部军官被派到裴多菲俱乐部参加各种集会，并要求他们将那些演讲者的思想言论记录下来以向保安部汇报。
后来，他们参加各种讨论的次数越多，受到他们从未听到的改革思想的影响越大。结果，他和另外被派往裴多菲俱乐部的保安部军官共同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赞同裴多菲俱乐部的观点，赞同党内改革派的主张。
拉科西为这件事大发雷霆。在拉科西的责令下，保安部要这些人选择：要么撤回签名，要么受到审判。
许多人屈服了，只有佐尔坦·多哈尼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军籍……
这位中校的下落没有人交待过，他会不会在10月事件中成为一位有军事经验的战斗者呢？
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但必须说明的是，即使裴多菲俱乐部确实对匈牙利事件有过我们说的这些重大影响，也仅仅限于运动的初期。
那么，在
这是纳吉和他的新政府——尽管这个答案仅仅是相对而言。
十
该做的，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都多。
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政府首脑会比纳吉在1956年10月24日后短短几天里所面临的危机更深重，更多——
被仇恨、被希望、被流血、被外国坦克、被无政府状态刺激得狂暴而又茫然的人民；
已经下台而怀着敌意的政敌；
准备上台而偷偷窥视的反对派；
想以武力维持秩序却引起了民族冲突的苏联军队；
妄图复辟旧制度的法西斯右翼分子；
趁机混水摸鱼的流氓、犯罪分子……
这些就是纳吉政府——仓惶中刚刚成立一天的新政权在
处理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政治家有冷静思索、稳妥处理的时间和机会。政治常常需要耐心、需要退却、需要等待，然后才可能决断、进攻。这些纳吉都没有，他必须迎上去，没有丝毫思考、迂回的余地——
一、立即撤回苏军；
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
三、匈牙利重新确立多党制政权；
四、准备自由选举……
……
从
我们可以说纳吉的这些措施不全是正确的——哪一个政治家敢说他面对如此纷乱严重的政治局势，可以不犯错误？但如果说纳吉在1956年10月的最后几天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则不公平！
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这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都多。
可是采取了这些重大步骤，取得了这些明显进展后，纳吉就可以松一口气、读者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本来是这样的，连苏联都在
然而——这是一个该诅咒的然而——历史上常常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谜，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偶然。既然历史一开始就给纳吉和匈牙利安排了一场悲剧，匈牙利人便只好用鲜血来浇灌民主和独立之花；纳吉也只好为他的政治信念而牺牲他的生命。
谁能逃得过历史的劫难呢？
十一
苏联大军压境，纳吉采取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所敢于采取的最重大行动——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同时，纳吉的好几位部长失踪了……
10月的最后几天，尽管动乱尚未平息，尽管还发生了攻占市委大楼的惨案，但有两件事表明，匈牙利局势的好转已经指日可持：
一是民间分散的武装力量正在组织起来，并逐渐控制到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手中。许多军工厂——尤其是全国最大的“兰帕尔特”军工厂的工人都武装起来，并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武器把其他工厂和当地居民也装备起来。
民间武装力量中两支最大的队伍都是由工人组成：一支是由切佩尔岛的青年工人山多尔·安乔尔指挥。他18岁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另一支由布达佩斯附近的工人蓬格拉滋兄弟领导。他们拥有反坦克武器和十几辆破旧的苏式坦先。
在1956年10月，他们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的。苏联第二次出兵后，山多尔·安乔尔被俘并被判死刑，他临刑前的遗言是：“宁愿死去，也不在耻辱中活着！”蓬格拉滋兄弟则在失败后率领他们的队伍撤到西部边境并超过边界。
军官学校的学生也投入到人民之中。一些陆军兵营打开了武器库向群众分发枪支。由于苏联坦克的出现，人民获得了更多的武器并与警察和部队并肩作战。当然，与苏军的武装冲突也干扰了人民尽快地控制局面、平息动乱。
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所有的这些民间武装力量都被编入国家的武装力量组织——国民警备队。
大会确立了武装力量的任务——尽快恢复公共秩序！
仅一周时间，匈牙利形势基本明朗，尽管各阶层的人都在行动，“但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尽管有反动分子干扰、有流氓地痞混水摸鱼，但在10月的最后日子里也有过这样的奇迹：在橱窗玻璃被粉碎了的珠宝商店边，有暴动者站岗，谁也不许染指这些贵重物品。
这是1956年10月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在动乱初期的小混乱和苏联第一次出兵引起的大混乱之后，有了这些重大步骤，我们可以指望工人阶级和新政府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匈牙利问题。
纳吉政府加紧了与苏联关于撤军的谈判；苏联政府也于
这个声明是值得称道的，是鼓舞人心的。
匈牙利事件期间，一直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斡旋的米高扬在这个时候，曾对匈牙利新成立的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说：“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贵国了，请你们尽力协助纳吉同志。”
同时，米高场又握着纳吉的手说：“纳吉同志，凡是该拯救的都要拯救！”然后两人拥抱，热泪盈眶。
米高扬把匈牙利的命运交给了匈牙利人，把半个世界的命运交给了这位政治家的这次伟大实验。
这是一个让人落泪的场面。
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人接过的这种嘱托有多么沉重。
纳吉知道自己肩上的历史重负，但他是满怀信心的。
纳吉在此历史关头宣布：“两国的军队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坦克将撤离首都；3个月之内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我们将举行普选；各民主党派可以提自己的候选人……社会主义成果当然不能倒退；土地、银行、工厂将继续掌握在国家手中。”
与苏军的谈判开始了。匈牙利方面由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首席代表。谈判先在匈牙利议会大厦，后在苏军总部。马勒特尔每隔半小时向政府汇报一次谈判的细节。
会谈的气氛是令人愉快的。重要问题已经解决，他们进一步协商的只是关于撤军的技术性问题：苏军的告别讲话，向撤退部队献花，战争物资的运输问题……
然而，就在这种喜庆的气氛下，却有消息传来：更多的苏联军队正在向匈牙利挺进。
纳吉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请他就此作出解释。
安德罗波夫说，苏联政府将遵循有关撤军的声明，至于匈牙利政府所观察到的部队动向只是一种撤离的方式。
当天下午，安德罗波夫又被请到议会，正式将退出华沙条约、宣布中立的文书递交给他。
阁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它的外交部长身份荣幸地通知如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获得可靠消息：更多的苏联部队正在开进匈牙利来。部长会议主席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尤·安德罗波夫，并且对更多的苏联部从开进匈牙利提出了他的最强硬的抗议。他要求这些苏联部队立即马上撤退。他通知苏联大使说，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同时，宣布匈牙利中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在
历史向纳吉政府和匈牙利民族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随着这一令人心惊胆战的凶兆出现的，是一个来自内部的更加凶险和不祥的消息——新政府的部长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
纳吉和他的办公室主任交换了一下眼色后继续说，“第一书记卡达尔也同样无从寻找。”
所有的人都被这耸人听闻的消息惊呆了……
十二
苏匈两军领导人的谈判还在继续。到
将近午夜，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大·谢洛夫将军带领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出现在特克尔的苏军总指挥部，他们冲进正在进行苏匈会谈的谈判厅。
谢洛夫手握大毛瑟枪，他的随从立即包围了谈判桌。
“你被捕了！”这位苏联将军向东道国的国防部长宣布。
马勒特尔从座位上跳起来，迅速地摸到腰间的手枪。但他马上改变了主意，只是仰天大笑一声：“哈哈！原来如此……”
匈军代表团成员全被解除了武装。苏联人把他们单独囚禁起来，然后用一架小飞机把他们送到一个兵营关押起来。
政府与谈判代表的联系中断了。纳吉政府派出一辆匈牙利军队的坦克，炮塔上挂着一面大白旗，开往苏军司令部，去寻找参加谈判的匈方代表团。
这辆坦克一路上不断地用无线电发回消息：
“我们已经到了特克尔……我们停车……有士兵向我们跑来……我们要下车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了……”
守在无线电接收器前的纳吉听到了俄国人的说话声，以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人们面面相觑，然后把视线移到他们的总理身上。
纳吉沉默着，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慌的神情，有的只是疲惫和深深的绝望。
到此时，这位在苏联生活过15年的匈共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任何幻想。
苏联军队第二次开进了布达佩斯。这一天是
匈牙利人不会忘记
为了这个计划，国民警备队和80多个大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十多所大学将采取联合行动。
有了这样的行动，历史在分娩的阵痛之后，将诞生一个新的匈牙利；有了这样的行动，布达佩斯街头将不再有动乱，工厂将复工、机关将办公、商店将营业，孩子们将背起书包上学——匈牙利人已经流过血、已经付出过代价了，他们应该得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然而，这仅仅是匈牙利人的计划，仅仅是
头天晚上，纳吉没有回家，他留在国会大厦，沉着地等待着最后的灾难。这是具有深刻绝望的人所有的那种沉着。
纳吉以极大的权威拒绝下达武装抵抗的命令，他不愿意让匈牙利人无谓的流血。他对要向他汇报工作的战友说，“已经毫无益处，我的朋友，谢谢，谢谢各位。”
他的政府历经了13天艰难困苦的生存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纳吉能做的只是向全世界宣布死亡前的最后存在。
纳吉尽到了一个国家元首的最后职责。
清晨，纳吉在国会大厦用4种语言向全国、全世界，向人类的未来广播：
“我是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但愿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台将永不再播放这样的广播，但愿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会听到他们的领袖作这样的讲话。
这真是广播史上的耻辱和不幸。
在播出纳吉的广播讲话之前，电台一直反复播出一个军人的声音：“国民政府主席纳吉在呼唤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总参谋长伊斯特万·科瓦奇将军以及其他昨天22点去苏军总司令部、但现在还没有回来的代表团成员。他命令他们返回，立即行使他们的责任！”
纳吉的广播讲话之后，广播里传出来的是匈牙利著名作家哈伊震撼人心的呼吁：“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
十三
纳吉的改革——从取消国家保安局到废除一党制，即使是社会主义的，也是1956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苏联的第二次出兵也是应匈牙利政府邀请的。这个政府就是
我们不应该对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替说三道四，何况这个政权的首脑卡达尔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一个在拉科西时代蹲过监狱、服过苦役的政治家。为此，我们必须将1956年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难题——如何评价匈牙利在半年之内成立的第三届政府——暂时放一放。而回到我们先前的思路：纳吉的改革和失败的经过。
纳吉于
纳吉彻底失败了，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只剩下失败者自身的检讨和胜利者对他的命运的宣判。
纳吉的改革方式与赫鲁晓夫完全相反。赫鲁晓夫主要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无建树可言；更重要的区别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用官僚反对官僚——即用技术官僚取代政治官僚，他没有试图以民主政治（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取代官僚政治（这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状态）。这两条是赫鲁晓夫失败的主要原因。
纳吉是在匈牙利面临着深刻政治危机时主持政府工作的，他当然只能从政治体制的改革着手而无暇顾及经济体制改革；第二，纳吉的改革一开始就由人民参与，可以说是政治家与人民携手并进，甚至还可以说是被动于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愿望。
在这主要两点上，纳吉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然而他们的结局却是相同的——赫鲁晓夫失败了，纳吉也失败了。
我们绝无责备人民的意思，我们绝不认为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我们绝不相信没有全社会的关切、参与，社会主义的改革就可以成功。
我们要说的是：在1956年，匈牙利人民所爆发出来的更多是狂热，却很少理智；更多是对过去的仇恨与报复，却很少对未来的思考。它不象10年以后，由捷克斯伐克全民族发起的那场伟大的改革运动。那一次，捷克斯洛克人不仅满怀对旧制度的仇恨，而且还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意志，表现出经过几十年痛苦思索的成熟。这些，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身上是不够的。
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纳吉的不幸，他被人民的狂热推去攻打历史，却没有坚固的后方阵地，没有精心策划的作战部署。他只能前进，只能冲上去……
他取消了国家保安局，他改组了武装力量。这些都没有关系，尽管会发生一些混乱，但人民最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的安定。
他彻底改组了政府。这是应该的，让那些腐败的、与人民对立、被人民憎恨的人退下去，让一些为人民信任的人站出来。
他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问题出现了：在那个夸大阶级斗争的年代，在那个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的口号下，这一举动无疑使纳吉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成了匈牙利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成了邀请苏联出兵干预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然而，在今天看来，不入伙、不结盟照样可以干社会主义。道理就这么简单。
纳吉直布了取消一党制。问题严重了，这无疑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社会主义。当时，即使在同情匈牙利事件、赞同纳吉的许多的共产党人中，都认为这是纳吉对反动派的让步，认为纳吉走得太远了。
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欧洲共产主义者才承认纳吉在1956年实行的、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性。我们暂时还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现在能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党制；我们还能说的是，接任纳吉的匈共领导人卡达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过，“如果当时保留了多党制那就好了”。
为什么好？因为取消多党制，不仅对反对意见，连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了。党内生活只剩下千篇一律的赞同，这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毒害可以说是致命的。
纳吉在人民政治热情的驱使下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也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即使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的，也是1956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我们说这些并不是要证明人民是盲目的，纳吉是清醒的，也并不证明纳吉超越了历史，超越了他的人民。纳吉最后几天所采取的重大行动不能不归之于人民的愿望和敦促。这就是匈牙利人民在短暂的狂热和混乱之后，所作的对未来的思考和选择。
这也是1956年的另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特别是提一下匈牙利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十四
几十万人的自发行动难免有狂热、有盲目、有混乱。但人民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力量和意志的形式——工人委员会。
我们已经说过，在匈牙利事件中，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这种状况即使在
纳吉政府被推翻了，新政权的领导并没有立即回到布达佩斯。此时，在匈牙利，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革命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实际上领导着人民——组织反抗运动，与苏军进行谈判。11月上旬，中央工人委员会成立，同时宜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总罢工，直到苏联军队完全撤离为止。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工人委员会进行了公开的、有效的活动。它直接参与政府的政治事务，并以主人身份跟苏军接触。一些重大会议也通知政府和苏军总司令部的人列席，以向他们宣布表达了工人阶级意志的重大决议。
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曾同意工人委员会和各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协商组织，帮助政府工作。
下午4时，中央工人委员会主席山多尔·拉茨突然站起身来向全场宣布：
“从现在开始，一小时内，人们在首都大街上将看不到任何活的灵魂。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阵亡的殉难者。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要静默一分钟。”
这是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觉悟、尊严和力量的体现，它迫使苏联军官承认了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权威。
苏联军官也和工人一样站起，唱匈牙利国歌，并同样脱帽向一个月前死于暴乱的牺牲者致哀。
苏联军队承认了工人委员会的权威，承认他们匈牙利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苏军总指挥部甚至还给工人委员发放了允许携带武器的通行证。
12月初，当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的纳吉走出使馆并被苏军劫持后，中央工人委员会曾指示所有的工厂，在纳吉返回之前实行总罢工。当时，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停止了生产。连机关、学校、服务行业也关闭了。
要说明的是，这些工人委员会的组成完全是自发的，它的领导成员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在1956年底，工人委员会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难道不是10月的成果？不是用鲜血换得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遗憾的是，这一民主形式只存在了一个多月。
“该结束了。你们不要再向我们提出任何过份的要求，也不要无限期地延长罢工。你们应该为我允许你们重新离开这间房子而感到高兴。”
工人没有屈服，作为回答，已被取缔的中央工人委员会干
12月中旬，工人、群众在与政府的对抗中发生了武装冲突。这结果是更多的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同时对纳吉的个人命运产生了悲剧性影响。
作为一个新政权，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尽快恢复濒临崩溃的经济生活而对动乱诉诸武力，或许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同意说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除此别无选择；而如果要给这种镇压打出捍卫社会主义的幌子，要给工人委员会安上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动的罪名——这几乎成一切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压制民主的通用理由——则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在1956年底就为匈牙利事件中的工人阶级作过辩护。
卡德尔说：“硬说工人阶级在获得自己胜利的11年后，跟着反革命跑了，这难道会使社会主义的良心感到安慰吗？即使我们假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毕竟还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工人阶级使用大棒呢，还是应该对把工人阶级弄到使它不得不起来反对自己的历史利益这种荒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为了恢复秩序，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而必须诉诸武力——甚至是外国武力。这是匈牙利事件自始至终所遵循的逻辑。可是人们忽视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恢复的是旧秩序呢？如果挽救的是他们正在批判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呢？那么匈牙利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镇压中的流血和死亡了。
这一点不幸被事实证明了。
历史刚跨入1957年，新的政治恐怖又笼罩着布达佩斯。
1957年元月19日，“一夜之间，在布达佩斯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著名作家、工人领袖和党内受尊敬的异议人士。”
当天夜里，在福乌察监狱的大院内进行了屠杀。
这次镇压的结果是20万匈牙利人——绝大多数是青年离开了匈牙利，这在人民中造成了“一种恐怖心理，好象虽然没有了拉科西，但新的拉科西时代重新在匈牙利出现”。
这就是匈牙利付出的代价。
假设历史在1956年作另一种选择：让工人阶级和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运用民主权力呢？很可能人民大众会犯一些错误——政治家就不犯错误吗？——会在初期出现一些混乱，造成一些损失，但我们能不能指望他们迅速成熟并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呢？
谁也不应该作否定的回答——如果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他愿意相信人民的力量、一个民族的智慧的话。
如果可以肯定这种回答，那么我们要再一次说：不愿为民主付出代价，便会为专制付出更大的代价。数千人被捕被杀，数十万人逃离祖国，证明了这个真理；纳吉的悲剧结局也证明了这个真理。
十五
纳吉被判处绞刑。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处决执打时，这位中欧的伟大政治家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声：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避难者和大使馆都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困难。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他们交出纳吉；大使馆受到机枪射击，有外交官被打死；“难民”的治病、吃饭成了问题。
匈牙利新政府对纳吉的态度比较宽厚和矛盾；有人建议同纳吉谈判，有人则认为不妨让纳吉去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
纳吉等人在大使馆内渡过了17天后，由于南斯拉夫的多方调解、谈判，匈牙利政府终于在
南斯拉夫和纳吉都接受了这一条件。
苏联军官闯入车内，将两名监督执行这一协议的南斯拉夫外交官拉出车外。
在苏联坦克的监护下，这辆公共汽车开到了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和他的朋友拒绝下车，但被强行拉出来。难民中的妇女孩子也遭到同样对待，吓得直叫。
第二天，新闻界发表一条消息说，纳吉和他的朋友“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了罗马尼亚共和国。
纳吉被劫持的消息使全国为之震惊，中央工人委员会向全国所有工厂发出号召，实行总罢工，直至纳吉回来；同时，中央工人委员会就纳吉的安全向新政府提出质询。
然而，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保证都未能挽救纳吉的命运。
在罗马尼亚，纳吉和他的同志们受到了审讯。他们被要求承认13天的政权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这是他们返回匈牙利的条件。
纳吉拒绝了这场交易，并断然否认了指责他的任何罪名。
于是一天早晨，这位政府首脑被拷上手铐，带进一架苏联军用飞机。走进机舱内，他的部长们已经坐在那儿，也戴着手铐。
纳吉的政府就是这样返回了他们的祖国。
对这位有40年党龄的共产党人、这位社会主义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过重大改革的政治家的审判开始了。
这是一次历史对人的审判。
审判的另一方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法庭；审判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
审判一开始，这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
检察长以庄严、冷峻的声音问了第一句话：“职业？”
纳吉站立起来，扶正他的夹鼻眼镜，平静地说：“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检察长愣了一下，大厅里一片沉寂。
此时，历史胆怯了，法律也胆怯了。
庭长拉多轻轻地对不知所措的书记员说；“前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立即给予反驳，但声音依然是平静的。
“不，据我所知，我被任命此职是在
庭长又问：“被告是否认罪？”
纳吉严厉地问答：“不！我无罪！”
审判台上的人又一次陷入短暂的沉默并且低下了头。
纳吉不象失败者，纳吉不是失败者。
为恢复被玷污的社会主义，他走完了艰难的第一步。
纳吉不仅是改革家、是领袖，也是人们的楷模。无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此刻在胜利者的法庭上，他都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和人格力量为他的部下作出榜样。
紧接着是对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的审判。
“职业？”
“国民军总监，匈牙利共和国国防部长。”
“前国防部长。”
“不，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从未撤过我的职。”
纳吉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年轻的战士与他的年老的总理相视微笑了。
他们相互从对方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气节，还有深深的理解——他们在此刻依然为之奋斗的，当然已不是职权和地位。
这是最后的斗争，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斗争。改革死了，信念长存！改革死了，改革万岁！
审判的时间并不长，这场喜剧的导演在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面前是那样的难以确立自信，以至不得不草草收场。
纳吉被判处绞刑。
纳吉用沉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当庭长问：“被告伊姆雷·纳吉，您想提出赦免申请吗？”
纳吉只说了一个字：“不！”
他年轻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生命已经显示过自己的价值，已经辉煌地完成了它的人生旅程。失去它已经没有任何遗憾。
使纳吉遗憾和牵挂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命运。
纳吉说：“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两天以后——
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绞刑执行时，当绞索还未最后绞断这被称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声音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为所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喊：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被强加的“共产主义”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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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会上，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和苏联的外交策略。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网，作者：金雁，原题：《匈牙利：通向变革的三把“钥匙”》
风云突变的1947年
很多人对后两把钥匙还记忆犹新，但不清楚“1947－1948年”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年代，以及为什么说这个年代是东欧现代史上的重要一环。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反法西斯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都不占优势，因此当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即政治上的多党议会制和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3月美国宣布实行“杜鲁门主义”，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国发出邀请，苏联表示拒绝，也禁止东欧国家加入。斯大林明确说：“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9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西南的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没有事先通知与会的各国代表。在会上，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和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遭到众多代表的反对。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认为，这会遏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捷克代表斯兰斯基表示抗议，甚至中途退席；法共、意共的与会人员也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则以事先没有取得本党中央的授权为由，希望暂缓成立该机构。但是在斯大林的强硬要求和遥控指挥之下，会议当场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成形，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之下，根据“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东欧各国都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导致它们停止已经开始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看到东欧各国共产党的不服倾向后，苏联决定先拿南斯拉夫开刀，指责“铁托集团”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目的是“与苏联相抗衡”。接下来，苏联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堕落到出卖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要予以清算。同时，苏联打断了从1944年开始的、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认为这是“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违背和歪曲列宁主义的”，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提出的无视苏联历史经验的理论”，东欧各国必须立即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日丹诺夫还在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向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共产党也必须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内部不能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分，社会民主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最接近共产党的力量，不存在联合阵线式的“大左翼”，并命令东欧各国共产党在1948年上半年快速完成兼并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尽快除掉这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一直就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游击战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奔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土派”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做法很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唯苏联马首是瞻、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为反感。“本土派”的一些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的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国很有威望。二战中他们在国内从事艰难的地下斗争，对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情况更为了解，他们希望根据本国的特点，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度的唯一标准，于是那些依仗苏联权势的“莫斯科派”就有了一张打击“本土派”的有力武器。“莫斯科派”认为东欧国家无权选择自我发展道路，必须照搬斯大林模式，不遵从苏联人的指挥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于是，在1948－1949年，东欧各国都出现了破获“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其数目之多、涉及人数之广，达到了使苏联内务部的官员超负荷工作的程度，很多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本土派”的领袖都受到波及。他们或是被捕入狱，或是不经审判被处决，或是被迫流亡国外，原先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党派均被取缔解散，残留下来的也经过大改组而名存实亡，从此听命于苏联“老子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分为两种，一是以苏、阿、匈、罗、捷克为代表的一党制，二是以波、东德和保为代表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再加上有共产党情报局、“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这样机构的管制，东欧国家在组织、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受到钳制，苏联模式被强行移植。1947年成为东欧战后历史的转折点，从而为后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莫斯科派”搞大清洗造成人心波动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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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经济观察网，作者：金雁，原题：《匈牙利：通向变革的三把“钥匙”》
1949年的“拉伊科事件”
就像提到日后的剧变，就无法回避1956年一样，提到1956年事件，也无法绕开1949年匈牙利的“拉伊科事件”。
匈牙利工人运动有它的独特性，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要比共产党的历史长得多，因此在工人中有深厚的基础。匈牙利工人党成立于1873年，1890年改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而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于1918年11月成立的，比社会民主党晚了40多年，1919年库恩·贝拉领导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社民党和共产党曾一度合并，5个月后政权被颠覆，两党分裂。1924年，匈牙利共产党在维也纳重建，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扶持霍尔蒂的“箭十字党”执政，共产党的活动十分困难。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匈牙利共产党也随之宣告解体，一些人以“和平党”的旗号留在国内坚持斗争，党员只有2000多人，另一些人跑到苏联组建了驻外的中央委员会，1944年，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第三次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与国内并肩反抗法西斯的社民党再度合作。由于双方的价值立场相近，又有国内抗战的共同经历，于是双方于1945年成立了两党联络委员会。而跑到苏联去的拉科西等人随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与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合并。“莫斯科派”由于有苏联人作后盾，顺利地成为党的主要领导，由1941－1944年担任国外委员会领导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拉科西·马加什出任匈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当时共产党不能掌握社会力量的大多数，需要联合各民主力量，于是共产党提议与其他一些反法西斯党派组成“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由在国内民主派中人望颇高的工人领袖拉伊科担任“匈牙利阵线”总书记。后来，在“匈阵”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时国民大会和临时国民政府。
1945年匈牙利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凡年满20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选举中，小农党取得了57%的席位，社民党获得17.41%选票，共产党获得16.95%的选票，全国农民党、公民民主党瓜分了其余的选票，小农党创始人蒂尔迪·佐尔坦组建联合政府，该政府采取了“既不执行左翼政策，也不采纳右翼方针”的中派路线。1947年匈牙利修改选举法，限制右翼团体和个人参加选举，在该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22.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1948年6月，在日丹诺夫的提议下，共产党兼并社民党，然后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此举遭到社会党的部分党员抵制，很多人退党。此后“莫斯科派”的拉科西小集团独揽大权，拉科西一人包揽了国防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匈共总书记三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按照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在党内排除异己，清洗“本土派”与兼并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1948年匈牙利开始“大清洗”，党内的“老近卫军”都被以“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罪名逮捕入狱，二战中在国内坚持游击战或被霍尔蒂政权监禁的“本土派”成为矛头所向。在这次“清洗”中，拉伊科·拉斯洛首当其冲，另有19万人被开除出党。1949年匈牙利的党派竞选结束，其他党派消亡，一党制成形。
在从人事上清除了“本土派”的障碍以后，拉科西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照搬苏联的重、轻、农的顺序和“五年计划”发展蓝图，不顾人民生活地拼速度、拼积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匈牙利根据苏联的要求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一五计划”中搞“大跃进”，把“五年计划”中原先设定的90％的工业增长目标提高到200％，重工业增长目标则由104％提高到280％。这样的高积累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与1949年相比，1951年下降11%，1952年下降18%，1953年下降13%。高征购和强迫集体化使农业生产陷入停顿，1/10的土地抛荒，食品供应紧张，1948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的纳吉告诫说：“强行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告终。”这种状况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政治形势恶化，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渐高涨。
匈牙利二战后照搬苏联模式不得人心
来源：俄罗斯研究 作者：郭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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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经济领域，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书记处的档案材料，倘若没有苏联顾问的参与，那么匈牙利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决定都不会作出，而且也不会付诸实施。无论是长、短期的经济发展规划，还是有关未来“社会主义蓝图”的构想，抑或是农业合作化以及社会管理组织的改革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均是如此。
本文摘自：《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2期，作者：郭洁，原题：《试论战后匈牙利的“苏联模式化”》
匈牙利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国土面积仅有9.3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国家。从公元1000年第一位国王圣·伊斯特万正式加冕算起，到20世纪40年代，匈牙利已有了940多年的历史。二战期间，匈牙利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样，同为法西斯德国的仆从国。由此，战争结束后也都成了战败方。盟国在这些国家设有管制委员会，委员会名义上由苏、美、英三国共管，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实际上依据“谁占领、谁负责”的原则被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1944年底至1947年深秋，与东欧多数国家类似，匈牙利走的是一条由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一、短暂的“人民民主”及其产生背景
“人民民主”这一术语，据沃罗基京娜等俄罗斯学者研究表明，最早出现于1931－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期，是与“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出现紧密相联的，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国家政权属于由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组成的反法西斯力量联盟民族阵线所有。民族阵线在整个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经济上，则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结构，既保留私营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存在，又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逐步国有化，部分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当时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治力量看来，人民民主应当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它既不能仿效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又应当同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苏联政权模式区别开来。长期研究苏联与东欧问题的匈裔美国学者查尔斯·盖蒂认为，所谓“人民民主道路”，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个过渡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因素和特征同时并存，社会主义将通过渐进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
1944至1947年间东欧国家选择“人民民主道路”，首先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夕社会中左翼激进情绪普遍高涨直接相关。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党人，都将社会主义视为自身努力的前景和方向。虽然双方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他们均承认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将会是漫长的，多半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方能实现。他们也都认为，由于这是一条和平的、免除了革命动荡的道路，故而无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在具体目标方面，社会党人大多向往西欧的社会改良主义方式，而共产党人常常从经典学说出发，认为“苏维埃民主”是最高级的民主模式，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而非像苏联那样以社会政治动荡为代价来实现它。然而，若从更深层次来看，人民民主在二战接近尾声之时之所以能从一种理论设想变为政治现实，决定性的因素则来自于外部，首先是苏联的影响。1945年前后，苏联对东欧的外交政策是在一个目标和现实相冲突的矛盾框架中形成的。一方面，苏联新的欧洲地缘政治地位为它提供了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推广到在“一个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为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一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利益，苏联又需顾及到同西方国家之间结成的战时同盟关系，在东欧强行推进社会主义的战略会招致西方的敌视、不满和反对，激化双方矛盾。可以说，战后初期东欧通过渐进式的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安排是服务于苏联的对外政策的。当时，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继续维持大国间相互合作的纽带，在对苏友好的国家（首先是位于苏联西部和西南部边界的那些国家）构筑起一条战略“安全带”，同时在战后共产党人影响力获得增强以及西欧主要国家的共产党（如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参加政府的基础上，力图实现推进“世界革命”的设想。
这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以及结束后的最初两年里，苏联鼓励东欧国家选择一条不同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根据莫洛托夫就成立匈牙利临时政府问题与匈牙利代表团的会谈纪要，1944年11月，苏联关于匈牙利多党联合政府的设想是，它“应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并吸收所有政党、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参加”。按照这种设想，
战后初期，整个欧洲都普遍组建了由各政党派别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东欧国家所建立的人民民主制度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对各阶层劳动者实行民主，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同时，它又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制度并不剥夺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而且国家经济具有多种成分并存的特征。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人民民主是基本符合东欧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应当肯定，把人民民主制度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国家形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东欧各国实际的一种选择。
二、从“人民民主”向苏联模式的过渡
依照苏、匈领导人的最初想法，匈牙利的人民民主道路将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1944年底斯大林曾告诫匈共领导人，切勿以政治口号“吓着人民”，“要想走得更远，必须有待力量足够强大”。匈党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雷瓦伊·约瑟夫在同期召开的匈共成立大会上也曾公开宣称：“千万不要以为（由几个政党组成的）民族联盟是一个短暂的政治联盟，是战术上的缓兵之计，事实是这个联盟将长期存在。”但是，联盟终究未能长期存在。不到两年，在苏联的直接干预下，匈牙利的人民民主道路被迫中断。
苏联为何突然改变其原定的设想？对此，不乏大量的解释。应当说，大国之间在诸如德国问题、东欧发展前景等重要问题上的矛盾和对抗变得愈加明显和激烈，西欧社会情绪的指针开始向右摆动，芬兰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并先后被逐出政府、希腊共产党抵抗运动在事实上的失败以及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大选中频频遭挫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诱因。在上述事态的综合影响下，苏联以及东欧各国共产党开始对民主联盟政策以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产生出怀疑和担忧。在莫斯科看来，日渐紧张的国际局势和东欧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对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旦东欧各党步西欧党之后尘，被排挤出联合政府，则东欧各国对苏友好政府的生存、继而苏联在东欧的存在，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于是不久后，在马歇尔计划和苏南关系恶化两件事的直接刺激之下，苏联断然决定抛弃大国合作的幻想，并叫停东欧人民民主尝试。
从1948年到1953年，匈牙利经历了被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称为“东欧最强烈的斯大林化时期”。其中，1947－1948年可以视作是从人民民主向苏联模式迈进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将其称为一个“去人民民主化”的阶段。在此期间，人民民主道路所具有的特征被一点点剥离，除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逐渐被清除出国家政权，国有化迈出了更快、更大的步伐。
从1947年开始，为了将其他党派逐个清除出联合政府，实现共产党一党执政，匈党开始实施所谓“切香肠战术”（SalamiTactics）。对于这一战术，党的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曾作过形象的解释。他说：“我们力图做到毫不费力地取得政权，像切香肠一样，分阶段地一个一个地切割。首先，我们广泛联合；然后，我们在诸如警察、保安这类部门增加我们的实力；最后，我们把敌人统统地排挤出去，让他们引退去当老百姓。”根据该战术设计，联合政府第一大党独立小农党是首先要被“切割”的“香肠”。
除了取消多党制的斗争之外，匈党还加快了经济领域清除资本主义成分的步伐。战后头两年，联合政府只是将矿业和电气产业收归国有，仍然保留并允许私有经济在其他领域的存在。从1947年起，国有化的范围迅速扩大。1948年2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铁矾土和制铝工业国有化的法令；次月，批准了关于对雇工超过百人的企业（约有600多家）实行国有化的法令和将匈牙利保险公司划归国有的决议；其后不久，又作出决定，将全国13家大银行连同其参股和监督下的264个工业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至1948年春，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己基本完成。是年3月底，国有企业从业人数已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3.8％。在此阶段，土地国有化尚未大规模展开，但己开始选点试行。1948年秋，仅几周之内，就迅速地组建了600个生产合作社。
三、苏联模式在匈牙利的全面确立
多党制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为全面推进苏联模式扫清了道路。从1949年起，匈牙利的“苏维埃化”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全面而快速地迈进。
首先，政治上，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一党执政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在匈牙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突出地表现在：党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代行最高权力机关（国民议会）、国家最高管理机关（部长会议）、最高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长）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同时将全国工会、劳动青年联盟、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置于党的直接控制之下。以国民议会为例，在1949年议会大选之后，国民议会的权力较之多党联合执政时期大为收缩，其立法权事实上已由共和国主席团代为行使。有数据表明，联合政府时期，国家所有的法令均须由国民议会批准通过，但1949年以后，国家85％以上的法令是由共和国主席团制定和颁布的。由于共和国主席团的成员系由党中央任命，如此一来，国民议会实际上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对国家政治生活失去了应有的影响。
除此之外，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党的自身组织系统内也表现得格外明显。跟苏联共产党一样，匈党内部的权力架构也犹如一座金字塔，自下而上，权力依次递增：基层党组织一地区委员会一中央委员会一政治局。在位于塔尖的政治局中，党的总书记拉科西与另外三位委员格罗·埃诺、法卡什·米哈伊、雷瓦伊·约瑟夫又组成了一个号称“四驾马车”的权力小集团，其中，拉科西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四驾马车”不仅独揽党内一切大权，而且依照苏联的做法，不断强化政治警察、保安机构的职权和地位，并将其置于党和国家各级组织和机构之上。这样的一种组织模型和权力架构，不仅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滥用权力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也造成了个人崇拜的蔓延和盛行。在匈牙利，对自称为“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的拉科西的个人崇拜同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拉科西在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也不由得坦承，自己在此过程中充当了“身不由己的主体”，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党和全社会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其次，经济上，在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1、实行单一公有制，消灭其他所有制成分。
2、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1949年8月通过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受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决定。”一整套消除市场经济、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也从苏联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匈牙利。根据这套做法，计划的实施依靠的不是激励机制，而是行政命令与硬性的指标。党和国家在中央一级设立了主管全国经济和生产的计划办公室，由计划办公室根据中央确立的经济目标制定订出五年计划，然后，按年度、季度分解并细化后，下达分管国民经济各行业的重工业部、轻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建设部、交通及邮电部等各政府机构，最后再由它们落实到各自分管的企业中去。企业生产所必需的资金、原材料等均由国家统一调拨，最终产品则必须上交国家统分统销。作为劳动集体，企业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除了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完成各项计划指标之外，具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必须服从于中央的指令；单个工人也因指令性计划而失去了主体地位，其首要职责就是在一定劳动强度下按规定并尽可能超额完成其劳动定额。
3、实施以重工业为基础、机器制造和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快速工业化发展战略。1950年1月，匈牙利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正式生效。该计划将“加速匈牙利的工业化，首先是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根据规定：一五计划全部投资额（共计509亿匈福林）中大约42％将用于工业生产，而重工业投资额将占全部工业投资额的86％，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用于发展机器制造和军事工业；按照一五计划确定的指标，1950－1955年，国家对农业的总投入仅为80亿福林，不足全部投资额的16％；轻工业和商业则更少，分别是30亿福林和9亿福林。这种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机械照搬了苏联五年计划的模式。不过，重工业是一种能源与资源消耗型产业，以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心，对于匈牙利这样一个能源稀缺、资源基础又相当薄弱的传统农业国家而言，其所需付出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宣扬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推向极端。
在匈党领导人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之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日益成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同时在此基础上，拉科西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谁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在错误后面找代理人”等口号。在其渲染之下，全党和全社会被笼罩在一种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之中。早在1948年秋即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不久，第一轮党内清洗便旋即展开，一部分原社会民主党人被清除出党。1949年秋，为了配合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发起的反南运动，匈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阵线总书记、外交部长拉伊克·拉斯洛被冠以“铁托分子”、“共产党叛徒”、
“国际间谍”、“霍尔蒂密探”等罪名遭到处决。轰动一时的“拉伊克案”迅速拉开了党内更大规模政治清洗运动的序幕。在拉科西的直接指挥和领导之下，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普通党员干部被扣上了“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或“帝国主义代理人”等诸如此类的帽子，遭到拘捕或被逐出党的队伍。到1950年初，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党员人数已由成立之初的1，128，130人骤降到828，695人，减少近三分之一。
大规模清洗运动是从党内开始的，但很快便波及到整个社会，几乎无一个阶层得以幸免。工人、农民、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均成了镇压对象。为使企业完成或超额完成中央下达的生产任务，国家规定了严苛的劳动纪律，工人稍有违反，轻则会被扣薪或罚款，重则招致拘留和监禁。仅1951－1952年间，就有1.5万名劳动者因违反劳动纪律而被关进监狱；1949－1953年，为了解决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住房紧张的问题，当局将大约35－40万户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房产予以没收，并将他们驱逐至偏远乡村重新安置；在大清洗期间，天主教会也受到严厉的镇压。1948年12月，匈牙利总主教、红衣主教明曾蒂·约瑟夫因反对教育世俗化和关停所有宗教学校遭到逮捕，并于次年2月以“反国家阴谋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51年6月，另一名教会领导人格雷斯·约瑟夫也因捏造的罪名而被捕。1948－1950年，另有225名天主教牧师、僧侣遭到拘捕和判刑，2500名（约占总人数的25％）神职人员被放逐。在整个匈牙利，从1948年底至此后四年短短的时间里，共有近130万人遭到法庭审讯，其中一半以上被定罪，如果以匈牙利当时950万人口来衡量，也就是说，每年全国约有1.2％的人口遭遇牢狱之灾。不知何时就会大祸临头，使得本应平静的生活变得充满恐惧与不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笼罩在一层彼此猜疑、互不信任的阴云之下。
四、结论
就这样，一个匈牙利版的苏联模式在这个中欧小国扎下了根。为了使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尽可能地接近于原型，苏联逐渐加大向东欧各国派驻顾问。最开始是军事方面的顾问。1949年1月底至2月初，匈牙利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军事问题与苏联方面举行谈判，双方就苏联派遣一批军事顾问到匈牙利达成协议。其后不久，苏联加快了在东欧国家安全机构和内务部门建立和巩固顾问系统的步伐。同年秋，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其内部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帮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安全机构”的部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各东欧卫星国家的情报被派驻各国的苏联顾问们源源不断地反馈到这个部门。在经济领域，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书记处的档案材料，倘若没有苏联顾问的参与，那么匈牙利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决定都不会作出，而且也不会付诸实施。无论是长、短期的经济发展规划，还是有关未来“社会主义蓝图”的构想，抑或是农业合作化以及社会管理组织的改革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均是如此。这样，苏联在按自己的样式“革命性地改造”了匈牙利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后，通过匈党、苏联模式和苏联专家，将其完全统合到苏联阵营中来，成为这个体制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今天看来，也正是这一切，为日后匈牙利政治、经济、社会的曲折发展埋下了深重的伏笔。
斯大林死后苏联对匈牙利的束缚有所放松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作者：胡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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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斯大林去世的几个月，贝利亚之所以能成功地在国内进行改革，并将其改革理念引入东欧国家，推动东欧国家特别像东德、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顺利地进行早期改革，这不能不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当时在党内的权力及地位有关。斯大林去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新的领导班子中，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许且掌管由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的新内务部，于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成为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贝利亚的许多改革理念，特别是发展经济，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比例更符合马林科夫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改革思路，因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推动东欧国家的早期改革过程中，能够较默契地相互配合，使得贝利亚授意并推动的改革得以顺利贯彻实施。
本文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作者：胡舶，原题：《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与匈牙利的“新方针”改革（1953－195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大量的档案不断解密，国内外学者对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党内的夺权斗争以及苏联内部的改革已有初步研究，但对东欧国家的早期改革却鲜有提及。本文将依据新近公布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和匈牙利）的档案，详尽地探讨1953-1955年间苏共党内斗争影响下的匈牙利国家改革的早期进程，以期更为深刻地理解二战后东欧国家发展的曲折道路。
一
1953年对苏联和东欧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苏联东欧的政治积雪开始溶化，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共领导层在继续维持阵营内部团结的同时，试图对斯大林时期控制东欧的局面有所松动，允许东欧国家内部政策有一定的自由度，授意并推动东欧国家进行局部的经济改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不仅对自冷战发生以来被纳入苏联发展轨道的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的国力薄弱以及潜在的反苏民族主义情绪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基于此，苏联为进一步巩固它在东欧的地位，已决意在东欧国家搞局部的经济改革以改善东欧国家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从而巩固和增强这些国家政权的统治根基和社会控制力。因此，在苏联的授意和推动下，东欧国家先后开始了程度不同且范围有限的“被动”改革。
新近公布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档案显示，东德是苏联最早授意进行内部改革的东欧国家。苏联敦促东德进行改革的初衷主要是基于对东西德关系以及缓和东西方关系的考虑。因为东西德关系问题一直是苏联的棘手问题，而且从1953年初开始，东德局势恶化，东德的居民大批逃往西德，从1951年1月到1953年4月，逃到西德的人数达44.7万，其中1953年4个月就达12万以上。大量人口的逃亡一方面造成东德的人口流失和政局的不稳定，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无疑会加重西德的就业压力和经济负担。而人口逃亡的主要原因在于，东德被纳入苏联模式后一直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一个孤立于世界经济的相对封闭的狭小经济圈内发展经济，而西德却是沿着市场经济的轨道在世界市场的大范围内发展，两者不同发展模式的明显差别到1953年已表现出来。
事实上，早在1953年4月，苏联就敦促东德政府改变斯大林时期集中统一的经济政策，面对当时大量东德人逃往西德、社会日益动荡的情况，苏共中央主席团于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此决议的同时，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也被召至莫斯科就决议精神及东德局势进行会谈。苏共领导认为苏联已为东德制定了改善政治、经济状况的方针，具体的实践要靠东德领导来进行。此后，东德领导人于
从现有的档案材料看，苏联党内执意要在东德推行“新方针”改革的正是当时在苏联国内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的苏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后来成为党内斗争失败者的贝利亚。不仅如此，贝利亚还主张不必在东德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苏联需要一个和平中立的德国。贝利亚的这一主张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解决德国问题的措施时，引起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这也成为他后来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如此，这起码表明，贝利亚当时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大方针下在东德推行小“新方针”，是出于对东西德关系问题的考虑，同时也是为未来德国的统一问题创造条件，其整体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同样，新的档案表明，匈牙利是在苏联授意和强力推动下第二个推行“新方针”的东欧国家，而且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人物也是贝利亚。贝利亚的垮台和马林科夫的失败所造成的匈牙利国内改革派在匈党内斗争中的失利直接影响到了匈牙利国家早期的改革进程。
就在苏联领导人关注东德局势并要求东德领导人强行改变斯大林集中统一经济政策的前后，即早在1953年3月，匈领导人拉科西就被召到了莫斯科并授意跟从苏联领导，在匈牙利宣布“新方针”和实行集体领导原则。
新的俄罗斯档案显示，苏联当时对于匈牙利的局势更为关注，不仅如此，苏联领导层都表示了对匈牙利事态的不满，并极力要求匈牙利领导人认清形势，锐意改革。当时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会议由当时苏头号人物马林科夫主持。马林科夫首先发难，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等紧跟其后。他们指责匈牙利领导把国家领导到了接近爆发事态的边缘。据赫格居斯后来回忆，“原来他们对匈牙利民众的对立情绪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列举了大量逮捕、强制性推动农业合作化以及征收农业品定额制度方面的例子”。最近人们从匈牙利中央档案馆发现的有关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更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与会者历数匈牙利领导在诸如农业、工业、干部以及法制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马林科夫指出匈牙利领导低估了匈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他特别谈到了匈牙利的经济问题和合作社问题以及干部问题，指出匈牙利的农业状况很糟，中央在农业方面投入太少，他说据他所知，1952年就有近一万人离开了农业合作社，因为合作社社员收入比普通农民还要少，匈在征收农民农业税中存在过激行为，“很多农民被法庭判刑，原因是他们不能完成国家下达的收缴任务，1952年下半年就有25万人被判刑。商业贸易也是一团糟，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0贝利亚则指出，匈牙利领导对农村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也不想努力去弄清农村的情况。他说，拉科西把纳吉开除出政治局原因在于纳吉主张合作社运动速度要慢，事实证明纳吉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他建议纳吉担任总理而拉科西继续担任第一书记一职，因为“纳吉仍然忠诚于党，而且他不是犹太人，又是农业专家，对农业内行”。贝利亚还特别指出拉科西等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他指责拉科西违犯法制，判刑太多，“两年半中有150万人被判刑”，被逮捕者更是多如牛毛。贝利亚认为应该派可靠同志专门负责内务部的工作以纠正现存的错误。贝利亚还说，因为“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匈牙利比较关注，他们的目的即在于推翻现在的匈政权，在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匈牙利现在有很多因素会被敌人加以利用，有很多人对人民民主制度不满，所以改善现有状况迫在眉捷。莫洛托夫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之后发言。他指出，匈经济方面所犯的错误亟待纠正。不顾自身能力加速工业化，从事工业的人数三年之内增加50万，这对匈牙利来说不但非常有害而且极其危险。匈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拉科西的专横行为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布尔加宁则强调指出，拉科西在军队中大规模进行清洗给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过去的一年零三个月中，军队中就有17万余人受到惩罚，比例为3：1。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这“决不是社会主义之路而是走向灾难之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指责拉科西集团没有坚持真正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党内生活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这给党群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拉科西对与会者的发言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反驳。格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特别就拉科西的个人专权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新的俄罗斯档案还记载，正是在贝利亚的强压之下，匈牙利新的领导集体才得以产生。在后来的两天讨论中，会议气氛比以前更加紧张。苏共坚持拉科西不再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和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的两个职务，拉科西留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由纳吉担任。在所有与会者当中，贝利亚的批评言辞最激烈，语气最强硬。莫洛托夫还断言拉科西在匈牙利执行某种独立政策，其目的是想和美国单独实行妥协。格罗、赫格居斯都作了低调的自我批评。纳吉则支持苏方的批评，甚至还举例支持苏方的观点。只有拉科西还企图为自己辩解，始终强调匈牙利的具体困难，说匈牙利工人运动的传统很薄弱等等。他说：“我向诸位请教，什么问题应当在部长会议内解决，而什么问题应当在中央委员会解决？”拉科西的反驳惹恼了贝利亚，贝利亚说：“什么中央委员会？就让部长会议解决一切算了，中央委员会就搞人事和宣传吧。”由于贝利亚历数拉科西等人的高压手段在匈牙利造成的无数错误和罪行，最后拉科西不得不接受了由马林科夫提出的人事变动的一揽子计划。即拉科西放弃总理职务，但可以保留第一书记的职务。纳吉出任总理，时任内务部长的格罗和农业部长的赫格居斯担任副总理。萨劳伊·贝拉被任命为计划局局长，法尔考什·米哈伊和雷瓦伊·尤若夫辞去部长职务，并免去其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从此，一个由纳吉、拉科西、格罗和赫格居斯组成的新领导集团代替了过去以拉科西、格罗、法尔考什、雷瓦伊为首的“四人集团”，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和匈牙利领导看来，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总理职位显然要比第一书记的职务重要。因为当时在苏联马林科夫身居总理要职，被看成是苏联领导的第一号人物。就这样，匈牙利新的领导集体被“创造”出来了。匈牙利人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是莫斯科的建议就要无条件地接受，而且他们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做法，因为他们深知苏联作为当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其拥有的权力是匈牙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独自与之抗衡的。
虽如此，来自莫斯科的批评基本上都是针对匈“四人集团”和拉科西个人进行的，苏联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触及匈牙利社会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贝利亚、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也根本不是要给匈牙利以自由，他们只是要以纳吉遏制住拉科西一伙，因为一方面纳吉提出的建设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纲领给了人们很多许诺，社会舆论倾向于纳吉，纳吉当总理可适当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而且纳吉在斯大林逝世时已是副总理。另一方面，现已披露的一些材料表明，纳吉之所以在战后能当上匈牙利内务部长等要职，与莫斯科的支持分不开，部分原因是由于纳吉在30年代曾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有秘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有助于纳吉在匈牙利政府中占据重要岗位。所以莫斯科在批评拉科西时就自然而然地考虑到了纳吉，把纳吉作为平衡拉科西的一个砝码。
1953年7月，纳吉正式出任总理。上台伊始，他首先深刻分析和批评了过去党和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纳吉的改革纲领是：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加速发展轻工业；提高对农业的投资，改变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度；允许农民退社，取消合作社；允许私有企业合法化；解散劳动营，取消流放，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纳吉的锐意改革博得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并初见成效。“1953年秋天，市场商品供应比194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好。职工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分别增长了20％和10％。解散了拘留营，停止了移民，取消了即决审判。国家得到喘息的机会。人们不仅减少了恐惧，而且出现了劳动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看到了工作的意义，视之为未来的保证。”
由此可见，纳吉之所以能顺利上台并锐意改革，贝利亚功不可没。在斯大林去世的几个月，贝利亚之所以能成功地在国内进行改革，并将其改革理念引入东欧国家，推动东欧国家特别像东德、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顺利地进行早期改革，这不能不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当时在党内的权力及地位有关。斯大林去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新的领导班子中，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许且掌管由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的新内务部，于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成为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贝利亚的许多改革理念，特别是发展经济，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比例更符合马林科夫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改革思路，因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推动东欧国家的早期改革过程中，能够较默契地相互配合，使得贝利亚授意并推动的改革得以顺利贯彻实施。
但是这种良性发展的趋势很快就被人为破坏掉了。拉科西等人对国内经济生活中日益活跃起来的小手工业以及很多人退出生产合作社的现象甚为忧虑和不满。为了阻止合作社解散的趋势和使小手工业者不再重新抬头，拉科西伙同赫格居斯、格罗等采取了一些同政府新纲领精神背道而驰的手段，暗中在经济上限制小工业者的发展．并勾农民退礼和解散合作社制造困难。赫格居斯也承认这一点。由于拉科西等人的抵制，纳吉的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匈牙利的社会生活重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三
贝利亚的垮台无形中把马林科夫推到了和赫鲁晓夫直接较量的前台。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贝利亚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马林科大和赫鲁晓夫两人在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力量和地位的增长与变化。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排在莫洛托夫之前，处于第二位，赫鲁晓夫排名第五位：贝利亚垮台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排名上升至第三位。9月，赫鲁晓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此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不断扩大。
就在1954年5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匈牙利国内改革和反对改革者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集中表现在匈牙利党的领导层内分为赞成改革与反对改革两派。匈劳动人民党内部的这种斗争当然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系，但是这不是全部。虽然我们不能把苏共中主席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作影响匈党内斗争的主流而全然忽视它存在于匈牙利的更深刻的内部根源，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苏共党内斗争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斗争的直接抑或间接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党代会召开前，匈牙利国内整个权力机构和社会都已分成两派，表面上是表现为拉科西和纳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赫格居斯看来，1954年出现的这种社会两派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同匈牙利民族的感情创伤有关”。当时改革派的阵营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民族反抗精神作后盾”。正是由于当时存在着一个“轻易不甘放弃权力的强大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机构”，而且党的领导不承认自己是“造成民族感情创伤和民族反抗的原因”，所以党的领导机构内部反对改革的势力阵营也很强大。可见．反对改革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是继续遵循苏联斯大林模式还是改革斯大林模式。
克里姆林宫似乎感觉到当时匈牙利国内的这种对峙状态，于是匈牙利领导人又一次被召到了莫斯科。而此次莫斯科之行与前几次不同，此次成行是拉科西主动建议要求的。拉科两的目的无非是想利用此次机会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为自布达佩斯积极分子会议以后．拉科西一直在抨击纳吉的改革路线，并不失时机地寻求反扑机会。尽管当时赫鲁晓夫在与马林科夫的较量中马林科夫逐渐处于守势，但是对于匈牙利人来说，他们当时对于莫斯科谁是第一把手并不清楚，因此拉科西并未敢过早地摊牌。正如赫格居斯后来所说，“拉科西毕竟具有政治家审时度势的谋略，他在分析了形势以后，只提出在保留纳吉总理职务的情况下加强自己第一书记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拉科西和纳吉分别向苏共中央领导人陈述了各自的政见与观点，但苏共领导人强调匈党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至关重要，他们设法缓和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紧张关系，要双方尽量保持克制，并力图避免东柏林事件在匈牙利出现。苏联当时的这种做法显然在于保持匈牙利稳定．避免匈牙利重蹈东德事件的覆辙。苏联领导人对这两派的态度成为匈牙利1954年5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尚方宝剑，于是党的三大在双方都比较克制的情况下成为一次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妥协的大会。从这一点上讲，拉科西在此次与纳吉的较量中实际上是取得了相对的优势。
尽管苏联一直试图调和匈牙利的两派敌对者以保持匈牙利内部的相对稳定，但是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妥协并未维持多久。事实上，以拉科西和格罗为首的反改革派和以纳吉为首的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已经尖锐化，到1954年10月匈党中央全会时这种矛盾开始公开化了。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二，纳吉与拉科西展开激烈交锋。纳吉强烈谴责1953年6月之前匈党领导在经济政策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反对左倾宗派主义的斗争。拉科西则批评纳吉“新方针”政策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声称纳吉抓住过去的错误不放旨在煽动人民对党的不满情绪，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
紧接着匈代表团回国后，拉科西便迫不急待地对纳吉最后摊牌。同年2月，拉科西通知全国说，纳吉因患心肌梗塞不能行使总理职务。3月米·阿·苏斯洛夫作为特使出席匈党中央全会。拉科西彻底否定了匈党十月全会的决议，他竭力夸大作家和新闻记者们激烈言论的影响，声称“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纳吉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以前在十月全会中全力支持他的人这时都纷纷谴责他的“右倾”错误。尽管苏斯洛夫表示，如果纳吉愿作检讨，那么他可继续保留总理职位。但是纳吉拒绝作自我批评。4月中央全会纳吉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其总理职务由赫格居斯担任。这样，拉科西终于在同改革派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再次掌握了绝对的权力。1955年11月纳吉被开除出党。这场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以纳吉的下台而告终。短暂的“解冻”被新的“冰冻”所代替。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
四
1955年苏联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苏联承认南斯拉夫走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合法的。此后东欧一些国家也纷纷仿效苏联的做法缓和并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共产党世界，特别是给东欧各国那些“斯大林的学生”以沉重的打击。同年4月共产党情报局的被解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欧各国的兄弟党在处理同苏关系上独立自主的要求。此后，东欧一些国家的民众，纷纷起来要求改革现状，摆脱政治上、经济上的束缚，寻找一条像南斯拉夫那样适合本国国情、合乎民族特点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面对东欧出现的动荡局势，苏联当局再次面临对东欧政策的选择。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苏联在修正其东欧政策的同时并未放弃其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支配地位。苏联虽然改变了原来那种用强力指挥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做法，但仍大力扶持那些既能控制局势又忠于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以加强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甚至于不惜诉诸武力。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纳吉路线遭到否定引发匈牙利民众不满导致1956年事件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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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六月政策”的指导下，许多正在上马的大型重化企业纷纷搁置，全国有729个农业合作社解散，农贸市场开业、自留地遍地开花，背“小口袋”的个体交易者活跃起来，这种在当时看来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局面，在匈牙利党内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感到纳吉步伐迈得太大，思想太超前了，于是形成了“反击纳吉”的保守派阵营。这时拉科西趁机到处收集纳吉的“黑材料”，向莫斯科报告说，纳吉实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扰乱了国内的计划经济，使匈牙利迈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网，作者：金雁，原题：《匈牙利：通向变革的三把“钥匙”》
思想超前的改革者——纳吉·伊姆雷
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议会大厦前矗立着一座纳季·伊姆雷的雕像，头戴礼帽、手拿拐杖的纳吉站在一座桥上，双手交叉在桥的围栏上，安详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我问陪同者，为什么要塑造一个站在桥上的形象，回答是，桥是体制的象征，在匈牙利共产党人中，只有纳吉跨越了体制，走到了“桥”的中央。后来我们还在别处看到一尊雕像，是纳吉
在东欧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纳吉是一个另类。这并不是指他的政治观点和1956年的举动，而是指他的“出身”。一般来讲，东欧各国的“改革派”大多出自“本土派”，但纳吉是例外。纳吉与拉科西一样，是“讲俄语的人”，是典型的“莫斯科派”，他与苏联之间的渊源之深超过了匈牙利“莫斯科派”当中的任何人。纳吉1918年在俄国参加俄国共产党，并加入苏俄红军，193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在布哈林主持的“国际农学院”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移居苏联长达十几年之久。正是这段学院的研究经历，使他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独立见解，并深受布哈林思想的影响，同时因长驻苏联，对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同是“莫斯科派”，但他与拉科西只想讨好苏联人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从政以来就认为，“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形式”，社会主义要想比“人民民主”时期更具有合法性，就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利益。纳吉在1944年回国担任农业部长，负责战后的土改工作，1945年11月改任内务部长，1946年由于中央认为他的性格“太宽厚，不适应内务工作”，被改任为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纳吉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匈中央全会指责纳吉“犯有布哈林倾向错误”，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事农业研究，这是纳吉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1951年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恢复，同时在政府担任副总理，兼管农业。也许是由于那个自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拉科西与苏联走得过近，完全不顾匈牙利国情和民族尊严，在国内缺乏号召力，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指定副总理纳吉出任总理。在苏联人看来，换一个同样是“莫斯科派”的温和派，可能更符合“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气氛。
1953年6月，纳吉出任总理后立即提出改革纲领。纳吉提出，匈牙利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反对片面的高速度，要全面发展，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立即下马一批大型投资项目，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改善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工业品价格，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不要过早地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允许退社，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取消拘留措施，关闭集中营，加强法制建设，设立检察院，审理违法案件，这些政策后来被统称为纳吉的“六月政策”。他之所以能够在上台伊始便在匈牙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个人的理论水平、勇于探索的精神、从匈牙利的实践出发以及对苏联经验的总结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苏联的马林科夫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颁布“新方针”，也在探索苏联的改革道路。纳吉的“六月政策”出台后，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护，但也使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党内派系矛盾公开化、尖锐化。
纳吉的改革政策得到了热烈欢迎。在“六月政策”的指导下，许多正在上马的大型重化企业纷纷搁置，全国有729个农业合作社解散，农贸市场开业、自留地遍地开花，背“小口袋”的个体交易者活跃起来，这种在当时看来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局面，在匈牙利党内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感到纳吉步伐迈得太大，思想太超前了，于是形成了“反击纳吉”的保守派阵营。这时拉科西趁机到处收集纳吉的“黑材料”，向莫斯科报告说，纳吉实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扰乱了国内的计划经济，使匈牙利迈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1955年2月，苏共党内斗争结束，主张改革的马林科夫失势，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于是拉科西也加大了批判纳吉的声势。1955年4月，匈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撤销纳吉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赫格居斯接任总理，8个月之后，纳吉被开除出党，这是纳吉政治上的第二次下马。纳吉随即埋头从事理论研究，在1955－1956年先后撰写了《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与伦理》、《当前的几个迫切问题》、《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等著作，而那些“六月政策”的拥护者在纳吉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体制外思想流派。
“裴多菲俱乐部”与1956年事件
1956年苏共20大《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党内再次出现改革派的呼声，这对匈牙利的党内斗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吉认为，从《秘密报告》中披露的资料看，自己的探索和施政方针是正确的，这就更坚定了他的改革决心。受苏共20大思想的鼓舞，匈牙利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和一些知识分子于
6月，也就是纳吉“六月政策”三周年纪念日时，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力达到极盛。
1949年的拉伊科冤案成为一个众人关注的问题。裴多菲俱乐部在拉伊科案件七周年时专门组织了一场报告，由拉伊科的夫人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审判员和律师问题》的演说，她向听众讲述了拉伊科受迫害的前前后后以及自己在狱中六年的遭遇和一大批受牵连者的悲惨处境，听众无不动容。迫于形势，新上任的匈共第一书记格罗开始讨论拉伊科的平反问题，在乱坟岗里挖出拉伊科遗骸的纪录片播放以后，全国震惊。
傍晚时分，纳吉出现在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他说：“我向到场的人们致以热烈的致敬，我向你们民主的匈牙利青年表示崇高的敬意，以你们的热情，定会排除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将通过党内谈判和讨论问题的途径来解决目前的冲突。”随后他要求群众克制，特别强调“我们要捍卫宪法、秩序和纪律，政府将快速做出决定。”这是一个旨在平息事态的讲话，纳吉冷静的态度让对他期望值很高的游行群众感到失望，讲完之后没有人鼓掌赞同，没有人响应。纳吉请求群众一起唱国歌，唱完国歌以后纳吉就离开了现场。
晚上8点，匈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讲话，他首先否定了这场运动，并指责那些“敌人”、“资产阶级”、“暴徒”、“别有用心者”，反复强调苏联人的“解放”和无私帮助。格罗的讲话如同火上浇油，使激奋的群众无法控制，事态很快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危急情况下，匈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有纳吉参加的紧急扩大会议。纳吉临危受命，立即被恢复了政治局委员和总理的职务。会上，前总理赫格居斯提议邀请苏军来进行军事镇压，纳吉同意实行紧急状态的戒严令，但反对使用武力镇压。
经过领导层的紧急磋商并征得苏联同意（后来证明这一同意只是缓兵之计，苏联实际上已在准备再次出兵），纳吉等人决定进行东欧前所未有的改革。已经失去社会拥护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解散，改组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并由卡达尔出任第一书记。在10月底的几天里，卡达尔与作为政府首脑的纳吉似乎在合力平息事态。他们向全国宣布“
1957年4月他被押送回国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