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日常生活日趋政治化

2011年10月23日 09:4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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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大众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从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开始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14日B21版，作者：王笛（学者，著有《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等。），原题：《街头政治:辛亥革命与大众文化(下)》

当局暴力引发民众暴力反抗

成都惨案使人们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导致了民众和政府的直接对抗，和平的保路运动立即演变成为暴力的革命。正如一个目击者以悲愤的心情所写的竹枝词：“新军错计恃洋枪，谁料愚民愤莫当。夺得洋枪还死斗，可知器不敌人强”。为防止暴动，赵尔丰宣布宵禁，关闭城门以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民众以各种方式表达其愤怒，在赵尔丰的告示上涂鸦便是其方法之一：“过了一夜，但凡通衢要道，有军警逡巡地方，告示还像昨天那样：白纸，黑字，胭脂关防。其他一些偏僻街道的告示，或者被人撕得七零八落，或者告示上遭上土红桴炭什么的批得一塌糊涂……最多是一派谩骂：‘放屁！放狗屁！放你赵屠户娘的狗屁！’”成都民众还发明了所谓“水电报”，作为与外界联系的工具：即将成千上万的小木片放进河里，随水飘到各处，上记成都发生的事件，呼吁外界支持。这一方法被在成都的外国人称之为“聪明的发明”。民众开始组织“保路同志军”以作为自己的军事武装，从各郊县涌入。以哥老会成员为主的同志军手持刀矛，高举旗帜，每支或数千或上万，汇集城外准备攻城。这时的成都街头充满着躁动不安，恐慌像野火一样蔓延全城。

为了镇压川省的武装起义，清廷从鄂急调端方带兵入川，武昌城军力因而空虚，为武昌起义造成了绝好机会。一旦清廷倒台，民众在街头的政治使命便宣告结束，即使他们也在一些政治场面中出现，也多从表演者变为观望者。

革命后的时事画《尹都督西征出发图》，生动地描述了在成都街头上演的政治事件，盛大的场面成为街头文化的新景观。（来源：资料图）

日常生活的日趋政治化

在这一时期许多政治事件都是在街头上演的，盛大的场面成为街头文化的新景观。两幅革命后的时事画生动地描述了街头政治的这种展示：一幅是关于四川都督尹昌衡带领军队从皇城而出，另一幅是炮队通过南门开始平定西藏暴乱的“西征”的场景。两幅画都是由城墙、军队、马匹、旗帜、枪炮和围观民众组成的。据这两幅画的题词称，当军队出发南征时，有数千群众在南门送别。我们还可见到不少社会组织出现在画面上，从人们手中的小旗可看到“各法团”、“民团”、“报界”等标志。即使在如此庄严的政治气氛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一个路旁的小吃摊和几位顾客。这类图画不仅帮助我们对地方社会和政治的理解，而且提供了都市面貌和景观的珍贵的视觉资料。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大众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从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开始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显然，人们对这部美国名著的理解基于中国自己的处境。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被翻译为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满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时髦的革命话语

从辛亥革命肇始，随着日常生活的日趋政治化，大众在街头的政治反抗明显上升。成都的大众反抗呈现出各种形式，包括散发揭帖、公开讲演以及政治示威。有的则是以个人行为表现出来，但反映了其所在社会集团的愿望和要求。在过去成都的街上匿名揭帖很普遍，大多是那些蒙冤受害者贴出。

20世纪初此方法亦为各社团所采纳，用以表达其政治声音。有人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说：“省城近日或开一会，结一社，无论其理之曲直，事之虚实，而无名揭帖到处高张，意存冲突、破坏而后已。……每于揭帖之末，笼统署曰‘某界同人’，或曰‘全体公启’，骤闻之非不骇人听闻，而实按之，竟多虚张声势。”虽然这个批评可能反映了一些社团“虚张声势”的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人们的政治觉醒。人们知道怎样利用宣传工具去扩大自己的或自己所在社会集团的政治影响，去吸引社会的注意。人们的政治诉求推动了公开演讲的日益流行，甚至有如“四川演讲总会”、“女子教育演讲会”这样专门化的组织出现，这些演讲会动辄吸引数百人参加。公开演讲成为政治动员的象征，并且能够在民众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精英们成功地将他们的政治思想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之中。

“革命”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剪辫成为一种革命的标志。漫画《有毛辫的遭殃》，讥讽辛亥革命后仍然保留发辫的人。（来源：资料图）

这时剪辫成为一种革命的标志，长期以来辫子都被汉人视为满人统治的一个象征，因此在新政府成立之初，便令剪辫以扫除“陋习”。但是剪辫也经常遭到抵制甚至导致冲突。据《国民公报》报道，一个该报称之为“乡愚”的农民在街上被警察抓住勒令剪辫，气极之下竟将那警察打倒在地，引起众人围观。这一事件也说明，任何“革命”对不同的对象，便会有不同的反应。不过，在这一时期有的剪辫，有的留辫，有的不剪不留而是盘在头上，有的回复古式，有的用布包头发，有的戴遮阳帽，有的戴西洋帽，真是五花八门。这些各式各样的辫子和发式，其实也是当时社会变迁过程的缩影和真实写照。在1912年的《通俗画报》上的一幅“警世画”，便生动描绘了辫子给人们所带来的噩运。

大众文化在政治运动特别是在保路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并不表明街头政治决定了运动的方向。观察保路运动中的街头政治，意味着使我们的研究从精英的活动延伸到民众的角色，即从表面的政治波浪深入到波浪下面的潜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场政治运动，进而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这次运动以及改良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1911年标志着民众的政治参与，以及从大众文化到街头政治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从那时起，街头经常用于政治目的，普通民众被迫生活在无情的权力斗争的阴影之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街头文化和街头生活在混乱的年代幸存下来，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大众文化和街头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民众从革命中得到了什么？

对于成都市民来说，革命最大的结果就是他们必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混乱环境里维持其日常生活。从辛亥革命以来，成都便像中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进入了多事之秋。政治局势的不稳，经济状态的恶化，加剧了社会动乱。作为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民国初年的成都并非是四川最糟的地区，但人民仍然经历了深重的灾难。善良的人们从未料到革命竟伴随着如此巨大的浩劫。

革命期间清军完全失控，“街头成为士兵的天下”。端着枪和刺刀的士兵在街头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据时人描述，这些士兵装束非常奇怪，一些头戴英雄结，身着五彩裤，一些长发垂耳，一些脚打绑腿，像戏台上的演员。在1911年12月8日，一大帮兵痞拥向临时军政府所在的皇城，要求发给拖欠的军饷。当他们强行闯入军政府时，正副都督已仓惶逃命。乱兵接着抢窃了大清银行和其他两家银行，然后洗劫劝业场。

当局暴力引发民众暴力反抗

成都惨案使人们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导致了民众和政府的直接对抗，和平的保路运动立即演变成为暴力的革命。正如一个目击者以悲愤的心情所写的竹枝词：“新军错计恃洋枪，谁料愚民愤莫当。夺得洋枪还死斗，可知器不敌人强”。为防止暴动，赵尔丰宣布宵禁，关闭城门以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为了镇压川省的武装起义，清廷从鄂急调端方带兵入川，武昌城军力因而空虚，为武昌起义造成了绝好机会。一旦清廷倒台，民众在街头的政治使命便宣告结束，即使他们也在一些政治场面中出现，也多从表演者变为观望者。

在以城市精英和旧官僚为主的四川军政府建立之后，竭力稳定公共秩序，并制定了有关规章以限制公共集会：“本律称集会者，凡以一定之宗旨，临时集众，公开讲演皆是。集会关于政治者，称政治集会。”组织任何诸如此类的集会，都必须事先向警察报告目的、时间、地点、背景、组织者的地址以及参加的人数等等。非政治性集会也得预先申请。新章程规定和尚、道士、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妇女、未满18岁的男子、有犯罪前科者、文盲等等都不得参加政治集会，这实际上剥夺了相当大一批人的政治权利。该规章还赋予警察控制公共集会、包括解散集会等极大权限。警察可以监视和调查这类活动，如果发现任何有关宗教、煽动或“有伤风化”等内容，警察都可以强制停止。

日常生活的日趋政治化

在这一时期许多政治事件都是在街头上演的，盛大的场面成为街头文化的新景观。两幅革命后的时事画生动地描述了街头政治的这种展示：一幅是关于四川都督尹昌衡带领军队从皇城而出，另一幅是炮队通过南门开始平定西藏暴乱的“西征”的场景。两幅画都是由城墙、军队、马匹、旗帜、枪炮和围观民众组成的。据这两幅画的题词称，当军队出发南征时，有数千群众在南门送别。我们还可见到不少社会组织出现在画面上，从人们手中的小旗可看到“各法团”、“民团”、“报界”等标志。即使在如此庄严的政治气氛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一个路旁的小吃摊和几位顾客。这类图画不仅帮助我们对地方社会和政治的理解，而且提供了都市面貌和景观的珍贵的视觉资料。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大众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从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开始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显然，人们对这部美国名著的理解基于中国自己的处境。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被翻译为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满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时髦的革命话语

从辛亥革命肇始，随着日常生活的日趋政治化，大众在街头的政治反抗明显上升。成都的大众反抗呈现出各种形式，包括散发揭帖、公开讲演以及政治示威。有的则是以个人行为表现出来，但反映了其所在社会集团的愿望和要求。在过去成都的街上匿名揭帖很普遍，大多是那些蒙冤受害者贴出。

20世纪初此方法亦为各社团所采纳，用以表达其政治声音。有人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说：“省城近日或开一会，结一社，无论其理之曲直，事之虚实，而无名揭帖到处高张，意存冲突、破坏而后已。……每于揭帖之末，笼统署曰‘某界同人’，或曰‘全体公启’，骤闻之非不骇人听闻，而实按之，竟多虚张声势。”虽然这个批评可能反映了一些社团“虚张声势”的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人们的政治觉醒。人们知道怎样利用宣传工具去扩大自己的或自己所在社会集团的政治影响，去吸引社会的注意。人们的政治诉求推动了公开演讲的日益流行，甚至有如“四川演讲总会”、“女子教育演讲会”这样专门化的组织出现，这些演讲会动辄吸引数百人参加。公开演讲成为政治动员的象征，并且能够在民众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精英们成功地将他们的政治思想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之中。

这时“革命”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不但政治思想与政治态度必须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人们面貌有关的一切、从服饰到发型都纳入了革命的范畴，个人装饰都从特定方面显示了对这场革命是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许多激进的精英提出禁止穿旧式服装，反对者则称如此将造成“洋装”取代“汉装”，政府不得不采取调和的态度，布告允许人民自己选择，但满清官服和制服则被禁止。

大众文化在政治运动特别是在保路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并不表明街头政治决定了运动的方向。观察保路运动中的街头政治，意味着使我们的研究从精英的活动延伸到民众的角色，即从表面的政治波浪深入到波浪下面的潜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场政治运动，进而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这次运动以及改良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1911年标志着民众的政治参与，以及从大众文化到街头政治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从那时起，街头经常用于政治目的，普通民众被迫生活在无情的权力斗争的阴影之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街头文化和街头生活在混乱的年代幸存下来，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大众文化和街头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民众从革命中得到了什么？

对于成都市民来说，革命最大的结果就是他们必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混乱环境里维持其日常生活。从辛亥革命以来，成都便像中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进入了多事之秋。政治局势的不稳，经济状态的恶化，加剧了社会动乱。作为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民国初年的成都并非是四川最糟的地区，但人民仍然经历了深重的灾难。善良的人们从未料到革命竟伴随着如此巨大的浩劫。

革命期间清军完全失控，“街头成为士兵的天下”。端着枪和刺刀的士兵在街头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据时人描述，这些士兵装束非常奇怪，一些头戴英雄结，身着五彩裤，一些长发垂耳，一些脚打绑腿，像戏台上的演员。在1911年12月8日，一大帮兵痞拥向临时军政府所在的皇城，要求发给拖欠的军饷。当他们强行闯入军政府时，正副都督已仓惶逃命。乱兵接着抢窃了大清银行和其他两家银行，然后洗劫劝业场。

据传教士描述，在劝业场，“一瞬间这些士兵便把楼上楼下洗劫一空”，玻璃橱窗被砸碎，街上到处是碎片。当天下午乱兵又抢劫了成都最为繁华的地方——东大街，“傍晚，三五成群、荷枪实弹的乱兵闯入成都各大公馆勒索金钱”。入夜，各典当行成为主要目标，城内发生十余起火灾。“抢声持续了整夜”，市民们“几乎度过了一个不眠夜”。是夜城门亦未关闭，乱兵们源源不断把赃物运出城。这次洗窃成都损失巨大，除遭抢劫外，“大量银子融化于大火、消失在灰烬”。四川从此失去了稳定局势的金融后盾。

中国城市社区早就形成了地方自我保护的安全系统，尤其是在社会混乱的时期，这种作用便更加明显。当辛亥革命爆发，地方政府无力维持治安之时，市民们自己组织自卫。1911年底叛军洗劫成都时，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士兵运赃物出城。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运载。这时，哥老会各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

四川是哥老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当地称“袍哥”。社会动乱给了秘密社会扩大势力和影响的极好的机会，他们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作用日渐递增，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短暂时期，秘密社会一度公开化。

袍哥分职业和半职业两类。前者依靠袍哥组织为生，其收入来自受礼、捐款、红白喜事等活动，职业袍哥在介入土地买卖、店铺转手或其他活动时也收取手续费，一些则靠经营赌博或烟馆获利。半职业袍哥则来自除理发匠外的其他各行各业（理发匠是从清初剃发令后才形成的职业，故一直被袍哥认为是清廷的帮凶），他们也合伙经营茶馆、剧院以及饭馆等，一般店主都以加入袍哥为护符避免地痞流氓的敲诈。袍哥在茶馆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其视某地段被自己的“码头”，并承担维持那一地区公共安定、化解冲突以及保护经济利益等职责。

袍哥在辛亥革命期间和之后有着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这期间，他们的活动得以公开，“公口”几乎在每条街道出现，其成员耀武扬威地持刀枪进出。许多民居门上贴有一张红条，上书其所在公口的名称。然而1914年，政府以其导致社会动乱为由、蹈清政府覆辙，宣布袍哥为非法，警察令各茶铺、饭馆、酒馆、旅店等具结抵制袍哥在这些场所的一切活动。

反思革命

从辛亥革命的一些细节中，我们看到了街头是如何被纳入国家政治的轨道，大众文化如何演变为街头政治，如何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时期，尽管街头生活仍然继续，但是街头不再仅仅是一个谋生、日常生活和娱乐的地方，它实际成为一个政治冲突的舞台，民众的街头活动后来被利用作为政治抗争的工具。

政治变革虽然经常体现着社会的进步，但进步并非即意味着给民众带来好处，甚至结果可能是恰恰相反。人们想象中的新的共和政体是一个“法律时代”，呈现的是“和平高尚”的“文明气象”，但这些热情的革命梦想并没有实现。社会的现实与人们的预期相差确实太远，这使许多人开始对当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表示怀疑。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思想意识和政治体制的性质并不重要，他们仅仅渴望恢复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和正常的生活、自己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精英们也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认为社会秩序和道德日益恶化。

民众对革命的失望

由于对革命的失望，以及革命后长年累月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使许多人转而怀念革命前的时光。他们经常把革命前后的社会相比较，如1917年《国民公报》上一篇文章便抱怨：“从前专制时代，讲文明者斥为野蛮，那时百姓所过的日子白天走得，晚间睡得。辛亥推翻专制，袁政府虽然假共和，面子上却是文明了，但是人民就睡不着了。袁氏推翻即是真正共和，要算真正文明了……不但活人不安，死人亦不安了。可见得文明与幸福实在是反比。”

这种对民国不满的情绪可以说是广为散布，如果说上面所举人们对“文明”的失望反映了百姓的切身感受，那么精英也不断发泄了对世道的愤懑：“民国成立以来，惟以吾蜀论，人民处吁嗟愁苦、哀痛流离之日为多，至今则达于极点矣！是岂吾民之厄运耶？抑亦民国之晦气也？若溯厥原，无非法律不能生效力耳。夫阻兵怙恶，焚杀频加，盗据神京，倔强边徼，是皆法律所不许者也。而彼辈必欲为之，所谓国家之妖孽者，其是之谓乎？”

茶馆里的“自由”交谈，为我们对民众的想法和他们对社会的态度提供了难得的依据，但其中只有极少部分被记录下来，从那些难得一见的文字中，使我们得以了解普通人们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一份报纸报道的两个人在一家茶馆的一次谈话就很典型：“昨日有两位老者在茶园坐谈。甲呼乙曰：‘亲家你见到没有？近来世界新、潮流新、学说新、名词新，我们不会跟倒新，又有人笑无旧可守，只好听他吧。’乙曰：‘我看近来说得天花乱坠，足以迷人睛，炫人目，惑一些血气未定的青年。稍明事体的，都知道是壳子话，骗人术，你这么大的岁数，还不了然吗？辛亥年耳内的幸福，到而今你享受没有？还有不上粮的主张，你记得不？如今却不去上粮，预征几年就是了。又有种田的自由，你乡下的大屋不住，搬到省来，就不敢回去。究竟自由不？热闹话，我听伤了，如今再说得莲花现，我都不听。你还说听他吧，你未免太老实了！’”

这真是人们关于辛亥革命看法的绝妙记录。谈话的主题是对“新”的抱怨，但透露出对“新”后面实质上的“旧”的不满。从谈话中可看出，至少其中之一来自乡间，也可能是一个城居地主，在乡下有“大屋”。且不论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很明显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非常不满，以对令人目眩的“新”事物的讥讽，来发泄他们的忿恨。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旧”的已经被破坏，而“新”的尚没有建立，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并不是说这些人不喜欢新事物，他们对“新”的反感是由于当权者反复失信所造成。辛亥革命许诺的“光明未来”从未实现，这使他们将愤怒转向精英改良者、革命家和政府“新”旗帜下的一切事物。

这些都是一般民众最直接的经历，这种社会现实和人民的哀怨不能不说是这场革命的一个悲剧，这也真是对“文明的”共和制度的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城市改良中，“文明”便是精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时髦词汇之一。他们开始以为可以以改良趋近文明，后又相信革命建立共和制度会带给人民以文明，但总是一个个梦想的破灭。因此，当我们历史学家评价一场革命的时候，当我们过分钟情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该认真体会一下芸芸众生的真切感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