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湖公园要门票吗:官员“三公”费　一年9000亿,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享用

　　节目播出后，中国舆论和网民大感震惊，有网民惊呼9000亿元是“天文数字”，足以建造90个上海磁悬浮。

　　也有网民计算，每名中国人每年得花700元左右供公务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和享用公车。

　　王锡锌提出数字时也让主持人柴静惊讶，她重复问道：“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锡锌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元，占这个（总）行政开支的30％。”

　　不过，王锡锌强调，这个数字理应由权威部门公布，然而一直没有这么做，因此社会上才会有各种的猜测。

　　自网上日前曝光江西新余团和浙江温州团滥用公费出国后，中国政府部门的“三公”费再次备受各界关注，而王锡锌在央视节目中爆出“天文数字”后，舆论和网民的讨论更是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这个数字（9000亿元）的确让人大吃一惊。中国公布的预算一直很笼统，而且预算给人大审查时，也明显是在走过场。我一直想了解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少，但一直都看不出来。”

　　他也认为，由权威部门把相关的统计数字公诸于世是最理想的，但对于是否真能尽快实现，他却没有信心，因为政府的财政一向都笼统计算，短时间内要透明化不容易。

　　袁伟时也说，广东省在监控各省市的“三公”费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近年来召开人大会议时，经常会有人大代表质疑相关数字，因此广东省的“三公”费相对比较透明。
一名广东官员在谈及“三公”费时说，他担心“三公”费的新闻若“抄得过火”，可能影响政府部门的提升。他说，出国考察学习其实是好的，但在目前的敏感时期，即使是正规的国外考察，各地政府也未必敢办，因为“出国考察和滥用公费出国的罪名很多时候只是一线之差”。

　　他也说，公款吃喝、公车大多时候其实是政府的必要开支，舆论不应吹毛求疵。他举例说，为高级官员安排公车和司机是必要的，毕竟中国官员（即使是高级官员）的薪金不高，很难买得起轿车，而轿车恰恰是在接见外宾、参加国家高层会议时所需，因为搭乘出租车不够体面，而出租车往往也不能进入到重要政府机构和部门的范围里。

　　另一方面，滥用公费出国的曝光浪潮至今仍未平息，《中国青年报》昨天再报道，另一个张家港市领导的八人太太团浮出水面，如无意外，20多万元的开支相信也是公费“买单”。

　　在网上揭发江西新余团和浙江温州团的网民“魑魅魍魉2009”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爆料，他捡到的文件袋中，还有一个名为“张家港八人贵宾团”的旅游团队资料，团员全部为女性。

　　“魑魅魍魉2009”之前原以为是个普通团，所以没有将它的资料也发布到网上，但后来却发现，在这个团的一份文件资料中，赫然写着这个团的“客人性质”是“张家港市长夫人以及市政府领导夫人等”，他由此怀疑这个团也存在公费旅游的情况。

　　据报道，太太团10多天的行程包括前往温哥华的维多利亚岛、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群、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纽约联合国总部、自由女神、世贸大厦遗址、百老汇街及时代广场等。太太团的行程中也依次安排了华盛顿的白宫、赌城拉斯维加斯、大峡谷飞机游、洛杉矶的好莱坞、夏威夷的珍珠港等著名游览项目。

　　从酒店报价来看，该团住得最便宜的是在波士顿，每晚95美元，住得最贵的是在纽约，每晚415美元，其余的则在这两者之间，比如温哥华的斯坦利公园海滨广场酒店，每晚210美元；洛杉矶的万豪酒店，每晚352美元。资料显示，“一行8人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团考察费用（全程免领队接待费用）共计为23万3745元”。　　另外，据《中新网》报道，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网站上日前刊出一份《关于停止西北理工大学境外培训资格的通报》，《通报》说，该司对浙江温州团2008年2月赴美国培训团进行了查处。经查，邀请方向国内审批审核机构提供了虚假日程，而《通报》也明确指出，拉斯维加斯是当局严禁培训团组去往的城市。 国外限制公款吃喝 报销严格 民众监督

环球在线消息：公款吃喝这种国内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却十分少见。在俄罗斯，一位政府官员如果想用公款请别人吃饭，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会让他望而却步；在印度，很多政府公务员竟然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消费的问题上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

印度：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

本报驻印度特派记者陈继辉报道：记者有一次到印度新闻局办事，竟然意外地发现这些被认为是“社会精英”的公务员在办公室里吃午餐。经询问后才得知，原来印度政府部门并没有食堂等后勤设施，由于中间只休息半个小时，因此许多人的午餐都是从家中带饭或者在街边小摊上解决。“那你们会不会经常借招待的名义到餐馆去吃饭？”没想到这些公务员对记者的问题一头雾水：“怎么招待？由谁来付钱？”

印度经济增长学院的古普塔教授对记者解释说，除了极少一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办完后各自去忙各自的工作。由于每年所做的预算当中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发票不能用工作的理由报销。财政支持被切断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张罗着去请别人吃饭了。

政府官员同样也不敢接受别人的请客吃饭。一些在印度做生意的朋友告诉记者，想请印度官员吃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和官员本人的私下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他们根本不会随便答应和别人一起到餐馆吃饭，因为一旦被媒体发现及曝光，政府公务员即便没有做损公肥私的事情也会“有理说不清”，公共舆论的压力甚至会使其最终职位难保。

当地一些经营餐饮业的老板也对记者表示，他们平日里的主顾基本上都是进行商务洽谈的企业人员，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家庭或亲朋好友出来聚餐的。餐馆不但不指望公款消费能带来多大利润，而且对此还唯恐避之不及，因为一旦受到丑闻牵连的话，各种各样的调查将使其蒙受巨额损失。

实际上，整个印度对于请客吃饭都不怎么热衷。记者经常向一些教授和资深专家做采访，对当地新闻不了解来龙去脉的时候也会打电话向他们请教。久而久之，记者想按照中国的习俗安排“请客吃饭”来表示感谢。但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没有必要”，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吃饭是一件既浪费精力又浪费钱财的事情，我们坐在这儿多交谈岂不是更好？”

中印文化专家帕兰杰毗（中文名白春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印两国在吃喝问题上的文化差异：“在宗教影响下，印度人将超度灵魂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他们相信身体是灵魂超度的障碍，因此人生不是用美食和好酒来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是让它饱尝饥饿并穿最简朴的衣服，甚至许多人成为素食主义者并且滴酒不沾。中国人则正好相反，对于他们来说，身体是父母赠送的礼物，应该去善待而不是伤害，因此他们用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来放纵自己。”

不过，印度虽然没有公款吃喝现象，但索贿受贿和挪用公款等腐败问题依旧十分严重，“印度和中国一样，在反腐败问题上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古普塔教授说。

俄罗斯：报销手续太复杂

本报驻俄罗斯特派记者马剑报道：记者在俄罗斯也很少见到公款吃喝的现象。无论是在俄餐馆还是在中餐馆，消费的大都是自己付钱的市民，相互之间推杯换盏互相敬酒的场面也不多见。记者的俄罗斯朋友几乎都没有公款吃喝的经历。他们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单位的财务制度卡得很严，报销手续太复杂。

俄罗斯的经济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政府部门的经费并不充裕，许多单位根本就没有供应酬开支的费用；即使有，繁杂的报销手续也让人很头疼。

一位在俄罗斯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向记者介绍说，他们单位请人吃饭需要完成五步手续，至少三个领导签字才能顺利报销，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

首先要在请客之前填写一张“请客计划”，详细汇报一下去哪儿吃，吃什么，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请客的目的是什么，之后再由领导签字，经批准后才能请客。

吃完饭后，要保留饭店提供的发票，发票上需标明吃了哪些菜，喝了哪些汤，每个菜的价格是多少，此外，吃完还要报告请客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请客目的等等。“如果遇到了去外国出差，请客就更麻烦了，还要把发票都翻译过来。”这位朋友告诉记者，自己几个月前出差的发票到现在还没有报完。有时候为了省事，他干脆自掏腰包请客。

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到餐馆就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能偶尔为之。莫斯科一家普通中餐馆里，两三个人随便点一些家常菜，可能就要花2000-3000卢布（3卢布约合1元人民币）。昂贵的菜价使得俄罗斯人大都没有在餐馆就餐聚会的习惯。

欧洲：媒体对公款盯得严

本报驻比利时特约记者卓南报道：有一回曾与比利时的一家餐馆老板聊起各国人的吃喝习惯。他很有感慨地说，不同国家的顾客出手各不一样，欧洲国家的人手头把得最紧，因为他们大多是自掏腰包请人吃饭。偶尔有拿公款请吃的，但很少铺张浪费，吃多少点多少，绝对不会出现满桌菜肴。久而久之，餐馆里的服务生也养成了习惯，客人菜点多了就会随时提醒。

在欧洲生活了几年，记者观察到，欧洲政府官员在吃喝方面公私分明，政府对此有严格的监管，而滥用公款一旦被媒体披露出来就会成为一件大丑闻。

记者的一位朋友经常在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研讨会。他手头有一笔经费，本人签字就可以报销。即便如此，他每次出差时总要算得很清楚，该自己出钱的时候毫不含糊，很少想着去“揩油”。这不全是因为他的觉悟高，还因为一旦在预算审核中发现问题，丢了手头经费自不待言，还会闹得个身败名裂。

几年前，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莫娜·萨林购物时借用了政府为其提供的信用卡，尽管后来将钱还回去了，但经媒体揭露后，她不得不辞去现职。本来是热门的首相人选，却因借用信用卡一事断送了政治生命。

就在前不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应朋友之请乘游艇度假，被媒体知道后紧追不放，巴罗佐差点因此下台。记者参加过当时在欧盟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亲眼目睹了记者们是如何“穷追猛打”的。当时整个记者会一直就没离开过这一“主题”。他们非要发言人解释清楚巴罗佐是应谁之请，邀请的理由是什么，等等。

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也因为公款消费丢了官。2002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阿德龙住宿4天，花销7661欧元。按规定，他本人可因公务报销两晚上住宿费，其余费用应由他自己支付。结果整笔费用都由德国央行属下的德累斯顿银行埋了单。此事经媒体披露后轰动全国，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公款吃喝在欧洲难以流行还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大多数欧洲人吃饭比较简单。一般的上班族，中饭经常是一份水果或沙拉打发。晚餐如一家人在一起，一个热菜就算完事。也有对吃喝比较讲究的，比如法国人。但讲究归讲究，公私仍是分明的。记者时常在餐馆看到当地人聚餐，大家围着长条桌高谈阔论，兴致高的时候还唱歌跳舞，但论吃喝却是各点各的，分手时都各结各账。

日本：民间密切监督政府的公款使用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林雪原报道：记者在日本也很少见到政府官员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这和日本民间对政府的严密监督有着很大的关系。

多年来，日本对公款吃喝并没有太多严格的规定。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很多时候，报销费用不必拿发票，只需填写单子，写明多少金额及用途即可。

从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民众自发成立“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联络会议”，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他们时常向政府提意见，要求公开财务。在密切监督之下，政府官员自然不敢随便用公款吃喝了。

这两年，日本外务省的高额机密费开支成为民众关注焦点之一。外务省的机密费又叫报偿费，其中一个用途是用于支付向外务省提供信息者的饮食费、报酬等等，究竟如何支出，一直不对外公开。2001年，外务省的机密费高达55亿日元，也就在那年，发生了外务省官员滥用机密费大吃大喝，并购买高级公寓的案件。这起丑闻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此后，外务省的机密费开支大幅度减少。

日本的民间机构——情报公开市民中心曾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外务省不公开有关机密费的文件是不当行为。今年2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要求外务省必须公开全部文件。这是日本有关机密费的首次判决，也成为日本限制公款吃喝的重要举措。在舆论的压力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在网上公开政务。5月12日《每日新闻》报道，福冈县前原市市长把自己的交际费公开，包括请客吃饭，以及参加婚礼、葬礼的开支等。公开的数据显示，他今年交际费比去年减少了20万日元，为160万日元。5月16日《每日新闻》又报道了日南市和延冈市的两位市长同样把项目和金额很清楚的交际费公开在网页上，以接受民众监督。“1斤9两欠条”与政府信任危机698张欠条，1斤9两重，涉及欠款近70万元……河南通许县大岗李乡的万国生自1992年承包乡政府职工食堂后，该乡政府历任书记、乡长都曾在此饭店签单。但直到2005年年底，他还有累计近70万元欠款未能要回，直至今日，落在手中的仍是一堆欠条……（6月5日《大河报》）。

　　吃饭付款，欠债还钱，这是常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大岗李乡政府的相关领导却成了赖账的“典型”：在十多年间，居然欠了职工食堂698张欠条，近70万元。虽然该乡现任负责人承认这些账，但乡镇经济税收很有限，只能承诺每年还款1万元，今年56岁的万国生要等到欠账全部还完，得活100多岁！

　　一个乡政府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白吃”，损害的不仅是自己的名声，更是党委、政府的名声。

　　万国生当初敢于让乡里领导再三在此“打白条”，看中的正是乡政府的名声，相信政府代表着国家形象。然而，他所信任的政府却借着自己的信誉吃了一年又一年，吃了一任又一任，直到吃出1斤9两重、近700张总额近70万元的欠条。其实，政府当“老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吃喝打白条而导致乡镇餐馆倒闭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及常务委员：

　　2008年，中国经历了不平凡的一年；2009年，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复杂多变的一年。在即将到来的复杂局势和多变条件中，“政府如何花钱”将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一大因素，以下是一些征兆：

　　——2008年11月26日，江西省新余市某政府部门考察团与浙江省温州市纪委副书记带领的另一政府培训团被网络曝光，他们以公务考察之名旅游美国，前者11人13天花费35万元，后者23人21天花费65万元，引起舆论哗然。

　　——2009年1月中旬，安徽省蚌埠市国土资源局被曝光，他们曾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一次饭局花费公款2万6千多元，其中各类好酒价值近1万2千元，人均消费上千元，招致网民强烈指责。

　　——2009年1月下旬，四川省北川县政府被曝光，以救灾指挥为由购买价值110万元的进口豪华越野车，引起社会广泛质疑。

　　——2009年2月下旬，深圳市建设局网站的一份公告显示，深圳市目前在职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可以享受包括足疗、按摩在内的疗养待遇，局级干部标准是4000元／人·年，处级干部是2100元／人·年，疗养费用全部由政府财政支出……

　　这些事例，不仅直接损害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引发了关于纳税人与政府关系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使之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机构，所以，政府每花的一笔钱，都应该经过纳税人的核查与监督。但理念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

　　中国的财政支出问题由来已久。有研究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与美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发达国家用于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80%到90%）相比，中国财政的公共福利支出非常欠缺（约占总支出的50%）。2003年，美国公共医疗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3.9％，而中国只有4.5%；2005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2.8%，排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在行政开支方面，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有学者估计，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30%以上。

　　这样的状况，显然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并持续存在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中国人民授予政府合法地位、并督促政府按照人民利益的要求行使职权的民意实体。因此，帮助纳税人监督政府的收支活动，促使政府高效廉洁地为纳税人服务，是它不可回避的职责。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审议，但从具体议程内容来看，离“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这一目标相差很远。例如，每年开人代会时，代表们审议政府预算的时间最多一天，甚至不到一天；会议公布的预算报告只有几页纸，内容大而化之；具体的预算文本不发给代表，由代表团长掌握；有些地方虽然把详细文本发给代表，但会后都要收回；等等。这样的审议，不可能达到了解政府支出状况、提出改进意见的效果。

　　人民代表大会尚且如此，其他方式更无法起到真正的监督、核查作用。

　　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政府花钱出现了种种问题：一是政府开支种类繁多，耗费巨大，机构膨胀难以遏制；二是很多部门违规使用公共资金，牟取小团体利益，内部腐败屡禁不绝。不久前，在一个独立研究机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08公民税权手册》中，能看到民间流传的各种政府浪费现象：

　　——公务用车浪费。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作为对比，在德国首都柏林，公务用车一共92辆，其中专车不到30辆，很多车仅用于运送文件；在芬兰中央政府，只有总理和外交、内务、国防部长有固定公车。

　　——公款吃喝消费。粗略统计，中国的公款吃喝每年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公费出国旅游。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在各地持续升温，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已经超过3000亿元。

　　——“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很多政府用财政收入兴建豪华办公楼、大广场、大剧院、大体育馆等。而在美国，政府部门常为小型平房或直接租用民宅办公，外地人到政府部门办事，得带上地图按门牌号去找……对比起来，发人深省。

　　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种种问题，严重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败坏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和谐构成巨大的威胁。

　　为了消除上述弊端，政府高层领导与监督部门可谓千方百计、竭尽所能。但事实证明，如果不把政府开支详情与财政资源分配状况向公众披露，不把政府的自我监督变为社会各界的外部监督，不把职能部门的任务性审查变为广大民众基于自身利益所作的持续性追查，这些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一句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阳光财政”，才是根治问题的希望所在。为此，我们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把政府收支的基本文件——各级政府的年度预算、决算文本向全社会公布，具体办法如下：

　　·每年中央部门及各级政府预算、决算文本编制完成时，即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官方网站上完整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政府预算文本应在各个新华书店按身份证向愿意索取的公民免费发放。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举行专场记者招待会，向参加会议的媒体记者分发政府预算文本，并回答相关问题。

　　·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下设专门机构，长期受理民众对政府预算问题的质询和意见。

　　这些措施，是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体制的第一步。随着政府预算文本和相关信息的传播，将有更多的问题和思路浮现出来，指引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已认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200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根据这一行政法规，政府预算、决算报告和财政收支数字，以及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都属于县以上各级政府重点公开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更有理由把政府预算文本公开化的工作付诸实施。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一年。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是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件大事。我们相信，如果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够采纳政府预算文本公开化的构想，把“阳光财政”推进一步，必将为中国的社会和谐与现代化建设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到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烹饪协会新近发布的2009年《餐饮蓝皮书》透露:在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国内餐饮业发展态势良好，连续18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去年零售额达1.54万亿元，全国人均消费1158.5元，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贡献率为15.83%，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据6月21日《北京晚报》)。

　　人均吃掉1158.5元，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一位数，反映了调查统计人员的科学严谨作风。然而面对上万亿元的餐饮消费，我们不禁喜中有忧:官员们的公款吃喝费用占多大份额?

　　据全国政协常委冯培恩预测，全国公款吃喝费用每年超过1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大飞机项目投入的一半，资金量接近于每年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公务费用不能成为一本糊涂账。每年上万亿元的餐饮业产值，到底有多少是公款吃喝费用，有关部门应该予以细查，彻底找出公款吃喝腐败的路径、掩体及相关内幕。反腐需要精细化操作，眼下，至少要像2009年《餐饮蓝皮书》那样，在人均消费基础上算出“官均数字”，使严刹吃喝腐败的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具透明度。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