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正宇胜利电影院:地震、收养与计划生育

地震、收养与计划生育

面对巨大的灾难，感到个人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就像一只蚂蚁。自汶川地震发生那天下午到现在，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一直呆在电脑桌前，疯狂地搜寻着各种关于地震的图片和文字信息。内心的感受是复杂的，但无论是恐惧、怜悯、痛楚、怀疑还是愤怒，都被一层由车祸、矿难、刑讯、黑砖窑和强制堕胎等千锤百炼形成的厚厚的麻木所包裹。我不知道能为灾民做些什么，最初几天我甚至也不想说什么。

我能做什么呢？没权又没钱，离得远还要上班。捐款么？中央财政有的是钱（去年财政超收7千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超收4千多亿元），再说捐款能否都用到灾民身上也是大可怀疑的。不过无论捐款有多少漏掉的，漏掉的部分总比每个人都跑灾区去调查一番成本低得多，因此我并不想在捐款问题上标新立异。先是中直机关组织捐款，接着又是北京市教育工会组织捐款，都例行公事地跟别人一样，捐1百块。虽说是自愿捐款，但其实是按职务摊派的，不问也可猜到系主任要捐2-3百、校领导要捐5-8百。捐款的荣誉，则归中直机关和市教育工会集体，当然由领导来代表。过去我对这种摊派性的捐款很反感，但现在不反感了，却不是因为习以为常——看多了对姚明捐50万元嫌太少而予以痛骂一类的网上言论之后，你就会觉得1人捐1百块意思一下也蛮好，毕竟不用受到攀比的压力和公开的辱骂。

我能说什么呢？说阿坝地震局不该在5月9日辟谣，怕被公安以散布谣言的名义抓起来。质疑地震中垮塌的学校、幼儿园多得不成比例（仅绵竹一地就有7所），还是由建筑专家来说更权威。批评政府拖到第三天才同意日本紧急救援队入境援救，怕被攻击为破坏政府威信影响救灾。何况政府能够同意毕竟是个进步，尽管对于本次救灾来说太晚了，但开了一个好头，以后遇到大的灾难有先例可循了。更要命的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啥都没干，无论批评别人还是批评政府都挺心虚的。至于表扬政府和军队在救灾中的作为，有那么多媒体在做，用得着我来锦上添花？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乐意肯定政府在救灾中未被人们注意到的每一个进步。到了5月15日下午，新华网破天荒地公布了估计死亡人数超过5万的消息。尽管估计还是有点保守，但中国政府一直都是凭证据公布灾情的。民间如果有人在只有近2万具尸体的时候说死亡人数超过5万，怕是会以散布谣言的名义抓起来的。从科学决策的角度看，当然应该是平时靠统计，紧急状态下靠估计。要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有相当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灾情就必须有不低于实际灾情的估计。有了这样的估计，才能唤起人们足够的警惕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有了这样的估计，才能保证政府救灾和国际援助的力度。政府这次公布估计的灾情，是否意味着平时靠估计（例如中国前几年宣布的所谓13亿人口就加进了对可能漏报的4600万人口的估计）、灾情靠统计的不科学的传统做法从此寿终正寝？

中国政府最初对救灾的态度，让人感到还是以抢救生产力为主、抢救生命为辅。主要目的是防止洪水、瘟疫等次生灾害，抢修道路给幸存灾民提供救灾物质，帮助幸存者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对于从废墟中救出那些不死也可能会残的人好象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似乎只打算把城镇里那些浅埋易救的救出来，给灾民一些安慰、给国内外舆论一个交代。后来增加救援部队、允许外国紧急救援队前来助战、公布估计的灾情和国务院公告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等举措，才让人感到“生命高于一切”不再仅仅是口号。

另一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是我没想到，我那个一直视养孩子为畏途的妻子忽然表示要大发善心，说是要收养一个地震孤儿。我一听心下大喜，我的女儿有伴了！但只一瞬间，这欢喜就被忧虑所取代，我想到了收养法和两个收养案例，我警告妻子要仔细考虑好后果再做决定。

许多年前我有个自己没孩子的好友到北京某医院去抱了一个弃婴。他们夫妇是绝对符合《收养法》第六条规定的收养条件的，可是《收养法》第五条又有送养人的规定：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父母。于是他找到福利院，要求福利院给他开证明。可福利院的人说：开证明可以，先交5000元抚养费。我朋友说：你们一天也没有抚养，凭什么收抚养费？你们要5000，民政局登记和公安局上户口还不知道要多少，我干脆不收养了，把孩子给你们吧！福利院的人说，把孩子给我们也要证明，第一要县级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你和你妻子没生过孩子，第二还要两个目击证人证明你是何时何地捡到这个孩子的，以防你把亲友超生的孩子送给福利院。我的朋友本来就想收养孩子，一听不收养还这么麻烦，因此第二天乖乖地送去5000元，取得了福利院的送养证明。可到公安派出所上户口的时候，派出所又要他们夫妇先做绝育手术，拿到计划生育委员会认证的绝育证明后再来办户口。他们夫妇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不肯做绝育手术，结果孩子上小学时还是个“黑人”。

另一个例子来自重庆晚报2005年8月29日的报道。2005年8月7日，家住綦江县重煤集团逢春煤矿的13岁少年李圣，在附近一厕所方便时，捡到一对仅两月大的双胞胎女婴，其父母和邻居各养了一个。养到快一个月的时候，计生委让他们将双胞胎弃婴送到福利院，否则分别缴纳16300元“社会抚养费”。他们说，捡到弃婴的当天就给镇政府打过电话，但对方一直未派人来。“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收养资格，但如果有关部门当天来人将小孩接走，我们不养这么多天，也就不会舍不得。”其实他们并非没有资格，收养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但是他们被怀疑跟孩子有亲属关系。计生委主任李克泉称，除非弃婴亲生父母表示不愿抚养孩子，两收养家庭才能证明其清白。福利院负责人则说，“最好去处还是家庭，这对他们的成长更有利。但李尚益、李克喜两家，将不再具有收养资格。”

在一个法治国家，来路不明的孩子必须通过法定公告期无父母来认领，才可以正式建立收养关系，而且即使公告期结束后生父母仍可要求解除收养关系领回自己的孩子。中国则是让你必须通过福利院送养、民政局登记，保障父母亲权的公告却常常被省略。计生中国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为了彻底堵塞“超生”后把孩子当“弃婴”交亲友抚养而逃避处罚的漏洞，谁送到孤儿院的孩子不让谁养，你想收养甲福利院偏只许你收养乙。收养法并没这么说，但许多地方都这么做！另外受利益驱动，福利院会向收养人索要抚养费。譬如你收养一个三岁的孩子，即使福利院只养了一个月，它会找你收三年的抚养费。再加上某些地方要求收养人做绝育手术，结果是中国人普遍不愿意收养，福利院也乐得把孩子给外国人收养，因为这样它们可以收取更可观的抚养费。而被外国人收养的孩子，除了极少数残疾儿被虔诚的基督教徒、善良的慈善家收养外，大多是女孩，这对于中国日益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真是雪上加霜。

这种做法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使得路人因为怕惹一身麻烦而不敢将弃婴、流浪儿带回家或送进福利院，导致这些不幸孩子被冻、饿而死，产生人道灾难。路有死婴的事虽然不常发生，但也决非绝无仅有。

我国政府没有因为盗窃罪尚未彻底消灭而不断加大刑罚的力度直至凡偷窃一元以上的统统枪毙，也没有因为盗窃罪尚未彻底消灭而把所有的人都监控起来剥夺其隐私、限制其自由；只有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法律、法规的行为，我国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制造了“死刑嫌疑犯的胎儿比无罪公民的胎儿更有保障”、“人口可持续发展四分之一依靠受惩罚的超生妇女实现”（政府多次宣称人口可持续发展需要1.8的生育率，但平均政策生育率却只有1.382）等极其荒谬的悖论，堪称不惜一切代价把人口稳定住甚至降下来（中国人口急速下降近在眼前，下降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与失去父母的孩子相比，这次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会更多（大量中小学垮塌），他们的遭遇也普遍更惨。独生子女学生的丧生意味着失去一个儿女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儿女和孙子女、外孙子女。这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娱乐活动和伟大抱负的农民、工人来说，意味着丧失了天伦之乐和人生的意义，叫他们情何以堪，叫他们下半生怎么活下去？再生一个，在多年避孕、绝育又受到如此严重的精神打击之后，还有多少人有生育能力？养老也大成问题。随着中国人口的急速老龄化，税基扩大越来越难，卖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劳动力紧缺引起的工资大幅增长必定导致物价的大幅上涨，靠政府给那点可怜的计划生育奖励能够养老？

杨晓升的书里说，我国平均每天有一个班（40至50人）的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已经有近100万个家庭失去了自己惟一的孩子，中国孩子的意外伤害比西方高出3～11倍。（杨晓升：《只有1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华艺出版社2004年6月）他显然还没有考虑到像汶川地震这样几天就夺去上万孩子生命的特大灾难。

对于这些失去孩子的不幸的父母来说，如果能够鼓励他们收养一、两个孤儿或弃婴，无论是孤儿、弃婴还是失去孩子的父母都因此而获得了新的家庭，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意义。这该是多好的事啊！

因此我强烈呼吁停止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对收养法的绑架，严肃查处要求收养人做绝育手术、福利院向收养人收取抚养费、计生委对收养的孩子进行“亲友超生推定”等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允许收养人在福利院抚养的孩子中挑选被收养人，建立专项资金鼓励失去孩子的困难家庭收养孤儿、弃婴。凡经公安机关公告无父母认领的孩子，福利院应当无条件开具送养证明。将来修改收养法，应废除无监护人必须由福利院送养的规定，代之以收养公告制度。

汶川是中国最后两个羌族人居住区，一个人口数量很少的民族是经不住这种巨大打击的，这次地震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是否会导致羌族在中国的消亡令人担忧。强制计划生育总设计师宋健说，即使地球能承载比现在多一万倍的人口，即使人口每年增长万分之一，一万年以后地球也会因为超载而酿成巨大的人道灾难。宋健完全没有意识到人口可能因为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或各种灾难而减少。历史上世界各民族都多次发生人口锐减。如果没有移民，现在不少发达国家的人口会负增长。按照宋健的逻辑，即使一个国家的人口每年负增长万分之一，一万年以后这个国家的人口也会完全死灭。至于像羌族这样的小民族，哪里经得起一万年的人口下降？

汶川地震造成的灾难表明，在工业化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同时，地震、饥荒、战争对人口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一个民族到底是应该担心人太多还是人太少，尚大有疑问。无论是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还是种族的延续，都应该把生育率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发达国家为2.1，中国因为发达程度不够和性别比失衡，应当2.3，也就是每对夫妻一生要生养2.3个孩子）。废除强制计划生育，提倡国人每对夫妻生两胎，是非常必要的。多一个孩子，还可以降低不幸失去一个子女的父母的痛苦，不至于感到生活彻底丧失了意义。

有人说人口越多死于灾难的人也就越多，以此证明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可以减少人道灾难。这是典型的强制计划生育逻辑，就像它把人看成只会吃饭的一样，它也把人看成在灾难面前只会等死的废物。人口多不只是意味着受灾人口多，也意味着科研能力、生产能力、抵抗灾害的能力和救灾能力相应地增强。中国古代人口比现在少得多，但是抵抗灾害的能力比现在强吗？非洲的人口密度比日本低得多，但是非洲的人道灾难比日本少吗？要是中国古代人相信这种减人减灾理论，中华民族早就灭亡了。即使不考虑人口对于经济发展和增强抗灾能力（譬如房屋质量更高）的作用，纯粹被动地等待外人来援救，也是人口较多的地方更容易获得这种援救。无论是从废墟里救人还是修路、赈济、免疫、防洪，援救总是从人口集中的地方开始。就拿此次汶川地震来说，当城市和人口比较集中已经援救了整整3天的时候，还有人口较少的乡镇还无人问津，村落就更是任其自生自灭了。直至5月17日，受灾最严重的汶川、茂县、黑水等8个县所属的161个乡镇中，还有92个乡镇未恢复公众通信，还有34个乡镇未解决通信盲点的问题。（人民日报5月18日）对那些交通、通信被破坏尚未恢复的乡村唯一的救助只有依靠空军。但媒体披露的情况似乎表明，由于出动的飞机有限（中国就这么点军机？令人怀疑），空军同样盯着人口稠密的地区。

不是通过建造更加牢固的学校、幼儿园和提高抢险救灾能力来减少受灾人数，而是通过减少人口来减少受灾人数。这种逻辑走到极端，就是消灭人类，从而消灭一切人道灾难。网友“云山飞鹰”（中学地理教师）12日在课堂上把地震的消息告诉了学生，有学生在下面嘀咕：“为计划生育又做出了贡献。”这话虽然没人性，但却是合逻辑的。2001年江西芳林村小学发生爆炸炸死数十名学生，事后当地某镇干部也说，“就当是进行了一次计划生育！”按照减人减灾逻辑，的确是不必救灾的。不救灾，自然就减少了今后可能受灾的人口！一方面强制堕胎，一方面又把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人救出来，那是很不合算的：胎儿还有希望成为劳动力和幸福的人，缺胳膊、断腿的人既丧失了劳动能力也失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

大多数支持强制堕胎的人没有这么彻底，他们会坚持说，胎儿不是人。就算胎儿不是人，但哪个人不曾经是胎儿呢？如果在他（她）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将他（她）堕掉，他还能成为人吗？所以珍惜生命，就必然延伸到珍惜胎儿！

“胎儿不是人”即使能够成立，也只能相对于怀胎的妇女而言，因为胎儿那时还是她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对于一个不想堕胎的妇女而言，胎儿就是她的孩子。强制堕胎，既是对胎儿生命的蔑视和非法剥夺，也是对母亲尊严和身体的严重侵犯，跟“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是完全不能相容的。

2008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