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芜湖城市之光物业在哪:我的母亲杨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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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杨沫
老鬼
1、小时候像个孤儿
杨沫是个圆脸，大金鱼眼睛，扁鼻子，阔嘴，胖乎乎的。自幼有点“笨”，3岁才会说话，少哭少笑，安安静静，外号“老乖子”。
杨沫的母亲叫丁凤仪，湖南平江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曾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俊美出众，懂诗文，远近闻名。
杨沫的父亲叫杨震华，湖南湘阴人，出身地主，中过举，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曾任北京新华大学校长。他头脑聪明，以办教育为名，募集到了一大批捐款，低价在热河省滦平县买了不少土地，收取农民地租，很快发达起来，成为大地主。之后，渐渐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管全家老小。
很多人都羡慕大户人家，其实大户人家的孩子并非个个都幸福。
杨沫虽然有亲生父母，事实上却好像是个孤儿。衣服破了，没人缝；生病了没人照料；身上长了虱子，没人管；季节变化，该换衣服了，没人提醒……平时吃饭、睡觉都和用人在一起。她衣衫褴褛，处境还不如阔人家里的一条小狗。
母亲杨沫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父母不和，他们都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儿女。我幼年虽然生活在这个大学校长的书香之家里，家中有时还有几个用人，人们还管我叫着大小姐。可是，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袜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脓血。浑身长满虱子，成天和街头捡煤渣的孩子一起玩，一起在寒风中乱跑。夏天，母亲嫌我麻烦，把我送到舅舅家里去寄养，表兄弟多，他们欺负我没人疼，骑着我，打我，唾我，骂我是杨老狗。”
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温暖的，光明的，舒服的场所。但对杨沫来说，却是个冰冷的，阴暗的，不堪回首的地方。
她下学回家，母亲丁凤仪总不在，即使在家也冷冷冰冰，不理睬她。
她得了痢疾，拉肚子拉得面黄肌瘦，母亲丁凤仪无动于衷，不闻不问。还是嫂子悄悄用自己的钱托人买药治好了她的病。
父亲杨震华有钱之后，整日出没于娱乐场所、妓院、百货店，并娶了姨太太。但丁凤仪很厉害，不断跟他争吵，还一个一个打跑了他的姨太太。那些姨太太都是杨震华用很高的价钱，从当时有名的妓院中赎买出来的。但丁凤仪打跑第一个，杨震华再偷着讨第二个，打跑第二个，再讨第三个……反正他有钱，这位大学校长风流成性，后来干脆搬到外面居住。
家里除了哭喊就是吵骂，逢年过节也如此。
到讨了第五个名叫红凤的姨太太时，丁凤仪没力气管了，杨震华就长久留下这个女人。为丈夫的行径所寒心，丁凤仪心灰意冷，她想你既然不管家，凭什么我管？气愤之中，她整天与一帮阔太太们打牌、看戏、串门，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对孩子完全撒手不管，还常常动手打。心情烦闷的她把孩子当成出气筒，懒得费口舌，说打就打。用笤帚疙瘩、鸡毛掸子或者手拧，甚至牙咬，因为咬比较省力，又解恨。她相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训。
2、“出身”总填破落地主
三个女儿之中二女儿杨成亮最漂亮，最受丁凤仪疼爱，可也免不了挨打。这个妹妹性格刚烈，挨打时拼命反抗，不惜伤痕累累。一次，当着母亲的面，客人问她胳膊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她瞪着母亲说：“是狗咬的。”
杨沫挨打时虽然一声不吭，非常温顺，也照样被咬。一天深夜，杨沫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痛惊醒。原来丁凤仪正在使劲拧她的小腿，大骂：“小兔崽子，谁让你把我的花瓶送人？”
那花瓶本是丁凤仪的一个好友拿走，保姆不敢阻拦，当丁凤仪来问时，为推卸责任，保姆就说是大小姐杨沫送给那人的。
丁凤仪怒火满腔找大女儿算账，狠狠拧着杨沫的肉。
幼小的杨沫哭喊道：“不是我送的，我没有送！”
但她母亲掐得更狠：“好，你还敢抵赖！”
“真的不是我送的啊！”
“我让你嘴硬！”丁凤仪暴跳如雷，双手抓起杨沫的小胳膊就咬，把小孩子疼得尖声惨叫。
杨沫的腿、胳膊被掐得红肿，留着一个个大牙印。
当时，丁凤仪晚上常常出去打牌，留下幼小的杨沫一人守在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个深夜，杨沫已上床睡着，被开门说话的声音惊醒。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见丁凤仪正要向外走，急得哭了起来。她不顾一切地跳下床，追了过去，要跟妈妈在一起。那时候她可能也就七八岁，害怕黑暗，害怕妖怪。可万万没料到，丁凤仪却狠狠抽了她两个嘴巴，怒吼道：滚回去，睡觉！
这个家是个破碎、畸形的家。
因为杨震华不给生活费，丁凤仪常常缺钱花，不得不当东西，可她自己不好意思去当铺，就让大女儿去。杨沫年纪很小时，就已经熟悉了当铺。
父亲看破红尘，在外面花天酒地，沉溺于脂粉堆，根本不管家。
为了生存，丁凤仪只好和杨震华打官司，老公不得不同意从滦平的农田中划出一部分，给了丁凤仪，以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
大约1924年以后，也就是杨沫10岁时，这个富裕家庭开始衰败。滦平的农田不断变卖，家里不再租包车，佣人也逐一辞退。宅院不断出卖，越来越小。到后来连白杨奶妈的工资都无法付，只好让奶妈把白杨带到她昌平小汤山农村的家里寄养。那时候，白杨才4岁。
杨沫后来填履历表时，“出身”一栏中总填破落地主。
白杨奶妈家是个佃农。白杨在这个家里整整呆了5年，完全变成了一个农村土丫头。父母对她不闻不问，几乎把她忘记。
这个缺少亲情温暖的家惟一的好处就是藏书很多。
孤寂的少女杨沫，识字之后，就用看书来填补精神的空虚和情感的冷漠。
最初看的都是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峨嵋剑侠》、《江湖奇侠传》等等。她有个毛病，特别容易被书感动，特别轻信。看了《红楼梦》，她难受了好一阵子，还给自己起了个“野鹤”的绰号。读了《水浒》，她就幻想自己练一身好武艺，去闯荡江湖，杀富济贫。她看武侠小说时，总是一拿起书来就放不下，非要一口气看完，顾不得吃饭睡觉。
3、练武还是打不赢二妹
受武侠小说影响，她立志要当个侠客。于是来到北京鼓楼附近的四民武术社，拜著名武术家邓云峰为师，习武学拳。大师哥吴子珍也常常给予指导。在四民武术社，杨沫还认识了另一位武术师的女儿杨斌贞，很快成为朋友。其父杨德山原是位镖师，后成为太极拳名家吴鉴泉的大徒弟。杨沫也向这位老镖师学过武功，为练习刀术，还特地请老镖师代她选购了一把好刀。
镖师的女儿经常到杨沫家来玩。一来二去，就与杨沫的大哥熟悉了。那时大嫂刚刚病逝，大哥非常痛苦，遇见了这位镖师的女儿之后，情绪才好了一些，不久结为伉俪。
每天放了学，杨沫都步行到四民武术社，压腿、踢腿、蹲桩、冲拳……苦学六合、太极、八卦和形意。并在腿上绑沙袋，练轻功，希望能飞檐走壁。她还练过飞镖和弹弓，企图练出百发百中的本事。就这样她坚持练了三四年。后来去英国定居的同学李绍强是她练武的师妹，她们俩兴致勃勃，不论酷暑严寒，坚持习武，为当剑侠，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因为练武，杨沫身体健壮，在中学拔河时，三四个女同学都拉不过她。人们再也不叫她“老乖子”了。
都说峨眉剑侠厉害，杨沫动了心思，想去峨眉山学武功。但她身无分文，峨眉山在四川，路途遥遥，怎么去呢？她就偷偷和李绍强商量，想出了要饭去的办法，这不用多少钱，只要有个饭碗和打狗棍。
碗和打狗棍都准备好了，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有个亲戚突然去世，家里让杨沫第二天前去看望，并在那里住了几天。结果，这桩乱哄哄的丧事打消了她去峨眉山的行动计划。
白杨9岁时，大哥向父母提出：爹好歹是一个大学校长，你们把三妹扔在农村不管，会让人笑话的，该把她接回家念书了。
父母无言以对，这才把白杨接到北京城里上学。白杨刚从农村接回家后，土里土气，什么也不懂。二妹杨成亮经常欺负她，又骂又打。杨沫看不惯，就站出来保护小妹妹，成亮则转而攻击大姐。母亲丁凤仪的娇宠，养成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打起人来，又撕又咬又踢，颇为凶猛。杨沫心慈手软，跟二妹厮打，很难占到便宜，虽然练武几年，还是打不赢。
有一次，成亮妹妹竟把胖胖的杨沫推了个大跟头。两个人扭成一团，在地上滚来滚去，把个小白杨吓得目瞪口呆。
杨沫后来在文章中说：当她压住二妹时，白杨敢上来帮她，踢二妹一脚。但当二妹压住她时，白杨就躲得远远，恐惧地望着她们，不敢靠前。
母亲丁凤仪知道她们打架后，不分青红皂白，首先惩罚杨沫，连骂带打，又撕又拧。
多年后，她对我们孩子说起自己的童年时，还反反复复诉苦：寒冬腊月，穿着破棉袄，全身乌黑；脚腕上的冻疮流着脓血，走路一跛一跛；天气炎热了，还趿拉着一双破棉鞋，露出脏脏的脚指头；亲妈一点也不管她，待她冷若冰霜，动不动就挨打挨骂……终日只能与保姆在一起。
破裂的，冷酷无情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她敏感、多疑、忧郁，不重亲情的性格。
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在提到她的父母时，从没说过他们一句好话。
4、丁凤仪打算把杨沫嫁给军官
大哥为人厚道，自从与镖师的女儿好了之后，母亲丁凤仪极力反对。她鄙视练武术的，认为这些人属于“下三烂”，又穷又没地位，因此，她把大哥骂得狗血淋头。大哥一气之下，带着女友离家出走。以后无论生活怎么穷困，也咬牙自己忍受，绝不回家。
1928年杨沫14岁时，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中。那年全校共招生22人，编为一班，均住宿。校址在温泉村的一座庙旁。
这时候，杨沫对武侠小说的兴趣淡漠了，而更喜欢读中外新小说。最早读的是郭沫若用书信体写的小说《落叶》。此后又读了不少郁达夫的小说。特别是日本文学作品对她影响很大。芥川龙之介的感伤小说让她流了不知多少泪。小林多喜二的“左倾”作品则激发了她对革命，对动荡生活的向往。
因家境的衰落，生活越来越窘迫，杨沫回到家中，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饿肚子习以为常。家里经常不做饭，上街买几个烧饼，就着酱萝卜，打发了事。等1931年上到初三年级时，父亲为躲债，逃之夭夭，全家更加贫困。
为减轻家里的负担，母亲丁凤仪打算把杨沫嫁给一个有钱的军官，这样既省了一笔开支，家里又能有个依靠。一天，丁凤仪突然打电话把杨沫叫回家说：“孩子，咱家现在维持不下去了，你父亲跑了，就剩下咱们母女几个。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说着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母亲说：“好孩子，你也老大不小，该嫁人了，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给我说说。”
杨沫回答：“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只想上学读书。”
母亲脸上露出了平日少见的笑容：“现在有个机会，你可以嫁个军官，不愁吃，不愁穿，有房住，有钱花。咱家的生活也能有个依靠，你看行不？”
杨沫说：“不，我还要念书呢。”
丁凤仪说：“那我实在没力量供你上学了。就剩下那么两个钱，我还得留着养老呢。”
杨沫说：“哪怕借钱，我也得熬到毕业。”
丁凤仪说：“为了全家的生活，我才给你找个有钱的男人。嫁个军官多好，薪水高，不受欺负，全家都能沾光。你听妈的话，去学校收拾收拾东西，回家来结婚吧！”
杨沫头脑发懵，久久说不出话来。
此时的杨沫，已经读过不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如冯沅君的《隔绝》等等，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大哥勇敢地离家出走也直接给她做出了追求婚姻自由的榜样。她鼓起勇气，对母亲说：“不，我要念书。我不嫁人。”
母亲没料到温顺的女儿竟敢跟她顶，生气地说：“这不能由你，我到哪儿给你弄钱念书？”
杨沫天真地说：“找人借。”
“到哪儿借？你给我借去！”
“反正我不嫁，我不当小军阀的老婆。”
丁凤仪勃然大怒：“不嫁，你就别再进这个家门！好，你上学去吧，从此以后，你的饭费学费，我概不管！想一辈子当大小姐让我养着呀，没门儿！”
杨沫愤然返回学校。
5、暗恋上音乐老师
一向柔和，几乎逆来顺受的杨沫，这时候竟跟自己的母亲顶撞。她哪儿来的胆子，敢不听母亲的话？
——是那些争取婚姻自由的小说给了她力量和勇气。
她曾有个很要好的女同学，也喜欢文学，两人经常在一起聊世界名著。可惜这姑娘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当了军官的姨太太，最后沦落风尘，下场悲惨。这件事对杨沫刺激很大，知道自己绝不能重蹈她的覆辙。
最初杨沫以为母亲不会真的不给自己饭费，这只是她的气话。某日，她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声明从此她上学的一切费用自己解决，家里不再管。
受此突然一击，杨沫当场昏了过去。
1931年暑假前的几个月，杨沫的饭费是同学们自发地捐钱提供的，其中有个失恋的音乐老师也曾给过她资助。
杨沫暗恋这个音乐老师，可音乐老师却热恋着另外一个女同学。
杨沫跟那个女同学很好，常帮音乐老师与那个女同学搭线，然而那女同学偏偏不喜欢这个音乐老师，让老师伤透了心。杨沫常常安慰痛不欲生的音乐老师，为他出谋划策，照顾他，陪他说话。老师很感激杨沫，却始终没有接受她的感情。
解放后，这音乐老师还来看过杨沫，早已没有当年的英俊和倜傥。大冬天穿着单鞋，全身给冻得瑟瑟发抖，临走时杨沫送给了他一双棉鞋。
杨沫感激地说这个老师品行很好，始终像亲哥哥一样对待自己。
孩子般的初恋带给杨沫的是忧愁与迷惘。
这一时期，杨沫还看了很多“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书籍。当时“叛逆女性”这个词儿非常时髦，杨沫也很神往。其中美国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既让她惊骇，又让她敬佩。
邓肯因贫困很小就开始跳舞，以此为生，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舞蹈观念，成为了现代舞的先驱。她的舞冲破一切传统理论和习惯束缚，不守成规，大胆奔放，不落俗套。她的私生活也像她的舞蹈一样落拓不羁，放浪恣肆。为此，不少国人斥她“淫荡”、“伤风败俗”、“高级娼妓”。
杨沫对这个舞蹈家却从无恶感，觉得她活得真实潇洒。受邓肯影响，杨沫喜欢大海，追求爱情自由，有叛逆意识。
暑假到了，杨沫终于读完了初三。
回到家，母亲态度依旧，她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见杨沫死活不肯嫁，大骂她“不听话”，“没良心”，“忘恩负义”。最后恶狠狠说：“不听我的话，你就滚蛋！”
滚蛋就滚蛋，杨沫心一横，离家出走，偷偷跑到了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哥哥为争取婚姻自由，不惜与家庭决裂，远走高飞，博得了杨沫敬佩。
哥哥自顾不暇，力量有限，根本没能力帮助妹妹找工作。他生活极其贫困，妹妹来后，时间一长就产生了矛盾。杨沫很痛苦，给同学们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请大家快快帮自己找个工作。
在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杨沫的情绪极为悲观。受芥川龙之介的感伤小说影响，她常常想到死。
6、与张中行热恋
回想起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她感到生活对她太残酷了。她想入非非，觉得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不如追随那些小说中的人物，自杀算了。这大海是自杀的最理想的地点，美丽，壮阔，万世长存。
可快满17岁的她，又不甘心这么早地喂给鱼吃掉，化作乌有……正痛苦挣扎时，同学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了希望。这个练武的师妹非常同情杨沫的处境，托自己表哥帮忙。其表哥跟当时刚考入北大的张中行认识，又托张中行，因张的哥哥当时在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这妻子也没一句怨言。
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忙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
因此，杨沫就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
当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知书达理，满腹经纶。他跟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比跟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还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
哥哥回信说缺人。
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其寓所里，杨沫感叹张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纯，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
杨沫很感激他在自己走投无路之时，挺身而出，帮自己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大学生，却没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和狂妄，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尊重，绝不狎昵。
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杨沫去香河教书没多久，大约也就两个来月，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
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这个自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孩，现在为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她甚至没怎么觉得难受。
7、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爱着
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简直光芒四射。他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
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他极为不满。
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
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
年底，母亲丁凤仪病逝，这个家也随之就散了。杨沫没掉一滴眼泪，挤也挤不出。因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的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春，14岁的二妹杨成亮嫁到东北，给一个律师做姨太太。这个人是她在天津打官司时认识的。以后音信全无，仅在“七七”事变前来了封短信，说她在长春的生活没意思，并寄来一张相片。不久，1938年因病去世，年仅20岁。
而三妹白杨却走上了当演员的道路。那是1931年秋季，联华电影公司要在北京办演员养成所，登报招募学员。眼看这个家庭难以维持，就要散伙，为了谋生，白杨和成亮都去报名应考。哪知考试的那一天，成亮被票友拉去唱戏，白杨不得不独自前去。她年纪虽小，才12岁，居然被录取了，从此进入了电影界。
迫于生计，姐妹三人各奔东西。
到了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
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毕竟杨沫年轻，不难看，有文化，他农村的妻子没法比。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
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
8、偶然的见面改变了一生
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白杨来到大姐和张中行的住处。
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生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
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
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
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都吃什么菜？”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
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
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
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母亲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复一日。
母亲说：直到1933年的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过年前张中行回香河和父母团圆去了，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
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的一生。
原来，白杨的朋友许晴将白杨介绍到苞莉苞剧社。“苞莉苞”是俄文“斗争”的意思。这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那天来这里聚会的大都是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13岁的白杨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
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许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个子，这在南方人中极少见。中学毕业后在南京搞进步文化工作。读过不少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特别崇拜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尔础。还曾把高尔基的三部曲送给白杨阅读。这位安徽来的青年，从小没父亲，是老妈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
9、“左”倾青年的聚会
刘莉影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上世纪30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杨沫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1932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18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8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4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刻苦学习，1929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1931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1932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1932年11月，鲁迅来到北平，在五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学运，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1950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1932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1956年才42岁即英年早逝。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在北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这都是一帮“左”倾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他们在一起不是谈吃喝玩乐，穿着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赚钱之道，而是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如何正确……
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就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着青春朝气。
母亲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
玩了一个通宵，也聊了一个通宵。闲谈中，有人给母亲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就给母亲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
10、和张中行分歧越来越大
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
与他们分手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母亲觉得冰冷阴暗。丈夫整天看线装书，不闻天下事。 “九一八”事变之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儿的威胁，可他还那么专注于做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毫不关心，名副其实的书虫。
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母亲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
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等琐事费心，母亲情绪不好，两个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
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许晴自认识母亲后，也很关心母亲。他那时在西单一家书店当经理。1933年春天，曾介绍母亲到这家书店当店员。许晴以这个书店为掩护，偷偷销售进步书籍。母亲一度很高兴。但不久许晴被捕，母亲在书店无法待下去，又失业了。
许晴的被捕是因为白杨引起的。
一天白杨突然对母亲说，自己刚被捕过，在北平市警察局给拘留了一晚上。
因为年龄小，又给放了。抓她的原因是有人给了她一本《北方红旗》（大概是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她放在皮包里去一个朋友家串门。可能是上厕所时，她把皮包放在桌上，被也来这家串门的便衣特务偷看。晚上，她刚从那家出来就被捕了。在路上，她暗暗把刊物扔了，却让特务发现。
11、白杨带特务抓人?
这刊物是宋之的、刘莉影给白杨看的。
特务审问：反动刊物是从哪里弄来的？
白杨谎称：是从后台捡的。
特务质问：为什么偷偷把它扔掉？
白杨说：因为抓我时很害怕，才将刊物扔掉。特务看她年岁小，很清秀，挺可爱的，就放了她。
白杨对母亲讲过上面情况之后，有一天，陆万美忽然找到母亲说：“你要小心，白杨带人抓人了。”但具体情况如何，陆万美没对母亲说，只警告母亲要小心。
母亲很是担心，遇见妹妹后，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杨说她被释放之后，有一自称是记者的去访问她，她并不知道这家伙是特务，相信了他。一天，这个记者跟她一起上街，迎面遇见一个在苞莉苞剧团演戏的人，白杨就与他打了招呼。身边的记者问这人是干什么的？白杨说是剧团的，那记者上去就把那个人抓走了。白杨她这才发现所谓的记者是个特务。白杨向姐姐解释说，她并不是有意带特务捉人。
这时白杨也就13岁，还是个孩子。
为此，母亲后来向陆万美做了解释，澄清了所谓“白杨带特务抓人”的传言。
白杨被释放后，有个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特务顾宝安开始频频向她讨好，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后向她求婚。据白杨自己说，是顾宝安在审讯时，看上她的，所以很快把她放了。可白杨不喜欢他，却又怕他，就想出各种理由推托。有一次就推到了大姐身上，她叫顾宝安来问大姐，看看大姐的意见如何。约在1933年秋，顾宝安忽然来找杨沫，见面就说，他深深爱上了白杨，想向白杨求婚。但白杨说她年纪小，叫他来问大姐。
母亲回答说：“婚姻大事，非同小可。你还是问她吧，由她自己做主。”
顾宝安在白杨的挎包里发现过许晴的照片，知道白杨和许晴的关系密切，以为白杨不答应他，是许晴从中作梗，即把许晴逮捕。
母亲陪许晴的母亲一同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去找了一次顾宝安。顾宝安不敢得罪母亲，就敷衍道：“行，我可以帮忙。但你要在白杨面前美言我几句。”
顾虽然表面答应，事后依旧判了许晴3年徒刑，说他贩卖违禁书籍，又死不认错。
为了摆脱掉这个特务的纠缠，1935年白杨南下演戏，委托母亲探望许晴。母亲私下猜测许晴是个共产党员。
许晴为写东西，托母亲带些铅笔。母亲不知怎么带进来。
因为所有东西都要检查。许晴的狱友，地下党员郑依平说：这好办，你蒸一锅馒头送进来。和面时，把铅笔放在面里。
母亲激动地开始干了。她和了一大团面，把铅笔放在里头，再做成馒头。不巧被张中行发现，指责她：两个人吃，用得着和这么大一堆面吗？
母亲说：给许晴送去。
张中行说：小心点。他是个赤色分子，别把你也给抓进去。
母亲说：没关系。
张中行看着母亲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非常不快。
12、母亲怀念许晴
这样，一直到1936年秋，许晴出狱为止，母亲一直定期陪同许母看望许晴。
50年之后，在江苏省建湖县党史办编印的《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一书中，母亲工工整整地写了以下这篇文章，来缅怀许晴烈士。
献给老战友许晴
不是烟，这是火，它照耀着许晴光辉的一生，也有斑驳的亮点洒在我的身上。
约在1933年秋，许晴在北平被捕了，被捕前，他曾介绍我到他担任经理，偷卖进步书籍的卿云书店做店员，我们成了朋友。他被捕后，他的寡母只有他一个儿子，非常痛苦，找到我。从此我成了许晴的妹妹，从1934年初到1936年冬，我常伴随许母到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去探望许晴。他穿着和尚式的囚服，剃了光头，但端正的脸上没有愁颜，只有微笑。透过监狱粗大的铁栏，透过许晴坚毅、微笑的脸，我默默地接受着党的教育，感受着党的温暖。
因为狱中同志没有书读，没有纸笔。许晴叫我找到进步书籍，然后包好书皮，在上面写上《江湖奇侠传》、《小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名拿给他，他还叫我蒸一大锅馒头，在其中一两个里面放入些铅笔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不断做着这些事，就这样，我们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战友友谊。
1936年冬，他出狱了。我们仍有来往，不久他去了上海。1937年7月底，我也去了上海，又常见到他，他依然干着革命工作。8·13抗战爆发后，我回到了华北，他当时似乎还留在上海做救亡工作。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没有见面。我再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因为我在八路军，他在新四军）。
全国解放后，他的儿子许雷找到我，告诉我他的父亲已在新四军的一次战斗突围中牺牲了。
我深深叹息——他，许晴，多么好的才华，多么睿慧的才智，是党和人民的损失！
我捧着他的照片，仿佛又回到了30年代，我又看见了那穿着囚服，那年轻微笑的脸。
杨沫
于
据《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记载：
1941年7月日伪军集中一万七千余人，分数路向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合击。华中鲁艺进行转移。
我从小就能感受到母亲非常怀念许晴。当他的儿子许雷来访时，母亲不管多忙，多累，总要放下手中干的事情，亲自接待，娓娓交谈。
那时候，许雷在电影学院上学，他如果来了，母亲无论身体多不好，总是随到随见，嘘寒问暖，当成贵客。临走时，还要亲自给他送到门口。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父母有令，任何人来家吃饭，都要交粮票，否则不给吃饭。但对许雷，母亲却实行特别优待，可以不要粮票。每次他来，还总设法弄点好吃的招待。苹果、橘子、香蕉等这些水果，母亲很少给我们孩子吃，许雷来了，却都能吃到。母亲的日记中还记载曾给过他钱。
13、共产党员是好人！
一个真实母亲的坎坷心旅
多少年过去，母亲总把许晴的相片保存在相册里。直到晚年，还重印了很多很多许晴的照片，并小心地保存着许晴的坟墓相片和华中鲁艺烈士纪念碑的相片。可以说，许晴对母亲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从网上查到，新四军团以上干部阵亡名单中果然有许晴，简历如下：
许晴（1911—1941），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江苏扬州，中共党员，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分院戏剧系主任。
解放后，在建湖县北秦庄建立了纪念碑。这是全国唯一的抗战文艺工作者烈士纪念碑，上有张爱萍将军题词：“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母亲杨沫很早就接触过一个共产党员，他叫方伯务，后与李大钊同时就义。
母亲说，她十多岁时，有一阵子，一个蓄着长头发，高高个子，长脸盘的大学生常到家里做客。因为都是湖南老乡，她父母亲对这个似乎是搞艺术的年轻人很热情，称他为方先生。来了以后，杨沫喜欢躲在角落里听他跟父母聊天，天南地北，聊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杨沫听得津津有味。大人在家，方先生就和大人谈，大人不在，方先生就和杨沫聊。这个人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经常给母亲杨沫讲一些历史故事。他尊重幼小的杨沫，见面总客客气气跟她打招呼，注意倾听她的说话，回答她的问题，所以母亲见了他感到非常亲切。
记得1927年4月的一个晚上，方先生又来了。那时，母亲的家中已经潦倒，住在北京西四附近的西皇城根。母亲才13岁，听方先生和她父母说了一阵话后，就睡着了。等她睡醒一觉后，听见外面还有方先生和父母的谈话声。母亲感到奇怪，这么晚了，方先生怎么还不走呢？往常方先生从来没呆过这么晚。母亲看见白布幔上，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来回踱着步。刚开始还吓了一跳，但很快就明白，这是方先生。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到幔帐上。接着，母亲又睡着了，不知道方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没过两天，母亲忽然看见《顺天时报》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被逮捕，其中有方伯务的名字。
母亲看逮捕的日期，正是那个晚上，就明白了方伯务总也不走的原因，可能是想在自己家里躲一躲。
又过了些日子，仍是在《顺天时报》上，母亲发现了更加吃惊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被捕的人，其中也有方伯务，全部被判处死刑，绞杀了！
什么，那个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的大学生给绞死了！母亲大惑不解。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他的死，使母亲难过，更多还是惊奇，迷惑。他有学问，待人谦和，温文尔雅，根本不是强盗土匪，为什么要杀死他呢？说他是共产党，那这样的共产党并不坏呀！反正方先生是好人，绝对是好人！
方伯务生前并没有对母亲讲过任何有关共产党的事情，但他却以自己年轻的生命，自己的献身，给母亲的幼小心灵刻下了深深的几个大字：共产党员是好人！
14、希望与党联系上
当时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处于被通缉、被监禁、被追杀的状态。如处决李大钊后不久，北洋政府同年11月又枪杀了以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为首的18名共产党人。次年（1928）
1933年4月在北平举行李大钊公葬后不久，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数日之内被捕上千人，其中四五百人被杀（见《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
苞莉苞剧社的成员纷纷被抓，剧社归于解体。
虽然如此恐怖，母亲却仍沉浸在阅读非法刊物、非法书籍的快乐之中。
1934年，母亲到河北定县铁路员工子弟小学教书，第二年又失业。只好终日给张中行当家庭妇女，刷盆洗碗，生火做饭。一有闲暇就看进步书籍。
这时，北平的地下共产党组织通过贴标语、撒传单、飞行集会、罢工等一系列活动在遭受镇压的同时，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而母亲也因自己的失业，对社会更加不满。自从接触了马列主义之后，她感到这个学说是科学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实行这个学说的共产党非常向往。
但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即使真的是共产党员也不公开承认。许晴曾告诉母亲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母亲不相信，以为那是对她保密。
据母亲自己描述：从1933年到1936年，她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每逢徘徊在北平街头，看见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正派的人，她就多看他几眼，心里猜想，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呢？他要是，能够介绍我入党，那该有多好呀！
她冒充许晴的妹妹，总去监狱看望许晴，也是希图通过许晴，能与共产党联系上。果然许晴的狱友郑伊平就是共产党员。可郑出狱后很快就去了延安，不曾帮她与党组织联系上。
当时反动报纸杂志上对共产党有不少污蔑之词，什么共产共妻，乱杀乱抢，还不断刊登“共党分子”被枪决的消息。因此多数民众都怕跟共产党沾边。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却向往着这个秘密的，四处被追杀的一群人，不能不说是个另类。
有时候，母亲也想跟爱人张中行谈谈国家大事，可话不投机。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母亲醉心于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为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啊？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才穿的皮大衣呢？
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
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
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
15、她是怎样找着党的
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还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吃不好，睡不好，整整瘦了一大圈儿。母亲返回来后，很受感动。
母亲与任弼时是同乡，身上流着湖南湘阴人的血液，渴求动荡，不甘平庸。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
母亲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
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母亲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
白杨劝母亲：“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妹妹的观点，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给圈在这个胡适崇拜者的书生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
1936年春，丈夫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疼爱她的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结果这次去香河，母亲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我的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香河县小学有个叫贾汇川的老师，与马建民认识。下面是母亲叙说她是怎样找着党的。
1936年前，我曾听贾汇川谈起过马建民，说马是个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没有和马认识前，我心目中对马先就有了好感。1936年3月末，有一天，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贾汇川。他来后，贾即介绍我认识了马，并告诉我马是因为在北京有个同志被捕，为预防万一，他才到香河来躲避的。但具体是谁被捕，他们没有对我说。我对马非常同情，也非常愿意和他接近。马也是听了贾的介绍，对我很信任。他在香河住在贾的房间里，我课外时，常和他在一起谈话。印象中他鼓励我参加革命，并给我讲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蒋介石不抗日，共产党坚决抗日，红军已到了陕北等（我还记得有一个题目叫《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么？》），还教给我当时进步青年都喜欢学的拉丁化新文字。因为马建民积极热情地帮助我，所以我很高兴和他接近。且庆幸自己认识了一个革命同志。马当时并没有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但我心目中却当然地认为他是共产党员。
那时马也没有讲过他自己的过去。直到1950年后，要写《青春之歌》，才向马了解了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他1926年12月即参加了共青团，在保定上中学时，先后两次被开除。在宛平县田各庄搞地下工作时，常和同志在河边的苇子丛或坟地里开会。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敌人得到消息要抓他，他就跑到一个学生家里躲了几天。这个学生和他母亲对他非常好，掩护他和帮助了他。
他于1930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
16、暗暗与马建民通信
在我和马建民经过一段时间来往后，他和贾都对我提出过这样一个要求，为了使马能够在香河栖身，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叫我找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请他为马安排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我欣然答应，就对张一真说了，叫他帮助给马找个地方当教员。开始张一真不愿意，但我和他再三地说，叫他一定帮忙。大概张一真看在我和他弟弟的关系上，最后答应替马打听一下，找到了后，可以叫马去。后来，约4月初，张就把马介绍到香河河北屯教书了。
马和张中行不认识。我记得他们俩从没有碰过面。
以后，贾汇川和马建民又向我提出，叫我替马到北京取一趟东西，并打听一下马出走后，北京的情况。我认为这是革命同志对我的信任和考验，欣然接受。在
我和马建民认识后，时间虽短，接近却频繁。这就引起了张一真的怀疑。他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非叫我辞职和他一起回天津不可。
按张中行的说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
张中行听从了这个朋友的话，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香河劝说杨沫。
母亲不同意。好不容易有个职业，还没有干上两个月，为什么又回去？
张中行苦苦哀求，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用，何必辛辛苦苦当孩子王，两地分居？在张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母亲只得和张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母亲二话没说，立刻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几天，张中行又追回北京，眼泪、情话一大堆。
这时母亲已经与马建民有了感情，既然不能公开通信，就由同学替她秘密传书。
母亲不是很孔老二的人，她受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开放，感情丰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没有从一而终的那套观念。
道不同不相与谋。此时母亲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整天就是买菜、做饭、洗碗、扫地、睡觉。
1936年6月，终于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17、母亲抛弃了张中行
按张中行的说法，最后分手经过是：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杨沫哥哥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个下午，在她哥哥的住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这时，马建民已从香河回到北平的《世界日报》，每月有20多元的收入。
母亲在
热情奔放的母亲，见到了共产党员马建民之后，由敬佩转为爱慕，3个月就与之结合。
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
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
母亲后来在文章中写道：1936年10月后，马建民搬到我哥嫂家里，我们就结婚了。马建民的薪水比张中行少得多，两个人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母亲心甘情愿。
白天父亲在报社工作，晚上陪伴即将生产的母亲。他很少说感情上的话，却喜欢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听说来的红军长征传闻。
母亲饥渴地听着，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生活虽不及与张中行过得富裕，精神上却很愉快、充实。
她想起了那些纷纷坐牢的进步青年，猜测他们肯定都是共产党。她渴望自己能与他们为伍，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入党要求，父亲一次一次答应，却都没有结果。母亲挺着大肚子，整天在家闲得无聊，总缠着父亲要入党，要父亲帮她这个忙。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
因为这件事总没进展，母亲着急，一度对父亲有些不满。
刚刚与母亲同居的父亲，其实有个农村的妻子，但由于躲避敌人抓捕，被冲散了。无奈现在陷于爱河，不能自拔。他不住安慰着母亲，劝她不要着急。因他有难处，自从同志被逮捕后，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他的关系已经失掉了一段时期，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
11月，母亲生下了姐姐徐然。父亲明知道这是张中行的孩子，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细心给她换尿布，抱她，哄她，亲她的小脸。这让母亲有些出乎意料，她还担心老马会嫌弃这个孩子呢! 心里暗想：共产党员就是好，没有一点封建意识，没有一点自私观念，胸怀多宽广！比那学究，真是高尚多了！
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老学究都那么冷酷，而对不是自己的孩子，老马却那么呵护，这两个人的巨大反差，让母亲深受感动。
想想方伯务，想想许晴，想想老马，母亲更加觉得自己找个共产党员当丈夫找对了。她巴不得自己也赶快入党，便隔三差五地催父亲，缠着父亲，要父亲向上级反映。她以加入这个神秘的，有危险的，荟萃一帮好人的组织为荣。
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1936年12月的一天，父亲让母亲写个材料，讲讲自己的出身历史。
18、在冀中抗日
母亲问：写它做什么？以为父亲给自己找了个工作。
父亲说：你总缠着我要干什么？
母亲马上明白了，欣喜若狂。
12月末的一天，父亲通知母亲，党组织批准了，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母亲感觉无比幸福。她后来在文章里多次自豪地提到1936年12月她加入了党的怀抱。她非常看重这个。
那时候入共产党，当不了官儿，长不了级，分配不了好工作，不会受重用，却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杀头。
为什么母亲还要冒着危险参加，图个啥？
很简单，母亲就是觉得它好，它革命，它代表未来。
母亲这时22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母亲不愿在北京当日本鬼子的顺民，随她哥哥到上海投奔妹妹白杨。不久上海又发生战火，妹妹要去重庆，劝母亲也去。这时候，母亲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说他已回到老家河北深泽。母亲决定返回河北，寻找父亲。在兵荒马乱的时刻，她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徐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深泽县，随即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
1938年1月中下旬，中共安国县委、安国县人民抗日政府成立。父亲马建民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师容之任县长。
母亲自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1937年12月，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
1938年5月，调冀中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39年5月，调冀中十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
1941年春，因病到铁路西十分区易县的后方医院疗养半年多
1942年1月，在平西游击区的挺进报社工作
1942年4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半年
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在十分区政治部临时帮忙
1943年4月，回十分区任抗联会宣传部长
1944年8月，调十分区黎明报社任编辑
1945年11月，调《晋察冀日报》任编辑
……
看得出，母亲主要搞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并不在第一线打仗作战。但就是这样，她作为根据地的文职人员，每天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她这个昔日的“大小姐”得以有了一段无比艰苦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她曾目睹叛变投敌的霸县县大队副大队长靳国梁将丈夫马建民抓走；她为躲避鬼子搜捕钻进狭小的炕洞里，几乎闷死；重病中，她曾被地主房东的儿子调戏过；还曾冒险藏在一卷苇席里，从鬼子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这些是她北京的小市民生活根本没法比的。那么危险，那么刺激，又那么丰富多彩。
母亲当时在冀中十分区工作。这里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包括永清、霸县、固安、雄县、容城、新城等县。著名的白洋淀就在这一带。
19、死神的影子在飞舞
冀中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本来就非常残酷。而母亲所在的十分区，又邻近北平、保定、天津，属于敌人的心脏地带，驻有重兵，碉堡林立，并频频扫荡，斗争就更加残酷，系冀中最危险的区域。不像四分区地处阜平一带，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虽然生活艰苦，但因是偏僻山区，交通不便，鬼子控制薄弱，相对安全一些。这里敌我阵营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相互渗透，彼此都是对方的眼中钉，肉中刺。互派特务，互相对杀。工作十分危险，说死就死，干部的伤亡率非常高，递补频繁。十分区所辖的几任县长、县委书记都是一个一个或牺牲，或被俘，或叛变，又一个一个上任。
据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记载：冀中十分区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国民党势力很大。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做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修建据点。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驻有1万多日伪军，204个据点。
十分区司令员先后为周彪、刘秉彦，政委先后为周彪、师荣、李斌、旷伏兆。参谋长肖新槐，政治部主任王逸群。
所谓战火的锤炼其实就是死亡的锤炼。死神的影子总在母亲身边飞舞。
1941年10月，冀中妇救会主任韩朝新在完县贾西庄牺牲，年仅22岁。她比母亲小，在父亲的老家深泽县当过妇救会主任，曾与母亲共同出席过冀中第一次妇代会，1940年当选为冀中妇救会主任。1941年春韩朝新与冀中党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结婚，还不到一年，即在反扫荡中为国捐躯。
母亲的战友，曲阳县妇救会宣传部长任霄，南方人，热情奔放，喜欢写诗，1942年10月被俘之后，用衣服拧成绳子，断然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很多同志，几天前母亲还跟他们聊天交谈，几天后再也看不见，长眠在泥土中。身边每一个人倒下，都似利刃刺扎着母亲的神经。她是个对死亡特别敏感的女人，见个死人照片都能让她沉闷几天。
20、鲜血洗礼了灵魂
几天以前，这个胖胖的王泰还见到母亲，送给了母亲一块精致的小怀表。他微笑着说：“老杨呀，你看这玩意儿稀罕吧，是我缴获敌人的战利品。送给你掌握时间吧，别起晚了，叫敌人逮住。”
母亲非常感谢。但万万没料到几天之后，王泰就牺牲了。小怀表成了王泰区长的最后遗物。虽然战争环境经常有人牺牲，可听到王泰牺牲的消息后，母亲还是感到晴天霹雳。他死得又那么英勇壮烈，让母亲万分悲痛，久久不能平静。她把这块小怀表一直保存到最后根本不能走了，还舍不得扔（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
同月，二联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谭杰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敌人将其关押在马庄据点，严刑拷打，谭杰宁死不屈，在牢房中把吃饭的筷子插入耳中，撞墙自尽。
这些都是她所熟悉的战友，平日貌不起眼，关键时刻却那么英勇，惊天地，泣鬼神，能写上书。他们牺牲的细节，被同志和当地老乡们广泛传颂。
母亲听说了之后，数日食之无味，夜不能寐。过去在文人张中行的爱巢里，温情脉脉，哪可能有这些阅历？
母亲还有一个好朋友，原二联县八区区委书记吕烽，河间县人，1943年夏母亲曾在他的地区工作。吕烽常常夜间带着警卫员陪母亲下到老乡家做群众工作，他管母亲叫大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这是个勇敢机智的小伙子，曾带区小队3人，在刘庄巧俘伪警察8人；还曾指挥游击队员夜入高庄击毙日军小队长和班长各一人，后任县敌工科副科长。
据生还者说：极度饥渴之时，在地道里的同志们曾喝自己的尿，生吃腐烂的小猪……
烈士的鲜血洗礼了母亲的灵魂，让母亲无比震撼。她曾反复质问自己，如果换了自己，能否像牺牲的同志那样视死如归？她在日记中坦率承认自己有点怕死，特别是怕腐烂的尸体，臭烘烘的。
她担心自己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在小包袱里，经常带着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撸子，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母亲的小资味儿很浓。她不喜欢刀枪，却喜欢花儿，看见一朵花，欣喜得要命。因为多愁善感，她对死难的烈士总是忘不了。经常恍恍惚惚觉得这些人还在自己身边走动、说话、开玩笑。换了别人，难受几天就过去了，她却要沉痛许久。每一个熟识的战友倒下，对她都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使她惊悸，使她难忘。
21、让母亲记忆的《牺牲》
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他们牺牲的时候都不过20多岁，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头——在我的心头矗立着一座丰碑。现在，我要把我身上的丰碑搬出来，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叫后世人民永远记住这些英勇献身的同志们。
——马敦来。他牺牲时不过20岁，我们黎明报社的刻字员。他刻得一笔好字，圆圆的脸总是含着微笑。前一两天，我们还在一起，突然听说他夜里遇见敌人，被杀害了。
多年来，母亲始终保留着马敦来的一张照片。至于这个马敦来是哪里人，详细情况如何，照片是他死前的近照还是过去所照均已无法知道（注）。
母亲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好几个战友，他们是：
新城县县长杨铁，
我们的农民县长杨铁，矮矮的个子，敌人笑他是卖豆腐的傻蛋。
人民却爱他像爱自己的母亲。
鬼子搜捕抗日的县长杨铁，把他堵在地道里，千呼万唤，甜言蜜语：出来吧，出来没事，到皇军那儿也一样做官儿。
在死亡面前，这矮矮的卖豆腐的汉子，没有恐惧，没有悲伤，从容殉国。
十分区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喜欢文学，常和母亲切磋写作，
还有韩菊林同志、赵辉同志……
从延安来的新华社记者安适。母亲在平西根据地与他相识，常常向他打听延安的情况。他喜爱文艺，跟母亲能谈得来。母亲调回平原后，他曾送给母亲一本精装的《联共党史》，可不久，就听到这个远离家乡的青年记者牺牲了的消息。
确实，母亲打心眼儿里热爱他们。这从她特别喜欢搜集烈士的传记、遗书、各种资料等能够感觉出来。家里有很多烈士传。如《湖南革命烈士传》、《江西革命烈士传》、《荣哀录》、《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牺牲》等。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母亲就对我说过，她在抗日战争期间偶然得到了一本书，名叫《牺牲》，封面上印着殷红的滴滴鲜血。里面有张太雷、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萧楚女、夏明瀚等烈士简历。其中还附有不少烈士死后的照片，大部分是躺在棺木里照的，也有躺在刑场上的，如罗亦农就躺在草地上，头部给打得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相当惨烈。
母亲说她看了这本书后，难受极了，一夜睡不着觉。
母亲去世后，我真的在母亲的书柜里发现了这本书。确实触目惊心。这部印制粗糙，纸已经发黄的书里展示了70多具装在棺木中的尸体相片。有的是同一个人两张相片，一个生前，一个死后。个别的还龇牙咧嘴，相当惨烈，想当恐怖。男人看了脊梁骨都要冒冷汗，更别说女人了。等于是在死尸堆里走了一遭，能闻见尸臭和血腥。可以说，任何人看了这部书，都会被震撼，毛发竖立。何况母亲这么一个多愁善感，富有小资味儿的知识女性。
22、母亲怕死的一面
自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牺牲》这本书的影子总也摆脱不掉。母亲在她的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这本书。她说，就在她开始写《青春之歌》时，还浮出了《牺牲》书里的画面，那一具具死难烈士的尸体，刺透了她的灵魂，几十年怎么也忘不了。
她把这本书当做宝贝，当成最珍贵的藏品，当成了烈士的遗骸，小心翼翼，精心保存了50多年。正是这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烈士的牺牲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才使她有了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能感觉出来，母亲参加革命斗争，虽有不怕死的一面，更有怕死的一面。堡垒户王寿云的孩子说：当村里一有狗叫时，杨沫就很紧张，我母亲就安慰杨沫：不要怕，有我就有你，敌人来了咱能对付。
因为她对死极端敏感，所以她身边的每一个战友牺牲都给了她超强刺激，撕裂着她柔弱的神经。这一点，从母亲解放战争中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同志遇难的消息，对于我这样一个极平常的革命同志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我愿记下来，作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事。
两天前，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而且很重。根据过去复发的原因，不外是精神过度疲劳或者受了刺激。但是这次，我的精神并没有疲劳，也没有受刺激。生活得很平静。我对这次犯病的原因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我才恍然发现我犯病的原因了。从12日以来，只要和人谈话，都是王、秦等“四八烈士”的死，看报纸也是王、秦等同志的死。这里是追悼会，那里是公祭、唁词……而每次谈话、看报、念祭文、读唁词，我都抑制不住地要流泪。尤其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泪珠不知不觉地淌得更凶。有时甚至捧着报纸放声大哭。孩子看我无故流泪，睁大眼睛感到惊奇。一天、两天如此，三天、四天还是如此。眼泪好像流不完似的。于是怕受刺激的心脏病又怎能不犯呢？
也就是说，为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素不相识的领导同志牺牲，母亲悲愤异常，以至于犯了一场心脏病。
连根据地的地主也那么忘我，那么爱国！雄县东河岗村的开明士绅王汉秋，为支援抗日，帮助老百姓度过饥荒，主动将自己的土地无偿献给农民。当有人对他这样做不理解，认为别有用心时，他一时冲动，用镐头剁掉了自己的左小手指，表明铁心跟共产党走，抗战到底。
当这位王汉秋把血淋淋的手指头和血书当面交给了我父亲马建民时，母亲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尽管在十分区这一段经历是她毕生中最危险、最残酷、最紧张、最艰苦的一段生活，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母亲却说：
多少年过去了，可是，抗日战争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却变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种充满战斗气息，而又无比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见《杨沫文集》5卷446页）。
23、第一次患重病
母亲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大运动量的徒步行军，整夜整夜地走。因过度劳累，缺乏营养，染上了黑热病，终日发着高烧，肚子又大又硬，像石头块子。
骨瘦如柴的母亲濒临死亡。
是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才有机会与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亲切聊天，并一同在小饭桌上吃饭；才有机会在大苇塘里，过着“天当被子，地当床”的野外露宿生活……才有机会与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随便开玩笑，被他称为“洋（杨）马同志”。
她曾冒着危险去一个大地主家进行说服，却无功而返；也曾在盛夏季节领略过躲藏在青纱帐里的酷热和憋闷。农村里一贫如洗的老大娘曾给过她大枣，让她充饥；在日本鬼子进村的危急时刻，一个被称为“傻蛋”的憨厚农民，把她给带出了村……
抗战中她也写过一些通讯，却没有特别精彩的。因为那些有名的战斗，如齐会之战、宋庄之战、掌史之战等，她都没参加。她是一个女同志，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搞宣传，写的东西就是些伤员、老大娘、小姑娘等平淡无奇的琐事。
她自然不满意，心中的激情发泄不出去，难受得慌。她出自本能地渴望写出八年抗战来，于是她孜孜不倦地写，除了应景的小文章，一生就写抗日战争这一段，别的不写。
我们下乡插队8年，并没有生死危险和那么激烈残酷的斗争，大都平平淡淡，想写的欲念都那么强，母亲经历了战火煎熬，九死一生，其内心的百感交集和表现欲就可想而知了。
多年来，那些倒下的英魂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促使她非要用笔写点什么不可，这样就诞生了《青春之歌》。此外她还写了不少怀念牺牲烈士的散文。如：《忆“哥哥”许晴》、《一只小怀表》、《再上雨花台》、《烈士与爱情》等。
据母亲说，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
那时，她担任冀中妇救会的宣传部长，跟随贺龙的120师行动。部队在前面打仗，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在后面从事战斗结束后的群众工作。这一段日子非常紧张，经常连续几天的行军，日夜和日本鬼子兜圈子。
后来多亏固安县牛驼的一个农民老头儿，姓勾，用自己的偏方挽救了她的生命。
身体总没好利索，这样维持了两年，到了1941年春，因病重无法工作，她不得不到易县十分区后方医院休养，住了半年多才痊愈。
解放战争期间，母亲调到了《晋察冀日报》。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母亲所写的最多内容是生病（所引用的均为没有出版的日记原文）。
……这要命的身体，真是要命！这几个星期，除了病还是病，简直没什么可记的……
我又来石治卵巢发炎，病已经使我半年多不工作了。我渴望健康，比之大旱望雨，青年望爱人还切。但是健康何日才能给我呢？民前几天曾说：“你闹了这些年病，你好过么？还盼什么健康……”这话如针刺我的心。这么大的人，我竟呜呜地哭起来。真的，在我心底，似乎常有一种绝望的情感绞扰我的心。我觉得什么都完了，不健康，还提什么事业，成就……
24、母亲有些土里土气
《晋察冀日报》的老领导邓拓曾对父亲说：转告杨沫同志，不要逞英雄，有这么多孩子，身体又不好，安心养病吧。
谁知母亲听了却感到不快，觉得报社领导没理解自己渴望工作的心情，不注意发挥女同志的作用……
母亲总担心自己工作太少，对不起党。她在一篇日记中曾说：
我鄙视自己，这多年来，我向人民要的多（有时却还自私的嫌少），给人民的却太少，现在我吃着中灶，每天都是大米、白面、肉，那样好的饭给了我吃，但是我给党做了什么事呢？资格，似乎只是资格给了我这些待遇，使我的心异常不安。（
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
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的一段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开。这位领导对她的病，不闻不问，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人，让母亲内心很压抑。
当时，报社内一些做文字工作的同志都不太安心，觉得这工作没多大出息，不被人重视，不如干群众工作或政权工作，又可深入实际，又受人尊敬。
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
母亲只好到妇婴保健所找温泉中学的同学齐珍屏大夫看病。齐给母亲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说子宫没病，只有一点炎症，血压不高，头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议她到同仁医院看眼。
母亲听后，非常高兴，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镜，就解除了缠绕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镜之后，头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恼又随之而来。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跟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打交道，一个炕头睡觉，与农民们耳鬓厮磨，养成了她平易随和，甚至有几分憨厚的气质。让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都有些土里土气。
她平日戴着蓝帽子，穿着列宁服，讲话通俗，杂有河北雄县一带的口音，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毫无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
她的同事吕果说：“1949年5月我调到北京市妇联宣教部，为的是创办妇女刊物。因此得以和杨沫共事。起初，我完全没有想到她是文化人，竟以为她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皮肤黑中透红，胖胖的，戴一顶八角帽，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列宁服。大大咧咧，憨厚随和，满口老百姓的京白，用语也不严谨。平易爽朗，很少当时某些干部的那种浓重政治色彩。”
25、对职务待遇有些失落
不止吕果，很多同事都把她当成了工农干部，以为她是乡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轻视她，不把她当回事，随便给她点工作干。她在日记中这么说：
……这些天来，我是痛苦而沉闷的。原因也许是我的地位观念。我觉得我工作了这多年，却和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几乎同等的职务，使我很不高兴。加之又无固定业务，打杂式的飘来飘去，我怕这样进步更慢……因此，我心里常常被苦闷占据着。十几年来对工作第一次如此的情绪不高。
母亲对职务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干什么都要有个先来后到，刚参加工作的怎么能与十多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一样对待呢？论资排辈怎么也得讲一点。
当革命眼看就要胜利，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时，任何人都会随大流参加革命，根本不需要什么觉悟。
谁势力大投靠谁算觉悟吗？这些随大流的，跟母亲那些在革命还很危险，却冒险投身革命的人没法比。
解放后，对那些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同志，待遇上好一点，职务上高一点理所当然。所以母亲对工作安排上的不满，也算不上斤斤计较。
她到市妇联时，正值初建阶段，领导工作比较忙乱，不那么细致。她参加革命十多年，却还和一些新分配去的大学生，干同样的工作。而过去的一些老战友，在其他单位都提拔了，自己却还是个小办事员，母亲嘴里没说，心里却有些失落。
当时市妇联在洋溢胡同，一栋三层小楼，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求住在机关，周末才能回家。女儿小胖患了肺结核，母亲也不能回家照料，十分痛苦。
一次为件小事，市妇联的某领导对母亲大加呵斥，让母亲难以忘怀。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刚从香港回来的女同事，快要临产了，还住在集体宿舍。这位女同志有些担心，找到母亲问，如果分娩了怎么办？母亲安慰她说，你不用着急，共产党还能让你在大街上坐月子？
当母亲向妇联某领导反映这个女同志的担忧时，出乎意料，这位领导发了脾气，她脸涨得通红，瞪着母亲，拍着桌子喝道：杨沫！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这样没水平！我们妇联要求所有干部都住在单位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工作繁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制订的规定不通人情，让人家在大街上坐月子？
母亲克制着怒火，没跟她争吵。
事后她百思不解，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错？再加上这位领导比母亲年轻，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母亲晚得多，却如同主子训仆人似的厉声呵斥，让母亲的心情骤然恶劣起来。
自到妇联宣传部后，母亲似乎被当成一个打杂的，给人抄过登记表、到电影院当招待、帮后勤分发节日用品、下被服厂了解女工情况……从没有一个固定工作。领导和同事们都认为她动过几次大手术，百病丛生，身上的好零件寥寥无几，也不指望她干多少工作。
母亲对妇联失望了，后悔了，觉得还是搞自己的报社编辑好。
26、妹妹白杨的手足之情
工作不顺心，身体又不好。
1949年7月因剧烈腹痛，检查出是宫外孕，母亲在市立第三医院动了手术，把子宫、盲肠全都割掉，连右卵巢也割掉。
手术后一段时间，她经常全身疼，还总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她才35岁，就开始秃顶了，所以她常年戴一顶帽子，不管上班还是回家。她照的相片中也大都戴着帽子。
所以，母亲的心绪极坏。不过养病期间，她没闲着，修改好描写抗日战争一段经历的稿子《苇塘纪事》。于1950年7月正式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它的出版给了母亲一丝安慰。
那时还是供给制，每月的钱很少，她连个刷牙缸子都没有，为省钱，特地到东单的集市上买个旧的。有一次，得了几块钱稿费，把父亲高兴得大笑，竟笑出了眼泪，因为能买点好东西吃了。尽管母亲有公费医疗，很多药还是报销不了，如当时的中药就无法报。她的肝、胃、子宫、关节、眼睛、神经……都有问题，还有一些没搞清楚的病。要彻底治愈，需要自己掏一部分钱。可哪里有钱呢？正忐忑不安时，母亲的妹妹白杨听到了她的情况，热情邀请她到上海治病，一切费用由白杨来解决。
于是，绝望的母亲赶赴上海。她的日记有以下记载：
我到上海来治病已两周了（
日记中还说，白杨妹妹比亲生母亲还关心自己，安排自己做周身检查，陪同自己去医院。并请来上海最好的神经科专家粟宗华大夫为自己看病。在日常生活上也照顾得无微不至，顿顿好饭好菜，还经常带她到著名餐馆品尝——母亲自进城后，每月仅几块钱津贴，生活拮据，除了去小饭馆吃一碗面条之类，就从没上过大饭馆吃饭。因此，母亲心里热乎乎的，深深地感受到了妹妹的手足之情。
那位中外有名的专家粟宗华诊断母亲患有忧郁性精神病，只要快乐，多玩，多运动，病一定会好。但母亲觉得自己没有精神病。她认为自己才35岁就把卵巢、子宫都摘除了，病是内分泌失调所致。听说有的妇女一摘子宫、卵巢，神经就不正常。所以她认为自己的病也是如此，大夫曾给她打过荷尔蒙，还挺有效。
……过去，默默中，我不假思索地总认为我的病是在妇联那个环境中造成的。尤其是梁××的领导逼成的。因此我对妇联及梁说不出地厌烦。可是昨天我仔细作了一番分析，客观上他们没及时分配我适当工作，梁对我个人及孩子问题没多做照顾，因而引起我情绪不安，但是这个客观原因是毫无理由来强调的。主要的全是我思想上的不开展，个人主义在作祟。
我想到因我思想上的毛病，而造成党的人力财力的损失，造成自己长期不能工作，使无数大好光阴白白过去，我痛恨自己，我想哭……
27、内心深处的绝叫
1950年11月母亲从上海返回，在上海妹妹家共住了3个月。
年底，母亲因养病无法上班，正式辞掉了市妇联的工作，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当时住在马圈胡同12号，白杨买的院子）。她开始与街道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一起过组织生活。
到了1951年，她身体依旧不见好转，日记中所记载的全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一星期来，又被关节炎所苦，周身关节忽上忽下地疼痛。
已经快一年半了，离开了工作，离开了人生最快乐的源泉，整日呻吟，半死不活的……
……徐然常问我：妈妈，你为什么总不快活？总发脾气？我怎样对孩子说明我的心境呢？有病休息理所当然，我却总是痛苦——不仅是肉体，而且加上不能工作的精神痛苦。每天，每天，我像瘫子似的，不是倒在床就是呆在躺椅上。坐凳子只能很短时间。凉一点要赶快穿衣服，路多走几步要休息，不然难忍的痛楚，就锥子扎似的刺上来了……这样的生活谁能过得愉快呢？
想把天安门美丽辉煌的景象描述一下，可是现在身体各处痛，痛得不能写。除了上医院，我已连着躺了三四天了。昨天下腹痛得厉害，已开始烤电。百病丛生，如何得了！我简直痛苦得像祥林嫂，她不住地喊着：我的阿毛！我的阿毛！
我也忍不住总是喊着：我的病！我的病！
身上总是难过，痰黏得嗓子说话、呼吸都困难，胃消化不好，头又痛，每天恹恹无力，什么都做不了。有时，我真恨造物主不该造了我这个人！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痛苦情绪中开始酝酿，开始写作的。
这时，母亲37岁。为了治病，她四处求医，找过中医针灸大夫胡荫培、秦祥麟……找过苏联专家、找过林巧稚，后来还找过卫生部顾问、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章次公先生。此人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首长看过病，是中南海的保健医生。
她曾对苏联专家发明的组织疗法抱有很大的希望，据说这种疗法包治百病——在人身上切个口子，然后把经过药物泡制的牛脾脏埋在人体内，再缝上。母亲忍痛做了好几次，效果却不如意。
她还打过胎盘，注射过罗瓦尔精以及FCC等等药品。
翻开母亲上世纪50年代的日记，其中大多数篇幅是写她的患病感受和对疾病的忧虑。这样的内容差不多占了全部日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由于病休不能工作，她痛苦；由于总养病，父亲对她不热情，她痛苦；由于生病总失眠，睡不好觉，她痛苦；由于才30多岁就大把大把掉头发，脑袋秃顶，她痛苦；由于肝痛，怀疑自己得了肝癌，她痛苦得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她那痛苦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真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绝叫。
28、痛苦给了她创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看她的日记就像看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灵魂，不住地哀号，不住地惨叫。她对父亲发脾气，对孩子暴躁，对人生绝望，对自己的痛恨，全跃然纸上。这么不断地痛苦，让我大吃一惊。跟我平时见到的母亲完全判若两人。
所以，她总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
很多老朋友都说杨沫心宽坦荡，无论得了什么病都不慌不忙，想得开。可事实上，母亲的内心与外在完全不一样，她的日记里有那么多的痛苦和绝望。经过了十几年根据地艰苦斗争生活的磨砺，她练出了“表里不一”的功夫，能把痛苦埋藏在内心而丝毫不露。
如果母亲给我们孩子什么遗传的话，就是她的神经官能症。我们几个孩子都犯过这个毛病。比如上世纪80年代徐然觉得胸口痛，吞咽困难，几乎无法进食，跑了很多医院看，查出的结果却一切正常。上大学时，我也曾觉得吞咽困难，有时候连一块馒头都无法吃，只能喝粥，一检查也全都正常。
看了母亲的日记，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这病根都来自母亲。她自从割掉卵巢之后，内分泌紊乱，一不打荷尔蒙就全身难受，这疼那疼——其实就是神经官能症。
如果她身体健康，正常上班工作，终日快快乐乐，仕途顺利，绝写不出《青春之歌》。
痛苦给了她紧迫感，给了她创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养病期间，离开了单位，离开了集体，离开了紧张火热的社会生活，终日躺卧病榻，独守空屋。在寂寞孤独的日子里，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过去那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母亲的脑海。
老马的搭档，霸县县委书记高均；
卖豆腐的新城县县长杨铁；
把衣服片塞进喉咙，自戕殉国的三联县县长胡春航；
靠一根筷子结束生命的二联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谭杰；
送给自己一块怀表的区长王泰；
喜好文学的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
多次陪自己下去工作的区委书记吕峰；
在敌人面前忠贞不屈的妇救会干部任霄。这也是一位喜欢文学的战友，曾写过一首诗，题目是《我还没有死》：
虎狼咆哮般地问着：
“谁是大春？”
我闭着我的气儿，
不慌不忙地回答：
“我不知道！”
他们疯狂地扑来，
拔出那闪亮的刺刀——
架在我的脖子上。
……
我的脸没有变色。
我更沉着地
更坚定地说：
“我不是；
我也不知道
谁叫大春！”
29、疾病缠身 开始动笔
不久任霄被捕了，为免于受辱，在敌人的监牢中，她用自己的衣服缀结成绳子，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任霄用鲜血刺激了母亲……每当想起这位无名女诗人任霄，母亲就不禁涌起深深地思念（见母亲散文《我以是女人而骄傲》）。
还有仓夷同志，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晋察冀日报》的战友，这小青年镶有两颗金牙。母亲在张家口怀抱小胖和徐然的照片及自己戴军棉帽的单人照片都是他拍的，那天是
他给母亲拍下了有生以来最好的几张相片。多年后，一看见这几张照片，母亲就会想起拍照片的小伙子仓夷。
……
……一个人坐在收音机旁收听音乐，无意中听到一个外国女人报告什么，我停下了，当一个男同志翻译后，知是苏联少年先锋队的事迹。我注意地听了起来。那些英勇的，忘我的苏联少年先锋队的爱国行动，使我激动了。我自然地想起抗日战争时，我们也有多少儿童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献身。我又想起了多少群众，多少干部、战友，牺牲自己，保卫祖国的行动。不知怎么的热泪竟夺眶而出。于是决定把它写出来，把这部作品献给那些为祖国而牺牲自己的勇士。这思想像命令似在我的心里响着。一些人影在脑际里翻腾……
母亲暗下决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
这两天，我有时忽然想，身体总是不好，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就死了，也比现在不死不活，一事无成的好。这是孤注一掷的想法，当然不对。可是这种养病的生活，实在烦人。
1951年9月，在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保尔·柯察金身患重病写书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母亲，激励她快点把那部盘旋在脑海中很久的书稿写出来。她想先大胆写吧，等身体好了或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再写，是没日子的。
她对自己说：不要总这么怯懦，成天酝酿呀，思索呀，准备呀，就是不动笔。保尔一个瞎子、瘫子都能写，我还犹豫什么呢？
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开始动笔。
自从一开始写，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所创作的那个虚幻世界里。全部精力被吸引进去，对疾病的注意力转移了，身体反而变好。不过她还是很注意，别犯病影响写作。为防治腿病，她想起了抗日战争中睡在老乡的热炕上，关节炎从没犯过。她就花了几十块钱，请人在小西屋里盘了个热炕，有钢丝床不睡，她却非要睡在土炕上。
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她终于修改完成了全书的提纲。
也就是在这个月，1951年9月份，母亲接到了抗日战友路扬的信。这封信唤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30、对路扬的感情
1941年左右，母亲所处的十分区根据地沦为敌占区。母亲因病随卫生部来到了铁路西的后方医院休养。好了一些后，路东回不去，就到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手下当起了小报编辑。那时，母亲总打摆子（疟疾）。晚饭多是一个玉米饼子。同志们给她送来，她没胃口吃，就拿饼子和房东大娘换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后，被有的同志反映了，说她娇气，不珍惜宝贵的粮食。母亲得知后，心里很难受，可又不便说什么。路扬知道了这件事，悄悄来安慰母亲，向母亲解释道：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边区生活很苦，粮食十分紧张，大家都吃不饱。一个饼子对常常挨饿的男同志是什么分量，你一个女同志可能想象不出。所以同志们对你的不满是很自然的……路扬说得母亲心服口服。
自那以后，母亲对路扬就有了好感。那时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感情上出现了问题。母亲觉得父亲待她不像刚开始那么好了。路扬虽然比母亲小，却很有修养，对母亲体贴入微。
用母亲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当时母亲27岁，路扬24岁，以至于这段友情曾经让母亲很痛苦。
大约是1943年春天，路扬送给母亲一本《鲁迅选集》。到1945年整整两年，母亲一直带着它东奔西走，爬封锁沟，涉大清河，宿老百姓家。1945年春天，敌人铁壁合围时，母亲把它坚壁在新城县或雄县东照村一个姓杨的村长家中。因该村后来发了大水，这本书就再没有找到。
1942年春，母亲听说路扬私自脱离了部队，到敌占区了。从这天起，母亲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
后来经过整风，母亲对此事做了公开检查，彻底消灭了对他的那种感情。
但1949年2月母亲在石家庄某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6年不见的路扬重逢。当晚，路扬就找到母亲，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
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员批准他去治病的。以后病好些了，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
本来经过整风运动后，母亲已经消灭了对他的感情。没料到，他这次见面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为了母亲，他1942年拒绝了李××，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
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母亲很高兴，并表示想和母亲“死灰复燃”。
母亲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对方这么些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感动。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害怕自己再重陷进过去的痛苦。
路扬失望地走了。
到了解放后，1951年9月，母亲忽然收到了路扬7月份的一封信，这使母亲又高兴又惊奇，两个人自从石家庄见面之后已经一年多没联系。他在信中说，他现在随19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母亲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他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31、卢嘉川是怎么塑造出来的
这样两个人又恢复了联系。
母亲与父亲的关系此时已经出现问题。他们俩个性、志趣、嗜好差异很大，隔长不短要吵。据母亲的日记记载：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母亲对父亲说：我现在发现了犯病的规律。
父亲把脖子一扬，满脸不高兴地说：又是什么规律，规律一年了……母亲气愤地嚷道：什么夫妇，还不如同志，朋友，邻居！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爱，还谈什么爱人民！
母亲觉得父亲对她漠不关心。她在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但对我不好，对孩子，对他父母，对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他也许是个性如此。晚上他下班回来，吃过饭，便自己看书。睡觉时，他在外屋，我在里屋，虽然一起生活，可是我们的心灵却隔得远远的。
根据母亲的日记，我是
母亲与路扬恢复通信联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家庭背景。
1951年10月，她开始正式写作《烧不尽的野火》时，收到了路扬的回信。这才知道路扬现在19兵团任宣传部长，之前曾在63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
这封信，又引起了她深深的思索。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路扬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她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感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她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他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对，应在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把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表现出来。顺便也写出他对自己经受了长期考验的感情。
母亲爱幻想。在朝鲜前线的路扬这么惦念她，与父亲恰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了她一些欣慰和满足。她和他的情谊，中间疏远了很多年，现又似乎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恢复了起来。母亲常常想起他：他正在朝鲜和美帝打仗，他会牺牲吗？他现在干什么呢？他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
母亲本想和他一刀两断，不再联系。但考虑到他在前线，出生入死，很希望能看到母亲的信，出于对前线志愿军的关心和支持，母亲才跟他通起了信。
他们具体的感情经历，母亲绝少透露，但根据母亲的日记所载：“七七”事变前，当她还没有认识父亲时，曾和路扬认识，并有过一段友谊。但后来因为误会，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母亲已经结婚，路扬还没有结婚。母亲对他有些愧疚，他也很痛苦。这样，以后两个人发展了一段感情，又因为路扬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
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现在终于借着写书，有个机会发泄了。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32、完全投入到创作中
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
母亲每天大约写两三千字，用四五个钟头，再多便支持不住。她做了一段组织疗法之后，不想再做了。因为每做一天，把牛脾埋藏在皮肤里，就要难过好多天，什么也干不了。
她常常下午头痛，胃也不舒服，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她头疼得厉害时，也懒得告诉别人。她不愿意让人感到：杨沫，你这个人怎么病这么多！
因为天天忙着写作，她不经常记日记了，担心写日记要夺去写作的精力。
该去看病时，她也常常不去。因为一去半天，回来累成一摊泥，什么也做不成。她舍不得离开写作。自从开始动笔写长篇以来，她的灰暗病号生活有了一点快乐，她能把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感到了创作的无比愉悦。
另一方面，她也有顾虑：如果组织上知道自己没上班工作，却在家里写东西，会如何看待呢？能否了解这是在休养中不得已的行为呢？这样的写作，算不算是个人主义，干私活呢。
到了年底的时候，母亲已写了7.5万字。她似乎和保尔抱有同样的心情，觉得自己的生命快到头了，必须抓紧时间把作品写出来，做一点有益于革命的事。
她的身体时不时地出毛病。有一次，她的头痛起来，大晚上睡不着，活受罪，竟忍不住哭出声。在深夜中，一个成年女人的哀嚎，令人悚然。
为了治病，1952年春天，她连着几天到协和医院看病，请林巧稚大夫给她会诊，林说她剩下的一个卵巢已发生变化，变成了一个肿大的硬块，没有任何功能。由于缺乏内分泌才发生了各种病症，这是没办法挽救的，只有适当地人为补充各种内分泌。因此，有一阵子，她几乎要天天打荷尔蒙，不打就支持不了。
到了1952年6月，书稿完成了15章。
在写作的时候，她也曾怀疑过：自己费了好大力气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动笔后，才发现很多事情自己体验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都不全，这能写好吗？接着而来的是失望、泄气、难过。后来她想起了解放军战士高玉宝，文化很低，认的字还不如自己多，不也写成了自传体长篇了吗？人家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行？她又想起了保尔·柯察金，一个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重病号都能写书，自己四肢五官都健全，还写不出来吗？若真写不出来，那就只怨你是笨蛋一个。想到此，保尔的那双黑眼睛仿佛在盯着自己，她终于又鼓起了勇气。
这年7月底，组织上决定母亲到北戴河休养。
母亲非常兴奋，她从小就喜欢海。在北戴河，她的住处紧靠海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她一个人睡在宽敞的房间里。夜半醒来，听到大海安静而有节奏的波涛声，她不禁回想起20年前，也就是这个月，这样的天气，17岁的她，只身跑到北戴河的南大寺找哥哥，住在放有棺材的破庙里。那时候，她是为了逃避母亲包办的婚姻，离家出走。却因总找不到工作，生活窘困，感到走投无路，曾想到了死。而现在，虽然快40岁了，旧地重游，却一扫凄迷之感。她作为疗养干部，好吃好喝，能在这里住两个月，多么幸福啊！她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33、初稿最终完成
她像个孩子似的，成天在大海边玩，笑呀！跳呀！
有时候，因为关节炎和闹肚子，她不敢下水，就坐着小船，在波浪起伏的海上游荡。她把双脚泡在海水里，遐思悠悠。远离人世，独自置身在大海上，她感觉愉快，胸中澎湃着一种诗似的情感，这美丽的景色太迷人了！
在北戴河期间，她一方面用海水和热沙治关节炎，一方面仍旧写着自己的长篇。这一段时间，她感觉特别好，文思如潮，进展极顺利。她后来说在海边写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从不需要修改。
秋天回到家后，她继续写。
到1952年10月，初稿轮廓已经出现。
这年秋天，《新观察》发表了她的中篇纪实小说《七天》。是为了纪念战友——原二联县八区委书记吕峰而写的。抗日战争马上就要胜利，吕峰却牺牲了，实在可惜。在7天的地道战中，同志们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吃腐烂的死小猪。
《七天》在读者中反映很好，《新观察》准备出单行本，还请来阿英同志亲自为母亲修改。这是继1950年出版《苇塘纪事》之后，母亲写作事业上的又一个成就。
母亲没有单位，总在街道过组织生活，接触的都是一帮街道妇女、三轮车工人、小商小贩等。时间一长，她感到了消息闭塞，什么文件都看不见，什么会议都参加不了，水平难以提高。父亲当时在国务院文委办公厅任副主任，通过父亲与电影局领导协商，1952年底，母亲正式调到了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当编剧。关露、王莹、颜一烟、海默、柳溪等作家也都在这里，成为她的同事。
该单位地处西单舍饭寺。
母亲到创作所之后，遇见这些文学人才，如同从小屋里到了一个大操场，视野开阔，耳濡目染，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都大有提高。她的精神紧张而愉快，天天上班，身体也支撑了下来。
在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本职工作就是写剧本。母亲想首先要干好本职工作，自己的小说先放一放，等以后再说吧。
进入1953年后，随着
可能是过于疲累和悲痛，母亲的神经性疼痛突然发作了，她全身骨头疼，尤其是双腿和双肩痛得不敢动，只好请病假，回家休息。
歪打正着，这样，她又有时间来修改自己的稿子了。利用这次病休，她集中干了几个月，把长篇的初稿完全弄出来。还曾给创作所的同行林杉和其他领导看过，受到肯定，并让她改编成电影剧本。林杉当时曾创作了《吕梁英雄传》、《刘胡兰》等剧本，有些名气，后又创作剧本《上甘岭》、《党的女儿》等。
母亲信心大增，计划1953年9月底最后完成初稿。
34、书稿数月没人看
由于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村的阻力很大。中央认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示中央各单位都要下农村帮助农村整改。母亲放下快要完成的稿子，愉快地来到了北京通县田家府村，参加统购统销工作的蹲点。每天她和村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经常组织老百姓讨论学习，给农民群众讲解政策。
她的写作完全停止了。
直到1954年春天，才结束了农村蹲点，回到北京。
母亲的身体时好时坏，只要能写她就抓紧时间写。又过了一年，到1955年4月底，《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才全部完成。大约35万字，费时3年7个月。
《青春之歌》的出版非常不顺。
1955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母亲写了一部反映30年代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品，要去了这部书稿。看完后，拿不定主意。想来想去，他们提出，要母亲自己找一个名家给看看，若肯定了这部稿子，就马上出版。
当时，母亲是个一般编剧，默默无闻，根本不认识名作家。就由妹妹白杨介绍，一同找了阳翰笙，托他看这部稿子。阳翰笙当时是中国文联秘书长，日理万机，但答应
母亲
此时，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清胡风反革命分子的运动。8月，母亲担任了文化部京沪调查组组长，去南京、上海外调，又出差了两个多月。
因骑河楼马圈胡同的院子要征用，准备盖妇产医院大楼，回京后母亲就忙于搬家，于
母亲一直惦念着自己的书稿，这期间，她曾几次给阳翰笙打电话，问看完了没有。阳翰笙一直没顾上看，拖到了
母亲在征得青年出版社的同意之后，就答应了由欧阳凡海审阅这部稿子。
母亲心里很烦，来创作所3年了，却还没有写出一个剧本来，成为她一个很沉重的精神负担。自己的书稿写了4年，经过多少遍的修改，迄今完成8个月了，还没有人看，就很有些愁闷。
母亲曾对父亲说：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文艺界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怨不得有些人形成了小集团，互相扶持，也怨不得胡风他们利用了我们这个弱点。但我是讨厌这种行为的，我绝不走任何人的门子。像某女士那样，为自己的写作事业，竟然可以去抱名作家的粗腿，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实在没人理，我就给乔木同志或中央写信。一方面喊作品少，一方面有了作品又没人理（见1955年11月15日日记）。
35、若是肝癌就自杀
一个多月之后，到了
这封长信，大部分是分析手稿的缺点，优点只提了一小部分。
乍一看，母亲有些失望，但后来又平静下来。起码，自己塑造的卢嘉川这个英雄人物是成功的。只此一点，她就知足了。毕竟没有白费力气。母亲最热爱他，这是母亲理想中的英雄和爱人。别人竟也能喜欢他，给母亲带来了莫大安慰。而林道静的一些缺点，也正是母亲自己的缺点。母亲承认自己有这些毛病，认为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也对一些意见持保留态度。比如对揭露“左”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就有不同看法。
母亲把自己的意见对欧阳凡海谈了，同时，还想请他将来修改好后，再给看一下。
欧阳凡海回答说：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揭露问题，你那样说也有道理，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不赞成你把稿子改完后再给我看，因为改完后，还是那双眼睛，看的人难免要受原有看法的影响，容易片面，需要换一双眼睛看。
母亲也就没再坚持。
专家的意见等于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母亲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张羽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老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母亲的这部书稿被放进抽屉，坐了冷板凳。
1956年3月份《人民文学》登了林杉同志的剧本，对母亲是个刺激，她联想到海默也写了不少东西，光电影剧本就五六个，还写有小说《突破临津江》，可是自己有何成就呢？啥也没有，光秃秃的零蛋! 十分自责，感觉压力特别大。
这年3月，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正式解散，母亲和海默等留在北影。接着袁文殊找母亲，让母亲当编辑处副处长，主管政治和支部工作。
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答应。她的身体确实糟糕。
她的肝部老是难受。
父亲一听，愣住了，忙问母亲详情。母亲面色惨白，说以前肝部从来没这么疼过，恐怕凶多吉少，得了肝癌。父亲有些慌了，眼睛里噙着泪，赶忙打电话要车。
等车的时候，母亲倒不恐慌了。她平静了下来。迅速回想了自己的这一生，觉得自己虽然犯的错误不少，但基本上是个好人。她暗暗作出决定，若到医院诊断出是肝癌，就吃安眠药自杀。她准备好了一瓶鲁米纳。
36、稿子“溜”到作家社
到了人民医院，母亲下车后连路都不能走，是用推车给推进去的。
母亲很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肝癌？
大夫说不像是。母亲的精神立刻就轻松了许多。大夫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当夜就叫母亲回了家。吃了一些镇静药，小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仍然疼。国务院的沈大夫介绍母亲去协和医院，检查了一天，内科、外科都闹不清是什么病，最后妇科大夫勉强说是盆腔炎，打了许多天的盘尼西林。
虽然没搞清楚是什么病，但起码不是癌，母亲放了心。
也是在
报纸广播立刻开始宣传双百方针，声势浩大。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十分宽松。母亲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她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母亲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已认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兆阳担任过《黎明报》社长，母亲后来在《黎明报》干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母亲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母亲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母亲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可不知何故，他一次都没来看过母亲。母亲很敏感，以后就不大找他了。
1956年春，母亲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重要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此消息通知了母亲，并表示只需对个别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母亲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欧阳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母亲的意见。
任大心给母亲的时间是当年6月20日以前改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母亲一千块钱稿费。
母亲的体力发生了奇迹，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样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
随着“百花齐放”的政策提出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想起了母亲。编辑张羽给母亲打来电话，问稿子修改得怎么样了？一听说作家出版社要出，他们急了，匆匆忙忙找到母亲，表示他们最先拿到这部稿子，答应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书。
母亲觉得还是在作家出版社出好。这是老秦介绍的，又那么热情和重视，还预支了钱。于是，《青春之歌》这部书稿，就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身边溜走，进到了作家出版社。
37、日记里唯一一句脏话
交稿后，离真正出版仍有一段漫长的路。
到了这年8月中旬，小说还未付排，因为责编任大心搞审干工作去了，其他人插不上手。母亲的身体又犯了病，思想很苦闷。她想，自己的病这样多，怕是活不了多久，看不到自己的书出版了。
她爱胡思乱想，末日的感觉，死的影子经常盘旋在脑海，结果心情压抑而紧张。她承认，自己的精神有些不正常，本来抗战前后，自己是一个脾气温和，心情豁达，不计较小事，对人和蔼可亲的人。自从动了两次宫外孕的手术，过早摘除了卵巢、子宫，性情就变了，变得那么烦躁、易怒、忧郁，为一点小事就难受的不得了。什么死呀、活呀、病呀、疼呀，整天想的就是这些。不用说别人，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到了10月中旬，母亲给任大心打电话询问进展情况，他说正在加工《青春之歌》，月底即可付排。这个消息使母亲的精神稍微振奋了一些。
保姆王维花去人民医院检查出了乳腺癌，母亲又紧张起来。当夜失眠，把自己的病情作了详细的分析，与保姆的症状一一对比，最后才勉勉强强放了心。
可是
父亲出国去苏联了。母亲自己一个人忍受着剧痛。她依旧怀疑自己得了肝癌。
一位大夫经过仔细分析后，告诉她，肝癌是持续性的疼，她却是阵发性的，她并没有肝癌的征兆，她的精神这才好了一些。
1956年11月中旬，母亲开始做蜡疗。
妹妹白杨来信，说她和君超12月来北京，君超还在搞《青春之歌》的剧本，来了要和母亲谈。母亲对这个剧本并不抱什么希望，在日记中说，随它去吧。
12月初，母亲又给作家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的事，回答说因为纸张紧张，恐怕要拖延。
母亲一想起这部书稿迟迟出版不了，心里就烦。再加上去年所有编剧都提了级，惟有她没提，说她没写出剧本。事业、工作、身体都那么艰难，不顺利，她心里有点冒火了。
12月底，母亲又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日期。编辑回答：因题材新颖，这部稿子肯定出，但是否延期，还不能肯定。母亲在日记中说：
看样子，书出版的可能性还是大……真他妈的，天下事，总不像你想的那么痛快（1957.12.21）。
这是母亲所有日记中，我发现的唯一的一次说脏话。
到了
母亲心中不快，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把书先弄出来呢？老秦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他说《人民文学》每期19万册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
于是母亲给责编任大心写了封信，表示趁这个机会还想再做些修改。这一拖就是一年，也太长了。她想等责编来送稿子的时候，问问情况，甚至想到给周扬同志写封信，反映一下这个意见。
到了
这时，海默告诉母亲，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曾对他说，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我们出。几天前，柳溪去找萧也牧谈书稿时，萧也牧说，请转告杨沫同志，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
母亲因此稍微放心了一些。但她内心深处还是苦痛不堪，在日记中说：
这是因为书出版有望了？还是生命的回光返照？看我的面色总是红红白白很健康的样子，可是内里，我总有死的预感。因为我常想到母亲是四十七八岁死的，我也快到这个年岁了，而且浑身上下这么多病（1957.2.19）。
1957年3月，父亲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碰见了阳翰笙。阳询问了母亲的稿子，还很关心。母亲得知后，给他写了封长信，讲了手稿迟迟不能出版的苦闷。
过了两天，阳翰笙给母亲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和楼适夷说说，催一催，劝母亲别着急。母亲又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情况无变化，不过意思是让母亲把稿子再从头到尾抄一遍，那冷冷的口气让母亲有些难以忍受。她当即表示，乱的地方可以抄抄，整个抄，没有必要（1957.3.27）。
到了6月份，当母亲给任大心送稿子时，他又说：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得下。言外之意，也有可能出不了。母亲当即表示：你们应当讲信用。
明明说好了下半年要出，为什么又把别人的4部书稿放在母亲前面出？母亲越想越生气，就给作家出版社一把手王任叔（巴人）写了封信，发泄了不满，讲明出书要守信用。
结果起了作用。当母亲再次打电话问任大心时，他表示今年肯定出书，还问母亲写不写序？母亲说不，能出就行了，不用序不序的。
38、多亏秦兆阳出面
当时出一本书周期最快也要半年，即6月底付排，要12月底才能出版。
但母亲终于放心了，这年夏天，她又去了北戴河，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夏天。
10月初，作家出版社寄来了《青春之歌》书稿的校样。母亲很快改完，交给了出版社。任大心告诉母亲这部书稿已由王仰晨负责看。但王仰晨最近会议很多，暂时没时间看。
这时，正是反右派的时候，各单位都很忙碌。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党员作家会，母亲看见了魏巍。可很多人如丁玲、冯雪峰、罗峰、白朗、秦兆阳、田间等都没有出席。原剧本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因为怕被定成右派，卧轨自杀。母亲听说后非常惊讶……
肝疼还在折磨着母亲。在协和医院检查了两年，依旧查不出是什么病。她突然想起了当年在十分区给她治好了黑热病的那位姓勾的大夫。只吃了三剂药，立即见效。也许这老头儿能治好自己的肝病。
为此她坐长途汽车到了固安县的牛驼，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赵文元就住在本地，陪她找到了那老头儿。这人外表上看有70多岁，头年刚剃掉小辫儿。他的配方还保密，不告诉你都是什么药。但母亲相信他。因为在1939年，他真的救活了母亲一条命。
住了几天，看完病后，她顺便看望了当年的老房东，杜庄的一个干妈，眼睛几乎瞎了。过去，她每见到赵文元都要打听老马和老杨的情况。她对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怀念和关心，让母亲深受感动。这次来特地上家去看望了她，称她为“娘”。老大娘激动得语无伦次，一遍一遍抚摸着母亲的头、脸、手，悲喜交加。
吃了勾老头儿的药，当时没什么效果，但母亲回到北京后，身体是有些见好。而这时，老战友秦兆阳却病倒了。在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撤了职，开除党籍。
如果没有秦兆阳出面，《青春之歌》这部书稿还不知要坐多久的冷板凳。除了母亲，他还发现和扶植了很多著名作家。如峻青、白桦、王蒙等等。
现在《青春之歌》就要出版了。秦兆阳却被发配到广西，下基层改造。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在《青春之歌》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从没向人讲过他对《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作用。
母亲很幸运，这部曾被专家基本否定的手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58年1月出版。
母亲十分感激秦兆阳，“文革”中曾私下对马联玉说过不下几十次，是秦兆阳帮助《青春之歌》出版的。
1957年年底，《北京日报》女记者田藏申打来电话，说她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那儿获悉《青春之歌》即将出版，因为这是写北京地区革命斗争的，《北京日报》想摘引其中一部分连载，希望母亲能够同意。
这是第一家媒体为《青春之歌》找到母亲。
小说还没有出，记者就找上门，让母亲没有料到。据这位女记者说，她粗粗看了一遍，非常感动。
母亲同意了。她不知道自己这部小说广大群众能不能接受。
39、突然被点名批评
从
与此同时，历经数年坎坷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终于在北京各新华书店公开发行销售。母亲紧张地等待着群众的反映。她很怕读者不欢迎，徒劳一场。
还好，有了一点反响。北京人艺去找了《北京日报》，说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剧本……
就在大功告成的时候，想不到单位领导却突然点名批评了母亲。
那时正赶上北影厂开展双反运动。
言外之意，母亲只顾个人成名成家，不搞好本职工作。
母亲乍一听到后，感到非常愕然。连林艺同志也觉得很意外（因她已退出领导小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北影厂为何把她当成了一个浪费典型。自己如果有错误应该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她仔细回忆了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首先，1952年11月她来到剧本创作所时，《青春之歌》初稿轮廓已大致完成。
到了创作所后，就投入到整党运动中，大约两个月，接着参加剧本创作会议。完了之后，与黄岩海接受任务改编赵树理的《罗汉钱》。为此搜集材料，研究如何改，弄了两三个月，到了1953年夏天，领导上忽然决定不改了。因关节炎，她无法下去。7月去了北戴河一直到10月写了4个月的小说。
1953年冬，又到通县参加统购统销的工作，单独负责一个大村子，搞了4个月。
1954年3月回来后，被选为支部书记，脱产工作。6月投入国际民主妇联的剧本《陈秀华》。9月完成，又搞支部工作。直到11月改选。袁文殊又让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因病到第二年春天才去天津、广州、上海生活3个月。6月回到北京后，又投入肃反运动，到南京、上海外调，搞了4个月。10月回来后，发现肝病，继续在北京搞肃反，直到12月病重不能支持为止。
从1956年起，因病不能工作，勉强在病中写了一个剧本，10月交给了编辑处，同志们还提了意见。1957年又重写这部剧本，可是9月份又参加反右斗争。整天开会，身体又坏了，因此这个剧本没有完成。
想到这里，母亲提笔列了一个工作表，向北影厂的林艺和鲁军说明了情况。这两位同志也都认为杨沫没有出剧本，不该负多大责任。
当时也有人写大字报，附和厂领导的说法，指责母亲拿着国家的工资，不写剧本，却给自己写小说。
40、母亲的小字报
这是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头一次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她确实有点想不通，于是她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北影厂，列举实例，反驳了对她的指摘，以正视听，原文如下：
我是
我的小说是在1950年养病期间酝酿的，1951—1952年来创作所前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写成，并不是搞剧本工作之后才写的。
工作统计表（会议时间可能不十分准确，因为记不清了）
1952.12——1953.1 在创作所参加整党运动（两个月）。
1953.2——1953.3 开剧本创作会议，全都参加（两个月）。
1953.4——1953.7 和黄若海一同着手改编《罗汉钱》（约3个月）。
1953.7——1953.10 修改小说《青春之歌》3个月（是因病不能下去生活，在北戴河休养期间）。
1953.11——1954.3 参加合作化运动到通县负责一个村子（田家府）的统购统销工作（4个月）。
1954.3——1954.4 写成农村合作化剧本的梗概交给领导，由孙谦同志提过意见。
1954.4——1954.11 担任支部书记（脱产）8个月，不过这中间即从7月到9月，曾抽出参加伊文思总导演的《五支歌》中的《陈秀萍》的编剧工作3个月。
1954.12——1955.1 领导分配编写青年剧本。
1955.2——1955.6 到天津、广州、上海等地中学生活4个多月。
1955.6—— 1955.12 全部投入肃反运动，担任上海调查组组长的工作。
1956.1——1956.10 在病中写出一个青年剧本，决定修改。
1956.11——1957.3 酝酿重写青年剧本。
1957.4——1957.5 修改小说两个月。
1957.6——1957.8 在北戴河重写青年剧本。
1957.9—1957.12 参加反右斗争。
1958年1月到公安局了解少年犯罪情况，并到狱中和少年犯谈话数次。
……
从以上情况看来，同志们可以看出，这几年来我是不是不肯写剧本，而只埋头在写小说。我是不是懒惰，不负责任，只在追求个人的名利。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写出剧本来（虽然我一直想写，也在摸索着写），这个，我是应当检讨的。
41、小说掀起巨大浪潮
母亲对领导的批评相当重视，也相当抵触，她认认真真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统计出来，公之于众，请广大同事评判。
不久，《青春之歌》的社会反映开始出现，出版社的编辑王仰晨告诉母亲，头一版已经全部销售一空，马上要出第二版，加印5万册。
在文艺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潮流之中，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清新秀气，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获得了各方面好评。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酒吧、歌舞厅、游艺场，读书是人们最主要的业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关注最近出了什么新书。
《青春之歌》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从3月份，母亲就收到了一些群众来信，《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及中宣部的《宣传动态》等均有介绍和评论《青春之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赞扬。
这部书稿所掀起的巨大浪潮已能明显感到。
才出版4个月，反响已经极为强烈。
北京大学、北京29中、北京6中、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河北北京师院等学校纷纷都给母亲来信，邀请母亲与同学们见面座谈。
北京大学团委也给母亲发来信，原文如下：
杨沫同志：
您的作品《青春之歌》是目前我校同学最爱读的好书。大家都抢着读，大家都在读，大家都从中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加之书的背景是北京大学，所以同学们又感到特别亲切。同学们一再要求和您，敬爱的作者同志见面，请您和大家谈谈。我们知道您身体不大好，可是同学们的热情这样高，要求和您见面的心情这样迫切，要求即使不能听您的报告，如来能见见面，谈几句也很满足。因此，我们派徐佑球同志前来与您面谈，希望能得到您让大家高兴的答复。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于是，母亲去了北京大学和第6中学与大学生、中学生们见了一面。
42、母亲一跃成为名人
到了6月份，《青春之歌》已印了39万册。刘导生和袁鹰都撰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
群众来信络绎不绝。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认为她是一个受人爱戴和敬仰的同志。
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地向她学习。
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由于反映强烈，当年8月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亲自上门找到母亲，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外文出版社的同志登门求见，向母亲表示要把此书翻译成英文。
朝鲜和苏联的同志也与母亲商谈，要把小说翻译成朝鲜文和俄文。
只短短几个月时间，母亲就从默默无闻的普通编辑一跃成为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林海雪原》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也几乎家喻户晓，但该书似乎更倚重传奇的故事情节取胜，有点惊险小说的味道。而《青春之歌》没有那些传奇情节，靠的就是一个有小资味儿的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经历，抓住了读者的心。这种影响，比一个战斗故事，一场剿匪战斗，也许更深入灵魂，更为广大学生和知识文化界所接受。
有头脑比较封建的人批评《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接二连三地恋爱，很不严肃。其实那正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所以才能激起那么多人的共鸣。
随着《青春之歌》一书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母亲忙了起来，电话和拜访者络绎不绝。这儿请，那儿请；这约稿，那约稿；这个采访，那个采访。父亲劝母亲：采访一律不见，邀请一律不参加，以免让人说你搞个人名利。
母亲却认为这太绝对了，会脱离群众。
母亲在
母亲从无名之辈一下子与这两位文坛名流平起平坐。
恐怕连母亲自己也没料想到，总在疾病的折磨下频频恐惧的她，单位调级唯一没有份儿的她，小说出版后还被点名批评的她，几个月之后，竟然会被上级如此重视。
43、母亲不是个好母亲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所以才能冲出张中行的小家庭，去实现自我。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
母亲不愿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女同志为避免被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亲生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个人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某天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到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累得疲惫不堪的女儿没有怜悯，却发起了无名火，用笤帚疙瘩狠狠打她，嫌她不守纪律。徐然用手挡护，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给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她父母的影响，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不大管孩子。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孩子在她心目中的位置排在很后很后。
我和哥哥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很少见她给孩子缝补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44、哥哥写长信被说成是“进攻”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抱过她，亲过她，给她过生日。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过过生日。更没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人家不喜欢你，撒娇都没法撒。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可能我们两个男孩土里土气，给他们丢脸。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不记得给我和哥哥带过什么小纪念品。我只记得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也不是专门给我。
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做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是私事，常常排在后面。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多见。
1958年国庆阅兵，清华大学搞了一个民兵师方队。哥哥手持7.62步枪参加了游行。之后又立刻赶到西郊百花山种树。因为条件艰苦，劳累过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兴，责怪哥哥为什么总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是不是要骗取照顾？除了批评和训斥，根本不理哥哥。哥哥一会儿上一趟厕所，最后拉得全身无力，走路要双手扶墙，以免跌倒。母亲也没当回事，只让保姆陪哥哥去医院看，拿了点药。以后哥哥的病转变成慢性痢疾，时好时坏，拉得面黄肌瘦。可父亲总说拉肚子不算病。家里来了客人常常当众嘲笑哥哥，说他娇气，怕死，小病大养，练武术练成了病包儿。母亲则完全站在父亲一边，对哥哥指责多，理解少。
哥哥满肚子委屈，曾一口气写了3封长信给父母，解释自己不是娇气，确实是闹肚子，吐诉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亲却怒气冲冲给父亲写信说哥哥这3封长信是“一连气向我们投了3把长矛”，把哥哥写长信说成是向她发起“进攻”。母亲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两封连看也不看。她伙同父亲痛斥哥哥“变质了”，变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个病号，成天拉肚子，没人管，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关注一下自己的吃穿何错之有？那时谁不关注吃穿呢？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饥肠辘辘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点心全偷吃光，哥哥尽管饿，还饿昏过，却不曾埋怨我一句，这怎么能说哥哥“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的平静。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45、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同学们穿土布的少，我就很显眼，比较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同学还说我妈不是亲妈……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每顿饭就一碗米饭。母亲知道我饿，有时也曾给我一点吃的，但次数很少。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没有高干补助，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若少交几两粮票，保姆会追着屁股跟你要。因为父母给她撑腰，所以态度特横，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
其实，不只父母，更高的干部中也有这样的。李锐的日记就曾记录过一段陈云在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不大重视。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身大事虽然偶然也好奇地问问，可从没花心思认真帮忙。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买家具，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反复跟她说，才给了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就算相当不错了。哥哥结婚一分钱没给，一件东西没送，只请吃了顿饭。
多年来，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全社会不提倡母性、母爱。这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人性论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报纸、广播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孩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并为官方舆论所提倡和赞许。
母亲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她从内心深处认为“儿女情长”是家庭妇女意识，觉悟低，境界不高。在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长年教导下，精力更偏重于工作、事业和单位同事。认为孩子是个人私事，越少考虑越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粉丝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外人不穿袜子都要帮忙，自己的孩子明显地遇害，却撒手不管。在单位里见了谁都笑容可掬，有求必应，可回到家却对孩子指责多，表扬少，说变脸就变脸，说不理就不理——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46、母爱能遗传，少母爱也能遗传
在那种革命至上的极端宣传下，类似母亲这样缺少母爱的母亲绝非个别，还有不少。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叛逆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都否定。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与父亲关系不好，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多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心理不平衡，结果她跟父亲一样也厌烦孩子，疏远孩子。
不过，据我分析，她对孩子缺少爱有她母亲的遗传。她母亲丁凤仪就不是一个很疼孩子，很母性的女人。
——母爱能遗传，少母爱也能遗传。
母亲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潜移默化被她所接受。那就是“自己第一，孩子第二”。如果她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视她为掌上明珠，她绝不会这个样子。母亲不知不觉中继承了她母亲丁凤仪对孩子的冷漠，管理粗疏，放任自流。母亲认为这种冷漠是不娇惯孩子。她可能觉得，她这样对待我们比她自己小时所受到的待遇好多了。起码她从没有像她母亲那样用牙咬我们。
在母亲的意识里，把正常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宁肯牺牲自己的母爱统统当成了“娇生惯养”。记得1960年左右，她去看望了一位老战友后，回家感慨道：这个同志太惯孩子了！为讨孩子欢心，竟让小孩用手打自己的脸。小时这么惯，将来大了，他还不把你给杀了呀！
母亲曾微笑着告诉我：刚解放时，哥哥因为穿着破旧，总给家里跑腿干活，被邻居误以为是家里的勤务员——她可能很为自己不娇惯孩子自豪。其实当时干部家里穿的破，总干活的孩子很多，并不都被认为是家里的勤务员。我想真正原因是父母对哥哥冷淡，才给外人这个感觉。
母亲的家庭是特殊的，心理也比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当反革命后，她救了我。为哥哥调动工作，姐姐调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帮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点母爱没有，就是比较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父亲眼看着我和哥哥吃不饱，甚至饿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级点心；她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后又给放了，她却没有劲头去奔走，上告，打官司。
——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娇惯孩子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成了冷酷和虐待。姐姐徐然是被母亲很宠爱的。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曾说母亲“爱也温柔，爱也冷酷”，尽管委婉，也道出了母亲对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实。
事业型的女性，往往缺少亲情意识，不是好母亲。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对自己的母亲有一肚子意见。
47、随着母亲衰老，她在变化
孩子时代我害怕母亲，随着岁数的增长，体力的强壮，思想的“革命”，我叛逆起来，鄙视那些向她点头哈腰的人。看不惯母亲资产阶级贵妇人般的装束。与母亲越来越疏远，而母亲自然也能感觉到，对我也不大关注。我对母亲的不满，自然在行动上有所流露，她病了住院从没主动去看过，不愿讨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认为她资产阶级化了，腐化了，该整一整。特别是她跟那个机灵过头的小秘书厮混在一起，让我瞧不起。我感到她身上沾了邪气，对她十分鄙视。从1964年到1985年，20多年中我就没和母亲照过一张相。除非有事求她帮忙，从不找她。
难怪她骂我白眼儿狼，过河拆桥。我做不到哥哥那样能以德报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满腔热忱帮她办事跑腿儿。由于她给北大中文系写信表态，让我对她寒了心，很长一段时间跟她来往极少。大学毕业后，给我分到新影，但新影不接受。为工作问题，我只好又硬着头皮请母亲帮忙。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小波连来两信，用着我，又是妈妈了。但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为他的事，我已写了五六封信，给袁文殊、司徒慧敏、新影党委、北大党委……
每到关键时刻，母亲还是帮我一把的。可是，得罪一个人要比维住一个人容易得多。母亲对我的帮助，再有救命之恩，却往往让她自己的冷脸和几句恶毒的话全给毁掉。我很敏感，她对我一点点不好，都无法容忍。在外面风吹雨打，挨骂打架都能受，可回到家母亲对我冰冷一点，却痛苦至极，愤懑难耐。所以我对她热情不起来，若即若离。很长一段时间，她是不合格的母亲，我是不合格的儿子。她做母亲失败，我做儿子也失败。
我虽然很坏，又抢又偷又骗，不是好儿子，可是在我狞恶粗野的外貌下面，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母亲还是依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能重新钻到母亲肚子里，不再挨饿。青春期时，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圆乎乎的脸型和相貌。
母亲的记忆细胞，让我缺少母爱。来到这个世上，目睹别人母子亲密，非常羡慕，也曾有巴结讨好母亲的心。
随着母亲一年一年衰老，她在变化。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曾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应该对孩子好一些。我们还能活多久?
自从我的书《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并获得巨大反响后，对她是个震动。张光年告诉她，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文革”写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叫好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对这本书不重视。——这一切证明她当初反对我写是错误的，她被触动了。她开始认识到了这本书的价值，改变了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48、啊，妈妈说亲我
我的书出版后，始终没有送母亲一本。直到母亲对姐姐埋怨道：小波出了书，也不说给我一本。我这才送给她一本。因为当时，母亲的书《芳菲之歌》已出版一年多了，与《血色黄昏》相比，几乎毫无影响。我怕母亲伤心，就没给她书，也没告诉她我这本书的社会反响。不想给她大的刺激。因为她曾坚决反对过，以免让她尴尬。不料她从姐姐处知道了我这个思想后，说：我怎么伤心呢？两代人，不同时代的书怎么能相比？他越成功，我越高兴啊！
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母亲不顾腿病和年迈，来到我的万寿路的家，爬上四楼，看望我的妻子和孩子。
为学好英文，我曾写信请她帮忙买一本英文句型方面的书，她立刻托李叔叔去买，跑了很多书店也没买到，结果给我捎来了五六本非我所要的书，厚厚一大摞，根本用不着，让我哭笑不得。
儿子：
两年多不见了，时常想起你来。看见利利和肖肖，还有些安慰。现在，他们也要走了，心里很有些怅惘……
衷心地祝福你们的团圆。
妈妈
1991.9.1
在美国罗德岛的生活，我最大的感受是孤独冷清。美国人少，地广人稀。偌大超市，琳琅满目，却几乎空旷无人。从人群拥挤，热闹非凡的北京，来到那个地方，全是陌生的蓝眼黄发的异族人，白天大街上都行人稀少，晚上更寂静如坟地。我这条被兵团战友称为“孤狼”的人，也感觉难以适应。这种情况下，每接到母亲的信，都好似来了一堆火，让我全身暖洋洋。
波、利利：
接到波打字寄来的长信好久了，因为遇到一桩很不愉快的事（小燕子的官司打输了），气得我血压升高，又得为他们起草给人大常委会的信，好烦恼，好辛苦……
波的书（《血色黎明》）写好了吗？对利利务必温柔，体贴。她为你真不易，亲你们和我的小孙子。
妈妈
（1991）11.23
啊，妈妈说亲我，让我的心咚咚直跳。记忆中我从没与妈妈有肌肤之亲。所以，晚年母亲在信中说亲我，让我激动万分，就像被丢失的小孩突然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百感交集。即便只是语言上的肌肤之亲，也觉得幸福，鼻子发酸。
做访问学者三年后就没有钱了。为缓解我的经济困难，母亲让我拿着她写给波士顿的一位美籍女友，龙云儿媳妇的信，索要当初寄放在她处的一张名画。虽然没有要来，仍让我感到了母亲的温暖。
母亲还把她的几个美国关系介绍给我，如台湾女作家聂华苓、同学赵婉贞、台湾作家江南之妻崔荣芝等，让我有困难找她们。无奈相距遥远，我又不爱交际，没有去找。
49、真正地母子一场
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
从小到大，从没有跟母亲拥抱过。她就是这么在信上说说，也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特别舒服，特别幸福。儿子马骁出生后，母亲也从没到我家看过他一次，抱过他一次，亲过一次，给他买过什么东西。可现在在信中说亲亲儿子，也感觉异常的甜。她开始牵挂儿子马骁了。来信劝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别丢了中文。尽管她老写错我儿子的名字，把骁骁写成小小。
人不可能老那么声名显赫。当我漂泊异域，隐姓埋名，从大红大紫到被国人渐渐遗忘时，1993年9月她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表达了对我的思念。此时，她已经79岁。这篇文章发表在畅销刊物《读者》上，广为流传，对我是个极大的提携和鼓舞。文中说：
他的书我没有参加过一点意见，他是从来不接受我的意见的……我对儿子过去有过许多的不满、许多的气愤、许多的失望。经过“文革”，我有了某些改变，我明白自己有不少固执的观念是陈旧的，我缺乏新颖的独创的见解，因此，我的写作也有过弯路。这样，我对儿子的不满、气恼、失望，减少了许多。当他的《血色黄昏》出版后，通过他的书（虽则这本书中有些地方丑化了我，骂了我），我对他的了解更多了一些，不满气恼失望又减少了些。例如他得了稿费，除了买一部电脑，依然穿得土气寒酸，他妻子不在家时，他只会就着生黄瓜啃干馒头。从不在生活上有任何享受的念头或习惯。前几年去了美国，在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从他寄回的照片看，衣着神情和在国内没有两样，生活上还是自己不做饭，经常吃的是面包就着香肠和白水。人家到了美国生活都大变样，而这个老鬼却依然故我。只是粗野气少了些，书卷气多了些。也依然笨嘴舌拙不会说话……他希望回来，我也希望他回来。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暮年的到来，我对老鬼的人品，对他的个性的“特”，对他的“不寻常”，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于是我的气恼，我的不满和失望，也更加减轻、减轻……当读到他信中“月是故乡明”的那段话时，我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儿子直到年届40有了自己的儿子后，才对母亲有了深挚的情感。
我也不禁常常怀念远在地球那一端的儿子。
据徐然姐姐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
李叔叔也证实：她在昏迷中常常呼叫着白杨和我的名字。啊，那个厌烦我的记忆细胞早已不起作用。
我深受感动。所以望着临终前痛苦熬煎的母亲，数次难过得扑簌簌流泪。
在母亲的晚年，我们终于相濡以沫，真正地母子一场。（完）
附录：
儿子老鬼写母亲杨沫：
一个真实的人会活得更长久
李峥嵘
小说《青春之歌》及其改编的电影都是红色经典。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曾经影响了一代人，而作者杨沫上世纪80年代曾表示晚年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可是因为年迈体衰，杨沫的愿望没有实现。
儿子老鬼希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的一生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的杨沫。他认为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杨沫》头版发行后，受到了评论界及各方的好评，但也有人说这是借写母亲的隐私来吸引读者。对此，老鬼回应道：“作为孩子，最了解的是家里发生的事，所以本书有些家庭方面的内容。其次，既是名人、公众人物，民众就有权知道你的私生活。因此，为了写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不走样的母亲就必须要写母亲的家庭生活、情感生活，否则这个母亲就不完整、不真实。”
评论家王干说：“杨沫有许多的象征性，是一个现代性符号。《我的母亲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刀切开了中国伦理和传统文化遮蔽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长辈。老鬼是以魔鬼的视角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用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非常有冲击力，揭开了父辈的伤痕，刺痛了父辈。
终结“不爱的遗传”
记者：看后记介绍这次的出版做了很大修改，包括订正了第一版的文图差错、增加了文字，除此之外您说您写作的心情也和那时不一样了，您能介绍一下您第一版写作是出于什么原因、事隔数年您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修改旧作？
老鬼：早在2003年，我就想在母亲去世10周年时干点什么。她生前曾表示希望把一个有关她的文章的评论结集出版。我为此找过北京出版社，母亲的好友在这里当领导，但被婉言谢绝。因为这种文学评论集除了专业人士看，广大读者不会买，没有市场。我不想再求人，决定自己给母亲写本书。把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介绍一二。我自然怀有私心，希望母亲晚一些被世人遗忘。因为任何伟大人物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流逝，这些人物都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何况母亲呢。她不是莎士比亚，作品和名字不可能千古流传。母亲才去世10年，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杨沫是谁了。我只能试图通过写这本书，让她晚一些被淡出社会。这就是我写母亲的最初目的。
2005年夏头版发行后，发现初版有很多编辑错误，与出版商不欢而散。因为合同为5年，就想等5年后再版时，把这些缺陷统统改正过来。2010年，母亲去世15周年前即开始着手再版的修改。其间，我数次去当年十分区所在地，找到了掩护过母亲的堡垒户后代，还找到了父亲为一位年轻烈士写的小传及许晴烈士、仓夷烈士和关露的照片。
这次再版，除了修正错误外，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一些内容。自己写作的心情更加平和。写头版时，回想起过去一幕幕母子间的不愉快，心情沉重，经常含泪，把母亲负面的部分说得很充分，对晚年母亲帮我的那一面没顾上多说。其实母亲高兴时也是有母爱的，特别到了晚年，返璞归真，给了我很多支援和关爱。这次再版，增加这方面的介绍。此外还补充了于洋及崔嵬的女儿崔敏谈电影《青春之歌》的一些情况；补充了母亲与一些朋友如吕果、舒丽珍等多年的友谊；补充了对母亲捐献版权行为的更理性的分析和反思。
由于旧版本还在市面上大面积流行，原先答应2010年出的出版社变卦了，才拖到今年母亲去世16周年再版。对同心出版社的勇气魄力和远见深表感谢。
问：座谈会上，评论家们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美学的角度给以了高度评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案例。您觉得呢？是不是感到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治疗内心创伤的过程？
老鬼：没有感觉写这本书是在治疗内心创伤。我写它只不过是把憋抑在胸的情绪发泄出来。当然我也曾请教过一些儿童心理学家，试图了解母亲不喜欢小孩的原因。我认为母性因人而异，有强有弱。每人因为遗传，因为生长环境，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同而不同。比如，一个危重病人终日在痛苦中挣扎，是无暇过问孩子的。
问：您在书中说“不爱是可以遗传的”，您在书中分析了母亲因为童年的失爱，对自己的孩子都显得很无情。您觉得要怎么终结这种“不爱的遗传”呢？冒昧地问一下，您和孩子的关系怎么样？
老鬼：在缺少亲情的家庭中生长出的孩子都比较自我，不会爱别人。因为他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自我照顾，自我保护，自我奋斗上，无暇其他。要终结这种遗传，关键是母亲养小孩一定要自己亲自带，不能交给别人抚养，哪怕是亲生父母也不行。不要因为工作繁忙、照看婴儿辛苦而放弃了喂养孩子的天职。只有亲自抚育孩子、照顾孩子才会对孩子有感情，有深厚的爱，否则母爱肯定欠缺，肯定要产生隔膜，或许是终生的隔膜。母亲杨沫的妈妈不管她，母亲等于是保姆带大的，她对她的妈妈自然没有感情。我有了儿子之后，自然不想让儿子遭受我小时候的对待，对他也算可以。淘气时打过屁股，但从舍不得打脸。与儿子的关系比那时父母跟我的关系要好。但我也有母亲的遗传，为写书不顾孩子，所以算不上好父亲。
问：网络上有一个很火的小组叫做“父母皆祸害”，数千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控诉父母对自己的精神、肉体的摧残，而大部分人的父母就是您这个年纪。做儿女的认为父母祸害他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疏离、冷漠、暴力，一种是控制，对儿女的经济、婚姻、工作都过于密切的干涉。有趣的是另一个针锋相对的小组叫做“反父母皆祸害”，说下一代一边啃老一边骂娘，简直是白眼儿狼。看您的书的时候，我不停地联想到网络上的这个现象，虽然只是一部分人，但是很能反映社会问题。我也感到您的这本书对有心的读者来说，能从阅读中观照自身，增进对我们的父辈的理解、对我们的文化基因的理解，也是和自己的历史和解的过程。您觉得呢？您会对那些控诉“父母皆祸害”的年轻人说什么？
老鬼：父母不是一贯正确，事事正确。他们也有错误的时候。应该允许不听他们错误的话。比如我写《血色黄昏》，父母就坚决反对，为此不惜跟我断绝来往。但实践证明，如果听了他们的话，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这本书了。所以对父母的话应该分析，不能盲目听从。父道尊严，家长至上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实在不好。父母与孩子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居高临下，一切唯父母的话是从。现在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无事不管，无事不操办，把孩子牢牢控制在自己爱的手心里很普遍，这与对孩子冷漠、粗暴、撒手不管同样令人受不了。恐怕也是导致年轻人控诉父母的主要原因。人的天性都喜欢自由，不喜欢被控制、被管制、被限制。做父母的应该明白要给孩子一定自由做主的空间，不要把自己的爱变成限制孩子自由的铁笼，那会引起孩子逆反。(
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什么滋味
老鬼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据母亲自己说，她跟张中行同居后，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在农村，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幼小生命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放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到生第四个孩子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抱过她，亲过她，给她过生日。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过过生日。更没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
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做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是私事，常常排在后面。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多见。
我小时候曾患肠粘连，疼得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一再去北屋向她报告，她都无动于衷，继续任我疼得呻吟，也不过来看看我。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保姆向她通报再不看可能要出事，她才让哥哥带我去医院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涨得快要破，再晚就没救了……母亲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一点不管。她拉肚子、冻伤脚、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也没有去医院看的意识。她小时候得病后，都不治而痊愈。所以孩子得病，她并不着急。
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弄不清楚什么原因。母亲和父亲就认为哥哥是故意装病，以索取关爱和照顾。哥哥疼得无心上课，含着泪说：我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呀！母亲依旧严词批评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贪生怕死，娇滴滴，无病呻吟——其实哥哥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源于母亲遗传。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每顿饭就一碗米饭。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没有高干补助，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
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渐渐发现，对自己孩子不好，对外人好的父母大有人在。这种父母对亲人冷酷，一毛不拔，对外人热情备至，有求必应。因为在那个时代，对外人热情，对亲人严厉，会被认为政治觉悟高，有阶级感情，先人后己，会受到媒体、单位和周围人的肯定和赞美。而对自己家人好，再好也不会得到官方的首肯和奖励。反倒会被认为儿女情长，觉悟低。儿女情长在那个时代是贬义词，表示你境界不高。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一次，哥哥与母亲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至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吃饭屋的床上，盖着厚厚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没有。
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晚年终于母子一场
我对母亲的感情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非常复杂。我病危时她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她又帮助过我，我没有工作，她还曾一口气帮我写了五封信……令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我的妈不是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令我又恨她。
到了晚年，她又回归了正常的母性，我亦难忘，亦心酸。这种复杂的感觉一言难尽。如同芥末、葱头、蜂蜜、蚁酸、辣椒、臭豆腐混合在一起，无法形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市民生活，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真实客观，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走出极“左”桎梏，她自己虽然年迈体衰，风烛残年，却挺身而出为那些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那么多的信任，那么多的提携。我缺钱，她给我找钱；我缺住处，她给我提供住处；我缺关系，她给我介绍关系……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的小名，足足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从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与我终于母子一场。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母亲杨沫真实而非完美的一生
谭华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晓，成就了杨沫现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静、卢嘉川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经感染和影响了几代人。作家老鬼的新版本《我的母亲杨沫》一书，在修改老版本全部错漏的同时，又新增内容近三分之一。该书以儿子特有的视角，讲述母亲的真实一生。
母亲杨沫的真实经历与感情
《青春之歌》写作的背景、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这些小说里看不见、而又让读者牵肠挂肚的情节与故事，在《我的母亲杨沫》中被一一展现。老鬼写道：“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再现作家生活中的真实经历与感情，无疑会加深读者对小说、对作家本人的理解与喜爱。正如老鬼所言：“我的写作原则是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牺牲真实。人物传记尤其不能掺假，不能拔高，不能隐恶扬善。”他认为，“一个，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杨沫非完美的一生
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身在局中的老鬼不夸大母亲光辉的一面，也不回避她的瑕疵，写出了母亲真实而非完美的一生。尤其是“文革”时期，这里有别人对她的批判、揭发，也有她对胞妹、著名演员白杨等人的“揭露”。这是那个混沌不堪的时代闹剧中的寻常一幕。老鬼通过本书勇敢地写出了杨沫的真实一生，不仅凸显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共和国经典长篇《青春之歌》的辉煌经历，而且把她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写出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
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老鬼在书中的真实记载，让看过《我的母亲杨沫》的许多评论家和作家感慨万千。评论家王干说：“《我的母亲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刀切开了中国伦理和传统文化遮蔽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长辈。老鬼写母亲不是以儿子和一般作家的视角，是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用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非常有冲击力。揭开了父辈的伤痕，刺痛了父辈。”评论家白烨说：“《我的母亲杨沫》写出了一个更真实的母亲，把自己也摆进去，没有逃避。冷竣如一。为非虚构性作品树立了一个新的高度。”（
儿子老鬼
杨沫
老鬼极不寻常。
他不寻常，不是有什么“伟大”成就，而是性情特别。
他从小在故乡长大，五岁才回我们身边。七八岁时，他父亲带他回了趟河北省老家，住了不过半月，但当他回到北京后，对我的称呼变了，“妈妈”忽然变成了“俺娘”。有许多天，他不肯洗脸、洗澡、换衣服。不仅如此，小便时，总是脸朝南。我发现后，几次问他为什么这样，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出“想老家”。他是为了不把从老家带来的尘土洗掉，才不肯洗脸换衣服。至于朝南小便呢？那是因为老家在北京的南边。
还是在初中时侯，他忽然啃起大部头的马列主义书籍来。我们发现他在看《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左派幼稚病》等书，劝他说：“小波（他的小名），你看这些还不到时侯。先看点基础书，首先看毛主席著作，学习要一步步来。”
这孩子从小沉默寡言，说话还结巴。无论我们说什么，既不顶嘴、抬杠，也不唯唯诺诺，但是他有主意。这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中，捂着一只手哭丧着脸，来到我们身边，却不出声。看他那样子，我们问他怎么了？干嘛捂着手？他结结巴巴地说：“手指头破了。”“怎么破的？”我赶忙问。
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割破了。”“割破了，怎么割破的？”他爸爸接着问。“为了入团，写血书……这样怪僻，虽然写了血书，自然还是入不了团。
他热爱解放军，十四五岁连着两年到宣武区征兵处报名参军，人家说他不够年岁不收他，他就一整天站在征兵处不走。晚上被赶走了，第二天大早又去报名参军。征兵同志见这么个脏孩子总来缠着，就耐心向他做说服工作。他不吭声，第二天照样又去。他有较深的近视，知道这会影响他参军，就缠着我要配隐形眼镜。给他配了，因为年龄小，他的参军梦却始终没实现。
高中他入了坐落在西郊的四十七中学。
他喜欢读书，古今中外小说读得不算少。初中时想当关云长，高中时想当马特洛索夫和斯巴达克斯。于是，怪事不断出现：我们住在西城柳荫街的三合院，大门里的过道是洋灰地，暑假的炎热天，当午，这洋灰地热得像块烧红的铁，可是“斯巴达克斯”精神，却使鬼儿子打着赤膊躺在这块热铁上，一躺几个小时。开始全家都睡午觉，并不知情。后来被我发现了，看见儿子躺在赤热的阳光下晒着，浑身像烧红了似的汪着黑赤的光，我又气又恨。
当然，从小执拗的个性说也无用，第二天儿子照旧在阳光下狠狠地晒着。高兴时，他也谈谈他的思想：想当英雄，那就必须能吃苦耐劳，尤其要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
这个孩子到“文化大革命”有了异常的政治土壤后，他的惊人表现也就更加异常！
1967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我家有十个男女红卫兵闯进家门。这天，我到我单位－北京市文联参加运动去了；老伴儿也被电话叫到他所在单位——北师大去开会；家中只有老姑姑等几个女人。十个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叫开街门后，跳到屋里、院里飞速地分头行动起来——有掐电话的；有用带来的一筒筒黑涂料，匆匆忙忙在院墙、屋地上涂写比斗还大的大字标语的；有个特壮的小伙子先把姑姑和侄女锁在东屋里，然后跳到北屋把里面的一个大姑娘用绳子把手倒绑得紧紧的，接着在他嘴里塞了满满的一嘴破布，最后把她推倒在床，接着一把大斧头猛地劈开了我的大衣柜，把柜里的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不错的收音机拿到手，最后对倒在床上的大姑娘说：“告诉你，不许你报案！为了革命，我要大义灭亲！不然，小心我们还得再来砸你们！”
原来这壮小子就是马波。
十多分钟后，一场狂烈的风暴戛然终止，马波带着九个同学飞快地结束了这场战斗，夺门而走……“文革”中，我十分幸运，单位里有浩然、李学鳌等一些同志暗中保护我，我家中并没有被抄过家。可是我的儿子却带人抄我砸了我……至此马波的故事并没有完，遭劫后不过一周，他给我们写来了信，抬头不写父母亲，而称之为“马健民、杨沫”。信是从南宁寄来的，他说他们为了革命，要去越南援越抗美，要做“千秋雄鬼永不回家”。更表示壮志：“好男儿当马革裹尸还。”不过下面却改了口吻：速寄南宁××××处五百元，否则当心你们的狗头！你们将遭到比上次更加惨重的打击云云。
我们这个儿子啊，怎么说呢？他和一伙同学抢了自己的家，弄些钱，然后去越南抗美，他们几次跨越中越边境，跑到那边，被越南边防军狠狠揍一顿赶回中国境内，可是他们誓不罢休，当他们又要偷越国境时，被中国边防军捉住，也狠狠揍他们。这十位“英雄”渐渐有人受不住了，多数不去越南回北京了，只有马波或许还有一两个同学跟着他做“千秋雄鬼”。马波是个倔强的任性孩子，他挨打受罪最多，但还是没有去成越南，只能跑到西藏、四川。不知怎么他们又大胆逞能地偷了部队的一支枪，最后回到了他读书的北京四十七中。后来他偷枪的事被人揭发，海淀公安局把他抓起来关了几个月。这时侯已经是1968年春天了。
此后，学校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觉得内地农村干农活没劲，没有去。终于有一天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忽然决定去艰苦的内蒙，他们要在茫茫草原上干一番事业。
他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探索性新新闻主义”的小说《血色黄昏》中，如实地描绘了他临去内蒙时的情景：“妈，我今天晚上要去内蒙了。”“什么？你今天晚上走？”母亲睁大眼睛望着我。“嗯，今晚上十一点五十分的火车。”
一阵沉默，只听见寒风在窗外一声声低吼。妈妈温和地问：“你响应毛主席号召去边疆是对的，但你们不通过组织，自己跑去，人家会要么？”“没问题，我们学校有好几个人自己跑到内蒙，人家全要了。”“那档案、户口等手续怎么办？”“那边收下后，再回来办。”……他们去了内蒙，人家不收。于是又是用刀割破手指写血书，感动了当地的司令员，批准他们去西乌旗的一个牧场劳动。
这地方奇寒，我生长在北京，虽读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但很难想象其奇异的景象。
儿子后来回到北京，常对我说起他们西乌旗的冷，那里六月天刮白毛风还能冻死人。经冻的牧民，鼻子、耳朵一样会冻掉，最冷的天，人尿一出来就立刻成冰柱……可是这伙青年，就是割破手指写成血书要求去这令人生畏的地方。
可是，那个时代呵，那个时代的青年呵，他们都遇到了怎样可悲的命运呢？……儿子去内蒙八年，有七年都是在“现行反革命”的悲惨严酷的折磨中度过。
他最好的锦绣年华，变成了血泪斑斑、伤痕累累、不人不兽的岁月。
刚到不久，他们就以“阶级斗争为纲”奉命抄了牧主的家。“牧主”家有什么呢？没有珠宝，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十几只羊也成了牧主。可是这伙小青年尤其是马波——一马当先。于是，他们和牧民的关系紧张了。马波狠打牧主时，一个贫牧为了救“牧主”，狠狠给马波头上一闷棍，马波暴怒，几乎要用铁锹打死这个贫牧。他在学校里就学会打拳、摔跤，浑身练就铁骨钢筋，如果一铁锹下去，还不出人命！是他的一个头脑冷静的同学狠狠抱住他，最后用力咬了他的手指头，他才松了手。
他临去内蒙时，答应我不打架，好好干。可是，不出一年，他就给家中来信，夸耀战绩：“妈妈，我打了一个马车班长，打得他鼻青脸肿，嗷嗷求饶。他一贯欺压知青，前些天，草原奇寒，刮着白毛风，我一个人赶着一辆大轱辘车拉了一大车石头，从天亮赶出去老远，到天黑才赶了回来。不想快回到连部的时侯，一块尖石头，刺破了车带，车没法走了，我只好卸下石头，赶着空车回来。不想这班长不但拿走我的三个大包子偷着吃了，使我饿了一天的肚子只吃了几个冷镘头充饥。我正生着气，他还跑到指导员那里告我搞破坏，说车带不是尖石头扎的。可把我气坏了。我找他去说理，他反而大骂我狗崽子，先动手打我。我挨了打不甘心，夜里越想越气，第二天天刚亮，我突然跑到他屋里，骑在他身上狠狠揍起他来。他从枕下抄起一把剪羊毛的大剪子，站起来和我斗。不是我身体灵活，有功夫，说不定叫他扎死了。
这次我突然袭击，他不是我的对手，终于向我求饶，我才罢休。可是，他在被送往医院前，又向指导员诬告我……“现在我必须检讨，我承认我打他不对。可是，我能为连里的知青们，为我自己出了气，写写检讨也高兴……”马波打架伤了人，更因为他的坦率——当整党时，他给指导员提了意见，于是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扣到他头上，一戴就是七年。
当了反革命，他受的罪可大了。请看他的回忆：“赵干事打开抽屉，取出一堆铐子……他拣了半天，拣了一个既小毛刺又多的，摘下原来的铐子后，复员兵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铐了半天也铐不上，铐子实在太小了，最后，还是那位复员兵痛快，他把我的手腕按在桌子上，两个（铐子）眼对准，用拳头狠砸，终于铐上。“俩胳膊血液不畅通，酸麻酸麻，肩韧带阵阵剧疼。我只好用剜肉补疮办法，把双臂尽量往前拉，任手铐深深勒进皮肉里……”……“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指导员借以广泛搜集他的材料（光打架上不了什么纲，必须有政治问题才够劲），从北京同去内蒙的有的同学在压力下，开始揭发他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说过搞个人崇拜是反马列主义的；说过“三忠于、四无限”不应当强迫搞……于是六大罪状，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上报到师。桀骜不驯的马波受苦不过，又眼看别的盟有些知青在“一打三反”中已经被镇压，他为了活命，渐渐变得老实了，变得俯首贴耳了。
他被押着了，到他团里十一个连，一个连一个连地去游斗示众。每天、每天打倒他的唾骂声、愤怒声把他搞得迷迷糊糊，不知自己是在做噩梦，还是活在可怕的现实中。有时，他曾冷静地想，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怎么能随随便便把一个自愿支援边疆受尽辛苦的知识青年定为敌人？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怎么能出现这种事？难过极了他想过死。但他很快驱赶了它，他要活，一定要看看中国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罚他上荒无人烟的石头山去打石头，背石头。一个人住在山洞里好像狼一样过着孤独的生活。打了石头，又几吨几吨地一个人弯着腰从深坑里向地上背。他真有些像野兽了，不洗脸、不洗手、不洗换衣服，像个原始人，整年整月一个人住在山洞里，成天吃着粘着牛粪的食物，多少日子看不见人迹，实在烦闷极了他就对着苍茫天际，像狼一样怪嚎、怪喊，以发泄胸中的积闷……因为长期不说话，当他以后回到人群中时，几乎都不会说话了。
马波这时侯给我们来了信，说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很受了些苦。当时，我们的情况也很不好，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那时对解放军领导的内蒙兵团还十分相信他们的公正。儿子被打成反革命，以为他一定问题严重，罪有应得。有一段时间没有同情他，也没有多理他。这当然更加重了儿子内心的痛苦。可是，后来，我们从切身体会中，从许多老将军、老干部的遭遇中，渐渐明白了“反革命”帽子的真实含义，这顶帽子无论多革命的同志都可以在“文革”中飞到头顶上，何况孔武有力好打架、又敢直言不讳说真话的马波呢？于是，大约从1972年以后，我就对儿子的事大为关心了。写信鼓励他好好干，不要悲观，问题总是可以澄清的。接着我又像个乞儿，打躬作揖地给他的指导员、团领导、师领导一封封写信，不论大小官，一律称之为“首长”，请求他们对马波的问题进行复查，说明他从小热爱党、热爱解放军，不会是反革命……。我为儿子费尽了心机，可内蒙兵团那方面却音讯杳然。
这时他写信告知我们，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有一个和他同一个连的女孩以她神圣纯洁的光辉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他深深爱着她，他有许多邪欲，可是一想到她、一看到她，他的心立刻像水晶般透明起来。她并不爱他，更从不理他，但他那颗初恋的挚笃的心，并不因为她的冷漠——或者轻蔑而稍有改变，这个神占据了他整个心灵，在他兽化的生活中，心中却蕴蓄着最真挚、最圣洁的情愫。我想我那极自尊又粗野的儿子所以能够在那样悲惨的环境中活了下来，多亏这个他心中的“神”拯救了他……进入1975年，儿子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的风雪草原上，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服苦役，我的心越来越不安。这时，一个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你给周总理写信吧，他关心群众，也许可以起作用。当时我知道批林批孔周公，总理处境也不好，不忍心打扰他。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我终于给周总理写了信。果然不多久，我就得到消息说，周总理把我的信转给了内蒙古的第一把手尤太忠同志，尤太忠批复内蒙兵团复查马波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连长把他找去，告诉他：“你的问题就要处理了，改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消监督改造。这就等于没事了。”
这也等于天上响了一声霹雷，把个马波震得狂了起来，高兴得乱砸乱舞。请看他自己的形容：“我要独自欢乐一下……冲进屋，插上门，胸口还闷得难受。一脚把破水桶踢飞，第二脚把牛粪堆踢个空中开花，乒乓碰在烟筒上。纵身跳上炕，打着滚，两脚朝天猛蹬，狂笑着，噢噢怪叫……”后来内蒙兵团解散，马波来信叙述他对组建兵团的感慨，或者说愤慨。他说内蒙组织建设兵团，盲目地大面积开荒种地，谁知破坏了生态平衡，使水土流失，草原严重沙化，他们七连组建六年以来，所开垦的二万亩土地全部作废，蓄的四十个粮囤也全部变成没用的土包……他说，妈妈，完了，全完了！知青苦干了八年，最后是一场无效劳动……多么大的国际玩笑呵！无法统计的物资消耗，成千上万、几万几十万人力的消耗浪费，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对草原的大破坏呵！也是多少万青年人青春生命的消耗浪费呵！听到领导传达这是多少亿的亏损，把人们都惊呆了，有的悲伤，有的怒骂……我们没本事叫儿子很快离开内蒙，他还在草原苦熬着，但他不同于其他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靠摔跤打拳到社会上打抱不平，已被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现在只有走妈妈的路来折腾一下了。”“即使我没有什么严谨的理论见解，缺少深刻的哲理，不懂现代美学，写出来的东西粗糙无味，但是如果能够反映出这个庞大社会的一角，反映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小小侧面，那就没白费力气。“这一拳若打好了，比阿里的拳头还有力！”
……知青们看他成天趴在炕沿没完没了地写，劝他说，“打牌吧老鬼，打一打年轻十岁。”
也有的知道他在写自己的经历，劝他说：“老鬼，算了吧！你的悲剧只不过是无数悲剧中的一个，比你更惨更倒霉的还有的是！”“不，我得写，不写我气得慌。”
马波经常不洗脸，不洗脚，穿的衣服又破又脏，他那个犟劲有时还挺凶，怪吓人的，于是知青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老鬼”，而这个老鬼不但不恼，反而以此为荣为乐。以后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就用了笔名老鬼。
1978年，马波去大同当了一年多的工人后，当全国不再招收工农兵学员，正式恢复大学入学考试时，他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起大学生。
他上着学，依然不忘写他的自传体小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法制报当了一名记者，他仍在工作之余为他的小说拼搏。写作了将近十年，经过了十三家出版社的过目，经过16次的退稿的伤痛，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改，他的书终于在1987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
出版后，真有点像他说的，阿里的拳打出去了。评论家冯牧说：“老鬼的处女作是这样的出手不凡，他没有辜负自己长达十年的经历和鲜血、汗水、眼泪混在一起的生活，对这段独特的、在世界上可能是独一无二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经历，做出了、现在已经达到了概括或表现。”
我对儿过去有过许多的不满、许多的气恼、许多的失望。经过文革，我有了某些改变。当他的《血色黄昏》出版后，通过他的书（虽然这本书中有些地方丑化了我，骂了我）我对他的了解更多了。他得了稿费，除了买了一部电脑打字机，他依然穿得土气寒酸，他妻子不在家时，他只会就着生黄瓜啃干馒头，从不在生活上有任何享受的念头或习惯。前几年去了美国，在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从他寄回的照片看，衣着神情和在国内没有两样，只是粗野气少了些，书卷气多了些，也依然嘴笨舌拙不会说话。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暮年的到来，我对老鬼的人品、对他个性的“特”、对他的“不寻常”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于是我的气恼、我的不满和失望，也更加减轻、减轻。
……我也不禁常常怀念远在地球那一端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