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耐心看完这篇文字。
如果你想让一面墙给人厚重的感觉，就要先保证墙本身够厚。如果你想让一个空间给人高耸的感觉，就要先保证它真的够高。带着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设计师的光环，一头银发的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师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就表示，超高层还没有达到最高的那个顶峰。
热衷超高层的不仅仅是迪拜，此前一项统计显示，目前中国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达到上千幢，全球十五大高楼中，中国就占了九座，而且各地为争当“第一高楼”仍然暗自较劲，这个数字还在不断被刷新。显然，在爱面子的中国，这样的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然而，公共安全专家指出，超高层建筑外表风光，但会引发消防安全隐患、造价过高导致性价比不高等一系列相关社会经济问题，亟待引起高度关注。
迪拜经常以奢华但构思巧妙的建筑吸引人们的目光，从较早的七星级帆船酒店，到模仿地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世界岛”，再到热带沙漠中的全球最昂贵的“雪穹”滑雪场，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迪拜塔，也就是哈利法塔（Burj Khalifa Tower）光从数字看，迪拜塔堪称震撼：总高828米，最远处可以从95公里外看到；楼体超过160层，表面由大约2.8万块外层板组成，所用玻璃足以覆盖14座标准规格足球场；此外大楼配备有世界最快的电梯，最高时速达64公里；还建有全球最高的游泳池和清真寺…
从建筑本身看，迪拜塔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震撼。其设计吸收了伊斯兰传统建筑风格，由多个部分逐渐连贯成一个核心体，外观效果似螺旋模式，旋转冲向天际。最高处逐渐转化成尖塔，给人以直插云霄，刺破苍穹的最直观感觉。内部包括由时尚大师乔治·阿玛尼所设计的“阿玛尼”酒店、上千套的公寓以及写字楼等。
客观地说，作为阿联酋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迪拜塔落成本身，即是这个因迪拜债务危机而备受关注的海湾国家不俗成就的一种表现。因为迪拜塔所矗立起来的，不仅仅是直插云霄的800多米世界超高建筑，更是人们对经济企稳向好的信心和希望，其象征性不言而喻。
在总结过去100多年来资本市场发展史时，德国经济学家劳伦斯10年前总结出一个“摩天大楼指数”，将经济危机与摩天大楼的建成联系起来。世界最高大楼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相关，世界最高大楼的兴建通常都是经济衰退到来的前兆，劳伦斯把这个发现称为“百年病态关联”：大厦建成，经济衰退。
1908年前后，美国纽约胜家大厦和大都会人寿大厦相继落成，但紧接着，金融危机席卷全美，数百家中小银行倒闭；上世纪70年代中期，纽约世贸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再夺全球最高，之后发生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楼取代了西尔斯大厦，在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经济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着“繁荣、衰退、萧条、繁荣”，在繁荣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往往会鼓励大型项目的投资，摩天大楼是最直观的体现；然后投资进一步把经济推向更加繁荣。但由于过度投资、投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政策，繁荣并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设计图，所放出的光辉，绝不是数字化的现代设计过程所能产生的。计算机辅助制图，那些橡皮所留下的擦拭痕迹等一切都不复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就不会留有设计者的迷茫，思考痕迹等这些暧昧的部分加入的余地。
一边小心翼翼不要将图弄破，一边绘入新的线条是最能够体会建筑师职业感觉的瞬间。而现在用电脑绘出的精致的图面，却很少有那种喜悦产生。因此对于刚进入事务所的新职员，在让他们使用CAD前首先要教他们用手进行绘图。
建筑不是以个体存在的事物，而是在与外部城市的联系中连同它的社会价值视觉化后一起呈现出来的。
隈研吾在《自然的建筑》中就提到，建筑是一种操作系统，是人和自然联系的接口；比如他指出，全球化的起点之一是钢筋水泥的出现。以前盖房子需要就地取材，所以各有建筑风格，但钢筋、沙土、砂石、水泥各地都有，于是全世界的房子越来越像，这玩意儿抹去了乡愁；比如谈到建筑材料时，他会说：“不安定的事物是无法靠表面的固定来改变的。不安定的事物最需要的应该是柔软性。固定化只是给不安定的事物增加了扭捏的牵绊”。
因为建筑师每天参与着世界的构建，这迫使他们仔细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种大哉问。在看这些大师的书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很通透，很全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很人性化。这一点是紧扣建筑“以人为本”的主旨的。
新世纪以来，建筑发展趋势不再以合理性作为判断标准，而是追求超高、变化、奇炫的概念，讲究新闻性，但这也提示着我们下一步中国建筑该走向何处。
显然，我们喜欢的表象，很可能只是一个载体。那么，对热衷于形式来说，抓人的感觉要比抓人心的感觉要容易的多。形式或许有助于释放这种感觉，但它并不等同于需要本身。所以，抓不住人心的东西，来的快，也去得快。
好的人造物，也是知止的，也知道自己的道德：实用，有个性，但并不过渡张扬。它知道自己的边界或位置：它不是一个掘金的大佬，只是人的亲密助手而已。或许，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价值，赋予人造物于永恒的意义。这种意义，一定是物体、人和背景结合的东西，纠缠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岁月洗礼，如同有了生命一般。
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中就直言不讳，东京也让他失望。这里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没有任何区别，高耸入云的钢筋水泥森林、四通八达的地铁，还有两千万赶着去上班的人群。
德波顿意识到这正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性格的差异。他举了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于1900年旅居英伦的经历为例：“我曾因为邀某人赏雪受到嘲笑。另一回我描述了一番日本人的情感受月亮的影响有多深，而听者只感觉莫名其妙……
日本人喜爱无常胜于永恒，简单胜于华丽，喜爱稍纵即逝的樱花，喜爱独自一人在山中小屋聆听雨声，这些都与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南辕北辙，难怪传统的日本建筑无法在西化的摩登大都会中生存。
看看身边，同样的问题也一样存在，北京的胡同在消失，杭州的西湖晚上亮着绿油油的光，上海浦东的甲级写字楼一幢高过一幢……然而一座理想的现代中国建筑是什么样子的？怎样表达中国人的品质？又怎样与周围的环境呼应？当然，聪明如德波顿绝不会越俎代庖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说到底，没有一个设计体系是臻于完美的。
届时上海中心大厦的落成，“劳伦斯”魔咒，会不会砸中中国，唉，只消说，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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