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我国最低生活保障率: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23条罪行（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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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辩护》第五章（二）提起公诉
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23条罪行
――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
《特别辩护》 马克昌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7年04月27日17:28
出庭的辩护律师前排自左至右是甘雨霈、韩学章、张思之、马克昌、周奎正，后排自左至右是傅志人、张中、苏惠渔、周亨元。王舜华律师因病未能出席。
（二）提起公诉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20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
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起诉书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江青等10名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
起诉书共2万余字，指控的犯罪事实分四大部分：一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23条具体内容；二是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有15条具体内容；三是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有6条具体内容；四是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有4条具体内容。总计有48条具体犯罪事实。
（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1. 策动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篡夺领导权。林彪策划夺权，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并煽动迫害领导干部，说：“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很需要”。
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还说：老干部“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也不留”，“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2. 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林彪、叶群捏造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张春桥则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在张春桥的指使下，蒯大富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之后，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人身迫害。
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又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直至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3. 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
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 4. 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利用1967年11月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阴谋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
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谢富治说：“是起点，不是终点”，“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之后，谢富治等在追“后台”中，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5. 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中央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60名委员、候补委员，有3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6. 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并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60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
7. 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并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报告中，159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有74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
8.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江青诬陷周恩来等搞阴谋，说“他们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是后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后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影射诬陷周恩来。
9.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林彪、张春桥、吴法宪和邱会作等诽谤、诬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野心很大，想当领袖”。
10.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林彪诬陷邓小平是“黑帮分子”、“反党分子”。康生诽谤邓小平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江青诬陷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谣言公司总经理”、“法西斯”、“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张春桥诬陷邓小平是“纳吉”。姚文元在《人民日报》送审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剖析》文稿中，亲笔写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11.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张春桥、王洪文等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的材料共76份，1163页。
12.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康生、陈伯达等布置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黄永胜审批“同意”专案组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彭德怀被迫害致死。
13.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康生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吴法宪把他写的诬陷材料送给林彪。叶群将她捏造的诬陷贺龙的材料，当面口授给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指使宋治国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宋治国把他写的4份诬陷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康生说：“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进一步诬陷贺龙。贺龙被迫害致死。
14.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在叶群的授意下，蒯大富派人收集、编造诬陷徐向前、叶剑英的材料，发表诬陷文章：《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徐向前》。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编造诬陷徐向前的材料，诬陷徐向前是埋藏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提出“打倒徐向前”。
15.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林彪指令北京部队召开党委扩大会，策动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陈伯达诬陷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的后台，阴谋打倒聂荣臻。黄永胜诽谤说：“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这些人心是不会死的，一有适当气候就会出来搞名堂的”。江青又诬陷聂荣臻等在华北是“坏人当了道”。
16.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和所附的调查叶剑英的“第一号调查方案”，阴谋陷害叶剑英。黄永胜利用他在广州制造的陷害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文年生等的冤案，追查“黑线”，将逼供取得的假材料交给叶群，诬陷叶剑英等开“黑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李作鹏伙同海军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写材料，诬陷“贺、叶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军反党”。
17.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林彪捏造罪名，诬陷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使、煽动下，中共中央宣传部9名副部长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
18.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林彪、叶群、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诬陷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对海军“怀有巨大阴谋”。
19.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诬陷、迫害的，除上述3、4、5、6、7所列的以外，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康克清等80多人。
20.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干部，篡夺、控制中共中央的组织大权。康生指使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1937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22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在全国“建立反革命据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提出把中共中央组织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21. 诬陷、迫害各级公安保卫部门、检察机关、法院的领导干部，篡夺、控制专政工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策动下，全国公、检、法机关遭到彻底破坏。谢富治在全国煽动“砸烂公检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等和全国大批公安保卫、检察、法院的干部、民警遭到诬陷、迫害。康生、谢富治等在公安部还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谢富治和另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他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副部长徐子荣被迫害致死。
22. 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阴谋搞乱军队。林彪为了控制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等，“他们是不能翻案的，不能翻天的”。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林彪、叶群多次诽谤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罗荣桓、谭政，制造“罗（瑞卿）、梁（必业）反党集团”等冤案。黄永胜诬陷总政治部“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邱会作诬陷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差不多”。总政治部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子钦、王冰等17人被迫害致死。
23. 林彪、江青反革命分子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陈伯达组织编写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
姚文元诬陷南京群众张贴大标语反对张春桥是“反革命”，并说：“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编写材料，这些材料经姚文元篡改，把群众反“四人帮”、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的革命言行诬陷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诬陷群众是“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
姚文元还主张要“枪毙一批”。姚文元、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
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23条罪行
――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
《特别辩护》 马克昌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7年04月27日17:28
出庭的辩护律师前排自左至右是甘雨霈、韩学章、张思之、马克昌、周奎正，后排自左至右是傅志人、张中、苏惠渔、周亨元。王舜华律师因病未能出席。
（二）提起公诉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20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
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起诉书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江青等10名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
起诉书共2万余字，指控的犯罪事实分四大部分：一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23条具体内容；二是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有15条具体内容；三是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有6条具体内容；四是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有4条具体内容。总计有48条具体犯罪事实。
（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1. 策动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篡夺领导权。林彪策划夺权，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并煽动迫害领导干部，说：“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很需要”。
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还说：老干部“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也不留”，“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2. 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林彪、叶群捏造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张春桥则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在张春桥的指使下，蒯大富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之后，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人身迫害。
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又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直至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3. 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
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 4. 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利用1967年11月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阴谋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
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谢富治说：“是起点，不是终点”，“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之后，谢富治等在追“后台”中，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5. 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中央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60名委员、候补委员，有3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6. 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并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60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
7. 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并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报告中，159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有74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
8.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江青诬陷周恩来等搞阴谋，说“他们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是后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后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影射诬陷周恩来。
9.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林彪、张春桥、吴法宪和邱会作等诽谤、诬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野心很大，想当领袖”。
10.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林彪诬陷邓小平是“黑帮分子”、“反党分子”。康生诽谤邓小平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江青诬陷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谣言公司总经理”、“法西斯”、“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张春桥诬陷邓小平是“纳吉”。姚文元在《人民日报》送审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剖析》文稿中，亲笔写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11.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张春桥、王洪文等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的材料共76份，1163页。
12.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康生、陈伯达等布置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黄永胜审批“同意”专案组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彭德怀被迫害致死。
13.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康生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吴法宪把他写的诬陷材料送给林彪。叶群将她捏造的诬陷贺龙的材料，当面口授给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指使宋治国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宋治国把他写的4份诬陷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康生说：“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进一步诬陷贺龙。贺龙被迫害致死。
14.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在叶群的授意下，蒯大富派人收集、编造诬陷徐向前、叶剑英的材料，发表诬陷文章：《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徐向前》。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编造诬陷徐向前的材料，诬陷徐向前是埋藏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提出“打倒徐向前”。
15.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林彪指令北京部队召开党委扩大会，策动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陈伯达诬陷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的后台，阴谋打倒聂荣臻。黄永胜诽谤说：“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这些人心是不会死的，一有适当气候就会出来搞名堂的”。江青又诬陷聂荣臻等在华北是“坏人当了道”。
16.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和所附的调查叶剑英的“第一号调查方案”，阴谋陷害叶剑英。黄永胜利用他在广州制造的陷害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文年生等的冤案，追查“黑线”，将逼供取得的假材料交给叶群，诬陷叶剑英等开“黑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李作鹏伙同海军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写材料，诬陷“贺、叶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军反党”。
17.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林彪捏造罪名，诬陷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使、煽动下，中共中央宣传部9名副部长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
18.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林彪、叶群、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诬陷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对海军“怀有巨大阴谋”。
19.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诬陷、迫害的，除上述3、4、5、6、7所列的以外，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中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康克清等80多人。
20. 诬陷、迫害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干部，篡夺、控制中共中央的组织大权。康生指使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1937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22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在全国“建立反革命据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提出把中共中央组织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21. 诬陷、迫害各级公安保卫部门、检察机关、法院的领导干部，篡夺、控制专政工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策动下，全国公、检、法机关遭到彻底破坏。谢富治在全国煽动“砸烂公检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等和全国大批公安保卫、检察、法院的干部、民警遭到诬陷、迫害。康生、谢富治等在公安部还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谢富治和另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他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副部长徐子荣被迫害致死。
22. 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阴谋搞乱军队。林彪为了控制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等，“他们是不能翻案的，不能翻天的”。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林彪、叶群多次诽谤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罗荣桓、谭政，制造“罗（瑞卿）、梁（必业）反党集团”等冤案。黄永胜诬陷总政治部“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邱会作诬陷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差不多”。总政治部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子钦、王冰等17人被迫害致死。
23. 林彪、江青反革命分子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陈伯达组织编写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
姚文元诬陷南京群众张贴大标语反对张春桥是“反革命”，并说：“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编写材料，这些材料经姚文元篡改，把群众反“四人帮”、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的革命言行诬陷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诬陷群众是“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
姚文元还主张要“枪毙一批”。姚文元、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