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冰、关鹤岩、徐锁、冯福宽、刘烽《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2010-12-19 16: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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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为李若冰、关鹤岩、徐锁、冯福宽作词，刘烽作曲，是一首颂扬中共红色政权的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陕甘民歌作为为表现形式。这首歌曲首唱为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杨巧，创作于1972年。
曲作者刘烽撰写的创作回忆：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补写的一首革命历史歌曲。当然，它绝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1971年《人民日报》发表时，说它是流传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革命民歌也不是事实。这得从头说起：“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搞文化专制。当时，全国上下除了“样版戏”之外，只有《国际歌》《国歌》《东方红》和语录歌等十余首歌曲能唱，真是万马齐喑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电台的一些老同志建议：整理几首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民歌。由于冠以“革命”两字，这个建议也就获得了批准。这是1971年的事。 我们当时在陕西工作，都是被打倒的专业干部，中央电台的同志熟悉我们。所以，他们来陕后便点名要我们几个参加此项工作。陕西台也派了几个同志，共同组成工作小组到延安。经过研究，初步确定四首：歌唱领袖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东渡黄河，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东征》；自立更生，坚持抗战的《军民大生产》；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翻身道情》。这几首歌都是解放前在解放区流传很广的，只有《东征》是1936年东征时流传下来的。是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填的词：“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磨拳擦掌杀气高/我们的铁红军”。它的曲调是一首陕北民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就有许多反映土地革命内容的填词。如“花儿遍地开/红军就要来/这几天就要打下黑龙寨……”。“手提盒子枪/身背无烟钢/盒子子儿推上膛/打死贼连长”等，几乎每个红军战士都会唱。那次东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截，红军未能赶赴抗日前线。这首歌也就没在更大范围流传。所以，我们把东征调填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东渡黄河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民族解放战争的内容。就是说，东征调是原来流行的，词是新填的。其它几首的词，也有稍许改动。还有一些是受当时思潮影响改动的。如《翻身道情》中的“咱受苦又受罪有谁照应”，改成了“咱受苦又受罪怒火难平”，象样版戏《白毛女》一样：硬是把杨白劳喝卤水自尽，向旧社会的无言抗争，改成拿起扁担和黄世仁拼命而被打死。粉碎“四人帮”之后《翻身道情》又恢复了原貌。 搞完这四首之后，我总觉得有些不满足。从音乐形式上看：陕北民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信天游》没有；内容也不够完美，缺点儿甚么。我便去找李若冰商量。我们俩个从小就在一起，是抗战剧团的小演员。抗战剧团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人民抗日剧社，是由经过长征的文艺工作者和1935年成立于陕北的列宁剧团合编而成。危拱之.赵品三.扬醉乡等人，都是当时的领导成员。剧团里一.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有，还有陕北“老土地”——陕北红军。他们经常给我们讲长征和土地革命的故事：过雪山草地，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陕甘苏区粉碎三次围剿，劳山战斗，列宁剧团参加迎接中央红军，人民剧社参加迎接西路军等。尤其是说到迎接中央红军时，讲到当时的陕北根据地，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外有几十万敌军的第三次围剿，内有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一大批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如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都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加以逮捕。在这万分危难的时刻中央红军到达，释放了被捕的同志，又经过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挽救了陕北根据地。这些，在我俩脑海中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谈到这段历史。若冰说：“应当有一首迎接中央红军的歌”，我说：“是啊，这段历史太重要了！它既能反映中央红军的及时到达，挽救了陕北根据地；又能反映出陕北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贡献——使大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前进阵地。”我们又想到许多陕北民歌里有关迎接中央红军的内容。如：“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白天黑夜都想你/白天盼来黑夜盼/中央来啦亮了天”还有：“二月里来刮春风/江西上来个毛泽东/毛泽东来势力重/他坐上飞机在空中/ 后带百万兵”。民歌的词是十分浪漫的，那时，我们一架飞机也没有，刚刚经过长征，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可民歌就要这样唱。它反映人民盼望革命强大的愿望；更反映出中央红军的到达，大大鼓舞正在为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而拼死战斗的陕北人民。有了这些民歌，我们要写一首迎接中央红军的歌就有了根据。当时是要“根据”的，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整理“革命民歌”，必须是原来流传的。现在要写一首新的，还真是担了点儿风险。 我们把这些想法提出之后，得到大家的同意，便开始编词。万事起头难，怎样开始呢？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都觉得不满意。诗人徐锁同志这时正在院子里找“灵感”，突然兴奋的跑进窑洞说：“这样开始！这样开始。”接着便哼出一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好！”。这个头确实开的好，它从陕北“信天游”中很自然地演化而来。在“信天游”里有“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翻山越岭走三边”这样的比兴句。徐锁同志起的这个头，既符合陕北“信天游”的结构特点；又恰到好处的表现了中央工农红军经过千山万水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生活现实。他的这句词一出，我就好像看见了红军的千军万马。顺口就接了一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这句词其实也是陕北民歌中常用的语言。如：“万杆红旗呼拉拉飘”“一人一马一杆枪”等。接下来的“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是从“一杆红旗礆畔上插，快把咱游击队迎回咱家”得到的启发，写的场面更大罢了。这些词都在我脑海中形成画面，使我自然的想起劳动英雄杨步浩和我们座谈时，说到当时迎接红军的情景：老百姓拿出最好吃的油糕，油馍馍。我便补了一段：“热腾腾的油糕油馍馍，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关鹤岩同志提出第一句缺少个动词。我真舍不得“油馍馍”三个字，还真有点忍痛割爱的意思，最后改成了“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接着我说了句“手把亲人热炕上坐”，因为在我脑子里已经有了画面。大家觉得“手把”不易听清楚，我说那就改用贺敬之同志《回延安》里“围定亲人热炕上坐”吧，大家都觉得行。下边该怎样接呢?又没办法了。好半天想不出合适的句子。这时，陕西省电台的冯富宽同志蹦出一句：“知心话飞出心窝窝”嘛！大家一起鼓起掌来。接下来知心话该怎样说就得费一番思考了。因为，要说的话太多了。所以，让徐锁同志好好考虑考虑。下午，徐锁同志拿出五段词。最后一段是：“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亮了天”。大家觉得“亮了天”不够确切，因为这儿早已解放，已经是人民的天下，只是遇到了严重危机。所以，改成了“晴了天”。这样，迎接中央红军的内容可告一段落了。作为一首歌词，篇幅已经不小，应当考虑结束啦。我想到陕北民歌中的一个很好的句子：“千里雷声万里闪”，便接了一句：“革命力量大发展”。大家都觉得好，便确定了下来。结束段只准备用四句，已经有了两句，还剩两句。怎样用这两句完满地结束这首歌呢？大家都主张虚一点，也就是浪漫一点。我说民歌中有：“山丹丹开花背洼里红”。山丹丹就是野百合花，在陕北很多,也很好看，只是开在阴坡。所以陕北人民用它来表现藏在心底的爱情。我们要用就要让他开的更红火，更张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红似火”“火样红”“满山红”“红满山”等等，都觉得一般，不满意。这时关鹤岩开了口：“就用‘红艳艳’吧”！他是沿着前两句的韵脚想出这个词的，比前面所有的词都生动，都新鲜。这句词一出，我的最后一句：“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便顺理成章的冒了出来。‘打江山’是老百姓的语言，就是夺取政权。他既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又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歌词完成之后，编曲的任务便交给了我。在创作过程中，我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知心话飞出心窝窝”之后的知心话：“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白天黑夜都想你……”等四五段词。整个中段的音乐比较欢快，而要说的知心话却比较沉重。要用这些词就得再加新材料，这样音乐会显得凌乱,影响音乐形式的完整；更重要的是内容：这儿说得越具体，越说不明白。因为，当时陕北人民企盼中央红军的历史背景是十分复杂的，怎么可能在一首歌里说清楚呢？我采用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办法。应当说是 ‘此处无言胜有言’，用了一个间奏转渐慢便直截接到“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样，千言万语就都在这不言中了。诗人徐锁同志的词被砍去四段，怎么也想不通。直到排练之后听到效果才对我说：“那个间奏太妙了，替掉了我四段词，还让我觉得好”。 这首歌用两首民歌素材，是大家共同选定的。一首是陕北《信天游》，一首是陇东（甘肃东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分区）的《十八姐担水》。我把《信天游》的节拍，改变成二分之二，使它的气息更悠长，更舒展；并运用调式转调手法，把上下句的单乐段，变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段落。《十八姐担水》在结构上基本没变，只作了音的调整和中间加了间奏。这首歌的结束句“52457”，我原来用的是本位”7”，作曲家油达民同志（他当时正在为其它几首歌写伴奏）建议改为降“7”。这个音改的非常好，它使这首歌的结束句出现一个临时转调，使作品更饱满，更完整。他是我的“一音之师”。回西安之后，我又为这首歌谱写了合唱。合唱没有按一般合唱的写法，而是用国画大写意手法，描绘了一个模糊的背景：“噢…噢…”，好像万千军民的欢呼声在群山中回荡。合唱刚写出时，意见不完全一致。有同志觉得和声不够丰满，有同志觉得可以，认为：这样容易保持风格。合唱指挥家聂中明同志，当时正在“挨整”，负责这次的录音工作。他看了一下谱子之后说：“我来练试试”。经过他的训练，完全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合唱就这样定了下来。 这首歌的引子和间奏是写伴奏谱时才写的。本来引子只要把歌声引出来也就完成了任务。但是，考虑到这首歌是一幅革命的历史画卷，应当把它的特定环境勾画出来，展现在听众面前。所以，我用了较大的篇幅。这个引子，没有采用任何一首具体的民歌素材。而是根据我对西北高原民间音乐的理解和掌握，运用其调式和旋法创作而成。尤其是笛子的那段领奏，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到了群山起伏，天高云淡的西北黄土高原。所以录音时，虽然引子演奏了一分多钟，谁也没忍心把他拿掉。 歌的中段是非常欢快的音乐，应当有一段欢快的锣鼓把气氛烘托起来。所以，这段音乐的节奏很像是一段陕北的秧歌锣鼓。提起这段音乐，还得感谢徐锁同志多写的，也就是被删掉的那四段词。我是用当时为解决这四段词儿想到的一首民歌：“百灵子过河”的基干音2456和音的走势，完成这段间奏音乐创作的。这样，就为“千家万户把门开”的热烈场面，作了较好的铺垫。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创作过程大致如此。有一段插曲很有意思，就是第一次审查：当时，给中央电台规定的审查时间是个死日子，我才刚刚拿到歌词不久。中央台的王惊涛同志打开录音机，让我拿着歌词，按我的想法演唱。演唱之后，他带着前四首和录音赶回北京，我们回到西安等候。据组织这次工作的王敬之同志后来说：“这次审查还费了不小的劲儿。”因为，当时江某人曾说过“民歌是小腔小调”，谁也不敢拍板定夺。据说当时在中央文化领导小组下面工作的，一个搞音乐的吕韧敏（也是个老同志）跑上跑下游说，才使“五首民歌”的初稿获得通过。看来，这几首民歌的出世，是许多同志一致努力的结果。 五首民歌创作完成之后，由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乐团联合演唱，仇明德指挥，中央电台录音，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记录片。参加这次工作的有：中央台的王敬之王惊涛聂中明；陕西广播事业管理局的卞春光和陕西台的符纪元 冯富宽；陕西文学工作者徐 锁 李若冰；音乐工作者关鹤岩油达民刘烽等同志。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幅历史画卷，它生动的描绘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历史史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此之后，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南方移到了西北。西北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共和国五十年大庆时，中央电视台，曾把这首歌列入“百年经典”音乐作品播出。遗憾的是：演唱单位的组织者，对这首歌缺乏起码的理解。把一首完整的作品，改编得支离破碎。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首歌：无论是它的歌词，还是它的音乐，都是较好的；经得起推敲的。这是因为参加这首歌创作的同志，对这段历史有较深的理解；对西北的民间音乐和诗歌有较多的掌握。他们用西北人民的语言（包括音乐语言），生动的，恰如其分的描绘了这幅革命历史画卷。得到了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认可。
此歌曲，2003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延安颂》将之作为片尾主题歌。
作曲家刘烽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他是音乐大师刘炽的胞弟。１９３７年年底之前，他们先后从西安到延安抗战剧团（后改为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当时他才９岁。正如萧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抗战剧团团歌》所说：“我们小小年纪，都是工农子弟，为了抗日救国，离开父母乡里”。
１９４２年５月３０日，毛主席来到延安桥儿沟，向鲁艺等几个学校的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用通俗生动的语言阐释了《讲话》精神，号召同学们从“小鲁艺”走到“大鲁艺”去，拜劳动人民为师，向劳动人民学习。那之后，他们团到陕甘宁边区的四个分区及国统区开展了工作，常常是边行军边排练边演出，忙得不亦乐乎。同时还搜集改编了不少民间乐曲民歌和民间美术作品。当年，著名老诗人柯仲平同志看到他们的艺术成就后，激动地说：“他们都是在党的暖翼下成长起来的金凤凰啊”。
刘烽同志不仅创作丰富，而且曾于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１年两度赴新疆调查民族民间音乐，记录过３００首新疆各族民歌。
有一次他在喀什收集了一首《妻子哭坟》的民歌，本是悲哀的调子，经过哥哥刘炽的再创作，变成了欢快、抒情、动听的《我们新疆好地方》的歌曲，现在有许多当年的内地青年，就是为这首歌所打动去新疆支边的。刘烽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第一次出版了歌曲集献给西北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１９５１年，刘烽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期间，被邀请到新疆。他搬着１２公斤重的录音机坐着大卡车，一路风尘去了新疆，为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录了音。之后又到青海录下了回族的大量乐曲。离休前，在任所长期间，他为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少数民族乐器志》、《中国岩画》、《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出版，都与他的工作分不开。他曾任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使民族音乐工作形成了网络，为研究民族音乐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鹤岩创作的音乐作品有歌曲、歌剧及电影音乐。1948年谱写的歌曲《丢手绢》（鲍侃作词）深受广大少儿喜爱，至今不衰。混声四部合唱《延河照样地流》（合作），在国庆十周年的庆祝音乐会上演出，气势宏大，获得好评。女声无伴奏合唱《三十里明山二十里水》是根据民歌改编和创作的，保留了民间艺术的韵味，是一幅陕北风情画。独唱《走进村来不用问》、《秦川谣》、齐唱《我们是革命的后一代》等歌曲，都曾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域流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委托，和其他同志组成创作组，整理改编出《陕甘根据地革命民歌五首》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由中央电台录音播放，《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五首民歌并作了按语，拍成电影纪录片，贯制了密纹唱片。那时候，全国人民只有8个戏和8个歌可听可唱，五首民歌的出现，有如石破天惊，全国轰动。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音乐家关鹤岩带领创作组首先到陕北访谈、搜集和查阅有关资料。当时在延安工作的贺义、航海、党音之等等音乐界同志，曾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其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提供的一间办公室里，创作组集体对所选每首民歌的曲子，一个乐句一个乐句地共同编就，对歌词则一字一词的共同反复推敲，斟酌填改，充分发挥了集体创作智慧，最终整理改编出五首陕甘根据地革命民歌。
在创作中，他们首先挑选出抗日战争时期已流传的四首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边区生产歌》、《翻身道情》、《抗日将士出征歌》，经由集体改词填词，最后分别改编出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陇龙民歌《翻身道情》和陕北民歌《工农齐武装》。在挑选四首民歌的同时，关鹤岩同志提出，应增加一首反映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到达陕北这一伟大革命转折时期的民歌。经反复商讨后，确定选用由剧作家安全作词，作曲家航海编曲的《跟上共产党把革命闹》，和由魏风根据陇东民歌《女儿担水》填词的《永远跟着毛主席》两首作品为素材，经创作组成员共同重新编曲、改词，形成《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是一首新的三段体领唱合唱陕甘革命民歌。至此，形成了五首陕甘根据地革命民歌。
此后，作曲家司文虎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配器；作曲家油达民为《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三首民歌配器；作曲家屠冶九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配器。
改编的五首陕甘根据地革命民歌完成后，继之组织、协调、排练、演唱、录制等工作。陕西省歌舞剧院接受了演唱、录制任务。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演奏人员已长时间没有演出活动，此时，他们无不兴高采烈，无不全力以赴。杨巧担任《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领唱，王淑德独唱《翻身道情》，院合唱队担任合唱，院乐团担任伴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指挥家聂中明亲临西安排练、指挥了这批作品，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录音。最后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里圆满完成了演唱录制工作。
作品报审后，“七一”未播出，而在毛主席诞辰前夕的1971年12月25日夜，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次年春，西安电影帛片厂拍摄了五首民歌的专题片，广为发行。自此，这五首陕甘根据地革命民歌，回响在祖国大地上。关鹤岩1921年10月8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大湾屯的一个锡伯族家庭。受亲属影响，读完富锦农业学校后，即辗转奔赴延安。我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文化工作者；2005年12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其创作的著名儿童歌曲《丢手绢》（鲍侃作词）至今仍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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