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小商品市场新址:苏联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303
【作者】樊安群

【关键词】民族利己主义/战略差异/雅尔塔密约

长期以来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国际主义性质的肯定在理论界有很大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苏联对华政策的性质自始至终是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对中共并未因其有意识形态的共性而真正支持它。对中国国民党也从未因有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反对之；对国共两党的态度，苏共总是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随局势的变化而改变方式，但其本质未变。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苏联对华政策的性质是肯定的，认为苏联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国也大肆宣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斯大林的天才领导的结果，是他的理论和战略指导的结果。回顾历史，我们认为苏联对华政策和“长期的帮助”，也严重影响了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选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弄清苏联对华政策的性质，对此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把苏联视为楷模，满腔热情地希望苏共给予支持。但是苏共一开始就将中共视为执行其政策的工具而加以控制，无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式和内容不是国共两党之间讨论决定的，而是孙中山的代表和苏联政府代表越飞直接讨论的结果，其为中国共产党制订路线的文件是1923年1月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称“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共同目标必须是，统一与国家的独立”。孙中山反对党外合作，只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们必须受国民党的纪律的制约((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中译本第6-7页(求实出版社)。)。这就从内容和形式方面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独立地位。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以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作抵押的，更不要说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了。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接纳进共产国际并任命其新领袖(孙中山已逝世)为“主席团名誉委员”。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并在新的基础上就联盟问题重新谈判和用苏联政府供给国民党的一部分武器来武装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军事单位，以防备蒋介石发动新的攻击的建议。但这一立场和建议受到了《真理报》的严厉批评。同陈独秀谈话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就此发表意见说：“现阶段是共产党人给国民党作苦力的阶段。”((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中译本第11页、第25页、第148页(求实出版社)。)“北伐”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处于双重压力之下：既要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又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其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必须勇敢地发展土地革命。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中译本第11页、第25页、第148页(求实出版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无疑是要中国共产党人既要侵犯国民党的利益又要服从纪律；为蒋介石的政变既提供了借口，又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为政变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显而易见，中共成立后的第一次失败是由于斯大林先验地为中共制定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造成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失败而告终结。随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几次城市的武装起议，均以失败而告终，使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与此相对应，由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共主要领导人走马灯般地上任和被撤职，瞿秋白、李立三皆因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被其指控为“盲动主义”而倒了霉。新的总书记王明，也是由莫斯科直接派来掌握中国共产党的。王明执行莫斯科路线，打击、排挤毛泽东，其结果是使毛泽东等人历尽艰辛开辟的中央根据地完全丧失，不得已而“长征”。在极为特殊的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贵州遵义排除了莫斯科的干预，独立自主地决定了政治路线和组织机构，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那么，勿庸说，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摆脱斯大林路线控制的起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中共党内始终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其实质是中国革命的莫斯科路线与中国路线的斗争。毛泽东说过：“1935年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以来，共产国际没有再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的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中译本第11页、第25页、第148页(求实出版社)。)毛泽东的这一段话虽不准确，但也反映出遵义会议前苏共对中共的控制与干涉的事实。实际上，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没有放弃将中共的行动纳入符合苏联利益的范围。做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王明于1938年初从莫斯科返回延安，他按莫斯科的宗旨，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权的路线，提出可以向国民党作出更大的让步，即党的武装部队完全与国民党的军队一体化，服从蒋介石的军令。实行在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团结”。这种观点曾一度在中共党内颇有影响，成了党内斗争的重要内容。为此，毛泽东于1938年末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两文予以反驳，统一党的思想。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中共军队的装备条件，要求中共武装力量竭尽全力采用阵地战和运动战术。当中共武装采用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战略战术时，莫斯科便攻击为消极避战。苏联党的刊物《共产党人》曾披露：“毛和他们的宗派分子公开破坏了我党的提议，我党提议用两党联合行动来使日本军队瘫痪，来阻止它在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德苏战线取得暂时的胜利时进攻苏联……当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最大限度地加速反法西斯行动的时候，毛在抗日战争中是消极的……。1943年1月，苏联驻延安记者说：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苏《共产党人》，1968年6月第93-108页。)这虽然是一种歪曲和诽谤，但却反映出中苏两党因各自的利益不同而表现出来的战略差异。充分说明了苏联不顾中共的边境和条件并要求其无条件地服从苏联的民族利已主义的战略。
在物质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未给予中共任何军事援助。对于这种情况，曾一度任中共军事顾问的李德(奥托·布劳恩)在其写的《中国纪事》的第五章《抗日战争的最初两年(1937—1939)》中，有过耐人寻味的描写：“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的主要是少量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延安出现了许多刻薄的讥讽，诸如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多次指出，中共武装缺少外部援助。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8年来在毫无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这从两个方面证实了苏联在此期间未给予中共任何军事援助。
在战后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苏联完全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力图使中共放弃原则同蒋介石妥协，使中共的政策纳入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战略之内，甚至达到了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地步。1944年8月31日，莫洛托夫同赫尔利就苏联对华政策发表意见：“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中国某些地区人民很贫困，这些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其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不应该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中译本第11页、第25页、第148页(求实出版社)。)1945年4月5日，赫尔利从莫斯科电告杜鲁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说，他们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更亲近，更和谐，他们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四章《中国和德国问题》。)1946年6月，斯大林同美国总统特使哈特曼谈话时明确指出：“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来说，他们只是‘人造黄油’共产党人。充其量只是一群土地改革者。”(菲斯著《中国的纷乱》第140-141页。)很明显，莫斯科方面已经完全否定了中共。1945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文，谈到蒋介石之所以敢于在同年元旦和3月1日的演说中以强硬的口气，拒绝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中共必须将军队交给他，然后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其原因在于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蒋氏之所以腰杆硬起来，赫尔利之所以给蒋介石撑腰，美国的支持固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赫氏取得了苏联无保留的支持，美苏双方已就中国战后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一点在《雅尔塔密约》中有明确的条文。而且霍普金斯于1949年9月28日从莫斯科将他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及斯大林谈的十点意见，电告杜鲁门。其中第五、六、七条皆重复了在《雅尔塔密约》中的观点。((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五部第35章《最后的使命》。)1945年8月5日，苏联决定出兵东北，这一战略行动，对国共两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将此决定通知中共领导人，却通知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去莫斯科进行紧急磋商。1945年6月至8月，日本战败趋势已定，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苏联在此时不支持中共，也应保持中立，但斯大林却急不可耐地致电国民党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代表举行旨在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会谈，并且保证国民党政府：“在东三省的充分主权”。(埃德华·克拉布著《中国与俄国》第345-346页。)从而再一次极大地加强了国民党在战后的地位。斯大林不支持中共的原则，也同样在东北接收问题上表现出来：1945年底，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有20余万人，并控制了许多城市和乡村；国民党政府极想掌握在东北的主动权，虽有中苏条约所限定的“国民党对东三省的主权”，但没有实力作保证，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其军队远在四川一带，远水解不了近渴。形势对中共极为有利，只要苏联及时宣布撤军，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和地方政权，立刻会取得在东三省的大多数城市和全部乡村，并大大地改善其军队武器装备。苏联对此极为清楚。俄国人原定9、10月间逐步撤出东北，但为了使东北不完全陷落于中共之手，苏联当局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延期撤军的要求，将撤军日期推迟至4月，为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需要极其重要的帮助时，苏联当局没有给。至于苏军没有阻止中共武装和党的组织接收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并在东北农村地区建立人民政权，以及把一部分日军武器交给中共方面(长期以来这些行动被视为苏共对中共的巨大支持)，总的来说，这只是一种策略，此举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苏军不能公开阻止中共对部分城市的接收，于是卖顺水人情，这样既可在中共党内树立其共产国际领袖的形象，又可压中共向国民党作出让步；2、对美军在华北登陆作出反应，给美国施加必要的压力。有材料证实了苏联方面的这一企图。1948年2月，斯大林对卡德尔和季米特洛夫说：“……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了中国的局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杰吉耶尔著《铁托传》第331页。)斯大林此举实质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投降，服从蒋介石的领导，放弃其纲领。如果中共服从了斯大林的指示，向斯大林的要求让步，那么就会再次上演大革命失败的悲剧，中国共产党人将再次成为蒋介石阶下囚。
1945年底，国共双方在东北激战，马歇尔受命前来调处国共冲突。中共出于对其前任赫尔利的扶蒋压共政策的厌恶，对马歇尔的目的表示怀疑。因此，当12月30日国民党方面提议由马歇尔参加，会同国共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调处停战问题时，中共寄希望于苏联方面，希望苏联也参加调处活动，却遭到了苏方的拒绝。更令人遗憾的是辽沈、淮海、平津诸战役结束，中共军队渡江在即，蒋介石于1949年元月15日要求美、苏、英、法等大国调停国共内战，以图划江而治，偏安江南，遭到美、法、英拒绝时，斯大林却对划江而治分外热心，派来米高扬去西柏坡给中共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军队停止于长江一线，千万不要过江。毛泽东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估名学霸王”(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的名句就是针对斯大林的干涉写的。毛泽东对此指出：“我没有听他的，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南京、上海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南迁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尚留在南京时，苏联驻华使馆却尾随国民党行政院长南迁广州。苏联大使的行动无疑是接到斯大林的指示的。
综上所述，苏共并没有因中苏两党都是共产党而支持过中国共产党。所谓中国革命长期得到苏联的援助，是言不由衷的政治宣传的产物。
再同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加以对照，则更能体现出苏联对中共战略的实质。
从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新建立政权起，列宁领导下的苏联给予了国民党许多真诚的援助：给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以鲍罗廷、加伦为首的政治军事顾问团访华，帮助建立黄埔军校，接受国民党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等。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苏联政府派驻国民党的代表鲍罗廷在接到苏方指示后，指示中共领导人对蒋氏采取屈从、退让态度，严重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接纳为其成员，蒋介石成为其主席团的“名誉委员”。这为蒋介石在1927年4月反共行动奠定了政治基础。其后，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几经波折，但苏方如同对待一位情人一样，衷情不改，频送秋波。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以苏方人员参加广州起义为借口，下令撤消各地苏联领事馆，勒令苏驻各地商业机构停业。1929年7月，国民党地方政府又制造“中东路事件”，驱逐逮捕苏方人员，并断绝中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外交、道义和行动上仍然支持国民政府。1931年9月24日，苏联外长李雅诺夫向日本提出口头警告：“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1931年9月26日上海《申报》塔斯社电讯。)1934年10月1日，当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问及苏联对绝交后的蒋介石政权的态度时，苏副外长斯托莫尼亚可夫表示，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对国民政府怀着真挚友好的感情。谈到中东路事件的影响，这位副外长明确表示：“我不愿在过去中苏关系中纠缠，大家都十分清楚，合作时期后破裂中苏关系的首先是中国政府。但过去是过去，我们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回忆和感情上……特别在决定同在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时，自然我们决不会从回忆过去和感情出发，而是要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并真诚地希望发展和巩固这种关系。我们象对待其它同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对待地……”。(《苏联外交文件》第17卷第64页。)即使如此，国民党政府并不领苏联的情，先后发生了CC派报纸刊登抑苏扬德，对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利幸灾乐祸，宣扬德军必胜，评贬苏联社会制度等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仍一如既往，主动维持中苏关系。1935年8月19日，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向南京政府建议，在对等原则基础上成立中苏航空公司，共管从苏边界经乌鲁木齐、哈蜜、兰州、西安、南京至上海的航线。(季托夫《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载于《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中国全面抗战不久，苏中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仅1938-1939年间，苏联以低价供应军火的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三笔低息贷款，价值2.5亿美元。至1942年2月以前，苏联派遣以巴托夫为首的一批苏联高级将领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顾问工作(巴托夫等人从未向国民党提出将苏提供之军火分一部分给共产党的要求)。对于1942年以前的苏中关系和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友好态度，国府委员，立法院长孙科亦不否认。他撰文说：“七七以后，直至1941年苏德战争以前，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物资大部分依赖苏联的援助。苏联同时在革命精神和人道意义上给予我们以无限的同情和鼓舞……”(《中苏文化》杂志，1944年第7期。)况且，斯大林本人于1945年5月也表示过明确的态度：“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来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这种领导权应继续到战后，因为没有别人是那么强有力。没有一个共产党领袖是那么强有力而足以统一中国。……我将欢迎委员长的代表们同他的军队一起进入满洲，以便利在满洲组织中国人的政府。”((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五部第35章《最后的使命》。)对于蒋介石本人，斯大林于1945年4月也有过明确的评价：“斯大林坦白表示，苏联政府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愿与美英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他称许蒋介石，并说，中国国民政府某些官员虽曾有贪污发生，他知道蒋介石却是‘无私’的，而且是一个‘爱国者’，在过去苏联也曾对他友好。”(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三章第四节《另与苏联》)以上两段话，也许是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最好注脚。
两相对照，苏联在国共两党中疏谁亲谁，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至此，我们唯一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在对华政策中，苏联并没有以意识形态的共同点作为其决策的基点。这里涉及到苏联对华战略的指导思想问题。其指导思想，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1937年8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其后却先后发生了苏联严重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件：1940年6月苏联出兵强占中国新疆唐努乌梁海地区，将之并入苏联版图。同年11月，苏联与盛世才背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秘密非法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锡矿协定。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成立。而1941年4月，苏联为了远东边疆的安全和应付欧洲紧张局势，放弃了它在这以前同中国国民政府联盟的政策，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4月条约使日本人可以更容易地巩固和扩展其在中国已经赢得的阵地，消除了日本驻东北和华北占领军所承受的压力。条约的后果暂且不论，更不能容忍的是，为了能同日本签订条约，苏联竟以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的领土主权同日本互划势力范围。“满洲国”是伪政权组织，中国国民政府从未承认；外蒙古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也是世所周知的。伪“满洲国”的背景与其试图脱离中国而独立的性质，苏联也是清楚的。“九·一八”事变以后，苏联于同年9月19日曾发表声明：“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它国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从速用自己的巨大力量制裁日本在蒙满的阴谋。”(《东北日福反响录》，(国闻周报)第八卷第39期。)正是这个信誓旦旦，以其主义自居的苏联，在签订苏中条约时，立场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主动提出把承认“满洲国”当作缔约的条件以替换日本缔约时要求的“通过德国调停，促使苏联出卖库页岛北半部”(服郭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页。)的条件。
1945年至1946年初，苏军撤离中国东北，将日伪时期的工业设备搬迁一空。据美国一个委员会的估计，这些工业设备在原地的价值为8亿5千8百万美元，而搬迁的成本为20亿美元。这种不计成本的搬迁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表明俄国人打算把经济合作强加给这个地区的未来占领者，而这个合作对西伯利亚的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安德烈·方丹《1017年至朝鲜战争冷战史》第379页。)
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按条约中的条款，并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苏联收复了沙俄从中国偷去又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基地租界。蒋的政府对此要求进行了激烈的抗争(这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相继放弃在中国的租界的时候，是在中国被给予大国地位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时候)。只是在斯大林保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之后，国民党政府才让了步。
外蒙古的独立是苏联策划的。为何要策划外蒙古独立，蒋经国与斯大林的对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蒋氏问斯大林，外蒙古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你为何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呢?斯大林提出了两点理由：站在军事战略的观点，倘若有一支军队，由外蒙向苏联进攻，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苏俄就完了，我需要外蒙古。条约是靠不住的……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今天可以这样讲，但是当中国达到统一的时候，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快。斯大林明确表示：“我拿不到外蒙，是不能甘心的。”((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中译本第152-153页(求实出版社)。)苏联将外蒙肢解出去是为其军事战略的需要，实质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一个独立而强大的中国。
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所附带的协议表示，中国政府对满洲铁路的收复被推迟到1952年；苏联从旅顺港海军基地撤出军队也被推迟到1952年；大连的归还则要到苏联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之后，予以重新研究。同时，新中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即继续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
至于被诸多史家所称道的苏联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事，其实质在1940年斯大林与瓦·伊·崔可夫(苏联元帅，曾任苏驻华武官与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的谈话中表现得很清楚：“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原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中译本，第144页(求实出版社)。)只有中国积极地打击日本军队，拖住侵略者，才能避免苏联两面受敌。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苏联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也反对红军打蒋介石而极力主张：“民族团结”的原因。斯大林极力主张外蒙古独立的理由，也许是斯大林在解放战争中主张“划江而治”的最好注脚。
如果说列宁在世时的苏联对华政策还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那么斯大林时期的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决非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想象的那样。列宁确曾允诺废除沙皇与中国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斯大林将其束之高阁，使之变成了一纸空文。苏联的对华战略的指导思想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的民族利已主义。苏联的所谓支持和援助，总是和干涉、控制、利用联在一起的，而且总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持民族独立的口号下进行的，而且都要被援助者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或领土代价。它协调国共两党抗日，主要是为了援助国民党抗日来达到解除后顾之忧的目的，并且利用国民政府的困难处境，协迫国民党，拿到了外蒙古，又将唐努乌梁海划入苏联版图。在战后又利用国共两党的冲突取得了日俄战争中丧失的基地和租界；继而又利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友好感情，将已经获取的巨大利益再一次合法化。(《苏联的外交政策·官方文件》(1917—1967年)第131—134页。)
由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点是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所以对它支持国民党而抑制共产党的做法就好理解了。1948年，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对比未发生根本性转折以前，斯大林看重蒋介石政府的实力，认为中国共产党永远得不到美英等大国的援助，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为了意识形态的共性而支持共产党必然得罪国民党，导致劳而无获，这与苏联的在华利益是矛盾的。而支持由美英等大国援助的国民党，战后可以同美英等划分在华势力范围。1948年以后，在共产党已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苏联把中共意识形态的危害性提到了首位：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将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是正确的，而斯大林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质上是反对苏联共产党控制、干涉和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曾含蓄地讲到这一点：“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亲切谈话》，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独创性和在国际共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党。在中共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论党》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就向斯大林正统观念提出了严重的理论挑战。一旦这个精神、思想的形成和国内的发展都与苏联党不同的共产党，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取得胜利，就等于在莫斯科以外建立了革命中心，从而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中的垄断地位构成威胁。这是超出苏联国家利益范围的革命，斯大林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反对这种革命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表示尊敬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也引述斯大林和他的思想)。米洛凡·杰拉斯(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形象地概括了斯大林的革命观：他只在一定范围内支持革命，即在他还能控制它们时就采取支持态度，一旦它们开始从他的手掌中溜掉，他就随时准备抛弃它们。”((南)米洛凡·杰拉斯著《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译本第103页。)对于斯大林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执政是一个难以下咽的酸果。
在地缘政治方面，斯大林不愿看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这在外蒙古的独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而共产党人一旦掌权，以他的经验而论，中国的发展和军事上的强大较之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更为可怕。但是碍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共性)的招牌，他又不得不支持(否则就无法号令其它各国的共产党)。支持的结果，可能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此，美国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指出：“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斯大林未预料到或者不愿见到中国共产党人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几年内取得政权。”((美)波伦著《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第291页。)
概而言之，根据苏联对华政策的性质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已经证明，苏联长期支持中国革命说的法是不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