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泊岸森邻价格:《萧耘春谈章草》成书记

《萧耘春谈章草》成书记

■陈  纬

萧耘春先生是我和黄寿耀君的恩师。寿耀和建生两君专门送了师礼，办了拜师仪式。我是在上高中时，因写了一篇文章投稿，萧先生见到后，专门打电话找到我，要我到县文化馆参加文学加工会，从此我就认萧先生为师。

萧耘春先生吃尽“反右”和“文革”的苦，膝下唯一女儿陪伴，对我们这些学生视同如子。寿耀君比我心细，老师的事时刻挂在心上。记得前几年，我与寿耀君去北京出差，天冷，他为先生选帽子，因不知尺码是否合适，便大小各买一顶。这件小事让我感动好久。去年，眼见先生要过八十寿诞了，给先生什么礼物好，寿耀君颇费思量。

萧先生文章以外，写字专事章草。他髫龄时随浙南名宿张鹏翼学习诗文书法，张先生要他先把诗文做好，“至于书法以后慢慢来”。张先生擅行草，用鸡毫作书，在浙南影响很大，从者如云。但他却十分反对学生学他的路子，因此，一开始他就十分支持萧先生写章草。萧先生一生优游于章草之道，终自成一家。

作为萧先生的弟子，寿耀君没有选择章草。他在行草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曾获得过浙江省书法大赛的最高奖“沙孟海奖”，又频频在全国各类书法大赛中折桂。但随先生多年，没有“好好读书”和“学习章草”总令他不安。记得有一次，书法江湖网的牛子君对我和寿耀说：“会文书社诸君都写二王，却没有一人好好裔承萧先生的章草，真是个遗憾。”我们都很惭愧。

前年，寿耀和我有幸参与鲍贤伦先生在宁波美术馆举办书法个展的整个过程。鲍先生追本溯源的古隶给寿耀触动很大，使他对发端于古隶的章草有一股学习的冲动。他向萧老师提出要学习章草的愿望。萧先生竟一口气给他写了九纸尺牍，专谈如何学习章草。萧先生信中说道：

一、皇象《急就章》。几乎所有学习章草者都要临写。要写得宽博、圆润，更要注意朴厚。世传“松江本”最佳，明拓集珍楼摹刻本也行，“玉烟堂本”参阅。

二、简牍中有许多章草字，因简牍出现于不同时地，又与古隶相杂，须得分开。这种章草如能写得返璞归真，一种特殊的美来，极不容易（如要写得生动一些，可参考《唐人写经恪法师第一抄》），也如鲍贤伦先生写古隶，海内只此一家了。你在杭州有个好条件，不时请教鲍先生，一定会得到很好帮助。

三，王羲之《豹奴帖》，可同时学王献之《七月二日帖》，虽然古人评羲献楷、行、草有所谓“右军虚和，大令奇纵”，但两种章草却差别不大。王羲之影响很大，至清中叶碑学兴起之前还是王的天下。所以赵孟頫的章草临过《急就章》不止一本，依然属于王的系统。同时或稍后有鲜于枢、赵雍、俞和，直至明初宋克（临写部分），面貌稍有不同，也都在赵德（的）势力圈内。

四、陆机《平复帖》字不错，但只有八十四字，又无别的书家的字可参照，历来不见有专攻《平复》的人（近人不谈）。可知写这种字难度很大。记得我老师张鹏翼先生用鸡毫草写今草，偶有《平复》草意，但他写章草却近《豹奴》了。

五、索靖《月仪帖》。我较长时间写《月仪》，希望你不要写，我们的路子不能走得太近。

六、沈曾植。他先学帖，后学碑，最后碑帖结合。他的章草，从多种隶书中领会，参汉简，不能确指得力于那一二种。纯章草作品很少，只能从他最后几年的草、行、楷中领会。

七、王遽常用篆笔写章草，很好，但不可学。还要说几句：宋克章草有自运的，有个性，但不能写得太夸张。余原《临定武本兰亭序跋诗》和《郭雍兰亭序跋》的布局，临一临，写条幅时有帮助。明末如黄道周、傅山等，都写过章草，但个性太强，只可看。惟王铎《桃花帖》中有些字可临。

萧先生这通信札体大虑精、深入浅出，厘清他一生研事章草的体会，所书格调高古，如临清风。寿耀将这通信给同道师友传阅，柳河、胡小罕、戴家妙、许洪流等道友均赞赏不已。小罕君看后，很认真地对寿耀和我说：“你们一定要将这通信出版，以谢师恩。”这个建议让寿耀激动不已。如能出版印行，不正是给先生八轶大寿最好的礼物吗？至于如何出好这通信，让寿耀费尽心思。“首先，无论如何不能让先生知道这个计划，会吓着先生的。”寿耀说。

为了使内容更丰富，期间我曾给先生写了一封信，粗谈自己对章草浅薄的认识。这原是出书的计划部分，想抛砖引玉，其目的是想先生针对我的浅见再写一通，不料先生没回信，这一“阴谋”落空。经过大家反复商议，最后确定全书采用“尺牍”和“附编”两部分构成。除萧先生尺牍的正文和注解外，附编辑录“历代章草选粹”和“历代书家论章草”等内容，使之成为一册学习章草的经典范本和颇具学术价值的参考资料。寿耀多方搜罗历代经典章草作品，在图版选择上几经周析、精益求精。他还请鲍贤伦先生帮忙，由故宫博物院提供了黄道周章草作品的彩版首次面世。而我和郑利权分担了注解和附编的文字任务。

整个书稿编成后，请鲍贤伦先生写序，金鉴才先生作跋。两位先生对萧先生的书法和为人评价很高。鲍先生的序言以他长期研究古隶的体会，深谈对章草的认识，是一篇颇具学术思考的妙文。开始，鲍先生对写这篇序有所顾虑，他说：

因为萧先生在信中的谬奖之辞已令我汗颜，一时顾虑重重不敢贸然动笔。昨日读报，说萧先生与钱钟书先生书信来往三十多年，却从未见过钱先生，萧先生说出了一个让我怦然心动的简单理由：“和钱先生的来往，都是他对我好。再去北京打扰他，太麻烦他了。有先生的照片看看就行。”所谓古风，核心就是为他人想。对照萧先生，我顿时感到自己起先的顾虑其实是很狭隘的。

金鉴才先生在跋中对萧先生的评价似乎超乎了只是书法一道，他说：“夫书者，文章之余事，而文以载道，故古来书家，皆本乎经术，涣为文章，发之以书，自然随心适意。若萧先生者，蛰居乡里，身无奔竞之劳，心无利名之累，坐拥图书，日亲笔砚，澄怀清心，静观自得，真奇特士也。故行吟挥洒，未有不契乎道而合乎矩者矣。或曰章草甚难，其于萧先生者，又奚难哉？”

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寿耀与我感触很深。促成这本书的出版，倾注了众多师友的热忱与真诚，促成了一段师生情、师友谊的佳话。寿耀在完成编辑后动情地说：“这本薄薄的书凝结着集体的智慧和师友的情感！”

今年十月，赶在会文书社建社十周年活动之际，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萧耘春谈章草》，在文化渊源久远的浙南雁荡山麓举行了简朴的首发仪式。“不经意间给寿耀的一封信，如今编成了一部书得以出版，真是想不到的事。”看得出，萧耘春先生淡淡的话里透着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