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城派郡:中华名将——李宗仁

中华名将——李宗仁

            中华名将——李宗仁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

广西省桂林西乡村出生，父亲李培英是名教师，育有五子三女。1910年参加同盟会。以实力军人，加入在广州的孙文阵营。之后与白崇禧、黄绍竑合作，统一广西，拥戴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时，带领广西军队一路由湖南进攻至山海关。北伐以后十年期间，屡次发动和参与中原大战等国民党内战，亦有苦心经营广西。抗战时，动员广西将士抗日，指挥多次大战，在台儿庄大捷中名震一时。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偕夫人郭德洁经瑞士回到中国大陆并病逝于北京。

生平

六万大山归来

1908年，李宗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1911年毕业。1911-1913年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13-1914年广西将校讲习所任中尉教官。1916年加入护国军第六军林虎部任排长，参与护国、护法诸役，因作战英勇，富冒险精神，很快于1921年晋升至统领（相当于团长）。

第二次粤桂战争后，率所部1千余人进入广西六万大山，吸引附近败撤之桂军来投，更主动联络黄绍竑、白崇禧，得其效力麾下，军力迅速增至6000余人，控制玉林、梧州等7县市。整饬军纪，励精图治。同时开办了玉林干部教练所训练连排级军官，士官教导大队训练军士长及上等兵，这些措施为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之战斗力奠定基础。

统一广西

1923年10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宣誓加入正在实行联俄容共，改组中的中国国民党。

1924年5月23日，李宗仁发表统一广西宣言：“多少年来全国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内有军阀混战。救国族于危亡，我辈青年革命军人责无旁贷。我袍泽当上下一心、矢勤矢勇，以救国救民为职志。复兴国族，当自统一广西始。革命大业，肇基于此。本人不揣德薄，愿率诸君共赴之。”后采用合纵连横的策略，至1925年夏，李宗仁消灭陆荣廷、沈鸿英、陆云高各部势力，统一广西。

在李宗仁与省内最后一个劲敌沈鸿英决战期间，孙中山于北京病危。滇系军阀唐继尧乘机联络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刘震寰等企图东下入粤，消灭新兴之国民党。唐继尧向李宗仁开出700万元银洋借道费，被李宗仁拒绝。唐遂派龙云、卢汉、唐继虞等率领7万滇军，兵分三路入桂，当李宗仁主力在桂林终于消灭沈鸿英部时，包括省会南宁在内之广西一半以上地区已被滇军占领。自1925年2月至7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以2万人之军力，终将三路滇军击溃。至此有名将蔡锷一手训练、装备精良之滇军，不能再成为中国军界的主要势力之一。当代民国史学者，尤其立场相对中立香港学界一般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在出师北伐之初，绝非新桂系军阀；而是追随孙文，实践三民主义理想，有远大抱负的年轻将领。日后，蜕变为“新桂系军阀”，实拜蒋中正、汪兆铭、共产党三方所赐。这是国民党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的不幸。"

加入国民革命军

李宗仁统一广西后，拥戴广州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政府。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二次东征陈炯明之际，熊克武、邓本殷、林俊廷、申葆藩等见广州空虚，遂乘机叛变，组织3万余叛军围攻广州，国民政府遂檄调李宗仁部出师解围，新桂系部队几乎倾巢而出，激战至12月7日，终将各路叛军消灭。同时蒋中正之东征军亦告大捷，陈炯明部完全覆灭。两广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

1926年3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全军4万余人。当时国民政府下辖共七个军，除第七军外，其他六个军之党代表一职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5月，新桂系强硬拒绝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由党中央主建，令广州国民政府被迫同意由李宗仁、黄绍竑担任省党部正、副主任委员；但作为妥协，新桂系亦被迫接受国民政府派遣共产党员梁六度、周锡桓、陈立亚等人担任省党部常务委员（后来的四.一二清共期间，此三人均被新桂系逮捕处决）；共产党员黄日葵则出任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马迈耶夫出任军事顾问，但在北伐开始后，此二人均被李宗仁、黄绍竑等以种种手段予以打压，在无法正常工作情况下被迫返回中央政府。李宗仁则在第七军中灌输“未来之北伐一定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绝非共产主义统一中国”，并在公开场合讥讽“中国共产党是俄国人的奴才，对其洋上司一味谄媚，其形状就是上海滩的洋买办；要让俄国人明白他们只是客人，中国人才是中国的主人。”

1926年3月，广州国民政府发生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李宗仁、黄绍竑等多数新桂系将领，虽从未见过蒋中正，却对蒋中正逮捕俄国顾问，拘押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颇多赞许，甚至钦佩。

北伐战争

1926年5月初，李宗仁派钟祖培旅，北上支援受到北洋军阀吴佩孚攻击的湖南军阀唐生智，由此打响北伐第一枪，直接促成了北伐的进行。5月10日，李宗仁抵广州游说国民政府各派力量一致北伐，在苏俄、中共明确反对北伐，蒋中正态度暗昧之态势下，因得到人民团体的响应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鼎力支持，终得成事。

1926年7月，北伐全面开始，李宗仁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2万余人作为主力部队北上，二号人物黄绍竑留守广西，三号人物白崇禧被蒋中正破格提拔为北伐军代理参谋总长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李宗仁妻子郭德洁女士任“青年女生北伐工作队”队长，率同100余名青年女学生亦踏上北伐前线。

经过衡阳、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后，北伐军主力，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代军长张发奎）、第七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消灭了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力，围困武昌。

8月中在长沙，应蒋中正的意求，李宗仁与蒋“金兰换帖”，蒋中正年长4岁为兄长。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边提到此次结拜导致对蒋中正未来治国治军会采用何种手段，感到深切之恐惧。而李宗仁对于“结拜”反应冷淡的态度，亦令蒋中正暗自警惕。

9月，因为战局变化，李宗仁率领第七军进入江西战场作战。经过箬溪、德安、王家铺三场血战，击破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为国民政府控制江西奠定了基础，获得蒋中正明令褒奖，称第七军“三战定江西”。

到1927年初，李宗仁受任江左军总指挥，率领第七军等转战江南，攻下安庆，江南、两湖已经基本为国民政府所有。鉴于第七军的战功，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被民间和官方宣传称为“钢七军”，同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亦因战功被民间和官方宣传称为“铁四军”。

清党与宁汉分裂

1927年1月底，苏俄派鲍罗廷游说李宗仁，希望其取代蒋中正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遭李拒绝。李宗仁返回南京后，全力支持蒋中正反苏清共，并警告张发奎需警惕叶挺反叛。但李宗仁亦曾在九江劝告蒋中正辞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贻免予人口实，指为“新军阀”。

1927年4月，新桂系联合蒋中正发动四一二政变，处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部左翼人士。李宗仁率领第七军在南京警戒可能左倾之军队，在采石矶将意图暴动之程潜、林祖涵（即林伯渠）第六军包围缴械，并在第一军刘峙师逮捕共产党员。白崇禧在上海直接指挥清共，黄绍竑、李济深同时亦在广西、广东进行“清党”，处决大批共产党分子、国民党内部左翼人士，四一二事件使新桂系与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

李宗仁的表弟李珍凤在北伐之前加入中共，四一二清共期间被捕后枪决于广西桂林。

问鼎中枢

1927年7月初，武汉汪兆铭派唐生智、张发奎两部20余万大军东征南京，欲打倒蒋中正。此时蒋中正计划全力西上，消灭汉方后，再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共同讨伐北洋军阀。此时南京方面的军队主要由新桂系部队、黄埔系部队组成，黄埔系军队当时主要掌握在何应钦手中。而如何应付此时局面，何应钦暗中已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默契。

8月6日，蒋中正召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开会，商量对策。李、白、何三人一致表示希望蒋下野，换取宁汉合作。12日，蒋中正被迫下野。而蒋复出后，何应钦之实际军权被剥夺，其黄埔军统帅的地位逐渐被陈诚、顾祝同所取代。新桂系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合流，史称“宁汉合流”。随后，李宗仁指挥第七军，在白崇禧、何应钦配合下，在栖霞龙潭战役中全歼渡江南犯的孙传芳部队13个整建制师，孙传芳仅以身免，从此淡出中国政坛。

解决了北洋直系军阀的威胁后，李宗仁着手将汪兆铭逐出南京。9月21日，汪兆铭返回武汉，唐生智部队东下进攻南京国民政府。10月19日，新桂系部队西征武汉，讨伐唐生智，史称宁汉战争。战至11月11日，唐生智被击败，其部队被新桂系收编，唐生智东渡日本避难。新桂系势力从广西、江南扩展到两湖，并与粤系首领李济深（时称半个桂系）紧密融合，使得新桂系势力进入广东。

11月16日，张发奎在汪兆铭指示下在广州发动政变，企图刺杀黄绍竑。北伐中战功显赫第四军与第七军终于展开血战，新桂系获胜，第四军元气大伤，张发奎、黄琪翔下野，流亡海外。新桂系在军事上消灭唐、张两部后，遂发动强大政治攻势，要求凡是在四一二清共期间，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清共，态度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党员皆须要检讨自咎，并不得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矛头直指汪精卫。李宗仁在党务大会上直称汪精卫卖党卖国，是党贼国贼。汪精卫一系终被新桂系打倒，被迫于12月15日全体总辞职。新桂系主导国民政府后，在军事上以自身系统为重心，并联合何应钦、程潜；在政治上，所做之第一件事便是为西山会议派平反，恢复其党籍及党内领导地位。新桂系在军事、政治两方面布署较为看重，然忽略了党工、财政金融两项，未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予以更换，使得中央党部、中央银行、财政部等要害部门仍控制在蒋中正手中，成为蒋在日后得以顺利复出的重要因素。

二次北伐

1928年初，蒋中正趁广州事变及“桂系排汪”造成的影响，得以复出。1月9日，蒋中正正式在南京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新桂系军队被迫撤出南京、江南要害富庶之地，发展受到挫折。蒋中正与宋美龄女士结婚时，李宗仁是国民政府全体中央委员中唯一一个未送结婚贺礼之人。

1928年4月，李宗仁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新桂系嫡系部队和改编的原唐生智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指挥部队北上，开始“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第四集团军进至北平、天津、山海关。桂系控制的地区从两广、两湖至平津，总兵力逹二十余万人。

当时，对于是否接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之投诚，国民革命军内部分歧极大。阎锡山、冯玉祥主张国民革命军一定要进驻东北，可同意保障以张学良为首的奉军将领之生命、财产安全，而奉系军队必须全部遣散；张氏若不同意，则以武力进剿。蒋中正举棋不定，李宗仁则主张接受张学良投诚，并可继续管理东北事务。最终蒋中正采纳了李宗仁的意见。

蒋桂战争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召开国民革命军善后编遣会议，李宗仁对于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的编遣提案均表反对，李的宗旨“赏罚奖惩公平”，即：裁无军功之军队，留有功之军队；裁军功小者，留军功大者。

1928年初，李宗仁出于控制湖南之目的，软禁主政湖南之程潜，任命何键、鲁涤平主持湖南政务。但鲁、何二人不和。1929年2月，鲁涤平暗地投向蒋介石，蒋介石并绕过武汉政治分会接济鲁涤平部大批军械弹药，何键查扣后当即上报武汉政治分会，新桂系将领夏威、胡宗铎、叶琪等人大惧，在未得到李宗仁同意，亦未与三号人物白崇禧商讨之前提下，于2月21日仓促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报中央，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同日，夏威、叶琪二人率军进入长沙，将鲁涤平部缴械，鲁逃离长沙。

3月21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武力讨伐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两派观望形势，态度暗昧。李宗仁为表和平态度，长驻南京、上海，此举在军事上使新桂系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境地。

驻河北新桂系部队大多原为唐生智旧部，蒋介石拨给唐生智150万元巨款赴河北迅速将10万新桂系部队收买瓦解，白崇禧只身仓皇逃离河北。败因：新桂系驻华北部队，除第13军属新桂系嫡系，另外三个军原均属唐生智湘军，第13军常以主人翁自居，轻慢这三个军；而李宗仁主张的“裁小功留大功”原则，令湘军官佐人人自危；白崇禧提出“边疆屯殖计划”之艰苦生活，更非他们所愿（白崇禧已准备率领他们去新疆、青海）。此时能够以“忠义”为名，追随旧主，效忠中央政府，确属一拍即合。

在湖北，蒋介石利用新桂系内部矛盾，成功策反了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因竞争18军军长一职不敌陶钧，故心怀怨望），原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俞作柏（因政治亲共而遭李宗仁冷落），第七军第二师师长杨腾辉（与蒋之心腹郑介民为故交）三员大将临阵倒戈。而冯玉祥、朱培德“审时度势”亦最终选择与中央军结盟，加入反桂阵营。内外夹击下，由夏威、胡宗铎、陶钧率领的新桂系嫡系主力部队十余万人终于4月21日全军覆没。

最后，蒋介石发动各方政治势力和大小军阀围攻广西，新桂系仅存的第15军（军长黄旭初）终被击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逃往法属安南（今越南）、香港。

全面内战时期

蒋介石随后任命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郑介民主政广西。俞、李二人因政治面貌左倾亲共，在广西引入邓小平、陈豪人等共产党人进行活动，宣传苏维埃革命。郑介民将此情形密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遂于1929年10月将俞、李二人免职。而郑介民则因离间、监视桂系的特殊功勋，其后成为军统局首脑人物。杨腾辉则与俞、李分道扬镳，联同大批原桂系军官对李宗仁表示重新效忠，李宗仁、白崇禧遂在此一片混乱的局势下返回广西，重新掌握了俞、李、杨三人之部队及湖北陆续逃回的桂军官兵。俞作柏见大势已去，遂潜逃香港；邓小平到上海中共中央汇报；而李明瑞则和陈豪人、张云逸、俞作豫等人潜伏下来，并趁机在百色和龙州举行了暴动，中共党史称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与红八军。

1929年11月，参加“湖北讨桂之役”的张发奎、薛岳与新桂系联络共同反蒋，第二次蒋桂战争爆发，激战至1930年2月，白崇禧在桂北击破中央军朱绍良、谭道源等部，黄绍竑、张发奎、薛岳等却在桂东被粤军陈济棠、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部击败，双方一胜一负，战况持平，形成对峙局面。

1930年5月，新桂系北上参加中原大战，李宗仁对此次北伐信心十足，专门委托香港印钞厂印制大批中国国民银行钞票，准备占领武汉后公开发行。初期大捷，自桂林北上后势如破竹，6月初即攻占长沙、岳阳，迫近武汉；但终因黄绍竑态度犹疑，行军迟缓，致使新桂系部队被各个击破。

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大派别在中原大战中都被蒋介石击败。蒋介石自此战后，彻底削弱了国民党内部其他军事派别，获得了国民政府之中央名义，其嫡系部队又被称为“中央军”。

在新桂系部队北上失利的同时，卢汉率领3师滇军趁虚入桂，于7月中包围南宁。1930年9月，桂军发动反攻，10月10日解南宁之围，战至11月初，卢汉部溃不成军，残部逃回云南。为表彰第15军韦云淞师以2000人坚守南宁孤城3个月，弹尽粮绝仍死守待援的勇气，李宗仁宣布每年10月10日为“旌忠节”以为纪念。

中原大战的失败并没有动摇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权。但是，新桂系二号人物黄绍竑脱离了新桂系，在允诺不出卖新桂系团体利益以及取得李宗仁、白崇禧的谅解之下，投向蒋介石。新桂系“李黄白”三人体系瓦解。黄绍竑接受了蒋介石的任职，但并没有积极为蒋介石工作。

整顿广西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蒋中正于12月15日通电辞职下野。1932年1月，上海发生淞沪一.二八抗战，国民党内各派系因而谋求妥协、一致团结抗日。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形成“后李白黄”体制。

抗战期间

1936年4月，李宗仁发表了“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一文，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阐述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后的胜利者必是中国，号召全国军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化全国为焦土，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至6月，李宗仁指挥国民革命军抗击日军，在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亲临前线督战指挥，获得国军抗战中的首次大胜。在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成功化解了张自忠与庞炳勋之间的宿怨，为中国抗战史留下千古佳话。

同年先后指挥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徐州大突围中，李宗仁成功指挥60万大军突围，国军未出现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撤退时的混乱景象；此役中，桂系主力第48军周元旅坚决执行李宗仁命令，坚守蒙城，掩护大军撤退，直至全旅全部战死。

1939年后，指挥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抗击日军。李宗仁在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要求所部官兵“宁肯吃树皮，决不可扰民”；并成功警诫张自忠全军禁烟禁赌。

在枣宜会战中，李宗仁痛失两员爱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在汉水东岸南瓜店牺牲；桂系精锐第48军钟毅及全师官兵为完成战区战略目标在新野唐河殉国。

1939年9月，李宗仁在与史迪威、朱可夫分别晤谈期间，曾准确预测法国之马其诺防线不足恃，英法联军必败，此番言论让亲西方人士大为不快；而英法一旦失败，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立成废纸，希特勒必然东进，斯大林此时自以为得计，实大祸不远矣，此番言论让亲共左派人士深感不满。

1944年6月，李宗仁分别致备忘录与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卫阿特将军，希望“盟军不要急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此期间应全力消灭日本，待德、苏皆奄奄一息，再行东西对进，德苏两雄自将俯首就擒，战后之世界自由和平指日可待”，李宗仁尤其反对“美英企望苏军加入中国战场，对日本关东军作战”。

1944年底，蒋介石为防止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是指挥第一、五、十3个战区，实则是虚设机构，明升暗降，以削去兵权。

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围绕如何处理共产党问题，李宗仁与蒋中正之间产生诸多分歧。

1、李宗仁反对蒋中正邀请毛泽东来渝和谈，并签定双十协定，认为“国共间系殊死相搏的斗争，无任何和平可能”，在华中的新桂系部队即与共产党李先念部发生了大规模战斗。

2、李宗仁反对蒋中正派遣印缅远征军接受东北，提出“要和中共进行抢占东北的赛跑，切断中共企图通过东北获得苏联援助的通道”；“自缅甸深山丛林间辗转北上五千里，数十万大军尚仆仆在途，东北恐已尽归中共所有。”事实上，自仰光、曼谷海运往东北的孙立人新一军、陈明仁71军行程已有万里之遥。

3、李宗仁亦反对由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品性正派、善良爱民，然性格懦弱。李宗仁认为：在东北与“狡诈善变、凶恶暴虐”之苏俄帝国主义打交道，要做到不失国家尊严，争取国家主权，其人选应“英明果敢、有担当、勇于负责”。熊氏乃和平时期之干吏，应付此复杂局势则非其所能。

4、双十协定签署以后，国民政府开始整编裁军，计划将国军由400万裁减到200万，由参谋总长陈诚具体负责。李宗仁对此反应激烈，曾质问陈诚：“是否嫌共军人数太少，所以要将国军编遣到共军那里去，为匪壮势？”

内战初期，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名义上统帅冀、鲁、察、绥、热、平、津、青五省三市。实则并无调兵遣将、驭控下属之实权。在此期间，李宗仁韬光养晦，结交胡适、齐白石、甘介侯、司徒雷登等文化名流。

1947年底，李宗仁拒绝在无实际权力（即“生杀予夺”）下总责华北、东北事务，且其“东北华北剿匪方略”亦被蒋中正否定。李宗仁的方案：东北国军佯装向北满做大举进攻，实际除范汉杰部留守锦州外，其余20余万精锐悉数撤回关内，另调桂系张淦兵团（辖第7、第46、第48军）北上据守山海关，作为总督战队。随后以东北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华北傅作义、阎锡山、李文、孙连仲、陈长捷等部合力围剿中共华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部，同时令白崇禧率部北上在黄河南岸构筑工事，以为策应；肃清华北共军后，全军即回师东北，开赴关外与林彪百万大军决战。此方案与李宗仁早期统一广西之役中，放弃广西大部分地区，先北上消灭沈鸿英，旋即南下与滇军决战之策略如出一辙。反之，若不幸华北共军主力尚未消灭之前，锦州、山海关防线先被林彪摧毁，则华北地区国军绝不恋战，断然放弃平津在内所有城市，全部撤至黄河以南，以一部据险死守，主力会同华东、华中国军对中共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陈赓、李先念等部进行双方国运、党运的大决战，若能取胜，则以黄河与中共为界，整顿军政，观察国际形势变迁，待机北上规复。然蒋中正认为，当时东北国共双方尚还势均力敌，共军优势并不明显，“贸然”弃守东北，对于国家形象、国际声望负面影响过巨（当时联合国正在选定五大常任理事国），因而否定了李宗仁的方案。

在此情形下，李宗仁三度拒绝指挥东北战事，坚持参选中华民国副总统。1948年3月，国民大会召开，选举第一任行宪总统和副总统。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反对和压力之下，最终在4月29日，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蒋介石属意的孙科当选副总统。

蒋介石和李宗仁摄于就职礼后。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故意不让他知道要穿着中式礼服，结果他穿军装，看起来好像是蒋的副官。

1948年年5月底，蒋介石调任白崇禧为华中剿总司令长官。李宗仁强烈反对蒋总统设立华中剿总这一机构，认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应有华东剿总统一指挥；若硬要一分为二，也应有白崇禧出任华东剿总。李在与亲信将领闲谈时，曾说“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理应派一只虎去，至少也要派一条狗，结果却派了一头猪”，此言在国共双方军中流传甚广。

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军队在中共发动之三大战役中大败，国、共军事力量逆转为150万：400万。经济上，上海爆发金圆券风暴。外交上，杜鲁门上台后表示对蒋介石失去信心。1949年1月1日，蒋中正发布元旦文告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白崇禧立即致电李宗仁：“蒋中正必须出国，否则德公就不可接棒！”。李、蒋双方拉锯多次后，蒋中正委托居正、阎锡山、张治中、吴忠信转告李宗仁“保证5年内不干预政治”，且“宁愿一死，亦决不出国！”。李最终态度软化，也因严峻的时局所迫，终于1月21日正式接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期间，李宗仁未采纳李品仙、张发奎等驱蒋出国，与蒋决裂之建议。

李宗仁希望透过和谈，再依仗长江天险，可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则希望争取到美国的支持，以挽救国民政府的政权。可是李宗仁上台之后，国民政府军政机构处处仍受到蒋介石暗中操控；美国亦没有提供先前承诺的援助。行政院长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无视李宗仁的命令，将行政院内阁搬至广州。李宗仁力压，最终孙科于3月辞职，行政院长一职改由何应钦担任，然何应钦在李代总统与“平民”蒋介石之间无法自处，为求“明哲保身”计终于辞职，后由阎锡山接任。

而李宗仁试图稳定货币之努力，因蒋介石擅自命令蒋经国、汤恩伯、桂永清将中央银行所有黄金、白银、美钞外汇转运台湾亦告失败，李虽多次飞台，令台湾省主席陈诚将金银运回大陆，终无果。

1949年4月，李宗仁派以张治中为首的六人谈判团抵达北平，与共产党展开谈判。和谈最终宣告破裂。4月20日，解放军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李宗仁先飞往桂林，5月8日飞往广州，发表讲话，表示将“决心戡乱到底”。

之后半年，解放军席卷全国。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3日，解放军兵临广州，李宗仁只得飞往重庆。11月16日，李宗仁胃病复发，出现十二指肠出血，加之蒋介石复出已暗流汹涌，遂决定以治病为由转往香港，并将中枢军政交由阎锡山主持，12月5日，与夫人郭德洁，两名儿子及随从从香港飞往美国纽约。

从美国到北京

1954年3月，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通过监察院对李宗仁的弹劾，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部分人士怀疑这是蒋中正的操控，弹劾案的另一动机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就一般法理言，1954年仍未完成辞职程序的李宗仁仍是中华民国副总统。为避免总统选举期间，新旧任总统辞职与交接所衍生的繁琐法律问题，国大代表经过考量后决定于总统选举前，先行弹劾李宗仁。

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除批评蒋介石外，亦提出重开国共会谈。

1965年2月，李宗仁妻子郭德洁被诊断患上末期乳癌。同年7月，在程思远的安排下，李宗仁与郭德洁从美国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热烈欢迎。

李宗仁先后有三位妻子。第一位妻子李秀文，是李宗仁20岁时父母包办下迎娶的；第二位妻子郭德洁，是李宗仁35岁时娶的“平妻”，1966年3月于北京病逝；1966年7月26日，李宗仁娶27岁女护士胡友松（影后胡蝶之女）为第三任妻子。

李宗仁在美时，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由唐德刚笔录整理，集合在《李宗仁回忆录》内。

李宗仁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有传他的临终遗言有两条：一是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二是切盼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以上这两条都是由中宣部发布的，谁出此言，未能考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两条的方向，完全符合共产党的主观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