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螺医院待遇怎么样:东德民众28年翻墙史

          （转）东德民众28年翻墙史：办假证最受欢迎

              作者：胡元

                  

美国总统肯尼迪针对柏林墙说过一段话：“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封锁意味着翻墙的开始

从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时起，就不断有人从东德逃向西德，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　　

封锁终究会被自由冲破，翻墙成功的故事陆续上演。 1961年8月15日，负责守卫边界的19岁的东德士兵舒曼，头上戴着钢盔，肩膀上挂着自动手枪，不停地吸烟，偶尔朝西柏林抗议者们看过去。

                 

    来自西柏林的怂恿声越来越大。一辆西柏林警车开过来停住，车里人出来与车外的人一起高喊着：“过来！过来！”舒曼突然扔掉手里的香烟，跑向铁丝网，到达边界屏障的时候，他扔掉手里沉重的武器，跃入西方。摄影记者雷宾用东德产的埃克萨克塔牌照相机拍下了那张举世闻名的照片。照片里的舒曼戴着头盔，穿着长筒靴，在跳过带刺铁丝网的那一刻被镜头捕捉到了。

在边界封锁的最初36个小时内，就有超过9名边界守卫逃到西柏林，有的是跳过铁丝网，有的是从底下钻过去，特别是边界屏障建起来后的一个月内，有一支68名特别警察部队成员逃到西柏林。其中，有37人是像舒曼一样的单独逃亡，有12人是两两结伴逃跑的。

波茨坦广场之下的大地铁站已经关闭，地铁仍通过该站，但从来都是甩站通过。这条路线从西柏林起，往北行穿越东柏林，然后再返回西部。乘客们会看到地铁站台上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另外一条从西往东的跨区地铁线路，也被截断，而奥托格罗提渥大街则成了它的起点。

8月18日凌晨1点30分，6辆卡车起重机分别抵达波茨坦广场、柏林皮卡迪利广场、布兰登堡门以南的哥伦布圆环广场，从卡车起重机上卸下几十块水泥板。大约40分钟后，来了一队由消防车、混凝土搅拌车和泥水匠组成的“施工队”。在东德警察的监督下，他们开始建造横跨整个广场的屏障。5点过后，他们留下一堵混凝土墙，墙的顶端盖着两排阴模块，总共5英尺多高，上面的金属条的主要功能是用来穿带刺的铁丝网。
　　在随后数周内，这道边界屏障依然主要是由设置在交通线路上的带刺铁丝网、木头和水泥板构成，而其附近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巡逻。与此同时，毗邻西部的建筑物门窗全被水泥封住。但让乌布利希头疼的是翻墙率仍然居高不下。

“墙”成了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1961年9月20日上午8点半，在乌布利希钦定的继任者昂纳克的主持下，东德党中央召开了一个特殊会议。在此次会议上，“边界安全体系的不足之处”被明确表述出来。昂纳克严肃告知与会的各部门官员：“必须阻止一切跨越边界的企图。”
　　他们讨论的一切事务都与如何加固柏林墙有关，包括刚提议的新修18至20公里边界墙；修建车辆无法通行的壕沟，以阻止卡车或公共汽车的靠近；增加竖立起来的水泥板和边界屏障，在通往边界通道上铺设少量沙砾，以便更容易侦查。
　　这时的柏林墙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墙”的物理意义，而是一套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靠近西柏林的那堵墙被加高至3.5米至4米，墙头铺设一根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也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6-7米的军车通道，在108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5米。沿着柏林墙总计有265个警戒塔、137个碉堡和274个养有警犬的设施，墙上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
　　不过在反车辆障碍加固之前，有一列火车成功地突破障碍进入了西柏林。12月5日，27岁的火车司机哈里驾驶一列旅客列车，在到达东西柏林边界火车站后，以最快的速度撞毁阻挡在火车轨道上的边界障碍，沿着还存在的铁轨，进入西柏林斯班道的安全区域。火车上共有32个人，其中的24人，包括哈里的7名家人以及他的司炉工哈姆特都对这次逃跑知情，而另外8个人则是被稀里糊涂地带向了“自由”。

　　地下组织：假证受青睐
　　诸多方法中，最受欢迎的翻墙方法还是办假证。一个名叫“格尔曼”的西柏林地下组织专门为东德人提供假护照，以便让大家前往西德。而西德官方对“格尔曼”的存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地里还支持。
　　1961年之后，“格尔曼”组织利用在西德积攒下的广泛人脉，根据有意向翻墙的东德公民的长相，在西德寻找长相相似的公民，之后再“借用”西德公民的护照，通过西德外交圈和官方的线人，把护照交到相对应的东德人手里。
　　维格尔代号为“黑鸽”，是“格尔曼”组织的骨干成员。他不仅前往东柏林做“通讯员”，还会去一些外国城市，收集大量空白护照。外国的同情者还会主动来找他们。维格尔记得其中一个人来自比利时，提着一大箱子护照，还有一枚家乡城市的官方印章，这枚官方印章可以让东德人堂而皇之地进入西柏林。不过这个组织更喜欢使用比较“低调”的欧洲国家的证件，因为使用英国、美国或者法国的护照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检查。
　　很快，这个组织便学会“篡改”现存护照，这种“本事”让他们的服务更加受到翻墙者的青睐。一旦这些已经“篡改”好的证件被送到东柏林，翻墙者们要在“格尔曼”的指导下熟记护照持有者的“简历”，并要与护照的细节一致，接着要学习一些该国语言中的常用短语。最后，“格尔曼”成员还要培训翻墙者如何填写出境文件，以及如何应付东德边检人员提出的任何难堪的提问。

“57号地道”：富克斯的翻墙事业
　　“57号地道”是由一个叫富克斯的人挖掘的，诞生在东德政治空气非常沉闷的60年代。之所以被称为“57号地道”，缘于通过这条地道逃亡的人数是57人。柏林墙建成之后，富克斯和妻子以及孩子从东柏林逃了出来。和很多翻墙的东德人一样，富克斯也是激情洋溢的反苏主义者，并且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帮助其他人翻墙到西柏林的事业中。
　　地道挖掘工作开始于1964年春天，富克斯小组成员从西柏林贝瑙尔大街附近一个面包店潮湿的地下室开始挖掘，他们在边界下边挖了150米，地道的出口开到东柏林史特利茨大街一套公寓的浴室内，开口有一米宽，被一个包装箱遮盖起来，要进入地道只需推开这个包装箱。
　　富克斯很善于“找”钱，用来支撑地道挖掘，其中包括德国记者的15000西德马克，也包括从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和伦敦《每日邮报》各获得的2000美元，而且还以每张370美元的高价把照片卖给美联社与(美国)合众国际社。直到最近史料逐渐解密，人们才知道富克斯还收到过由波恩“全德事务部”控制的秘密基金提供的30000西德马克的资助。
　　富克斯招募了一群志愿者，其中多数是来自西柏林的学生。同时，他还雇佣了一个采矿工程师，以保证地道能得到较好的支撑。在每次逃亡开始的时候，富克斯会派人给翻墙者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艾玛姑姑突然离世，望立即赶来，吉塞拉。”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后，这个人要负责通知其他翻墙者，因为这是行动开始的信号。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专门有“自己人”负责接应。之后，他们就被护送到东西边界。在那里，富克斯的人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与西柏林的观察者进行联系，而此刻西柏林的观察者正在柏林墙上观察东柏林边境警察的行动，翻墙者会等西柏林观察者的信号，如果信号允许，他们会趁无人注意的时候进入建筑，那里就是地道的入口。

　　贵族式翻墙：使馆车、潜水艇和热气球
　　还有一种贵族式翻墙服务。这种服务是由在东柏林的外交官提供的，他们把逃亡者藏进大使馆的车里带到西柏林。拥有外交特权意味着东德人很少检查挂有大使馆牌照的汽车，因为这些大使都来自与东德关系很密切的国家。但是这种逃亡方式的收费并不便宜，从10000西德马克到15000西德马克不等。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自己造了个潜水艇潜过界河到达西德，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小潜水艇。这艘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5个多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
　　最让人称奇的恐怕就是“热气球”的故事。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一个东德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28米高的巨大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到工程学，从气体动力学到气象学，一直到建立实验室。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当时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已被记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警察开枪射击，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把它打下来。苏联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经过28分钟的飞行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热气球降落后，到底是到了西德，还是在东德，谁也不知道。他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已久的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格杀勿论”秘密取消
　　苏共二十二大前后，乌布利希开始推行所谓新经济体制，虽然在行事风格上，乌布利希像极了斯大林，但他并不像以前那样维护斯大林主义了，而是与赫鲁晓夫一起，放松了僵化的政治控制，允许商品拥有自主定价权，爵士乐也被允许走入年轻人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东德平均每个家庭的个人消费增加近25%，这在50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东德接着面临的是一个更致命的挑战，就是官僚阶层的贪腐、寻租以及财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银行公布相关数据表明，依照美元计算，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国人要高，但这一数据与东德人自身的感受不符。事实上，在乌布利希的继任者昂纳克的统治下，整个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结构性矛盾一直被官方所鼓吹的经济“奇迹”所掩盖。
　　积攒已久的社会矛盾终于在80年代一波又一波地爆发，失业与通胀问题越来越严重，对文艺与思想的管制严格到扭曲的程度，所有问题伴随的是东德出境签证量的直线上升。1984年，东德政府颁发了3万张出境签证；1985年，出境签证的申请人数为2.7万人；而到1987年，人数猛增到11.2万。
　　1987年9月，昂纳克访问了西德，柏林墙的问题被正式提出。西德领导人对东德“格杀勿论”的命令表示质疑，而昂纳克早已为这个问题准备好了答案，就是西德边防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的规则，并说这个命令是为了人民。虽然昂纳克还在继续推行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但东德已经出现了自由化的某些迹象。1987年7月，东德正式废除死刑。
　　1989年2月5日晚上11点，两位年轻男子选择简易的抓钩帮助他们通过第一道腹地墙，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被发现，前面5米远的地方是一道低一点的围墙，他们也成功地爬了过去，但他们不小心触动了警报，探照灯照亮了整个区域。传说中的“格杀勿论”并非空穴来风，他们立刻被一阵弹雨覆盖。事后，死者的母亲被禁止去看儿子的遗体，但这件事通过海外媒体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当年4月，昂纳克秘密取消了“格杀勿论”的命令。

　　墙倒众人推
　　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昂纳克还充满自信地说：“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
　　1989年10月9日这一天，7万莱比锡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就在这个时候，“当局要严厉镇压”的消息也在四处流传。
　　37岁的家庭妇女苏珊·罗梅尔也赶来参加游行，她看到教堂被包围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参与一场流血的冲突。苏珊事后回忆说：“我想我必须去阻止事件的发生。于是，我向歌剧公园旁站立的民兵走去，其他示威者也走了过去。我们与他们谈话，问他们：我们看起来像不像是这个国家的敌对分子？”这一天，莱比锡市7万民众的和平示威被载入史册。
　　那个宣称50年100年不变、谁也无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的昂纳克终于无法继续前进了，他被迫于1989年10月18日辞职，随即又被他领导了多年的执政党开除出党。继任的克伦茨向人民承诺要进行全面改革，他首先释放了被抓的示威者以表示诚意。但到了这个时候才承诺改革已经没有用了，革命与改革的赛跑，显然革命已经领先很久了。

　　奔向自由
　　11月9日，在东柏林爆发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近百万人走上街头，到晚上11时，过境关卡上聚集了3万人。11时过后不久，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少将尼布林下令打开了边界。柏林墙首先被东柏林的青年冲开，急不可耐的蓝衣金发的人们，像动画片里为逃生而狂奔的恐龙那样，霍霍有声地掠过查理检查站的玻璃窗子和惨白的探灯，向西柏林奔去。
　　一场触怒官方的游行随即变成了狂欢，气氛马上感染到西柏林的市民，他们迅速加入到这个历史时刻，冲向东柏林人涌入的入口处，给东柏林市民抛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素不相识的东西柏林人相互拥抱，新朋友在痛饮之中见证了曾经不可逾越的墙一点一点地坍塌，很多人眼里闪动着泪花。在勃兰登堡大门前，德国人爬上了墙头，像马戏团里演的杂耍戏那样，把一个又一个的人拉了上去。他们打着手势，齐声呼喊：“把墙推倒！”并唱起“我们必胜”！
　　1990年10月3日，柏林墙倒塌328天以后，德国正式宣布统一。两个德国并存的现象一去不复返，而柏林墙对现代人的记忆，从冷战的枷锁已经变作艺术家们涂鸦的彩墙……
　　（参考资料：《柏林墙》，弗雷德里克著，刘强译；《从东欧到新欧洲》，金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