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国家临床医师通过率:打倒孔家店：历史的误会

 作者：刘利民
 
    在沸沸扬扬的国学热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的境遇进行一些剖析和梳理，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在这脉络庞杂的体系中，以“打倒孔家店”为切入点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稍微上了些年纪的人，对“打倒孔家店”这句口号应该是不陌生的。但实事求是地讲，这句话在当下的含义与其本意相去甚远。但又有多少人会去探究事件的来龙去脉呢？1921年10月，《吴虞文录》经胡适牵线由上海东亚出版社出版。在《吴虞文录·序》中，胡适写道：“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这大概可以算作“打倒孔家店”的滥觞之处吧！但诸位请注意，在这里，胡适先生所说的只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虽仅一字之差，但语意却大相径庭！在汉语里，“打”只强调动本身，“打”它一下子，哪怕是一阵子，也不一定会倒下。而在“打倒”这个词中，“打”只是一种方式，关键是“打”后的结果“倒”。在这里，胡适的一个“打”字，只是用来表明他对“孔家店”的些微不满和对吴虞的支持。是时，吴虞也只不过49岁，算不上太“老”，时值而立的胡适以一个“老”字称之，敬重之情溢于言表！

    至于“打”字又如何被“打倒”所替代，似乎无从考证！当然，作为一个口号，“打倒孔家店”肯定比“打孔家店”更有感染力和号召力，更朗朗上口，有过游行经历的人肯定会有这样的感受。这大概是这个口号演变的主要原因吧！

    不管怎样，还是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吧！吴虞，生于1872，卒于1949，成都市新都人，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四川反对儒家传统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吴虞日记》）。“自尊孔黜百家而后，后汉王充始著文问孔，历二千年而有明李贽之诽孔，后贽三百年，先生再起而斥孔”（范朴斋《吴又陵先生事略》）。

    1918年4月，中国现代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关于小说的主题，鲁迅先生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弊害”何在？乃在“吃人”。读到这篇小说，偏安四川的吴虞如沐春风，如饮甘霖，1919年11月1日，他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吃人与礼教》，将鲁迅关于礼教“吃人”的观点发扬光大：“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他痛心疾首，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有鉴于此，吴虞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而要打开“新思想”、“新学说”、“新国民”、“新国土”等新局面，关键还在于破除封建礼教，简而言之，“打倒孔家店”。

    吴虞不但是“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者，更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他的父亲吴兴杰早年任富顺县教谕，但因品行不端，1893年被革职。赋闲在家的吴兴杰，不但不思悔改，而且更变本加厉，到处寻花问柳，家无宁日，搞得家里鸡犬不宁。为了平息家庭纠纷，他又给父亲娶了一房太太。不成想，自己却引火烧身，父亲和继母非但不领情，反而要求他搬出成都的住房。无奈之下，他和妻儿不得不又回到乡下，他给不满一岁的儿子取名阿迁来纪念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此后，在吴虞的心中，父亲便和魔鬼无异。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吴虞日记》）。1910年，由于与父亲的家产纷争迟迟无法解决，吴虞不顾“亲亲相隐”的古训，一怒之下将他诉至官府，成了轰动成都教育界的“上流社会”的“家庭革命”。虽然最后自己胜诉了，但“不孝”、“非理非法”、“忤逆”等道德的谴责却随之而至。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排遣胸中的郁闷，他写了《家庭苦趣》一文在朋友间传看，可谁又会料到他的一位同学却约了四川教育总会的一干人马以“扬亲之过”的罪名将他告到官府，并派兵缉拿。吴虞闻风而逃，但官府依然穷追不舍，“移文各省逮捕”。当时的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痛骂他是个“豺狼不食”的东西，“士林耻与之为伍”，应将这个“名教罪人”，“逐出教育界”。后人曾评价道：吴虞之所以走上“非礼”、“非孝”的道路，不能不说和家庭状况有一定的关联。此言极是！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挺有趣的故事。南社的柳亚子也是“非孝”的先锋，扬言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在写给儿子柳无忌的诗中写道：“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孝尔公。”他甚至比吴虞更胜一筹，甚至主张废除伦常，且听：“共和已废君臣义，牙慧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困顿潦倒的窘境，知音难觅的悲凉正是导致吴虞频频和外界联系并最终走出四川的重要原因。由于他的《辛亥杂诗》曾经在陈独秀主办的《甲寅》杂志上刊出的原因，无奈之中他写信给陈独秀诉说自己的苦闷：自己文章在四川惨遭封杀，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将“依次录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陈独秀慧眼识珠，旋即回复“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于是，从1917年2月开始，吴虞以反孔为主体的一系列文章在《新青年》相继刊出。至此，这位“蜀中名宿”（陈独秀语）作为“反孔偶像”的地位已基本确立！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1921年，历尽坎坷的吴虞终于受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但客观地讲，吴虞的北大之行并不如意。初来乍到，马幼鱼、沈尹默、胡适、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众多名流的热情，曾经令他倍感亲切；青年学生们众星捧月般的激情，也曾让他着实欣喜过一阵子。但所有这一切，都如昙花一现般地很快过去了。

    他在北大开设了诸子文及国文两门课，开始学生异常踊跃。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语言问题”（吴虞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由于他的教学内容了无新意（他只注重校勘注释，对思想和学术分析缺乏），另一方面后“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开始趋于理性和冷静，听他讲课的学生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性格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治学方法的迥异，使得他和胡适渐行渐远；对政治和党派的淡漠，也让陈独秀和他的关系开始疏远。至于学术上，除了作些《荀子》的研究之外，这段时间，他也并无多大建树。或许是难耐孤苦寂寞，或许是本性使然，在北大，他却以狎妓名噪一时。当时，北大设立了不嫖不赌不娶妾禁约的进德会，一向以敢作敢为著称的吴虞，那里顾得了这么多清规戒律。他一边给在成都的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过着淫欲糜烂的生活。更有甚者，为了赢得一个名叫娇玉的妓女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诗《赠娇玉》，不但印成诗单到妓院散发，而且投稿到《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1924年4月9日，《晨报副刊》赫然注销吴虞以吴吾的名义写给妓女娇玉的“儿女诗”。其中如“英雄若是无儿女，青史河山更寂寥”、“烟水千年香不断，怪来名士爱南朝”等句，将吴虞春风得意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还大言不惭地为自己的不光彩行为张目：“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吴虞日记》）。

    再来看看吴虞的另一面，他在北京的月薪有260块大洋，而且在家乡“广有田产”，生活相当优裕，可谓衣食无虞。然而，他却断然拒绝对女儿的照顾，“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吴虞日记》），这就是他对待他人、对待亲情的基本准则！1923年1月14日，正在休年假的女儿吴棱因看电影不被准许而与父亲发生争执。吴虞说“观剧既非所宜，况于半夜？……妇女且不许，况于女子，況于夜间哉！”，盛怒之下，吴虞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将其赶出家门。一向以反礼教斗士自居的吴老先生，这次却一反常态地祭起“三纲五常”的礼教大旗来教育女儿，着实令人诧异！胡适劝他每月给吴棱30大洋读书，吴虞讥讽道：“自己能独立，方可讲自由，不能向老父索钱去讲自由。”他引经据典“匈牙利诗人裴都菲，因学戏剧，其父老裴不以为然，不与金钱接济，此欧洲先例也。”同年年10月12日，他又收到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儿吴楷的来信，称由于得不到足够得学费，“我看非起大革命不可了”。对此，他郁郁寡欢：“诸女不能相助，反累责无已，且欲革命，尚得谓謂之有人心乎？”（《吴虞日记》）。以不怕忤逆恶名，敢于不惜断绝父子关系与家父抗争的吴虞，却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正应验了那句老话“试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

    短短四年间，吴虞走马灯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方大学京校、中国大学、北京学院任教。当他离开北京时，日记中经常提及的马幼鱼、胡适等并没有前来送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强烈的反差，令他暗然神伤。溽热的七月，骄阳似火，在聒噪的蝉声中，五十三岁的吴虞孤苦伶仃地告别了北京城，踏上了归途。

    名重一时的反孔英雄虽然重又回到了他的伤心地，但依然初衷不改，六十一岁那年，因遭尊孔复古派的排斥打击，被迫辞职。此后，便一蹶不振。这以后的岁月里，他或徜徉佛经寻求解脱，或游走梨园消遣时光。直至七十七岁，赍志而没。有好事者考证：吴虞除有妻曾兰外尚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当年的川剧名花旦陈碧秀就是他一手捧红的等等。

    是吴虞推动了那个时代，还是时代成就了吴虞，我们不得而知，他难以理喻的性格注定了他悲剧人物的命运。用他的四川老乡唐振常先生的话“（吴虞）侧身新文化运动，功在反儒，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为〈吴虞集〉的出版说几句话》）为他的思想盖棺定论，似乎切中肯綮。

    而胡适呢？后来的发展也证明，“打倒孔家店”绝非“胡适们”的本意。他在给《吴虞文录》所做的序中的“打”就颇有艺术性。他希望的也只是要把这店里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而不是把这座千年老店“打倒”和捣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有了后来他对儒家学说深入系统的研究，晚年的胡适“圣人”不离口，据他的秘书胡颂平解释，“先生平日口头上说的‘圣人’，都指孔子”。后来胡适对孔子有了更亲切的称谓，叫“老祖宗”。他说：“我还是讲我们的老祖宗吧，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其实，只要看看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心迹，就不难理解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他在和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谈及新文化运动及其“五.四”运动，陈独秀都是稳座头把交椅的英雄。即便如此，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绝非全盘否定。早在1917年，他就在《古文与孔教》中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远离政治漩涡，可能使人更清醒、更理智、更客观，刚出狱的陈独秀1937年10月1日在《东方杂志》34卷发表的《孔子与中国》中明确表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1948年张申府在《论纪念孔诞》中重申它过去曾提出的主张：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认为把孔子当成教主，罢黜百家，定为一尊，关门锁户，使得学术不得进步，遗害中国已经两千年，当然要不得，当然要该打倒。也只有打倒了儒家孔教，打倒了对孔子的崇拜，可以自由研究了，孔子的面目，孔子的真精神，孔子的伟大，才真会被认识。张申府这种打破崇拜，崇尚学术自由的理念，即便在现在也值得学习和借鉴。

    比起吴虞近乎疯狂的执着，他们要理性很多，这就是政治的学者与学者的政治之间的本质区别。

    说起“打倒孔家店”就不能不提到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另一件事。《子见南子》是《论语.雍也》中的一篇，讲述的是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事：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我所否则，天厌之！天厌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孔子会见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就发誓说：“我如果做了不正当的事，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子路为什么不高兴呢？据说是南子太漂亮了！区区二十三个字，却偏偏被不谙戏剧的林语堂演绎成一出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1928年11月发表在由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第1卷第6号上。只不过，剧中的南子，此时已经摇身变成了一个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的新女性，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全剧的最后，孔子师徒在“郑卫之淫声”和妖冶的舞蹈中落荒而逃。

    这出戏如果能在孔家店门口演出，效果岂非更好？位于孔子故里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一向以思想解放著称，他们说干就干。但年轻的学生何曾想到，场面闹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前身是1905年光绪新政时在原曲阜考院旧址上筹建的新式学堂“曲阜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当时，衍圣公孔令贻任学堂总理，孔昭任监督、校长。后来更名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吸引了大批孔姓和非孔姓学生前来就读。继任校长宋还吾曾受业于北大，积极反对旧文化，常发动学生在孔庙墙上张贴“打倒孔家店”、“打倒旧道德”等标语，和孔子的后代族人闹得不可开交。

    1929年6月8日，二师借暑假招待学生家长为名，召开游艺大会，并给一些孔姓大户送去了戏票，但并没有送给孔府。为了避免日后的难堪，演出当天，圆滑的宋还吾却借机悄悄离开了曲阜。游艺开场第一个节目就是演出《子见南子》。幕启后，头戴冕旒的孔子、腰系长剑的子路和白发苍苍的蘧伯玉便登台表演，当由女生扮演的南子登台后，观众甚感新奇。这还不够过瘾，为了扩大影响，不久学生们又到孔庙奎文阁以南大中门台子上演了一场，这下可惹恼了孔府，要借机除掉二师。于是，孔姓六十户族人大怒，联名上告宋还吾。他们直接呈文蒋介石，要政府还孔姓以清白：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作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宗？敝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似此荒谬绝伦，任意漫骂，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治？

    事件既发，举国震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却认为学生表演，无伤大雅，孔氏族人是借题发挥。但是工商部长孔祥熙力主严办：“侮辱我们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南京政府教育部收到“孔氏六十户族人的呈文”后，即明确表示支持孔府，并于6月26日发出了《令山东教育厅》的第855号训令，要求山东省教育厅对孔氏家族的控告“查明，核办”。训令发出后，教育部派出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何委托督学张郁光）到曲阜调查，以作处理。当教育部派人去调查时，曲阜县职员问：“宋校长会不会杀头？”。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二师学生积极开展自救，他们发表了《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会通电》，通电全国各民众团体、学校、报馆等，说明事实真相，呼吁援助。校长宋还吾也准备了长篇的自辩状，据理力争。西方人认为妥协是政治中最大的原则，中国人对此不屑一顾，称之为“和稀泥”。但8月1日，随着山东省教育厅第1204号训令：“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遗缺以张敦讷接充。”的发布，这次事件总算收场了。宋校长头虽然没杀，人还是被调走了，“子见南子”事件就这样以传统的中国方式了结了！

    时代的巨轮在飞速前进，“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件在平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却又莫名奇妙地和林彪事件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著名的“批林批孔”运动。而一谈起这场运动，一个尴尬的人物是不应当被忘记的—郭沫若。

    早期的郭沫若是孔子的坚定维护者，对于“打倒孔家店”的说法，郭沫若并不赞同。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直陈己见：“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这可以看作是郭沫若对孔子学术和思想体系的肯定，虽然多少也有些肉麻的奉承之嫌！1945年他所发表的《十批判书》则将对孔子的肯定提升到政治层面：“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在反内战的政治背景下，应潮流而动，是他的一贯风格，如此露骨的表白，实不足为奇！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挽联是这样写的；“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他对孔子和儒家的尊重可见一斑，不过将孔子和一贯反儒教的鲁迅放在一起，多少有些滑稽！

    时过境迁，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时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这时候，毛泽东语气平和，似乎还只是停留在学术观点的争鸣上，郭沫若也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据说，郭沫若的那本《十批判书》，毛泽东曾看过五遍，而且还圈圈点点，十分重视。

    1973年5月，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幽默说出的一段顺口溜却让郭老吃惊不小：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就在这不久，林彪事件发生了。毛泽东借题发挥：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他并没有想把主要矛头对准郭沫若，对于郭沫若本人，他还是保护的。就在“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之际，他还特别嘱咐谢静宜：“别批郭老啊！”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青不但公开点了郭沫若的名，还断章取义地援引毛泽东说过“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话，让他站起来当众侮辱达数分钟之久，这无异于是对郭沫若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不但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下令扣留江青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大会实况录音带，这一举措，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郭沫若的作用，这使得郭沫若深受感动。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之情，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首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其中一首是这样得：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以这一系列事件为标志，郭沫若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郭沫若看来，历史真的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许他有太多的个人苦衷，但无论如何，学者如果沦为政治的奴婢和附庸，那么他的学术见解也是值得怀疑的。

    从吴虞到郭沫若，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一个接一个人物从历史的舞台上匆匆走过，他们对“孔家店”的毁誉，历史自有公断。无论如何，值得庆幸的是，纵风雨如磐，命运多舛，“孔家店”这个千年老店也没有倒下!而如今，雨后春笋般诞生的一座座孔子学院正将“孔家店”这个老字号的传统发扬光大！还思想于本真，还历史于原貌，这是我们对待传统应秉持的态度！如斯，则民族幸甚！民众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