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会计证书领取条件:文化大革命与新中国的外交局面

文化大革命与新中国的外交局面

梅俏

毛泽东以其丰富而又充满智慧的外交实践，不仅保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和平地进行，而且开创了新中国空前大好的外交局面；并且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光辉理论，为我国长远外交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外交局面是和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分不开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历史决议》，在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却形而上学地写了一句“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难道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毫不相干吗？

　　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毛泽东，在对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论战取得胜利以后，即一九六四年年底，就适时地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是把美、苏的威胁和战争的可能性都估计在内的。而他把建构中的文化大革命则视为最大的备战，就是消除战争时期的内应势力。那种把文革视为“国家战略退却”，说什么毛泽东“采用了自己‘打烂’自己‘坛坛罐罐’由强变弱和以此‘示弱’的方式来进行退却”，好像只有这样“用‘下降削弱’路线使我国经济全面瘫痪下降”，才能“决定对美苏和越南是进还是退”。这就把毛泽东由弱变强的积极战略说成是由强变弱的消极战略，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文化大革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

　　首先，以美国及其盟友在我国南面形成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战争威胁的所谓“新月型的包围圈”使我国家安全变得更加险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包围圈就由北起阿留申群岛，向南经由琉球群岛、我国的台湾直到菲律宾的弧形组成。侵略朝鲜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并不放弃对我国的威胁，一九六一年又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其间，美国的右翼势力暗杀了想从越南撤军的肯尼迪总统，一九六四年约翰逊政府开始向越南增派军队，扩大战争；而且，曾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核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就此计划试探了苏联的意见。一九六五年，美国的好战分子明确说：“战后同苏联经过多次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现在的指挥中心正转移到北京。”美国在扩大越战的同时，又怂恿蒋介石反攻大陆，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和东南亚反共势力，血腥镇压和屠杀印尼共产党；并与苏联的背信弃义相呼应，掀起反华反共的恶浪，把控制亚洲和对付中国作为它的主要目标。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开始，美国派飞机侵犯中国云南领空，在越南的轰炸地区也不断北移，同时对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和北部湾中国南部沿海的侦察、游猎活动骤增，“擦边”进行武装挑衅事件也逐渐增多。一九六六年三月，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轰炸升级，此后又派美机偷袭中国训练中的飞机，炸沉炸伤中国货船，打死中国船员，而且对位于河内市区的中国大使馆发射了空对地导弹。显然，美国的这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充分说明美国这次战略转移，即从西欧转移到亚洲，其主要矛头就是对准中国。当年，美国《幸福》杂志发表题为《太平洋的战略》一文说： “若干月来，美国正在以变得几乎惊人的规模把它的军事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美国的军事机构从一个面对俄国的，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为一个面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所以，这时我国已经面临着美国侵略的严重威胁。

　　其次，苏联背信弃义，联美反华，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不断挑衅，直至叫嚣要发动核战争。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受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严正批判和坚决抵制后，就背信弃义地采取种种打击报复和高压手段，试图制服中国，并在世界范围内煽动和支持反华反共浪潮。另一方面，苏联又大肆宣扬“苏美合作”的“戴维营精神”和“三和一少”、“三无世界”，以取悦美国。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则把这种投降路线进一步发展成向外扩张的路线。苏联乘美国战略转移的机会，向西欧采取攻势战略；与此同时，在我国边境屯兵，制造事端。自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以后，到一九六九年三月这四年半时间，苏联挑起的边界事件达４１８９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以东乌苏里江西岸附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苏联从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出动边防部队、直升机和装甲车辆侵入该岛。一九六九年一月和二月，苏联边防军８次入侵该岛，同时，苏国防部下令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三月二日，苏边防军又入侵该岛，突然袭击我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边防部队，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巡逻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经一个小时的激战，入侵苏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三月四日至十五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该岛。我守岛军民奋起反击给苏军以应有的惩罚。

　　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边境冲突愈演愈烈。从六月至八月，苏边防军又先后入侵我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塔城的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我国牧民和边防军战士多人，直到制造了塔城“８•１３”流血事件，伏击打死我全部一个排边防军巡逻队官兵３８人。此时苏军总兵力已有１２０万人，比当年迅速击败日本百万关东军的军力不知要强大多少倍。

　　“８•１３”事件发生以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嚣张地说：“要消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八月二十八日，勃列日涅夫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下达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地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勃列日涅夫的“密令”撒了一个大谎。他那里是在“有限进攻”，他是要以核战为导向，全面向中国开战。他的手指头已经触按在核按钮上。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进入了待命发射的战略攻击状态，由步兵师、战役火箭师、坦克师和空军军团组成的庞大的百万苏军机械化部队也早已沿中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边境沿线进入了一级战略进攻状态。而根据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讨论的，对中国所要进攻的地区大约是酒泉、西昌核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苏联要发动突然袭击的侵华核战争（据勃列日涅夫的外孙女回忆说，核密码箱就放在外祖母的床下！）和地面入侵战争正可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好像一切就在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一句话上了！


（二）　毛泽东是如何化险为夷、转恶为利的


　　自从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以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就做了各种部署，如著名的三线建设。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里写道：“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贮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贮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阐述这一战略思想，就是为准备与美帝、苏修作战的。毛泽东有一个辩证的思想，即凡事要往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他办第二件事，不能不作这样的准备。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林彪反党集团，就是从内部清除美帝、苏修的内应实力；因为刘少奇、林彪都是苏修派，都是迎合美帝的卖国投降派。这可以说是最大的备战。有了内部的团结巩固，且看毛泽东是如何开展外部斗争的。

　　１、坚决地、毫无保留地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使美帝深陷战争泥潭，内外交困。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当美帝把侵越战火扩大到北越，制造了“北部湾事件”，中国政府第二天就发表了严正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八月八日，北京举行了百万人声援大游行。十月十六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极大地鼓舞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抗美斗争，也极大地震慑了正在扩大越战的美国。

　　一九六五年初，美国实施“滚雷行动”和扩大对北越的轰炸，北京１５０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中国政府进一步声明：“中国将给予越南人民一切必要的物质援助，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五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胡志明时说：“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并且由中央军委组建中国援越部队，在约翰逊宣布美军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的第二天，秘密抵达越南北方，使北方能够抽出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奔赴抗美战场；大批中国解放牌汽车急运军火物资到南方，有力地支援了南方解放战争。中国派人员参战，使美军闻风不敢轻易实施原定在越南北方沿海岛屿登陆的计划。

　　一九六六年夏，即文革前夕，当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来华要求增加援助时，周恩来总理向他重申了毛泽东主席的话：“凡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虽然文革使国内经济一时停顿下降，但越南的援助要求仍是有增无减。我国人民节衣缩食给予支援，越南南方战士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中国提供的。毛泽东像对待自己的官兵那样特别关心越南战士，他专门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给他们制作的压缩干粮要分量轻，营养好。”周总理三次到越南进行正式访问，他还亲自过问运往越南南方战场武器装备的包装，要求有关部门“要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人的身体和体力提出了弹药包装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过５０公斤；考虑到越南多由妇女担负运输任务，指示每件物资重量不得超过３０公斤。他还派人冒着美国飞机轰炸的危险，行程数千里，实地察看了越南中部和“胡志明小道”，征求越方意见，改进援越工作。根据中越双方多次达成的协议，到一九七八年止，中国对越援助总值达２００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２００多万人的武器弹药，３．５万辆汽车，１６５架飞机，１１７艘舰船，８１０辆坦克和装甲车，３万余门火炮，还有４５０个成套设备项目，３．４６亿米棉布，５００多万吨粮食，２００多万吨汽油，６．３５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绝大部分是无偿的。无私援助到宁肯停下国内建设也要支援越南，如输油管线的钢管就是这样。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还陆续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扫雷等部队３２万多人，到北越担负防空作战和工程建设等任务，最多时一年达１７万人；他们为越南修筑铁路公路几千公里、桥梁几百座，培训干部和技术人员约一万名，协助越南人民军组建了首批航空兵和地空导弹部队。这种无私援助得到越南领导人的极高评价，胡志明说是“恩深、义重、情长”，黎笋也多次感激地表示：“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

　　在中国源源不断的物质和人力援助下，掌握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越南人民，在越共领导下，把抗美救国战争打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美军被人民战争打得焦头烂额，伤亡人数与日俱增，到一九六七年底，美军阵亡人数已由一九六五年底的１５９４人猛增到１５９７９人。进入一九六八年后，美国的战争开支骤增，每周死亡人数达２００多人，飞机损失达５０００多架，还有数不清的“失踪人员”。战争的失败迫使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辞职，也使威斯特摩兰司令十分悲伤，他经常吟咏英国诗人吉卜林的诗句：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还有那阴沉的铭文：
　　“这里躺着一个傻瓜，
　　他曾想夺取东方。”

　　战争的失败还极大地激起美国人民的反战浪潮。越战从一开始就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曾有五万群众将白宫团团围住，吓得约翰逊仓忙出逃，躲藏起来。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短短一周时间里，美国黑人武力抗暴，反战浪潮席卷了一百几十个城市，使美国许多大城市陷于一片混乱。反战斗争导致约翰逊政府下台，使得口口声声讲和平以博得反战人心、捞取选票的共和党人尼克松上台。但是，到这年年底，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已高达３０５６８人，比一九六七年几乎多了一倍。所以在尼克松就职仪式上，华盛顿上万群众高举“尼克松是头号战犯”、“尼克松是亿万富翁的工具”等标语举行大示威，吓得他只好躲在防弹玻璃罩里发表就职演说。

　　以学生为先导、黑人为骨干、工人为后盾的人民反战浪潮，影响到被强征入伍的美国士兵中，反战情绪和拒绝打仗的人越来越多。在南越岘港附近有一连美军士兵曾两次拒绝执行作战命令，有些士兵还把军队中的自动武器偷运回国内，以便在他们回国时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这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非常紧张，惊呼 “这是一个（会引发国内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可怕的问题”。于是，对反战的士兵予以严厉打击和法西斯镇压，被关进监狱的士兵多达一万人。打击和镇压反而激发了反战士兵的觉悟，深受迫害的黑人士兵走在反战反迫害斗争最前列，南越岘港美军监狱中３００名士兵举行暴动，领导者全是黑人士兵。有的士兵组织表示：“我们能取得真正胜利的唯一途径是群众的全面革命。”这预示着美国因反战而会出现愈加激烈的社会大动乱、大斗争，有些地方发生了局部武装暴动，全国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几乎达到了要发生内战和革命的边缘。对于这种征兆，基辛格后来描述说：“后代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越南战争在国内引起的动乱。”并且认为越战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全国意志无法集中，思想无法统一，以至社会陷于混乱，政府陷于瘫痪，无法有效运作。美国人民波澜壮阔、持久不断的反战运动生动地映照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愚蠢的苏联叛徒集团自以为他们降下反帝旗帜，把中国推向反帝斗争第一线，他们就可以乘美国战略转移之机向西欧扩张，把对欧美的战略守势转变为战略攻势而横扫欧洲，直逼美国。但是，这一动向恰恰加大了美国的外患，引起了美国高度的警觉和焦虑。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到了毛泽东的掌心中。毛泽东长期思虑的国际战略，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于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好突破口。他选择了援越抗美战争。历史证明，他选对了。正是毛泽东对这一战争的有力支持，不仅把美国拖入战争的深渊，欲胜无望，欲罢不能；也使苏修叛徒集团在扩张中充分暴露了其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毛泽东作为运用辩证法的艺术大师，他在思考国际战略时，善于分析矛盾，认识矛盾，利用矛盾。在中、美、苏之间，美苏两霸之间的矛盾大于中美和中苏之间的矛盾。他巧妙地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以霸制霸，在苏联还没有完全暴露的时候，用苏联牵制美国，如苏对越战的一定援助。而当苏联真面目一旦暴露以后，则用美国牵制苏联，如下面将要叙述的苏对中的核战威胁的破产。这种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战略实践，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晚年即使心力交瘁，也掩盖不了他一生中政治智能、战争艺术和胆识魄力的最高度发挥。如果说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新中国“一边倒”的战略思想，为新中国的生存创下了条件，那么，援越抗美战争则是奠定了在两霸相争时期新的战略思想，即毛泽东提出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思想，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作为突破口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毛泽东晚年留下的一笔珍贵的遗产，它在我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