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服饰图片:西安事变 张学良突然放蒋，杨虎城措手不及

张杨分歧真相：“请罪信”成张学良永世的把柄

《杨虎城大传》系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花了近三年时间，在收集、整理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走访了众多相关人物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是首部以大传形式全面、深刻地反映杨虎城将军悲壮人生的著作。该书依据相关史料和档案，深入探讨分析了杨虎城早期是否加入过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等几个广泛引人关注的问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


1、张学良突然放蒋，杨虎城措手不及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用武力扣留了正在西安部署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实行民主的八项政治主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是西安事变的关键。但宋美龄到西安后，张对杨的态度起了变化。

宋氏兄妹到西安后，张将他们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张对杨开始摆起了长官的架子，在一些张、杨和宋氏兄妹都在的场合，张用英语与宋氏兄妹谈话，使杨非常尴尬，无法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

12月24日上午谈判时，张在没有同杨商量的情况下，抢先表态同意先放蒋回南京，使张杨之间对这个问题的分歧直接表露给了谈判对手。杨曾对张说：“放蒋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

24日晚，杨虎城因为张学良主张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而与之发生激烈争吵。对这次争执，杨没有向外人透露。而张却在吵完后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

12月25日下午3时过后，张打电话叫杨去他公馆。等杨赶到时，看到蒋已出门准备上汽车了。张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走。当时事出突然，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与张决裂，将张和蒋都扣下来；另一是服从张的安排。为了顾全和张的团结这个大局，杨没有与张争执，随张到机场去送蒋。不料到机场后，张突然给了杨一个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该日下午4时，随着飞机轰鸣，蒋介石结束了14天的囚禁生活。张学良送蒋离开西安。

2、“请罪信”成了张学良永世的把柄

杨虎城送走蒋介石后回到新城，同几个人谈了机场的情形，大家都反对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杨说：“蒋的人格是不可靠的，万一张回不来该怎么办﹖”不久，张又来电，叫放陈诚等人，还叫放被扣的中央飞机。有人主张不放走蒋系高级将领，飞机也不放走。杨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他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

26日下午一到南京，张学良致电杨虎城：“午后2时抵京，寓子文兄处，一切安善……”就在张感觉“一切安善”时，蒋介石已命陈布雷为他杜撰一篇题为《对张杨的训词》的文章，一定要赶在27日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同时命戴笠对张下榻的宋公馆严加防范；他还通过宋子文暗示张要有认罪的表示。张就在到南京的当天，给蒋写了一封“请罪”的信：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委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张学良这封“请罪信”成了他永世不能脱罪的把柄，至今保存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中。

蒋介石收到张学良26日的信后立即分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展开了对张的迫害。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第32次会议，决定将张学良送军事委员会依军法处理，并成立高等军法会，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

12月31日上午，对张学良的高等军法会审开场。经过匆匆几个小时的“审理”，当天就按蒋介石的授意，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法庭上，张学良一面据理申诉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的正义性；一面却又承认：“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意领罪的。”

蒋介石在判处张学良的当天下午又给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国民政府立即交司法院进行核议，司法院当日即以“尚属可行”答复国民政府。1937年1月4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张学良从此失掉了自由，一直到蒋家两代当权者都死后才恢复自由。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12月27日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杨虎城不为所动，29日以致函陕西各县县长，述西安事变的经过及和平解决情形并告今后施政方针的方式公布了与蒋宋谈判，蒋所作的政治承诺等真相，以争取群众的了解与支持，为下一步与蒋斗争做准备。

1937年元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举行了盛大阅兵式，以振作精神，向南京示威，声援获刑的张学良。杨虎城当日致电宋子文：“尚祈鼎力运筹，俾汉公早日返陕主持一切，无任祷幸。”再次表达了要与张共担罪责的态度，希望宋能帮助张恢复自由。

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召开了有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甘肃绥靖署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解决西北问题的大政方略。会议最后确定了以政治解决为主，军事为从的基本方针。但在行动上，用军事压迫手段，迫使西安就范。蒋完成军事部署后，便离开南京去浙江奉化老家休息疗养了。

3、蒋介石对杨虎城采取两手策略

1月2日，西安方面获悉：张学良原住宋子文处，自31日被审后押入孔祥熙宅失去自由。潼关以东中央军业已回师西进。因此，杨虎城与周恩来及王以哲、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商定，一面由杨虎城等将领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子文等，促使张速回，一面作出相应军事部署做好应战准备。同时速调红军主力南下木旬邑、淳化，做好参战准备。

随着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的迫害和对西安压迫日益严重，1月4日杨虎城、王以哲请红军主力迅速开到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了三方联合作战方案。

1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杨虎城和于学忠撤职留任。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自张学良从奉化给杨虎城送来亲笔信和听到张让他“多容忍”的话后，杨虎城便认真开始与顾祝同在潼关的谈判，力图为西安方面多争取一些有利条件。

潼关谈判12月24日开始，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要求做出了一些让步，但不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分歧，是如何对待张学良的问题。西安方面坚持要先恢复张的自由。但蒋介石很快否定了这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国府委员会决定。

面对这种情况，东北军上层将领犹豫畏缩，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作主。以少壮派为代表的中下级军官则非要南京方面对张学良问题作出明确担保。

蒋介石闻知上述情况后，十分恼火，他还是采用两手策略：一手运用军事的优势，下令至次日（27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阵地和前方司令部。另一手是将情况告知张学良，由张向西安方面施压。

张学良十分焦灼。27日一早，张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军、师长，称：“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1月27日，西安方面准备与南京最后达成谈判协议。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首的一批东北军、十七路军少壮派军官坚决反对妥协，要求推翻潼关谈判达成的协议。

1月底的一天晚上，东北军一批团、师级军官约五六十人，来到杨虎城的住所。他们情绪激奋地对杨说：“张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从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的头头们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了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张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甘心情愿。”他们一边说，一边哭，最后全体一致放声大哭。

、矛盾激化，王以哲被少壮派军官刺杀

东北军少壮派的骚动也影响到杨虎城。1月28日凌晨，杨虎城将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唤起，对他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南汉宸马上去找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这时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一样，也处在两难境地。支持与南京方面抗争吧，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支持与南京妥协，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态度极为明确：“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缓地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威胁所动。”

这种“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却违背了红军当初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结为“三位一体”的诺言，使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极为不满，出现了集体请愿，让局势更加复杂。

1月29日东北军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由董英斌代表生病的王以哲在渭南主持召开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军事会议。会议原本是想说服少壮派军官接受南京方面的条件从渭南撤兵，结果却做出了“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

渭南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为了劝说中共中央改变“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当天傍晚专程赶到云阳，同政治局领导人一同开会讨论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

会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又连夜赶回西安，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如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打，作为三位一体的红军也采取一致行动，我们决不做对不起你们这两位朋友的事。中共的态度使有解体危险的三位一体又稳定了下来。但危机仍没有解除，一场更大的风暴随之而来。

东北军的一些人在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抱定了要与南京方面妥协的立场。为了否定渭南会议的决议，他们1月31日用飞机将在兰州的于学忠接到西安。当天晚上在王以哲家举行了“三位一体”高级会议，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10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鉴于南京方面在张学良问题上初步答应了西安的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遂于2月1日下午向前线指挥官发布命令，命令他们立即撤退警戒部队，2月2日将前线部队撤至渭河以北，2月3日撤到渭南。中央军2月5日将进驻渭南，2月6日前后将进驻西安。

2月1日下午，杨虎城接到东北军有人要闹事、并订有暗杀名单的报告，立即派人将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周恩来等接到新城严加保护。杨曾两次派车去接王以哲，都被他拒绝。傍晚，杨亲自登门动员，也被王拒绝。因为王对杨有猜忌，怕杨吞并东北军。结果第二天（2月2日），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于寓所。

5、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孙铭九等人枪杀王以哲，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3日上午，发动事件的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赶到中共代表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周当即让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云阳红军驻地。

形势急转直下，2月4日杨虎城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表示接受南京方面的方案。

2月5日，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四将领在高陵开会，决定放弃原来三方都同意的甲案，接受将东北军部队调往苏北、安徽的乙案，与十七路军、红军分道扬镳。东北军2月5日撤离西安，第十七路军的大部也离开了西安。

杨虎城2月5日致函蒋介石：“刻值复员期间，诸凡尚形纷纭，一俟稍为就绪，决即引咎辞退。”杨虎城于2月7日离开西安到三原“处理复员与善后问题”。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部进入西安。

西安事变经过58个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后，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落下了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