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安保重要性:吴思：影响我的九本书

历史现实往往相通，吴思：深受9本书的影响

钟润生

关于新概念：造一个新概念是因为过去的概念不准确

记者：先说说怎么想到出这么一本访谈录的？书里收录的访谈，做了哪些调整？

吴思：《我想重新解释历史》这本书收入了29篇各个媒体对我的访谈，时间跨度从2003年至2010年。编这本书，完全是编辑的创意。他收集了文章，分类整理，编出了初稿。在此基础上，我补了几篇，删了几篇，然后调整分类，重做标题，补写序言。一些近似的提问和答复，删了许多。原作有个别误解误记之处，还有笔误，我也改了。

记者：在您的这本访谈录里，读者再一次通过您与媒体记者对话过程中，读到很多您常说的概念，如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元规则。这些新鲜、有趣、深刻的概念，不仅体现了您的一种巨大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扩展了我们的原有的视野与思维，令人耳目一新。我估计很多读者和我一样，想知道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制造这么有点古怪的名词、概念？

吴思：每一个新概念都是对大家熟悉的一个对象、事物、现象的描述。要造一个新概念是因为过去的概念不准确，比如说秦朝一直到满清建立的社会，你说叫什么社会，历史描绘是封建主义社会，但是历史书上又说秦始皇破封建，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你说这样的社会当家作主的不是封建贵族，还能是封建社会吗？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形态，就得找一个新词怎么尽可能的准确描述。我就找了一个词叫官家主义社会。秦朝之后封建贵族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的就是皇帝和衙门。官员个人各种“潜规则”，他们合起来构成一个官家集团，这个集团他们当家作主，立法定规。如实的去描绘这样的社会秩序，就会发现封建主义不够用，于是我就杜撰一个新的，叫官家主义。多数的词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看到一些问题，但是原来的词汇无法解释，所以就创造一个新的词，“潜规则”也是。

记者：您的这些新概念，让读者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吴思：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过去的解释不足以回答当代人的疑问，结果，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历史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不容易说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走到了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就不容易说明白自己是谁。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了解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说不清楚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关于历史与现实：有的时候历史和现实是通的

记者：您所有的概念，无论是潜规则、血酬定律、还是元规则，等等，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秘密通道：生存法则。

吴思：我努力构建的历史观的核心支柱，是一个从行为生态学借来的概念：生存策略。采集渔猎是生存策略，暴力掠夺也是生存策略，游牧、务农、做工、经商，都是生存策略。所有生存策略，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各种职业，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所得≥所付。在等式之上，得付比越高，发展潜力越大，反之则衰亡。各种生存策略集团互动演化，好像不同物种互动演化一样，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世态平衡——人类社会各种生存策略的得付比平衡。换句话说，人往高处走，直到力尽计穷或得不偿失为止。

这种历史观，接着生物进化的故事，讲述人类生存策略的演化，又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称之为造化史观。本书一再提及的血酬史观，只是造化史观的一个特型，一种描述暴力集团主导的世态变迁的理论。

记者：您怎样看待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有一种说法是，您的书再怎么写，也不能打到满分，因为您似乎都在谈历史，回避现实。

吴思：有的时候历史和现实是通的。比如说你看医书，医生说这个人什么什么病，然后吃六味地黄丸。一千年前这么说，现在还在说，你说医生是在说历史还是说现在。比如说“潜规则”，1000年前有，100年前有，现在有，未来还有。当我们描绘潜规则的时候是历史还是现在。我们说药、病都没有时间性，时间的标签说这个人是清光绪年间的人，跟1990年的人，这是无所谓的。

关于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历史唯物论

记者：我还有两个感受：您在书里解读历史，和很多写历史的作家不一样——刚才您自己也说了——您会把经济学融入到您的分析里，甚至还会体现行为学，总之在方法论上，你是多种多样，捉摸不定；还有你的文字也是一样，说文学有文学，说历史有历史，说社会问题有社会问题，很难界定到底是随笔书、还是史学书，还是社会研究。

吴思：先说我的方法论。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有影响，博弈论和进化论也有影响。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中的许多观点对我也有影响。中国古代的圣贤，譬如韩非子和孙子，很擅长利害计算，他们对害的计算也对我有很大影响。不过，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最熟悉的，是学校教育涂上的底色。我在分析和写作时，一定要处理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问题，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如果想调整，则需要想出道理来。在这个意义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历史唯物论。

再说文字。我的书说文学不是文学，说史学也不是史学，说社会理论又不是社会理论。我的同一本书第一版的分类号是随笔散文，属于文学类，第二版分类，改为社会问题。但是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又摆在历史通论的架子上。我不靠体制化的学术吃饭，敢由着性子写，根据我的兴趣和我对读者兴趣的了解写，于是就有了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

关于阅读：深受9本书的影响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有点老套，关于阅读。有哪些书对您有深远影响？

吴思：有9本书，对我深有影响。

第一本，我很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十七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二十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铁路的那一段。当时我在山里修路，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琐碎而艰辛，还吃不饱，很需要用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法来支撑自己。

第二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在主人公安德烈、彼尔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不同的状态中再生活几遭。

第三本，《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代表，我已经翻烂了一本，以后还会一读再读。古诗词可以迅速调动起我的人世沧桑感，呼唤出我的“根本性焦虑”。人生短暂，年华易逝，这种感觉让人的心境深远厚重，超越蝇营狗苟，进入造化的幽深，以至言语寥落，欲说还休。古诗十九首、宋词、元曲、《红楼梦》也有类似的功能。

第四本，贝克尔的《反抗死亡》。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超过各派心理学的作品。这本书，还有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帮助我理解了人心和人性——超越动物的独有特性。10年前读毕此书，叹为观止，从此不再看心理学方面的书。

第五本，《庄子》。庄子描绘的人生和宇宙图景很精彩，可以把我们拔出自负和局促的泥潭，让我们面对那些最要紧的问题，同时又不至于沉溺太深，忘记自己在天地中的真实位置。

第六本，《微观经济学》，任意一本。尽管书中分析的是市场，但是理性清明，分析精巧，对我理解人生的一般状态和人际关系的均衡状态大有助益。读后有散光眼配了眼镜之感。

第七本，《制度经济学》，任意一本。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一旦领会了这种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难。

第八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此书，便生出历史还可以这么写的感慨。数年后我也转向历史，多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我还模仿过这本书的笔法，但不如我原来的写法顺手，只好作罢。至于写作深度，《万历十五年》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光，给读者留下了见仁见智的余地，大体没什么问题。不过，真到了说几句硬话解释历史的关头，黄老先生的概括往往伤痕累累。

第九本，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本书让我领会了美国及其政法制度的实质和演进历史。最难得的是，我觉得自己似乎随着林达在那个世界生活了一遭，所得所思格外深切。（2011年10月22日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