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自恃手下8万多人，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在中共历史上，有叛党、脱党行为的高级干部不在少数，但张国焘的情况似乎特殊。他功高、位尊、权重，在中国革命史上，他具有其他变节行为者无法相比的地位和作用。我持疑问的是，张国焘的叛党竟然没有造成陕北红军和红色政权的覆灭？！
我们知道，早年在上海和其他白色恐怖的地区，一个重要人物的变节投降，往往会导致这个地方的组织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当年的陕北，胡宗南、马家军和部分东北军大军压境，而红军的有生力量尚待休整恢复力量，艰难困苦，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的叛党从客观上讲会造成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极大被动，同时就党内政治秩序而言，也会使遵义会议后的领导集体面临无比难堪的境地。
张国焘的叛党行为出于意气用事，这在张国焘出走后周恩来对他的劝说内容中便可体现。其长时间不能和中央保持友好合作，最终走上叛党之路的内在原因很可能是受到了尖锐的排挤和打击，而这种打击和排挤并不是来自和毛泽东等的“交锋”，而是来自他和党内其他力量的“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节制。许多历史人物包括毛泽东在内，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是不可能进入党的核心的，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早期包括南昌起义等在内的革命事业。因此，在党的核心权力层内，共产国际的势力是不可低估的，有些时候是起决定作用的。张国焘恰恰一贯和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不能保持友善合作，一直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及其势力的排挤和打击，因而始终得不到“重用”（张国焘的回忆）。“南下”和“北上”之争以及“西路军”遭受的挫折，进一步为张国焘写下了无法泯灭的罪责。
而在一系列争执过程中，张国焘的智、勇和谋确实逊色于其他党的领导人。
如，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拥兵自重，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摆出一付固执己见的架势，不去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会在中央留下什么影响，强行做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
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因西路军的失败，这时的他已没有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依然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霸气依然。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失策，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重建友好合作。自行孤立自己，堵死自己的政治前途。
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这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在国共双方皆丢失了他的人格，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1968年张国焘和家人在一起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张国焘像
此后的张国焘，几乎没有在顺利中度过。先后“弃官”、“经商”、“写回忆录”，住养老院。可悲的是，他至死也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假如他能这样，完全可以为自己争取回一些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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