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会计师论文班:评《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颌首称是者众，而能够系统地，或重点地指出其关键错误者无。呜呼，这就是当今国内网上舆论的真实水平了。难怪有人说，“莫让网上舆论左右国家政策”云云。尤其对于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版来说，一班自诩学贯中西，精通古今，满腹经纶的“大大”，竟然也没有一人能看出杜文究竟错在何处，还是让他们自己好好“汗颜”，好好反省吧。
　　
　　什么叫做“错得没水平”和“错得有水平”呢？譬如，你由某个事件A，通过简单的逻辑，得出A的直接原因B；然后运用复杂的逻辑，得出B的深层原因C（对于A来说则是间接原因）；再运用最复杂的逻辑，得出C的根本原因D。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正确地推到D，看你能推到哪一层。如果推到C，而在C-->D时出错，那么就叫做“错得有水平”；如果只推到B，在B-->C时就错了，那就是“错得没水平”；如果连B也推不出，就不是“没水平”的问题，而是“没头脑”的问题。
　　

关于宋鸿兵的观点，我在下一篇再谈。今天重点讨论杜别克同志的文章。
　　
　　概括地说，杜文有三个主要错误：
　　一、把明代畸形繁荣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工商业混淆，因而也将明代社会的性质混淆；
　　二、只知道一个人的独裁叫“专制”，不知道一个集团的专制也是专制，因而将君权的旁落视为“民主”；
　　三、由以上两点，杜同志不理解明代的社会危机仍在于专制主义的变异、深化和细化（即真正的根本原因D），因而得出所谓“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错误结论。
　　
　　其中关键的是第一点。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如何衡量一个社会的性质？譬如说，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还是“封建主义”（传统定义）的社会？是看这个社会的技术水平、产品数量吗？当然不是，同样形态的社会，技术水平和产品数量依然有高有低；甚至某些情况下，落后社会形态的某些产品数量也可能比先进社会形态的多。因此，杜同志将宋、明两代的产品数量相互比较，与及之后的一切推论都是无意义的。更何况，明朝政府连全国有多少耕地这样最基本的数据，查来查去一笔糊涂帐，它的统计数字？也就是看一看、笑一笑好了。至于政府的税收多少，税收结构合不合理等等，充其量只能说明该政府的管治水平，或“执政能力”如何，与这个社会的性质完全搭不上界。
　　
　　决定一个社会性质的关键依据是它的主要社会构成和生产力组织方式（注意：不仅仅是“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构成，就是大量自由的雇佣劳动力；而它的主要生产力组织方式，则是雇佣劳动制，并且，资本家主要以货币形式向工人发工资，工人和资本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这里，请特别注意“自由”、“货币形式”、“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这三个关键词，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工人的自由，是因为他们能方便地以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如果货币不能做到，或不能方便地做到这一点，工人就会拒收货币，而要求资本家发放实物形态的工资。由于实物与实物难以交换，如果某个社会的基本生活资料市场发育不良，工人不得不在企业庇护下才能获得这些生活资料，那么，他们就只好将自己的命运和将来也交付给这个企业，他们的自由必定大打折扣，用现代经济学的的话来说，就是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严重束缚。此时，与其说他们是“工人”，不如说是“工奴”更准确。
　　
　　杜同志对于明代劳动力由农村大量流向城市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仅此不足以说明它就是“准资本主义”（杜同志或称为“资待”？）社会。关键的关键是，这些人到城市来干什么？是做自由的工人，还是奴隶、半奴隶，或曰“工奴”？
　　
　　下面引用杜同志的原文（实为引用其他人的文章）：
　　　　
　　　　“宋代仍主要用铜钱作流通手段。为什么贵金属迟迟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领域呢？笔者以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迟滞。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贸易少，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就少。人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是小额支付，宋代一个人的日平均消费水平，一般是铜钱十文至百文。显然，对于这种小额支付来说，铜钱是非常适宜的。在发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额为十贯（铁钱）的大钞，但到宋神宗时，即改为发行面额一贯、五百的二种，面额十贯的便停止发行了。南宋发行会子，起初发行的面额分别为三贯、二贯、一贯三种，后来改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种。其他几种楮币的面额大抵也在一贯上下。马端临甚至把面额的减小作为楮币同钞引的重要区别。（参《通考．钱币考》）楮币面额的变化，说明了当时社会需求的水准，说明面额在一贯和一贯以下的楮币较为适合需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交换水平尚较为低下，大宗商品交换尚不多。”[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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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同志对于这段话的荒谬性完全没有警觉。现在，请诸位打开自己的钱包，看一看到底是一百元、五十元的票子多，还是二十元以下的票子多？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发现，依然是小额的钞票居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商品交换水平也是很低的了？至少比明代低？因为明代的主要流通货币可是银子啊！一两银，大致可以等于一贯，即一千文铜钱。
　　
　　当然不是，恰恰相反！社会上流通大量小额货币正是说明，市场经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因而大量的平民使用小额货币购买日常生活资料，而无须依附于某个大组织才能得到供给。这样，数量众多的基层劳动人口才能自由流动，生产要素才能得到调整和组合，从而社会生产力才能发挥和提高。至于需要大额支付的情况，现在是使用支票、存兑汇票或信用状，而在以前，就是银票，或者直接使用金银。总之，大宗商品交换完全不成问题，也完全不能说明宋代的大宗商品交换比明代少。
　　
　　明代小额货币流通很少（至今我们能找到的明代铜钱都很少），只有贵金属银作为货币流通，正是说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只存在于商人、地主等富裕阶层人士之间，而很少存在于普通市民之间，与及雇主与雇员之间。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大多数雇员，其性质类似于长工：雇主提供食宿和基本生活资料，与及少量的零花钱，而雇员必须为雇主服务很长一的时间，例如二三十年（很多时候还可能有卖身契，或者是学徒工之类）。如果雇员违反这个协议，雇主就可以告到官府，或者干脆动用私刑。长工与短工的不同，就在于后者往往是以货币结算，以具体任务为工作目标，做完即可走人，因而其对雇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要小得多。据此完全可以肯定，就主要社会构成和生产力组织方式而言，至少宋代远远比明代更接近“准资本主义”。宋代虽然也有官商、半官商和假官商，但纯粹的民间资本也很活跃，市场发育程度远比明代健康。因而宋人远比明人潇洒自由。我们看小说也能从一个侧面印证：水浒传那些绿林好汉，基层甚至底层人士，动不动也能来个“五斤熟牛肉”，“三碗不过岗”，何等惊人的消费力！只怕放在现代，也会让很多人艳羡不已。即使扣除小说家的夸张成份，至少你在写明代的小说里，已经很少看到这种豪气了。可以估计，明代普通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准，绝对在宋代的一半甚至1/3以下。可以肯定，明代的生产关系是远远落后于宋代了。
　　
　　那么，明代那些商品产量和贸易量的增长又怎么解释呢？这里，我们姑且先相信那些历史文献的数字，也相信杜同志的描述，但是要注意，生产关系的落后，并不意味着某些方面的生产力一定落后。埃及的奴隶制够落后了吧？但金字塔宏伟、壮丽吗？某种程度上，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确有利于这些特定的雇主稳稳当当地赚大钱，发大财，只是不利于科技、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而已。
　　
　　可以这样描绘明代的城市图景：大量的长工依附于大家族、大企业、大帮会，与及他们的关联组织，例如供货商、分销商、合作伙伴等。这些长工的两餐一宿依赖于雇主，只在逢年过节时或有少许打赏。他们整天为雇主工作，累个半死，休息时间却不多。这些大家族、大企业、大帮会属于上流社会，他们与官府的关系千丝万缕。富商们一边陪着官员们喝酒唱K泡小姐，一边从垄断、半垄断的海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中享受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利润，锦衣玉食，珠光宝气，珍稀古玩无穷无尽。例如王朔最近就嘲笑央视节目土得掉渣，总以为大红大绿才是中国传统。其实哪，明朝的士大夫们玩什么？反光镜（西洋来的）啊！至于这些大家族、大企业的关联组织，可算是中流社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倒还凑合。剩下那些纯粹的民营企业，个体户什么的，就只有在艰难中挣扎了。当然，底层的“劳动人民”更惨，只有千呼万号，哭干眼泪。终于有一天，一个叫李自成的人听到了这个哭声，震撼、悲愤，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反他NN的！......若干年后，他想起这段往事时还说，我一生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听到底层劳动人民的哭声啊......
　　
　　那么，为什么长工们明知那么辛苦，地位那么贱，收入那么低，还甘愿做长工呢？（事件A)
　　因为如果做“自由工”，市场上物价很贵，基本生活所需的商品很缺，而且找工很困难，所以风险更大，收益更小（直接原因B)。
　　为什么市场发育这么不良，或这么畸形？
　　因为有人利用特权，人为地干预市场，控制市场，垄断市场，牟取自己单方面的利益最大化（间接原因C)。
　　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做？而且，能这样做的人很多，而且时间很长？（否则不会形成全局和长期的危害）
　　因为明代的社会，依然是专制主义下的权力社会；或者简单地说，依然是专制社会，而根本不是什么“民主”社会。如果你一定要将某些类似现代政治制度的形式说成是“民主”和“现代”的话，我只能说，那不过是伪民主，伪现代。其实质，只是专制主义企图自我完善的一种努力。
　　
　　今天就说这么多。关于第二和第三个错误，即：
　　
　　二、只知道一个人的独裁叫“专制”，不知道一个集团的专制也是专制，因而将君权的旁落视为“民主”；
　　三、由以上两点，杜同志不理解明代的社会危机仍在于专制主义的变异、深化和细化（即真正的根本原因D），因而得出所谓“政治制度超前发展”的错误结论。
　　
　　我不准备再铺开，而是转贴一些前段时间我在“当年明月”和“秋风浩荡”博客上发表的评论（略有修改整理），因为这样更能全面地说明我的观点。如果杜别克同志有兴趣，可以到关天茶舍、经济论坛、天涯杂谈等找一找我以前发的文章，相信对你的写作会有帮助。杜文另有一些次要问题，为了不影响对本文中心的讨论，暂待以后再说。
　　
　　专制主义是一个毒瘤，是癌细胞，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都有存在，只是程度不同（早中晚期，每期又有ABCD阶段），部位不同。因而有些易治（皮癌、乳癌），有些难治（肠癌、胃癌、肺癌），有些则是不治（淋巴癌、血癌）......
　　
　　
　　下面为当年明月博客上的评论：
　　
　　
　　明月网友：
　　
　　一直很喜欢看你的文章。但是这一篇，得给你提个醒了。
　　
　　看来你不太喜欢所谓“文官政治”和“文官集团”，认为他们只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至少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你喜欢明君，喜欢让明君能够尽量不受制约地为“人民服务”，是吧？
　　
　　坦白说，你的潜意识中有独裁倾向。
　　
　　但你可知道，为什么文官政治和文官集团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他们是历史进步的一个表现？如果论史者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他写的历史，内容再丰富、再生动，也是缺乏深度的。
　　
　　先考察一个问题：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氏族公社时代，公选部落领袖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也就是说，“民主”的历史其实是很早的。然而到后来（按马克思所说的“奴隶社会”），无一例外地演变成不同程度的集权和独裁，中国历史就不用说了，即使在欧洲，希腊、罗马式的早期城邦民主制，存在的时间也不长。这是为什么？是这些人（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所有人）都那么蠢，那么容易被蒙蔽，因而轻易地让出权力吗？
　　
　　当然不是。
　　
　　如果你将广义的“民主”理解为一种多人协商讨论的决策形式，而将广义的“独裁”理解为一种个人独断的决策形式，可以发现，越是接近基层的地方，“民主”现象就越普遍。比如说，中国农村以前是实行村族共治的。当有关乎全村全族利益或荣誉的问题出现时，是会大家一起讨论研究的。这当中，可能有若干士绅或者地主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无论如何，它不是个人独断的决策形式。
　　
　　那么，为什么基层的“民主”容易实现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基层的事务比较简单，而且比较容易为多数当事人所理解和熟悉。例如今年要怎么拜祭祖宗，怎么和邻村比赛龙舟，怎么修好祠堂和道路，怎么搞好清洁卫生，等等。再如一个家庭内部，也是有商有量的情况比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多得多。
　　
　　原始社会之所以普遍出现“民主”的雏形，也是因为原始社会的情况比较简单，多数人作出判断和决策比较容易，也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的加强，对于整个社会的管理这样的事情，逐渐已不能为多数人所理解和熟悉；既然他们不理解、不熟悉，不但不会管得好，甚至也提不出好意见，只会增加分歧，降低效率。于是，早期“民主”也就逐渐隐退，而专业化分工产生的社会管理者－－皇帝，或国王们开始登上舞台。
　　
　　社会再进一步发展，单凭皇帝和少数官员的勤勉，也不能应付复杂、浩繁、多变的情况了，此时，文官集团，或者相当于文官集团的集团的统治出现了。文官集团就是专业化分工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直到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至少在形式上依然实行文官制度和文官集团（所谓公务员体系，其实包括政党）的统治。
　　
　　这么说好象文官集团就是好，独裁、专制就是好，当然不是。
　　
　　无论是独裁者是皇帝还是文官集团，或者其他人，如果他们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基于人类本性的自利要求，他们必然利用这些权力为自己尽可能地牟利，不惜损害被统治者的利益。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社会矛盾激化、动荡直至战乱，造成巨大的人命伤亡和社会财富破坏。中国历史的“周期率”就是一个典型。
　　
　　现代民主制度不同于早期民主制度的地方，在于认识到精英（专业化社会管理者，例如“文官”或“公务员”，或可称“统治者”）和大众（或可称“被统治者”）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与及各自的劣势和短处。因此，现代民主制度竭力在追求这样一种平衡：精英和大众的力量平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力量平衡。
　　
　　具体来说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承认精英（文官、公务员和非公务员－－如总统等）在社会管理上的专业能力，也尽量发挥这种专业能力（相对地，民粹主义就是否认这种专业分工和专业技能）；但同时，精英必须由大众来认可和监督－－对于非公务员（通常是执政者）来说就是普选制度；对于公务员，则是舆论自由和组织自由－－注意：1)这里是指大众，即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和监督的权力，因此没有将司法制度、监察制度等列在内，因为这是统治者内部的监督和制约。2)“舆论自由”是比一般言论自由更高级的形式，是特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公共传媒的言论自由。对于监督和约束统治者来说，仅有小老百姓的“言论自由”是远远不够的。3)组织自由，公民能自愿结成政见团体，自由运用组织的力量表达意见和发挥影响力。这是比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更高级的自由，也是历代中国人最缺乏的自由（请参阅我以前的相关文章）。
　　
　　说了这么多，明月网友能明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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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昨天被删的一篇回帖，对明月关于文官集团的态度和倾向提出了不同意见。顺便更正一下：文官集团的统治或许不算“独裁”，但绝对可以称为“专制”，“独裁”是“专制”的一种形式。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致顺序就是：原始公社民主-->君主独裁-->文官集团专制-->现代民主。看看这次还删帖不？
　　
　　现代民主制度下，不同党派的议员互相攻击，吹毛求疵者屡见不鲜。
　　
　　敢于对皇帝说不是，藐视这种神圣权威，无论如何也是社会进步，人们觉醒的一个表现。
　　
　　但与普通人认识不同的是，民主制度就是否认圣人的存在。如果承认圣人，那还需要什么民主？让圣人来统治得了。普通人总是以为，民主制度下一片光明，到处是清官、好官，为人民服务的父母官－－错了错了，大错特错。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清官情结下的民众（其实是民众本身的一种自私心理，希望有人时时刻刻无条件无偿地为自己服务）不会有民主的政府和制度。
　　
　　民主制度就是认为人人都是“小人”，或者至少，都有“小人”的倾向，所以才有分权、制衡和选举、监督的办法。民主制度下，人人各安本份－－该做什么做什么，自己为自己服务，自己对自己的前途负责。
　　
　　一个“小人”臣子去挑明仁宗的刺，呵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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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忠告
　　
　　我就是前几天对明月网友关于文官集团的观点提出批评的人。贴子两次被删，管理员也没有任何说明。事不过三，罗嗦就没有意思了。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表意见。我就是要看看，这个网站的气量和明月的气量究竟如何。如果这次再被删，我就将文章帖到天涯和XX社区，让网友们来评一评。
　　
　　上次我指出了，文官集团逐渐掌握实际权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次序大体就是原始公社民主-->君主独裁-->文官集团专制-->现代民主。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越来越提高和社会情况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也不断加深；原始公社头领（尧、舜之类）、君主（皇帝、国王等）、文官集团（典型代表为宋代和明代）、现代政党和公务员就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专业化社会管理者。
　　
　　每个人读历史有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脸谱化。以所读历史教材上的忠奸善恶为忠奸善恶，以君子、小人为是非评判标准。这一阶段的人占人群中的大多数，特点是被动地接受灌输为主，很少独立、主动的思考和质疑。
　　
　　第二阶段：否定。了解到所谓忠臣也有其缺陷或阴暗面；所谓奸臣也有其特长或可爱之处；所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并不如教材上写的那么简单，等等。于是，他开始独立思考，主动质疑，也能对某些人物和事件提出颇有新意的见解。现在社会的开放程度比以前好得多了，达到这个阶段并不十分困难，只要多读一些不同观点、不同角度的历史资料，多看一些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就可以了。因此，目前处于这个阶段的读者或网友也不少。
　　
　　然而，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对原有是非观、价值观的推翻和否定，而尚未建立新的一套是非观、价值观。因此，处于这个阶段的人，内心是迷茫、混乱的，甚至是痛苦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以何为依归。他们对历史人物、事件和制度等的观点也是经常自相矛盾和容易偏颇的。
　　
　　基本上，明月网友仍然处于第二阶段。所以，明月可以写出很吸引人的“故事”，但写不出深刻的“历史”－－故事和历史，是完全两回事的。也许27岁还是太年轻了，如果你过5~10年再回顾自己写的这些东西，一定会有很多新的认识。
　　
　　第三阶段：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不是简单地向第一阶段回归，而是认识到真正的所以然－－忠之所以为忠，奸之所以为奸。注意，是“真正的所以然”，而不是教科书上那些耳熟能详的所以然。要达到这一步，就必须尽力洞察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对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的要求相当高，而且要具备广泛和足够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知识。因此，能达到这一阶段的人实在不多。
　　
　　再以李时勉批评明仁宗为例。明月认为，李某如此吹毛求疵，真是太过份了！并且将之归结为文官集团的普遍或一般特征而加予批判。大概多数网友看到这里，也会觉得李某“真是过份”，甚至“很过份”，打他不冤；然后也跟着附和明月的观点，认为文官集团多数人是伪君子、真小人，还不如皇帝好。
　　
　　然而，如果你懂得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懂得一种制度必然要依赖和维护一定的理论基础，你就会发觉，李某并不“过份”，文官集团更没有“过份”；李某即使主观上是“小人”，他的行为客观上却正是为了“大明江山千秋万代”。此话怎讲？
　　
　　因为“君主独裁”的理论基础就是“君权神授”。因为是“神授”，所以才没有争议，没有合法性危机。那么，为什么神只授予你权力，而不是其他人呢？为什么上帝只选你做他的代言人呢？更重要的是，你怎样令众人信服你（或你们家族）的权力是“神授”的呢？
　　
　　君主们可以有两个方法证明自己的权力是“神授”的：
　　
　　1.如果他们懂法术，那立即就可以让所有人服服帖帖。当然，这种方法不可行，因为所谓“法术”根本不存在，老是装神弄鬼，也是会露馅的。
　　
　　2.以某种方式时刻表现自己与众不同，或者说，自己的“先进性”。具体是哪种方式，随着每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而不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则是儒家经典里面关于圣主、明君之类的教条。
　　
　　当然，如果明仁宗不满意儒家说教对自己的束缚，也可以把这套东东一脚踢开，自己另起炉灶，建立符合自己意愿的理论体系，并且让众人信服就行。但是，他有这个能力吗？不要说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能力，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那么正应了广东人的一句俗话：“食得咸鱼抵得渴”－－你要死死抓住最高权力不放，那么请你也要符合儒家的教诲－－不仅要“仁德”，而且时时刻刻要表现出你与众不同的“先进性”来。想要最高权力，却又不想遵守对最高权力的规范要求，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所以，不要同情皇帝，因为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神的代表，至少也是用“特殊材料”构成的。一个皇帝，不要说昏君、暴君，即使他只是在言行上不符合儒家经典里的教条，例如有些个人嗜好，不太遵守礼仪等等，那么就是说，你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你还能让臣下、子民们信服你是神的代表吗？？？因此，有些太监怂恿皇帝这样做，尽管主观上他们可能只是出于对皇帝的关心和私人感情，但在客观上，他们就成为祸国殃民的奸臣了。专制主义统治者在为自己的特权找理由的同时，也被自己制造的理论套牢了，这就是报应。
　　
　　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就是臣下、子民们对最高权力的轻蔑、抵制、觊觎直至篡夺－－既然你也不过是普通人，凭什么你能做皇帝，我就不能？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轻则君臣离心，朝纲不振；重则战祸连绵，天下大乱。这无论对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还是这个王朝下的老百姓，当然都是最坏、最必须避免的后果。
　　
　　请各位注意：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官员腐败、官场黑暗之类并不是最大的危机，因为这些只是普通人，即使一时不能清除，至少人们还可以寄希望于“皇天在上”；只要还有希望，人们就还能忍耐。而一旦人们发现这个“皇天”也不过尔尔，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最后的底线摧毁了，内乱、内战也就随即到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危机，就是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危机；而要避免这种危机，传统社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求最高统治者严格遵守儒家经典里面关于君主的言行和道德规范。因为儒家思想是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如果皇帝能遵照里面的要求去做，至少绝大多数臣民就会信服皇帝是神的代表，也就是说，认同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那么，这种最严重的社会危机就能避免。因此，以现代的一些“人性化”观念来理解、同情古代的皇帝，看似新潮，实质是牛头不对马嘴，完全表错情。
　　
　　顺便指出，明月网友经常流露出这样的思想：要多体谅领导啦，要理解领导的困难啦。这是什么思想？如果用刻薄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奴化教育下的思想。这种思想或许有助于你在本单位步步高升，但绝对无助于你研究历史。体谅领导，理解领导，当然可以，但得看看他是什么样的领导，他把自己当成什么人才行－－承认自己是普通人，当然可以体谅，应该理解；自命不是普通人的，呵呵......另外，明月对于近现代民主制度理解甚浅，偏见甚多，例如认为，帝国主义到处侵略和掠夺，怎么配谈民主，等等。这是长期片面宣传灌输的结果，也是许多人的思想误区。先抛开价值观上的分歧不谈，用“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和掠夺来证明他们的民主制度虚伪是十分滑稽的，因为从来“民主”就是指对国内民众来说的。打个比方：张三对自己的老婆很好，但对李四不好；李四就抱怨说，为什么张三不象对他老婆那样对自己好？同时，明月网友也不时流露出一种对权力的矛盾、复杂心情，与及对暴力的过份欣赏。
　　
　　事实上，明代文官集团对皇帝的要求完全不过份。李时勉的那些话只能作为一种个别意见，完全不代表当时的文官集团对仁宗皇帝的整体评价－－既然被称为“仁宣之治”，那就说明文官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仁宗的评价是很高的，君臣关系是融洽的，否则，文人们可没有那么容易给你美名。明月网友想以此事来说明文官集团的“伪君子、真小人”特性，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到了明代后期，首辅申时行对万历皇帝的要求－－不，简直是哀求，就更加不能说是过份：这个万历，连每月“数次”上一上朝，出席一下经筵讲学这样最基本的要求也不愿做，到底是谁过份？？不管他对文官集团有什么意见，不管谁对谁错，这种行为也是失职的－－不，完全是渎职。因此由万历后期开始，朝政混乱，人心离析，天下危机四伏，也就毫不奇怪了。平心而论，万历皇帝还是一个挺聪明、宽容和有人情味的人，但他显然不懂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权力背后依据的逻辑及其重要性。
　　
　　不过，将明朝的灭亡全部推给万历皇帝也是不客观的。天启、崇祯都还有不少机会，甚至弘光还是可以争取保住半壁江山。明朝之亡及其后果，是中国一段非常惨痛的历史，但从中国传统的哲学来说，也是可以解释：这就是天数，就是因果循环－－中国人有太多劣根性，前世作孽过重，上帝也给了你足足1000年的时间（由罗马帝国覆没到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独领风骚，你却不思长进，固步自封，只会忙着打打杀杀，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还以此为荣。上帝终于生气了，让你先受苦几百年再说，你忏悔吧－－这是题外话了。
　　
　　明代皇权与文官集团之争，实质就是君主独裁与文官集团专制两种政治制度的较量；儒家经典中对君主的道德规范要求，往往不能为明代皇帝们所遵守，实质就是反映了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形式，已经越来越不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明代皇帝培植宦官来对抗文官，实质就是想死握住最高权力不放,而维护相对落后的君主独裁制度。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宦官干政都是一种很糟糕的安排，其弊远远大于利。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办法当然是有的，就是君主立宪。规范君主和内阁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范围，确定君臣之间某种形式的契约关系，各安其所，各司其职。君主逐渐转变为一种精神领袖和道德象征，而具体的政务则交由内阁处理。君主立宪可以有效地稳定国家最上层、最重要的结构，并从中孕育、成长出现代民主制度。诚如是，中国绝不会落后于任何人。有人会说，中国传统社会中能生长出这样的制度吗？如果你相信某种制度必然要符合其社会基础和内在逻辑性，相信君主权力和文官集团权力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历史必然，那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出现君主立宪呢？只是形式上可能和西方国家不同罢了。退一步说，即使中国传统社会难以自然产生君主立宪制度，但在明代后期，与西方的交流已经越来越频密，西方的著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在士大夫之间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西学东渐之风日盛；那么，明朝也完全可能仿效英国，如果它能迟灭亡100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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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为秋风浩荡博客上的评论：
　　
　　
　　也评张居正和万历
　　
　　秋风浩荡先生的张居正68篇确是好文。语言通俗流畅又不失典雅幽默，文字功底很深。更难得的是，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对历史人物的把握，我认为是比较深刻和准确的。能做到这一点，非有深厚的生活积累、端正的写作态度和高度的洞察力不可。
　　
　　兴之所致，我也来评一评张居正和万历皇帝。或许对秋风先生的写作能有些裨益。也请秋风先生不吝赐教。
　　
　　首先，张居正功大过大？应该肯定，功远大于过。不是他的新政改进了效率，充实了国库，提高了武备，万历后来的“三大征”根本就无从谈起。其实，有人说“辽事”之坏在万历，也是冤枉。万历或许有用人不当（总指挥杨镐）的错误，但这不是主要的，何况该用何人，兵部也当合议，而万历皇帝当时也实在是老了。萨尔浒之败，主要在于战略计划和临阵指挥的错误，是统帅和将领的责任，加上某些偶然因素使然。按各自正常的战斗力，大概就是明军折两万，女真损八千（因为明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和机动性确实不如游牧民族，但如布阵、指挥得当，能充分发挥火器的作用，即使野战，想攻破它也不容易，这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损失比例已经不是努尔哈赤可以承受的了。即使在丧失辽东，朝政混乱的万历晚期和天启一朝，及至崇祯初年，大明帝国基本还是完整的，大规模的内乱尚没有发生。谁说它就不能振兴，就一定得亡，甚至“亡于万历”呢？这不过是牵强附会，漫无边际的书生之论罢了。
　　
　　不过，我认为张居正的主要错误有两点，而这两点错误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一、没有认清万历的真实性格，因而没有能“因材施教”。
　　
　　综合各种史料，可以肯定，小万历的确天资聪颖，完全可以说是个“神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适合，或者可以培养成一个圣主明君。万历成年后逐渐表现出贪财、好色、懒惰等不良性格，这才是他的“真性情”，或者说“真性情”的某些方面。那么，万历小时候的勤奋、谦恭和对老师的关爱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小万历就是属于很“乖巧”的那一种孩子。这种孩子在知道自己受到严格约束而无力反抗时，会表现得很温顺，很听话，彬彬有礼，让你怜爱有加，感觉不到一丝毛病；一旦约束解除，他会让你大吃一惊。如果万历不够聪明，很可能早就对张居正的严格要求不满，甚至和张顶嘴，这样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张可以一早察觉到他的性格中的不良部分，设法纠正或加以防范。但偏偏小万历就是聪明过头，他很敏感、很准确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和位置，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取悦他人，把他的张老师都给骗了，用广东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细鬼大”（年纪小，鬼点子多）。其实，小万历的一些举动，已经有点过头，让人觉得“矫情”了，例如总要先看看张老师的坐位暖不暖之类。
　　
　　那么，为何精明如张居正者，都看不出小万历的乖巧和矫情呢？除了张过于繁忙，过于意气风发，过于盼望万历“成大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老师小时候也是神童，也是天才，惺惺相惜啊。可以想象，“老神童”见到一个“小神童”，就象见到了年少的自己，会是多么欣喜莫名，高兴得晕了头脑，而忽略对其真实性格另一面的深入观察和考验。这在以后终于酿成大错。
　　
　　如果张居正及早发现这些，那么他很可能会采用另一种教育方法。万历虽然懒惰，但毕竟聪明，容易明理。这种人如果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仅仅是“要如何做”的时候，还是能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而且判断和行动都比较准确。例如当朝鲜求援时，很多大臣都心存侥幸和懈惰，主张息事宁人，“和为贵”。但万历懂得其中利害，坚决主战，要动真格且不惜工本，这才有援朝抗倭战争的胜利。但是，如果他不明白其中意义，他就不会积极去做，甚至干脆不做－－因为他太聪明，这样的人往往太自信，认为凭着自己的聪明，即使有点问题也很容易解决，于是就会想方设法偷懒。如果张居正教知万历，象早朝会议、经筵讲学这种事情，不仅仅是仪式，更是皇帝尊严和朝廷威德所在，不遵行的后果将是如何如何，那么万历再懒，对臣下再有意见，也不至于“罢工”二十多年。万历其实相当宽厚和有人情味，或许做不了圣主明君，但至少当一个合格的皇帝，还是绰绰有余的。张居正作为万历的成长关键时期的唯一老师，确有知人不明，教育不当的重大责任。
　　
　　我认为，我这个解释比其他解释，诸如张居正教育太严，万历心理反弹；万历对张的完美道德形象失望；万历大婚后逐渐“堕落”；万历和张的权力分配矛盾等等，都更接近情理，也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张居正在推行新政时，操之过急，有刚无柔，招致文官集团的强烈心理抵触，只是畏于张的权势而不敢言。以至张一死，迅即猛烈反弹，不仅新政大部份被废，心血付诸东流；张家也不得善终，下场颇为凄惨。
　　
　　张居正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和他太注重个人政治理想的实现有关。大明无疑是重病，但往往重病者受不得猛药；即便要下猛药，也须调之以甘草之类柔方。先让帝国踏上正轨，保证能始终小步但不会倒退地向前进，要比追求一时之所谓“显效”好得多，也长远得多。帝国毕竟庞大，暂时也没有很实在很严重的外来威胁和内部危机。张推行新政的手法，导致的最终结果，无论在公在私，肯定也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为首辅者，最好既有张居正的抱负、才干和洞察力、决断力，又有申时行的老成、稳重、宽厚而不失原则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人也常常没有那么理想。待到申时行也辞职而去，万历终于丧失了最后一位自己能有所尊重，也能对自己有所约束的人，他的那些负面的“真性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以上提的这两点，完全是张居正应该做到，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的，没有脱离历史强求古人。因此，这两个重大错误，的确必须由张自己来负全部责任。
　　
　　至于秋风先生写的文章，略有若干瑕疵：例如有些心理描写和抒情（人物的或自己的）之类也稍嫌罗嗦；但有的地方该刻画和感叹一下的却没有做。心理描写和抒情这些东西，关键是运用得恰是地方，恰到好处，既要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又要不落俗套，还要给读者继续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实在不容易。希望，也相信秋风先生能对此多加留意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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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官多官少的问题，我认为不能一慨而论。例如有人说，汉朝几千人才一个“官”，清朝几百人一个“官”，现在好象是二十人就一个“官”（政府财政供养的人口）。这样比较不太科学，因为各自的情况不一样。
　　
　　一般认为，文官集团实际统治的形成是在宋代，因为宋朝大幅提高了科举考试录取的比例。但这其实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养官是要花钱的，如果这些官用不上，朝廷花那么多冤枉钱干嘛？还不如留着自己花。
　　
　　真正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力提高了，经济发展了，人与人的联系增强了，社会情况更加复杂了，需要“官”进行管理的事务大大增加了。例如，开了一条新路，建了一座新码头，设了一个新治所，等等。这个趋势是必然的。因此，虽然经过元代的倒退和明初刻意维持小农生产方式的政策，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很快，“官”又增加起来，文官集团的实际统治又出现了。
　　
　　文官集团不断扩张，其独立的“集团意识”也必然增强。这就势必与君主独裁的皇权发生冲突－－不仅是政策上的冲突，更在理念上冲突。后者说明，文官集团“觉醒”了，他们的“道”与君主的“道”越来越不能契合了。明代之所以有那么多荒唐皇帝的记载，正是这种冲突的反映。其实在前代，更荒唐更糟糕的皇帝多的是，至少明朝皇帝总体上不比他们差。但不同的是，前代没有那么多不要命“死谏”的文官，与及吹毛求疵的文官，所以，皇帝和文官的关系没有弄得这么僵。
　　
　　文官集团统治取代君主独裁是必然的。只是对于文官集团本身，也有一个如何制约的问题。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民主制，其实都是一种制约办法。
　　
　　必须指出，如果文官集团不加以有效制约，其对社会产生的消极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且要比君主独裁大得多，这是因为：
　　
　　1.君主再荒唐，多数也是只是在宫里闹，其为“恶”有许多只是对上流社会的有影响；而文官集团是直接面向基层的，其为恶则是直接对广大老百姓的恶。
　　
　　2.君主的权力有“神授”的理论支持，而文官集团没有。这样，人们对文官集团的恶行更不能容忍，民变更易发生。
　　
　　3.文官集团人数众多，人一多，自然良莠不齐，要想人人都自觉做“好官”，比上青天还难；君主只得一个，因而集中对其进行精英教育，使之符合“贤”与“能”的理想，实践上更有可能。
　　
　　因此，独裁的君主或者还可以通过儒家经典之类的道德教育进行制约，但对于庞大的文官集团，唯一的制约办法只能是制度－－不是随便哪一种制度，而是近现代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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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人，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效益－－如果没有官，或者官无德无能，这个社会的财富增量是0甚至负数；换一个有德有能的官，这个社会的财富增量是100。那么由社会管理所带来的效益就是100。因此，官多未必就是坏，真正的坏是官的成本高于其效益的时候。
　　
　　有人说，公共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冲动，因此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这句话的结论没有错，但原因说了等于没说。哪个组织不想自我扩张？例如私企老板，谁不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呢？
　　
　　真正的原因是，公共权力不仅有自我扩张的冲动，更有实现此种冲动的其他人和组织所没有的条件－－征税权和行政权，与及实现此种扩张冲动可能给民众和社会带来的损害。私企要扩张，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钱的问题，而这个钱也只能通过开发产品，扩大销路来获得，不能象政府那样通过税收获得。私企要做什么事，也只能雇人来做，而不能象政府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
　　
　　公共权力的这些便利条件，又会反过来刺激其加强自我扩张的欲望。官员们都想安插自己的亲戚、亲信进来，“自己人好办事”，形成小圈子，小团伙甚至派系山头而排斥异己势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轻则产生严重内耗，成本大增，效率下降，重则就是民不堪负，社会动荡和激变也就不远了。
　　
　　人与人的观点分歧，所好各异，这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使这些分歧和差异公开化而且规范化，使之既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不至于对社会的正常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小的影响、小的动荡是有的，而民主制度正是通过这些小动荡（例如选举、换届等）来化解大动荡、大危机。许多人还不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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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公共权力，不仅指“政府”，也指一切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例如所谓“基层自治”单位。
　　
　　“基层自治”是民主制度下一个重要概念。这样的自治单位由当地基层选民选举产生，但不纳入“政府”的编制，不从“政府”支取人员薪金和开支费用（但“政府”可能对其有某些形式的资助）。其收入来源由当地基层选民直接支付。
　　
　　基层自治的好处是灵活性高，成本低，并且容易为选民所监督－－因为这些自治单位距离选民近，自身权力和能量有限，同时，基层事务比较简单，大多数人容易判断对错。因此，基层自治单位容易实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良性互动。
　　
　　基层自治单位既然不纳入“大政府”体制，“大政府”就省了很多费用，也减少了“大政府”人员凭借较大的行政权力侵害基层民众利益的可能。相反，如果“大政府”的人这样做，首先要受到基层自治单位的管理者反对和抵制。因为管理者首先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而无须对所谓上级负责－－他们不属于“大政府”，他们的上级是基层选民，不是“大政府”的官员。基层自治单位就是相当于一个“小政府”。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也有基层自治。旧时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只是这种自治单位不是普遍选举产生，而是委任当地乡绅，或者由当地上层社会小范围内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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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万历和张居正
　　
　　看了秋风写的张居正“柄政”时期的业绩，应该承认，张的确做了很多好事，也有很大的成就。不过我以为，张居正最重大的错误，倒不是本篇所写的文化专制，而是太急于“做事”，只求绩效，不懂得制度建设这个根本。这是几乎所有古代贤人志士的通病，张也未能跳出这个局限。
　　
　　其实，以张的精明，应该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反对和仇恨者很多。一旦自己百年之后（张开始柄政时也五十多岁了），即使不被翻案，也难逃“人亡政息”的命运。这当然不会是他希望看到的。
　　
　　张对这一点应该是有所防范的。他的办法就是尽力培养万历，让万历全盘接受自己的治国理念，继续遵依自己所订的政策、法规。不过，从后来的历史看来，张的这一企图大部分（不是完全）落空了。这里面，张居正自己要负很大责任，上次也已经谈到：对于万历，张居正察人不明，教育不当。
　　
　　如果张的眼光再长远一点，应该想到：即使万历的确完全接受和实行自己的主张，但万历以后呢？明代君主多“荒唐”者，张又岂能不知？社会情况总是日新月异的，今日之新政，明日就成旧政，或成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也未可知。怎么才能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
　　
　　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最高权力的构成和运行机制，实行君主立宪。许多人可能认为，这种设想过于超越时代，那时候连英国也没有君主立宪制呀？！
　　
　　不是的。英国的君主立宪实际上并非产生于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之后，只是在那时之后才将之正式定名为“君主立宪”。英国的君主立宪传统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的“大宪章”，这个大宪章规定了君主的征税权限范围，超越此范围则须召开有各诸侯参加的圆桌会议讨论同意。实质上，它是君主和臣下的一种契约。
　　
　　所以，君主立宪的实质就是君主和臣下建立某种契约（或“合同”）合作关系，双方按照各自确定的权利义务行事。只要是在最高权力层面实现了这种契约合作关系，就可以说具备了君主立宪的雏形；只要大家能按照契约的精神不断完善而不是破坏这种合作关系，这个雏形就能逐渐发展成现代民主。
　　
　　那么，君主立宪有什么好处呢？
　　
　　譬如明代，有很多皇帝，按其兴趣、专长甚或自身愿望，本不适宜做一个最高统治者。他们更适合于去做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军队统帅、工程师，等等。但君主独裁的旧制度却非要把他们推上这样一个位置，于其于国，实大不幸。人的能力和意愿的确千差万别，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能够把既有治国之能，又愿意承担治国之责的人放到实际统治者的位置。这样才符合社会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但君主独裁制度做不到这一点。尤其在明代，当文官集团不可避免地逐步强大，其自我意识越来越显露时，他们与君主的冲突就数倍、数十倍地激烈于前代。而为了制衡文官集团，维护君主独裁，皇帝只好重用特务机构和宦官，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也必然弊病从生。
　　
　　那么，万历时期究竟有无可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君主立宪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首先看万历。其实，万历的确是个相当宽厚和有人情味的人。万历时期，批评、指责皇帝，甚至出言不逊者的文官多如牛毛，但最后被杀的好象没有(?),顶多就是充军、革职，多数情况下只是打板子、降级，或干脆置诸不理。另外，万历也是一个权力和表现欲不强的人，否则他也绝对不会二十多年不上朝－－接受百官朝拜，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显显自己“天子”的派头，这是任何一个政治“强人”都非常享受的情景。万历比较懒，不太理事，也愿意放权－－只是要放得放心。可以说，万历皇帝在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皇帝当中，最具备、最符合实行君主立宪的个人性格和素质。
　　
　　其实，万历也曾尝试与群臣建立某种“契约”关系－－例如，当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时，万历说：“只要你们一年内不再提起这件事，我就立常洛为太子。”这是什么？就是君子协定，就是契约嘛。不要小看这件事，因为所谓“国本”（太子）的问题在传统社会绝对是个大问题。如果这次能以“契约”的方式圆满解决，得到各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大臣们拥立了常洛，而万历维持了自己的皇帝尊严，不致有被臣下胁迫的不快感觉），那么或许，万历以后就会越来越多地与大臣们搞“君子协定”，各得其所。君主立宪的雏形就出现了。
　　
　　可惜历史的发展却是，一年将满之时，有个负责礼仪的大臣，可能是出于好心，上书万历要求准备立太子的大礼。万历指大臣们失信，而大臣们则反认为是万历借故推脱。君臣关系一下又闹得很僵，这次事件还造成首辅申时行的去职。
　　
　　或许可以说，万历和申时行的见识有限，靠他们推行“君主立宪”，岂不意想天开？那么，张居正呢？
　　
　　张居正不仅有实现君臣契约关系的能力，更有此责任。因为，张柄政其间，推行考成制度。但只考下级，不考自己（及内阁），于情于理，实在不通。
　　
　　如果张的眼光长远一点，特别是，胸襟宽广一点，也制订一个“内阁考成法”，规定内阁若干年的任期，任满考成，标准和评判由皇帝和大臣们庭议确定。那么，官吏们对张的不满情绪就会大大减少，而“责任内阁”和君主立宪的雏形就会出现。以万历的性格，他是会同意甚至喜欢这种安排的。
　　
　　可惜了，历史没有给中国这样的机会。
　　
　　张居正不仅有实现君臣契约关系的能力，更有此责任。因为，张柄政其间，推行考成制度。但只考下级，不考自己（及内阁），于情于理，实在不通。
　　
　　如果张的眼光长远一点，特别是，胸襟宽广一点，也制订一个“内阁考成法”，规定内阁若干年的任期，任满考成，标准和评判由皇帝和大臣们庭议确定。那么，官吏们对张的不满情绪就会大大减少，而“责任内阁”和君主立宪的雏形就会出现。以万历的性格，他是会同意甚至喜欢这种安排的。
　　
　　可惜了，历史没有给中国这样的机会。
　　
　　最后，解释一下“君主”，或“皇帝”这种职业的两重意义：
　　
　　一、道德楷模
　　二、治国能手
　　
　　任何职业都有其特殊的行业道德，例如教师要有师德，医生要有医德，为官要有官德，为商要有重诚信的道德，运动员也要有fair player的道德，等等。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皇帝”这种职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就是孔孟之道规定的那些教条。这些教条的要求可能是严苛的、繁琐的，在现代人看来，是违反“人性”的，但它们却完全符合传统社会对“皇帝”这个职业的道德要求。所以我常说，不要同情皇帝，因为他们不是普通人。
　　
　　其实，即使在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对于虚位君主及其亲属，依然有远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只是对其能力不要求）。所以按照这种标准，戴安娜的确不符合一个“储妃”的行为规范，相对地，查尔斯倒是基本符合其“王储”身份的。当然，最符合英国王室传统道德规范的应属伊丽莎白女王无疑。
　　
　　在古代，最好的皇帝当然是既是道德楷模，也是治国能手。不过，古人也认识到，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后天的“培养”就能出来的，而皇帝也不能一人包打天下，因此，古代对皇帝的教育和要求，就偏重于道德方面。
　　
　　当一个人受到这么多规范、礼仪的约束，那么，在其他某些方面，就必须给予他补偿，否则没人愿意做这样的“皇帝”。所以，皇帝三宫六院，锦衣玉食，传统道德认为是合理的、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有些“现代人”可能对皇帝一个人享用那么多东西很不满意，其实他们不懂得，这正是对皇帝作为道德楷模所付出的一种补偿，或奖励。
　　
　　传统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只凭道德约束来规范最高权力。但这种道德约束对某些人可能很有效，对某些人可能完全无效，对于大多数人，即皇帝来说，则是居于有效和无效之间－－他们会在某些情况、某些场合很遵守道德，又在另外一些情况、另外一些场合下违反乃至践踏这种道德。因此，仅靠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制度约束。同时，这种道德约束也无法保证既有治国之能，又愿意承担治国之责的人掌握实际权力，如前所述。
　　
　　当实行君主立宪之后，可能有某些能力强的君主，其能力被浪费了，因为他已经是“虚君”。但这个缺陷可以通过制度选拔有能力的人“入阁”来填补，所以问题不大，
　　
　　有些人可能认为，既然君主已经是“虚”的，还花那么多钱养着他干什么？不如干脆“共和”好了。
　　
　　其实是他们不懂得君主的第一重意义，即道德楷模，或者说，是国民的精神偶像和支柱。这种偶像和支柱，不是随便可倒的－－要是倒了，短期内好象也没有什么问题，但长远地看，人们就会失去信仰，失去道德和言行标准，因小失大。除非这个社会已经牢固地确立了一种新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可以取代君主们的表率作用。
　　
　　另外，立宪制下的君主也可以起到对文官集团的监督和制衡作用－－对于最高权力来说，最紧要的不是由谁掌握，而是如何规范，如何监督和制衡。因此如果说，君主独裁制度下，君主的绝对权力是负面因素的话，君主立宪制下，君主的有限权力就是正面的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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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我的简略补充：
　　
　　关于万历的主要错误：
　　1.立储问题，其企图有悖传统道德观念，甚至不如常人，这就失去了皇帝的道德表率作用，引起臣民对其权威的轻视，这是最大的错误；
　　2.不朝不读，不遵守已成制度的礼仪，使臣子们失去精神凝聚力；
　　3.不升迁、补缺，使臣子们失去激励动力，更使官吏机构运转严重困难。
　　
　　不管万历本人多么聪明，多么能干，不管他凭着这些聪明能干的确摆脱了不少危机，也不管他这样做有什么理由和苦衷，更不管他的本性是多么善良和有人情味，以上三点恰恰是关乎帝国兴衰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个独裁制度下的皇帝，他是不称职的。只不过，我不认为这个不称职就是明朝灭亡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