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从业资格证领取:陕西农民谈中日“三农”差距

陕西农民谈中日“三农”差距 2011-10-20 16:03

核心提示：

    8月29日至9月8日，咸阳组织26名 “农村经济带头人”远赴日本学习考察，接受现代农业专题培训。目的是借日本现代农业之“石”，攻咸阳渭北旱塬农村之“玉”。

    和其他考察团不同的是，这个“取经团”的２８名成员中，除两名带队外，其余２６人均为地地道道的陕西咸阳农民。当然，和普通农民不同，他们头上都了一顶“农村经济带头人”的帽子。或是村支部书记，或者是村委会主任。

    咸阳市委组织部官员、也是本次赴日“取经团”带队郭勇对华商报记者说，许多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回来的路上告诉他说，这次日本之行让给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差距。

    如何缩小这个差距，如何借鉴日本的优势发展农村经济，成为26名咸阳农村“农村经济带头人”目前最迫切的思考。

    从日本回国后，４７岁的王建军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位从２０岁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当村干部的泾阳县社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对华商报记者说，日本之行让他在大开眼界的同时，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和责任。“我们的农村该如何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的农村、农业工作为何输给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和农村？”　

    王建军清楚地记得，在去日本当天的航班上，许多村支部书记谈论更多的是对日本的好奇甚至疑问：一个小小的岛国的经济难道真的有影视里说的那么厉害？甚至还有人表示，无论如何都无法忘却那段历史……

    但奇怪的是，１２天的参观学习结束后，这些在咸阳都还算有点影响的“经济带头人”只能用“惊叹”来表达他们所看到的日本农业、农村，以及两个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农业、农村”之间的距离。

    咸阳市委组织部官员称王建军是一个很有思想，很善于思考的现代农民。他这次日本之行的感受和思考在众成员中带有很强的普遍性，

    １月１５日，华商报记者在王建军宽敞明亮的家里与他就日本之行的感悟展开交流。倾听这个渭北庄稼汉，这个比普通农民更喜欢思考的“农村经济带头人”从一个农民的角度正在研究借鉴日本农业对中国农业、农村工作的启示。

　                   　　 大街上看不到野广告

　　华商报：听说去日本前，你们许多人对日本的农业和农村表示的很不以为是？　

　　王建军：这可能主要是不了解的原因吧。当然和那段特殊的历史也有很大关系，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至今都对日本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感情。加之对于日本的农业和农村我们没有任何人亲身感受到过，所以也就认为每一个地方的农业农村都有发达和欠发达。但没有想到的是，人家日本的农业普遍很现代化，很发达，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华商报：这次能去日本考察的村干部，据介绍都是咸阳经济条件还不错的村子。

　　王建军：相对来说我们这批干部所带领的村子无论是是经济基础还是条件，在咸阳都是很不错的。比如我们社树村就有养殖、劳务、果树三大产业，和周边许多村子比已经算很好的了。还有杜琦（考察团另外一个成员）他们北峪村，村里仅葡萄园就有几千亩，村里人几乎没有一个外出务工的，劳力都在村子里消化了，村民去年的人均收入都过万了。杜琦曾告诉我说，他老婆多次建议俩口子去日本看看，但杜琦都没答应，他说他喜欢看历史电影，对日本印象不怎么好。

　　我们团还有个村支部书记是武功的，叫胡宝成。他说他们１０多年没有村民违法乱纪过，自认为村民素质已经很高了，但这次出去后彻底服了。日本人的国民素质让我们大开眼界。

　　华商报：你主要指的是他们待人借物的客气和彬彬有礼吗？

　　王建军：首先是他们的市容市貌非常整洁，在国内很难道找到这样干净的城市。日本农村和城市的的建筑和规划是有差别的，但卫生程度没有差别。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所到之处的街道、河流里没有任何垃圾和漂浮物。人家村里下水井盖是用铝合金做的，每个井盖都很干净，但一个都不缺少。

　　不仅整洁卫生，而且无论是墙壁还是地上，都看不到国内经常看到的野广告，大街上从没看见过打架斗殴和大声喧哗现象，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家窗户外安装有防盗栅栏。

　　华商报：如此整洁的市容卫生应该有许多清洁工吧？

　　王建军：我们刚开始也这么想的，但转了好几天一个清洁工都没有看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问导游，人家告诉我们说日本几乎没有专职的清洁工，卫生靠全体国民来保持。听说在日本街道上偶尔也能见到拣零碎垃圾的，那一定是义工或者公务员，要不就是学生。

　　华商报：我听你们许多人回来都感叹说日本的垃圾分类很讲究？

　　王建军：日本街道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垃圾箱都很漂亮也很干净。我们见到投放垃圾都是村民主动送到回收站或扔进垃圾箱，而且要严格分类扔进去。刚到日本时，我们很好奇他们的街道边为啥有三个垃圾箱，因为我们在国内一般看到的都是两个。我们一个成员对这个问题很好奇，专门跑过去打开看，原来人家的三个垃圾箱分别为：可回收，可燃烧，不可回收或燃烧。真的是细致到家了。

　　导游还告诉我们说，在日本，当你要把一本废弃的书当垃圾扔掉时，要劈开分书钉和纸张分别投放进垃圾筐。一个矿泉水瓶要分位标签、瓶体、瓶盖三样投放。喝完的牛奶纸盒要用水冲洗干净才能投放，以便于回收再造手纸。

　　还有更离奇的，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到垃圾桶，就会把垃圾带在身上，然后回家后放进自家的垃圾桶。

　　　　　　　　　　　带烟灰缸回国做“示范”

　　华商报：也就是说，日本的大读书国民都很友善，都很注重自己身边的公共场所环境卫生？

　　王建军：在大阪的街道，我亲眼看见一个男子领着狗在街道散步，小狗将粪便拉倒了街道上，主人停下来，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把狗粪包进去，然后装进了包里。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还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纸巾也装进了塑料袋里，然后才牵这小狗离开。

　　华商报：日本是世界上公共场所控烟做的最较好的国家之一，这方面你注意到了吗？

　　王建军：在日本街道和公共场所，抽烟的人也有，但必须要到指定的有允许吸烟标志的地方去，烟头一定要扔进垃圾箱。否则要被罚款的，据说罚款为５０００日元，折合人民币约３００元左右。另外绝对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日本街边。吸烟的人往往都会带着一个便携式烟灰缸。

　　华商报：你们有人拍这方面的照片资料了吗？

　　王建军：大家当时都真实感觉到好奇，没有哪个意识。但我们团友一个女同志专门买了两个便携式烟灰缸当礼物带了回来，她说要用这个实物给周围熟人和村民中的“烟民”“上课”。

　　华商报：有报道说，在日本的街上很少看见警察，是这样吗？

　　王建军：我们刚去的时候也很奇怪，就问导游怎么看不见警察呢。导游告诉我们说日本几乎没有小偷，所以警察都在办公室里。所以我们就看到大街上大街上许多女士、小孩都挎着单肩包毫无防范地走路，且这些包大多没有拉链。

　　日本的这种安全感还体现在许多商业场所。比如说他们的超市没有安装任何防盗措施，随便哪个门你都可以进去。一般的挎包也可以自由带进，不会受到工作人员的阻拦或翻包检查。即使你忘记了付款，把货物带了出超市，也没有工作人员去追你。这在我们国内是不可思议的。

　　华商报：没有警察有交警吗？　

　　王建军：我们在日本的近１０天时间里没有见过一个交警。日本的道路交通秩序没有人来组织维持，但秩序非常井然。大家唯一遵守的是信号灯和礼让。红灯亮时站到路边，齐齐的一排，绿灯亮时迅速通过。没有人抢行。各种汽车业是自觉地礼让行人，从来见看见过汽车插队的镜头，都是一辆接着一辆，不紧不慢。

　　即使在深夜道路上没有车辆，行人过往也会和白天一样依照信号灯。日本的公路并不是很宽阔，很少见到超过单向四车道的马路。我们有一次遭遇高速公路堵车，但既有看见有人插队，也没有听到有人猛打喇叭，大家都没有事情一样再等。我们乘坐长途车的几天时间里，从来没有见司机按过一次喇叭。

　　　　　　　　　　　　　　日本人养昆虫吃害虫

　　华商报：你们这次考察主要是以农业为主题，你认为日本的农业、农村和我们的差别有多大？

　　王建军：回国时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悲观得说１００年可能也赶不上。我认为有３０年就应该差不多了。

　　华商报　这种差距主要是技术上的吗？

　　王建军：技术上是一方面，比如日本的农业现代化程度太高了，人家的小麦水稻从播种到施肥、喷灌全部是机器操作，更夸张的是收割时直接烘干装袋。这样的技术我们这些人以前听都没听过。

　　不仅自动化程度高，人家的精细化程度更高。比如我们在日本奈良市的一个柿子综合研究所参观，他们的柿子从外表看，和我们村的柿子是却别，但区别不大。但人家的柿子一公斤可以卖到8美元，而我们只能卖到１元钱左右。

　　我们许多人就问这其中的奥妙，研究所的专家说，他们所为了防止柿子有害虫，专门有人饲养兑付害虫的昆虫。如此就可以保证他们的柿子不使用任何农药，绝对绿色有机。这个细节听的我们许多人直吐舌头。

　　华商报：在国际上，包括农业在内日本人对商品的质量一直是要求很严格的。

　　王建军：不是严格，而是已经到了一种在我们看来近乎苛求的地步。当然人家称之为精细化。比如我们去忍野的一个茶园参观。去的时候是一大早，看见茶园里有许多小风扇装置转动。一问才知道是专门为打散清晨的雾水二装置的。茶园的主人主介绍说，如此以来可以使得绿茶不至于太阴性，从而使得绿茶在早晨也能喝。

听人家这么一解释，我们感慨说这样的商品不卖高价钱能行吗？农产品质量口碑很好，就会有价格，这一点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中国的农业虽然规模大，但属于粗放型，人家规模小，但是精细型化，商品率高。人家卖的是“个”，咱卖的是“斤”。这就是差距！

　　华商报：你认为这样的差距在我们国内农村，比如在你们村能克服吗？

　　王建军：难度很大。首先日本人注重科研，科研程度高。许多专家、研究人员就是直接住的农村的田地里搞研究，而我们国内这方面是脱节的。许多从事农业研究的专业人员静不下心来搞研究，在许多情况下是把个人的经济收益和所谓的职位升迁放在了第一位。

　　再给你举个例子，日本的食品包装上打的往往是保质期截止某年某月某日，而不是生产日期。人家解释说打生产日期还要麻烦顾客去推算。而我们政策法规要求食品必须有生产日期。

　　华商报：你认为日本农业、农村之所以如此发达，主要原因是啥？

　　王建军：这事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体制政策问题，还包括、资金、技术、观念以及大环境等等。

　　其中能给我们启发和借鉴的，比如如今日本的每个农户都参加了一个或多个农业组织，这为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农业协作组织不仅协调农户的生产、销售，而且还可以给农户提供资金支持，权益维护等。还有，不少地方开办了农民直销所，农协共同销售所，无人销售所。一些地方的生产者直接与工厂、学校及各类消费团体签订合同，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一般不会出现“伤农”、“亏农”等事件。

　　你说的“无人销售所”是怎么回事？

　　王建军：我们参观时，发现许多村子的村口都有一个亭子一样的建筑，立面的桌子上摆放着清洗得很干净的成捆蔬菜，旁边放着一个盘子子，里面有一些日元。但就是没有看到经营者。后来导游介绍说，这就是无人销售所，路人自己拿菜付钱就是，如果需要找零，也是自己去盘子里动手……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城市和农村都无法想象。

　　　　　　　　　　　　差距源于良好素质的养成

　　华商报：这次日本之行，你认为日本人，日本农业方面有哪些方面值得我国广大农村借鉴、学习。

　  王建军：我们这次出去主要考察的人人家的“一村一品”运动，而“一村一品”运动的精髓就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日本人善于找到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我们每个农村在给自己定位前，首先要找准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太重要了。

　  华商报：从你刚才讲的情况看，日本的农业之所以发达，还有一个原因是比较集中，属于集约型发展，比如农庄现象等。这一点和我国目前普遍的的“包产到户”还有些距离。

　　王建军：我们如今不是也在讲土地流转嘛，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日本农业之所以发达，我认为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从事农业，经营农庄的大多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我们去京都府的一家猕猴桃种植园参观，园长说他先到英国留学，然后才回到日本当农民，他说他很喜欢农民这个职业。

　　还有一天我在静岡的一家农场餐馆，农场主是一个从美国留学美回来男子。当有我们中间有人开玩笑邀请他道中国来发展时，他说他们国家现在有困难，经济不景气，自己要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支援国家发展。他说他热爱农业，不赚钱他也乐意，所以他不会离开日本。

　　有这样的人做农业，你说日本的农业能不发达吗？

　　华商报：从咸阳市委组织部提供的资料看，日本也有手工织布业，这个行业和武功县南柯村有点像，听说南柯村的支部书记这次也去日本了。

　　王建军：武功南柯村的王志辉书记这次受震动很大，因为南柯村的手工织布不仅在陕西有名气，在国内也小有名气。但从营销手段和包装上没有日本做的好。日本的手工织布是在东京的一家大商场里上下三层，一楼现场织布，二楼刺绣设计，三楼是时装表演。而我们南柯村至今的规模还只是类似家庭作坊。　

　　我们还半开玩笑说，日本人的织布机也是我们老祖先传过去的，他们的织机做工还没我们好。但人家却把这个产业做的很大，这一点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很明显产业链延伸不够。

　　华商报：听村民说，你这次从日本回来后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叫“经营农村”　？

　　王建军：是的，农村和企业一样必须经营，当然我主要说的是农村的经济。农村经济要发展，必须靠经营，必须依靠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收益在我国来说，往往是传统作物的３到４陪。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这次日本给我们刺激太大了，同样是柿子，我们和人家的价格差了几十倍都不至。

　　你认为这个差距的根本是什么？

　　王建军：我个人认为，我们最缺的是日本国名科学、创新的精神以及有礼貌、讲秩序的良好素养。我认为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现实中我们为啥没有做到，或者说没有人家做的好，我认为这种差距来源于良好素质习惯的养成。这方面，我今后会先从我们村试点抓起。这一点上，这次从日本回来的村支部书记都几乎都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