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会经济法听哪个老师:鲁迅先生130周年诞辰之三

当代中国作家难出大师

中国现在缺乏文学大师，已是不争的事实。巴金的去世，好像在宣布一个大师时代的结束。

关于文学大师，在刚刚开过的文联、作协盛会上，总书记胡锦涛在他的报告中还特别关注：“只有既具有高尚精神追求又具有高超艺术才华的文艺家，才能成为人民群众推崇的文艺大师。”想想看，够这个格的文学家今天能有几个?

关于文学大师缺乏的原因，中国作家圈里相当流行的意见认为，主要是社会生态环境的原因，最有力的证据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些大师们，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造就的，到后来活着的大师们也没什么像样的作品，更别说出什么新的大师了。这种说法似乎有板有眼，也大有市场。然而，现在却有老外出来挑战这种说法。

顾宾，波恩大学汉学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最近他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其中特别指出当代中国作家，一不懂外语，二瞧不起自己，因此难出大师。

顾宾教授分析说，如果要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中国作家，会发现，以前那些作家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用外语写作。有的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如鲁迅。而以后，基本上找不到一个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从另一个语言系统审视自己的作品。另外，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结果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他举例说，他接触的中国作家到外国来，完全依赖他们这些汉学家，连一句外语都不会说。以前的中国作家认为，学外语会丰富自己的写作，而现在的却说，学外语会破坏他的母语创作。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没有产生伟大作家、为什么现在这些作家比不上以前的作家的重要原因。

更让顾宾教授不可思议的是，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人不给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以地位。他举例说，他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他几乎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在内，听到他写这么一个东西，他们说，你别写，没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互相看不起。他怀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文学是否也能相应发展。

如果顾宾是一个中国人，这样贬低俺们作家，我说不定想抽他，可他是一个老外，远了够不着不说，人家还是个汉学家，而且辛辛苦苦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已经很仗义了。平心静气想一想，德国老外说的两条不难求证：有多少知名作家懂外语，会用外语写作?一调查就清楚了。至于“垃圾说”就根本不用查，这是相当一个时间以来的相当普遍的流行观点，只要在大大小小的作家圈子里都能听到这种宏论。“文革帮”否定了17年，说是黑线统治下“毒草”丛生;“现代生帮”则否定50年，说文学“垃圾”遍野。今天缺少文学大师也就罢了，却还拿过世的文学大师开涮。比如，说鲁迅有什么，没有写过长篇，几个短篇，一堆杂文，怎么能撑起来?自然郭沫若、茅盾也不行，郭沫若简直就不值一提，就该打入十八层地狱，茅盾早就排挤出“十大大师”排行榜了。今天的作家可了不得，全国一年出版五六百部长篇巨著，有的作家一年能炮制出几部长篇，年纪轻轻就著作等天(不止等身)，之所以还不是大师，就因为有那些老家伙挡着，搬掉他们，大师交椅就该哥们几个坐坐了，皇帝轮流做。当然也有客气办法，讲民主，海选大师，一选就出来“十大”。山中无老虎，猴子也充数。

这选大师跟选“超女”是一个套路。“文学超女”，是靠造势造出来的，属于选秀活动，要写进文学史就有点难，德国顾宾教授肯定就不认这个账。当然，顾宾毕竟是个外国人，他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作家圈里，有瞧不起自个儿的，也有自命不凡的、互相吹捧的。一会排行南张三，北李四，一会又变成东赵四西王五，版本太多，变化也太快，“城头变幻大王旗”，根本就没个准儿。浮躁加浅薄，能出大师只有活见鬼!

关于中国文学大师的缺乏，中国相当多的作家与顾宾教授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社会客观，后者看重作家主观。客观不是作家就能改变的，托尔斯泰、泰戈尔、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未必就是和谐社会，鲁迅到死还背着“通缉令”。主观却是可以把握的，但那就要勇于担当，要解剖自己，比较痛苦。这就是文学大师鲁迅永远值得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敬重的原因。

鲁迅先生是一名以笔做武器的战士，他的精神核心就是批判精神，而这正是今天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精神。社会还远没有完善到不需批判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批判精神在哪里呢?

时下在单位里，和稀泥、随大溜者越来越多，坚持原则者越来越少。社会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持正义者往往成为受害者。学术界，充斥着专家学者社会精英，他们理应带头为社会和民众的利益鼓与呼，可不知什么时候马屁虫越来越多，口水仗越打越烈，让一个文化不高的摩的师傅自己写字诉苦不说，有学者甚至还亲自和他干了一架!媒体上，大量关注的是些无聊的争论和明星的花边新闻，媚俗往往成为舆论主流，有些媒体甚至极尽煽风点火和引导之能事，目的只为了能吸引眼球。

我想，一种可能是“躲”起来了。就是说社会并不缺乏有此精神的人，可1949年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使得他们不敢再露庐山真容，即便现在改革开放了，也还惊魂未定，故而只能如此。也有些人觉得说了没用，还不如不说，于是选择了麻木度日。

另一种可能则是“消失”了。这方面我们的教育制度起了关键作用，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了整齐划一的教育，不能有独特的言论和行动，不然就会被视为野草，马上就会被那些辛勤的园丁们拔掉!这样的教育只能训练出绵羊和机器，现在再来要求他们有创新精神已有点强人所难，想有批判精神岂不更难?图书市场到处是心理调节书籍，核心内容其实都一样——现实是改变不了的，只有学会改变自己，去适应现实。这对于个人的心理平衡应该是好事，但对于社会进步却不见得有什么益处。

现在有种说法，大家对当前文学创作状况不太满意，说是特别感动人的作品少。我开玩笑说，中国当前的作家有两项原罪，第一项原罪就是没有当今的鲁迅，第二项原罪是中国的国籍，而且户口在大陆的作家里头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有些人看来，这两条说明中国作家太差劲了。首先是鲁迅，鲁迅的产生是有条件的。有个很好的作家，就是我的好朋友，他说中国的幸运在于有一个鲁迅，中国的不幸在于只有一个鲁迅。我说这是嘛话儿?所有的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同样可以说，英国的幸运在于有一个莎士比亚，但是英国没什么不幸，相反他有三个莎士比亚倒是有点不幸，从一个作家同一种类型、同样的地位出来仨，这还了得。

巴金先生喜欢举丹柯的例子。丹柯是高尔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个俄罗斯的英雄。在一个深夜，他和他部族的人在森林里迷路了，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丹柯把自己的心从胸膛里拿出来，举着这颗可以发亮的心，照着大家找到了路，走出了森林。这个故事很感人。但是因为我胆子比较小，所以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一方面很感动，一方面多少有点害怕。但是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作家有这么一个期待。

所以，我觉得从接受美学角度讲，一个作家成为读者的导师，成为读者的精神领袖，成为读者的精神的救世主，是需要双方面的条件的，一个是这个作家本身非常伟大，第二是群众有这么一种期待。你只有在有所期待的时候，才能达到那样的一个境地，造成那样的影响。

现在的文学阅读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有的人阅读文学是为了寻找精神的力量和精神的旗帜，但更多的人是带着一种消费休闲或者消遣的需求。比如，飞机误点了，我随便翻看一下。

过去，中国把文学看得非常高。在国内，我们称作者为“作家”，这一“家”就非同小可了。其实在英语里，“Writer”就是写字的。1993年我曾应哈佛大学邀请在美国访问几个月，当时有朋友建议：你自我介绍时，不要说自己是“Writer”，如果说自己是“Writer”，对方会认为你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不如说自己是大学里的“Professor”，如果实在没的说了，就说自己是“原部长”，起码还有社会保险……当然，这个都是玩笑话了。不过，中国把作家看得很高，外国没有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