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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类文明以及中华文明，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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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类文明以及中华文明，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变迁，特别是二十世纪的社会剧烈动荡，走到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门槛，值得回顾一下历史的经验教训，展望历史转折关头面临的新挑战。
关于进入２０００年的世界前景，西方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世界将进入富裕和平的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将人类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跨越国界的一体化市场促进各国的和谐发展，仿佛了成了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地球村"；还有一种则认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加危险的各种文明的冲突，强者总是迫使所有受他们支配的人们，接受自己的文明准则和价值观念。
对于世界各国的善良人们来说，无疑会敞开胸怀拥抱前一种观点，而对后一种观点则根本不肖一顾，他们相信"冷战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世界已进入了"冷战后时代"，"缓和"已代替"对抗"成为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正促进各国的和谐发展，"和平与发展"乃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但是，善良中国人虽然喜欢祥和吉利，却在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时刻，看到的仿佛都是不吉利的凶兆，美国给世界送来充满血腥气的贺礼，先是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接着美国导弹野蛮夺去了同胞生命，美国还公开宣布了新干涉主义战略，赤裸裸暴露了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尽管善良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似乎验证了文明冲突论的不祥预言，但是，他们却越来越紧密地拥抱着"全球化"，仿佛这是化解国际冲突的"灵丹妙药"。殊不知，"全球化"也并非什么新鲜事情，回顾历史就会清楚看出这一点。
（一）、全球化对世界来说并不陌生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曾是最富裕、强盛的文明，但是，它从来没有倚强凌弱谋求世界的霸权，而是以和平方式同各国进行着友好交往，但是，西方文明崛起的短短两、三百年中，却将弱肉强食的野蛮规则强加给全世界，将全世界各种文明都带入了危险境地。大英帝国凭借着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扩张贪欲相结合，率先四处侵地掠财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众多西方列强紧随其后竞相效仿，世界仿佛变成了群狼激烈角逐的竞技场。尽管那时西方强加的"全球化"潮流，也曾伴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却给亚非拉众多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
今天，有些人将近代中华民族的不幸遭遇，归罪于自我"封闭保守"和儒家文化，但是，那时遭到不幸的又何止是中华文明？曾经一度灿烂辉煌的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甚至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希腊文明，也都在弱肉强食的文明冲突中惨遭厄运。难道说我们应该责怪这些文明都"封闭保守"，因而落后于"先进的、开放的"西方文明吗？"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乃是丛林竞争中猛兽奉行的残酷法则，难道居然也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的准则吗？
非洲大陆据说曾经是人类的起源地，数百年前曾接待过文明、友好的中华使者，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以儒家的"仁义礼仪"，来对待相对落后的非洲文明和部落居民。但是，非洲随着西方文明到来却面临灭顶之灾，无数非洲黑人像牲畜一样被掳掠为奴。１９７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召开专家会议，提出一份报告称在十五至十九世纪期间，非洲因奴隶贸易损失了两亿一千万人。奴隶贸易造成非洲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从１６５０至１８５０年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增长了２４％，而非洲人口所占比重却下降了５６％。仅１７８３至９３年的短短十年中，英国利物浦商人从西非运出奴隶三十多万人，获利一千二百万英镑。斯塔利亚夫在《全球分裂》一书中记述到，"先是从内地跋涉到沿海的旱路，继而是惊涛骇浪飘洋过海前往新大陆的中途转运，几经折腾，就断送了３６００万条生命。非人的拥挤，窒息的炎热，恶劣的饮食，奴隶苦不勘言，往往蹈海自尽"。［３２］
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据说是一万多年前的冰河时期，途经白令海峡迁移美洲的亚洲人种，他们虽然脱离了祖先文明的"束缚"，却遭到了更为悲惨的种族灭绝命运。印第安人曾友好地接待了英国殖民者，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度过最初的难关，但是，随着殖民者扩张欲望膨胀爆发了冲突。北美殖民当局一个立法会议曾作出决议，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骨或俘获一名印第安人，赏金４０英镑。１７２０年又宣布，每张头盖皮赏金增至１００英镑。１７４４年又在马塞诸塞州宣布，每剥一名１２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赏新金币１００镑，俘获一名男子赏金１０５镑，俘获一名妇女和儿童赏金６０镑，剥一名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赏金５０镑。就这样，随着崇尚自由的英国殖民者的带来，数千万印第安人不仅失去了自由，而且被残酷的屠杀夺取了生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英国统治着全球殖民帝国的时代，历史居然同今天有着惊人的相似。十八、十九世纪也曾经流行过一种时髦的潮流，叫做"世界主义潮流"，也曾流行过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就是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贸易理论"。英国大肆宣扬表面上关心全人类的"世界主义"，鼓吹通过"自由贸易"促进各国和谐发展，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凭借领先的工业实力独占世界市场。当时英国正借助"炮舰政策"向世界各地扩张，强取豪夺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和资源，但是，英国统治阶层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宣传，资助御用经济学家发明"自由贸易"理论，还通过"机密费"操纵世界各国的舆论，将其损人利己的政策包装成"世界主义"。
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发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时，曾获得了英国东印度垄断公司的积极资助，为摧毁英国工业品进入别国市场的壁垒，提供了迷惑社会舆论的强有力理论依据。当时代表大贵族利益的英国垄断公司，正凭借英国go-vern-ment的坚船利炮四处掠夺，甚至干尽贩卖奴隶和鸦片的坏事，亚当?斯密无视英国垄断资本谋私的罪恶，却编造了一只美妙的"看不见的手"，宣扬私有产权不受限制地追求自身私利，自由市场经济却会自发地实现社会利益。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单纯是具有辩护色彩的"庸俗理论"，而且是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色彩，为英国垄断资本谋求私利的隐蔽战略工具。
当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如德、俄、美等国，曾经因被英国所欺骗遭受了巨大损失。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崇拜亚当?斯密的学说，但是，德国工业遭到"自由贸易"扼杀的残酷现实，迫使他重新思考并创立了贸易保护理论。李斯特曾著书批评亚当?斯密，有意鼓吹忽略国家利益的"世界主义"，仅仅有利于少数强国而不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美国的先贤华盛顿和林肯前总统，他们发动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反对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美国轻信英国宣扬的"自由贸易"时期，本国工业曾经长期一蹶不振，为了摆脱作为英国原料产地的依附地位，美国历史上曾同英国爆发过两次战争，英国为了扼杀美国工业和独占世界市场，曾对美国进行全球范围的封锁和围堵。美国、德国和日本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曾长期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坚决反对英国损人利己的"自由贸易主义"。正是在这一盛行"世界主义"潮流的时代，中国被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被迫卷入了西方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
（二）、回顾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程
今日，有些中国人非常崇拜西方文明，羡慕其自由、开放和生活富裕，自卑自己祖先贫穷落后导致挨打，责怪儒家文化过于"封闭保守"。但是，海外华裔学者杨文静撰文指出，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裕和开放。中国曾经同世界各种文明友好交往，通过历史悠久的古丝绸之路，开辟同阿拉伯国家和西方的贸易，唐朝曾有十万外国客商云集长安，还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又将汉字文明传播到了朝鲜、日本。显而易见，我们的祖先并非那样"自我封闭"，也没有自高自大地盲目排外。倘若西方传教士也像印度佛教徒一样，恐怕不会激起民间的义和团运动。
西方一些学者也撰箸写道，尽管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西方的生产力获得很大进步，但直到爆发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居世界第一，对英国的商品出口远远大于进口，甚至每年有上百万两白银贸易顺差。正是英国不愿遵循公平贸易原则，不惜大量从事肮脏的鸦片贸易，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导致了大量白银外流和经济萎缩，民众沾染恶习社会动荡不安。当中国为维护民族利益禁运鸦片时，英国却使用武力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并索取巨额赔款。看到英国从中国掠夺了的巨大财富，众多西方列强垂涎欲滴纷纷要求利益均沾，一个曾经富裕、强盛的善良的文明古国，仿佛转眼间被一群猛兽撕咬得鲜血淋漓。自此中国根本丧失了国家主权，只好依照西方规定的游戏规则，纳入了西方主宰的"自由贸易"体系。
今天，当许多中国人羡慕西方市场经济，迫切希望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之时，旧中国一百多年开放门户的曲折历史，纳入西方全球化体系的痛苦经历颇值回味。近代史上，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并不陌生。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一直借助炮舰推行所谓"自由贸易"，强迫中国拆除阻碍商品、资本流动的壁垒，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列强倡导的经济全球化。旧中国曾被迫实行一百多年"开放的市场经济"，实行"国际接轨"并按西方"规范惯例"运作，西方跨国公司曾自由进入中国沿海和内地，旧上海曾是全世界的三大贸易金融中心之一，西方跨国公司、跨国银行曾云集上海外滩，各种商品、外汇、证券、期货市场一应俱全，其外汇金融市场交易和投机活跃的程度，仅次于英国的伦敦和美国的纽约。旧中国不仅早就有了"产权明晰"的私有制，而且还广泛实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旧上海的股票市场不仅买卖现货而且交易期货，不仅能买到中国股票而且还能买外国股票。西方跨国公司还在中国大量投资开设企业，遍布铁路、航运、工矿、金融、贸易等领域。
这种经济景象乍一看来，似乎接近眼下不少人追求的"规范市场经济"，但是，纳入当时西方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开放市场"，仿佛就像将羊的血管接在恶狼的身上，高效率地吸噬中国的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无论是"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还是遍布旧中国大地的私有企业和跨国公司，不仅始终未能帮助旧中国实现工业化，倒是将劳苦大众置于残酷的剥削掠夺之中。西方金融投机家攻击东南亚国家的作法，其实并非是现代全球化经济的新发明创造，当年西方金融资本通过操纵旧中国外汇市场，从中国货币白银贬值中掠夺了大量社会财富，通过控制其他市场掠夺的财富更是无以计数。据有关史料统计，从１８６４至１９３２年间，按中国银元对美国比价计算，中国从货币贬值蒙受的损失，高达一百六十多亿银元的损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自主制订关税的主权，被迫将关税大幅度降低为几分之一，外国商品享受种种免税特殊待遇，而国内生产产品却面临种种苛捐杂税，民族工业因此遭到了沉重的打击。［３３］
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的喘息之机，民族私有工业曾一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的跨国公司又卷土重来，加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民族私有工业顿时陷入严重萧条之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又图谋独占中国市场，利用大量过剩商品和ammo向中国进行倾销，１９４６年中国沿海二十二个城市中，有６０％左右的民族私有企业停业破产，平、津两市民营私营工厂倒闭十之七、八，青岛的民营私有工业几乎全部歇业，沈阳三千多家公司中倒闭了两千多家。一百多年来，在西方倾销廉价优质产品的打击下，中国民族私营工业如同"风烛之光"，始终未能摆脱"危在旦夕"的处境。
许多中国人错误地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在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只要下决心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同国际规范接轨并且按国际惯例办事，包括引进西方规范的公司制和股份制，纳入全球化的商品、资本市场体系，就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经历过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在西方控制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始终处于外围资本主义的从属地位，这种依附型的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民族私有工业根本无法获得充分发展，必然具有强烈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
旧中国三十年代著名人士章士钊先生，也曾提出不应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而应实行德国李斯特的"保护主义"，无奈是否实行"保护"并非是理论上的失误，旧中国当时是西方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已经根本丧失了保护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我们的先辈曾在资本主义道?上拼死挣扎，却始终未能摆脱民族生存面临危难的命运，为了动员广泛的社会民众挽救国家危亡，在革命事业中付出了数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推翻了万恶的依附型"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换来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应时刻牢记社会主义制度的来之不易，切不可轻率地回头去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课，也不应盲目轻信西方宣扬的经济全球化，主动放弃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
今天某些人谈论中西方差距和改革面临的困难，总是将其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将希望主要寄托于非公有制企业和"国际接轨"，但是，倘若我们回顾中国的近代史，不难发现旧中国早就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也有门类齐全的股票、商品、外汇、期货市场，外商投资、合资企业也曾遍布中国大地，但是，私人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西方列强可以任意欺负、掠夺和侵略中国，民族私营企业只能在跨国公司占领市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
由此可见，令人困惑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何落后，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为何效率低下，而是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企业为何拥有如此巨大的优越性，实现了一百年来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夙愿，雪洗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蒙受的奇耻大辱，根本摆脱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面临的威胁，这才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衰和改革成败，而又迫切等待国人解答的真正的谜。
为何旧中国既有"开放的市场经济"，又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和股份制，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上拼命挣扎了上百年，工业基础和综合国力却非常薄弱，始终无法摆脱贫困落后和民族危难的局面？为何尽管西方列强长期封锁遏制新中国，计划经济存在着某些体制僵化的弊病，经济建设中还多次犯了左的严重错误，但是，新中国建设依然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成就，仅用三十多年就完成西方上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综合国力进入上百年来最强盛的时期，彻底摆脱了民族生存面临危险的局面？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无数革命先辈抛头撒血，为我们赢得了保护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掠夺和索取巨额赔款，搜刮走了中国发展民族经济的资本积累，又通过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控制了中国市场，扼杀了中国民族私有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境地。有人说，旧中国的经济落后是战乱不止造成的，甚至认为是人民的反抗斗争造成的，但回顾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中，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华的经济侵略，恰恰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发展时期，一旦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垄断资本又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商业又纷纷破产倒闭。由此可见，在**人"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幌子下，西方垄断资本进行的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打击更甚于战争灾难。旧中国也曾有交易活跃的金融证券市场，也曾有"优胜劣汰"的破产兼并机制，那不过是西方金融投机家的赌博乐园，是跨国公司廉价吞并民族私有企业的血泪史。
（三）、改革开放良好环境须饮水思源
现在人人皆知解放前后今非昔比，我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许多人简单地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成就，都是"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带来的。回顾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史，不难发现解放前也有"市场与开放"，而且甚至远远超过了今天，但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综观世界，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更为规范，对外开放也更为全面、彻底，但是，却深深陷入泥潭无法自拔。这些事实提醒我们，"饮水不忘掘井人"，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今日的经济建设成就，同无数先辈的英勇抗争，建国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也同样是无法分开的。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的经济差距，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闭关自守"造成的，倘若中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搞开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国就会像对待台湾一样，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的炮声隆隆，中国和美国作为盟国浴血奋战之时，美国的权威国际地缘政治战略家斯皮尔曼，在谋划二战后的远东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时，早已将中国列为重点的战略遏制对象。二战结束后，美国果然趁其它西方列强衰落之机，大举进军并企图全面独占中国的市场。１９４６年，美国一方面提供ammo支持国民party大打内战，一方面胁迫其签订了卖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在投资、贸易、航运、金融、教育等方面，美国人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国民待遇"。
随着中国向美国的商品、资本敞开门户，美国大肆倾销的质优价廉的过剩商品，当年中国民族私营企业就陷入灾难之中，短短两年里中国沿海和内地的私营工业企业，大多数纷纷陷入了破产倒闭的悲惨境地。但是，美国没有料到其对华的经济军事侵略，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反抗的革命热情，武器装备落后的Communistparty军队，竟然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party军队。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就是当年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进行英勇反抗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渴求的夙望，赢得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美国看到丧失了独霸中国市场的机会，就效仿当年大英帝国对付自己的办法，对新中国进行长期的经济军事封锁遏制，企图以此来阻挡新中国的工业化步伐。美国为了将台湾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被迫给予了大量援助并向其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退出西方主宰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体系，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给予其它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享有的特殊待遇。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选举上台的民族主义go-vern-ment，稍微采取了一些类似于台湾的保护措施，美国为了维护其跨国公司的投资贸易利益，甚至不惜策划军事政变并进行了血腥镇压，美国在危地马拉扶植的右翼军事独裁政权，其残酷镇压导致了数十万人民的死亡。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无数革命先烈不惜生命进行拼死抗争，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只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尽管美国竭尽全力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建立了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完整工业体系，短短十多年完成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
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的残酷掠夺，旧中国的工业资本积累非常薄弱，１９４９年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如钢产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５８２倍，英国相当于中国１１０倍，煤产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１６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６．７倍，发电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９０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１３倍，化肥产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４４９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１３１倍，旧中国的机器制造工业几乎为零，汽车、拖拉机、机床产量方面，美国、英、法均相当于中国的数十万至数百万倍。
但是，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尽管有"文革"等错误造成的损失，到了１９８０年，中国的经济面貌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钢产量增长了２３５倍，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５７９倍，同日本的差距缩小了２９倍，比英国超过了７０％，比法国超过了６０％；中国的煤产量增长了１９倍，已超过英、法、德、日，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发电量增长了８３倍，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８３．６倍，同英国的差距缩小了１３．１倍，同日本的差距缩小了９倍，比法国超过了６０％；中国的原油、化肥产量几乎从零起步，一跃超过了主要西方工业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中国的机器制造业也几乎从零起步，机床产量迅猛增长了千百万倍，从汽车、飞机、各种工矿业设备，到洲际导弹、核潜艇和人造卫星均能制造。［３４］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发电、化纤、纺织轻工、各种家电产量位次均已列世界前茅。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用"后二十年"来贬低"前三十年"，但是，没有前三十年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不可能击败美国冷战赢得良好开放环境，更不会有后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硕果累累；没有前三十年中国钢铁工业增长２３５倍，为中国的全面工业化的奠定坚实基础，就无法发展机械、建筑、石化等重要产业，钢铁工业也无法在后二十年增长三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
今天人们经常指责计划经济时代"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并不是我们的自愿选择，而是西方长期推行的封锁遏制政策造成的。新中国go-vern-ment为了打破西方的封锁遏制，曾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外贸联系，高瞻远瞩地保持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作为新中国进行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门户。尽管西方通过封锁遏制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go-vern-ment和人民并未被西方列强的威胁吓倒，而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短短三十年就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根本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由此可见，从新中国诞生至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一段"自我封闭"导致落后的历史，而是中国人民发扬大无畏的民族自尊精神，彻底战胜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遏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建设成就的光荣历史。的确，西方长期的封锁遏制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但是，并未阻止中国人民工业化建设的历史步伐，这充分地说明，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是，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更为珍贵。近代史上西方列强曾逼迫中国人民作出选择，或者是"依附的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是"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华民族曾付出千百万先烈的生命选择了后者，历史证明这种悲壮的选择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固然应该珍惜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但是，绝不应贬低当年捍卫民族尊严的历史选择，因为，正是中国人民不惧西方列强的封锁遏制压力，自力更生建立的强大工业体系和综合国力，才为我们赢得了平等互利地扩大对外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当年美国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不惜两度同英国交战，承受英国发动的全球经济军事封锁围堵，却从未谴责先辈犯了"封闭自守"的历史错误，难道曾不畏西方列强枪炮的中华民族子孙，竟然不珍惜自己先辈争取民族自强的光荣历史吗？
尽管旧中国也曾融入西方的全球化体系，跨国公司也曾踊跃进行投资兼并活动，世界工业、通讯技术进步也曾突飞猛进，但是，西方全球化体系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决定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垄断资本，中国人民宁愿付出巨大牺牲忍受封锁，也坚决拒绝那种罪恶的全球化和开放市场。事实证明，正是中国在脱离西方体系的三十年中，才实现了一百年未曾实现的工业化夙愿，为今天平等互利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我们不应忘记当年罪恶全球化造成的灾难，不应忘记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屈辱历史，不应抛开生产关系笼统地迎合西方全球化，因为，世界上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西方为谋求私利可以有意识掩盖这一点，但是，炎黄子孙却不应忘本苟同西方的论调。
尽管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实施了封锁禁运，不断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干涉，但是，既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也没有阻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步伐。六十年代后期，美国深深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遭到了国内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迫使美国垄断资本重新思考遏制中国的战略。美国的战略家在同中国的反复较量认识到，美国通过封锁禁运阻止中国工业化的企图，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新中国已经成功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民用工业和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制造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能力，倘若美国继续执行敌视中国的冷战政策，只能像在越南战场上一样付出惨痛代价，因此，提议从"冷战"战略转变为"缓和"战略，局部放弃封锁遏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有意给予一些贸易、技术、贷款方面的好处，利用经济依赖性作为谈判筹码和诱变手段。今天我们利用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促进现代化，一方面应冷静地洞察美国的国际战略动机，一方面应牢记今天改革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正是来自无数先烈英勇牺牲换来的民族独立，来自新中国不惧美国长期封锁遏制压力，维护民族尊严自力更生取得的工业化成就。
值得指出，美国采取这种"软硬兼施"的手腕，也仅仅限于中国这样获得了独立发展工业能力，封锁难以奏效而且代价过高的大国。今天，美国仍不顾违反国际法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古巴的封锁遏制。尽管有许多美国专家和学者也曾提出，为何不邀请大量古巴官员学者去美访问，用美国的高收入和物质消费作为攻心武器，来动摇古巴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但是，美国go-vern-ment和国际战略家崇尚的是实力政策，他们根本不屑于给古巴这样的小国如此"恩惠"，甘愿不顾众多国家反对和违反国际法律，以赤裸裸的霸权顽固坚持对古巴封锁禁运。
（四）、从战后"黄金时期"到新霸权秩序
解放前资本主义的罪恶众所皆知，但是，为何今日资本主义似乎变了？究竟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二战西方为何会出现"黄金时期"？为何冷战时期西方会进行社会改良？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促使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后初期，美国曾打算凭借工业优势独占世界市场，但是，后来迫于冷战的强大压力，以及整个欧洲面临"赤化"的威胁，被迫实施了"马歇尔援助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台湾及南韩的经济发展，以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共同对抗和遏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八十，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由于曾导致广泛失业、社会动荡和战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也信誉扫地，甚至被当时学术界普遍视为反社会思潮。西方国家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推行go-vern-ment干预经济和国有化的政策，扩大公共投资缓解失业和周期波动，完善养老、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扩大工会同资方的集体谈判权力，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缓和社会矛盾。
五、六十年代，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各国经济发展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容许各国自主制订符合具体国情的经济政策，较少粗暴地干涉各国的主权和经济决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保护与开放相结合的政策，如日本、法国、南韩都曾制定go-vern-ment计划和产业政策，征收高关税以保护、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现在被西方媒体视为异端的外汇、资本管制，其实当时是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通行作法，索罗斯等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则是必将招致严厉惩罚的违反法律行为。
美国还向南韩、台湾提供特殊贸易优惠待遇，一方面向其工业产品全面开放市场，一方面容许其征高关税保护当地工业，还特别允许台湾退出关税贸易总协定，这就是为什么旧中国私有企业总是风雨飘摇，而到了台湾却能获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赢得民族独立，摆脱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相对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有效地加快了本国工业化的进程，西方国家为了保持其政治经济的影响，也被迫纷纷拉拢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倘若以前定会被西方上层主流视为异端邪说，因为其违反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教条，必然触动垄断资本谋求私利的自由，但是，这种在冷战的强大压力下，西方垄断资本作出的一种策略性让步，此时却成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救命稻草。
事实证明，go-vern-ment的计划干预和产业政策，减少了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比例失调；推行国有化的潮流和扩大公共投资，增强了go-vern-ment反周期和刺激发展的能力，抑制了社会失业和经济周期波动；扩大社会福利和限制收入分配差别，增进了社会有效需求并抑制了生产过剩；扶植西欧、日本、德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为美国二战中形成的庞大工业能力找到了出路，摆脱了二战后严重的生产过剩萧条；容许弱国实行外汇管制和限制外资进入，实行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高关税政策，并且随着经济重建和工业进步逐渐调整，最终反而为美国培育了更大的销售市场。
尽管这一时期西方列强无法延续"坚船利炮"政策，甚至还抛弃了以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教条，但是，世界贸易与投资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正因如此，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才出现了历史上少有"黄金时代"，保持了较高速的相对平稳经济增长，社会差距和阶级矛盾相对缓和，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均保持较低水平。
自从资本主义诞生的数百年来，整个世界一直是危机和战争不断，正是与之抗衡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迫使西方列强收敛贪婪的欲望，放弃野蛮掠夺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英明正确，乃是全世界人民反抗斗争的丰功伟绩，但是，随着美国遏制社会主义的冷战失败，转向"缓和"战略扩大文化经济交流，倘若我们不能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正确地看待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就难免产生种种错误认识和困惑，反而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激进和过时了，怀疑当年是否有必要进行革命斗争，甚至认为当年西方的罪恶是"左"的宣传，后悔中国没有选择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盲目崇拜西方模式从而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八十年代，美英右翼go-vern-ment推行"世界保守革命"，为了集中力量打击超级大国前苏联，以及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对中国采取了拉拢和怀柔的战略，放弃武力威胁扩大军事合作交流，邀请大量中国官员学者进行访问，扩大贸易往来甚至提供一些援助。同昔日的赤裸裸的侵略掠夺相比，西方的对华友善举动的确令人感动，难道这还不是弃恶从善的确凿证据吗？善良的中国人仿佛出于"羊的本能"，对昔日西方豺狼曾捕杀自己早已既往不咎，纷纷将自己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归罪自己祖先的文化"先天不足"，后天的"自高自大"和"封闭保守"，早已忘记西方文明伤害自己祖先的历史，忘记了融入西方全球化经济的痛苦经历，忘记了无数先辈为民族抛头洒血的悲壮，忘记了前三十年自力更生的辉煌成就，更不知今天良好开放环境来自何方，许多人甚至还怀疑民族自强的反抗史，是不是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极左思潮。
九十年代初，中国一家大报曾载文，指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乃是极左思潮的编造宣传，幸亏苏步青和陈岱荪先生，陈述当年亲眼所见的历史，否则中国人蒙受的奇耻大辱，反而成了西方的冤假错案了。更为令人感慨的是，出面喊冤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曾饱尝屈辱的炎黄子孙。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没有人批评或"上纲上线"，但是，其中的深远意味令人三思。
纵观中国近代史，西方国家始终具有着深远影响，中国人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与其说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如说是操纵在拥有坚船利炮，财大气粗的西方列强手中。当年旧中国学校中灌输的，正是西方宣扬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人不愿意也无法相信，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阅读违禁的马列主义书籍，此乃西方列强野蛮行径所使然。今天中国的许多学者，称自私自利乃是人之天性，以此论证私有制的合理性，以及坚持公有制的不现实。但是，昔日世界曾经私欲横流，却不是令人向往的伊甸园。正是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竞争，驱使无数先辈抛弃了自私天性，为了民族生存舍弃家人妻小，心甘情愿地捐献生命血撒疆场。
正当西方国家的富豪臣民，享受着掠夺自中国的肥脂油膏，体会自由世界的民主和人权，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美妙之时，他们自私天性产生的社会负效应，却被转嫁到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激励了无数先烈抛弃自私天性，甘愿忍受跋涉雪山草地之苦，甘冒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之险，为民族危亡而前赴后继拚争。当年留学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许多出身于地主资本家豪门，但是，蒙受劣等民族的屈辱待遇，竟然将他们改造成了"Communistparty"。
今天，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终于站起来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丧失了原有威力，但是，西方经历过数百年的工业化，掠夺了第三世界无数资源财富，其生活富裕程度远非中国可比，以巨额冷战军费之九牛一毛，就能邀请大量中国官员学者来访，传输西方的政治民主理念，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信条。
善良中国人深为西方友好慷慨所感动，许多人对西方国家的富裕生活羡慕不已，以为证实了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神话，早已忘记了西方财富同先辈血泪的关系，于是许多Communistparty员和革命先烈的后代，又被重新被改造成了资本主义信徒。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演化变迁，堪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只有财大气粗的西方发达国家，仿佛证实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
但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尚未察觉到，正当他们欣赏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羡慕瑞典、德国等社会福利国家，相信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风险之时，西方世界的风向又开始逆转了，美英的垄断资本财团敏锐地察觉到，二战后被迫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良，使世界人民的基本理念发生了变化，正越来越威胁到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国内人民正要求更多的福利和权力，第三世界要求西方提供更多经济援助，赔偿殖民地时期野蛮掠夺造成的损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消除南北贫富差距。
从七十年代起，美英为了遏制进步的社会改良潮流，打击蓬勃发展的"南北斗争"潮流，才操纵舆论推出了"全球化"潮流。美英垄断资本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恢复自由放任时代的意识形态，从基本理念和具体社会经济政策上，扭转二战后社会改良造成的广泛影响，利用手中控制的传播媒介大肆进行宣传，促使曾经怀疑的全世界人民重新相信，只有私有产权才是明晰的、有效率的，在不受go-vern-ment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放手谋求私利能导致资源最佳利用，go-vern-ment从社会利益出发的干预活动，如计划指导、宏观调控政策，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经济援助和保护民族工业，都必然妨碍市场运转并降低效率。
冷战时期西方被迫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对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金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违反自由主义教条的改良，至少对于美英的冷战盟友和台湾、南韩来说，能享有远优越于二战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倘若中国希望学习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经验，这一"黄金时期"恰恰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现在西方有意识说"黄金时期"的经验过时了，应该恢复自由放任时代的经济政策，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潮流，还巧妙地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加强世界贸易经济联系作为掩饰。但是，中国人应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的本质，并不是早已存在的科技生产力趋势，而是新自由主义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旨在扭转"黄金时期"的社会改良，打击七十年代的"南北斗争"潮流。
美国垄断资本暗中操纵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有意强迫推行同成功经验相反的一系列政策，如纵容索罗斯等金融资本的恶意投机炒作，却将当年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外汇、资本管制，视为违反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潮流的异端邪说，强迫推行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剥夺了当年各国go-vern-ment普遍享有的经济主权，如go-vern-ment干预以稳定经济和维护社会利益，发展民族工业的"有保护渐进开放政策"等等。
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同天真的俄罗斯人一样，从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状况，误以为西方国家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们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资本主义模式，认为搞资本主义没有风险并能迅速致富，他们相信西方推荐的规范经济改革药方，肯定是比"黄金时期"更好的政策药方，但是，实践证明俄罗斯吃下了这一套规范药方，非但没有享受到瑞典人的富裕生活，反而陷入经济衰退、贫困潦到的境地，还丧失了原有的社会保障及福利。居心叵测的医生开错药方固然可恨，病人过于粗心大意也应负有责任。这些病人都饱尝过野蛮资本主义的苦，如今略有甜头就放松警惕麻痹大意。里根、撒其尔已公开宣称其推荐的规范药方，目的是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时代，试想这一套根本否定社会改良的药方，如何能再现二战后西方的"黄金时代"呢？
美国发动武力干涉南斯拉夫的战争，悍然轰炸我国驻南大使馆之后，其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许多中国人虽然认识到美国军事威胁，但是，对美国软战争的威胁还缺乏警惕。许多中国人心地善良至今尚未认识到，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经济改革药方，乃是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他们认为俄罗斯失败原因只是吃药太急了，这套规范化药方仍是长期的改革目标模式，只要采取渐进的方式推进就问题不大。他们往往将批评意见斥责为"太极端了"，因为，这套药方毕竟是国际权威机构所推荐的，已在全世界范围广泛推广形成了潮流。
殊不知，西方推荐药方貌似"规范"实则"极端"，倘若我们不愿辩证地看待有功绩的计划经济，为二战后改良的资本主义所吸引，盲目相信西方推荐的"极端"药方，其后果将是回到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搞不好还会复辟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真的让老百姓"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天真的俄罗斯人至今还搞不懂，西方推荐的规范产权改革，由反腐败的英雄叶利钦来执行，如何就变出了"七大金融寡头"，或许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比旧中国的"四大家族"多了三个，倘若我们容忍这种悲剧在中国重演，无疑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成为美国阴谋颠覆、分裂中国的帮凶。
（五）、反思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
世纪之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新中国经历了五十年的沧桑巨变，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改革开放的成就人人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考虑成功究竟来自何方，反思一下哪些教训值得今后引以为鉴。倘若我们不能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无法确保今后改革会继续获得成功，也无法克服改革中存在的许多缺点和困难。
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在人们心中存在着许多困惑，为何改革似乎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为何以前人们见面就问发多少奖金，现在见面却往往问几个月没发薪了？为何八十年代不断增加社会就业，而九十年代却要忍受下岗的痛苦？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同俄罗斯改革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人将成就简单地归于"市场与开放"，将改革方向归于向"规范化市场经济"过渡，但是，为何俄罗斯一开始就进行了"规范化改革"，市场转轨和对外开放方面迈的步伐更大，却反而遭到惨重失败长期陷入困境呢？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规范改革，经济反而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如企业普遍亏损和银行坏账增加，社会失业增长和贫富差距扩大，同俄罗斯金融危机前的病症十分相似。这说明，我国改革已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这样做并非贬低改革开放的成就，而恰恰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会重蹈俄罗斯改革的失败覆辙。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前苏联。八十年代前苏联的经济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６７％，工业生产相当于美国的８０％，钢铁、水泥、化肥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彩电、冰箱等消费品工业也颇具规模，军事工业和高科技能够同美国抗衡，没有社会失业反而存在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当完善，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劫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和物资存在着严重的匮乏，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尽管中国改革初期存在着更多的不利条件，但是，由于中苏选择了不同的改革道路，其结果如此悬殊仿佛天壤之别，中国摆脱了困难走向了繁荣昌盛，而前苏联却走向经济崩溃和分裂解体。
改革初期，由于我国采取了符合国情的经济改革道路，仅仅数年就扭转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消除了严重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一举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数千万知青待业的难题，出现了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均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良好局面。八十年代，我国各类轻工消费品呈现迅速增长，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生产量，几乎从零起步一跃成为世界生产大国，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也高速增长，钢材、水泥、化肥等主要工业品，其生产量位次均已列居世界排名的前茅，粮食、肉禽蛋、水产品的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成倍增长。相比之下，俄罗斯改革数年之后，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社会失业和贫困人口大幅度增长，不仅钢铁、机械等重化工业陷入衰退，电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工业也急剧下滑，粮食生产下降了５０％，畜牧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私有化企业普遍陷入严重亏损，社会保障制度因税源枯竭陷入崩溃，９８年还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八十年代，中国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道路，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条不紊地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同时，仍保持了重大经济比例关系的计划调节，国民经济实现了均衡的、协调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企业改革坚持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以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的责任制度创新为主，产权方面的改革则通过试点稳妥、渐进地进行。由于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go-vern-ment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利益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８９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８７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２％，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各个行业的各类企业均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其实不然。八十年代，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均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８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１３４％，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１０２％，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１７２％，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１３３％，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９５％，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６９％。当时国有企业的比重远处于领先地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八十年代，go-vern-ment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主权，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
其实，８０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１０％。１９９１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５６％，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１５８％，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２２０％。［３５］
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由此导致了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９２年小平**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１９９１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４．８％，１９９５年迅猛增长到了１５％，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９１年的不足５％增长为９５年的１３．２％，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１９９１年的５６％，下降为１９９５年的３２％，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９１年的３３％增长为９５年的３５％。
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９２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当然，由于乡镇企业的统计数据存在浮夸，国有企业的实际比重容易被低估，但是，其地位下降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
９０年代，随着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９０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８０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８０年代初，由于'文革'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２０％，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８２年下降到了１２％，８５年下降为９％，８８年为１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８２年亏损率仅为７％，８５年为４％，８８年为８％。１９８８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８９１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８１亿元。［３６］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１９９５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６６５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１６７亿元，下降幅度达到２０％，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６３９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１５７亿元，上升幅度达到３２％。１９９６，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４１２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２５３亿元，下降幅度达到３８％，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７９０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１５１亿元，上升幅度达到２３％，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３７８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１３７亿元。
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８０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１９９６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１９８８年下降了６４％，亏损总额却比８８年上升了９．７倍，亏损面比８８年上升了３５８％，亏损率比８８年上升了１２．８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下'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３７］
１９９８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１９９８年１至４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１１２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４３３％，亏损总额为３３９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４０％。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１．６％。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
为何８０年代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益一直良好，而９０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８０年代，我国的工业结构也存在一定'二元'分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go-vern-ment扶植，同时必须接受go-vern-ment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go-vern-ment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８０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go-vern-ment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８０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
８０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go-vern-ment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８０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经济结构虽然有'二元'趋势，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
但是，９２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８０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８０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go-vern-ment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
从９２年至９５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３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５倍，go-vern-ment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８０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９５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１５０％，超过私营工业企业３３０％，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１６０％。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６０％至７０％，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因此，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必然牵动全局。
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度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产权重组，加快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实行企业破产和收购兼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等等，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９６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比上一年下降了３８％，比８８年也下降了６８％，亏损额不仅比上一年增加了３８％，而且比８８年也上升了９．７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９８年１至４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比较上年同期下降了４３３％，亏损额比较上年同期增长了４０％，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
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９５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６０％效益出现滑坡，其中２１％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５０％以上，９８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国内生产过剩和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６０％至８０％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８０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９７年城镇居民中有４０％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go-vern-ment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go-vern-ment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９３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９３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负、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９３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采取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没有采取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
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负削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
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账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敞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为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恢复符合本国国情的一系列改革成功经验，消除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的影响，而不应将改革方向简单地归为"深化市场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