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山核桃:在成都梦游——杨黎

在成都梦游

，又是旅游，主要以穷艺术家为主的宋庄怎么能够比？ 短暂的停留后，我们又去了小酒馆。这到让我诧异。是唐蕾的小酒馆？我问。是。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回答准确的出于小竹的嘴里。我看着他，想起他的诗“我张大嘴巴”。只是我看见他时，他的嘴巴已经闭上。 唐蕾的小酒馆在一片农田的中间。车停在路边，我们沿着近似于田间小道的泥石路走了几百米，才走进小酒馆。它由几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组成，比许燎原的博物馆简陋了许多，更像我印象中的农家乐。或者它本身就是农家乐。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和唐蕾面对面接触。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抽着中南海香烟。那差不多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南海这个牌子的烟。我去北京后，也开始抽中南海。现在的成都，抽中南的人有好多。我的朋友王镜、狼格、光华和小竹都抽这种烟。王镜抽的是5毫克的，狼格和光华抽的是新版8毫克的，我和小竹抽的是10毫克的。我其实最喜欢抽的应该是老版8毫克的。但是，除了北京，老版8毫克的根本买不到。我只有抽10毫克的。它远远的看上去，有比较像老版8毫克的中南海。 唐蕾抽的中南海究竟是几毫克的我没有印象了，或者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南海还有多少毫克和多少毫克之分。但是我要说，作为成都摇母（成都摇滚音乐的母亲）我还是知道她的一些事情。1999年吧，哇10了，就是我唯一和她单独见面那次，我们就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个女人一条街》。三个女人是指唐蕾（小酒馆，摇滚和音乐）、翟永明（白夜，诗歌和艺术）和杨晓军（老酒吧，流行音乐和媒体），而一条街就是玉林西路（它总共的长度为500米）。遥想当年，三个美女，三家特色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50米。成都的好色之徒，怎么能不把玉林西路喝得到处都是酒。如果我现在问，在成都，在当时，有没有人没有在这条街喝醉过？如果回答是真实的话，应该非常少了。它来了真的就不想走。 我一直觉得唐蕾有文君的风采，全面继承了成都女人的古韵。但是，那天下午，坐在她三圣乡（也许是因为三圣乡）的小酒馆农家乐里，我的确很是失望。这就是成都吗？她带着一群摇滚青年，冲北京、闯上海，然后又回到成都。这也许和成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它是摇滚：它热闹一阵后，又必须沉默一阵。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有游客进入小酒馆，他们问服务员有没有麻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服务员说，我们没有。他的语气非常正常，没有对游客的抱歉感，也没有拒绝麻将的崇高感。也许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他已经养成随便的语气。比如，当我突然心血来潮，问他：有没有摇滚？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我。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瓜。你这个宝器，今天是不是太阳出多了？ 8、周春芽像一只养在美术馆的熊猫，只是可以免费参观 如果说我对三圣乡的小酒馆很是失望，那么我去了周春芽的美术馆后，就应该说是绝望了。沿着山坡而建的一幢幢别墅（我只能说它们是别墅），豪华、清净、意外的舒适。它更适合成都的阴沉天气，巨大的玻璃窗户外，阴沉沉的啥子也看不见。 在成都这些富豪级的画家中，周春芽是最和蔼可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他虽然不喜欢喝酒（石光华说这是他很大的遗憾啊），但却特别喜欢打麻将。人就是这样，在吃喝玩乐这些恶习里，如果沾染上一样，他就不是圣人了，而是可爱的人。如果沾染上两样，他就是讨厌的人。而如果沾染上三样，差不多就是坏人。在我们成都，有许多人样样都沾染，他就超越了坏人，成了这个城市老老实实的居民。再加上全国人民都在说，成都好啊好啊，总有一天，成都真的要被摆翻。根本不存在。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这是诗人柏桦的名句。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废话诗人。在成都这个城市，远远不只一个人。周春芽，何多苓，张小刚，他们均是当今中国美术届产值过亿的画家。在北京，或者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的眼中，他们也许已经淡出前卫的前列，也许架上本来就不前卫，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销售势头。对于艺术，观念是父亲，市场是母亲。 突然接到电话，我必须先离开他们。春芽的好酒和青蛙我吃不成了，他说太遗憾了，就叫他的司机送我。我站在外面等车子时，回头看见那些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感觉它们更像熊猫馆。想到这里，我笑了。我发现周春芽简直就是养在熊猫馆的熊猫。整个成都，把这些稀罕的艺术家，保护在国家AAAA级旅游区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品牌，至少是三圣乡的招牌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唱了好多年了。 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感觉讲给一个朋友听，谁知道她却问我：那你们去看周春芽收不收门票？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依旧老实地回答：不收。她叹了一口气，样子比较忧郁。那还是不如熊猫，她说。看熊猫要花钱的。 成都蓝顶的名气非常的大。但是，根据我这次实地考察，它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比起北京的宋庄、798，它完全是另外一会事。在王烨离开成都前，我们又去了所谓的老蓝顶，它不仅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而且更让我这样认为。在蓝顶，我没有看见蓝色的房顶，我看见的是女画家的跑车以及精致的纯手工提包。 郭燕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她已经在成都居住了好多年。比之她梦幻般的作品，她的画室干净、整洁得更像一个成都女人的客厅。作为紫色世界的建设者，她的作品的价格正在接近成都几个大脑壳的高度。钱对她而言不是问题，她的问题应该是她的颜色本身。在中国，紫色比较黄色虽然不那么正派，但却更有玄机。关键是紫气东来，转眼又去，她是不是能够把握好这一去一来之间“美和修辞手法的平衡（何多苓语）”？ 如果说郭燕的画室干净、整洁，那符曦的画室就更像我平时看见的画室那么乱。她自己说，乱是乱，但好选角度。符曦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有力的肌肉。她对肌肉的沉迷，构成了她现在作品的力度和价值。同样把女性力量化的描写，《啊，她》，让我想起了她横挎在身上的精致的小包。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包时，我以为是香奈儿、古奇之类的名牌，我问她，她说就是成都做的纯手工制品。我发现，成都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堂。 9、在成都，每一天都像梦游 朗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赞同，并为之干了两杯。有一天，我和狼格在白夜，就我们两人，我就问吉木狼格：是不是谁娶了王烨谁就是皇帝？狼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谁穿上皇帝的新衣谁就是皇帝？我想了想，说：也是。谁穿上龙袍谁就是皇帝，至少他正在扮演皇帝。而穿皇帝的新衣，他当然不应该是皇帝，他说不准只是一个疯子。一想到疯子，我又突然觉得不对。赶紧再问狼格：谁敢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去走来？如果敢，他难道不是皇帝？那他是什么？ 他是在梦游。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肯定不是狼格说的。当时，我和狼哥坐在白夜的院子里喝茶，就我们两个人。这话不是狼格说的那又是谁再说？但是狼格肯定地说，那不是他说的。那算我听错了。

1、从芳邻路开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围棋

2009年3月的一个下午，阴了几天的成都在中午出了点毛毛太阳后，现在又阴了。这就是成都。一年365天，有100是这样的。另100天是纯粹的阴天，还有100天可能出太阳，而其他65天，那要看心情。只是我不知道是天气的心情还是成都人的心情，或者仅仅是因为某个局部，因为它的心情而再定天气的阴晴。

我中午醒来。我每天都是中午才醒来。我醒了后，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窗外的天气。如果天阴，我差不多是倒头再睡。当然，如果天气有点好，我就赶紧起床。比如今天中午，我抬头看天时它正有点亮，我自然也就起床了。

记忆中我昨天似乎是和徐旭辉有约，今天去芳邻路上文康开的酒吧芳邻旧事下围棋。徐是吉木狼格的朋友，也是万夏和李亚伟的学弟，四川甘洛县中学原教师。他早已下海发财，移居成都过着新成都人的休闲生活。那就是喝茶、下围棋和斗地主。

徐和狼格是铁杆的围棋爱好者，我是次铁杆围棋爱好者。我著名的同学王镜是我们围棋圈子中的高手，一个陪着我们热爱围棋的人。这十多二十年来，我们几个围棋青年，已经发展壮大为一群围棋中年。几乎每一个下午，我们都会在成都的茶坊、酒吧下围棋和斗地主。我们从吃了午饭开始，一直耍到天黑。天黑后，我们就到酒吧喝酒。最近这一年多，我们主要活动在新白夜、芳邻旧事和瑞升广场。去年512那天，我们就是在芳邻旧事。地震爆发的瞬间，两个业余高手正在打劫，黑白棋子纠缠在一起没完没了的。其中一个一子落定，抬头问对方你抖啥子？对方说，我没有抖？这时，我们才发现棋桌上的茶杯都抖得哗哗的响。地震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棋的和下棋的纷纷弃棋而逃，跑到路的中间。酒吧的棋桌就在路边，我们几乎没有用几秒就跑了下去。当时地震正震得厉害，远远的芳邻路的前方，一幢新修的大楼被摇得差一点就要倒塌了。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路中。

一眨眼，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一年了，但它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特别是那盘没有下完的围棋，它并没有被封盘，甚至没有被我们记忆。它只是一盘我们永远下不完的围棋。在成都，它也许有许多这样的一盘棋。王镜说，都是臭棋。

在成都梦游 1、从芳邻路开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围棋 2009年3月的一个下午，阴了几天的成都在中午出了点毛毛太阳后，现在又阴了。这就是成都。一年365天，有100是这样的。另100天是纯粹的阴天，还有100天可能出太阳，而其他65天，那要看心情。只是我不知道是天气的心情还是成都人的心情，或者仅仅是因为某个局部，因为它的心情而再定天气的阴晴。 我中午醒来。我每天都是中午才醒来。我醒了后，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窗外的天气。如果天阴，我差不多是倒头再睡。当然，如果天气有点好，我就赶紧起床。比如今天中午，我抬头看天时它正有点亮，我自然也就起床了。 记忆中我昨天似乎是和徐旭辉有约，今天去芳邻路上文康开的酒吧芳邻旧事下围棋。徐是吉木狼格的朋友，也是万夏和李亚伟的学弟，四川甘洛县中学原教师。他早已下海发财，移居成都过着新成都人的休闲生活。那就是喝茶、下围棋和斗地主。 徐和狼格是铁杆的围棋爱好者，我是次铁杆围棋爱好者。我著名的同学王镜是我们围棋圈子中的高手，一个陪着我们热爱围棋的人。这十多二十年来，我们几个围棋青年，已经发展壮大为一群围棋中年。几乎每一个下午，我们都会在成都的茶坊、酒吧下围棋和斗地主。我们从吃了午饭开始，一直耍到天黑。天黑后，我们就到酒吧喝酒。最近这一年多，我们主要活动在新白夜、芳邻旧事和瑞升广场。去年512那天，我们就是在芳邻旧事。地震爆发的瞬间，两个业余高手正在打劫，黑白棋子纠缠在一起没完没了的。其中一个一子落定，抬头问对方你抖啥子？对方说，我没有抖？这时，我们才发现棋桌上的茶杯都抖得哗哗的响。地震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棋的和下棋的纷纷弃棋而逃，跑到路的中间。酒吧的棋桌就在路边，我们几乎没有用几秒就跑了下去。当时地震正震得厉害，远远的芳邻路的前方，一幢新修的大楼被摇得差一点就要倒塌了。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路中。 一眨眼，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一年了，但它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特别是那盘没有下完的围棋，它并没有被封盘，甚至没有被我们记忆。它只是一盘我们永远下不完的围棋。在成都，它也许有许多这样的一盘棋。王镜说，都是臭棋。 某种意义上讲，成都都是臭棋。作为全国著名的棋城，成都严重缺乏围棋的一流高手。特别是超一流的高手，成都几乎没有。这也许还是我们想知道的成都，和它的天气一样，是它非常显著的特色。它喜欢围棋的人也许是全国最多的，但是下得像样的高手却并不那么多。有人说，如果我们在全国选100个人比赛，成都赢不了多少。如果选1000个人比赛，成都肯定会赢一半。它当然是最有名的围棋之城。 那天下午，我和徐旭辉的围棋刚刚下到激烈的时候，就接到狼格的电话。他叫我们去白夜，说是有一家杂志要做成都，请大家过去摆翻他。这些年来，做了成都和想做成都的媒体实在太多。即使我远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常常被问到关于成都的龙门阵。就是在前几天，狼格还委派我为另一家北京的媒体写了两篇关于成都的文章。那是两篇给成都说好话的文章，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骂成都的文章差不多。所以，当我听说又是做成都的事情时，自然提不起啥子兴趣。加之我们正在下围棋，茶泡起还未喝，就更不想动身了。 但狼格是个多了不起的哥们，他一下感觉到我们的犹豫，马上在电话里为我们特别补充了一句：是个美女编辑哦。我们都是所谓的好色之徒，当然听不得这样的话？即使一条大龙盘曲在我们的棋盘上惴惴待屠，我们也会往美女那边靠。 2、成都是个小城市，但它打的还是不方便 那天运气真好。我们一打算去白夜，就看见一辆空着的出租车从冷清的芳邻路开过来。在成都，一个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八千两出租车。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环保城市。只是一遇周末、节假日和有点小雨的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在成都又特别点多，基本上就很难打到出租。我记得我刚回成都那段时间，经常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我看见那些坐在出租上的人，感觉他们坐的不是出租车，而是洋洋得意的陆上航空母舰。至少都是飞机。这依然是成都。警察、城管和媒体在全力打击野的，而需要打车的人，他们在风雨中可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打到车。 所以，我说那天我们运气真好。看见那辆空着的出租后，我赶紧跳下芳邻旧事的露台（就像去年512地震时那样快），拦住了它。几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窄巷子和同仁路的路口。下了车，我们拐进窄巷子，没走几步就到了新白夜。 比较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这个自以为已经很大的国际大都会其实很小。这些年来，历届成都政府都特别着急，为把成都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而呕心沥血。只是我们更喜欢它的小，觉得它小才更像成都，才更方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互相联络、纠缠和走去走来。而我们，至少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吧，我们都是喜欢走去走来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北京的大和成都的小，以及北京的小和成都的大。在北京，我客居北四环一带，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在北四环左右。我在北京近八年，北京对我而言，也就是亚运村、西坝河、南锣鼓巷。我如果去通县，已经算是远足。而成都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晚喝酒，一般都要喝几个地方。从西门到南门，从城中喝到城的边边。这在北京差不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北京人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而成都的我们却是在几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如果不信，请去问北京的黄燎原和成都的石光华。他们是夜酒爱好者，喝的地方多还是少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大小。 成都72大街，108小巷。听老人们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我明白这样一个道路：在成都，人与人的交往比人与自然的交往更重要。站在窄巷子，即使是半夜12点，一个喝酒的人也可以邀约到另外一个喝酒的人。他们穿过半个成都，到新白夜坐下，大声喊：王丽娟，请给我们上半打百威。那声音非常舒服。 3、正在营业，谢绝参观 那天下午，10分钟不到，我们已经在同仁路和窄巷子的路口下了车。拐进窄巷子，走不了几步，就看见新白夜那面透明的玻璃墙。从玻璃墙往内望，阴沉的天色里三棵枇杷树下，四五把椅子安静地摆放着。 即使不是最好的旅游时节，院子里虽然冷清，但在宽窄巷子新铺的两条石板路上，依然晃荡着许多不知道哪是来的游客。他们步履缓慢，一边走一边停足：有时候是抬头仔细阅读院落门墙上题写的介绍文字，有时候是摆出各种姿势照一张照片。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老年游客看介绍文字的多，而年轻游客照相的多。那些院落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门墙也是重新修建的，非常满足游客的需求。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宽巷子和窄巷子。这两条成都普通的街道离我过去的家并不远，有六、七站的公交路程。按理说，我小时候应该去过那里。但现在，当我需要回忆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如这阴沉的天色，见不到阳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新认识一个住在宽巷子的人，我记得他们家就在一个巨大的院子里。据他说，那院子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后来住了11户人。他们一家5口，住这院子里的三间房子。而其中有一间，还是他们家自己搭建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那天我喝醉了，到了他家后没有说上两句话，就趴在他的桌子上睡着了。等我醒后，已是黄昏，我对他说声对不起就走了。出院子时，我在这11户人共用的自来水龙头处差点滑倒。 重新打造宽窄巷子的消息我知道得非常晚。2001年，我离开成都去北京生活后，每年也就回成都耍一个月左右。在这一个月里，我主要晃荡在南边。那是成都的新区，歌舞升平欣欣向荣。对于宽窄巷子，我偶尔去喝过几次茶。它给我的印象，当然比上面谈到的记忆要好多了。特别是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宽巷子陈旧的巷子里，一边喝茶一边与朋友吹牛，也不能说不是另一种感觉。仿佛梦中，却又意外的实在。当然，这对成都这个积极向上的城市而言，的确算得上是资源的浪费。所谓寸土寸金，怎容得宽窄巷子置身世外？2008年，我重新回成都定居时，精心打造的宽窄巷子已经在准备重新开街。 白夜是作为一个著名品牌被引进宽窄巷子的。同时被引进的，还有李亚伟的香积厨，石光华和狼格的上席。中国当代几个最为著名的先锋诗人，突然被定格在两条被重新包装的成都老巷子里。它是有点突然。 上席是新办的一家豪华川菜餐厅，它完全出于石光华和狼格的构思。方案出来后，他们得到成都文旅集团地支持，在资金还没有着落时，就力压许多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窄巷子拿到了一个最大的院子。经过几翻周折，他们最后与四川大学原著名校园诗人、现在的大老板胡晓波合作，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们“诗意的栖居”。据说在最后选择一个香港投资者还是胡晓波时，石光华颇是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权衡，最后靠扔色子确定了后者。大家毕竟都写过诗，便于交流和沟通。这好像是言说的借口，但又怎么不是上帝之手合乎情理的安排呢？现在的上席生意不是预想的那么好，但是两个诗人面对激烈的市场，总算有了自己下围棋和斗地主的心情和时间。 李亚伟办餐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进驻宽巷子后，他搞了两件非常莽汉的事情。一件是他把他的院子里的一件厢房的柱子锯掉，以使厢房改变成完整的大厅。为了这个莽汉行为，他被宽窄巷子管理方成都文旅集团罚了两万块人民币。不仅如此，他还让文旅集团感叹，认为和诗人打交道真是麻烦。只是相比这件事，李亚伟的另一件举动更值得我们摆谈。在宽窄巷子开街时，他亲自出镜，为自己的香积厨拍了一副广告。巨大的画面上，亚伟站在路口，昂着头，赤着足，手里提着一瓶白酒瓶子：一个人民诗人——他以为他是人民诗人，而人民却认为他最多是一个不听话的干儿子——正在迷茫。广告，餐厅和诗人，有机的形成了成都的一个侧面。它有追求，有事情做，但是它依然有点迷茫。 由于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延缓了开街的时间。同样也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开街成了成都的一个巨大的事件。有一件近似于花絮的小插曲，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宽窄巷子开街后，每天的游客几乎把两条巷子挤满。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他们像看稀奇一样，从这个院子进又从另一个院子出。只是超高的人气，却并没有让那些新开的商店生意红火。几天之后，有的酒吧和餐厅在自己的门前挂出了这样的告示：正在营业，谢绝参观。噫吁戏，哇噻。成都好耍哉。 4、玉林西路若相问，请你不要告诉它 白夜和上席不一样，它进驻宽窄巷子前，已经是成都著名的酒吧。11年前，也就是1998年，诗人翟永明和她的闺中密友代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开了这个总面积100平方米的小酒吧。酒吧一开，就已经有了名气。只是这名气并不是因为酒吧的规模和经营特点（比如差不多时间内开张的回归和半打）才有，而完全是因为翟永明这个人。 翟永明是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关于第三代诗人的价值、意义和特色，我在许多地方都有过言说。当然那些言说都是诗歌范围内的，对于我们谈论的成都似乎比较遥远。不过有一点我愿意再说一下，那就是第三代诗人的成长纯粹属于自己的事情，它和这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门，基本上没有关系。就像翟永明这个人，她和中国另一个著名女诗人舒婷比较，那么后者一开始就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她被批判和被肯定均不能改变这一属性），而前者仅仅是、也必然是中国民间的鲜货。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的偏离，应该是第三代诗人群体到今天依然值得追捧地独立精神。 白夜一开始就属于这样的鲜货。在玉林西路狭小的路上，白夜酒吧并不显得突出和热闹，但却总是人影恍惚。一些长头发的画家和一些醉醺醺的诗人，在这间酒吧唯一的卫生间里总有可能要碰撞在一起。他们面对尿池，傻乎乎地共同小便。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文艺青年，即使慕名而来，也会被突然看见的那么多名人而惊讶。而这些让外地文艺青年惊讶的所谓名人，他们喝完酒后，就是穿过玉林西路，也没有一个群众认识他们，更不要说找他们签名合影。我说过，我们是互相著名的一代。 这样的圈子感觉其实非常养人。成都的诗人是这样养大的，成都的画家在没有买到大钱之前也是这样被养大的。白夜就是这样一个养人的地方。在没有白夜的时候，成都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白夜。成都路边的苍蝇馆（小饭店），青石桥万夏他妈的家，川大旁边的冷淡杯，钟鸣川工报的宿舍，以及盐市口转轮街蓝马刘涛的新婚窝子，都是我们冬天相互取暖、夏天相互散凉和春秋下棋打牌的地方。直到后来，社会突然一变，那些地方拆的拆、搬的搬、离的离，大家才发现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客厅。 白夜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在成都，它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客厅之一。100平方米的客厅，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我们喜欢圈子，不喜欢小众、精英——它已经够了。而打从白夜搬到窄巷子成为新白夜之后，这个被政府打造的旅游之地，总是显得生意不那么红火。尽管新白夜新的董事之一、先锋诗人兼企业家王敏努力在新白夜的文气和粉气上下功夫，也没有让它达到预想

某种意义上讲，成都都是臭棋。作为全国著名的棋城，成都严重缺乏围棋的一流高手。特别是超一流的高手，成都几乎没有。这也许还是我们想知道的成都，和它的天气一样，是它非常显著的特色。它喜欢围棋的人也许是全国最多的，但是下得像样的高手却并不那么多。有人说，如果我们在全国选100个人比赛，成都赢不了多少。如果选1000个人比赛，成都肯定会赢一半。它当然是最有名的围棋之城。

那天下午，我和徐旭辉的围棋刚刚下到激烈的时候，就接到狼格的电话。他叫我们去白夜，说是有一家杂志要做成都，请大家过去摆翻他。这些年来，做了成都和想做成都的媒体实在太多。即使我远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常常被问到关于成都的龙门阵。就是在前几天，狼格还委派我为另一家北京的媒体写了两篇关于成都的文章。那是两篇给成都说好话的文章，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骂成都的文章差不多。所以，当我听说又是做成都的事情时，自然提不起啥子兴趣。加之我们正在下围棋，茶泡起还未喝，就更不想动身了。

但狼格是个多了不起的哥们，他一下感觉到我们的犹豫，马上在电话里为我们特别补充了一句：是个美女编辑哦。我们都是所谓的好色之徒，当然听不得这样的话？即使一条大龙盘曲在我们的棋盘上惴惴待屠，我们也会往美女那边靠。

，又是旅游，主要以穷艺术家为主的宋庄怎么能够比？ 短暂的停留后，我们又去了小酒馆。这到让我诧异。是唐蕾的小酒馆？我问。是。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回答准确的出于小竹的嘴里。我看着他，想起他的诗“我张大嘴巴”。只是我看见他时，他的嘴巴已经闭上。 唐蕾的小酒馆在一片农田的中间。车停在路边，我们沿着近似于田间小道的泥石路走了几百米，才走进小酒馆。它由几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组成，比许燎原的博物馆简陋了许多，更像我印象中的农家乐。或者它本身就是农家乐。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和唐蕾面对面接触。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抽着中南海香烟。那差不多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南海这个牌子的烟。我去北京后，也开始抽中南海。现在的成都，抽中南的人有好多。我的朋友王镜、狼格、光华和小竹都抽这种烟。王镜抽的是5毫克的，狼格和光华抽的是新版8毫克的，我和小竹抽的是10毫克的。我其实最喜欢抽的应该是老版8毫克的。但是，除了北京，老版8毫克的根本买不到。我只有抽10毫克的。它远远的看上去，有比较像老版8毫克的中南海。 唐蕾抽的中南海究竟是几毫克的我没有印象了，或者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南海还有多少毫克和多少毫克之分。但是我要说，作为成都摇母（成都摇滚音乐的母亲）我还是知道她的一些事情。1999年吧，哇10了，就是我唯一和她单独见面那次，我们就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个女人一条街》。三个女人是指唐蕾（小酒馆，摇滚和音乐）、翟永明（白夜，诗歌和艺术）和杨晓军（老酒吧，流行音乐和媒体），而一条街就是玉林西路（它总共的长度为500米）。遥想当年，三个美女，三家特色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50米。成都的好色之徒，怎么能不把玉林西路喝得到处都是酒。如果我现在问，在成都，在当时，有没有人没有在这条街喝醉过？如果回答是真实的话，应该非常少了。它来了真的就不想走。 我一直觉得唐蕾有文君的风采，全面继承了成都女人的古韵。但是，那天下午，坐在她三圣乡（也许是因为三圣乡）的小酒馆农家乐里，我的确很是失望。这就是成都吗？她带着一群摇滚青年，冲北京、闯上海，然后又回到成都。这也许和成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它是摇滚：它热闹一阵后，又必须沉默一阵。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有游客进入小酒馆，他们问服务员有没有麻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服务员说，我们没有。他的语气非常正常，没有对游客的抱歉感，也没有拒绝麻将的崇高感。也许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他已经养成随便的语气。比如，当我突然心血来潮，问他：有没有摇滚？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我。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瓜。你这个宝器，今天是不是太阳出多了？ 8、周春芽像一只养在美术馆的熊猫，只是可以免费参观 如果说我对三圣乡的小酒馆很是失望，那么我去了周春芽的美术馆后，就应该说是绝望了。沿着山坡而建的一幢幢别墅（我只能说它们是别墅），豪华、清净、意外的舒适。它更适合成都的阴沉天气，巨大的玻璃窗户外，阴沉沉的啥子也看不见。 在成都这些富豪级的画家中，周春芽是最和蔼可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他虽然不喜欢喝酒（石光华说这是他很大的遗憾啊），但却特别喜欢打麻将。人就是这样，在吃喝玩乐这些恶习里，如果沾染上一样，他就不是圣人了，而是可爱的人。如果沾染上两样，他就是讨厌的人。而如果沾染上三样，差不多就是坏人。在我们成都，有许多人样样都沾染，他就超越了坏人，成了这个城市老老实实的居民。再加上全国人民都在说，成都好啊好啊，总有一天，成都真的要被摆翻。根本不存在。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这是诗人柏桦的名句。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废话诗人。在成都这个城市，远远不只一个人。周春芽，何多苓，张小刚，他们均是当今中国美术届产值过亿的画家。在北京，或者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的眼中，他们也许已经淡出前卫的前列，也许架上本来就不前卫，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销售势头。对于艺术，观念是父亲，市场是母亲。 突然接到电话，我必须先离开他们。春芽的好酒和青蛙我吃不成了，他说太遗憾了，就叫他的司机送我。我站在外面等车子时，回头看见那些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感觉它们更像熊猫馆。想到这里，我笑了。我发现周春芽简直就是养在熊猫馆的熊猫。整个成都，把这些稀罕的艺术家，保护在国家AAAA级旅游区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品牌，至少是三圣乡的招牌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唱了好多年了。 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感觉讲给一个朋友听，谁知道她却问我：那你们去看周春芽收不收门票？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依旧老实地回答：不收。她叹了一口气，样子比较忧郁。那还是不如熊猫，她说。看熊猫要花钱的。 成都蓝顶的名气非常的大。但是，根据我这次实地考察，它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比起北京的宋庄、798，它完全是另外一会事。在王烨离开成都前，我们又去了所谓的老蓝顶，它不仅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而且更让我这样认为。在蓝顶，我没有看见蓝色的房顶，我看见的是女画家的跑车以及精致的纯手工提包。 郭燕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她已经在成都居住了好多年。比之她梦幻般的作品，她的画室干净、整洁得更像一个成都女人的客厅。作为紫色世界的建设者，她的作品的价格正在接近成都几个大脑壳的高度。钱对她而言不是问题，她的问题应该是她的颜色本身。在中国，紫色比较黄色虽然不那么正派，但却更有玄机。关键是紫气东来，转眼又去，她是不是能够把握好这一去一来之间“美和修辞手法的平衡（何多苓语）”？ 如果说郭燕的画室干净、整洁，那符曦的画室就更像我平时看见的画室那么乱。她自己说，乱是乱，但好选角度。符曦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有力的肌肉。她对肌肉的沉迷，构成了她现在作品的力度和价值。同样把女性力量化的描写，《啊，她》，让我想起了她横挎在身上的精致的小包。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包时，我以为是香奈儿、古奇之类的名牌，我问她，她说就是成都做的纯手工制品。我发现，成都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堂。 9、在成都，每一天都像梦游 朗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赞同，并为之干了两杯。有一天，我和狼格在白夜，就我们两人，我就问吉木狼格：是不是谁娶了王烨谁就是皇帝？狼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谁穿上皇帝的新衣谁就是皇帝？我想了想，说：也是。谁穿上龙袍谁就是皇帝，至少他正在扮演皇帝。而穿皇帝的新衣，他当然不应该是皇帝，他说不准只是一个疯子。一想到疯子，我又突然觉得不对。赶紧再问狼格：谁敢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去走来？如果敢，他难道不是皇帝？那他是什么？ 他是在梦游。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肯定不是狼格说的。当时，我和狼哥坐在白夜的院子里喝茶，就我们两个人。这话不是狼格说的那又是谁再说？但是狼格肯定地说，那不是他说的。那算我听错了。

 

2、成都是个小城市，但它打的还是不方便

那天运气真好。我们一打算去白夜，就看见一辆空着的出租车从冷清的芳邻路开过来。在成都，一个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八千两出租车。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环保城市。只是一遇周末、节假日和有点小雨的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在成都又特别点多，基本上就很难打到出租。我记得我刚回成都那段时间，经常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我看见那些坐在出租上的人，感觉他们坐的不是出租车，而是洋洋得意的陆上航空母舰。

至少都是飞机。

这依然是成都。警察、城管和媒体在全力打击野的，而需要打车的人，他们在风雨中可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打到车。

所以，我说那天我们运气真好。看见那辆空着的出租后，我赶紧跳下芳邻旧事的露台（就像去年512地震时那样快），拦住了它。几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窄巷子和同仁路的路口。下了车，我们拐进窄巷子，没走几步就到了新白夜。

比较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这个自以为已经很大的国际大都会其实很小。这些年来，历届成都政府都特别着急，为把成都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而呕心沥血。只是我们更喜欢它的小，觉得它小才更像成都，才更方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互相联络、纠缠和走去走来。而我们，至少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吧，我们都是喜欢走去走来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北京的大和成都的小，以及北京的小和成都的大。在北京，我客居北四环一带，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在北四环左右。我在北京近八年，北京对我而言，也就是亚运村、西坝河、南锣鼓巷。我如果去通县，已经算是远足。而成都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晚喝酒，一般都要喝几个地方。从西门到南门，从城中喝到城的边边。这在北京差不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北京人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而成都的我们却是在几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如果不信，请去问北京的黄燎原和成都的石光华。他们是夜酒爱好者，喝的地方多还是少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大小。

成都72大街，108小巷。听老人们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我明白这样一个道路：在成都，人与人的交往比人与自然的交往更重要。站在窄巷子，即使是半夜12点，一个喝酒的人也可以邀约到另外一个喝酒的人。他们穿过半个成都，到新白夜坐下，大声喊：王丽娟，请给我们上半打百威。那声音非常舒服。

在成都梦游 1、从芳邻路开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围棋 2009年3月的一个下午，阴了几天的成都在中午出了点毛毛太阳后，现在又阴了。这就是成都。一年365天，有100是这样的。另100天是纯粹的阴天，还有100天可能出太阳，而其他65天，那要看心情。只是我不知道是天气的心情还是成都人的心情，或者仅仅是因为某个局部，因为它的心情而再定天气的阴晴。 我中午醒来。我每天都是中午才醒来。我醒了后，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窗外的天气。如果天阴，我差不多是倒头再睡。当然，如果天气有点好，我就赶紧起床。比如今天中午，我抬头看天时它正有点亮，我自然也就起床了。 记忆中我昨天似乎是和徐旭辉有约，今天去芳邻路上文康开的酒吧芳邻旧事下围棋。徐是吉木狼格的朋友，也是万夏和李亚伟的学弟，四川甘洛县中学原教师。他早已下海发财，移居成都过着新成都人的休闲生活。那就是喝茶、下围棋和斗地主。 徐和狼格是铁杆的围棋爱好者，我是次铁杆围棋爱好者。我著名的同学王镜是我们围棋圈子中的高手，一个陪着我们热爱围棋的人。这十多二十年来，我们几个围棋青年，已经发展壮大为一群围棋中年。几乎每一个下午，我们都会在成都的茶坊、酒吧下围棋和斗地主。我们从吃了午饭开始，一直耍到天黑。天黑后，我们就到酒吧喝酒。最近这一年多，我们主要活动在新白夜、芳邻旧事和瑞升广场。去年512那天，我们就是在芳邻旧事。地震爆发的瞬间，两个业余高手正在打劫，黑白棋子纠缠在一起没完没了的。其中一个一子落定，抬头问对方你抖啥子？对方说，我没有抖？这时，我们才发现棋桌上的茶杯都抖得哗哗的响。地震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棋的和下棋的纷纷弃棋而逃，跑到路的中间。酒吧的棋桌就在路边，我们几乎没有用几秒就跑了下去。当时地震正震得厉害，远远的芳邻路的前方，一幢新修的大楼被摇得差一点就要倒塌了。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路中。 一眨眼，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一年了，但它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特别是那盘没有下完的围棋，它并没有被封盘，甚至没有被我们记忆。它只是一盘我们永远下不完的围棋。在成都，它也许有许多这样的一盘棋。王镜说，都是臭棋。 某种意义上讲，成都都是臭棋。作为全国著名的棋城，成都严重缺乏围棋的一流高手。特别是超一流的高手，成都几乎没有。这也许还是我们想知道的成都，和它的天气一样，是它非常显著的特色。它喜欢围棋的人也许是全国最多的，但是下得像样的高手却并不那么多。有人说，如果我们在全国选100个人比赛，成都赢不了多少。如果选1000个人比赛，成都肯定会赢一半。它当然是最有名的围棋之城。 那天下午，我和徐旭辉的围棋刚刚下到激烈的时候，就接到狼格的电话。他叫我们去白夜，说是有一家杂志要做成都，请大家过去摆翻他。这些年来，做了成都和想做成都的媒体实在太多。即使我远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常常被问到关于成都的龙门阵。就是在前几天，狼格还委派我为另一家北京的媒体写了两篇关于成都的文章。那是两篇给成都说好话的文章，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骂成都的文章差不多。所以，当我听说又是做成都的事情时，自然提不起啥子兴趣。加之我们正在下围棋，茶泡起还未喝，就更不想动身了。 但狼格是个多了不起的哥们，他一下感觉到我们的犹豫，马上在电话里为我们特别补充了一句：是个美女编辑哦。我们都是所谓的好色之徒，当然听不得这样的话？即使一条大龙盘曲在我们的棋盘上惴惴待屠，我们也会往美女那边靠。 2、成都是个小城市，但它打的还是不方便 那天运气真好。我们一打算去白夜，就看见一辆空着的出租车从冷清的芳邻路开过来。在成都，一个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八千两出租车。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环保城市。只是一遇周末、节假日和有点小雨的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在成都又特别点多，基本上就很难打到出租。我记得我刚回成都那段时间，经常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我看见那些坐在出租上的人，感觉他们坐的不是出租车，而是洋洋得意的陆上航空母舰。至少都是飞机。这依然是成都。警察、城管和媒体在全力打击野的，而需要打车的人，他们在风雨中可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打到车。 所以，我说那天我们运气真好。看见那辆空着的出租后，我赶紧跳下芳邻旧事的露台（就像去年512地震时那样快），拦住了它。几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窄巷子和同仁路的路口。下了车，我们拐进窄巷子，没走几步就到了新白夜。 比较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这个自以为已经很大的国际大都会其实很小。这些年来，历届成都政府都特别着急，为把成都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而呕心沥血。只是我们更喜欢它的小，觉得它小才更像成都，才更方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互相联络、纠缠和走去走来。而我们，至少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吧，我们都是喜欢走去走来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北京的大和成都的小，以及北京的小和成都的大。在北京，我客居北四环一带，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在北四环左右。我在北京近八年，北京对我而言，也就是亚运村、西坝河、南锣鼓巷。我如果去通县，已经算是远足。而成都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晚喝酒，一般都要喝几个地方。从西门到南门，从城中喝到城的边边。这在北京差不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北京人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而成都的我们却是在几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如果不信，请去问北京的黄燎原和成都的石光华。他们是夜酒爱好者，喝的地方多还是少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大小。 成都72大街，108小巷。听老人们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我明白这样一个道路：在成都，人与人的交往比人与自然的交往更重要。站在窄巷子，即使是半夜12点，一个喝酒的人也可以邀约到另外一个喝酒的人。他们穿过半个成都，到新白夜坐下，大声喊：王丽娟，请给我们上半打百威。那声音非常舒服。 3、正在营业，谢绝参观 那天下午，10分钟不到，我们已经在同仁路和窄巷子的路口下了车。拐进窄巷子，走不了几步，就看见新白夜那面透明的玻璃墙。从玻璃墙往内望，阴沉的天色里三棵枇杷树下，四五把椅子安静地摆放着。 即使不是最好的旅游时节，院子里虽然冷清，但在宽窄巷子新铺的两条石板路上，依然晃荡着许多不知道哪是来的游客。他们步履缓慢，一边走一边停足：有时候是抬头仔细阅读院落门墙上题写的介绍文字，有时候是摆出各种姿势照一张照片。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老年游客看介绍文字的多，而年轻游客照相的多。那些院落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门墙也是重新修建的，非常满足游客的需求。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宽巷子和窄巷子。这两条成都普通的街道离我过去的家并不远，有六、七站的公交路程。按理说，我小时候应该去过那里。但现在，当我需要回忆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如这阴沉的天色，见不到阳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新认识一个住在宽巷子的人，我记得他们家就在一个巨大的院子里。据他说，那院子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后来住了11户人。他们一家5口，住这院子里的三间房子。而其中有一间，还是他们家自己搭建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那天我喝醉了，到了他家后没有说上两句话，就趴在他的桌子上睡着了。等我醒后，已是黄昏，我对他说声对不起就走了。出院子时，我在这11户人共用的自来水龙头处差点滑倒。 重新打造宽窄巷子的消息我知道得非常晚。2001年，我离开成都去北京生活后，每年也就回成都耍一个月左右。在这一个月里，我主要晃荡在南边。那是成都的新区，歌舞升平欣欣向荣。对于宽窄巷子，我偶尔去喝过几次茶。它给我的印象，当然比上面谈到的记忆要好多了。特别是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宽巷子陈旧的巷子里，一边喝茶一边与朋友吹牛，也不能说不是另一种感觉。仿佛梦中，却又意外的实在。当然，这对成都这个积极向上的城市而言，的确算得上是资源的浪费。所谓寸土寸金，怎容得宽窄巷子置身世外？2008年，我重新回成都定居时，精心打造的宽窄巷子已经在准备重新开街。 白夜是作为一个著名品牌被引进宽窄巷子的。同时被引进的，还有李亚伟的香积厨，石光华和狼格的上席。中国当代几个最为著名的先锋诗人，突然被定格在两条被重新包装的成都老巷子里。它是有点突然。 上席是新办的一家豪华川菜餐厅，它完全出于石光华和狼格的构思。方案出来后，他们得到成都文旅集团地支持，在资金还没有着落时，就力压许多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窄巷子拿到了一个最大的院子。经过几翻周折，他们最后与四川大学原著名校园诗人、现在的大老板胡晓波合作，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们“诗意的栖居”。据说在最后选择一个香港投资者还是胡晓波时，石光华颇是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权衡，最后靠扔色子确定了后者。大家毕竟都写过诗，便于交流和沟通。这好像是言说的借口，但又怎么不是上帝之手合乎情理的安排呢？现在的上席生意不是预想的那么好，但是两个诗人面对激烈的市场，总算有了自己下围棋和斗地主的心情和时间。 李亚伟办餐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进驻宽巷子后，他搞了两件非常莽汉的事情。一件是他把他的院子里的一件厢房的柱子锯掉，以使厢房改变成完整的大厅。为了这个莽汉行为，他被宽窄巷子管理方成都文旅集团罚了两万块人民币。不仅如此，他还让文旅集团感叹，认为和诗人打交道真是麻烦。只是相比这件事，李亚伟的另一件举动更值得我们摆谈。在宽窄巷子开街时，他亲自出镜，为自己的香积厨拍了一副广告。巨大的画面上，亚伟站在路口，昂着头，赤着足，手里提着一瓶白酒瓶子：一个人民诗人——他以为他是人民诗人，而人民却认为他最多是一个不听话的干儿子——正在迷茫。广告，餐厅和诗人，有机的形成了成都的一个侧面。它有追求，有事情做，但是它依然有点迷茫。 由于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延缓了开街的时间。同样也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开街成了成都的一个巨大的事件。有一件近似于花絮的小插曲，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宽窄巷子开街后，每天的游客几乎把两条巷子挤满。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他们像看稀奇一样，从这个院子进又从另一个院子出。只是超高的人气，却并没有让那些新开的商店生意红火。几天之后，有的酒吧和餐厅在自己的门前挂出了这样的告示：正在营业，谢绝参观。噫吁戏，哇噻。成都好耍哉。 4、玉林西路若相问，请你不要告诉它 白夜和上席不一样，它进驻宽窄巷子前，已经是成都著名的酒吧。11年前，也就是1998年，诗人翟永明和她的闺中密友代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开了这个总面积100平方米的小酒吧。酒吧一开，就已经有了名气。只是这名气并不是因为酒吧的规模和经营特点（比如差不多时间内开张的回归和半打）才有，而完全是因为翟永明这个人。 翟永明是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关于第三代诗人的价值、意义和特色，我在许多地方都有过言说。当然那些言说都是诗歌范围内的，对于我们谈论的成都似乎比较遥远。不过有一点我愿意再说一下，那就是第三代诗人的成长纯粹属于自己的事情，它和这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门，基本上没有关系。就像翟永明这个人，她和中国另一个著名女诗人舒婷比较，那么后者一开始就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她被批判和被肯定均不能改变这一属性），而前者仅仅是、也必然是中国民间的鲜货。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的偏离，应该是第三代诗人群体到今天依然值得追捧地独立精神。 白夜一开始就属于这样的鲜货。在玉林西路狭小的路上，白夜酒吧并不显得突出和热闹，但却总是人影恍惚。一些长头发的画家和一些醉醺醺的诗人，在这间酒吧唯一的卫生间里总有可能要碰撞在一起。他们面对尿池，傻乎乎地共同小便。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文艺青年，即使慕名而来，也会被突然看见的那么多名人而惊讶。而这些让外地文艺青年惊讶的所谓名人，他们喝完酒后，就是穿过玉林西路，也没有一个群众认识他们，更不要说找他们签名合影。我说过，我们是互相著名的一代。 这样的圈子感觉其实非常养人。成都的诗人是这样养大的，成都的画家在没有买到大钱之前也是这样被养大的。白夜就是这样一个养人的地方。在没有白夜的时候，成都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白夜。成都路边的苍蝇馆（小饭店），青石桥万夏他妈的家，川大旁边的冷淡杯，钟鸣川工报的宿舍，以及盐市口转轮街蓝马刘涛的新婚窝子，都是我们冬天相互取暖、夏天相互散凉和春秋下棋打牌的地方。直到后来，社会突然一变，那些地方拆的拆、搬的搬、离的离，大家才发现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客厅。 白夜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在成都，它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客厅之一。100平方米的客厅，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我们喜欢圈子，不喜欢小众、精英——它已经够了。而打从白夜搬到窄巷子成为新白夜之后，这个被政府打造的旅游之地，总是显得生意不那么红火。尽管新白夜新的董事之一、先锋诗人兼企业家王敏努力在新白夜的文气和粉气上下功夫，也没有让它达到预想

 

3、正在营业，谢绝参观

那天下午，10分钟不到，我们已经在同仁路和窄巷子的路口下了车。拐进窄巷子，走不了几步，就看见新白夜那面透明的玻璃墙。从玻璃墙往内望，阴沉的天色里三棵枇杷树下，四五把椅子安静地摆放着。

即使不是最好的旅游时节，院子里虽然冷清，但在宽窄巷子新铺的两条石板路上，依然晃荡着许多不知道哪是来的游客。他们步履缓慢，一边走一边停足：有时候是抬头仔细阅读院落门墙上题写的介绍文字，有时候是摆出各种姿势照一张照片。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老年游客看介绍文字的多，而年轻游客照相的多。那些院落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门墙也是重新修建的，非常满足游客的需求。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宽巷子和窄巷子。这两条成都普通的街道离我过去的家并不远，有六、七站的公交路程。按理说，我小时候应该去过那里。但现在，当我需要回忆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如这阴沉的天色，见不到阳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新认识一个住在宽巷子的人，我记得他们家就在一个巨大的院子里。据他说，那院子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后来住了11户人。他们一家5口，住这院子里的三间房子。而其中有一间，还是他们家自己搭建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那天我喝醉了，到了他家后没有说上两句话，就趴在他的桌子上睡着了。等我醒后，已是黄昏，我对他说声对不起就走了。出院子时，我在这11户人共用的自来水龙头处差点滑倒。

重新打造宽窄巷子的消息我知道得非常晚。2001年，我离开成都去北京生活后，每年也就回成都耍一个月左右。在这一个月里，我主要晃荡在南边。那是成都的新区，歌舞升平欣欣向荣。对于宽窄巷子，我偶尔去喝过几次茶。它给我的印象，当然比上面谈到的记忆要好多了。特别是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宽巷子陈旧的巷子里，一边喝茶一边与朋友吹牛，也不能说不是另一种感觉。仿佛梦中，却又意外的实在。当然，这对成都这个积极向上的城市而言，的确算得上是资源的浪费。所谓寸土寸金，怎容得宽窄巷子置身世外？2008年，我重新回成都定居时，精心打造的宽窄巷子已经在准备重新开街。

白夜是作为一个著名品牌被引进宽窄巷子的。同时被引进的，还有李亚伟的香积厨，石光华和狼格的上席。中国当代几个最为著名的先锋诗人，突然被定格在两条被重新包装的成都老巷子里。它是有点突然。

上席是新办的一家豪华川菜餐厅，它完全出于石光华和狼格的构思。方案出来后，他们得到成都文旅集团地支持，在资金还没有着落时，就力压许多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窄巷子拿到了一个最大的院子。经过几翻周折，他们最后与四川大学原著名校园诗人、现在的大老板胡晓波合作，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们“诗意的栖居”。据说在最后选择一个香港投资者还是胡晓波时，石光华颇是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权衡，最后靠扔色子确定了后者。大家毕竟都写过诗，便于交流和沟通。这好像是言说的借口，但又怎么不是上帝之手合乎情理的安排呢？现在的上席生意不是预想的那么好，但是两个诗人面对激烈的市场，总算有了自己下围棋和斗地主的心情和时间。

李亚伟办餐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进驻宽巷子后，他搞了两件非常莽汉的事情。一件是他把他的院子里的一件厢房的柱子锯掉，以使厢房改变成完整的大厅。为了这个莽汉行为，他被宽窄巷子管理方成都文旅集团罚了两万块人民币。不仅如此，他还让文旅集团感叹，认为和诗人打交道真是麻烦。只是相比这件事，李亚伟的另一件举动更值得我们摆谈。在宽窄巷子开街时，他亲自出镜，为自己的香积厨拍了一副广告。巨大的画面上，亚伟站在路口，昂着头，赤着足，手里提着一瓶白酒瓶子：一个人民诗人——他以为他是人民诗人，而人民却认为他最多是一个不听话的干儿子——正在迷茫。广告，餐厅和诗人，有机的形成了成都的一个侧面。它有追求，有事情做，但是它依然有点迷茫。

的效果。只是它预想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马上就到了白夜11年纪念日。清淡经营11年的白夜，已经是中国诗歌和成都酒吧的一个奇迹。新白夜继承了这个奇迹，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它其实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它再有一个11年，那它一定有一个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所谓诗人，不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人。有了这些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许多人来到宽窄巷子，不是现在这样盲目的观看那些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凭吊根本无法解说的虚构的历史，而是来重温白夜翟永明、王敏的风度，感受香积厨李亚伟的豪情，品尝上席石光华、吉木狼格的简明华贵。对于成都而言，其实需要的就是坚持，而不是做大做强。就像每一个打麻将的成都人，坐在平静的麻将桌上慢慢摸的并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多张，而是在期待惊鸿一闪，摸张集清一色、杠上花和海底捞于一身的牌。这就是成都的激情。 还是回到那天下午，我们接到狼格的电话，匆匆赶到白夜。那天下午，白夜的人特别的多。狼格和石光华当然在，他们是白夜的邻居。2008年下半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他们的客厅和办公室。他们几乎每一个下午都在白夜。李亚伟也在。他现在的饭店离白夜不远，在和窄巷子齐名的宽巷子，只要他在成都，也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来白夜。除了他们之外，我著名的同学王镜也在。他和我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有时间也会来到白夜。我们几个喜欢斗地主和下围棋。近一年来，我们的下午差不多都在白夜度过。 想不到的是何小竹那天也在。他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别说是下午了，就是晚上，我们也很少看见他。王烨就坐在小竹的旁边。我坐下后，狼格就把她介绍给我。北京《华夏地理》的编辑，狼格说。 5、功守兼备：给成都一顶红帽子 谁也不知道我在1985年春天秘密地去过北京，我几乎没有在我的回忆文字里谈论过这件事。当我那天坐在王烨斜对面，和李亚伟、何小竹等谈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谈到它们的差异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 事情是这样的，王烨先说到他们的《华夏地理》杂志。她说在这之前，他们杂志已经做了北京和上海。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本中国的地理杂志，如果它必须关注国内的一个城市的话，它肯定要先从北京和上海开始。即使是一本成都的杂志，它也不得不这样。北京就不摆了，它是我们的首都，那里居住着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他们的光辉形象更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世界著名的电视荧屏上。对于这样的城市，成都和它怎样攀比？而上海，它在非常长的时期是中国时尚的代表，也是中国西洋文化的基地。如果不是香港因为特殊的原因后来居上，上海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自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成都人说，这是当然的。 但现在说到成都。既然说到了成都，成都人内心就有了自己的得意。话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指出，北京是一个奋斗的城市。对于奋斗，从成都人嘴里说出时，味道总有那么点把点幽默。虽然如此，王烨还是笑了。她说他们杂志做的北京，专题就是奋斗。呵呵呵呵，亚伟和小竹都笑了。我想起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一个北京作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名字就叫《奋斗》。在北京，不奋斗行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开始寻找成都的特点。狼格说，成都比较彝族，喜欢晒太阳而不思进去。狼格是彝族，他表达汉语时的机智完全像一个汉人。不仅如此，他的做派也非常的成都。他说了这句话后，就到旁边和王镜他们斗地主去了。 北京是进取的，上海是洋盘的，广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成都是保守休闲的，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但是飘归（北飘归来）首席代表李亚伟却不同意。他说，成都其实是基地组织，是革命训练营和养伤的地方。他列举了诸葛亮九进中原，说打不赢就跑回成都修养，养到自以为兵强马壮就又北上逐鹿。而北人要想入川，几乎难于上青天。 亚伟的话得到了王烨地赞同，并且把它总结为成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我对此也表示支持，而且还现身说法，承认自己去北京八年其实就是为了爱情。爱情是不是功我不知道，但是恋爱失败后就跑回成都，那的确是回来养伤的。心里的伤。亚伟说，古人出川是为了争江山，我们现在出川，就是为了赚钱、赚爱情。说到这里，翟永明从白夜的玻璃门进来，亚伟顿时笑着说，小翟最近也爱去北京，你问她去干什么。 谈话到这时结束。这样严肃地谈话，在成都简直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下午。如果是在晚上，成都人也许会围着酒桌说很多话，但那些话也完全是下酒话。他们即使说得非常认真，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也仅仅是为了下酒。谁要是信了谁倒霉。 斗起，斗起，石光华喊了起来。斗嘛。我和亚伟纷纷应和。过了一会儿，不喜欢斗地主的何小竹对王烨说，我陪你去逛逛宽窄巷子。好的，王烨很高兴。我们的总理。石光华说。 这个时候我说说我吧。1985年春天，我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去北京进一批北京布鞋回成都卖。在北京的那家布鞋厂，我居然看见一顶红色的运动帽，它非常扯眼睛。于是，我就用进布鞋的钱，进了一批红帽子。回成都后，我的朋友问我，他说北京布鞋有名气有市场，北京的这些红帽子谁买？我说你不晓得，今年北京不是一般的流行戴这种红帽子，成都人肯定要跟着赶。为此，我专门为这些红帽子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北京流行红帽子。那时，世界还没有网络，北京究竟流没有流行戴红帽子，成都人不怎么知道。但是在成都，那年却有许多的人戴红帽子。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它最终就必然会成为现实。 6、晚上在小房子，我们卖的是皇后的耳朵 我从北京逃回成都的最初几个月，王镜和狼格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2008年5月7日，我在那里为自己的小说搞了首发式。几天后地震了，我家和狼格家在小房子外的瑞升广场住了10天的帐篷。那个帐篷是我用800元高价购买的，10天后我把它收拾成一坨，放在我家的阳台上。 小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女人，姓杜，有时候我们叫她杜姐，有时候我们又叫她表姐。因为狼格叫她表姐。狼格说，她是我们诗歌的表姐。作为小房子酒吧的女主人，她的穿衣打扮一看就像这个酒吧主人。不求时尚华贵，偏爱独特，假装不修边幅。她过去也许不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像她现在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妇女，但她的气质里却透露出金属的锈迹，弥漫着色彩的异味。非常少，也才非常能够主持小房子，而成为诗歌的表姐。 王烨来成都的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反正是我见她的第二次，小竹请我们在川江号子吃火锅。吃完火锅后，我们就近去了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因为这个城市小，所以大家更懒得跑。这个时候，如果谁提议我们去窄巷子的白夜，我们肯定会说好远哦。当然，白夜的主人如果在，那又另当别论。 所谓瑞升广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在两栋楼房之间空出的空地，它只是比一般的空地要宽一些，并且做了简单的绿化。再加上空地两边的楼房的一楼，都开着茶房和酒吧，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下午晒太阳和晚上喝酒的休闲场所。广场的前端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一到黄昏就有许多半老徐娘在那里跳舞。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现象，并不只成都才有。但是穿过这些风姿徐娘，我们就坐在小房子的门前喝酒，却只能是成都一绝。 何小竹坐在小房子门前，几乎就像坐在他自己家的门前。我不敢说他认识每一个来小房子喝酒的人，但至少有一半都在和他打招呼。特别是几个美女，一会儿跑到我们的酒桌旁坐下，一会儿又把小竹叫过去。小房子有许多的文青，而文青的偶像何小竹自然如鱼得水。那天晚上，王烨说她发现小竹喝酒也很疯。我们为她的发现喝了一杯。 成都是个语言的城市，成都人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摆翻他。那天在小房子喝酒，王烨从自己的耳朵开始感觉到这一点。关于王烨的耳朵，狼格说那是皇后的耳朵。狼格为自己的这一命名非常得意，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记得至少我和小竹、王镜、张三都觉得这个命名特别精彩，并为之至少喝了两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同，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端起酒为他喝一杯。在成都，我们每天都这样把自己灌醉。 也许因为说的是王烨，即使只是说的她的耳朵，即使她非常高兴，也突然羞怯起来。为了转移话题，她问到我三十多年前的Y咖啡。她问我，在Y咖啡你们除了卖咖啡也卖酒？活该她落入语言的盆地，就算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我们的话语。我盯着她，认真地回答：1985年冬天，我们的Y咖啡不卖咖啡也不卖酒。那你们卖什么？她继续问。我们卖皇后的耳朵。我说。 王烨认为我的回答和她的追问没有逻辑关系，而我却告诉她它们之间关系明确。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听了认为我的解释合理，你就连干三杯怎样？王烨说，好。 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狼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我们均表示赞同，因为赞同我们每人干了至少两杯酒（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杯子六杯怎么说也有一瓶），而一瓶酒在这里卖10元，那这句皇后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卖了10元？这个道理我想的清楚，王烨说。只是它和Y咖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我告诉王烨，刚才卖的皇后的耳朵当然并不是皇后的耳朵，甚至也不是王烨的耳朵，它仅仅是狼格的一句话。我说我们的Y咖啡卖的是皇后的耳朵，就是说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语言。比如我们店里有一种爱情咖啡，在当时我们就卖5元。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爱情咖啡，我们只是为加入了苦丁茶的咖啡取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这个爱情咖啡特别受女人欢迎，许多正在爱情或者正准备爱情或者被爱情伤害的女人，都会在我们Y咖啡喝至少两杯以上的爱情咖啡。曾经有位失恋的女人，她一口气喝了10杯咖啡加苦丁茶的爱情。那是50元啊，1985年，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说王烨，我们卖的是不是语言？是不是皇后的耳朵。王烨想了想，说，那我喝三杯。我本来想陪王烨喝一杯，她让我不要喝。她说她想把这杯酒卖给我，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是Y咖啡？我说我买了。 1985年的成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色，甚至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也没有。在西大街18号，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晚上不营业，我就联合万夏用这个空间来办咖啡店。Y是用的英语字母Y的读音，其意思在成都话里大家都明白。所谓Y，就是不怎么正、有点邪门、有点骗人、有点水（不认真）的意思。在成都，人们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和一件事以及一个地方。比如某人有点Y，这事有点Y，或者那个地方太Y了。我们的咖啡店，墙壁上挂着纺织厂印布用的底布，有一长两短三张桌子，桌子的玻璃下面压着稀奇古怪的诗句，当然是很Y。石光华就说，简直是个Y咖啡店。所以就叫Y咖啡。摆翻他。能够把语言搞成这样，也只有成都才可以。 7、小酒馆没有麻将，也没有摇滚 应该是3月23日的中午，我站在肖家河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感谢上帝，我说。我要去祖母厨房，何小竹、石光华、王烨和陈新宇在那里等我。我们约好了，今天去三圣乡。他们说那是新蓝顶，住着周春芽等好多画家。是不是像北京的宋庄？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好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 对。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们，主要是石光华和小竹，我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我肯定听见有人在回答。对。那个字干脆，有点轻。 阳光很好啊，我眯着眼睛，懒懒地坐在陈新宇三菱越野的副架上。小竹、光华和王烨依次坐在后排。我一直迷惑，他们为什么不让美女王烨坐在中间？有两次，我已经回过头去，我想问这个问题。那天阳光很好，车厢里非常明亮。为什么他们不让美女坐在中间，我最后没有问。因为我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听见了王烨说：到了？不只是王烨觉得太快了，就是我都觉得太快了。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宋庄，好像也是中午出发的。当时我住在西坝河的光熙门北里，竖住在通县。我们约好在通县北苑汇合。宋庄属于通县的一个镇。出门后，我先打的去东直门换乘地铁。环城线、一号线、八通线，上了下、下了又上。在通线的北苑见到竖后，我们又叫了一辆野的。50。野的说。30。竖还价。不走，30公里啊。野的说。那40。我说。走吧。野的说。就算为艺术家服务。三圣乡显然和宋庄不一样。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许燎原陶瓷博物馆。我因为光华的原因，十多年前我见过这人。挺老实的，留着俗气的胡子。据说是为一家酒厂做了一个酒瓶子，而有了钱和有了名气。真了不起。除了写诗，谁有名了都会有钱。全世界是这样，成都也不离外。 我没有进博物馆，而是去了博物馆后面的茶园。茶园的装修看上去比较华丽，高大的回廊比我以前看见的农家乐气派多了。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打牌、晒太阳，也有人还在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豪华的农家乐。我想起了宋庄。穿过北方农村的一群土墙房子，在一排桦树后面，有一栋西式小楼。竖告诉我，那是方力钧的院子。 三圣乡比宋庄的人气旺多了。当然，主要是旺了许多的游客。在许燎原的博物馆外面，非常醒目地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国家AAAA级旅游区。又是国家

由于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延缓了开街的时间。同样也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开街成了成都的一个巨大的事件。有一件近似于花絮的小插曲，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宽窄巷子开街后，每天的游客几乎把两条巷子挤满。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他们像看稀奇一样，从这个院子进又从另一个院子出。只是超高的人气，却并没有让那些新开的商店生意红火。几天之后，有的酒吧和餐厅在自己的门前挂出了这样的告示：正在营业，谢绝参观。

噫吁戏，哇噻。成都好耍哉。

 

在成都梦游 1、从芳邻路开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围棋 2009年3月的一个下午，阴了几天的成都在中午出了点毛毛太阳后，现在又阴了。这就是成都。一年365天，有100是这样的。另100天是纯粹的阴天，还有100天可能出太阳，而其他65天，那要看心情。只是我不知道是天气的心情还是成都人的心情，或者仅仅是因为某个局部，因为它的心情而再定天气的阴晴。 我中午醒来。我每天都是中午才醒来。我醒了后，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窗外的天气。如果天阴，我差不多是倒头再睡。当然，如果天气有点好，我就赶紧起床。比如今天中午，我抬头看天时它正有点亮，我自然也就起床了。 记忆中我昨天似乎是和徐旭辉有约，今天去芳邻路上文康开的酒吧芳邻旧事下围棋。徐是吉木狼格的朋友，也是万夏和李亚伟的学弟，四川甘洛县中学原教师。他早已下海发财，移居成都过着新成都人的休闲生活。那就是喝茶、下围棋和斗地主。 徐和狼格是铁杆的围棋爱好者，我是次铁杆围棋爱好者。我著名的同学王镜是我们围棋圈子中的高手，一个陪着我们热爱围棋的人。这十多二十年来，我们几个围棋青年，已经发展壮大为一群围棋中年。几乎每一个下午，我们都会在成都的茶坊、酒吧下围棋和斗地主。我们从吃了午饭开始，一直耍到天黑。天黑后，我们就到酒吧喝酒。最近这一年多，我们主要活动在新白夜、芳邻旧事和瑞升广场。去年512那天，我们就是在芳邻旧事。地震爆发的瞬间，两个业余高手正在打劫，黑白棋子纠缠在一起没完没了的。其中一个一子落定，抬头问对方你抖啥子？对方说，我没有抖？这时，我们才发现棋桌上的茶杯都抖得哗哗的响。地震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棋的和下棋的纷纷弃棋而逃，跑到路的中间。酒吧的棋桌就在路边，我们几乎没有用几秒就跑了下去。当时地震正震得厉害，远远的芳邻路的前方，一幢新修的大楼被摇得差一点就要倒塌了。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路中。 一眨眼，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一年了，但它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特别是那盘没有下完的围棋，它并没有被封盘，甚至没有被我们记忆。它只是一盘我们永远下不完的围棋。在成都，它也许有许多这样的一盘棋。王镜说，都是臭棋。 某种意义上讲，成都都是臭棋。作为全国著名的棋城，成都严重缺乏围棋的一流高手。特别是超一流的高手，成都几乎没有。这也许还是我们想知道的成都，和它的天气一样，是它非常显著的特色。它喜欢围棋的人也许是全国最多的，但是下得像样的高手却并不那么多。有人说，如果我们在全国选100个人比赛，成都赢不了多少。如果选1000个人比赛，成都肯定会赢一半。它当然是最有名的围棋之城。 那天下午，我和徐旭辉的围棋刚刚下到激烈的时候，就接到狼格的电话。他叫我们去白夜，说是有一家杂志要做成都，请大家过去摆翻他。这些年来，做了成都和想做成都的媒体实在太多。即使我远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常常被问到关于成都的龙门阵。就是在前几天，狼格还委派我为另一家北京的媒体写了两篇关于成都的文章。那是两篇给成都说好话的文章，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骂成都的文章差不多。所以，当我听说又是做成都的事情时，自然提不起啥子兴趣。加之我们正在下围棋，茶泡起还未喝，就更不想动身了。 但狼格是个多了不起的哥们，他一下感觉到我们的犹豫，马上在电话里为我们特别补充了一句：是个美女编辑哦。我们都是所谓的好色之徒，当然听不得这样的话？即使一条大龙盘曲在我们的棋盘上惴惴待屠，我们也会往美女那边靠。 2、成都是个小城市，但它打的还是不方便 那天运气真好。我们一打算去白夜，就看见一辆空着的出租车从冷清的芳邻路开过来。在成都，一个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八千两出租车。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环保城市。只是一遇周末、节假日和有点小雨的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在成都又特别点多，基本上就很难打到出租。我记得我刚回成都那段时间，经常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我看见那些坐在出租上的人，感觉他们坐的不是出租车，而是洋洋得意的陆上航空母舰。至少都是飞机。这依然是成都。警察、城管和媒体在全力打击野的，而需要打车的人，他们在风雨中可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打到车。 所以，我说那天我们运气真好。看见那辆空着的出租后，我赶紧跳下芳邻旧事的露台（就像去年512地震时那样快），拦住了它。几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窄巷子和同仁路的路口。下了车，我们拐进窄巷子，没走几步就到了新白夜。 比较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这个自以为已经很大的国际大都会其实很小。这些年来，历届成都政府都特别着急，为把成都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而呕心沥血。只是我们更喜欢它的小，觉得它小才更像成都，才更方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互相联络、纠缠和走去走来。而我们，至少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吧，我们都是喜欢走去走来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北京的大和成都的小，以及北京的小和成都的大。在北京，我客居北四环一带，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在北四环左右。我在北京近八年，北京对我而言，也就是亚运村、西坝河、南锣鼓巷。我如果去通县，已经算是远足。而成都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晚喝酒，一般都要喝几个地方。从西门到南门，从城中喝到城的边边。这在北京差不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北京人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而成都的我们却是在几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如果不信，请去问北京的黄燎原和成都的石光华。他们是夜酒爱好者，喝的地方多还是少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大小。 成都72大街，108小巷。听老人们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我明白这样一个道路：在成都，人与人的交往比人与自然的交往更重要。站在窄巷子，即使是半夜12点，一个喝酒的人也可以邀约到另外一个喝酒的人。他们穿过半个成都，到新白夜坐下，大声喊：王丽娟，请给我们上半打百威。那声音非常舒服。 3、正在营业，谢绝参观 那天下午，10分钟不到，我们已经在同仁路和窄巷子的路口下了车。拐进窄巷子，走不了几步，就看见新白夜那面透明的玻璃墙。从玻璃墙往内望，阴沉的天色里三棵枇杷树下，四五把椅子安静地摆放着。 即使不是最好的旅游时节，院子里虽然冷清，但在宽窄巷子新铺的两条石板路上，依然晃荡着许多不知道哪是来的游客。他们步履缓慢，一边走一边停足：有时候是抬头仔细阅读院落门墙上题写的介绍文字，有时候是摆出各种姿势照一张照片。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老年游客看介绍文字的多，而年轻游客照相的多。那些院落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门墙也是重新修建的，非常满足游客的需求。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宽巷子和窄巷子。这两条成都普通的街道离我过去的家并不远，有六、七站的公交路程。按理说，我小时候应该去过那里。但现在，当我需要回忆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如这阴沉的天色，见不到阳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新认识一个住在宽巷子的人，我记得他们家就在一个巨大的院子里。据他说，那院子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后来住了11户人。他们一家5口，住这院子里的三间房子。而其中有一间，还是他们家自己搭建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那天我喝醉了，到了他家后没有说上两句话，就趴在他的桌子上睡着了。等我醒后，已是黄昏，我对他说声对不起就走了。出院子时，我在这11户人共用的自来水龙头处差点滑倒。 重新打造宽窄巷子的消息我知道得非常晚。2001年，我离开成都去北京生活后，每年也就回成都耍一个月左右。在这一个月里，我主要晃荡在南边。那是成都的新区，歌舞升平欣欣向荣。对于宽窄巷子，我偶尔去喝过几次茶。它给我的印象，当然比上面谈到的记忆要好多了。特别是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宽巷子陈旧的巷子里，一边喝茶一边与朋友吹牛，也不能说不是另一种感觉。仿佛梦中，却又意外的实在。当然，这对成都这个积极向上的城市而言，的确算得上是资源的浪费。所谓寸土寸金，怎容得宽窄巷子置身世外？2008年，我重新回成都定居时，精心打造的宽窄巷子已经在准备重新开街。 白夜是作为一个著名品牌被引进宽窄巷子的。同时被引进的，还有李亚伟的香积厨，石光华和狼格的上席。中国当代几个最为著名的先锋诗人，突然被定格在两条被重新包装的成都老巷子里。它是有点突然。 上席是新办的一家豪华川菜餐厅，它完全出于石光华和狼格的构思。方案出来后，他们得到成都文旅集团地支持，在资金还没有着落时，就力压许多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窄巷子拿到了一个最大的院子。经过几翻周折，他们最后与四川大学原著名校园诗人、现在的大老板胡晓波合作，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们“诗意的栖居”。据说在最后选择一个香港投资者还是胡晓波时，石光华颇是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权衡，最后靠扔色子确定了后者。大家毕竟都写过诗，便于交流和沟通。这好像是言说的借口，但又怎么不是上帝之手合乎情理的安排呢？现在的上席生意不是预想的那么好，但是两个诗人面对激烈的市场，总算有了自己下围棋和斗地主的心情和时间。 李亚伟办餐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进驻宽巷子后，他搞了两件非常莽汉的事情。一件是他把他的院子里的一件厢房的柱子锯掉，以使厢房改变成完整的大厅。为了这个莽汉行为，他被宽窄巷子管理方成都文旅集团罚了两万块人民币。不仅如此，他还让文旅集团感叹，认为和诗人打交道真是麻烦。只是相比这件事，李亚伟的另一件举动更值得我们摆谈。在宽窄巷子开街时，他亲自出镜，为自己的香积厨拍了一副广告。巨大的画面上，亚伟站在路口，昂着头，赤着足，手里提着一瓶白酒瓶子：一个人民诗人——他以为他是人民诗人，而人民却认为他最多是一个不听话的干儿子——正在迷茫。广告，餐厅和诗人，有机的形成了成都的一个侧面。它有追求，有事情做，但是它依然有点迷茫。 由于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延缓了开街的时间。同样也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开街成了成都的一个巨大的事件。有一件近似于花絮的小插曲，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宽窄巷子开街后，每天的游客几乎把两条巷子挤满。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他们像看稀奇一样，从这个院子进又从另一个院子出。只是超高的人气，却并没有让那些新开的商店生意红火。几天之后，有的酒吧和餐厅在自己的门前挂出了这样的告示：正在营业，谢绝参观。噫吁戏，哇噻。成都好耍哉。 4、玉林西路若相问，请你不要告诉它 白夜和上席不一样，它进驻宽窄巷子前，已经是成都著名的酒吧。11年前，也就是1998年，诗人翟永明和她的闺中密友代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开了这个总面积100平方米的小酒吧。酒吧一开，就已经有了名气。只是这名气并不是因为酒吧的规模和经营特点（比如差不多时间内开张的回归和半打）才有，而完全是因为翟永明这个人。 翟永明是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关于第三代诗人的价值、意义和特色，我在许多地方都有过言说。当然那些言说都是诗歌范围内的，对于我们谈论的成都似乎比较遥远。不过有一点我愿意再说一下，那就是第三代诗人的成长纯粹属于自己的事情，它和这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门，基本上没有关系。就像翟永明这个人，她和中国另一个著名女诗人舒婷比较，那么后者一开始就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她被批判和被肯定均不能改变这一属性），而前者仅仅是、也必然是中国民间的鲜货。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的偏离，应该是第三代诗人群体到今天依然值得追捧地独立精神。 白夜一开始就属于这样的鲜货。在玉林西路狭小的路上，白夜酒吧并不显得突出和热闹，但却总是人影恍惚。一些长头发的画家和一些醉醺醺的诗人，在这间酒吧唯一的卫生间里总有可能要碰撞在一起。他们面对尿池，傻乎乎地共同小便。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文艺青年，即使慕名而来，也会被突然看见的那么多名人而惊讶。而这些让外地文艺青年惊讶的所谓名人，他们喝完酒后，就是穿过玉林西路，也没有一个群众认识他们，更不要说找他们签名合影。我说过，我们是互相著名的一代。 这样的圈子感觉其实非常养人。成都的诗人是这样养大的，成都的画家在没有买到大钱之前也是这样被养大的。白夜就是这样一个养人的地方。在没有白夜的时候，成都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白夜。成都路边的苍蝇馆（小饭店），青石桥万夏他妈的家，川大旁边的冷淡杯，钟鸣川工报的宿舍，以及盐市口转轮街蓝马刘涛的新婚窝子，都是我们冬天相互取暖、夏天相互散凉和春秋下棋打牌的地方。直到后来，社会突然一变，那些地方拆的拆、搬的搬、离的离，大家才发现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客厅。 白夜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在成都，它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客厅之一。100平方米的客厅，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我们喜欢圈子，不喜欢小众、精英——它已经够了。而打从白夜搬到窄巷子成为新白夜之后，这个被政府打造的旅游之地，总是显得生意不那么红火。尽管新白夜新的董事之一、先锋诗人兼企业家王敏努力在新白夜的文气和粉气上下功夫，也没有让它达到预想

4、玉林西路若相问，请你不要告诉它

白夜和上席不一样，它进驻宽窄巷子前，已经是成都著名的酒吧。11年前，也就是1998年，诗人翟永明和她的闺中密友代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开了这个总面积100平方米的小酒吧。酒吧一开，就已经有了名气。只是这名气并不是因为酒吧的规模和经营特点（比如差不多时间内开张的回归和半打）才有，而完全是因为翟永明这个人。

翟永明是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关于第三代诗人的价值、意义和特色，我在许多地方都有过言说。当然那些言说都是诗歌范围内的，对于我们谈论的成都似乎比较遥远。不过有一点我愿意再说一下，那就是第三代诗人的成长纯粹属于自己的事情，它和这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门，基本上没有关系。就像翟永明这个人，她和中国另一个著名女诗人舒婷比较，那么后者一开始就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她被批判和被肯定均不能改变这一属性），而前者仅仅是、也必然是中国民间的鲜货。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的偏离，应该是第三代诗人群体到今天依然值得追捧地独立精神。

在成都梦游 1、从芳邻路开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围棋 2009年3月的一个下午，阴了几天的成都在中午出了点毛毛太阳后，现在又阴了。这就是成都。一年365天，有100是这样的。另100天是纯粹的阴天，还有100天可能出太阳，而其他65天，那要看心情。只是我不知道是天气的心情还是成都人的心情，或者仅仅是因为某个局部，因为它的心情而再定天气的阴晴。 我中午醒来。我每天都是中午才醒来。我醒了后，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窗外的天气。如果天阴，我差不多是倒头再睡。当然，如果天气有点好，我就赶紧起床。比如今天中午，我抬头看天时它正有点亮，我自然也就起床了。 记忆中我昨天似乎是和徐旭辉有约，今天去芳邻路上文康开的酒吧芳邻旧事下围棋。徐是吉木狼格的朋友，也是万夏和李亚伟的学弟，四川甘洛县中学原教师。他早已下海发财，移居成都过着新成都人的休闲生活。那就是喝茶、下围棋和斗地主。 徐和狼格是铁杆的围棋爱好者，我是次铁杆围棋爱好者。我著名的同学王镜是我们围棋圈子中的高手，一个陪着我们热爱围棋的人。这十多二十年来，我们几个围棋青年，已经发展壮大为一群围棋中年。几乎每一个下午，我们都会在成都的茶坊、酒吧下围棋和斗地主。我们从吃了午饭开始，一直耍到天黑。天黑后，我们就到酒吧喝酒。最近这一年多，我们主要活动在新白夜、芳邻旧事和瑞升广场。去年512那天，我们就是在芳邻旧事。地震爆发的瞬间，两个业余高手正在打劫，黑白棋子纠缠在一起没完没了的。其中一个一子落定，抬头问对方你抖啥子？对方说，我没有抖？这时，我们才发现棋桌上的茶杯都抖得哗哗的响。地震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棋的和下棋的纷纷弃棋而逃，跑到路的中间。酒吧的棋桌就在路边，我们几乎没有用几秒就跑了下去。当时地震正震得厉害，远远的芳邻路的前方，一幢新修的大楼被摇得差一点就要倒塌了。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路中。 一眨眼，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一年了，但它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特别是那盘没有下完的围棋，它并没有被封盘，甚至没有被我们记忆。它只是一盘我们永远下不完的围棋。在成都，它也许有许多这样的一盘棋。王镜说，都是臭棋。 某种意义上讲，成都都是臭棋。作为全国著名的棋城，成都严重缺乏围棋的一流高手。特别是超一流的高手，成都几乎没有。这也许还是我们想知道的成都，和它的天气一样，是它非常显著的特色。它喜欢围棋的人也许是全国最多的，但是下得像样的高手却并不那么多。有人说，如果我们在全国选100个人比赛，成都赢不了多少。如果选1000个人比赛，成都肯定会赢一半。它当然是最有名的围棋之城。 那天下午，我和徐旭辉的围棋刚刚下到激烈的时候，就接到狼格的电话。他叫我们去白夜，说是有一家杂志要做成都，请大家过去摆翻他。这些年来，做了成都和想做成都的媒体实在太多。即使我远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常常被问到关于成都的龙门阵。就是在前几天，狼格还委派我为另一家北京的媒体写了两篇关于成都的文章。那是两篇给成都说好话的文章，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骂成都的文章差不多。所以，当我听说又是做成都的事情时，自然提不起啥子兴趣。加之我们正在下围棋，茶泡起还未喝，就更不想动身了。 但狼格是个多了不起的哥们，他一下感觉到我们的犹豫，马上在电话里为我们特别补充了一句：是个美女编辑哦。我们都是所谓的好色之徒，当然听不得这样的话？即使一条大龙盘曲在我们的棋盘上惴惴待屠，我们也会往美女那边靠。 2、成都是个小城市，但它打的还是不方便 那天运气真好。我们一打算去白夜，就看见一辆空着的出租车从冷清的芳邻路开过来。在成都，一个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八千两出租车。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环保城市。只是一遇周末、节假日和有点小雨的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在成都又特别点多，基本上就很难打到出租。我记得我刚回成都那段时间，经常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我看见那些坐在出租上的人，感觉他们坐的不是出租车，而是洋洋得意的陆上航空母舰。至少都是飞机。这依然是成都。警察、城管和媒体在全力打击野的，而需要打车的人，他们在风雨中可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打到车。 所以，我说那天我们运气真好。看见那辆空着的出租后，我赶紧跳下芳邻旧事的露台（就像去年512地震时那样快），拦住了它。几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窄巷子和同仁路的路口。下了车，我们拐进窄巷子，没走几步就到了新白夜。 比较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这个自以为已经很大的国际大都会其实很小。这些年来，历届成都政府都特别着急，为把成都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而呕心沥血。只是我们更喜欢它的小，觉得它小才更像成都，才更方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互相联络、纠缠和走去走来。而我们，至少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吧，我们都是喜欢走去走来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北京的大和成都的小，以及北京的小和成都的大。在北京，我客居北四环一带，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在北四环左右。我在北京近八年，北京对我而言，也就是亚运村、西坝河、南锣鼓巷。我如果去通县，已经算是远足。而成都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晚喝酒，一般都要喝几个地方。从西门到南门，从城中喝到城的边边。这在北京差不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北京人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而成都的我们却是在几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如果不信，请去问北京的黄燎原和成都的石光华。他们是夜酒爱好者，喝的地方多还是少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大小。 成都72大街，108小巷。听老人们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我明白这样一个道路：在成都，人与人的交往比人与自然的交往更重要。站在窄巷子，即使是半夜12点，一个喝酒的人也可以邀约到另外一个喝酒的人。他们穿过半个成都，到新白夜坐下，大声喊：王丽娟，请给我们上半打百威。那声音非常舒服。 3、正在营业，谢绝参观 那天下午，10分钟不到，我们已经在同仁路和窄巷子的路口下了车。拐进窄巷子，走不了几步，就看见新白夜那面透明的玻璃墙。从玻璃墙往内望，阴沉的天色里三棵枇杷树下，四五把椅子安静地摆放着。 即使不是最好的旅游时节，院子里虽然冷清，但在宽窄巷子新铺的两条石板路上，依然晃荡着许多不知道哪是来的游客。他们步履缓慢，一边走一边停足：有时候是抬头仔细阅读院落门墙上题写的介绍文字，有时候是摆出各种姿势照一张照片。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老年游客看介绍文字的多，而年轻游客照相的多。那些院落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门墙也是重新修建的，非常满足游客的需求。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宽巷子和窄巷子。这两条成都普通的街道离我过去的家并不远，有六、七站的公交路程。按理说，我小时候应该去过那里。但现在，当我需要回忆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如这阴沉的天色，见不到阳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新认识一个住在宽巷子的人，我记得他们家就在一个巨大的院子里。据他说，那院子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后来住了11户人。他们一家5口，住这院子里的三间房子。而其中有一间，还是他们家自己搭建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那天我喝醉了，到了他家后没有说上两句话，就趴在他的桌子上睡着了。等我醒后，已是黄昏，我对他说声对不起就走了。出院子时，我在这11户人共用的自来水龙头处差点滑倒。 重新打造宽窄巷子的消息我知道得非常晚。2001年，我离开成都去北京生活后，每年也就回成都耍一个月左右。在这一个月里，我主要晃荡在南边。那是成都的新区，歌舞升平欣欣向荣。对于宽窄巷子，我偶尔去喝过几次茶。它给我的印象，当然比上面谈到的记忆要好多了。特别是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宽巷子陈旧的巷子里，一边喝茶一边与朋友吹牛，也不能说不是另一种感觉。仿佛梦中，却又意外的实在。当然，这对成都这个积极向上的城市而言，的确算得上是资源的浪费。所谓寸土寸金，怎容得宽窄巷子置身世外？2008年，我重新回成都定居时，精心打造的宽窄巷子已经在准备重新开街。 白夜是作为一个著名品牌被引进宽窄巷子的。同时被引进的，还有李亚伟的香积厨，石光华和狼格的上席。中国当代几个最为著名的先锋诗人，突然被定格在两条被重新包装的成都老巷子里。它是有点突然。 上席是新办的一家豪华川菜餐厅，它完全出于石光华和狼格的构思。方案出来后，他们得到成都文旅集团地支持，在资金还没有着落时，就力压许多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窄巷子拿到了一个最大的院子。经过几翻周折，他们最后与四川大学原著名校园诗人、现在的大老板胡晓波合作，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们“诗意的栖居”。据说在最后选择一个香港投资者还是胡晓波时，石光华颇是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权衡，最后靠扔色子确定了后者。大家毕竟都写过诗，便于交流和沟通。这好像是言说的借口，但又怎么不是上帝之手合乎情理的安排呢？现在的上席生意不是预想的那么好，但是两个诗人面对激烈的市场，总算有了自己下围棋和斗地主的心情和时间。 李亚伟办餐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进驻宽巷子后，他搞了两件非常莽汉的事情。一件是他把他的院子里的一件厢房的柱子锯掉，以使厢房改变成完整的大厅。为了这个莽汉行为，他被宽窄巷子管理方成都文旅集团罚了两万块人民币。不仅如此，他还让文旅集团感叹，认为和诗人打交道真是麻烦。只是相比这件事，李亚伟的另一件举动更值得我们摆谈。在宽窄巷子开街时，他亲自出镜，为自己的香积厨拍了一副广告。巨大的画面上，亚伟站在路口，昂着头，赤着足，手里提着一瓶白酒瓶子：一个人民诗人——他以为他是人民诗人，而人民却认为他最多是一个不听话的干儿子——正在迷茫。广告，餐厅和诗人，有机的形成了成都的一个侧面。它有追求，有事情做，但是它依然有点迷茫。 由于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延缓了开街的时间。同样也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开街成了成都的一个巨大的事件。有一件近似于花絮的小插曲，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宽窄巷子开街后，每天的游客几乎把两条巷子挤满。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他们像看稀奇一样，从这个院子进又从另一个院子出。只是超高的人气，却并没有让那些新开的商店生意红火。几天之后，有的酒吧和餐厅在自己的门前挂出了这样的告示：正在营业，谢绝参观。噫吁戏，哇噻。成都好耍哉。 4、玉林西路若相问，请你不要告诉它 白夜和上席不一样，它进驻宽窄巷子前，已经是成都著名的酒吧。11年前，也就是1998年，诗人翟永明和她的闺中密友代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开了这个总面积100平方米的小酒吧。酒吧一开，就已经有了名气。只是这名气并不是因为酒吧的规模和经营特点（比如差不多时间内开张的回归和半打）才有，而完全是因为翟永明这个人。 翟永明是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关于第三代诗人的价值、意义和特色，我在许多地方都有过言说。当然那些言说都是诗歌范围内的，对于我们谈论的成都似乎比较遥远。不过有一点我愿意再说一下，那就是第三代诗人的成长纯粹属于自己的事情，它和这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门，基本上没有关系。就像翟永明这个人，她和中国另一个著名女诗人舒婷比较，那么后者一开始就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她被批判和被肯定均不能改变这一属性），而前者仅仅是、也必然是中国民间的鲜货。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的偏离，应该是第三代诗人群体到今天依然值得追捧地独立精神。 白夜一开始就属于这样的鲜货。在玉林西路狭小的路上，白夜酒吧并不显得突出和热闹，但却总是人影恍惚。一些长头发的画家和一些醉醺醺的诗人，在这间酒吧唯一的卫生间里总有可能要碰撞在一起。他们面对尿池，傻乎乎地共同小便。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文艺青年，即使慕名而来，也会被突然看见的那么多名人而惊讶。而这些让外地文艺青年惊讶的所谓名人，他们喝完酒后，就是穿过玉林西路，也没有一个群众认识他们，更不要说找他们签名合影。我说过，我们是互相著名的一代。 这样的圈子感觉其实非常养人。成都的诗人是这样养大的，成都的画家在没有买到大钱之前也是这样被养大的。白夜就是这样一个养人的地方。在没有白夜的时候，成都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白夜。成都路边的苍蝇馆（小饭店），青石桥万夏他妈的家，川大旁边的冷淡杯，钟鸣川工报的宿舍，以及盐市口转轮街蓝马刘涛的新婚窝子，都是我们冬天相互取暖、夏天相互散凉和春秋下棋打牌的地方。直到后来，社会突然一变，那些地方拆的拆、搬的搬、离的离，大家才发现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客厅。 白夜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在成都，它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客厅之一。100平方米的客厅，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我们喜欢圈子，不喜欢小众、精英——它已经够了。而打从白夜搬到窄巷子成为新白夜之后，这个被政府打造的旅游之地，总是显得生意不那么红火。尽管新白夜新的董事之一、先锋诗人兼企业家王敏努力在新白夜的文气和粉气上下功夫，也没有让它达到预想

白夜一开始就属于这样的鲜货。在玉林西路狭小的路上，白夜酒吧并不显得突出和热闹，但却总是人影恍惚。一些长头发的画家和一些醉醺醺的诗人，在这间酒吧唯一的卫生间里总有可能要碰撞在一起。他们面对尿池，傻乎乎地共同小便。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文艺青年，即使慕名而来，也会被突然看见的那么多名人而惊讶。而这些让外地文艺青年惊讶的所谓名人，他们喝完酒后，就是穿过玉林西路，也没有一个群众认识他们，更不要说找他们签名合影。我说过，我们是互相著名的一代。

这样的圈子感觉其实非常养人。成都的诗人是这样养大的，成都的画家在没有买到大钱之前也是这样被养大的。白夜就是这样一个养人的地方。在没有白夜的时候，成都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白夜。成都路边的苍蝇馆（小饭店），青石桥万夏他妈的家，川大旁边的冷淡杯，钟鸣川工报的宿舍，以及盐市口转轮街蓝马刘涛的新婚窝子，都是我们冬天相互取暖、夏天相互散凉和春秋下棋打牌的地方。直到后来，社会突然一变，那些地方拆的拆、搬的搬、离的离，大家才发现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客厅。

白夜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在成都，它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客厅之一。100平方米的客厅，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我们喜欢圈子，不喜欢小众、精英——它已经够了。而打从白夜搬到窄巷子成为新白夜之后，这个被政府打造的旅游之地，总是显得生意不那么红火。尽管新白夜新的董事之一、先锋诗人兼企业家王敏努力在新白夜的文气和粉气上下功夫，也没有让它达到预想的效果。只是它预想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的效果。只是它预想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马上就到了白夜11年纪念日。清淡经营11年的白夜，已经是中国诗歌和成都酒吧的一个奇迹。新白夜继承了这个奇迹，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它其实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它再有一个11年，那它一定有一个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所谓诗人，不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人。有了这些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许多人来到宽窄巷子，不是现在这样盲目的观看那些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凭吊根本无法解说的虚构的历史，而是来重温白夜翟永明、王敏的风度，感受香积厨李亚伟的豪情，品尝上席石光华、吉木狼格的简明华贵。对于成都而言，其实需要的就是坚持，而不是做大做强。就像每一个打麻将的成都人，坐在平静的麻将桌上慢慢摸的并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多张，而是在期待惊鸿一闪，摸张集清一色、杠上花和海底捞于一身的牌。这就是成都的激情。 还是回到那天下午，我们接到狼格的电话，匆匆赶到白夜。那天下午，白夜的人特别的多。狼格和石光华当然在，他们是白夜的邻居。2008年下半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他们的客厅和办公室。他们几乎每一个下午都在白夜。李亚伟也在。他现在的饭店离白夜不远，在和窄巷子齐名的宽巷子，只要他在成都，也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来白夜。除了他们之外，我著名的同学王镜也在。他和我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有时间也会来到白夜。我们几个喜欢斗地主和下围棋。近一年来，我们的下午差不多都在白夜度过。 想不到的是何小竹那天也在。他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别说是下午了，就是晚上，我们也很少看见他。王烨就坐在小竹的旁边。我坐下后，狼格就把她介绍给我。北京《华夏地理》的编辑，狼格说。 5、功守兼备：给成都一顶红帽子 谁也不知道我在1985年春天秘密地去过北京，我几乎没有在我的回忆文字里谈论过这件事。当我那天坐在王烨斜对面，和李亚伟、何小竹等谈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谈到它们的差异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 事情是这样的，王烨先说到他们的《华夏地理》杂志。她说在这之前，他们杂志已经做了北京和上海。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本中国的地理杂志，如果它必须关注国内的一个城市的话，它肯定要先从北京和上海开始。即使是一本成都的杂志，它也不得不这样。北京就不摆了，它是我们的首都，那里居住着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他们的光辉形象更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世界著名的电视荧屏上。对于这样的城市，成都和它怎样攀比？而上海，它在非常长的时期是中国时尚的代表，也是中国西洋文化的基地。如果不是香港因为特殊的原因后来居上，上海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自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成都人说，这是当然的。 但现在说到成都。既然说到了成都，成都人内心就有了自己的得意。话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指出，北京是一个奋斗的城市。对于奋斗，从成都人嘴里说出时，味道总有那么点把点幽默。虽然如此，王烨还是笑了。她说他们杂志做的北京，专题就是奋斗。呵呵呵呵，亚伟和小竹都笑了。我想起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一个北京作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名字就叫《奋斗》。在北京，不奋斗行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开始寻找成都的特点。狼格说，成都比较彝族，喜欢晒太阳而不思进去。狼格是彝族，他表达汉语时的机智完全像一个汉人。不仅如此，他的做派也非常的成都。他说了这句话后，就到旁边和王镜他们斗地主去了。 北京是进取的，上海是洋盘的，广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成都是保守休闲的，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但是飘归（北飘归来）首席代表李亚伟却不同意。他说，成都其实是基地组织，是革命训练营和养伤的地方。他列举了诸葛亮九进中原，说打不赢就跑回成都修养，养到自以为兵强马壮就又北上逐鹿。而北人要想入川，几乎难于上青天。 亚伟的话得到了王烨地赞同，并且把它总结为成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我对此也表示支持，而且还现身说法，承认自己去北京八年其实就是为了爱情。爱情是不是功我不知道，但是恋爱失败后就跑回成都，那的确是回来养伤的。心里的伤。亚伟说，古人出川是为了争江山，我们现在出川，就是为了赚钱、赚爱情。说到这里，翟永明从白夜的玻璃门进来，亚伟顿时笑着说，小翟最近也爱去北京，你问她去干什么。 谈话到这时结束。这样严肃地谈话，在成都简直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下午。如果是在晚上，成都人也许会围着酒桌说很多话，但那些话也完全是下酒话。他们即使说得非常认真，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也仅仅是为了下酒。谁要是信了谁倒霉。 斗起，斗起，石光华喊了起来。斗嘛。我和亚伟纷纷应和。过了一会儿，不喜欢斗地主的何小竹对王烨说，我陪你去逛逛宽窄巷子。好的，王烨很高兴。我们的总理。石光华说。 这个时候我说说我吧。1985年春天，我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去北京进一批北京布鞋回成都卖。在北京的那家布鞋厂，我居然看见一顶红色的运动帽，它非常扯眼睛。于是，我就用进布鞋的钱，进了一批红帽子。回成都后，我的朋友问我，他说北京布鞋有名气有市场，北京的这些红帽子谁买？我说你不晓得，今年北京不是一般的流行戴这种红帽子，成都人肯定要跟着赶。为此，我专门为这些红帽子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北京流行红帽子。那时，世界还没有网络，北京究竟流没有流行戴红帽子，成都人不怎么知道。但是在成都，那年却有许多的人戴红帽子。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它最终就必然会成为现实。 6、晚上在小房子，我们卖的是皇后的耳朵 我从北京逃回成都的最初几个月，王镜和狼格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2008年5月7日，我在那里为自己的小说搞了首发式。几天后地震了，我家和狼格家在小房子外的瑞升广场住了10天的帐篷。那个帐篷是我用800元高价购买的，10天后我把它收拾成一坨，放在我家的阳台上。 小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女人，姓杜，有时候我们叫她杜姐，有时候我们又叫她表姐。因为狼格叫她表姐。狼格说，她是我们诗歌的表姐。作为小房子酒吧的女主人，她的穿衣打扮一看就像这个酒吧主人。不求时尚华贵，偏爱独特，假装不修边幅。她过去也许不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像她现在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妇女，但她的气质里却透露出金属的锈迹，弥漫着色彩的异味。非常少，也才非常能够主持小房子，而成为诗歌的表姐。 王烨来成都的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反正是我见她的第二次，小竹请我们在川江号子吃火锅。吃完火锅后，我们就近去了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因为这个城市小，所以大家更懒得跑。这个时候，如果谁提议我们去窄巷子的白夜，我们肯定会说好远哦。当然，白夜的主人如果在，那又另当别论。 所谓瑞升广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在两栋楼房之间空出的空地，它只是比一般的空地要宽一些，并且做了简单的绿化。再加上空地两边的楼房的一楼，都开着茶房和酒吧，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下午晒太阳和晚上喝酒的休闲场所。广场的前端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一到黄昏就有许多半老徐娘在那里跳舞。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现象，并不只成都才有。但是穿过这些风姿徐娘，我们就坐在小房子的门前喝酒，却只能是成都一绝。 何小竹坐在小房子门前，几乎就像坐在他自己家的门前。我不敢说他认识每一个来小房子喝酒的人，但至少有一半都在和他打招呼。特别是几个美女，一会儿跑到我们的酒桌旁坐下，一会儿又把小竹叫过去。小房子有许多的文青，而文青的偶像何小竹自然如鱼得水。那天晚上，王烨说她发现小竹喝酒也很疯。我们为她的发现喝了一杯。 成都是个语言的城市，成都人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摆翻他。那天在小房子喝酒，王烨从自己的耳朵开始感觉到这一点。关于王烨的耳朵，狼格说那是皇后的耳朵。狼格为自己的这一命名非常得意，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记得至少我和小竹、王镜、张三都觉得这个命名特别精彩，并为之至少喝了两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同，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端起酒为他喝一杯。在成都，我们每天都这样把自己灌醉。 也许因为说的是王烨，即使只是说的她的耳朵，即使她非常高兴，也突然羞怯起来。为了转移话题，她问到我三十多年前的Y咖啡。她问我，在Y咖啡你们除了卖咖啡也卖酒？活该她落入语言的盆地，就算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我们的话语。我盯着她，认真地回答：1985年冬天，我们的Y咖啡不卖咖啡也不卖酒。那你们卖什么？她继续问。我们卖皇后的耳朵。我说。 王烨认为我的回答和她的追问没有逻辑关系，而我却告诉她它们之间关系明确。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听了认为我的解释合理，你就连干三杯怎样？王烨说，好。 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狼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我们均表示赞同，因为赞同我们每人干了至少两杯酒（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杯子六杯怎么说也有一瓶），而一瓶酒在这里卖10元，那这句皇后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卖了10元？这个道理我想的清楚，王烨说。只是它和Y咖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我告诉王烨，刚才卖的皇后的耳朵当然并不是皇后的耳朵，甚至也不是王烨的耳朵，它仅仅是狼格的一句话。我说我们的Y咖啡卖的是皇后的耳朵，就是说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语言。比如我们店里有一种爱情咖啡，在当时我们就卖5元。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爱情咖啡，我们只是为加入了苦丁茶的咖啡取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这个爱情咖啡特别受女人欢迎，许多正在爱情或者正准备爱情或者被爱情伤害的女人，都会在我们Y咖啡喝至少两杯以上的爱情咖啡。曾经有位失恋的女人，她一口气喝了10杯咖啡加苦丁茶的爱情。那是50元啊，1985年，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说王烨，我们卖的是不是语言？是不是皇后的耳朵。王烨想了想，说，那我喝三杯。我本来想陪王烨喝一杯，她让我不要喝。她说她想把这杯酒卖给我，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是Y咖啡？我说我买了。 1985年的成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色，甚至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也没有。在西大街18号，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晚上不营业，我就联合万夏用这个空间来办咖啡店。Y是用的英语字母Y的读音，其意思在成都话里大家都明白。所谓Y，就是不怎么正、有点邪门、有点骗人、有点水（不认真）的意思。在成都，人们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和一件事以及一个地方。比如某人有点Y，这事有点Y，或者那个地方太Y了。我们的咖啡店，墙壁上挂着纺织厂印布用的底布，有一长两短三张桌子，桌子的玻璃下面压着稀奇古怪的诗句，当然是很Y。石光华就说，简直是个Y咖啡店。所以就叫Y咖啡。摆翻他。能够把语言搞成这样，也只有成都才可以。 7、小酒馆没有麻将，也没有摇滚 应该是3月23日的中午，我站在肖家河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感谢上帝，我说。我要去祖母厨房，何小竹、石光华、王烨和陈新宇在那里等我。我们约好了，今天去三圣乡。他们说那是新蓝顶，住着周春芽等好多画家。是不是像北京的宋庄？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好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 对。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们，主要是石光华和小竹，我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我肯定听见有人在回答。对。那个字干脆，有点轻。 阳光很好啊，我眯着眼睛，懒懒地坐在陈新宇三菱越野的副架上。小竹、光华和王烨依次坐在后排。我一直迷惑，他们为什么不让美女王烨坐在中间？有两次，我已经回过头去，我想问这个问题。那天阳光很好，车厢里非常明亮。为什么他们不让美女坐在中间，我最后没有问。因为我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听见了王烨说：到了？不只是王烨觉得太快了，就是我都觉得太快了。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宋庄，好像也是中午出发的。当时我住在西坝河的光熙门北里，竖住在通县。我们约好在通县北苑汇合。宋庄属于通县的一个镇。出门后，我先打的去东直门换乘地铁。环城线、一号线、八通线，上了下、下了又上。在通线的北苑见到竖后，我们又叫了一辆野的。50。野的说。30。竖还价。不走，30公里啊。野的说。那40。我说。走吧。野的说。就算为艺术家服务。三圣乡显然和宋庄不一样。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许燎原陶瓷博物馆。我因为光华的原因，十多年前我见过这人。挺老实的，留着俗气的胡子。据说是为一家酒厂做了一个酒瓶子，而有了钱和有了名气。真了不起。除了写诗，谁有名了都会有钱。全世界是这样，成都也不离外。 我没有进博物馆，而是去了博物馆后面的茶园。茶园的装修看上去比较华丽，高大的回廊比我以前看见的农家乐气派多了。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打牌、晒太阳，也有人还在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豪华的农家乐。我想起了宋庄。穿过北方农村的一群土墙房子，在一排桦树后面，有一栋西式小楼。竖告诉我，那是方力钧的院子。 三圣乡比宋庄的人气旺多了。当然，主要是旺了许多的游客。在许燎原的博物馆外面，非常醒目地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国家AAAA级旅游区。又是国家

马上就到了白夜11年纪念日。清淡经营11年的白夜，已经是中国诗歌和成都酒吧的一个奇迹。新白夜继承了这个奇迹，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它其实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它再有一个11年，那它一定有一个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所谓诗人，不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人。有了这些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许多人来到宽窄巷子，不是现在这样盲目的观看那些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凭吊根本无法解说的虚构的历史，而是来重温白夜翟永明、王敏的风度，感受香积厨李亚伟的豪情，品尝上席石光华、吉木狼格的简明华贵。对于成都而言，其实需要的就是坚持，而不是做大做强。就像每一个打麻将的成都人，坐在平静的麻将桌上慢慢摸的并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多张，而是在期待惊鸿一闪，摸张集清一色、杠上花和海底捞于一身的牌。

这就是成都的激情。

还是回到那天下午，我们接到狼格的电话，匆匆赶到白夜。那天下午，白夜的人特别的多。狼格和石光华当然在，他们是白夜的邻居。2008年下半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他们的客厅和办公室。他们几乎每一个下午都在白夜。李亚伟也在。他现在的饭店离白夜不远，在和窄巷子齐名的宽巷子，只要他在成都，也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来白夜。除了他们之外，我著名的同学王镜也在。他和我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有时间也会来到白夜。我们几个喜欢斗地主和下围棋。近一年来，我们的下午差不多都在白夜度过。

，又是旅游，主要以穷艺术家为主的宋庄怎么能够比？ 短暂的停留后，我们又去了小酒馆。这到让我诧异。是唐蕾的小酒馆？我问。是。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回答准确的出于小竹的嘴里。我看着他，想起他的诗“我张大嘴巴”。只是我看见他时，他的嘴巴已经闭上。 唐蕾的小酒馆在一片农田的中间。车停在路边，我们沿着近似于田间小道的泥石路走了几百米，才走进小酒馆。它由几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组成，比许燎原的博物馆简陋了许多，更像我印象中的农家乐。或者它本身就是农家乐。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和唐蕾面对面接触。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抽着中南海香烟。那差不多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南海这个牌子的烟。我去北京后，也开始抽中南海。现在的成都，抽中南的人有好多。我的朋友王镜、狼格、光华和小竹都抽这种烟。王镜抽的是5毫克的，狼格和光华抽的是新版8毫克的，我和小竹抽的是10毫克的。我其实最喜欢抽的应该是老版8毫克的。但是，除了北京，老版8毫克的根本买不到。我只有抽10毫克的。它远远的看上去，有比较像老版8毫克的中南海。 唐蕾抽的中南海究竟是几毫克的我没有印象了，或者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南海还有多少毫克和多少毫克之分。但是我要说，作为成都摇母（成都摇滚音乐的母亲）我还是知道她的一些事情。1999年吧，哇10了，就是我唯一和她单独见面那次，我们就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个女人一条街》。三个女人是指唐蕾（小酒馆，摇滚和音乐）、翟永明（白夜，诗歌和艺术）和杨晓军（老酒吧，流行音乐和媒体），而一条街就是玉林西路（它总共的长度为500米）。遥想当年，三个美女，三家特色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50米。成都的好色之徒，怎么能不把玉林西路喝得到处都是酒。如果我现在问，在成都，在当时，有没有人没有在这条街喝醉过？如果回答是真实的话，应该非常少了。它来了真的就不想走。 我一直觉得唐蕾有文君的风采，全面继承了成都女人的古韵。但是，那天下午，坐在她三圣乡（也许是因为三圣乡）的小酒馆农家乐里，我的确很是失望。这就是成都吗？她带着一群摇滚青年，冲北京、闯上海，然后又回到成都。这也许和成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它是摇滚：它热闹一阵后，又必须沉默一阵。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有游客进入小酒馆，他们问服务员有没有麻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服务员说，我们没有。他的语气非常正常，没有对游客的抱歉感，也没有拒绝麻将的崇高感。也许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他已经养成随便的语气。比如，当我突然心血来潮，问他：有没有摇滚？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我。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瓜。你这个宝器，今天是不是太阳出多了？ 8、周春芽像一只养在美术馆的熊猫，只是可以免费参观 如果说我对三圣乡的小酒馆很是失望，那么我去了周春芽的美术馆后，就应该说是绝望了。沿着山坡而建的一幢幢别墅（我只能说它们是别墅），豪华、清净、意外的舒适。它更适合成都的阴沉天气，巨大的玻璃窗户外，阴沉沉的啥子也看不见。 在成都这些富豪级的画家中，周春芽是最和蔼可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他虽然不喜欢喝酒（石光华说这是他很大的遗憾啊），但却特别喜欢打麻将。人就是这样，在吃喝玩乐这些恶习里，如果沾染上一样，他就不是圣人了，而是可爱的人。如果沾染上两样，他就是讨厌的人。而如果沾染上三样，差不多就是坏人。在我们成都，有许多人样样都沾染，他就超越了坏人，成了这个城市老老实实的居民。再加上全国人民都在说，成都好啊好啊，总有一天，成都真的要被摆翻。根本不存在。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这是诗人柏桦的名句。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废话诗人。在成都这个城市，远远不只一个人。周春芽，何多苓，张小刚，他们均是当今中国美术届产值过亿的画家。在北京，或者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的眼中，他们也许已经淡出前卫的前列，也许架上本来就不前卫，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销售势头。对于艺术，观念是父亲，市场是母亲。 突然接到电话，我必须先离开他们。春芽的好酒和青蛙我吃不成了，他说太遗憾了，就叫他的司机送我。我站在外面等车子时，回头看见那些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感觉它们更像熊猫馆。想到这里，我笑了。我发现周春芽简直就是养在熊猫馆的熊猫。整个成都，把这些稀罕的艺术家，保护在国家AAAA级旅游区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品牌，至少是三圣乡的招牌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唱了好多年了。 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感觉讲给一个朋友听，谁知道她却问我：那你们去看周春芽收不收门票？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依旧老实地回答：不收。她叹了一口气，样子比较忧郁。那还是不如熊猫，她说。看熊猫要花钱的。 成都蓝顶的名气非常的大。但是，根据我这次实地考察，它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比起北京的宋庄、798，它完全是另外一会事。在王烨离开成都前，我们又去了所谓的老蓝顶，它不仅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而且更让我这样认为。在蓝顶，我没有看见蓝色的房顶，我看见的是女画家的跑车以及精致的纯手工提包。 郭燕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她已经在成都居住了好多年。比之她梦幻般的作品，她的画室干净、整洁得更像一个成都女人的客厅。作为紫色世界的建设者，她的作品的价格正在接近成都几个大脑壳的高度。钱对她而言不是问题，她的问题应该是她的颜色本身。在中国，紫色比较黄色虽然不那么正派，但却更有玄机。关键是紫气东来，转眼又去，她是不是能够把握好这一去一来之间“美和修辞手法的平衡（何多苓语）”？ 如果说郭燕的画室干净、整洁，那符曦的画室就更像我平时看见的画室那么乱。她自己说，乱是乱，但好选角度。符曦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有力的肌肉。她对肌肉的沉迷，构成了她现在作品的力度和价值。同样把女性力量化的描写，《啊，她》，让我想起了她横挎在身上的精致的小包。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包时，我以为是香奈儿、古奇之类的名牌，我问她，她说就是成都做的纯手工制品。我发现，成都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堂。 9、在成都，每一天都像梦游 朗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赞同，并为之干了两杯。有一天，我和狼格在白夜，就我们两人，我就问吉木狼格：是不是谁娶了王烨谁就是皇帝？狼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谁穿上皇帝的新衣谁就是皇帝？我想了想，说：也是。谁穿上龙袍谁就是皇帝，至少他正在扮演皇帝。而穿皇帝的新衣，他当然不应该是皇帝，他说不准只是一个疯子。一想到疯子，我又突然觉得不对。赶紧再问狼格：谁敢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去走来？如果敢，他难道不是皇帝？那他是什么？ 他是在梦游。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肯定不是狼格说的。当时，我和狼哥坐在白夜的院子里喝茶，就我们两个人。这话不是狼格说的那又是谁再说？但是狼格肯定地说，那不是他说的。那算我听错了。

想不到的是何小竹那天也在。他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别说是下午了，就是晚上，我们也很少看见他。王烨就坐在小竹的旁边。我坐下后，狼格就把她介绍给我。北京《华夏地理》的编辑，狼格说。

 

5、功守兼备：给成都一顶红帽子

在成都梦游 1、从芳邻路开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围棋 2009年3月的一个下午，阴了几天的成都在中午出了点毛毛太阳后，现在又阴了。这就是成都。一年365天，有100是这样的。另100天是纯粹的阴天，还有100天可能出太阳，而其他65天，那要看心情。只是我不知道是天气的心情还是成都人的心情，或者仅仅是因为某个局部，因为它的心情而再定天气的阴晴。 我中午醒来。我每天都是中午才醒来。我醒了后，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窗外的天气。如果天阴，我差不多是倒头再睡。当然，如果天气有点好，我就赶紧起床。比如今天中午，我抬头看天时它正有点亮，我自然也就起床了。 记忆中我昨天似乎是和徐旭辉有约，今天去芳邻路上文康开的酒吧芳邻旧事下围棋。徐是吉木狼格的朋友，也是万夏和李亚伟的学弟，四川甘洛县中学原教师。他早已下海发财，移居成都过着新成都人的休闲生活。那就是喝茶、下围棋和斗地主。 徐和狼格是铁杆的围棋爱好者，我是次铁杆围棋爱好者。我著名的同学王镜是我们围棋圈子中的高手，一个陪着我们热爱围棋的人。这十多二十年来，我们几个围棋青年，已经发展壮大为一群围棋中年。几乎每一个下午，我们都会在成都的茶坊、酒吧下围棋和斗地主。我们从吃了午饭开始，一直耍到天黑。天黑后，我们就到酒吧喝酒。最近这一年多，我们主要活动在新白夜、芳邻旧事和瑞升广场。去年512那天，我们就是在芳邻旧事。地震爆发的瞬间，两个业余高手正在打劫，黑白棋子纠缠在一起没完没了的。其中一个一子落定，抬头问对方你抖啥子？对方说，我没有抖？这时，我们才发现棋桌上的茶杯都抖得哗哗的响。地震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棋的和下棋的纷纷弃棋而逃，跑到路的中间。酒吧的棋桌就在路边，我们几乎没有用几秒就跑了下去。当时地震正震得厉害，远远的芳邻路的前方，一幢新修的大楼被摇得差一点就要倒塌了。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路中。 一眨眼，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一年了，但它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特别是那盘没有下完的围棋，它并没有被封盘，甚至没有被我们记忆。它只是一盘我们永远下不完的围棋。在成都，它也许有许多这样的一盘棋。王镜说，都是臭棋。 某种意义上讲，成都都是臭棋。作为全国著名的棋城，成都严重缺乏围棋的一流高手。特别是超一流的高手，成都几乎没有。这也许还是我们想知道的成都，和它的天气一样，是它非常显著的特色。它喜欢围棋的人也许是全国最多的，但是下得像样的高手却并不那么多。有人说，如果我们在全国选100个人比赛，成都赢不了多少。如果选1000个人比赛，成都肯定会赢一半。它当然是最有名的围棋之城。 那天下午，我和徐旭辉的围棋刚刚下到激烈的时候，就接到狼格的电话。他叫我们去白夜，说是有一家杂志要做成都，请大家过去摆翻他。这些年来，做了成都和想做成都的媒体实在太多。即使我远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常常被问到关于成都的龙门阵。就是在前几天，狼格还委派我为另一家北京的媒体写了两篇关于成都的文章。那是两篇给成都说好话的文章，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骂成都的文章差不多。所以，当我听说又是做成都的事情时，自然提不起啥子兴趣。加之我们正在下围棋，茶泡起还未喝，就更不想动身了。 但狼格是个多了不起的哥们，他一下感觉到我们的犹豫，马上在电话里为我们特别补充了一句：是个美女编辑哦。我们都是所谓的好色之徒，当然听不得这样的话？即使一条大龙盘曲在我们的棋盘上惴惴待屠，我们也会往美女那边靠。 2、成都是个小城市，但它打的还是不方便 那天运气真好。我们一打算去白夜，就看见一辆空着的出租车从冷清的芳邻路开过来。在成都，一个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八千两出租车。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环保城市。只是一遇周末、节假日和有点小雨的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在成都又特别点多，基本上就很难打到出租。我记得我刚回成都那段时间，经常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我看见那些坐在出租上的人，感觉他们坐的不是出租车，而是洋洋得意的陆上航空母舰。至少都是飞机。这依然是成都。警察、城管和媒体在全力打击野的，而需要打车的人，他们在风雨中可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打到车。 所以，我说那天我们运气真好。看见那辆空着的出租后，我赶紧跳下芳邻旧事的露台（就像去年512地震时那样快），拦住了它。几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窄巷子和同仁路的路口。下了车，我们拐进窄巷子，没走几步就到了新白夜。 比较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这个自以为已经很大的国际大都会其实很小。这些年来，历届成都政府都特别着急，为把成都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而呕心沥血。只是我们更喜欢它的小，觉得它小才更像成都，才更方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互相联络、纠缠和走去走来。而我们，至少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吧，我们都是喜欢走去走来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北京的大和成都的小，以及北京的小和成都的大。在北京，我客居北四环一带，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在北四环左右。我在北京近八年，北京对我而言，也就是亚运村、西坝河、南锣鼓巷。我如果去通县，已经算是远足。而成都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晚喝酒，一般都要喝几个地方。从西门到南门，从城中喝到城的边边。这在北京差不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北京人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而成都的我们却是在几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如果不信，请去问北京的黄燎原和成都的石光华。他们是夜酒爱好者，喝的地方多还是少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大小。 成都72大街，108小巷。听老人们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我明白这样一个道路：在成都，人与人的交往比人与自然的交往更重要。站在窄巷子，即使是半夜12点，一个喝酒的人也可以邀约到另外一个喝酒的人。他们穿过半个成都，到新白夜坐下，大声喊：王丽娟，请给我们上半打百威。那声音非常舒服。 3、正在营业，谢绝参观 那天下午，10分钟不到，我们已经在同仁路和窄巷子的路口下了车。拐进窄巷子，走不了几步，就看见新白夜那面透明的玻璃墙。从玻璃墙往内望，阴沉的天色里三棵枇杷树下，四五把椅子安静地摆放着。 即使不是最好的旅游时节，院子里虽然冷清，但在宽窄巷子新铺的两条石板路上，依然晃荡着许多不知道哪是来的游客。他们步履缓慢，一边走一边停足：有时候是抬头仔细阅读院落门墙上题写的介绍文字，有时候是摆出各种姿势照一张照片。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老年游客看介绍文字的多，而年轻游客照相的多。那些院落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门墙也是重新修建的，非常满足游客的需求。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宽巷子和窄巷子。这两条成都普通的街道离我过去的家并不远，有六、七站的公交路程。按理说，我小时候应该去过那里。但现在，当我需要回忆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如这阴沉的天色，见不到阳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新认识一个住在宽巷子的人，我记得他们家就在一个巨大的院子里。据他说，那院子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后来住了11户人。他们一家5口，住这院子里的三间房子。而其中有一间，还是他们家自己搭建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那天我喝醉了，到了他家后没有说上两句话，就趴在他的桌子上睡着了。等我醒后，已是黄昏，我对他说声对不起就走了。出院子时，我在这11户人共用的自来水龙头处差点滑倒。 重新打造宽窄巷子的消息我知道得非常晚。2001年，我离开成都去北京生活后，每年也就回成都耍一个月左右。在这一个月里，我主要晃荡在南边。那是成都的新区，歌舞升平欣欣向荣。对于宽窄巷子，我偶尔去喝过几次茶。它给我的印象，当然比上面谈到的记忆要好多了。特别是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宽巷子陈旧的巷子里，一边喝茶一边与朋友吹牛，也不能说不是另一种感觉。仿佛梦中，却又意外的实在。当然，这对成都这个积极向上的城市而言，的确算得上是资源的浪费。所谓寸土寸金，怎容得宽窄巷子置身世外？2008年，我重新回成都定居时，精心打造的宽窄巷子已经在准备重新开街。 白夜是作为一个著名品牌被引进宽窄巷子的。同时被引进的，还有李亚伟的香积厨，石光华和狼格的上席。中国当代几个最为著名的先锋诗人，突然被定格在两条被重新包装的成都老巷子里。它是有点突然。 上席是新办的一家豪华川菜餐厅，它完全出于石光华和狼格的构思。方案出来后，他们得到成都文旅集团地支持，在资金还没有着落时，就力压许多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窄巷子拿到了一个最大的院子。经过几翻周折，他们最后与四川大学原著名校园诗人、现在的大老板胡晓波合作，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们“诗意的栖居”。据说在最后选择一个香港投资者还是胡晓波时，石光华颇是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权衡，最后靠扔色子确定了后者。大家毕竟都写过诗，便于交流和沟通。这好像是言说的借口，但又怎么不是上帝之手合乎情理的安排呢？现在的上席生意不是预想的那么好，但是两个诗人面对激烈的市场，总算有了自己下围棋和斗地主的心情和时间。 李亚伟办餐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进驻宽巷子后，他搞了两件非常莽汉的事情。一件是他把他的院子里的一件厢房的柱子锯掉，以使厢房改变成完整的大厅。为了这个莽汉行为，他被宽窄巷子管理方成都文旅集团罚了两万块人民币。不仅如此，他还让文旅集团感叹，认为和诗人打交道真是麻烦。只是相比这件事，李亚伟的另一件举动更值得我们摆谈。在宽窄巷子开街时，他亲自出镜，为自己的香积厨拍了一副广告。巨大的画面上，亚伟站在路口，昂着头，赤着足，手里提着一瓶白酒瓶子：一个人民诗人——他以为他是人民诗人，而人民却认为他最多是一个不听话的干儿子——正在迷茫。广告，餐厅和诗人，有机的形成了成都的一个侧面。它有追求，有事情做，但是它依然有点迷茫。 由于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延缓了开街的时间。同样也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开街成了成都的一个巨大的事件。有一件近似于花絮的小插曲，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宽窄巷子开街后，每天的游客几乎把两条巷子挤满。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他们像看稀奇一样，从这个院子进又从另一个院子出。只是超高的人气，却并没有让那些新开的商店生意红火。几天之后，有的酒吧和餐厅在自己的门前挂出了这样的告示：正在营业，谢绝参观。噫吁戏，哇噻。成都好耍哉。 4、玉林西路若相问，请你不要告诉它 白夜和上席不一样，它进驻宽窄巷子前，已经是成都著名的酒吧。11年前，也就是1998年，诗人翟永明和她的闺中密友代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开了这个总面积100平方米的小酒吧。酒吧一开，就已经有了名气。只是这名气并不是因为酒吧的规模和经营特点（比如差不多时间内开张的回归和半打）才有，而完全是因为翟永明这个人。 翟永明是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关于第三代诗人的价值、意义和特色，我在许多地方都有过言说。当然那些言说都是诗歌范围内的，对于我们谈论的成都似乎比较遥远。不过有一点我愿意再说一下，那就是第三代诗人的成长纯粹属于自己的事情，它和这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门，基本上没有关系。就像翟永明这个人，她和中国另一个著名女诗人舒婷比较，那么后者一开始就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她被批判和被肯定均不能改变这一属性），而前者仅仅是、也必然是中国民间的鲜货。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的偏离，应该是第三代诗人群体到今天依然值得追捧地独立精神。 白夜一开始就属于这样的鲜货。在玉林西路狭小的路上，白夜酒吧并不显得突出和热闹，但却总是人影恍惚。一些长头发的画家和一些醉醺醺的诗人，在这间酒吧唯一的卫生间里总有可能要碰撞在一起。他们面对尿池，傻乎乎地共同小便。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文艺青年，即使慕名而来，也会被突然看见的那么多名人而惊讶。而这些让外地文艺青年惊讶的所谓名人，他们喝完酒后，就是穿过玉林西路，也没有一个群众认识他们，更不要说找他们签名合影。我说过，我们是互相著名的一代。 这样的圈子感觉其实非常养人。成都的诗人是这样养大的，成都的画家在没有买到大钱之前也是这样被养大的。白夜就是这样一个养人的地方。在没有白夜的时候，成都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白夜。成都路边的苍蝇馆（小饭店），青石桥万夏他妈的家，川大旁边的冷淡杯，钟鸣川工报的宿舍，以及盐市口转轮街蓝马刘涛的新婚窝子，都是我们冬天相互取暖、夏天相互散凉和春秋下棋打牌的地方。直到后来，社会突然一变，那些地方拆的拆、搬的搬、离的离，大家才发现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客厅。 白夜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在成都，它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客厅之一。100平方米的客厅，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我们喜欢圈子，不喜欢小众、精英——它已经够了。而打从白夜搬到窄巷子成为新白夜之后，这个被政府打造的旅游之地，总是显得生意不那么红火。尽管新白夜新的董事之一、先锋诗人兼企业家王敏努力在新白夜的文气和粉气上下功夫，也没有让它达到预想

谁也不知道我在1985年春天秘密地去过北京，我几乎没有在我的回忆文字里谈论过这件事。当我那天坐在王烨斜对面，和李亚伟、何小竹等谈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谈到它们的差异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

事情是这样的，王烨先说到他们的《华夏地理》杂志。她说在这之前，他们杂志已经做了北京和上海。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本中国的地理杂志，如果它必须关注国内的一个城市的话，它肯定要先从北京和上海开始。即使是一本成都的杂志，它也不得不这样。北京就不摆了，它是我们的首都，那里居住着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他们的光辉形象更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世界著名的电视荧屏上。对于这样的城市，成都和它怎样攀比？而上海，它在非常长的时期是中国时尚的代表，也是中国西洋文化的基地。如果不是香港因为特殊的原因后来居上，上海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自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

成都人说，这是当然的。

但现在说到成都。既然说到了成都，成都人内心就有了自己的得意。话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指出，北京是一个奋斗的城市。对于奋斗，从成都人嘴里说出时，味道总有那么点把点幽默。虽然如此，王烨还是笑了。她说他们杂志做的北京，专题就是奋斗。呵呵呵呵，亚伟和小竹都笑了。我想起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一个北京作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名字就叫《奋斗》。在北京，不奋斗行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开始寻找成都的特点。狼格说，成都比较彝族，喜欢晒太阳而不思进去。狼格是彝族，他表达汉语时的机智完全像一个汉人。不仅如此，他的做派也非常的成都。他说了这句话后，就到旁边和王镜他们斗地主去了。

北京是进取的，上海是洋盘的，广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成都是保守休闲的，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但是飘归（北飘归来）首席代表李亚伟却不同意。他说，成都其实是基地组织，是革命训练营和养伤的地方。他列举了诸葛亮九进中原，说打不赢就跑回成都修养，养到自以为兵强马壮就又北上逐鹿。而北人要想入川，几乎难于上青天。

亚伟的话得到了王烨地赞同，并且把它总结为成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我对此也表示支持，而且还现身说法，承认自己去北京八年其实就是为了爱情。爱情是不是功我不知道，但是恋爱失败后就跑回成都，那的确是回来养伤的。心里的伤。亚伟说，古人出川是为了争江山，我们现在出川，就是为了赚钱、赚爱情。说到这里，翟永明从白夜的玻璃门进来，亚伟顿时笑着说，小翟最近也爱去北京，你问她去干什么。

谈话到这时结束。这样严肃地谈话，在成都简直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下午。如果是在晚上，成都人也许会围着酒桌说很多话，但那些话也完全是下酒话。他们即使说得非常认真，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也仅仅是为了下酒。谁要是信了谁倒霉。

斗起，斗起，石光华喊了起来。斗嘛。我和亚伟纷纷应和。过了一会儿，不喜欢斗地主的何小竹对王烨说，我陪你去逛逛宽窄巷子。好的，王烨很高兴。

，又是旅游，主要以穷艺术家为主的宋庄怎么能够比？ 短暂的停留后，我们又去了小酒馆。这到让我诧异。是唐蕾的小酒馆？我问。是。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回答准确的出于小竹的嘴里。我看着他，想起他的诗“我张大嘴巴”。只是我看见他时，他的嘴巴已经闭上。 唐蕾的小酒馆在一片农田的中间。车停在路边，我们沿着近似于田间小道的泥石路走了几百米，才走进小酒馆。它由几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组成，比许燎原的博物馆简陋了许多，更像我印象中的农家乐。或者它本身就是农家乐。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和唐蕾面对面接触。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抽着中南海香烟。那差不多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南海这个牌子的烟。我去北京后，也开始抽中南海。现在的成都，抽中南的人有好多。我的朋友王镜、狼格、光华和小竹都抽这种烟。王镜抽的是5毫克的，狼格和光华抽的是新版8毫克的，我和小竹抽的是10毫克的。我其实最喜欢抽的应该是老版8毫克的。但是，除了北京，老版8毫克的根本买不到。我只有抽10毫克的。它远远的看上去，有比较像老版8毫克的中南海。 唐蕾抽的中南海究竟是几毫克的我没有印象了，或者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南海还有多少毫克和多少毫克之分。但是我要说，作为成都摇母（成都摇滚音乐的母亲）我还是知道她的一些事情。1999年吧，哇10了，就是我唯一和她单独见面那次，我们就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个女人一条街》。三个女人是指唐蕾（小酒馆，摇滚和音乐）、翟永明（白夜，诗歌和艺术）和杨晓军（老酒吧，流行音乐和媒体），而一条街就是玉林西路（它总共的长度为500米）。遥想当年，三个美女，三家特色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50米。成都的好色之徒，怎么能不把玉林西路喝得到处都是酒。如果我现在问，在成都，在当时，有没有人没有在这条街喝醉过？如果回答是真实的话，应该非常少了。它来了真的就不想走。 我一直觉得唐蕾有文君的风采，全面继承了成都女人的古韵。但是，那天下午，坐在她三圣乡（也许是因为三圣乡）的小酒馆农家乐里，我的确很是失望。这就是成都吗？她带着一群摇滚青年，冲北京、闯上海，然后又回到成都。这也许和成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它是摇滚：它热闹一阵后，又必须沉默一阵。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有游客进入小酒馆，他们问服务员有没有麻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服务员说，我们没有。他的语气非常正常，没有对游客的抱歉感，也没有拒绝麻将的崇高感。也许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他已经养成随便的语气。比如，当我突然心血来潮，问他：有没有摇滚？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我。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瓜。你这个宝器，今天是不是太阳出多了？ 8、周春芽像一只养在美术馆的熊猫，只是可以免费参观 如果说我对三圣乡的小酒馆很是失望，那么我去了周春芽的美术馆后，就应该说是绝望了。沿着山坡而建的一幢幢别墅（我只能说它们是别墅），豪华、清净、意外的舒适。它更适合成都的阴沉天气，巨大的玻璃窗户外，阴沉沉的啥子也看不见。 在成都这些富豪级的画家中，周春芽是最和蔼可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他虽然不喜欢喝酒（石光华说这是他很大的遗憾啊），但却特别喜欢打麻将。人就是这样，在吃喝玩乐这些恶习里，如果沾染上一样，他就不是圣人了，而是可爱的人。如果沾染上两样，他就是讨厌的人。而如果沾染上三样，差不多就是坏人。在我们成都，有许多人样样都沾染，他就超越了坏人，成了这个城市老老实实的居民。再加上全国人民都在说，成都好啊好啊，总有一天，成都真的要被摆翻。根本不存在。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这是诗人柏桦的名句。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废话诗人。在成都这个城市，远远不只一个人。周春芽，何多苓，张小刚，他们均是当今中国美术届产值过亿的画家。在北京，或者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的眼中，他们也许已经淡出前卫的前列，也许架上本来就不前卫，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销售势头。对于艺术，观念是父亲，市场是母亲。 突然接到电话，我必须先离开他们。春芽的好酒和青蛙我吃不成了，他说太遗憾了，就叫他的司机送我。我站在外面等车子时，回头看见那些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感觉它们更像熊猫馆。想到这里，我笑了。我发现周春芽简直就是养在熊猫馆的熊猫。整个成都，把这些稀罕的艺术家，保护在国家AAAA级旅游区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品牌，至少是三圣乡的招牌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唱了好多年了。 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感觉讲给一个朋友听，谁知道她却问我：那你们去看周春芽收不收门票？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依旧老实地回答：不收。她叹了一口气，样子比较忧郁。那还是不如熊猫，她说。看熊猫要花钱的。 成都蓝顶的名气非常的大。但是，根据我这次实地考察，它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比起北京的宋庄、798，它完全是另外一会事。在王烨离开成都前，我们又去了所谓的老蓝顶，它不仅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而且更让我这样认为。在蓝顶，我没有看见蓝色的房顶，我看见的是女画家的跑车以及精致的纯手工提包。 郭燕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她已经在成都居住了好多年。比之她梦幻般的作品，她的画室干净、整洁得更像一个成都女人的客厅。作为紫色世界的建设者，她的作品的价格正在接近成都几个大脑壳的高度。钱对她而言不是问题，她的问题应该是她的颜色本身。在中国，紫色比较黄色虽然不那么正派，但却更有玄机。关键是紫气东来，转眼又去，她是不是能够把握好这一去一来之间“美和修辞手法的平衡（何多苓语）”？ 如果说郭燕的画室干净、整洁，那符曦的画室就更像我平时看见的画室那么乱。她自己说，乱是乱，但好选角度。符曦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有力的肌肉。她对肌肉的沉迷，构成了她现在作品的力度和价值。同样把女性力量化的描写，《啊，她》，让我想起了她横挎在身上的精致的小包。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包时，我以为是香奈儿、古奇之类的名牌，我问她，她说就是成都做的纯手工制品。我发现，成都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堂。 9、在成都，每一天都像梦游 朗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赞同，并为之干了两杯。有一天，我和狼格在白夜，就我们两人，我就问吉木狼格：是不是谁娶了王烨谁就是皇帝？狼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谁穿上皇帝的新衣谁就是皇帝？我想了想，说：也是。谁穿上龙袍谁就是皇帝，至少他正在扮演皇帝。而穿皇帝的新衣，他当然不应该是皇帝，他说不准只是一个疯子。一想到疯子，我又突然觉得不对。赶紧再问狼格：谁敢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去走来？如果敢，他难道不是皇帝？那他是什么？ 他是在梦游。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肯定不是狼格说的。当时，我和狼哥坐在白夜的院子里喝茶，就我们两个人。这话不是狼格说的那又是谁再说？但是狼格肯定地说，那不是他说的。那算我听错了。

我们的总理。石光华说。

这个时候我说说我吧。1985年春天，我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去北京进一批北京布鞋回成都卖。在北京的那家布鞋厂，我居然看见一顶红色的运动帽，它非常扯眼睛。于是，我就用进布鞋的钱，进了一批红帽子。回成都后，我的朋友问我，他说北京布鞋有名气有市场，北京的这些红帽子谁买？我说你不晓得，今年北京不是一般的流行戴这种红帽子，成都人肯定要跟着赶。为此，我专门为这些红帽子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北京流行红帽子。那时，世界还没有网络，北京究竟流没有流行戴红帽子，成都人不怎么知道。但是在成都，那年却有许多的人戴红帽子。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它最终就必然会成为现实。

 

6、晚上在小房子，我们卖的是皇后的耳朵

我从北京逃回成都的最初几个月，王镜和狼格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2008年5月7日，我在那里为自己的小说搞了首发式。几天后地震了，我家和狼格家在小房子外的瑞升广场住了10天的帐篷。那个帐篷是我用800元高价购买的，10天后我把它收拾成一坨，放在我家的阳台上。

小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女人，姓杜，有时候我们叫她杜姐，有时候我们又叫她表姐。因为狼格叫她表姐。狼格说，她是我们诗歌的表姐。作为小房子酒吧的女主人，她的穿衣打扮一看就像这个酒吧主人。不求时尚华贵，偏爱独特，假装不修边幅。她过去也许不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像她现在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妇女，但她的气质里却透露出金属的锈迹，弥漫着色彩的异味。非常少，也才非常能够主持小房子，而成为诗歌的表姐。

，又是旅游，主要以穷艺术家为主的宋庄怎么能够比？ 短暂的停留后，我们又去了小酒馆。这到让我诧异。是唐蕾的小酒馆？我问。是。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回答准确的出于小竹的嘴里。我看着他，想起他的诗“我张大嘴巴”。只是我看见他时，他的嘴巴已经闭上。 唐蕾的小酒馆在一片农田的中间。车停在路边，我们沿着近似于田间小道的泥石路走了几百米，才走进小酒馆。它由几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组成，比许燎原的博物馆简陋了许多，更像我印象中的农家乐。或者它本身就是农家乐。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和唐蕾面对面接触。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抽着中南海香烟。那差不多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南海这个牌子的烟。我去北京后，也开始抽中南海。现在的成都，抽中南的人有好多。我的朋友王镜、狼格、光华和小竹都抽这种烟。王镜抽的是5毫克的，狼格和光华抽的是新版8毫克的，我和小竹抽的是10毫克的。我其实最喜欢抽的应该是老版8毫克的。但是，除了北京，老版8毫克的根本买不到。我只有抽10毫克的。它远远的看上去，有比较像老版8毫克的中南海。 唐蕾抽的中南海究竟是几毫克的我没有印象了，或者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南海还有多少毫克和多少毫克之分。但是我要说，作为成都摇母（成都摇滚音乐的母亲）我还是知道她的一些事情。1999年吧，哇10了，就是我唯一和她单独见面那次，我们就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个女人一条街》。三个女人是指唐蕾（小酒馆，摇滚和音乐）、翟永明（白夜，诗歌和艺术）和杨晓军（老酒吧，流行音乐和媒体），而一条街就是玉林西路（它总共的长度为500米）。遥想当年，三个美女，三家特色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50米。成都的好色之徒，怎么能不把玉林西路喝得到处都是酒。如果我现在问，在成都，在当时，有没有人没有在这条街喝醉过？如果回答是真实的话，应该非常少了。它来了真的就不想走。 我一直觉得唐蕾有文君的风采，全面继承了成都女人的古韵。但是，那天下午，坐在她三圣乡（也许是因为三圣乡）的小酒馆农家乐里，我的确很是失望。这就是成都吗？她带着一群摇滚青年，冲北京、闯上海，然后又回到成都。这也许和成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它是摇滚：它热闹一阵后，又必须沉默一阵。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有游客进入小酒馆，他们问服务员有没有麻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服务员说，我们没有。他的语气非常正常，没有对游客的抱歉感，也没有拒绝麻将的崇高感。也许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他已经养成随便的语气。比如，当我突然心血来潮，问他：有没有摇滚？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我。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瓜。你这个宝器，今天是不是太阳出多了？ 8、周春芽像一只养在美术馆的熊猫，只是可以免费参观 如果说我对三圣乡的小酒馆很是失望，那么我去了周春芽的美术馆后，就应该说是绝望了。沿着山坡而建的一幢幢别墅（我只能说它们是别墅），豪华、清净、意外的舒适。它更适合成都的阴沉天气，巨大的玻璃窗户外，阴沉沉的啥子也看不见。 在成都这些富豪级的画家中，周春芽是最和蔼可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他虽然不喜欢喝酒（石光华说这是他很大的遗憾啊），但却特别喜欢打麻将。人就是这样，在吃喝玩乐这些恶习里，如果沾染上一样，他就不是圣人了，而是可爱的人。如果沾染上两样，他就是讨厌的人。而如果沾染上三样，差不多就是坏人。在我们成都，有许多人样样都沾染，他就超越了坏人，成了这个城市老老实实的居民。再加上全国人民都在说，成都好啊好啊，总有一天，成都真的要被摆翻。根本不存在。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这是诗人柏桦的名句。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废话诗人。在成都这个城市，远远不只一个人。周春芽，何多苓，张小刚，他们均是当今中国美术届产值过亿的画家。在北京，或者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的眼中，他们也许已经淡出前卫的前列，也许架上本来就不前卫，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销售势头。对于艺术，观念是父亲，市场是母亲。 突然接到电话，我必须先离开他们。春芽的好酒和青蛙我吃不成了，他说太遗憾了，就叫他的司机送我。我站在外面等车子时，回头看见那些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感觉它们更像熊猫馆。想到这里，我笑了。我发现周春芽简直就是养在熊猫馆的熊猫。整个成都，把这些稀罕的艺术家，保护在国家AAAA级旅游区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品牌，至少是三圣乡的招牌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唱了好多年了。 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感觉讲给一个朋友听，谁知道她却问我：那你们去看周春芽收不收门票？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依旧老实地回答：不收。她叹了一口气，样子比较忧郁。那还是不如熊猫，她说。看熊猫要花钱的。 成都蓝顶的名气非常的大。但是，根据我这次实地考察，它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比起北京的宋庄、798，它完全是另外一会事。在王烨离开成都前，我们又去了所谓的老蓝顶，它不仅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而且更让我这样认为。在蓝顶，我没有看见蓝色的房顶，我看见的是女画家的跑车以及精致的纯手工提包。 郭燕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她已经在成都居住了好多年。比之她梦幻般的作品，她的画室干净、整洁得更像一个成都女人的客厅。作为紫色世界的建设者，她的作品的价格正在接近成都几个大脑壳的高度。钱对她而言不是问题，她的问题应该是她的颜色本身。在中国，紫色比较黄色虽然不那么正派，但却更有玄机。关键是紫气东来，转眼又去，她是不是能够把握好这一去一来之间“美和修辞手法的平衡（何多苓语）”？ 如果说郭燕的画室干净、整洁，那符曦的画室就更像我平时看见的画室那么乱。她自己说，乱是乱，但好选角度。符曦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有力的肌肉。她对肌肉的沉迷，构成了她现在作品的力度和价值。同样把女性力量化的描写，《啊，她》，让我想起了她横挎在身上的精致的小包。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包时，我以为是香奈儿、古奇之类的名牌，我问她，她说就是成都做的纯手工制品。我发现，成都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堂。 9、在成都，每一天都像梦游 朗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赞同，并为之干了两杯。有一天，我和狼格在白夜，就我们两人，我就问吉木狼格：是不是谁娶了王烨谁就是皇帝？狼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谁穿上皇帝的新衣谁就是皇帝？我想了想，说：也是。谁穿上龙袍谁就是皇帝，至少他正在扮演皇帝。而穿皇帝的新衣，他当然不应该是皇帝，他说不准只是一个疯子。一想到疯子，我又突然觉得不对。赶紧再问狼格：谁敢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去走来？如果敢，他难道不是皇帝？那他是什么？ 他是在梦游。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肯定不是狼格说的。当时，我和狼哥坐在白夜的院子里喝茶，就我们两个人。这话不是狼格说的那又是谁再说？但是狼格肯定地说，那不是他说的。那算我听错了。

王烨来成都的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反正是我见她的第二次，小竹请我们在川江号子吃火锅。吃完火锅后，我们就近去了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因为这个城市小，所以大家更懒得跑。这个时候，如果谁提议我们去窄巷子的白夜，我们肯定会说好远哦。当然，白夜的主人如果在，那又另当别论。

所谓瑞升广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在两栋楼房之间空出的空地，它只是比一般的空地要宽一些，并且做了简单的绿化。再加上空地两边的楼房的一楼，都开着茶房和酒吧，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下午晒太阳和晚上喝酒的休闲场所。广场的前端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一到黄昏就有许多半老徐娘在那里跳舞。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现象，并不只成都才有。但是穿过这些风姿徐娘，我们就坐在小房子的门前喝酒，却只能是成都一绝。

何小竹坐在小房子门前，几乎就像坐在他自己家的门前。我不敢说他认识每一个来小房子喝酒的人，但至少有一半都在和他打招呼。特别是几个美女，一会儿跑到我们的酒桌旁坐下，一会儿又把小竹叫过去。小房子有许多的文青，而文青的偶像何小竹自然如鱼得水。那天晚上，王烨说她发现小竹喝酒也很疯。我们为她的发现喝了一杯。

成都是个语言的城市，成都人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摆翻他。那天在小房子喝酒，王烨从自己的耳朵开始感觉到这一点。关于王烨的耳朵，狼格说那是皇后的耳朵。狼格为自己的这一命名非常得意，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记得至少我和小竹、王镜、张三都觉得这个命名特别精彩，并为之至少喝了两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同，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端起酒为他喝一杯。在成都，我们每天都这样把自己灌醉。

也许因为说的是王烨，即使只是说的她的耳朵，即使她非常高兴，也突然羞怯起来。为了转移话题，她问到我三十多年前的Y咖啡。她问我，在Y咖啡你们除了卖咖啡也卖酒？活该她落入语言的盆地，就算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我们的话语。我盯着她，认真地回答：1985年冬天，我们的Y咖啡不卖咖啡也不卖酒。

那你们卖什么？她继续问。

我们卖皇后的耳朵。我说。

王烨认为我的回答和她的追问没有逻辑关系，而我却告诉她它们之间关系明确。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听了认为我的解释合理，你就连干三杯怎样？

王烨说，好。

，又是旅游，主要以穷艺术家为主的宋庄怎么能够比？ 短暂的停留后，我们又去了小酒馆。这到让我诧异。是唐蕾的小酒馆？我问。是。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回答准确的出于小竹的嘴里。我看着他，想起他的诗“我张大嘴巴”。只是我看见他时，他的嘴巴已经闭上。 唐蕾的小酒馆在一片农田的中间。车停在路边，我们沿着近似于田间小道的泥石路走了几百米，才走进小酒馆。它由几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组成，比许燎原的博物馆简陋了许多，更像我印象中的农家乐。或者它本身就是农家乐。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和唐蕾面对面接触。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抽着中南海香烟。那差不多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南海这个牌子的烟。我去北京后，也开始抽中南海。现在的成都，抽中南的人有好多。我的朋友王镜、狼格、光华和小竹都抽这种烟。王镜抽的是5毫克的，狼格和光华抽的是新版8毫克的，我和小竹抽的是10毫克的。我其实最喜欢抽的应该是老版8毫克的。但是，除了北京，老版8毫克的根本买不到。我只有抽10毫克的。它远远的看上去，有比较像老版8毫克的中南海。 唐蕾抽的中南海究竟是几毫克的我没有印象了，或者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南海还有多少毫克和多少毫克之分。但是我要说，作为成都摇母（成都摇滚音乐的母亲）我还是知道她的一些事情。1999年吧，哇10了，就是我唯一和她单独见面那次，我们就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个女人一条街》。三个女人是指唐蕾（小酒馆，摇滚和音乐）、翟永明（白夜，诗歌和艺术）和杨晓军（老酒吧，流行音乐和媒体），而一条街就是玉林西路（它总共的长度为500米）。遥想当年，三个美女，三家特色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50米。成都的好色之徒，怎么能不把玉林西路喝得到处都是酒。如果我现在问，在成都，在当时，有没有人没有在这条街喝醉过？如果回答是真实的话，应该非常少了。它来了真的就不想走。 我一直觉得唐蕾有文君的风采，全面继承了成都女人的古韵。但是，那天下午，坐在她三圣乡（也许是因为三圣乡）的小酒馆农家乐里，我的确很是失望。这就是成都吗？她带着一群摇滚青年，冲北京、闯上海，然后又回到成都。这也许和成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它是摇滚：它热闹一阵后，又必须沉默一阵。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有游客进入小酒馆，他们问服务员有没有麻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服务员说，我们没有。他的语气非常正常，没有对游客的抱歉感，也没有拒绝麻将的崇高感。也许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他已经养成随便的语气。比如，当我突然心血来潮，问他：有没有摇滚？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我。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瓜。你这个宝器，今天是不是太阳出多了？ 8、周春芽像一只养在美术馆的熊猫，只是可以免费参观 如果说我对三圣乡的小酒馆很是失望，那么我去了周春芽的美术馆后，就应该说是绝望了。沿着山坡而建的一幢幢别墅（我只能说它们是别墅），豪华、清净、意外的舒适。它更适合成都的阴沉天气，巨大的玻璃窗户外，阴沉沉的啥子也看不见。 在成都这些富豪级的画家中，周春芽是最和蔼可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他虽然不喜欢喝酒（石光华说这是他很大的遗憾啊），但却特别喜欢打麻将。人就是这样，在吃喝玩乐这些恶习里，如果沾染上一样，他就不是圣人了，而是可爱的人。如果沾染上两样，他就是讨厌的人。而如果沾染上三样，差不多就是坏人。在我们成都，有许多人样样都沾染，他就超越了坏人，成了这个城市老老实实的居民。再加上全国人民都在说，成都好啊好啊，总有一天，成都真的要被摆翻。根本不存在。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这是诗人柏桦的名句。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废话诗人。在成都这个城市，远远不只一个人。周春芽，何多苓，张小刚，他们均是当今中国美术届产值过亿的画家。在北京，或者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的眼中，他们也许已经淡出前卫的前列，也许架上本来就不前卫，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销售势头。对于艺术，观念是父亲，市场是母亲。 突然接到电话，我必须先离开他们。春芽的好酒和青蛙我吃不成了，他说太遗憾了，就叫他的司机送我。我站在外面等车子时，回头看见那些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感觉它们更像熊猫馆。想到这里，我笑了。我发现周春芽简直就是养在熊猫馆的熊猫。整个成都，把这些稀罕的艺术家，保护在国家AAAA级旅游区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品牌，至少是三圣乡的招牌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唱了好多年了。 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感觉讲给一个朋友听，谁知道她却问我：那你们去看周春芽收不收门票？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依旧老实地回答：不收。她叹了一口气，样子比较忧郁。那还是不如熊猫，她说。看熊猫要花钱的。 成都蓝顶的名气非常的大。但是，根据我这次实地考察，它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比起北京的宋庄、798，它完全是另外一会事。在王烨离开成都前，我们又去了所谓的老蓝顶，它不仅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而且更让我这样认为。在蓝顶，我没有看见蓝色的房顶，我看见的是女画家的跑车以及精致的纯手工提包。 郭燕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她已经在成都居住了好多年。比之她梦幻般的作品，她的画室干净、整洁得更像一个成都女人的客厅。作为紫色世界的建设者，她的作品的价格正在接近成都几个大脑壳的高度。钱对她而言不是问题，她的问题应该是她的颜色本身。在中国，紫色比较黄色虽然不那么正派，但却更有玄机。关键是紫气东来，转眼又去，她是不是能够把握好这一去一来之间“美和修辞手法的平衡（何多苓语）”？ 如果说郭燕的画室干净、整洁，那符曦的画室就更像我平时看见的画室那么乱。她自己说，乱是乱，但好选角度。符曦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有力的肌肉。她对肌肉的沉迷，构成了她现在作品的力度和价值。同样把女性力量化的描写，《啊，她》，让我想起了她横挎在身上的精致的小包。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包时，我以为是香奈儿、古奇之类的名牌，我问她，她说就是成都做的纯手工制品。我发现，成都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堂。 9、在成都，每一天都像梦游 朗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赞同，并为之干了两杯。有一天，我和狼格在白夜，就我们两人，我就问吉木狼格：是不是谁娶了王烨谁就是皇帝？狼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谁穿上皇帝的新衣谁就是皇帝？我想了想，说：也是。谁穿上龙袍谁就是皇帝，至少他正在扮演皇帝。而穿皇帝的新衣，他当然不应该是皇帝，他说不准只是一个疯子。一想到疯子，我又突然觉得不对。赶紧再问狼格：谁敢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去走来？如果敢，他难道不是皇帝？那他是什么？ 他是在梦游。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肯定不是狼格说的。当时，我和狼哥坐在白夜的院子里喝茶，就我们两个人。这话不是狼格说的那又是谁再说？但是狼格肯定地说，那不是他说的。那算我听错了。

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狼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我们均表示赞同，因为赞同我们每人干了至少两杯酒（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杯子六杯怎么说也有一瓶），而一瓶酒在这里卖10元，那这句皇后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卖了10元？

这个道理我想的清楚，王烨说。只是它和Y咖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我告诉王烨，刚才卖的皇后的耳朵当然并不是皇后的耳朵，甚至也不是王烨的耳朵，它仅仅是狼格的一句话。我说我们的Y咖啡卖的是皇后的耳朵，就是说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语言。比如我们店里有一种爱情咖啡，在当时我们就卖5元。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爱情咖啡，我们只是为加入了苦丁茶的咖啡取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这个爱情咖啡特别受女人欢迎，许多正在爱情或者正准备爱情或者被爱情伤害的女人，都会在我们Y咖啡喝至少两杯以上的爱情咖啡。曾经有位失恋的女人，她一口气喝了10杯咖啡加苦丁茶的爱情。那是50元啊，1985年，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说王烨，我们卖的是不是语言？是不是皇后的耳朵。王烨想了想，说，那我喝三杯。

在成都梦游 1、从芳邻路开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围棋 2009年3月的一个下午，阴了几天的成都在中午出了点毛毛太阳后，现在又阴了。这就是成都。一年365天，有100是这样的。另100天是纯粹的阴天，还有100天可能出太阳，而其他65天，那要看心情。只是我不知道是天气的心情还是成都人的心情，或者仅仅是因为某个局部，因为它的心情而再定天气的阴晴。 我中午醒来。我每天都是中午才醒来。我醒了后，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窗外的天气。如果天阴，我差不多是倒头再睡。当然，如果天气有点好，我就赶紧起床。比如今天中午，我抬头看天时它正有点亮，我自然也就起床了。 记忆中我昨天似乎是和徐旭辉有约，今天去芳邻路上文康开的酒吧芳邻旧事下围棋。徐是吉木狼格的朋友，也是万夏和李亚伟的学弟，四川甘洛县中学原教师。他早已下海发财，移居成都过着新成都人的休闲生活。那就是喝茶、下围棋和斗地主。 徐和狼格是铁杆的围棋爱好者，我是次铁杆围棋爱好者。我著名的同学王镜是我们围棋圈子中的高手，一个陪着我们热爱围棋的人。这十多二十年来，我们几个围棋青年，已经发展壮大为一群围棋中年。几乎每一个下午，我们都会在成都的茶坊、酒吧下围棋和斗地主。我们从吃了午饭开始，一直耍到天黑。天黑后，我们就到酒吧喝酒。最近这一年多，我们主要活动在新白夜、芳邻旧事和瑞升广场。去年512那天，我们就是在芳邻旧事。地震爆发的瞬间，两个业余高手正在打劫，黑白棋子纠缠在一起没完没了的。其中一个一子落定，抬头问对方你抖啥子？对方说，我没有抖？这时，我们才发现棋桌上的茶杯都抖得哗哗的响。地震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棋的和下棋的纷纷弃棋而逃，跑到路的中间。酒吧的棋桌就在路边，我们几乎没有用几秒就跑了下去。当时地震正震得厉害，远远的芳邻路的前方，一幢新修的大楼被摇得差一点就要倒塌了。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路中。 一眨眼，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一年了，但它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特别是那盘没有下完的围棋，它并没有被封盘，甚至没有被我们记忆。它只是一盘我们永远下不完的围棋。在成都，它也许有许多这样的一盘棋。王镜说，都是臭棋。 某种意义上讲，成都都是臭棋。作为全国著名的棋城，成都严重缺乏围棋的一流高手。特别是超一流的高手，成都几乎没有。这也许还是我们想知道的成都，和它的天气一样，是它非常显著的特色。它喜欢围棋的人也许是全国最多的，但是下得像样的高手却并不那么多。有人说，如果我们在全国选100个人比赛，成都赢不了多少。如果选1000个人比赛，成都肯定会赢一半。它当然是最有名的围棋之城。 那天下午，我和徐旭辉的围棋刚刚下到激烈的时候，就接到狼格的电话。他叫我们去白夜，说是有一家杂志要做成都，请大家过去摆翻他。这些年来，做了成都和想做成都的媒体实在太多。即使我远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常常被问到关于成都的龙门阵。就是在前几天，狼格还委派我为另一家北京的媒体写了两篇关于成都的文章。那是两篇给成都说好话的文章，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骂成都的文章差不多。所以，当我听说又是做成都的事情时，自然提不起啥子兴趣。加之我们正在下围棋，茶泡起还未喝，就更不想动身了。 但狼格是个多了不起的哥们，他一下感觉到我们的犹豫，马上在电话里为我们特别补充了一句：是个美女编辑哦。我们都是所谓的好色之徒，当然听不得这样的话？即使一条大龙盘曲在我们的棋盘上惴惴待屠，我们也会往美女那边靠。 2、成都是个小城市，但它打的还是不方便 那天运气真好。我们一打算去白夜，就看见一辆空着的出租车从冷清的芳邻路开过来。在成都，一个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八千两出租车。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环保城市。只是一遇周末、节假日和有点小雨的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在成都又特别点多，基本上就很难打到出租。我记得我刚回成都那段时间，经常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我看见那些坐在出租上的人，感觉他们坐的不是出租车，而是洋洋得意的陆上航空母舰。至少都是飞机。这依然是成都。警察、城管和媒体在全力打击野的，而需要打车的人，他们在风雨中可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打到车。 所以，我说那天我们运气真好。看见那辆空着的出租后，我赶紧跳下芳邻旧事的露台（就像去年512地震时那样快），拦住了它。几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窄巷子和同仁路的路口。下了车，我们拐进窄巷子，没走几步就到了新白夜。 比较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这个自以为已经很大的国际大都会其实很小。这些年来，历届成都政府都特别着急，为把成都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而呕心沥血。只是我们更喜欢它的小，觉得它小才更像成都，才更方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互相联络、纠缠和走去走来。而我们，至少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吧，我们都是喜欢走去走来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北京的大和成都的小，以及北京的小和成都的大。在北京，我客居北四环一带，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在北四环左右。我在北京近八年，北京对我而言，也就是亚运村、西坝河、南锣鼓巷。我如果去通县，已经算是远足。而成都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晚喝酒，一般都要喝几个地方。从西门到南门，从城中喝到城的边边。这在北京差不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北京人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而成都的我们却是在几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如果不信，请去问北京的黄燎原和成都的石光华。他们是夜酒爱好者，喝的地方多还是少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大小。 成都72大街，108小巷。听老人们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我明白这样一个道路：在成都，人与人的交往比人与自然的交往更重要。站在窄巷子，即使是半夜12点，一个喝酒的人也可以邀约到另外一个喝酒的人。他们穿过半个成都，到新白夜坐下，大声喊：王丽娟，请给我们上半打百威。那声音非常舒服。 3、正在营业，谢绝参观 那天下午，10分钟不到，我们已经在同仁路和窄巷子的路口下了车。拐进窄巷子，走不了几步，就看见新白夜那面透明的玻璃墙。从玻璃墙往内望，阴沉的天色里三棵枇杷树下，四五把椅子安静地摆放着。 即使不是最好的旅游时节，院子里虽然冷清，但在宽窄巷子新铺的两条石板路上，依然晃荡着许多不知道哪是来的游客。他们步履缓慢，一边走一边停足：有时候是抬头仔细阅读院落门墙上题写的介绍文字，有时候是摆出各种姿势照一张照片。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老年游客看介绍文字的多，而年轻游客照相的多。那些院落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门墙也是重新修建的，非常满足游客的需求。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宽巷子和窄巷子。这两条成都普通的街道离我过去的家并不远，有六、七站的公交路程。按理说，我小时候应该去过那里。但现在，当我需要回忆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如这阴沉的天色，见不到阳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新认识一个住在宽巷子的人，我记得他们家就在一个巨大的院子里。据他说，那院子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后来住了11户人。他们一家5口，住这院子里的三间房子。而其中有一间，还是他们家自己搭建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那天我喝醉了，到了他家后没有说上两句话，就趴在他的桌子上睡着了。等我醒后，已是黄昏，我对他说声对不起就走了。出院子时，我在这11户人共用的自来水龙头处差点滑倒。 重新打造宽窄巷子的消息我知道得非常晚。2001年，我离开成都去北京生活后，每年也就回成都耍一个月左右。在这一个月里，我主要晃荡在南边。那是成都的新区，歌舞升平欣欣向荣。对于宽窄巷子，我偶尔去喝过几次茶。它给我的印象，当然比上面谈到的记忆要好多了。特别是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宽巷子陈旧的巷子里，一边喝茶一边与朋友吹牛，也不能说不是另一种感觉。仿佛梦中，却又意外的实在。当然，这对成都这个积极向上的城市而言，的确算得上是资源的浪费。所谓寸土寸金，怎容得宽窄巷子置身世外？2008年，我重新回成都定居时，精心打造的宽窄巷子已经在准备重新开街。 白夜是作为一个著名品牌被引进宽窄巷子的。同时被引进的，还有李亚伟的香积厨，石光华和狼格的上席。中国当代几个最为著名的先锋诗人，突然被定格在两条被重新包装的成都老巷子里。它是有点突然。 上席是新办的一家豪华川菜餐厅，它完全出于石光华和狼格的构思。方案出来后，他们得到成都文旅集团地支持，在资金还没有着落时，就力压许多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窄巷子拿到了一个最大的院子。经过几翻周折，他们最后与四川大学原著名校园诗人、现在的大老板胡晓波合作，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们“诗意的栖居”。据说在最后选择一个香港投资者还是胡晓波时，石光华颇是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权衡，最后靠扔色子确定了后者。大家毕竟都写过诗，便于交流和沟通。这好像是言说的借口，但又怎么不是上帝之手合乎情理的安排呢？现在的上席生意不是预想的那么好，但是两个诗人面对激烈的市场，总算有了自己下围棋和斗地主的心情和时间。 李亚伟办餐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进驻宽巷子后，他搞了两件非常莽汉的事情。一件是他把他的院子里的一件厢房的柱子锯掉，以使厢房改变成完整的大厅。为了这个莽汉行为，他被宽窄巷子管理方成都文旅集团罚了两万块人民币。不仅如此，他还让文旅集团感叹，认为和诗人打交道真是麻烦。只是相比这件事，李亚伟的另一件举动更值得我们摆谈。在宽窄巷子开街时，他亲自出镜，为自己的香积厨拍了一副广告。巨大的画面上，亚伟站在路口，昂着头，赤着足，手里提着一瓶白酒瓶子：一个人民诗人——他以为他是人民诗人，而人民却认为他最多是一个不听话的干儿子——正在迷茫。广告，餐厅和诗人，有机的形成了成都的一个侧面。它有追求，有事情做，但是它依然有点迷茫。 由于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延缓了开街的时间。同样也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开街成了成都的一个巨大的事件。有一件近似于花絮的小插曲，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宽窄巷子开街后，每天的游客几乎把两条巷子挤满。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他们像看稀奇一样，从这个院子进又从另一个院子出。只是超高的人气，却并没有让那些新开的商店生意红火。几天之后，有的酒吧和餐厅在自己的门前挂出了这样的告示：正在营业，谢绝参观。噫吁戏，哇噻。成都好耍哉。 4、玉林西路若相问，请你不要告诉它 白夜和上席不一样，它进驻宽窄巷子前，已经是成都著名的酒吧。11年前，也就是1998年，诗人翟永明和她的闺中密友代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开了这个总面积100平方米的小酒吧。酒吧一开，就已经有了名气。只是这名气并不是因为酒吧的规模和经营特点（比如差不多时间内开张的回归和半打）才有，而完全是因为翟永明这个人。 翟永明是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关于第三代诗人的价值、意义和特色，我在许多地方都有过言说。当然那些言说都是诗歌范围内的，对于我们谈论的成都似乎比较遥远。不过有一点我愿意再说一下，那就是第三代诗人的成长纯粹属于自己的事情，它和这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门，基本上没有关系。就像翟永明这个人，她和中国另一个著名女诗人舒婷比较，那么后者一开始就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她被批判和被肯定均不能改变这一属性），而前者仅仅是、也必然是中国民间的鲜货。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的偏离，应该是第三代诗人群体到今天依然值得追捧地独立精神。 白夜一开始就属于这样的鲜货。在玉林西路狭小的路上，白夜酒吧并不显得突出和热闹，但却总是人影恍惚。一些长头发的画家和一些醉醺醺的诗人，在这间酒吧唯一的卫生间里总有可能要碰撞在一起。他们面对尿池，傻乎乎地共同小便。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文艺青年，即使慕名而来，也会被突然看见的那么多名人而惊讶。而这些让外地文艺青年惊讶的所谓名人，他们喝完酒后，就是穿过玉林西路，也没有一个群众认识他们，更不要说找他们签名合影。我说过，我们是互相著名的一代。 这样的圈子感觉其实非常养人。成都的诗人是这样养大的，成都的画家在没有买到大钱之前也是这样被养大的。白夜就是这样一个养人的地方。在没有白夜的时候，成都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白夜。成都路边的苍蝇馆（小饭店），青石桥万夏他妈的家，川大旁边的冷淡杯，钟鸣川工报的宿舍，以及盐市口转轮街蓝马刘涛的新婚窝子，都是我们冬天相互取暖、夏天相互散凉和春秋下棋打牌的地方。直到后来，社会突然一变，那些地方拆的拆、搬的搬、离的离，大家才发现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客厅。 白夜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在成都，它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客厅之一。100平方米的客厅，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我们喜欢圈子，不喜欢小众、精英——它已经够了。而打从白夜搬到窄巷子成为新白夜之后，这个被政府打造的旅游之地，总是显得生意不那么红火。尽管新白夜新的董事之一、先锋诗人兼企业家王敏努力在新白夜的文气和粉气上下功夫，也没有让它达到预想

我本来想陪王烨喝一杯，她让我不要喝。她说她想把这杯酒卖给我，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是Y咖啡？我说我买了。

1985年的成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色，甚至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也没有。在西大街18号，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晚上不营业，我就联合万夏用这个空间来办咖啡店。Y是用的英语字母Y的读音，其意思在成都话里大家都明白。所谓Y，就是不怎么正、有点邪门、有点骗人、有点水（不认真）的意思。在成都，人们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和一件事以及一个地方。比如某人有点Y，这事有点Y，或者那个地方太Y了。我们的咖啡店，墙壁上挂着纺织厂印布用的底布，有一长两短三张桌子，桌子的玻璃下面压着稀奇古怪的诗句，当然是很Y。石光华就说，简直是个Y咖啡店。所以就叫Y咖啡。

摆翻他。能够把语言搞成这样，也只有成都才可以。

，又是旅游，主要以穷艺术家为主的宋庄怎么能够比？ 短暂的停留后，我们又去了小酒馆。这到让我诧异。是唐蕾的小酒馆？我问。是。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回答准确的出于小竹的嘴里。我看着他，想起他的诗“我张大嘴巴”。只是我看见他时，他的嘴巴已经闭上。 唐蕾的小酒馆在一片农田的中间。车停在路边，我们沿着近似于田间小道的泥石路走了几百米，才走进小酒馆。它由几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组成，比许燎原的博物馆简陋了许多，更像我印象中的农家乐。或者它本身就是农家乐。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和唐蕾面对面接触。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抽着中南海香烟。那差不多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南海这个牌子的烟。我去北京后，也开始抽中南海。现在的成都，抽中南的人有好多。我的朋友王镜、狼格、光华和小竹都抽这种烟。王镜抽的是5毫克的，狼格和光华抽的是新版8毫克的，我和小竹抽的是10毫克的。我其实最喜欢抽的应该是老版8毫克的。但是，除了北京，老版8毫克的根本买不到。我只有抽10毫克的。它远远的看上去，有比较像老版8毫克的中南海。 唐蕾抽的中南海究竟是几毫克的我没有印象了，或者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南海还有多少毫克和多少毫克之分。但是我要说，作为成都摇母（成都摇滚音乐的母亲）我还是知道她的一些事情。1999年吧，哇10了，就是我唯一和她单独见面那次，我们就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个女人一条街》。三个女人是指唐蕾（小酒馆，摇滚和音乐）、翟永明（白夜，诗歌和艺术）和杨晓军（老酒吧，流行音乐和媒体），而一条街就是玉林西路（它总共的长度为500米）。遥想当年，三个美女，三家特色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50米。成都的好色之徒，怎么能不把玉林西路喝得到处都是酒。如果我现在问，在成都，在当时，有没有人没有在这条街喝醉过？如果回答是真实的话，应该非常少了。它来了真的就不想走。 我一直觉得唐蕾有文君的风采，全面继承了成都女人的古韵。但是，那天下午，坐在她三圣乡（也许是因为三圣乡）的小酒馆农家乐里，我的确很是失望。这就是成都吗？她带着一群摇滚青年，冲北京、闯上海，然后又回到成都。这也许和成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它是摇滚：它热闹一阵后，又必须沉默一阵。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有游客进入小酒馆，他们问服务员有没有麻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服务员说，我们没有。他的语气非常正常，没有对游客的抱歉感，也没有拒绝麻将的崇高感。也许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他已经养成随便的语气。比如，当我突然心血来潮，问他：有没有摇滚？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我。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瓜。你这个宝器，今天是不是太阳出多了？ 8、周春芽像一只养在美术馆的熊猫，只是可以免费参观 如果说我对三圣乡的小酒馆很是失望，那么我去了周春芽的美术馆后，就应该说是绝望了。沿着山坡而建的一幢幢别墅（我只能说它们是别墅），豪华、清净、意外的舒适。它更适合成都的阴沉天气，巨大的玻璃窗户外，阴沉沉的啥子也看不见。 在成都这些富豪级的画家中，周春芽是最和蔼可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他虽然不喜欢喝酒（石光华说这是他很大的遗憾啊），但却特别喜欢打麻将。人就是这样，在吃喝玩乐这些恶习里，如果沾染上一样，他就不是圣人了，而是可爱的人。如果沾染上两样，他就是讨厌的人。而如果沾染上三样，差不多就是坏人。在我们成都，有许多人样样都沾染，他就超越了坏人，成了这个城市老老实实的居民。再加上全国人民都在说，成都好啊好啊，总有一天，成都真的要被摆翻。根本不存在。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这是诗人柏桦的名句。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废话诗人。在成都这个城市，远远不只一个人。周春芽，何多苓，张小刚，他们均是当今中国美术届产值过亿的画家。在北京，或者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的眼中，他们也许已经淡出前卫的前列，也许架上本来就不前卫，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销售势头。对于艺术，观念是父亲，市场是母亲。 突然接到电话，我必须先离开他们。春芽的好酒和青蛙我吃不成了，他说太遗憾了，就叫他的司机送我。我站在外面等车子时，回头看见那些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感觉它们更像熊猫馆。想到这里，我笑了。我发现周春芽简直就是养在熊猫馆的熊猫。整个成都，把这些稀罕的艺术家，保护在国家AAAA级旅游区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品牌，至少是三圣乡的招牌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唱了好多年了。 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感觉讲给一个朋友听，谁知道她却问我：那你们去看周春芽收不收门票？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依旧老实地回答：不收。她叹了一口气，样子比较忧郁。那还是不如熊猫，她说。看熊猫要花钱的。 成都蓝顶的名气非常的大。但是，根据我这次实地考察，它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比起北京的宋庄、798，它完全是另外一会事。在王烨离开成都前，我们又去了所谓的老蓝顶，它不仅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而且更让我这样认为。在蓝顶，我没有看见蓝色的房顶，我看见的是女画家的跑车以及精致的纯手工提包。 郭燕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她已经在成都居住了好多年。比之她梦幻般的作品，她的画室干净、整洁得更像一个成都女人的客厅。作为紫色世界的建设者，她的作品的价格正在接近成都几个大脑壳的高度。钱对她而言不是问题，她的问题应该是她的颜色本身。在中国，紫色比较黄色虽然不那么正派，但却更有玄机。关键是紫气东来，转眼又去，她是不是能够把握好这一去一来之间“美和修辞手法的平衡（何多苓语）”？ 如果说郭燕的画室干净、整洁，那符曦的画室就更像我平时看见的画室那么乱。她自己说，乱是乱，但好选角度。符曦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有力的肌肉。她对肌肉的沉迷，构成了她现在作品的力度和价值。同样把女性力量化的描写，《啊，她》，让我想起了她横挎在身上的精致的小包。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包时，我以为是香奈儿、古奇之类的名牌，我问她，她说就是成都做的纯手工制品。我发现，成都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堂。 9、在成都，每一天都像梦游 朗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赞同，并为之干了两杯。有一天，我和狼格在白夜，就我们两人，我就问吉木狼格：是不是谁娶了王烨谁就是皇帝？狼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谁穿上皇帝的新衣谁就是皇帝？我想了想，说：也是。谁穿上龙袍谁就是皇帝，至少他正在扮演皇帝。而穿皇帝的新衣，他当然不应该是皇帝，他说不准只是一个疯子。一想到疯子，我又突然觉得不对。赶紧再问狼格：谁敢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去走来？如果敢，他难道不是皇帝？那他是什么？ 他是在梦游。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肯定不是狼格说的。当时，我和狼哥坐在白夜的院子里喝茶，就我们两个人。这话不是狼格说的那又是谁再说？但是狼格肯定地说，那不是他说的。那算我听错了。

 

7、小酒馆没有麻将，也没有摇滚

应该是3月23日的中午，我站在肖家河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感谢上帝，我说。我要去祖母厨房，何小竹、石光华、王烨和陈新宇在那里等我。我们约好了，今天去三圣乡。他们说那是新蓝顶，住着周春芽等好多画家。

的效果。只是它预想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马上就到了白夜11年纪念日。清淡经营11年的白夜，已经是中国诗歌和成都酒吧的一个奇迹。新白夜继承了这个奇迹，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它其实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它再有一个11年，那它一定有一个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所谓诗人，不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人。有了这些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许多人来到宽窄巷子，不是现在这样盲目的观看那些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凭吊根本无法解说的虚构的历史，而是来重温白夜翟永明、王敏的风度，感受香积厨李亚伟的豪情，品尝上席石光华、吉木狼格的简明华贵。对于成都而言，其实需要的就是坚持，而不是做大做强。就像每一个打麻将的成都人，坐在平静的麻将桌上慢慢摸的并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多张，而是在期待惊鸿一闪，摸张集清一色、杠上花和海底捞于一身的牌。这就是成都的激情。 还是回到那天下午，我们接到狼格的电话，匆匆赶到白夜。那天下午，白夜的人特别的多。狼格和石光华当然在，他们是白夜的邻居。2008年下半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他们的客厅和办公室。他们几乎每一个下午都在白夜。李亚伟也在。他现在的饭店离白夜不远，在和窄巷子齐名的宽巷子，只要他在成都，也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来白夜。除了他们之外，我著名的同学王镜也在。他和我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有时间也会来到白夜。我们几个喜欢斗地主和下围棋。近一年来，我们的下午差不多都在白夜度过。 想不到的是何小竹那天也在。他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别说是下午了，就是晚上，我们也很少看见他。王烨就坐在小竹的旁边。我坐下后，狼格就把她介绍给我。北京《华夏地理》的编辑，狼格说。 5、功守兼备：给成都一顶红帽子 谁也不知道我在1985年春天秘密地去过北京，我几乎没有在我的回忆文字里谈论过这件事。当我那天坐在王烨斜对面，和李亚伟、何小竹等谈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谈到它们的差异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 事情是这样的，王烨先说到他们的《华夏地理》杂志。她说在这之前，他们杂志已经做了北京和上海。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本中国的地理杂志，如果它必须关注国内的一个城市的话，它肯定要先从北京和上海开始。即使是一本成都的杂志，它也不得不这样。北京就不摆了，它是我们的首都，那里居住着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他们的光辉形象更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世界著名的电视荧屏上。对于这样的城市，成都和它怎样攀比？而上海，它在非常长的时期是中国时尚的代表，也是中国西洋文化的基地。如果不是香港因为特殊的原因后来居上，上海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自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成都人说，这是当然的。 但现在说到成都。既然说到了成都，成都人内心就有了自己的得意。话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指出，北京是一个奋斗的城市。对于奋斗，从成都人嘴里说出时，味道总有那么点把点幽默。虽然如此，王烨还是笑了。她说他们杂志做的北京，专题就是奋斗。呵呵呵呵，亚伟和小竹都笑了。我想起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一个北京作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名字就叫《奋斗》。在北京，不奋斗行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开始寻找成都的特点。狼格说，成都比较彝族，喜欢晒太阳而不思进去。狼格是彝族，他表达汉语时的机智完全像一个汉人。不仅如此，他的做派也非常的成都。他说了这句话后，就到旁边和王镜他们斗地主去了。 北京是进取的，上海是洋盘的，广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成都是保守休闲的，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但是飘归（北飘归来）首席代表李亚伟却不同意。他说，成都其实是基地组织，是革命训练营和养伤的地方。他列举了诸葛亮九进中原，说打不赢就跑回成都修养，养到自以为兵强马壮就又北上逐鹿。而北人要想入川，几乎难于上青天。 亚伟的话得到了王烨地赞同，并且把它总结为成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我对此也表示支持，而且还现身说法，承认自己去北京八年其实就是为了爱情。爱情是不是功我不知道，但是恋爱失败后就跑回成都，那的确是回来养伤的。心里的伤。亚伟说，古人出川是为了争江山，我们现在出川，就是为了赚钱、赚爱情。说到这里，翟永明从白夜的玻璃门进来，亚伟顿时笑着说，小翟最近也爱去北京，你问她去干什么。 谈话到这时结束。这样严肃地谈话，在成都简直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下午。如果是在晚上，成都人也许会围着酒桌说很多话，但那些话也完全是下酒话。他们即使说得非常认真，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也仅仅是为了下酒。谁要是信了谁倒霉。 斗起，斗起，石光华喊了起来。斗嘛。我和亚伟纷纷应和。过了一会儿，不喜欢斗地主的何小竹对王烨说，我陪你去逛逛宽窄巷子。好的，王烨很高兴。我们的总理。石光华说。 这个时候我说说我吧。1985年春天，我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去北京进一批北京布鞋回成都卖。在北京的那家布鞋厂，我居然看见一顶红色的运动帽，它非常扯眼睛。于是，我就用进布鞋的钱，进了一批红帽子。回成都后，我的朋友问我，他说北京布鞋有名气有市场，北京的这些红帽子谁买？我说你不晓得，今年北京不是一般的流行戴这种红帽子，成都人肯定要跟着赶。为此，我专门为这些红帽子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北京流行红帽子。那时，世界还没有网络，北京究竟流没有流行戴红帽子，成都人不怎么知道。但是在成都，那年却有许多的人戴红帽子。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它最终就必然会成为现实。 6、晚上在小房子，我们卖的是皇后的耳朵 我从北京逃回成都的最初几个月，王镜和狼格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2008年5月7日，我在那里为自己的小说搞了首发式。几天后地震了，我家和狼格家在小房子外的瑞升广场住了10天的帐篷。那个帐篷是我用800元高价购买的，10天后我把它收拾成一坨，放在我家的阳台上。 小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女人，姓杜，有时候我们叫她杜姐，有时候我们又叫她表姐。因为狼格叫她表姐。狼格说，她是我们诗歌的表姐。作为小房子酒吧的女主人，她的穿衣打扮一看就像这个酒吧主人。不求时尚华贵，偏爱独特，假装不修边幅。她过去也许不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像她现在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妇女，但她的气质里却透露出金属的锈迹，弥漫着色彩的异味。非常少，也才非常能够主持小房子，而成为诗歌的表姐。 王烨来成都的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反正是我见她的第二次，小竹请我们在川江号子吃火锅。吃完火锅后，我们就近去了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因为这个城市小，所以大家更懒得跑。这个时候，如果谁提议我们去窄巷子的白夜，我们肯定会说好远哦。当然，白夜的主人如果在，那又另当别论。 所谓瑞升广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在两栋楼房之间空出的空地，它只是比一般的空地要宽一些，并且做了简单的绿化。再加上空地两边的楼房的一楼，都开着茶房和酒吧，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下午晒太阳和晚上喝酒的休闲场所。广场的前端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一到黄昏就有许多半老徐娘在那里跳舞。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现象，并不只成都才有。但是穿过这些风姿徐娘，我们就坐在小房子的门前喝酒，却只能是成都一绝。 何小竹坐在小房子门前，几乎就像坐在他自己家的门前。我不敢说他认识每一个来小房子喝酒的人，但至少有一半都在和他打招呼。特别是几个美女，一会儿跑到我们的酒桌旁坐下，一会儿又把小竹叫过去。小房子有许多的文青，而文青的偶像何小竹自然如鱼得水。那天晚上，王烨说她发现小竹喝酒也很疯。我们为她的发现喝了一杯。 成都是个语言的城市，成都人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摆翻他。那天在小房子喝酒，王烨从自己的耳朵开始感觉到这一点。关于王烨的耳朵，狼格说那是皇后的耳朵。狼格为自己的这一命名非常得意，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记得至少我和小竹、王镜、张三都觉得这个命名特别精彩，并为之至少喝了两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同，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端起酒为他喝一杯。在成都，我们每天都这样把自己灌醉。 也许因为说的是王烨，即使只是说的她的耳朵，即使她非常高兴，也突然羞怯起来。为了转移话题，她问到我三十多年前的Y咖啡。她问我，在Y咖啡你们除了卖咖啡也卖酒？活该她落入语言的盆地，就算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我们的话语。我盯着她，认真地回答：1985年冬天，我们的Y咖啡不卖咖啡也不卖酒。那你们卖什么？她继续问。我们卖皇后的耳朵。我说。 王烨认为我的回答和她的追问没有逻辑关系，而我却告诉她它们之间关系明确。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听了认为我的解释合理，你就连干三杯怎样？王烨说，好。 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狼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我们均表示赞同，因为赞同我们每人干了至少两杯酒（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杯子六杯怎么说也有一瓶），而一瓶酒在这里卖10元，那这句皇后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卖了10元？这个道理我想的清楚，王烨说。只是它和Y咖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我告诉王烨，刚才卖的皇后的耳朵当然并不是皇后的耳朵，甚至也不是王烨的耳朵，它仅仅是狼格的一句话。我说我们的Y咖啡卖的是皇后的耳朵，就是说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语言。比如我们店里有一种爱情咖啡，在当时我们就卖5元。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爱情咖啡，我们只是为加入了苦丁茶的咖啡取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这个爱情咖啡特别受女人欢迎，许多正在爱情或者正准备爱情或者被爱情伤害的女人，都会在我们Y咖啡喝至少两杯以上的爱情咖啡。曾经有位失恋的女人，她一口气喝了10杯咖啡加苦丁茶的爱情。那是50元啊，1985年，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说王烨，我们卖的是不是语言？是不是皇后的耳朵。王烨想了想，说，那我喝三杯。我本来想陪王烨喝一杯，她让我不要喝。她说她想把这杯酒卖给我，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是Y咖啡？我说我买了。 1985年的成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色，甚至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也没有。在西大街18号，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晚上不营业，我就联合万夏用这个空间来办咖啡店。Y是用的英语字母Y的读音，其意思在成都话里大家都明白。所谓Y，就是不怎么正、有点邪门、有点骗人、有点水（不认真）的意思。在成都，人们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和一件事以及一个地方。比如某人有点Y，这事有点Y，或者那个地方太Y了。我们的咖啡店，墙壁上挂着纺织厂印布用的底布，有一长两短三张桌子，桌子的玻璃下面压着稀奇古怪的诗句，当然是很Y。石光华就说，简直是个Y咖啡店。所以就叫Y咖啡。摆翻他。能够把语言搞成这样，也只有成都才可以。 7、小酒馆没有麻将，也没有摇滚 应该是3月23日的中午，我站在肖家河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感谢上帝，我说。我要去祖母厨房，何小竹、石光华、王烨和陈新宇在那里等我。我们约好了，今天去三圣乡。他们说那是新蓝顶，住着周春芽等好多画家。是不是像北京的宋庄？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好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 对。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们，主要是石光华和小竹，我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我肯定听见有人在回答。对。那个字干脆，有点轻。 阳光很好啊，我眯着眼睛，懒懒地坐在陈新宇三菱越野的副架上。小竹、光华和王烨依次坐在后排。我一直迷惑，他们为什么不让美女王烨坐在中间？有两次，我已经回过头去，我想问这个问题。那天阳光很好，车厢里非常明亮。为什么他们不让美女坐在中间，我最后没有问。因为我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听见了王烨说：到了？不只是王烨觉得太快了，就是我都觉得太快了。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宋庄，好像也是中午出发的。当时我住在西坝河的光熙门北里，竖住在通县。我们约好在通县北苑汇合。宋庄属于通县的一个镇。出门后，我先打的去东直门换乘地铁。环城线、一号线、八通线，上了下、下了又上。在通线的北苑见到竖后，我们又叫了一辆野的。50。野的说。30。竖还价。不走，30公里啊。野的说。那40。我说。走吧。野的说。就算为艺术家服务。三圣乡显然和宋庄不一样。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许燎原陶瓷博物馆。我因为光华的原因，十多年前我见过这人。挺老实的，留着俗气的胡子。据说是为一家酒厂做了一个酒瓶子，而有了钱和有了名气。真了不起。除了写诗，谁有名了都会有钱。全世界是这样，成都也不离外。 我没有进博物馆，而是去了博物馆后面的茶园。茶园的装修看上去比较华丽，高大的回廊比我以前看见的农家乐气派多了。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打牌、晒太阳，也有人还在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豪华的农家乐。我想起了宋庄。穿过北方农村的一群土墙房子，在一排桦树后面，有一栋西式小楼。竖告诉我，那是方力钧的院子。 三圣乡比宋庄的人气旺多了。当然，主要是旺了许多的游客。在许燎原的博物馆外面，非常醒目地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国家AAAA级旅游区。又是国家

是不是像北京的宋庄？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好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

对。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们，主要是石光华和小竹，我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我肯定听见有人在回答。对。那个字干脆，有点轻。

阳光很好啊，我眯着眼睛，懒懒地坐在陈新宇三菱越野的副架上。小竹、光华和王烨依次坐在后排。我一直迷惑，他们为什么不让美女王烨坐在中间？有两次，我已经回过头去，我想问这个问题。那天阳光很好，车厢里非常明亮。为什么他们不让美女坐在中间，我最后没有问。因为我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听见了王烨说：到了？

，又是旅游，主要以穷艺术家为主的宋庄怎么能够比？ 短暂的停留后，我们又去了小酒馆。这到让我诧异。是唐蕾的小酒馆？我问。是。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回答准确的出于小竹的嘴里。我看着他，想起他的诗“我张大嘴巴”。只是我看见他时，他的嘴巴已经闭上。 唐蕾的小酒馆在一片农田的中间。车停在路边，我们沿着近似于田间小道的泥石路走了几百米，才走进小酒馆。它由几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组成，比许燎原的博物馆简陋了许多，更像我印象中的农家乐。或者它本身就是农家乐。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和唐蕾面对面接触。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抽着中南海香烟。那差不多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南海这个牌子的烟。我去北京后，也开始抽中南海。现在的成都，抽中南的人有好多。我的朋友王镜、狼格、光华和小竹都抽这种烟。王镜抽的是5毫克的，狼格和光华抽的是新版8毫克的，我和小竹抽的是10毫克的。我其实最喜欢抽的应该是老版8毫克的。但是，除了北京，老版8毫克的根本买不到。我只有抽10毫克的。它远远的看上去，有比较像老版8毫克的中南海。 唐蕾抽的中南海究竟是几毫克的我没有印象了，或者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南海还有多少毫克和多少毫克之分。但是我要说，作为成都摇母（成都摇滚音乐的母亲）我还是知道她的一些事情。1999年吧，哇10了，就是我唯一和她单独见面那次，我们就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个女人一条街》。三个女人是指唐蕾（小酒馆，摇滚和音乐）、翟永明（白夜，诗歌和艺术）和杨晓军（老酒吧，流行音乐和媒体），而一条街就是玉林西路（它总共的长度为500米）。遥想当年，三个美女，三家特色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50米。成都的好色之徒，怎么能不把玉林西路喝得到处都是酒。如果我现在问，在成都，在当时，有没有人没有在这条街喝醉过？如果回答是真实的话，应该非常少了。它来了真的就不想走。 我一直觉得唐蕾有文君的风采，全面继承了成都女人的古韵。但是，那天下午，坐在她三圣乡（也许是因为三圣乡）的小酒馆农家乐里，我的确很是失望。这就是成都吗？她带着一群摇滚青年，冲北京、闯上海，然后又回到成都。这也许和成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它是摇滚：它热闹一阵后，又必须沉默一阵。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有游客进入小酒馆，他们问服务员有没有麻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服务员说，我们没有。他的语气非常正常，没有对游客的抱歉感，也没有拒绝麻将的崇高感。也许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他已经养成随便的语气。比如，当我突然心血来潮，问他：有没有摇滚？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我。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瓜。你这个宝器，今天是不是太阳出多了？ 8、周春芽像一只养在美术馆的熊猫，只是可以免费参观 如果说我对三圣乡的小酒馆很是失望，那么我去了周春芽的美术馆后，就应该说是绝望了。沿着山坡而建的一幢幢别墅（我只能说它们是别墅），豪华、清净、意外的舒适。它更适合成都的阴沉天气，巨大的玻璃窗户外，阴沉沉的啥子也看不见。 在成都这些富豪级的画家中，周春芽是最和蔼可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他虽然不喜欢喝酒（石光华说这是他很大的遗憾啊），但却特别喜欢打麻将。人就是这样，在吃喝玩乐这些恶习里，如果沾染上一样，他就不是圣人了，而是可爱的人。如果沾染上两样，他就是讨厌的人。而如果沾染上三样，差不多就是坏人。在我们成都，有许多人样样都沾染，他就超越了坏人，成了这个城市老老实实的居民。再加上全国人民都在说，成都好啊好啊，总有一天，成都真的要被摆翻。根本不存在。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这是诗人柏桦的名句。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废话诗人。在成都这个城市，远远不只一个人。周春芽，何多苓，张小刚，他们均是当今中国美术届产值过亿的画家。在北京，或者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的眼中，他们也许已经淡出前卫的前列，也许架上本来就不前卫，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销售势头。对于艺术，观念是父亲，市场是母亲。 突然接到电话，我必须先离开他们。春芽的好酒和青蛙我吃不成了，他说太遗憾了，就叫他的司机送我。我站在外面等车子时，回头看见那些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感觉它们更像熊猫馆。想到这里，我笑了。我发现周春芽简直就是养在熊猫馆的熊猫。整个成都，把这些稀罕的艺术家，保护在国家AAAA级旅游区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品牌，至少是三圣乡的招牌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唱了好多年了。 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感觉讲给一个朋友听，谁知道她却问我：那你们去看周春芽收不收门票？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依旧老实地回答：不收。她叹了一口气，样子比较忧郁。那还是不如熊猫，她说。看熊猫要花钱的。 成都蓝顶的名气非常的大。但是，根据我这次实地考察，它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比起北京的宋庄、798，它完全是另外一会事。在王烨离开成都前，我们又去了所谓的老蓝顶，它不仅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而且更让我这样认为。在蓝顶，我没有看见蓝色的房顶，我看见的是女画家的跑车以及精致的纯手工提包。 郭燕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她已经在成都居住了好多年。比之她梦幻般的作品，她的画室干净、整洁得更像一个成都女人的客厅。作为紫色世界的建设者，她的作品的价格正在接近成都几个大脑壳的高度。钱对她而言不是问题，她的问题应该是她的颜色本身。在中国，紫色比较黄色虽然不那么正派，但却更有玄机。关键是紫气东来，转眼又去，她是不是能够把握好这一去一来之间“美和修辞手法的平衡（何多苓语）”？ 如果说郭燕的画室干净、整洁，那符曦的画室就更像我平时看见的画室那么乱。她自己说，乱是乱，但好选角度。符曦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有力的肌肉。她对肌肉的沉迷，构成了她现在作品的力度和价值。同样把女性力量化的描写，《啊，她》，让我想起了她横挎在身上的精致的小包。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包时，我以为是香奈儿、古奇之类的名牌，我问她，她说就是成都做的纯手工制品。我发现，成都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堂。 9、在成都，每一天都像梦游 朗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赞同，并为之干了两杯。有一天，我和狼格在白夜，就我们两人，我就问吉木狼格：是不是谁娶了王烨谁就是皇帝？狼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谁穿上皇帝的新衣谁就是皇帝？我想了想，说：也是。谁穿上龙袍谁就是皇帝，至少他正在扮演皇帝。而穿皇帝的新衣，他当然不应该是皇帝，他说不准只是一个疯子。一想到疯子，我又突然觉得不对。赶紧再问狼格：谁敢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去走来？如果敢，他难道不是皇帝？那他是什么？ 他是在梦游。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肯定不是狼格说的。当时，我和狼哥坐在白夜的院子里喝茶，就我们两个人。这话不是狼格说的那又是谁再说？但是狼格肯定地说，那不是他说的。那算我听错了。

不只是王烨觉得太快了，就是我都觉得太快了。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宋庄，好像也是中午出发的。当时我住在西坝河的光熙门北里，竖住在通县。我们约好在通县北苑汇合。宋庄属于通县的一个镇。出门后，我先打的去东直门换乘地铁。环城线、一号线、八通线，上了下、下了又上。在通线的北苑见到竖后，我们又叫了一辆野的。50。野的说。30。竖还价。不走，30公里啊。野的说。那40。我说。走吧。野的说。就算为艺术家服务。

三圣乡显然和宋庄不一样。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许燎原陶瓷博物馆。我因为光华的原因，十多年前我见过这人。挺老实的，留着俗气的胡子。据说是为一家酒厂做了一个酒瓶子，而有了钱和有了名气。真了不起。除了写诗，谁有名了都会有钱。全世界是这样，成都也不离外。

我没有进博物馆，而是去了博物馆后面的茶园。茶园的装修看上去比较华丽，高大的回廊比我以前看见的农家乐气派多了。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打牌、晒太阳，也有人还在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豪华的农家乐。我想起了宋庄。穿过北方农村的一群土墙房子，在一排桦树后面，有一栋西式小楼。竖告诉我，那是方力钧的院子。

三圣乡比宋庄的人气旺多了。当然，主要是旺了许多的游客。在许燎原的博物馆外面，非常醒目地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国家AAAA级旅游区。又是国家，又是旅游，主要以穷艺术家为主的宋庄怎么能够比？

在成都梦游 1、从芳邻路开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围棋 2009年3月的一个下午，阴了几天的成都在中午出了点毛毛太阳后，现在又阴了。这就是成都。一年365天，有100是这样的。另100天是纯粹的阴天，还有100天可能出太阳，而其他65天，那要看心情。只是我不知道是天气的心情还是成都人的心情，或者仅仅是因为某个局部，因为它的心情而再定天气的阴晴。 我中午醒来。我每天都是中午才醒来。我醒了后，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窗外的天气。如果天阴，我差不多是倒头再睡。当然，如果天气有点好，我就赶紧起床。比如今天中午，我抬头看天时它正有点亮，我自然也就起床了。 记忆中我昨天似乎是和徐旭辉有约，今天去芳邻路上文康开的酒吧芳邻旧事下围棋。徐是吉木狼格的朋友，也是万夏和李亚伟的学弟，四川甘洛县中学原教师。他早已下海发财，移居成都过着新成都人的休闲生活。那就是喝茶、下围棋和斗地主。 徐和狼格是铁杆的围棋爱好者，我是次铁杆围棋爱好者。我著名的同学王镜是我们围棋圈子中的高手，一个陪着我们热爱围棋的人。这十多二十年来，我们几个围棋青年，已经发展壮大为一群围棋中年。几乎每一个下午，我们都会在成都的茶坊、酒吧下围棋和斗地主。我们从吃了午饭开始，一直耍到天黑。天黑后，我们就到酒吧喝酒。最近这一年多，我们主要活动在新白夜、芳邻旧事和瑞升广场。去年512那天，我们就是在芳邻旧事。地震爆发的瞬间，两个业余高手正在打劫，黑白棋子纠缠在一起没完没了的。其中一个一子落定，抬头问对方你抖啥子？对方说，我没有抖？这时，我们才发现棋桌上的茶杯都抖得哗哗的响。地震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棋的和下棋的纷纷弃棋而逃，跑到路的中间。酒吧的棋桌就在路边，我们几乎没有用几秒就跑了下去。当时地震正震得厉害，远远的芳邻路的前方，一幢新修的大楼被摇得差一点就要倒塌了。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路中。 一眨眼，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一年了，但它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特别是那盘没有下完的围棋，它并没有被封盘，甚至没有被我们记忆。它只是一盘我们永远下不完的围棋。在成都，它也许有许多这样的一盘棋。王镜说，都是臭棋。 某种意义上讲，成都都是臭棋。作为全国著名的棋城，成都严重缺乏围棋的一流高手。特别是超一流的高手，成都几乎没有。这也许还是我们想知道的成都，和它的天气一样，是它非常显著的特色。它喜欢围棋的人也许是全国最多的，但是下得像样的高手却并不那么多。有人说，如果我们在全国选100个人比赛，成都赢不了多少。如果选1000个人比赛，成都肯定会赢一半。它当然是最有名的围棋之城。 那天下午，我和徐旭辉的围棋刚刚下到激烈的时候，就接到狼格的电话。他叫我们去白夜，说是有一家杂志要做成都，请大家过去摆翻他。这些年来，做了成都和想做成都的媒体实在太多。即使我远在北京的那些年，也常常被问到关于成都的龙门阵。就是在前几天，狼格还委派我为另一家北京的媒体写了两篇关于成都的文章。那是两篇给成都说好话的文章，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骂成都的文章差不多。所以，当我听说又是做成都的事情时，自然提不起啥子兴趣。加之我们正在下围棋，茶泡起还未喝，就更不想动身了。 但狼格是个多了不起的哥们，他一下感觉到我们的犹豫，马上在电话里为我们特别补充了一句：是个美女编辑哦。我们都是所谓的好色之徒，当然听不得这样的话？即使一条大龙盘曲在我们的棋盘上惴惴待屠，我们也会往美女那边靠。 2、成都是个小城市，但它打的还是不方便 那天运气真好。我们一打算去白夜，就看见一辆空着的出租车从冷清的芳邻路开过来。在成都，一个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八千两出租车。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环保城市。只是一遇周末、节假日和有点小雨的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在成都又特别点多，基本上就很难打到出租。我记得我刚回成都那段时间，经常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我看见那些坐在出租上的人，感觉他们坐的不是出租车，而是洋洋得意的陆上航空母舰。至少都是飞机。这依然是成都。警察、城管和媒体在全力打击野的，而需要打车的人，他们在风雨中可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打到车。 所以，我说那天我们运气真好。看见那辆空着的出租后，我赶紧跳下芳邻旧事的露台（就像去年512地震时那样快），拦住了它。几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窄巷子和同仁路的路口。下了车，我们拐进窄巷子，没走几步就到了新白夜。 比较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成都这个自以为已经很大的国际大都会其实很小。这些年来，历届成都政府都特别着急，为把成都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而呕心沥血。只是我们更喜欢它的小，觉得它小才更像成都，才更方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互相联络、纠缠和走去走来。而我们，至少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吧，我们都是喜欢走去走来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北京的大和成都的小，以及北京的小和成都的大。在北京，我客居北四环一带，其主要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也就是在北四环左右。我在北京近八年，北京对我而言，也就是亚运村、西坝河、南锣鼓巷。我如果去通县，已经算是远足。而成都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晚喝酒，一般都要喝几个地方。从西门到南门，从城中喝到城的边边。这在北京差不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北京人可能会在一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而成都的我们却是在几个地方从日落喝到东方已白。如果不信，请去问北京的黄燎原和成都的石光华。他们是夜酒爱好者，喝的地方多还是少完全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大小。 成都72大街，108小巷。听老人们说。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我明白这样一个道路：在成都，人与人的交往比人与自然的交往更重要。站在窄巷子，即使是半夜12点，一个喝酒的人也可以邀约到另外一个喝酒的人。他们穿过半个成都，到新白夜坐下，大声喊：王丽娟，请给我们上半打百威。那声音非常舒服。 3、正在营业，谢绝参观 那天下午，10分钟不到，我们已经在同仁路和窄巷子的路口下了车。拐进窄巷子，走不了几步，就看见新白夜那面透明的玻璃墙。从玻璃墙往内望，阴沉的天色里三棵枇杷树下，四五把椅子安静地摆放着。 即使不是最好的旅游时节，院子里虽然冷清，但在宽窄巷子新铺的两条石板路上，依然晃荡着许多不知道哪是来的游客。他们步履缓慢，一边走一边停足：有时候是抬头仔细阅读院落门墙上题写的介绍文字，有时候是摆出各种姿势照一张照片。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老年游客看介绍文字的多，而年轻游客照相的多。那些院落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门墙也是重新修建的，非常满足游客的需求。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宽巷子和窄巷子。这两条成都普通的街道离我过去的家并不远，有六、七站的公交路程。按理说，我小时候应该去过那里。但现在，当我需要回忆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如这阴沉的天色，见不到阳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新认识一个住在宽巷子的人，我记得他们家就在一个巨大的院子里。据他说，那院子曾经是一个军阀的，后来住了11户人。他们一家5口，住这院子里的三间房子。而其中有一间，还是他们家自己搭建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那天我喝醉了，到了他家后没有说上两句话，就趴在他的桌子上睡着了。等我醒后，已是黄昏，我对他说声对不起就走了。出院子时，我在这11户人共用的自来水龙头处差点滑倒。 重新打造宽窄巷子的消息我知道得非常晚。2001年，我离开成都去北京生活后，每年也就回成都耍一个月左右。在这一个月里，我主要晃荡在南边。那是成都的新区，歌舞升平欣欣向荣。对于宽窄巷子，我偶尔去喝过几次茶。它给我的印象，当然比上面谈到的记忆要好多了。特别是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宽巷子陈旧的巷子里，一边喝茶一边与朋友吹牛，也不能说不是另一种感觉。仿佛梦中，却又意外的实在。当然，这对成都这个积极向上的城市而言，的确算得上是资源的浪费。所谓寸土寸金，怎容得宽窄巷子置身世外？2008年，我重新回成都定居时，精心打造的宽窄巷子已经在准备重新开街。 白夜是作为一个著名品牌被引进宽窄巷子的。同时被引进的，还有李亚伟的香积厨，石光华和狼格的上席。中国当代几个最为著名的先锋诗人，突然被定格在两条被重新包装的成都老巷子里。它是有点突然。 上席是新办的一家豪华川菜餐厅，它完全出于石光华和狼格的构思。方案出来后，他们得到成都文旅集团地支持，在资金还没有着落时，就力压许多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窄巷子拿到了一个最大的院子。经过几翻周折，他们最后与四川大学原著名校园诗人、现在的大老板胡晓波合作，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他们“诗意的栖居”。据说在最后选择一个香港投资者还是胡晓波时，石光华颇是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权衡，最后靠扔色子确定了后者。大家毕竟都写过诗，便于交流和沟通。这好像是言说的借口，但又怎么不是上帝之手合乎情理的安排呢？现在的上席生意不是预想的那么好，但是两个诗人面对激烈的市场，总算有了自己下围棋和斗地主的心情和时间。 李亚伟办餐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进驻宽巷子后，他搞了两件非常莽汉的事情。一件是他把他的院子里的一件厢房的柱子锯掉，以使厢房改变成完整的大厅。为了这个莽汉行为，他被宽窄巷子管理方成都文旅集团罚了两万块人民币。不仅如此，他还让文旅集团感叹，认为和诗人打交道真是麻烦。只是相比这件事，李亚伟的另一件举动更值得我们摆谈。在宽窄巷子开街时，他亲自出镜，为自己的香积厨拍了一副广告。巨大的画面上，亚伟站在路口，昂着头，赤着足，手里提着一瓶白酒瓶子：一个人民诗人——他以为他是人民诗人，而人民却认为他最多是一个不听话的干儿子——正在迷茫。广告，餐厅和诗人，有机的形成了成都的一个侧面。它有追求，有事情做，但是它依然有点迷茫。 由于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延缓了开街的时间。同样也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宽窄巷子开街成了成都的一个巨大的事件。有一件近似于花絮的小插曲，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宽窄巷子开街后，每天的游客几乎把两条巷子挤满。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他们像看稀奇一样，从这个院子进又从另一个院子出。只是超高的人气，却并没有让那些新开的商店生意红火。几天之后，有的酒吧和餐厅在自己的门前挂出了这样的告示：正在营业，谢绝参观。噫吁戏，哇噻。成都好耍哉。 4、玉林西路若相问，请你不要告诉它 白夜和上席不一样，它进驻宽窄巷子前，已经是成都著名的酒吧。11年前，也就是1998年，诗人翟永明和她的闺中密友代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开了这个总面积100平方米的小酒吧。酒吧一开，就已经有了名气。只是这名气并不是因为酒吧的规模和经营特点（比如差不多时间内开张的回归和半打）才有，而完全是因为翟永明这个人。 翟永明是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关于第三代诗人的价值、意义和特色，我在许多地方都有过言说。当然那些言说都是诗歌范围内的，对于我们谈论的成都似乎比较遥远。不过有一点我愿意再说一下，那就是第三代诗人的成长纯粹属于自己的事情，它和这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门，基本上没有关系。就像翟永明这个人，她和中国另一个著名女诗人舒婷比较，那么后者一开始就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她被批判和被肯定均不能改变这一属性），而前者仅仅是、也必然是中国民间的鲜货。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的偏离，应该是第三代诗人群体到今天依然值得追捧地独立精神。 白夜一开始就属于这样的鲜货。在玉林西路狭小的路上，白夜酒吧并不显得突出和热闹，但却总是人影恍惚。一些长头发的画家和一些醉醺醺的诗人，在这间酒吧唯一的卫生间里总有可能要碰撞在一起。他们面对尿池，傻乎乎地共同小便。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文艺青年，即使慕名而来，也会被突然看见的那么多名人而惊讶。而这些让外地文艺青年惊讶的所谓名人，他们喝完酒后，就是穿过玉林西路，也没有一个群众认识他们，更不要说找他们签名合影。我说过，我们是互相著名的一代。 这样的圈子感觉其实非常养人。成都的诗人是这样养大的，成都的画家在没有买到大钱之前也是这样被养大的。白夜就是这样一个养人的地方。在没有白夜的时候，成都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白夜。成都路边的苍蝇馆（小饭店），青石桥万夏他妈的家，川大旁边的冷淡杯，钟鸣川工报的宿舍，以及盐市口转轮街蓝马刘涛的新婚窝子，都是我们冬天相互取暖、夏天相互散凉和春秋下棋打牌的地方。直到后来，社会突然一变，那些地方拆的拆、搬的搬、离的离，大家才发现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客厅。 白夜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在成都，它至少是这样的一个客厅之一。100平方米的客厅，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我们喜欢圈子，不喜欢小众、精英——它已经够了。而打从白夜搬到窄巷子成为新白夜之后，这个被政府打造的旅游之地，总是显得生意不那么红火。尽管新白夜新的董事之一、先锋诗人兼企业家王敏努力在新白夜的文气和粉气上下功夫，也没有让它达到预想

短暂的停留后，我们又去了小酒馆。这到让我诧异。是唐蕾的小酒馆？我问。是。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回答准确的出于小竹的嘴里。我看着他，想起他的诗“我张大嘴巴”。只是我看见他时，他的嘴巴已经闭上。

唐蕾的小酒馆在一片农田的中间。车停在路边，我们沿着近似于田间小道的泥石路走了几百米，才走进小酒馆。它由几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组成，比许燎原的博物馆简陋了许多，更像我印象中的农家乐。或者它本身就是农家乐。

我记忆中只有一次和唐蕾面对面接触。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抽着中南海香烟。那差不多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南海这个牌子的烟。我去北京后，也开始抽中南海。现在的成都，抽中南的人有好多。我的朋友王镜、狼格、光华和小竹都抽这种烟。王镜抽的是5毫克的，狼格和光华抽的是新版8毫克的，我和小竹抽的是10毫克的。我其实最喜欢抽的应该是老版8毫克的。但是，除了北京，老版8毫克的根本买不到。我只有抽10毫克的。它远远的看上去，有比较像老版8毫克的中南海。

的效果。只是它预想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马上就到了白夜11年纪念日。清淡经营11年的白夜，已经是中国诗歌和成都酒吧的一个奇迹。新白夜继承了这个奇迹，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它其实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它再有一个11年，那它一定有一个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所谓诗人，不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人。有了这些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许多人来到宽窄巷子，不是现在这样盲目的观看那些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凭吊根本无法解说的虚构的历史，而是来重温白夜翟永明、王敏的风度，感受香积厨李亚伟的豪情，品尝上席石光华、吉木狼格的简明华贵。对于成都而言，其实需要的就是坚持，而不是做大做强。就像每一个打麻将的成都人，坐在平静的麻将桌上慢慢摸的并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多张，而是在期待惊鸿一闪，摸张集清一色、杠上花和海底捞于一身的牌。这就是成都的激情。 还是回到那天下午，我们接到狼格的电话，匆匆赶到白夜。那天下午，白夜的人特别的多。狼格和石光华当然在，他们是白夜的邻居。2008年下半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他们的客厅和办公室。他们几乎每一个下午都在白夜。李亚伟也在。他现在的饭店离白夜不远，在和窄巷子齐名的宽巷子，只要他在成都，也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来白夜。除了他们之外，我著名的同学王镜也在。他和我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有时间也会来到白夜。我们几个喜欢斗地主和下围棋。近一年来，我们的下午差不多都在白夜度过。 想不到的是何小竹那天也在。他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别说是下午了，就是晚上，我们也很少看见他。王烨就坐在小竹的旁边。我坐下后，狼格就把她介绍给我。北京《华夏地理》的编辑，狼格说。 5、功守兼备：给成都一顶红帽子 谁也不知道我在1985年春天秘密地去过北京，我几乎没有在我的回忆文字里谈论过这件事。当我那天坐在王烨斜对面，和李亚伟、何小竹等谈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谈到它们的差异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 事情是这样的，王烨先说到他们的《华夏地理》杂志。她说在这之前，他们杂志已经做了北京和上海。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本中国的地理杂志，如果它必须关注国内的一个城市的话，它肯定要先从北京和上海开始。即使是一本成都的杂志，它也不得不这样。北京就不摆了，它是我们的首都，那里居住着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他们的光辉形象更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世界著名的电视荧屏上。对于这样的城市，成都和它怎样攀比？而上海，它在非常长的时期是中国时尚的代表，也是中国西洋文化的基地。如果不是香港因为特殊的原因后来居上，上海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自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成都人说，这是当然的。 但现在说到成都。既然说到了成都，成都人内心就有了自己的得意。话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指出，北京是一个奋斗的城市。对于奋斗，从成都人嘴里说出时，味道总有那么点把点幽默。虽然如此，王烨还是笑了。她说他们杂志做的北京，专题就是奋斗。呵呵呵呵，亚伟和小竹都笑了。我想起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一个北京作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名字就叫《奋斗》。在北京，不奋斗行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开始寻找成都的特点。狼格说，成都比较彝族，喜欢晒太阳而不思进去。狼格是彝族，他表达汉语时的机智完全像一个汉人。不仅如此，他的做派也非常的成都。他说了这句话后，就到旁边和王镜他们斗地主去了。 北京是进取的，上海是洋盘的，广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成都是保守休闲的，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但是飘归（北飘归来）首席代表李亚伟却不同意。他说，成都其实是基地组织，是革命训练营和养伤的地方。他列举了诸葛亮九进中原，说打不赢就跑回成都修养，养到自以为兵强马壮就又北上逐鹿。而北人要想入川，几乎难于上青天。 亚伟的话得到了王烨地赞同，并且把它总结为成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我对此也表示支持，而且还现身说法，承认自己去北京八年其实就是为了爱情。爱情是不是功我不知道，但是恋爱失败后就跑回成都，那的确是回来养伤的。心里的伤。亚伟说，古人出川是为了争江山，我们现在出川，就是为了赚钱、赚爱情。说到这里，翟永明从白夜的玻璃门进来，亚伟顿时笑着说，小翟最近也爱去北京，你问她去干什么。 谈话到这时结束。这样严肃地谈话，在成都简直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下午。如果是在晚上，成都人也许会围着酒桌说很多话，但那些话也完全是下酒话。他们即使说得非常认真，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也仅仅是为了下酒。谁要是信了谁倒霉。 斗起，斗起，石光华喊了起来。斗嘛。我和亚伟纷纷应和。过了一会儿，不喜欢斗地主的何小竹对王烨说，我陪你去逛逛宽窄巷子。好的，王烨很高兴。我们的总理。石光华说。 这个时候我说说我吧。1985年春天，我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去北京进一批北京布鞋回成都卖。在北京的那家布鞋厂，我居然看见一顶红色的运动帽，它非常扯眼睛。于是，我就用进布鞋的钱，进了一批红帽子。回成都后，我的朋友问我，他说北京布鞋有名气有市场，北京的这些红帽子谁买？我说你不晓得，今年北京不是一般的流行戴这种红帽子，成都人肯定要跟着赶。为此，我专门为这些红帽子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北京流行红帽子。那时，世界还没有网络，北京究竟流没有流行戴红帽子，成都人不怎么知道。但是在成都，那年却有许多的人戴红帽子。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它最终就必然会成为现实。 6、晚上在小房子，我们卖的是皇后的耳朵 我从北京逃回成都的最初几个月，王镜和狼格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2008年5月7日，我在那里为自己的小说搞了首发式。几天后地震了，我家和狼格家在小房子外的瑞升广场住了10天的帐篷。那个帐篷是我用800元高价购买的，10天后我把它收拾成一坨，放在我家的阳台上。 小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女人，姓杜，有时候我们叫她杜姐，有时候我们又叫她表姐。因为狼格叫她表姐。狼格说，她是我们诗歌的表姐。作为小房子酒吧的女主人，她的穿衣打扮一看就像这个酒吧主人。不求时尚华贵，偏爱独特，假装不修边幅。她过去也许不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像她现在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妇女，但她的气质里却透露出金属的锈迹，弥漫着色彩的异味。非常少，也才非常能够主持小房子，而成为诗歌的表姐。 王烨来成都的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反正是我见她的第二次，小竹请我们在川江号子吃火锅。吃完火锅后，我们就近去了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因为这个城市小，所以大家更懒得跑。这个时候，如果谁提议我们去窄巷子的白夜，我们肯定会说好远哦。当然，白夜的主人如果在，那又另当别论。 所谓瑞升广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在两栋楼房之间空出的空地，它只是比一般的空地要宽一些，并且做了简单的绿化。再加上空地两边的楼房的一楼，都开着茶房和酒吧，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下午晒太阳和晚上喝酒的休闲场所。广场的前端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一到黄昏就有许多半老徐娘在那里跳舞。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现象，并不只成都才有。但是穿过这些风姿徐娘，我们就坐在小房子的门前喝酒，却只能是成都一绝。 何小竹坐在小房子门前，几乎就像坐在他自己家的门前。我不敢说他认识每一个来小房子喝酒的人，但至少有一半都在和他打招呼。特别是几个美女，一会儿跑到我们的酒桌旁坐下，一会儿又把小竹叫过去。小房子有许多的文青，而文青的偶像何小竹自然如鱼得水。那天晚上，王烨说她发现小竹喝酒也很疯。我们为她的发现喝了一杯。 成都是个语言的城市，成都人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摆翻他。那天在小房子喝酒，王烨从自己的耳朵开始感觉到这一点。关于王烨的耳朵，狼格说那是皇后的耳朵。狼格为自己的这一命名非常得意，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记得至少我和小竹、王镜、张三都觉得这个命名特别精彩，并为之至少喝了两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同，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端起酒为他喝一杯。在成都，我们每天都这样把自己灌醉。 也许因为说的是王烨，即使只是说的她的耳朵，即使她非常高兴，也突然羞怯起来。为了转移话题，她问到我三十多年前的Y咖啡。她问我，在Y咖啡你们除了卖咖啡也卖酒？活该她落入语言的盆地，就算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我们的话语。我盯着她，认真地回答：1985年冬天，我们的Y咖啡不卖咖啡也不卖酒。那你们卖什么？她继续问。我们卖皇后的耳朵。我说。 王烨认为我的回答和她的追问没有逻辑关系，而我却告诉她它们之间关系明确。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听了认为我的解释合理，你就连干三杯怎样？王烨说，好。 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狼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我们均表示赞同，因为赞同我们每人干了至少两杯酒（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杯子六杯怎么说也有一瓶），而一瓶酒在这里卖10元，那这句皇后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卖了10元？这个道理我想的清楚，王烨说。只是它和Y咖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我告诉王烨，刚才卖的皇后的耳朵当然并不是皇后的耳朵，甚至也不是王烨的耳朵，它仅仅是狼格的一句话。我说我们的Y咖啡卖的是皇后的耳朵，就是说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语言。比如我们店里有一种爱情咖啡，在当时我们就卖5元。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爱情咖啡，我们只是为加入了苦丁茶的咖啡取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这个爱情咖啡特别受女人欢迎，许多正在爱情或者正准备爱情或者被爱情伤害的女人，都会在我们Y咖啡喝至少两杯以上的爱情咖啡。曾经有位失恋的女人，她一口气喝了10杯咖啡加苦丁茶的爱情。那是50元啊，1985年，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说王烨，我们卖的是不是语言？是不是皇后的耳朵。王烨想了想，说，那我喝三杯。我本来想陪王烨喝一杯，她让我不要喝。她说她想把这杯酒卖给我，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是Y咖啡？我说我买了。 1985年的成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色，甚至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也没有。在西大街18号，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晚上不营业，我就联合万夏用这个空间来办咖啡店。Y是用的英语字母Y的读音，其意思在成都话里大家都明白。所谓Y，就是不怎么正、有点邪门、有点骗人、有点水（不认真）的意思。在成都，人们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和一件事以及一个地方。比如某人有点Y，这事有点Y，或者那个地方太Y了。我们的咖啡店，墙壁上挂着纺织厂印布用的底布，有一长两短三张桌子，桌子的玻璃下面压着稀奇古怪的诗句，当然是很Y。石光华就说，简直是个Y咖啡店。所以就叫Y咖啡。摆翻他。能够把语言搞成这样，也只有成都才可以。 7、小酒馆没有麻将，也没有摇滚 应该是3月23日的中午，我站在肖家河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感谢上帝，我说。我要去祖母厨房，何小竹、石光华、王烨和陈新宇在那里等我。我们约好了，今天去三圣乡。他们说那是新蓝顶，住着周春芽等好多画家。是不是像北京的宋庄？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好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 对。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们，主要是石光华和小竹，我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我肯定听见有人在回答。对。那个字干脆，有点轻。 阳光很好啊，我眯着眼睛，懒懒地坐在陈新宇三菱越野的副架上。小竹、光华和王烨依次坐在后排。我一直迷惑，他们为什么不让美女王烨坐在中间？有两次，我已经回过头去，我想问这个问题。那天阳光很好，车厢里非常明亮。为什么他们不让美女坐在中间，我最后没有问。因为我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听见了王烨说：到了？不只是王烨觉得太快了，就是我都觉得太快了。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宋庄，好像也是中午出发的。当时我住在西坝河的光熙门北里，竖住在通县。我们约好在通县北苑汇合。宋庄属于通县的一个镇。出门后，我先打的去东直门换乘地铁。环城线、一号线、八通线，上了下、下了又上。在通线的北苑见到竖后，我们又叫了一辆野的。50。野的说。30。竖还价。不走，30公里啊。野的说。那40。我说。走吧。野的说。就算为艺术家服务。三圣乡显然和宋庄不一样。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许燎原陶瓷博物馆。我因为光华的原因，十多年前我见过这人。挺老实的，留着俗气的胡子。据说是为一家酒厂做了一个酒瓶子，而有了钱和有了名气。真了不起。除了写诗，谁有名了都会有钱。全世界是这样，成都也不离外。 我没有进博物馆，而是去了博物馆后面的茶园。茶园的装修看上去比较华丽，高大的回廊比我以前看见的农家乐气派多了。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打牌、晒太阳，也有人还在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豪华的农家乐。我想起了宋庄。穿过北方农村的一群土墙房子，在一排桦树后面，有一栋西式小楼。竖告诉我，那是方力钧的院子。 三圣乡比宋庄的人气旺多了。当然，主要是旺了许多的游客。在许燎原的博物馆外面，非常醒目地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国家AAAA级旅游区。又是国家

唐蕾抽的中南海究竟是几毫克的我没有印象了，或者说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南海还有多少毫克和多少毫克之分。但是我要说，作为成都摇母（成都摇滚音乐的母亲）我还是知道她的一些事情。1999年吧，哇10了，就是我唯一和她单独见面那次，我们就是采访和被采访的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个女人一条街》。三个女人是指唐蕾（小酒馆，摇滚和音乐）、翟永明（白夜，诗歌和艺术）和杨晓军（老酒吧，流行音乐和媒体），而一条街就是玉林西路（它总共的长度为500米）。遥想当年，三个美女，三家特色酒吧，一家挨着另一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50米。成都的好色之徒，怎么能不把玉林西路喝得到处都是酒。如果我现在问，在成都，在当时，有没有人没有在这条街喝醉过？如果回答是真实的话，应该非常少了。它来了真的就不想走。

我一直觉得唐蕾有文君的风采，全面继承了成都女人的古韵。但是，那天下午，坐在她三圣乡（也许是因为三圣乡）的小酒馆农家乐里，我的确很是失望。这就是成都吗？她带着一群摇滚青年，冲北京、闯上海，然后又回到成都。这也许和成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它是摇滚：它热闹一阵后，又必须沉默一阵。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有游客进入小酒馆，他们问服务员有没有麻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服务员说，我们没有。他的语气非常正常，没有对游客的抱歉感，也没有拒绝麻将的崇高感。也许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他已经养成随便的语气。比如，当我突然心血来潮，问他：有没有摇滚？

的效果。只是它预想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马上就到了白夜11年纪念日。清淡经营11年的白夜，已经是中国诗歌和成都酒吧的一个奇迹。新白夜继承了这个奇迹，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它其实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它再有一个11年，那它一定有一个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所谓诗人，不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人。有了这些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许多人来到宽窄巷子，不是现在这样盲目的观看那些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凭吊根本无法解说的虚构的历史，而是来重温白夜翟永明、王敏的风度，感受香积厨李亚伟的豪情，品尝上席石光华、吉木狼格的简明华贵。对于成都而言，其实需要的就是坚持，而不是做大做强。就像每一个打麻将的成都人，坐在平静的麻将桌上慢慢摸的并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多张，而是在期待惊鸿一闪，摸张集清一色、杠上花和海底捞于一身的牌。这就是成都的激情。 还是回到那天下午，我们接到狼格的电话，匆匆赶到白夜。那天下午，白夜的人特别的多。狼格和石光华当然在，他们是白夜的邻居。2008年下半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他们的客厅和办公室。他们几乎每一个下午都在白夜。李亚伟也在。他现在的饭店离白夜不远，在和窄巷子齐名的宽巷子，只要他在成都，也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来白夜。除了他们之外，我著名的同学王镜也在。他和我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有时间也会来到白夜。我们几个喜欢斗地主和下围棋。近一年来，我们的下午差不多都在白夜度过。 想不到的是何小竹那天也在。他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别说是下午了，就是晚上，我们也很少看见他。王烨就坐在小竹的旁边。我坐下后，狼格就把她介绍给我。北京《华夏地理》的编辑，狼格说。 5、功守兼备：给成都一顶红帽子 谁也不知道我在1985年春天秘密地去过北京，我几乎没有在我的回忆文字里谈论过这件事。当我那天坐在王烨斜对面，和李亚伟、何小竹等谈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谈到它们的差异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 事情是这样的，王烨先说到他们的《华夏地理》杂志。她说在这之前，他们杂志已经做了北京和上海。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本中国的地理杂志，如果它必须关注国内的一个城市的话，它肯定要先从北京和上海开始。即使是一本成都的杂志，它也不得不这样。北京就不摆了，它是我们的首都，那里居住着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他们的光辉形象更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世界著名的电视荧屏上。对于这样的城市，成都和它怎样攀比？而上海，它在非常长的时期是中国时尚的代表，也是中国西洋文化的基地。如果不是香港因为特殊的原因后来居上，上海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自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成都人说，这是当然的。 但现在说到成都。既然说到了成都，成都人内心就有了自己的得意。话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指出，北京是一个奋斗的城市。对于奋斗，从成都人嘴里说出时，味道总有那么点把点幽默。虽然如此，王烨还是笑了。她说他们杂志做的北京，专题就是奋斗。呵呵呵呵，亚伟和小竹都笑了。我想起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一个北京作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名字就叫《奋斗》。在北京，不奋斗行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开始寻找成都的特点。狼格说，成都比较彝族，喜欢晒太阳而不思进去。狼格是彝族，他表达汉语时的机智完全像一个汉人。不仅如此，他的做派也非常的成都。他说了这句话后，就到旁边和王镜他们斗地主去了。 北京是进取的，上海是洋盘的，广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成都是保守休闲的，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但是飘归（北飘归来）首席代表李亚伟却不同意。他说，成都其实是基地组织，是革命训练营和养伤的地方。他列举了诸葛亮九进中原，说打不赢就跑回成都修养，养到自以为兵强马壮就又北上逐鹿。而北人要想入川，几乎难于上青天。 亚伟的话得到了王烨地赞同，并且把它总结为成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我对此也表示支持，而且还现身说法，承认自己去北京八年其实就是为了爱情。爱情是不是功我不知道，但是恋爱失败后就跑回成都，那的确是回来养伤的。心里的伤。亚伟说，古人出川是为了争江山，我们现在出川，就是为了赚钱、赚爱情。说到这里，翟永明从白夜的玻璃门进来，亚伟顿时笑着说，小翟最近也爱去北京，你问她去干什么。 谈话到这时结束。这样严肃地谈话，在成都简直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下午。如果是在晚上，成都人也许会围着酒桌说很多话，但那些话也完全是下酒话。他们即使说得非常认真，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也仅仅是为了下酒。谁要是信了谁倒霉。 斗起，斗起，石光华喊了起来。斗嘛。我和亚伟纷纷应和。过了一会儿，不喜欢斗地主的何小竹对王烨说，我陪你去逛逛宽窄巷子。好的，王烨很高兴。我们的总理。石光华说。 这个时候我说说我吧。1985年春天，我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去北京进一批北京布鞋回成都卖。在北京的那家布鞋厂，我居然看见一顶红色的运动帽，它非常扯眼睛。于是，我就用进布鞋的钱，进了一批红帽子。回成都后，我的朋友问我，他说北京布鞋有名气有市场，北京的这些红帽子谁买？我说你不晓得，今年北京不是一般的流行戴这种红帽子，成都人肯定要跟着赶。为此，我专门为这些红帽子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北京流行红帽子。那时，世界还没有网络，北京究竟流没有流行戴红帽子，成都人不怎么知道。但是在成都，那年却有许多的人戴红帽子。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它最终就必然会成为现实。 6、晚上在小房子，我们卖的是皇后的耳朵 我从北京逃回成都的最初几个月，王镜和狼格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2008年5月7日，我在那里为自己的小说搞了首发式。几天后地震了，我家和狼格家在小房子外的瑞升广场住了10天的帐篷。那个帐篷是我用800元高价购买的，10天后我把它收拾成一坨，放在我家的阳台上。 小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女人，姓杜，有时候我们叫她杜姐，有时候我们又叫她表姐。因为狼格叫她表姐。狼格说，她是我们诗歌的表姐。作为小房子酒吧的女主人，她的穿衣打扮一看就像这个酒吧主人。不求时尚华贵，偏爱独特，假装不修边幅。她过去也许不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像她现在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妇女，但她的气质里却透露出金属的锈迹，弥漫着色彩的异味。非常少，也才非常能够主持小房子，而成为诗歌的表姐。 王烨来成都的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反正是我见她的第二次，小竹请我们在川江号子吃火锅。吃完火锅后，我们就近去了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因为这个城市小，所以大家更懒得跑。这个时候，如果谁提议我们去窄巷子的白夜，我们肯定会说好远哦。当然，白夜的主人如果在，那又另当别论。 所谓瑞升广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在两栋楼房之间空出的空地，它只是比一般的空地要宽一些，并且做了简单的绿化。再加上空地两边的楼房的一楼，都开着茶房和酒吧，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下午晒太阳和晚上喝酒的休闲场所。广场的前端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一到黄昏就有许多半老徐娘在那里跳舞。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现象，并不只成都才有。但是穿过这些风姿徐娘，我们就坐在小房子的门前喝酒，却只能是成都一绝。 何小竹坐在小房子门前，几乎就像坐在他自己家的门前。我不敢说他认识每一个来小房子喝酒的人，但至少有一半都在和他打招呼。特别是几个美女，一会儿跑到我们的酒桌旁坐下，一会儿又把小竹叫过去。小房子有许多的文青，而文青的偶像何小竹自然如鱼得水。那天晚上，王烨说她发现小竹喝酒也很疯。我们为她的发现喝了一杯。 成都是个语言的城市，成都人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摆翻他。那天在小房子喝酒，王烨从自己的耳朵开始感觉到这一点。关于王烨的耳朵，狼格说那是皇后的耳朵。狼格为自己的这一命名非常得意，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记得至少我和小竹、王镜、张三都觉得这个命名特别精彩，并为之至少喝了两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同，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端起酒为他喝一杯。在成都，我们每天都这样把自己灌醉。 也许因为说的是王烨，即使只是说的她的耳朵，即使她非常高兴，也突然羞怯起来。为了转移话题，她问到我三十多年前的Y咖啡。她问我，在Y咖啡你们除了卖咖啡也卖酒？活该她落入语言的盆地，就算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我们的话语。我盯着她，认真地回答：1985年冬天，我们的Y咖啡不卖咖啡也不卖酒。那你们卖什么？她继续问。我们卖皇后的耳朵。我说。 王烨认为我的回答和她的追问没有逻辑关系，而我却告诉她它们之间关系明确。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听了认为我的解释合理，你就连干三杯怎样？王烨说，好。 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狼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我们均表示赞同，因为赞同我们每人干了至少两杯酒（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杯子六杯怎么说也有一瓶），而一瓶酒在这里卖10元，那这句皇后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卖了10元？这个道理我想的清楚，王烨说。只是它和Y咖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我告诉王烨，刚才卖的皇后的耳朵当然并不是皇后的耳朵，甚至也不是王烨的耳朵，它仅仅是狼格的一句话。我说我们的Y咖啡卖的是皇后的耳朵，就是说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语言。比如我们店里有一种爱情咖啡，在当时我们就卖5元。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爱情咖啡，我们只是为加入了苦丁茶的咖啡取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这个爱情咖啡特别受女人欢迎，许多正在爱情或者正准备爱情或者被爱情伤害的女人，都会在我们Y咖啡喝至少两杯以上的爱情咖啡。曾经有位失恋的女人，她一口气喝了10杯咖啡加苦丁茶的爱情。那是50元啊，1985年，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说王烨，我们卖的是不是语言？是不是皇后的耳朵。王烨想了想，说，那我喝三杯。我本来想陪王烨喝一杯，她让我不要喝。她说她想把这杯酒卖给我，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是Y咖啡？我说我买了。 1985年的成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色，甚至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也没有。在西大街18号，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晚上不营业，我就联合万夏用这个空间来办咖啡店。Y是用的英语字母Y的读音，其意思在成都话里大家都明白。所谓Y，就是不怎么正、有点邪门、有点骗人、有点水（不认真）的意思。在成都，人们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和一件事以及一个地方。比如某人有点Y，这事有点Y，或者那个地方太Y了。我们的咖啡店，墙壁上挂着纺织厂印布用的底布，有一长两短三张桌子，桌子的玻璃下面压着稀奇古怪的诗句，当然是很Y。石光华就说，简直是个Y咖啡店。所以就叫Y咖啡。摆翻他。能够把语言搞成这样，也只有成都才可以。 7、小酒馆没有麻将，也没有摇滚 应该是3月23日的中午，我站在肖家河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感谢上帝，我说。我要去祖母厨房，何小竹、石光华、王烨和陈新宇在那里等我。我们约好了，今天去三圣乡。他们说那是新蓝顶，住着周春芽等好多画家。是不是像北京的宋庄？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好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 对。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们，主要是石光华和小竹，我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我肯定听见有人在回答。对。那个字干脆，有点轻。 阳光很好啊，我眯着眼睛，懒懒地坐在陈新宇三菱越野的副架上。小竹、光华和王烨依次坐在后排。我一直迷惑，他们为什么不让美女王烨坐在中间？有两次，我已经回过头去，我想问这个问题。那天阳光很好，车厢里非常明亮。为什么他们不让美女坐在中间，我最后没有问。因为我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听见了王烨说：到了？不只是王烨觉得太快了，就是我都觉得太快了。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宋庄，好像也是中午出发的。当时我住在西坝河的光熙门北里，竖住在通县。我们约好在通县北苑汇合。宋庄属于通县的一个镇。出门后，我先打的去东直门换乘地铁。环城线、一号线、八通线，上了下、下了又上。在通线的北苑见到竖后，我们又叫了一辆野的。50。野的说。30。竖还价。不走，30公里啊。野的说。那40。我说。走吧。野的说。就算为艺术家服务。三圣乡显然和宋庄不一样。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许燎原陶瓷博物馆。我因为光华的原因，十多年前我见过这人。挺老实的，留着俗气的胡子。据说是为一家酒厂做了一个酒瓶子，而有了钱和有了名气。真了不起。除了写诗，谁有名了都会有钱。全世界是这样，成都也不离外。 我没有进博物馆，而是去了博物馆后面的茶园。茶园的装修看上去比较华丽，高大的回廊比我以前看见的农家乐气派多了。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打牌、晒太阳，也有人还在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豪华的农家乐。我想起了宋庄。穿过北方农村的一群土墙房子，在一排桦树后面，有一栋西式小楼。竖告诉我，那是方力钧的院子。 三圣乡比宋庄的人气旺多了。当然，主要是旺了许多的游客。在许燎原的博物馆外面，非常醒目地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国家AAAA级旅游区。又是国家

那一瞬间，他没有回答我。

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瓜。你这个宝器，今天是不是太阳出多了？

 

的效果。只是它预想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马上就到了白夜11年纪念日。清淡经营11年的白夜，已经是中国诗歌和成都酒吧的一个奇迹。新白夜继承了这个奇迹，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它其实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它再有一个11年，那它一定有一个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所谓诗人，不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人。有了这些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许多人来到宽窄巷子，不是现在这样盲目的观看那些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凭吊根本无法解说的虚构的历史，而是来重温白夜翟永明、王敏的风度，感受香积厨李亚伟的豪情，品尝上席石光华、吉木狼格的简明华贵。对于成都而言，其实需要的就是坚持，而不是做大做强。就像每一个打麻将的成都人，坐在平静的麻将桌上慢慢摸的并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多张，而是在期待惊鸿一闪，摸张集清一色、杠上花和海底捞于一身的牌。这就是成都的激情。 还是回到那天下午，我们接到狼格的电话，匆匆赶到白夜。那天下午，白夜的人特别的多。狼格和石光华当然在，他们是白夜的邻居。2008年下半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他们的客厅和办公室。他们几乎每一个下午都在白夜。李亚伟也在。他现在的饭店离白夜不远，在和窄巷子齐名的宽巷子，只要他在成都，也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来白夜。除了他们之外，我著名的同学王镜也在。他和我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有时间也会来到白夜。我们几个喜欢斗地主和下围棋。近一年来，我们的下午差不多都在白夜度过。 想不到的是何小竹那天也在。他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别说是下午了，就是晚上，我们也很少看见他。王烨就坐在小竹的旁边。我坐下后，狼格就把她介绍给我。北京《华夏地理》的编辑，狼格说。 5、功守兼备：给成都一顶红帽子 谁也不知道我在1985年春天秘密地去过北京，我几乎没有在我的回忆文字里谈论过这件事。当我那天坐在王烨斜对面，和李亚伟、何小竹等谈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谈到它们的差异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 事情是这样的，王烨先说到他们的《华夏地理》杂志。她说在这之前，他们杂志已经做了北京和上海。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本中国的地理杂志，如果它必须关注国内的一个城市的话，它肯定要先从北京和上海开始。即使是一本成都的杂志，它也不得不这样。北京就不摆了，它是我们的首都，那里居住着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他们的光辉形象更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世界著名的电视荧屏上。对于这样的城市，成都和它怎样攀比？而上海，它在非常长的时期是中国时尚的代表，也是中国西洋文化的基地。如果不是香港因为特殊的原因后来居上，上海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自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成都人说，这是当然的。 但现在说到成都。既然说到了成都，成都人内心就有了自己的得意。话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指出，北京是一个奋斗的城市。对于奋斗，从成都人嘴里说出时，味道总有那么点把点幽默。虽然如此，王烨还是笑了。她说他们杂志做的北京，专题就是奋斗。呵呵呵呵，亚伟和小竹都笑了。我想起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一个北京作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名字就叫《奋斗》。在北京，不奋斗行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开始寻找成都的特点。狼格说，成都比较彝族，喜欢晒太阳而不思进去。狼格是彝族，他表达汉语时的机智完全像一个汉人。不仅如此，他的做派也非常的成都。他说了这句话后，就到旁边和王镜他们斗地主去了。 北京是进取的，上海是洋盘的，广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成都是保守休闲的，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但是飘归（北飘归来）首席代表李亚伟却不同意。他说，成都其实是基地组织，是革命训练营和养伤的地方。他列举了诸葛亮九进中原，说打不赢就跑回成都修养，养到自以为兵强马壮就又北上逐鹿。而北人要想入川，几乎难于上青天。 亚伟的话得到了王烨地赞同，并且把它总结为成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我对此也表示支持，而且还现身说法，承认自己去北京八年其实就是为了爱情。爱情是不是功我不知道，但是恋爱失败后就跑回成都，那的确是回来养伤的。心里的伤。亚伟说，古人出川是为了争江山，我们现在出川，就是为了赚钱、赚爱情。说到这里，翟永明从白夜的玻璃门进来，亚伟顿时笑着说，小翟最近也爱去北京，你问她去干什么。 谈话到这时结束。这样严肃地谈话，在成都简直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下午。如果是在晚上，成都人也许会围着酒桌说很多话，但那些话也完全是下酒话。他们即使说得非常认真，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也仅仅是为了下酒。谁要是信了谁倒霉。 斗起，斗起，石光华喊了起来。斗嘛。我和亚伟纷纷应和。过了一会儿，不喜欢斗地主的何小竹对王烨说，我陪你去逛逛宽窄巷子。好的，王烨很高兴。我们的总理。石光华说。 这个时候我说说我吧。1985年春天，我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去北京进一批北京布鞋回成都卖。在北京的那家布鞋厂，我居然看见一顶红色的运动帽，它非常扯眼睛。于是，我就用进布鞋的钱，进了一批红帽子。回成都后，我的朋友问我，他说北京布鞋有名气有市场，北京的这些红帽子谁买？我说你不晓得，今年北京不是一般的流行戴这种红帽子，成都人肯定要跟着赶。为此，我专门为这些红帽子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北京流行红帽子。那时，世界还没有网络，北京究竟流没有流行戴红帽子，成都人不怎么知道。但是在成都，那年却有许多的人戴红帽子。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它最终就必然会成为现实。 6、晚上在小房子，我们卖的是皇后的耳朵 我从北京逃回成都的最初几个月，王镜和狼格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2008年5月7日，我在那里为自己的小说搞了首发式。几天后地震了，我家和狼格家在小房子外的瑞升广场住了10天的帐篷。那个帐篷是我用800元高价购买的，10天后我把它收拾成一坨，放在我家的阳台上。 小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女人，姓杜，有时候我们叫她杜姐，有时候我们又叫她表姐。因为狼格叫她表姐。狼格说，她是我们诗歌的表姐。作为小房子酒吧的女主人，她的穿衣打扮一看就像这个酒吧主人。不求时尚华贵，偏爱独特，假装不修边幅。她过去也许不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像她现在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妇女，但她的气质里却透露出金属的锈迹，弥漫着色彩的异味。非常少，也才非常能够主持小房子，而成为诗歌的表姐。 王烨来成都的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反正是我见她的第二次，小竹请我们在川江号子吃火锅。吃完火锅后，我们就近去了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因为这个城市小，所以大家更懒得跑。这个时候，如果谁提议我们去窄巷子的白夜，我们肯定会说好远哦。当然，白夜的主人如果在，那又另当别论。 所谓瑞升广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在两栋楼房之间空出的空地，它只是比一般的空地要宽一些，并且做了简单的绿化。再加上空地两边的楼房的一楼，都开着茶房和酒吧，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下午晒太阳和晚上喝酒的休闲场所。广场的前端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一到黄昏就有许多半老徐娘在那里跳舞。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现象，并不只成都才有。但是穿过这些风姿徐娘，我们就坐在小房子的门前喝酒，却只能是成都一绝。 何小竹坐在小房子门前，几乎就像坐在他自己家的门前。我不敢说他认识每一个来小房子喝酒的人，但至少有一半都在和他打招呼。特别是几个美女，一会儿跑到我们的酒桌旁坐下，一会儿又把小竹叫过去。小房子有许多的文青，而文青的偶像何小竹自然如鱼得水。那天晚上，王烨说她发现小竹喝酒也很疯。我们为她的发现喝了一杯。 成都是个语言的城市，成都人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摆翻他。那天在小房子喝酒，王烨从自己的耳朵开始感觉到这一点。关于王烨的耳朵，狼格说那是皇后的耳朵。狼格为自己的这一命名非常得意，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记得至少我和小竹、王镜、张三都觉得这个命名特别精彩，并为之至少喝了两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同，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端起酒为他喝一杯。在成都，我们每天都这样把自己灌醉。 也许因为说的是王烨，即使只是说的她的耳朵，即使她非常高兴，也突然羞怯起来。为了转移话题，她问到我三十多年前的Y咖啡。她问我，在Y咖啡你们除了卖咖啡也卖酒？活该她落入语言的盆地，就算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我们的话语。我盯着她，认真地回答：1985年冬天，我们的Y咖啡不卖咖啡也不卖酒。那你们卖什么？她继续问。我们卖皇后的耳朵。我说。 王烨认为我的回答和她的追问没有逻辑关系，而我却告诉她它们之间关系明确。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听了认为我的解释合理，你就连干三杯怎样？王烨说，好。 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狼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我们均表示赞同，因为赞同我们每人干了至少两杯酒（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杯子六杯怎么说也有一瓶），而一瓶酒在这里卖10元，那这句皇后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卖了10元？这个道理我想的清楚，王烨说。只是它和Y咖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我告诉王烨，刚才卖的皇后的耳朵当然并不是皇后的耳朵，甚至也不是王烨的耳朵，它仅仅是狼格的一句话。我说我们的Y咖啡卖的是皇后的耳朵，就是说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语言。比如我们店里有一种爱情咖啡，在当时我们就卖5元。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爱情咖啡，我们只是为加入了苦丁茶的咖啡取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这个爱情咖啡特别受女人欢迎，许多正在爱情或者正准备爱情或者被爱情伤害的女人，都会在我们Y咖啡喝至少两杯以上的爱情咖啡。曾经有位失恋的女人，她一口气喝了10杯咖啡加苦丁茶的爱情。那是50元啊，1985年，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说王烨，我们卖的是不是语言？是不是皇后的耳朵。王烨想了想，说，那我喝三杯。我本来想陪王烨喝一杯，她让我不要喝。她说她想把这杯酒卖给我，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是Y咖啡？我说我买了。 1985年的成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色，甚至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也没有。在西大街18号，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晚上不营业，我就联合万夏用这个空间来办咖啡店。Y是用的英语字母Y的读音，其意思在成都话里大家都明白。所谓Y，就是不怎么正、有点邪门、有点骗人、有点水（不认真）的意思。在成都，人们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和一件事以及一个地方。比如某人有点Y，这事有点Y，或者那个地方太Y了。我们的咖啡店，墙壁上挂着纺织厂印布用的底布，有一长两短三张桌子，桌子的玻璃下面压着稀奇古怪的诗句，当然是很Y。石光华就说，简直是个Y咖啡店。所以就叫Y咖啡。摆翻他。能够把语言搞成这样，也只有成都才可以。 7、小酒馆没有麻将，也没有摇滚 应该是3月23日的中午，我站在肖家河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感谢上帝，我说。我要去祖母厨房，何小竹、石光华、王烨和陈新宇在那里等我。我们约好了，今天去三圣乡。他们说那是新蓝顶，住着周春芽等好多画家。是不是像北京的宋庄？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好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 对。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们，主要是石光华和小竹，我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我肯定听见有人在回答。对。那个字干脆，有点轻。 阳光很好啊，我眯着眼睛，懒懒地坐在陈新宇三菱越野的副架上。小竹、光华和王烨依次坐在后排。我一直迷惑，他们为什么不让美女王烨坐在中间？有两次，我已经回过头去，我想问这个问题。那天阳光很好，车厢里非常明亮。为什么他们不让美女坐在中间，我最后没有问。因为我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听见了王烨说：到了？不只是王烨觉得太快了，就是我都觉得太快了。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宋庄，好像也是中午出发的。当时我住在西坝河的光熙门北里，竖住在通县。我们约好在通县北苑汇合。宋庄属于通县的一个镇。出门后，我先打的去东直门换乘地铁。环城线、一号线、八通线，上了下、下了又上。在通线的北苑见到竖后，我们又叫了一辆野的。50。野的说。30。竖还价。不走，30公里啊。野的说。那40。我说。走吧。野的说。就算为艺术家服务。三圣乡显然和宋庄不一样。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许燎原陶瓷博物馆。我因为光华的原因，十多年前我见过这人。挺老实的，留着俗气的胡子。据说是为一家酒厂做了一个酒瓶子，而有了钱和有了名气。真了不起。除了写诗，谁有名了都会有钱。全世界是这样，成都也不离外。 我没有进博物馆，而是去了博物馆后面的茶园。茶园的装修看上去比较华丽，高大的回廊比我以前看见的农家乐气派多了。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打牌、晒太阳，也有人还在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豪华的农家乐。我想起了宋庄。穿过北方农村的一群土墙房子，在一排桦树后面，有一栋西式小楼。竖告诉我，那是方力钧的院子。 三圣乡比宋庄的人气旺多了。当然，主要是旺了许多的游客。在许燎原的博物馆外面，非常醒目地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国家AAAA级旅游区。又是国家

8、周春芽像一只养在美术馆的熊猫，只是可以免费参观

如果说我对三圣乡的小酒馆很是失望，那么我去了周春芽的美术馆后，就应该说是绝望了。沿着山坡而建的一幢幢别墅（我只能说它们是别墅），豪华、清净、意外的舒适。它更适合成都的阴沉天气，巨大的玻璃窗户外，阴沉沉的啥子也看不见。

在成都这些富豪级的画家中，周春芽是最和蔼可亲的。那原因非常简单，他虽然不喜欢喝酒（石光华说这是他很大的遗憾啊），但却特别喜欢打麻将。人就是这样，在吃喝玩乐这些恶习里，如果沾染上一样，他就不是圣人了，而是可爱的人。如果沾染上两样，他就是讨厌的人。而如果沾染上三样，差不多就是坏人。在我们成都，有许多人样样都沾染，他就超越了坏人，成了这个城市老老实实的居民。再加上全国人民都在说，成都好啊好啊，总有一天，成都真的要被摆翻。根本不存在。

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两个城市有一个向度。这是诗人柏桦的名句。长期以来，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废话诗人。在成都这个城市，远远不只一个人。周春芽，何多苓，张小刚，他们均是当今中国美术届产值过亿的画家。在北京，或者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的眼中，他们也许已经淡出前卫的前列，也许架上本来就不前卫，但他们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销售势头。对于艺术，观念是父亲，市场是母亲。

突然接到电话，我必须先离开他们。春芽的好酒和青蛙我吃不成了，他说太遗憾了，就叫他的司机送我。我站在外面等车子时，回头看见那些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感觉它们更像熊猫馆。想到这里，我笑了。我发现周春芽简直就是养在熊猫馆的熊猫。整个成都，把这些稀罕的艺术家，保护在国家AAAA级旅游区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品牌，至少是三圣乡的招牌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唱了好多年了。

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感觉讲给一个朋友听，谁知道她却问我：那你们去看周春芽收不收门票？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依旧老实地回答：不收。她叹了一口气，样子比较忧郁。那还是不如熊猫，她说。看熊猫要花钱的。

的效果。只是它预想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马上就到了白夜11年纪念日。清淡经营11年的白夜，已经是中国诗歌和成都酒吧的一个奇迹。新白夜继承了这个奇迹，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它其实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它再有一个11年，那它一定有一个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所谓诗人，不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人。有了这些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许多人来到宽窄巷子，不是现在这样盲目的观看那些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凭吊根本无法解说的虚构的历史，而是来重温白夜翟永明、王敏的风度，感受香积厨李亚伟的豪情，品尝上席石光华、吉木狼格的简明华贵。对于成都而言，其实需要的就是坚持，而不是做大做强。就像每一个打麻将的成都人，坐在平静的麻将桌上慢慢摸的并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多张，而是在期待惊鸿一闪，摸张集清一色、杠上花和海底捞于一身的牌。这就是成都的激情。 还是回到那天下午，我们接到狼格的电话，匆匆赶到白夜。那天下午，白夜的人特别的多。狼格和石光华当然在，他们是白夜的邻居。2008年下半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他们的客厅和办公室。他们几乎每一个下午都在白夜。李亚伟也在。他现在的饭店离白夜不远，在和窄巷子齐名的宽巷子，只要他在成都，也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来白夜。除了他们之外，我著名的同学王镜也在。他和我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有时间也会来到白夜。我们几个喜欢斗地主和下围棋。近一年来，我们的下午差不多都在白夜度过。 想不到的是何小竹那天也在。他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别说是下午了，就是晚上，我们也很少看见他。王烨就坐在小竹的旁边。我坐下后，狼格就把她介绍给我。北京《华夏地理》的编辑，狼格说。 5、功守兼备：给成都一顶红帽子 谁也不知道我在1985年春天秘密地去过北京，我几乎没有在我的回忆文字里谈论过这件事。当我那天坐在王烨斜对面，和李亚伟、何小竹等谈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谈到它们的差异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 事情是这样的，王烨先说到他们的《华夏地理》杂志。她说在这之前，他们杂志已经做了北京和上海。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本中国的地理杂志，如果它必须关注国内的一个城市的话，它肯定要先从北京和上海开始。即使是一本成都的杂志，它也不得不这样。北京就不摆了，它是我们的首都，那里居住着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他们的光辉形象更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世界著名的电视荧屏上。对于这样的城市，成都和它怎样攀比？而上海，它在非常长的时期是中国时尚的代表，也是中国西洋文化的基地。如果不是香港因为特殊的原因后来居上，上海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自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成都人说，这是当然的。 但现在说到成都。既然说到了成都，成都人内心就有了自己的得意。话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指出，北京是一个奋斗的城市。对于奋斗，从成都人嘴里说出时，味道总有那么点把点幽默。虽然如此，王烨还是笑了。她说他们杂志做的北京，专题就是奋斗。呵呵呵呵，亚伟和小竹都笑了。我想起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一个北京作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名字就叫《奋斗》。在北京，不奋斗行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开始寻找成都的特点。狼格说，成都比较彝族，喜欢晒太阳而不思进去。狼格是彝族，他表达汉语时的机智完全像一个汉人。不仅如此，他的做派也非常的成都。他说了这句话后，就到旁边和王镜他们斗地主去了。 北京是进取的，上海是洋盘的，广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成都是保守休闲的，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但是飘归（北飘归来）首席代表李亚伟却不同意。他说，成都其实是基地组织，是革命训练营和养伤的地方。他列举了诸葛亮九进中原，说打不赢就跑回成都修养，养到自以为兵强马壮就又北上逐鹿。而北人要想入川，几乎难于上青天。 亚伟的话得到了王烨地赞同，并且把它总结为成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我对此也表示支持，而且还现身说法，承认自己去北京八年其实就是为了爱情。爱情是不是功我不知道，但是恋爱失败后就跑回成都，那的确是回来养伤的。心里的伤。亚伟说，古人出川是为了争江山，我们现在出川，就是为了赚钱、赚爱情。说到这里，翟永明从白夜的玻璃门进来，亚伟顿时笑着说，小翟最近也爱去北京，你问她去干什么。 谈话到这时结束。这样严肃地谈话，在成都简直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下午。如果是在晚上，成都人也许会围着酒桌说很多话，但那些话也完全是下酒话。他们即使说得非常认真，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也仅仅是为了下酒。谁要是信了谁倒霉。 斗起，斗起，石光华喊了起来。斗嘛。我和亚伟纷纷应和。过了一会儿，不喜欢斗地主的何小竹对王烨说，我陪你去逛逛宽窄巷子。好的，王烨很高兴。我们的总理。石光华说。 这个时候我说说我吧。1985年春天，我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去北京进一批北京布鞋回成都卖。在北京的那家布鞋厂，我居然看见一顶红色的运动帽，它非常扯眼睛。于是，我就用进布鞋的钱，进了一批红帽子。回成都后，我的朋友问我，他说北京布鞋有名气有市场，北京的这些红帽子谁买？我说你不晓得，今年北京不是一般的流行戴这种红帽子，成都人肯定要跟着赶。为此，我专门为这些红帽子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北京流行红帽子。那时，世界还没有网络，北京究竟流没有流行戴红帽子，成都人不怎么知道。但是在成都，那年却有许多的人戴红帽子。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它最终就必然会成为现实。 6、晚上在小房子，我们卖的是皇后的耳朵 我从北京逃回成都的最初几个月，王镜和狼格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2008年5月7日，我在那里为自己的小说搞了首发式。几天后地震了，我家和狼格家在小房子外的瑞升广场住了10天的帐篷。那个帐篷是我用800元高价购买的，10天后我把它收拾成一坨，放在我家的阳台上。 小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女人，姓杜，有时候我们叫她杜姐，有时候我们又叫她表姐。因为狼格叫她表姐。狼格说，她是我们诗歌的表姐。作为小房子酒吧的女主人，她的穿衣打扮一看就像这个酒吧主人。不求时尚华贵，偏爱独特，假装不修边幅。她过去也许不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像她现在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妇女，但她的气质里却透露出金属的锈迹，弥漫着色彩的异味。非常少，也才非常能够主持小房子，而成为诗歌的表姐。 王烨来成都的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反正是我见她的第二次，小竹请我们在川江号子吃火锅。吃完火锅后，我们就近去了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因为这个城市小，所以大家更懒得跑。这个时候，如果谁提议我们去窄巷子的白夜，我们肯定会说好远哦。当然，白夜的主人如果在，那又另当别论。 所谓瑞升广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在两栋楼房之间空出的空地，它只是比一般的空地要宽一些，并且做了简单的绿化。再加上空地两边的楼房的一楼，都开着茶房和酒吧，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下午晒太阳和晚上喝酒的休闲场所。广场的前端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一到黄昏就有许多半老徐娘在那里跳舞。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现象，并不只成都才有。但是穿过这些风姿徐娘，我们就坐在小房子的门前喝酒，却只能是成都一绝。 何小竹坐在小房子门前，几乎就像坐在他自己家的门前。我不敢说他认识每一个来小房子喝酒的人，但至少有一半都在和他打招呼。特别是几个美女，一会儿跑到我们的酒桌旁坐下，一会儿又把小竹叫过去。小房子有许多的文青，而文青的偶像何小竹自然如鱼得水。那天晚上，王烨说她发现小竹喝酒也很疯。我们为她的发现喝了一杯。 成都是个语言的城市，成都人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摆翻他。那天在小房子喝酒，王烨从自己的耳朵开始感觉到这一点。关于王烨的耳朵，狼格说那是皇后的耳朵。狼格为自己的这一命名非常得意，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记得至少我和小竹、王镜、张三都觉得这个命名特别精彩，并为之至少喝了两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同，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端起酒为他喝一杯。在成都，我们每天都这样把自己灌醉。 也许因为说的是王烨，即使只是说的她的耳朵，即使她非常高兴，也突然羞怯起来。为了转移话题，她问到我三十多年前的Y咖啡。她问我，在Y咖啡你们除了卖咖啡也卖酒？活该她落入语言的盆地，就算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我们的话语。我盯着她，认真地回答：1985年冬天，我们的Y咖啡不卖咖啡也不卖酒。那你们卖什么？她继续问。我们卖皇后的耳朵。我说。 王烨认为我的回答和她的追问没有逻辑关系，而我却告诉她它们之间关系明确。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听了认为我的解释合理，你就连干三杯怎样？王烨说，好。 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狼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我们均表示赞同，因为赞同我们每人干了至少两杯酒（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杯子六杯怎么说也有一瓶），而一瓶酒在这里卖10元，那这句皇后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卖了10元？这个道理我想的清楚，王烨说。只是它和Y咖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我告诉王烨，刚才卖的皇后的耳朵当然并不是皇后的耳朵，甚至也不是王烨的耳朵，它仅仅是狼格的一句话。我说我们的Y咖啡卖的是皇后的耳朵，就是说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语言。比如我们店里有一种爱情咖啡，在当时我们就卖5元。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爱情咖啡，我们只是为加入了苦丁茶的咖啡取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这个爱情咖啡特别受女人欢迎，许多正在爱情或者正准备爱情或者被爱情伤害的女人，都会在我们Y咖啡喝至少两杯以上的爱情咖啡。曾经有位失恋的女人，她一口气喝了10杯咖啡加苦丁茶的爱情。那是50元啊，1985年，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说王烨，我们卖的是不是语言？是不是皇后的耳朵。王烨想了想，说，那我喝三杯。我本来想陪王烨喝一杯，她让我不要喝。她说她想把这杯酒卖给我，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是Y咖啡？我说我买了。 1985年的成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色，甚至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也没有。在西大街18号，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晚上不营业，我就联合万夏用这个空间来办咖啡店。Y是用的英语字母Y的读音，其意思在成都话里大家都明白。所谓Y，就是不怎么正、有点邪门、有点骗人、有点水（不认真）的意思。在成都，人们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和一件事以及一个地方。比如某人有点Y，这事有点Y，或者那个地方太Y了。我们的咖啡店，墙壁上挂着纺织厂印布用的底布，有一长两短三张桌子，桌子的玻璃下面压着稀奇古怪的诗句，当然是很Y。石光华就说，简直是个Y咖啡店。所以就叫Y咖啡。摆翻他。能够把语言搞成这样，也只有成都才可以。 7、小酒馆没有麻将，也没有摇滚 应该是3月23日的中午，我站在肖家河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感谢上帝，我说。我要去祖母厨房，何小竹、石光华、王烨和陈新宇在那里等我。我们约好了，今天去三圣乡。他们说那是新蓝顶，住着周春芽等好多画家。是不是像北京的宋庄？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好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 对。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们，主要是石光华和小竹，我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我肯定听见有人在回答。对。那个字干脆，有点轻。 阳光很好啊，我眯着眼睛，懒懒地坐在陈新宇三菱越野的副架上。小竹、光华和王烨依次坐在后排。我一直迷惑，他们为什么不让美女王烨坐在中间？有两次，我已经回过头去，我想问这个问题。那天阳光很好，车厢里非常明亮。为什么他们不让美女坐在中间，我最后没有问。因为我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听见了王烨说：到了？不只是王烨觉得太快了，就是我都觉得太快了。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宋庄，好像也是中午出发的。当时我住在西坝河的光熙门北里，竖住在通县。我们约好在通县北苑汇合。宋庄属于通县的一个镇。出门后，我先打的去东直门换乘地铁。环城线、一号线、八通线，上了下、下了又上。在通线的北苑见到竖后，我们又叫了一辆野的。50。野的说。30。竖还价。不走，30公里啊。野的说。那40。我说。走吧。野的说。就算为艺术家服务。三圣乡显然和宋庄不一样。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许燎原陶瓷博物馆。我因为光华的原因，十多年前我见过这人。挺老实的，留着俗气的胡子。据说是为一家酒厂做了一个酒瓶子，而有了钱和有了名气。真了不起。除了写诗，谁有名了都会有钱。全世界是这样，成都也不离外。 我没有进博物馆，而是去了博物馆后面的茶园。茶园的装修看上去比较华丽，高大的回廊比我以前看见的农家乐气派多了。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打牌、晒太阳，也有人还在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豪华的农家乐。我想起了宋庄。穿过北方农村的一群土墙房子，在一排桦树后面，有一栋西式小楼。竖告诉我，那是方力钧的院子。 三圣乡比宋庄的人气旺多了。当然，主要是旺了许多的游客。在许燎原的博物馆外面，非常醒目地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国家AAAA级旅游区。又是国家

成都蓝顶的名气非常的大。但是，根据我这次实地考察，它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比起北京的宋庄、798，它完全是另外一会事。在王烨离开成都前，我们又去了所谓的老蓝顶，它不仅没有改变我的看法，而且更让我这样认为。在蓝顶，我没有看见蓝色的房顶，我看见的是女画家的跑车以及精致的纯手工提包。

郭燕并不是成都人，但是她已经在成都居住了好多年。比之她梦幻般的作品，她的画室干净、整洁得更像一个成都女人的客厅。作为紫色世界的建设者，她的作品的价格正在接近成都几个大脑壳的高度。钱对她而言不是问题，她的问题应该是她的颜色本身。在中国，紫色比较黄色虽然不那么正派，但却更有玄机。关键是紫气东来，转眼又去，她是不是能够把握好这一去一来之间“美和修辞手法的平衡（何多苓语）”？

如果说郭燕的画室干净、整洁，那符曦的画室就更像我平时看见的画室那么乱。她自己说，乱是乱，但好选角度。符曦的角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有力的肌肉。她对肌肉的沉迷，构成了她现在作品的力度和价值。同样把女性力量化的描写，《啊，她》，让我想起了她横挎在身上的精致的小包。我第一眼看见那个小包时，我以为是香奈儿、古奇之类的名牌，我问她，她说就是成都做的纯手工制品。

我发现，成都还真的有自己的名堂。

 

9、在成都，每一天都像梦游

朗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这让我们每一个人赞同，并为之干了两杯。有一天，我和狼格在白夜，就我们两人，我就问吉木狼格：是不是谁娶了王烨谁就是皇帝？

狼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谁穿上皇帝的新衣谁就是皇帝？

我想了想，说：也是。

的效果。只是它预想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马上就到了白夜11年纪念日。清淡经营11年的白夜，已经是中国诗歌和成都酒吧的一个奇迹。新白夜继承了这个奇迹，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它其实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它再有一个11年，那它一定有一个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未来。所谓诗人，不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人。有了这些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许多人来到宽窄巷子，不是现在这样盲目的观看那些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凭吊根本无法解说的虚构的历史，而是来重温白夜翟永明、王敏的风度，感受香积厨李亚伟的豪情，品尝上席石光华、吉木狼格的简明华贵。对于成都而言，其实需要的就是坚持，而不是做大做强。就像每一个打麻将的成都人，坐在平静的麻将桌上慢慢摸的并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多张，而是在期待惊鸿一闪，摸张集清一色、杠上花和海底捞于一身的牌。这就是成都的激情。 还是回到那天下午，我们接到狼格的电话，匆匆赶到白夜。那天下午，白夜的人特别的多。狼格和石光华当然在，他们是白夜的邻居。2008年下半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他们的客厅和办公室。他们几乎每一个下午都在白夜。李亚伟也在。他现在的饭店离白夜不远，在和窄巷子齐名的宽巷子，只要他在成都，也差不多天天下午都会来白夜。除了他们之外，我著名的同学王镜也在。他和我一样，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一有时间也会来到白夜。我们几个喜欢斗地主和下围棋。近一年来，我们的下午差不多都在白夜度过。 想不到的是何小竹那天也在。他最近在写一部长篇。别说是下午了，就是晚上，我们也很少看见他。王烨就坐在小竹的旁边。我坐下后，狼格就把她介绍给我。北京《华夏地理》的编辑，狼格说。 5、功守兼备：给成都一顶红帽子 谁也不知道我在1985年春天秘密地去过北京，我几乎没有在我的回忆文字里谈论过这件事。当我那天坐在王烨斜对面，和李亚伟、何小竹等谈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谈到它们的差异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北京之行。 事情是这样的，王烨先说到他们的《华夏地理》杂志。她说在这之前，他们杂志已经做了北京和上海。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本中国的地理杂志，如果它必须关注国内的一个城市的话，它肯定要先从北京和上海开始。即使是一本成都的杂志，它也不得不这样。北京就不摆了，它是我们的首都，那里居住着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名的中国人。他们的名字每天都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他们的光辉形象更是每时每刻都出现在世界著名的电视荧屏上。对于这样的城市，成都和它怎样攀比？而上海，它在非常长的时期是中国时尚的代表，也是中国西洋文化的基地。如果不是香港因为特殊的原因后来居上，上海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自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成都人说，这是当然的。 但现在说到成都。既然说到了成都，成都人内心就有了自己的得意。话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指出，北京是一个奋斗的城市。对于奋斗，从成都人嘴里说出时，味道总有那么点把点幽默。虽然如此，王烨还是笑了。她说他们杂志做的北京，专题就是奋斗。呵呵呵呵，亚伟和小竹都笑了。我想起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一个北京作家的得意之作，它的名字就叫《奋斗》。在北京，不奋斗行吗？ 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开始寻找成都的特点。狼格说，成都比较彝族，喜欢晒太阳而不思进去。狼格是彝族，他表达汉语时的机智完全像一个汉人。不仅如此，他的做派也非常的成都。他说了这句话后，就到旁边和王镜他们斗地主去了。 北京是进取的，上海是洋盘的，广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成都是保守休闲的，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论。但是飘归（北飘归来）首席代表李亚伟却不同意。他说，成都其实是基地组织，是革命训练营和养伤的地方。他列举了诸葛亮九进中原，说打不赢就跑回成都修养，养到自以为兵强马壮就又北上逐鹿。而北人要想入川，几乎难于上青天。 亚伟的话得到了王烨地赞同，并且把它总结为成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市。我对此也表示支持，而且还现身说法，承认自己去北京八年其实就是为了爱情。爱情是不是功我不知道，但是恋爱失败后就跑回成都，那的确是回来养伤的。心里的伤。亚伟说，古人出川是为了争江山，我们现在出川，就是为了赚钱、赚爱情。说到这里，翟永明从白夜的玻璃门进来，亚伟顿时笑着说，小翟最近也爱去北京，你问她去干什么。 谈话到这时结束。这样严肃地谈话，在成都简直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下午。如果是在晚上，成都人也许会围着酒桌说很多话，但那些话也完全是下酒话。他们即使说得非常认真，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也仅仅是为了下酒。谁要是信了谁倒霉。 斗起，斗起，石光华喊了起来。斗嘛。我和亚伟纷纷应和。过了一会儿，不喜欢斗地主的何小竹对王烨说，我陪你去逛逛宽窄巷子。好的，王烨很高兴。我们的总理。石光华说。 这个时候我说说我吧。1985年春天，我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去北京进一批北京布鞋回成都卖。在北京的那家布鞋厂，我居然看见一顶红色的运动帽，它非常扯眼睛。于是，我就用进布鞋的钱，进了一批红帽子。回成都后，我的朋友问我，他说北京布鞋有名气有市场，北京的这些红帽子谁买？我说你不晓得，今年北京不是一般的流行戴这种红帽子，成都人肯定要跟着赶。为此，我专门为这些红帽子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北京流行红帽子。那时，世界还没有网络，北京究竟流没有流行戴红帽子，成都人不怎么知道。但是在成都，那年却有许多的人戴红帽子。我们既然这样说了，它最终就必然会成为现实。 6、晚上在小房子，我们卖的是皇后的耳朵 我从北京逃回成都的最初几个月，王镜和狼格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2008年5月7日，我在那里为自己的小说搞了首发式。几天后地震了，我家和狼格家在小房子外的瑞升广场住了10天的帐篷。那个帐篷是我用800元高价购买的，10天后我把它收拾成一坨，放在我家的阳台上。 小房子的主人也是一个女人，姓杜，有时候我们叫她杜姐，有时候我们又叫她表姐。因为狼格叫她表姐。狼格说，她是我们诗歌的表姐。作为小房子酒吧的女主人，她的穿衣打扮一看就像这个酒吧主人。不求时尚华贵，偏爱独特，假装不修边幅。她过去也许不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像她现在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妇女，但她的气质里却透露出金属的锈迹，弥漫着色彩的异味。非常少，也才非常能够主持小房子，而成为诗歌的表姐。 王烨来成都的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反正是我见她的第二次，小竹请我们在川江号子吃火锅。吃完火锅后，我们就近去了瑞升广场的小房子酒吧。因为这个城市小，所以大家更懒得跑。这个时候，如果谁提议我们去窄巷子的白夜，我们肯定会说好远哦。当然，白夜的主人如果在，那又另当别论。 所谓瑞升广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在两栋楼房之间空出的空地，它只是比一般的空地要宽一些，并且做了简单的绿化。再加上空地两边的楼房的一楼，都开着茶房和酒吧，这里就自然形成了下午晒太阳和晚上喝酒的休闲场所。广场的前端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一到黄昏就有许多半老徐娘在那里跳舞。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现象，并不只成都才有。但是穿过这些风姿徐娘，我们就坐在小房子的门前喝酒，却只能是成都一绝。 何小竹坐在小房子门前，几乎就像坐在他自己家的门前。我不敢说他认识每一个来小房子喝酒的人，但至少有一半都在和他打招呼。特别是几个美女，一会儿跑到我们的酒桌旁坐下，一会儿又把小竹叫过去。小房子有许多的文青，而文青的偶像何小竹自然如鱼得水。那天晚上，王烨说她发现小竹喝酒也很疯。我们为她的发现喝了一杯。 成都是个语言的城市，成都人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摆翻他。那天在小房子喝酒，王烨从自己的耳朵开始感觉到这一点。关于王烨的耳朵，狼格说那是皇后的耳朵。狼格为自己的这一命名非常得意，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记得至少我和小竹、王镜、张三都觉得这个命名特别精彩，并为之至少喝了两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赞同，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端起酒为他喝一杯。在成都，我们每天都这样把自己灌醉。 也许因为说的是王烨，即使只是说的她的耳朵，即使她非常高兴，也突然羞怯起来。为了转移话题，她问到我三十多年前的Y咖啡。她问我，在Y咖啡你们除了卖咖啡也卖酒？活该她落入语言的盆地，就算她跑得再快，也跑不出我们的话语。我盯着她，认真地回答：1985年冬天，我们的Y咖啡不卖咖啡也不卖酒。那你们卖什么？她继续问。我们卖皇后的耳朵。我说。 王烨认为我的回答和她的追问没有逻辑关系，而我却告诉她它们之间关系明确。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听了认为我的解释合理，你就连干三杯怎样？王烨说，好。 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狼格说王烨的耳朵是皇后的耳朵我们均表示赞同，因为赞同我们每人干了至少两杯酒（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杯子六杯怎么说也有一瓶），而一瓶酒在这里卖10元，那这句皇后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卖了10元？这个道理我想的清楚，王烨说。只是它和Y咖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很简单。我告诉王烨，刚才卖的皇后的耳朵当然并不是皇后的耳朵，甚至也不是王烨的耳朵，它仅仅是狼格的一句话。我说我们的Y咖啡卖的是皇后的耳朵，就是说我们卖的是我们的语言。比如我们店里有一种爱情咖啡，在当时我们就卖5元。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爱情咖啡，我们只是为加入了苦丁茶的咖啡取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这个爱情咖啡特别受女人欢迎，许多正在爱情或者正准备爱情或者被爱情伤害的女人，都会在我们Y咖啡喝至少两杯以上的爱情咖啡。曾经有位失恋的女人，她一口气喝了10杯咖啡加苦丁茶的爱情。那是50元啊，1985年，它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我说王烨，我们卖的是不是语言？是不是皇后的耳朵。王烨想了想，说，那我喝三杯。我本来想陪王烨喝一杯，她让我不要喝。她说她想把这杯酒卖给我，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是Y咖啡？我说我买了。 1985年的成都其实并没有什么特色，甚至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也没有。在西大街18号，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晚上不营业，我就联合万夏用这个空间来办咖啡店。Y是用的英语字母Y的读音，其意思在成都话里大家都明白。所谓Y，就是不怎么正、有点邪门、有点骗人、有点水（不认真）的意思。在成都，人们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和一件事以及一个地方。比如某人有点Y，这事有点Y，或者那个地方太Y了。我们的咖啡店，墙壁上挂着纺织厂印布用的底布，有一长两短三张桌子，桌子的玻璃下面压着稀奇古怪的诗句，当然是很Y。石光华就说，简直是个Y咖啡店。所以就叫Y咖啡。摆翻他。能够把语言搞成这样，也只有成都才可以。 7、小酒馆没有麻将，也没有摇滚 应该是3月23日的中午，我站在肖家河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到一辆出租。感谢上帝，我说。我要去祖母厨房，何小竹、石光华、王烨和陈新宇在那里等我。我们约好了，今天去三圣乡。他们说那是新蓝顶，住着周春芽等好多画家。是不是像北京的宋庄？不知道是谁在问，声音好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 对。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们，主要是石光华和小竹，我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在动。但我肯定听见有人在回答。对。那个字干脆，有点轻。 阳光很好啊，我眯着眼睛，懒懒地坐在陈新宇三菱越野的副架上。小竹、光华和王烨依次坐在后排。我一直迷惑，他们为什么不让美女王烨坐在中间？有两次，我已经回过头去，我想问这个问题。那天阳光很好，车厢里非常明亮。为什么他们不让美女坐在中间，我最后没有问。因为我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就听见了王烨说：到了？不只是王烨觉得太快了，就是我都觉得太快了。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宋庄，好像也是中午出发的。当时我住在西坝河的光熙门北里，竖住在通县。我们约好在通县北苑汇合。宋庄属于通县的一个镇。出门后，我先打的去东直门换乘地铁。环城线、一号线、八通线，上了下、下了又上。在通线的北苑见到竖后，我们又叫了一辆野的。50。野的说。30。竖还价。不走，30公里啊。野的说。那40。我说。走吧。野的说。就算为艺术家服务。三圣乡显然和宋庄不一样。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许燎原陶瓷博物馆。我因为光华的原因，十多年前我见过这人。挺老实的，留着俗气的胡子。据说是为一家酒厂做了一个酒瓶子，而有了钱和有了名气。真了不起。除了写诗，谁有名了都会有钱。全世界是这样，成都也不离外。 我没有进博物馆，而是去了博物馆后面的茶园。茶园的装修看上去比较华丽，高大的回廊比我以前看见的农家乐气派多了。有许多人在那里喝茶、打牌、晒太阳，也有人还在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豪华的农家乐。我想起了宋庄。穿过北方农村的一群土墙房子，在一排桦树后面，有一栋西式小楼。竖告诉我，那是方力钧的院子。 三圣乡比宋庄的人气旺多了。当然，主要是旺了许多的游客。在许燎原的博物馆外面，非常醒目地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国家AAAA级旅游区。又是国家

谁穿上龙袍谁就是皇帝，至少他正在扮演皇帝。而穿皇帝的新衣，他当然不应该是皇帝，他说不准只是一个疯子。

一想到疯子，我又突然觉得不对。赶紧再问狼格：谁敢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去走来？如果敢，他难道不是皇帝？那他是什么？

他是在梦游。我没有听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肯定不是狼格说的。当时，我和狼哥坐在白夜的院子里喝茶，就我们两个人。这话不是狼格说的那又是谁再说？但是狼格肯定地说，那不是他说的。那算我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