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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仲景书何任
(浙江中医学院，浙江310009）
             余读仲景之《伤寒》、《金匮》五十载，体会颇多，现拾遗归集为《伤寒论》心要与《金匮要略》汇言两部分，以就正于同道。
   《伤寒论》心要
辨证之典范
   《伤寒论》是辨证论治的典范，《伤寒论》六经是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相结合的楷模。事实确是如此，全部《伤寒论》条文，有多数条文是教人辨证和知病的，论中的三阳病、三阴病及其合病、并病，都昭示我们要辨识病证，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辨识病情的传变。这些就是知病的实际
    1．辨识病证  
    辨识病证的大要，在于知六经病，知合病、并病，知伤寒、中风、湿病、温病和风湿病。这一切，都是通过辨证以定病的。许叔微所摘出的“七十二证”，都是张仲景辨识病证之有名有实的。这一系列病和证，部分是继承《内经》、《难经》加以阐述的，部分是仲景根据临床经验把它总结起来的。仲景著书，虽然“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但《伤寒论》中的六经见证，不囿于《素问·热论》。仲景辨识病证巨细毕现，小而至于辨燥屎可下的旁参证，也细致入微地从有关病情上多方推究。这类条文，在《伤寒论》中不下10条之多。
    2．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
    “见病知源”，是知病的重要一环，这就是识病因。在《伤寒论》中，我们经常读到的有：“病常自汗出者之因于“卫气不共荣气谐和”；“发汗后，恶寒者”之因于“虚”，不恶寒，但热者”之因于“实”；茵陈蒿汤证、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证之因于“瘀热在里”；甘草附子汤证之因于“风湿相搏”。“结胸” 之因于“下之太早”及表未解医反下之；以及病者手足厥冷......小腹满，按之痛者”之因于“冷结在膀胱关元”。
    这些审证求因的条文，在《伤寒论》中所占比倒不少。条文有的明指，有的暗示，但仔
细研索则各具妙谛。
    关于病位的辨识，仲景知之审，析之细，六经、脏腑、气血、营卫，一以贯之。伤寒六经的病位是有一定界畔的。柯琴曾说：“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立说。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柯氏伤寒论翼笺正·六经正义》)石芾南阐发得更明白，他说：“表里以六经分，明邪所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由传也 上下以三焦分，以有形之痰、食、水饮、渣滓、瘀血，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也。”(《医源·论张仲景伤寒论》)这对病位更有明确发挥。其实，《伤寒论》中早就提出了“胸中”、“心中”、“小腹 、“少腹”等病位，界畔分明，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之一。
    3．辨识病的传变  
    周学海在《读医随笔·读伤寒论杂记》中有云：“伤寒传经，有此经之邪延及彼经者，有前经之邪移及后经者；合病、并病，皆邪气实至其经也。更有邪在此经而兼见彼经之证者，邪在阳经而兼见阴经之证者。”这段阐述将张仲景引而不发之意，简明扼要地给予揭示，颇足参考。据仲景所述，伤寒之传与不传，主要与正气之强弱、病邪之重轻及是否药误有关。《伤寒论》中涉及传经问题较明显的条文有：①“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4条)②“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250条)③“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烦而悸。(266条)④“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41条)⑤ 太阳病......如其不下者，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246条)⑥ ......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99条)⑦ “本太阳
病，医反下之， 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279条)不仅如是，仲景的“知病”，除了包括辨识病证，病因、病机和病的传变以外，还兼及患者的病史及其新病和久病。可见，仲景不仅博涉知病，而且对疾病体察入微。
脉在证治之上
    《伤寒论》从篇目到条文，对脉的重视仅次于病，且其位置在证与治之上；如“辨某某
病脉证并治”诸篇名，就是明显例证。在条文中，脉证并列的，几乎占全书三分之一。成无
己注本卷一还列有“辨脉法”、平脉法”各一篇，后人虽谓此二篇是王叔和增益，其实晋代
去汉未远，叔和的诊法，必多仲景遗意，何况“辨脉法”、平脉法”篇内容精神，与《伤寒
论》全书所述脉证基本相符。许叔微曾撰《仲景三十六种脉法图》，书虽未见，但从其所著
《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来看，此书可能是一部辑录《伤寒论》、《金匮要略》论脉的专书。由此可知，仲景对脉诊与脉法是有丰富的理论根据和实践体验的。
    《内经》言三部九候，《伤寒论》则仅言三部，不提九候。所谓 三部”，即人迎、寸口、趺阳，较《内经》直截了当；而三都中又着重诊寸口与趺阳。诊寸口为《伤寒论》平脉辨证之关键，贯穿于全部《伤寒论》，随处可见；诊趺阳在仲景《伤寒论·序》中作为一项要求提出，论中“脾约证”也提到诊跌阳脉。许叔微《伤寒脉证总歌》中有“跌阳胃脉定死生”之句，并说“仲景言趺阳脉者凡十有一。”可见仲景诊法确是临床经验的结晶。
    仲景脉法主旨，在于“辨脉法”、“平脉法” 两篇；叔和的整理符合仲景之意，有功于
仲景；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首列此两篇，亦能传仲景诊法之真，综《伤寒论》脉诊之要，可为研究仲景脉法的主要参考资料。其中如：①“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②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府，迟为在藏。”③“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④ 表有病者，脉当浮大......里有病者，脉当沉细。”⑤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决死也。”这些，所谓叔和增益的“辨脉法”、 平脉法” 中某些内容，为我们所常见的，与《伤寒论》六经病的平脉辨证条文基本相符，其它不缕述。
    平脉以辨证贯穿于全部《伤寒论》中，直接关系辨证论治。仲景论脉，重在浮、沉、迟、数，而浮、数、动、大、滑、沉、迟、涩、弱、弦、微则以类相从。浮与数为阳脉，大、精，动亦为阳；沉与迟为阴脉，涩、弱、弦、微亦为阴。《伤寒论》对这些脉的辨识，是在《素问》、《难经》的基础上加以临证实践总结出来的。王冰赞《素问》各篇谓“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我们对仲景的平脉辨证亦有同感。特别在微弱脉与洪大脉间，别阴阳病机，从结代脉审因施治，这为《伤寒论》所独到，是《素问》、《难经》中所没有的。
    在平脉辨证论治方面，仲景于太阳病用桂麻者，因其脉之浮缓、浮紧，而紧与缓皆阴脉，所以治以辛温；于太阳病用姜附者，以其脉之微弱、沉微，微与弱亦阴脉，因而治以辛热；于阳明病用膏，黄(大黄)者，以其脉之浮大、浮长，长与大皆阳脉，所以治用辛凉、苦寒；于三阴病之阴证用姜附者，以其脉之沉细；于三阴病之阳证仍用膏、黄(大黄)者，以其脉之浮滑。其中病同脉异治异和病异脉同治同之分，关键在于辨证，识脉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用药配伍之微妙
    方之取效，一半在于辨证精确，一半在于熟悉药性，结合辨证遣方用药，无疑是治病取
效的重要一环。
    《伤寒论》方，配伍谨严而灵活。一味药不只在一类方中使用，在另一类方中通过配伍也可入选，甚至补药可用于泻剂。寒药可用于温剂，加减应用，尤见微妙。以六经病大方的加减为例：如治太阳中风用桂枝汤；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太阳病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微恶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此外，如小柴胡汤、小青龙汤、真武汤、通脉四逆汤等方，都各有其绝妙的加减应用。然而这仅仅是药物的加减，另有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越婢一汤等合方。然而仲景用药的精义，还不止于此，下面试将桂枝、人参、黄连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应用略作探索。
桂枝
    仲景于桂枝之用，可以说是“致广大而臻精微”，运用出神入化，药量亦变动不居。就其药用而言，邹润安《本经疏证》将仲景用桂枝法度约为六端：一曰和营(实际是和营卫)，举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等43方；二曰通阳，举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等8方；三曰利水，举苓桂草枣汤、五苓散等ll方；四曰下气，举桂枝生姜枳实汤、桃仁承气汤等12方；五曰行瘀，举桂枝茯苓丸、鳖甲煎丸等4方；六曰补中，举小建中汤、黄连汤等5方。仲景用桂枝于补中。属义精妙，而功广博”。桂枝所治之虚，非参术芪草所补之虚，而是土为木困，因气弱而血滞，因血滞而气愈弱者之虚，这就把仲景对桂枝的妙用，发掘无遗。至于用量，从1、2、3分到1至6两，轻重之差，为它方所未见，各具至理。
人参
    仲景之用人参，不仅得参之性，实能扬其长而尽其用。人参功用第一在于补。仲景用之以补的，补脾如理中丸，补肺胃如竹叶石膏汤，补肝如乌梅丸、吴茱萸汤，补心复脉如炙甘草汤，各有各的取用。人参第二个功能在于和。一般都认为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实际上，柴芩专解邪，用参乃是和解而调停之。胸痹诸方不用参，而胁下逆抢心则用参；而且小柴胡汤的加减法中，遇干呕、渴、胁下痞硬均不去参。从这些可以悟得仲景对人参的用法。
    然仲景用参之妙， 尚不止于此。一般痞满忌参，但以参佐旋复、姜、夏，则参可用于散虚痞；腹胀忌参，但以参佐厚朴、姜、夏，则参可用于除胀；参能实表止汗，有表证者忌之，若汗出后烦渴不解，于甘寒剂中则常用它；参能羁邪留饮，咳嗽证忌之，若肺虚而津已伤，于散邪蠲饮剂中也常用它。像这样对人参运用自如的，只有在仲景书中才能看到、学到。
黄连
    日人吉益东洞在《药征》中总结仲景用黄连方的主治为“心中烦悸，旁治心下痞，吐下，腹中痛。”并谓“泻心汤证之‘心气不足’应据《千金方》作‘心气不定’，不定者，烦悸之谓。”此说更能阐明黄连的主治，与仲景方义吻合，足证东洞翁善读仲景书，能识仲景用药之妙。仲景用黄连于心、胃、肝、肠等部位的病证，如黄连阿胶汤治心；5个泻心汤、黄连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治胃；乌梅丸治肝；白头翁汤、葛根黄芩黄连汤治肠。其配伍之法，或配以阿胶鸡子黄之濡，或配以大黄、芍药之泄，或配以半夏、瓜蒌实之宣，或配以干姜、附子之温，或配以人参、甘草之补，因证制宜，所以能收苦燥之益，而无苦燥之弊。


《金匮要略》汇言
    前已言读《伤寒论》之心要，兹就读《金匮要略》的体会，汇言如下。
历代注疏精湛可诵
    《伤寒论》经金·成无己第一个阐注，《金匮要略》经宋·王洙重新发现，明·赵以德第一个阐注；两书虽都系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其间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合而再分，若即若离，绵延至今。但同中有异的是：两书发现的年代不同，发现后显晦的遭遇不同，因之在学术上被重视的程度，疏注的众寡，差殊更甚。《伤寒论》传世以后，有加例的，有阐注的，补亡的，订误的，删定的，还有为之证方合论的，分论的，以证类方的，以经分证的，编注之多， 比“百家注杜”更有过之。而《金匮要略》编次后即默无所闻，由晋、唐至宋、元、明，疏注者仅赵氏一家。同是张仲景著述，又同是王叔和编次， 由于“伤寒”、“杂病” 之分，好象孪生兄弟之肥瘠太甚了。后人疏注《金匮要略》与疏注《伤寒论》的，在数量上固不能比拟，在版行传世方面，《金匮要略》亦瞠乎其后。
    新中国成立后，这两部书同列为古典医著，均为中医学院的必修课。《金匮要略》韬光
匿彩500多年，至此始得与《伤寒论》并为世重。
    就《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注家比较来看：《伤寒论》系统作注，成无己为之首创。别撰《明理论》，论证5O篇，论方2O篇。其实宋· 许叔微已有《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之作，阐发仲景奥义，早属不注之注；以后，朱肱的《伤寒百问》继之。金、元问，刘守真、张壁各有伤寒著述，其辨脉，辨证， 辨方， 皆补仲景未备；明·王肯堂的《伤寒准绳》，张卿子的《伤寒论注》，李士材的《伤寒括要》，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陶华的《伤寒六书》中的《续明理论》等前后10家，都是发挥《伤寒论》原文或注或议之佼佼者。参照曹炳章氏《历代伤寒书目考》所提示，宋代计57家，金20家，元3O家， 明91家，共198家。至于《金匮要略》，仅明·赵以德之《衍义》。回顾往昔，我们真为那时《金匮要略》的默默无闻而遗憾。
    我们从文献中查得，《金匮要略》在被宋·王洙发现以前，仅有唐·孙思邈、王焘把有关方论采入于《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中；《脉经》、《肘后方》、《三因方》虽各有引述，但提张仲景者多，提《金匮要略》者少。书不题名，遑论注释。再从宋·王洙时代(约为公元1063年)迄明万历戊戌(公元1598年)，即徐榕校梓《金匮要略》那一年，共535年中，《金匮要略》的方论传布于当时医籍中的，有宋代的朱肱、陈无择，金、元时的刘守真、李东垣、张洁古、王海藏、朱丹溪；其中尤以丹溪对《金匮要略》方推崇备至，称之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 “引例推类可谓无穷之应用”。(《局方发挥》)以上7家，俱为宋、金、元间医学大师。著书立说，足以振古烁今。然而仅钦敬《金匮要略》为载道之书，却都没有奋笔为之注疏。如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引易水张氏说：“仲景药(方)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如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说明对《金匮要略》方论景仰的心情。王海藏在《此事难知》中云：“余读医书几十载矣，所仰慕者，仲景一书为尤，然读之未易通达其趣，欲得一师指之，遍国中无能知者。” 他所谓“仲景书”，后文特加以点明说：“ 《金匮玉函要略》、《伤寒论》， 皆张仲景祖神农，法伊尹，体箕子而作也。”综合以上二家之说，可知注《金匮要略》是有所思而未尝做的。
    大概是由于《金匮要略》发现较晚了些，不像《伤寒论》在晋、唐时已有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编次引述；它直至北宋王洙才发现于馆阁，又列为官书，民间较少流传，一般都无法看到，更谈不到整理和注释。至明代赵以德承丹溪之学(赵为朱之弟子)，始为之“衍义”，但仍未有刻本，见者亦不多；清康熙间，周扬俊认为赵注“理明学博，意周虑审。本轩岐诸论，相为映照；合体用应变，互为参酌。 鉴于赵注尚未完成，周又采喻嘉言之说(周为喻之弟子)，加以“补注”，融会而成《金匮玉函经二注》 此后，《金匮》注本就逐渐从仅有到较多地问于世。
    赵后周前，卢之颐的《金匮要略论疏》，书未见，据记载，其对《金匮要略》研究极深。在清代，除周扬俊为赵氏《衍义》作《补注》外，尚有徐彬的《论注》，程林的《直解》，沈明宗的《编注》，魏荔彤的《本义》，尤怡的《心典》，黄元御的《悬解》，陈念祖的《浅注》，唐容川的《浅注补正》，还有清廷作为国家编审印行的《医宗金鉴·金匮论注》等。在清260余年中，《金匮要略》注本传世而为我们见到的仅此10家(知其书而未见者不计入)。其中分卷较多的为徐彬、沈明宗、黄元御3家(各22—24卷)，较少的为程林、尤怡(各3卷)。就其注本的内容来说，这10家《金匮要略》注，俱系积学之士，对《金匮要略》毕生求索，其造诣各有擅长。可以说，《金匮要略》的注家虽不多，然均精湛可诵。
    除了这些《金匮要略》专注以外，还有从杂证方书中因释证、释方而阐及《金匮要略》方论证治的，虽非专门注本，但对《金匮要略》的阐述，亦多卓而不凡。例如王晋三选注古方而释及《金匮要略》，邹润庵以疏证本草而释及《金匮要略》，更有如喻嘉言、徐大椿、张路玉等阐述杂症而释及《金匮要略》者。
    近50年来，中医学者如恽铁樵、曹颖甫等付出了不少辛勤劳动，对《金匮要略》的研究
探索成绩斐然。解放以后的述作则更多。传道、授业、解惑之书，遍及国内并推及海外。《金匮要略》方的临床应用方面，各地医药杂志所报道更是十分丰富。抚古瞻今，对《金匮要略》的研究探索，发展提高，更是后来居上，越过前人。
四素注本各有独道
    在多家《金匮要略》专注中，他们都是术业有专攻，议论骇今古，出其心得，启迪后人
但我们亦应有所抉择，不能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更不能广原搏兔，网罗多而刈获少。选读
注本，从“两大”、 两小”入手 “两大” 即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各24卷，为大部注本；“两小”，即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魏荔彤的《金匮要略本义》，各3卷，为小部注本。这四家注本，各有独道，各有造诣。
徐彬的《论注》
    其体例自谓：“正义疏释备于注，或有剩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备于论。”意味着注是解释原文，论是广泛阐述。他指出读《论注》法，须先将方论药味，逐字不遗熟读贯串，竭其知识；探讨既久，然后将《论注》验其得失，不可摘段取便，不可仿佛涉略。其《论注》所阐释的从一字一句，到脉、因、证治，都作了详细地剖析。 “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纽者，此名中湿，亦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条的注释。他首先点明病因，“此证湿之挟风，而湿胜以致痹者。”接着分析病机： 风走空窍，故流关节；风气滞于中，故通心而烦；风为湿所搏，失其风之休，故脉沉而细......气既为湿所痹，则气化不行而小便不利；大肠主滞，湿行反快而不艰—— 病风者多便秘，故以湿胜而快者为反耳。”这一解释，夹叙夹议，研探极细。后段分析治法，亦推勘入微。此类注释，徐氏《论注》中比比皆是，询不愧为喻氏高弟，深得乃师薪传，允推《金匮要略》的一个好注本。
2， 沈明宗的《编注》
    其书致力于 编”与“注” 两个方面。他认为，仲景书多编次失序处，以《金匮要略》来说，首篇最明显。沈氏指出：“从来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及条目，而是编乃以治病回答冠于篇首，叙例大意仅次后章；且诸方论(指首篇中后八节)头绪参差不贯，使读者如入雾径，失其所之。”因此，他把《金匮要略》首篇的次章冠首，而为叙例，次以时令，问答阳病、阴病、五脏病、四诊、治法等相贯于后，为1卷；2—22卷，均以病带方，23、24两卷则存而不论。这一篇次，既合实际，且有理致。关于注的方面，亦多明白晓畅，并能发人所未发。如“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条，诸家注释，多从证属虚寒;病在肝经，治以温养着笔。而沈氏强调冲脉，一经点明，使条文的病机，治法和方药更多一番新的悟境。他指出，“此连冲脉为疝......肝木受邪、乘脾则腹中痛；本经之气不舒，故胁亦痛，连及冲脉则里急矣，治以当归补养冲任而散风寒......”。此类别出心裁的解释，开辟奇经证治之路，扩而充之，颇多启发。
尤怡《心典》
     其书卷帙不多，注释极简明扼要， 以少胜多，堪称《金匮要略》注本中“少而精”的代表作。徐大椿称其“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江阴柳宝诏称其“于仲景书尤能钻研故训，独称心得。”这些都是对他的实际评价。《医宗金鉴·金匮要略注》，多采取尤氏之说，足以概见其注疏之价值。值得称述的是，尤氏对《金匮要略》的深入理解，不仅见之于注文，还见之于临床实践。他在《静香楼医案》中，以制肝益脾法治咯血胁痛便溏及中满肿胀；以葶苈大枣泻肺汤治浮肿咳喘；以理中合黄土汤治5年不愈的泻痢便血。特别以肾气丸加减治内饮，治肾虚肺实的喘咳，治阳虚不能化水的水肿，治冲气咳逆，治肾虚齿痛等等，都是得心应手。把《金匮要略》方用到机圆法活的境界。
魏荔彤《本义》
    魏氏对仲景书研索极深，注释多透彻，说理详明。其释证、释方、释药，阐明经义，更觉精切。如释射干麻黄汤谓：以射干为君，散胸中逆气，佐麻黄姜辛以散表邪，紫冬五味以润肺气，半夏开郁，大枣补中。一方兼解表润里，邪去而正气行，结开而津液复。议药药方，一以贯之。释泽漆汤方证，更出以精心。他首先分析证因，指出“咳而脉沉，里热病也；必素日形寒饮冷，伤其肺脏，变热入里，耗其正津，瘀其痰血而欲成痈也 。继以释药说：泽漆，大戟苗也，较大戟寒性虽减，而破癖清热利水降气有同性，且性缓于大戟，故宜于上部用。佐半夏开之，黄苓泄之，白前、紫参润之，生姜、桂枝升散之，参、草补益之。可谓预治肺痈稍从急治者矣。” 层层分析药性药效，使泽漆汤方证无剩义。
    上述四家注本，各有特长，各臻化境。他们对《金匮要略》的探索，从不同角度上深入，从不同方法上浅出，深入为了明理，浅出为了喻人。不论明理或喻人，其促使《金匮要略》更好地古为今用，是殊途同归的。上接仲景心源，可称瓣香一贯，值得研录取用。
    虽然《金匮要略》注本不及《伤寒论》十分之一，但由于它是古典医著中最早一部有论
有方的杂病文献，涉及内、妇、伤、外科44个病种，病因病机有风、寒、湿、喝、火毒、五
脏六腑、气、血、痰、食、虫、水......等多样，出方226个，选药158种。病证方药如此繁多，后世医家，特别是明清医家，无论在杂病方书或论药的著作中，都有一定的论述来阐发《金匮要略》的病证和方、药。这些论述，虽非《金匮要略》专注，而碎金片玉，却是作者全神贯注所在，也即是各种方药著作中的结晶部分。金元之李东垣、罗天益，明之王肯堂、李士材、张介宾、赵献可，在其全集中各有关于《金匮要略》病证方论的阐述，清代诸家更在所多有。
    特别要提的是喻嘉言的《医门法律》。喻氏继《尚论》伤寒之后，取《金匮要略》证方要旨，精思冥悟，而成该书。论证论方，悉本《金匮要略》而有所阐发，是一部不名《金匮要略》的“金匮要略衍义”。次为徐大椿《兰台轨范》，其书对《金匮要略》方的串解和临床运用，各有要言不烦的指出；着墨不多，但都是传神之笔，其金针度人之处，不能以廖廖数语而详尽。与此同时，王晋三的《古方选注》，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方的注释，都能阐幽发微。不释则已，释则洞中寂要；既释方，又释证、释药，一释而“三关”俱通。再次为邹润庵的《本经疏证》，其书原以释药为主，参证《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方。说理精当，疏解详备，以药证方，据证论药；方与药相互印证，而经义愈明，颤可作为《金匮要略》方注读。
    我认为，徐、沈、尤、魏四家之书，无妨看作清代注《金匮要略》最佳之本，并以喻、徐、王、邹书中解释《金匮要略》方证及方药部分，作为专注以外的散注，朝夕观摩，定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