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警官学院 一本:[近代风云]红流——红一军团战事 （十）

七十四、如同戏剧般的降职与升职
　　
　　3月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林彪鉴于周浑元不肯出击，提出立即转兵攻打打鼓新场的黔军。
　　
　　林彪认为，现在黔北形势非常严峻，并没有中央估计的那么乐观。单靠红军的现有实力很难击退中央军的四面堵截，红军不应该急于与中央军火拼，而是应该火速击溃在打鼓新场的黔军，打通从西南到云南的道路，从而摆脱国军30万大军的围追，从云南境内渡过长江。
　　
　　这个观点受到大部分红军高层的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需要说明是，当时毛泽东不过是红军前敌总政委，并非一个人拥有指挥权。他的提议仍然需要通过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此时，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党的书记张闻天和总司令朱德都赞成打打鼓新场。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
　　
　　至于是否因为如果打了打鼓新场，就意味着红军从西南方向突围到云南，这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提议的一渡和二渡赤水做了全盘的否定？不好说，反正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发动这场战役，理由是：打鼓新场是固守之敌，红军打了就是攻坚战，不符合运动战的宗旨。
　　
　　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
　　
　　但是，毛泽东同时还提出强攻鲁班场！那里驻守周浑元纵队的三个整师——这就不是啃硬的？
　　
　　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反对，博古也插言：鲁班场的敌人也不出击，要打也是硬攻，仍然是打固守之敌。
　　
　　博古建议同意林彪的建议：立即打打鼓新场，让红军打破封锁，获得喘息的机会。
　　
　　张闻天让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结果绝大部分委员举手同意林彪的建议。
　　
　　此时的毛泽东大怒了，这也是他火爆性格的又一次体现：“诸位如果坚持这样打，我这前敌政委就不干了。”
　　
　　以辞职威胁全体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蛮横态度让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很生气，凯丰当场驳斥：“这是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博古也表示不满说：“难道只有你老毛一个人是对的，大家都是错的吗？”
　　
　　结果，一贯支持毛泽东的张闻天和朱德也动了气，朱德本来还在犹豫，听到毛泽东的这句话以后，果断的举手同意多数。
　　
　　张闻天最后拍板：“你要不干那就不干了吧。”
　　
　　但是，此时的周恩来，当时在红军军事上处于头号人物的周恩来虽然没有举手，却一语不发。
　　
　　毛泽东看没有人站在他一边，气乎乎的摔门走了。
　　
　　毛泽东走后，张闻天随即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同时撤销毛泽东前敌政委的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
　　
　　大概毛泽东摔门走了以后，觉得这样闹，对自己也完全没有好处。所以连夜赶了几里山路，找到周恩来，对其进行劝说，一夜长谈，周恩来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第二天，3月11日，周恩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用他特有的雄辩能力，把其他委员说服了：红军决定仍然去打鲁班场，并恢复了毛泽东前敌政委的职务。
　　
　　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颁发《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召回了已经向新场运动的红一军团。
　　
　　此时，毛泽东又向张闻天和周恩来抱怨，自古打仗也没有让三十多个人一起决策的情况，况且政治局中还有一半委员不懂军事，这样会严重的贻误战机！
　　
　　看来应付瞬息万变的敌情的确不易！3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战事。――塞翁失马的现象又重演了！
　　
　　至此，毛泽东才算正式参与了对中央红军的全面指挥，不过，还是居于周恩来的副手的位置，在党内，还是决策班子中的一员――常委成员之一。
　　
　　所以说，说中央的正确路线得到确立可以，说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还为时尚早。
　　
　　彭德怀与林彪得知中央仍旧决定打鲁班场以后，在13日联名提出异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异议不予理会。
　　
　　3月15日，中革军委下令攻打鲁班场，战役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红一、五军团、干部团实施。就此，鲁班场战役打响！
　　
　　鲁班场战役和彭德怀、林彪预计的完全相同：周浑元已经利用5天时间，在鲁班场修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野战工事，并且聚集了3个师15个团的强大部队。红军集中全部可以使用的主力，不过残缺不全的15个团，兵力还没有防御的中央军多。
　　
　　但红军还是多次强攻中央军阵地，双方展开激烈肉搏战。
　　
　　据当时红军战士回忆：鲁班场双方打的极为惨烈，其程度丝毫不比土城打郭勋祺弱多少。虽然红军战士非常英勇，但是毕竟中央军火力兵力都占优，红军每一次进攻都被国军击退。
　　
　　结果：双方激战一天，红军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而中央军援军第1纵队两个师已经赶到了离鲁班场几小时就能赶到的地域。
　　
　　毛泽东被迫下令停止进攻，按照彭、林之前的建议，全军转移到仁怀和茅台地区。
　　
　　此战，红军损失2000多人，其中阵亡500人。国军由于是防御，仅仅损失1000人左右。
　　
　　但是，噩梦还没有完，周浑元在鲁班场损失不大，与增援的中央军会合后，开始火速追击红军。
　　
　　此时，川军则乘着红军打鲁班场兵力不足的时候，一举攻陷了遵义城，中央军其他各部也向红军压迫过来，黔北看来是待不住了。
　　
　　中革军委认为：鲁班场不胜，导致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失败。为了甩掉中央军的追击，中央决定再次渡过赤水，寻找战机。
　　
　　3月16日18时，中革军委发出了三渡赤水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
　　
　　鲁班场战役的失败，导致红军被迫第三次渡过赤水，甩掉中央军的追击！
　　
　　三渡赤水，这肯定是毛泽东为主决定的！毛泽东的最伟大之处，不在于指挥部队多么“用兵真如神”，而是灵活机动的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修正既定的军事尤其是政治方向，最后找到正确。
　　
　　（请看下篇：七十五、毛泽东真正精彩的一笔）
七十五、毛泽东真正精彩的一笔
　　
　　鲁班场战役最大的危害还有一点：使蒋介石大致清楚了红军目前的实力！虽然在遵义之战中的黔军、中央军都遭到惨败，使蒋介石一时难以明白红军究竟想在黔北做什么，但鲁班场战役之后，蒋委员长好像稍微明白点了。
　　
　　红军啃不动周浑元！
　　
　　这使蒋委员长意识到：红军已经没有多强的战斗力了，他在重庆密电：“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应下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的碉堡战术和先求稳 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多路自得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就鲁班场战斗来说：毛泽东说服大家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但还是要打周浑元，决心“以全部力量”“毫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彭德怀、林彪13日提出异议，可是毛泽东决心不变，结果红军又遭失利。――其实，假如进行打鼓新场战斗是错误的，鲁班场战斗就更是错误的。
　　
　　林彪的计划核心是不打中央军，专打弱旅黔军，毛泽东反对的理由是“打固守之敌”，附近有敌人援军。――而鲁班场何尝不是如此？
　　
　　3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关于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明确了红军的战略设想：在消灭黔军的同时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方针是在运动战中消灭周敌。
　　
　　需要说明的是：这场战斗是为一个错误的战略目标即“赤化贵州”“建立黔北根据地”服务的，所以，即使能打赢，也不应该打。
　　
　　鲁班场战斗本身已经违背了事先制定的运动战中歼敌的方针，至于所谓不打周敌，周敌就会在红军从茅台、仁怀叁渡赤水时出来给红军“捣乱”，这好像是找个下台阶的理由――本来就是一直寻求运动战中消灭周浑元部而不可得，假如周浑元真的要放弃固守的工事出来给红军渡江“捣乱”，岂不正给了红军运动战中歼敌的机会？
　　
　　尤其是，彭德怀、杨尚昆曾于13日晚致电前敌司令部：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可能，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引滇川两敌向西，寻求机动。
　　
　　结果，固执的毛泽东还是指挥红军一头撞向鲁班场。
　　
　　所幸，毛泽东在失利之后，还是立即回到了彭、杨建议上来了：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寻求机动。
　　
　　但是，在耽搁了这几天之后，情况大大不同了：红军三渡赤水以后，其形迹已经暴露无余，中央军各部开始向赤水集结，准备修筑沿岸防御工事，把红军困死在这一带。
　　
　　问题是：红军发现赤水以西形势比鲁班场一带更为严峻！
　　
　　此时川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叙永，古蔺一线全部县城近一个月的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在此处一线修建了大量的碉堡工事，红军北上再渡长江根本没有可能。往南，滇军孙渡的3个精锐旅在扎西，镇雄一带的云贵边境严密布防也有一月，从此处前往云南，然后北渡长江虽然并非没有可能，只怕也没那么容易。
　　
　　严格说，从这时起，红军才算真正于绝境中开始争取主动！
　　
　　红军三渡赤水仅仅三天以后，3月20日，中革军委以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向各军团发布命令：要求各部回师东进，四渡赤水。
　　
　　命令口气严厉：“我再西进不利，决定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接受了彭德怀等人的建议，已经决定南下绕过贵阳，渡过黔南北盘江，进入防御空虚的云南。彭德怀的理由是：此时中央军主力都在黔北，川军刘湘处于自私考虑决不会派兵南下，滇军主力又在扎西固守，红军一路不会遭遇强力阻击。
　　
　　中革军委现在才意识到：由川南渡过长江是不可能的，那么，原来设想经过成都平原和四方面军汇合也就是个无法实现的战略目标了。毛泽东现在是否断定：红军必须进入云南？
　　
　　这就不好说了，论说情况明摆着：渡过长江上游的支流――金沙江，然后才能继续北上，经过西康省，绕路到川北和四方面军回合，建立川北苏区。
　　
　　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大家往下看。
　　
　　毛泽东真正精彩的一笔从现在才开始沾墨！这才是四渡赤水中唯一军事指挥上的出色之处。
　　
　　新三人团命令林彪，派出一个团迅速占领古蔺县城，然后挥师西进，吸引川军和滇军的注意力。
　　
　　而红军主力自22日清晨从二朗滩，太平渡一带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从川军和中央军的空档中突出了重围。
　　
　　26日，红军重新迫近遵义，但是红军并没有在遵义附近停留，而是全军突然转身，火速南下，直扑贵阳。
　　
　　对了，不是全军，27日，红九军团接到命令：离开红军主力部队，向西面打鼓新场一带急进，吸引中央军主力。此招极为有效，周浑元纵队被红九军团迷惑，率领大部分主力追赶“红军主力”去了。
　　
　　31日，红军主力经过江口强渡乌江，中央军此处几乎没有军队布防。
　　
　　4月2日，红军主力赶到了息烽一线，离贵阳近在咫尺。
　　
　　好像命运开始照顾红军，此刻的贵阳城中竟然居住着蒋总裁！
　　
　　蒋介石是在之前的3月24日带着夫人宋美龄亲自赶到贵阳督战的，但奇怪的是，红军在3月25日便在密电中通知各军团：老蒋到了贵阳！
　　
　　现在看，当时的毛泽东有突袭贵阳，意图实施“斩首行动”的态势！
　　
　　此时，国军主力全部在黔北围剿红军，贵阳城附近只有中央军99师4个团的部队驻守。
　　
　　一些大路资料宣传的是蒋介石顿时慌张，准备逃走。其实不会是这样：蒋总裁的专机二十四小时待命，老蒋可以随时离开贵阳，用不着急于逃命。
　　
　　而且蒋介石何人？岂能判断不出红军没有攻打贵阳的可能性？贵阳城墙坚固，有近万中央军驻守，没有重武器的红军就算打，能打下来吗？再说，作为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蒋介石也不愿临阵脱逃，所以决定：坐镇贵阳，稳定军心。
　　
　　为了避免万一，蒋介石命令离贵阳最近的滇军孙渡部3个旅火速增援贵阳。
　　
　　一些史载断言――尤其是回忆录、所有的影视作品――说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是刻意把滇军孙渡部从云南边境诱引到贵阳，为红军进入云南让开道路。
　　
　　但仔细研究当时的军事布防图，就会发现：孙渡驻守的是云南最东南端的扎西和镇雄，而红军突破的地域是滇东的盘县，二地距离甚远。而且孙渡的目的只是固守滇东南，至于滇东昆明一带则由另外的滇军防御，所以孙渡是否北调入黔，和红军之后进入云南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贵阳的蒋委员长却是破船偏遇顶头风：4月3日，贵阳附近的部分黔军竟然哗变！开始攻打贵阳附近的飞机场。
　　
　　此时的蒋介石才真正有些急眼了，因为贵阳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夫人宋美龄和十多名中央高级官员，岂能让叛军给一锅烩之？
　　
　　于是，委员长亲自去检查城防情况，与此同时，心腹大将陈诚则找到贵州城防司令王天锡，让他立即准备两顶轿子和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但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红军并没有攻打贵阳的计划。4日，红军虚晃一枪，绕过贵阳南下，18日渡过北盘江，6天后进入云南境内。
　　
　　最出彩的是作为诱饵的红9军团，竟然在周浑元纵队的尾追下击溃了打鼓新场附近的黔军5个团，随即火速西进，也一举摆脱了中央军的追击。
　　
　　自此，红军四渡赤水行动结束，最终成功的甩掉了国军20多万大军的包围圈，突入云南境内，四渡赤水的“落幕战”算得上精彩超常。
　　但是，红军第四次渡赤水之后，由于急行军数百公里，减员也非常严重：据史载，红军渡过云南金沙江的时候，全军大约剩下２5000人，但是红军在云南并没有和滇军有过什么战斗。也就是说，四渡赤水的七十天内，红军损失了大约1万多人。其中战斗伤亡之外，估计不少于4000人都是在高强度的急行军中掉队或是累毙于途中！
　　
　　当然，非常时期，有少数开小差的也属正常现象。
　　
　　看来“四渡赤水”不是什么神机妙算，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用兵真如神”之事实，红军的最高统帅只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的变换决策。而且其中的许多决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只是这种错误得到了及时的修正。
　　
　　可以说，是毛泽东使红军又恢复了随机应变的战风，而彭德怀和林彪等人实际上为这种修正作出了重大贡献。
　　
　　（请看下篇：七十六、渡江之前的幕后故事）
七十六、渡江之前的幕后故事
　　
　　红军又重新来到了云南。
　　
　　其实，一渡赤水之后红军就打到了云南扎西地区，假如那时就有了直接西进、长距离迂回渡江的意识，后来的三次折腾则完全没有必要，红军完全可以避免损失一万余士兵。
　　
　　当然，老孙也是事后“诸葛”，无法体会那时中革军委急于摆脱强敌的心情，但也决不是事后说没用的风凉话，了解实际战史就要允许大胆假设。
　　
　　事实上，林彪也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林彪也只是埋怨走弓背，林彪也是事后才说“如果一渡赤水到扎西......早就过了金沙江”，没有证据证明林彪在扎西时就有西进渡过金沙江的想法。
　　
　　但是，从扎西直接西进到巧家一带过金沙江有无可能？有，而且麻烦也比红军四渡赤水后要小得多。
　　
　　当时滇军总共只有十二三个团，凭它想挡住红军西进？可能性不大。而且，滇军早就抱定只要红军不深入云南，就不与红军硬碰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怎么也比回头钻进国军重兵云集的贵州好些。
　　
　　实际上后来九军团及再后来的红二、六军团也是大致走的这个路线。
　　
　　扎西时，红军一度把川军和中央军甩开了，当时孙渡的滇军在什么地方？在威宁，要想侧击红军中间还隔着乌蒙山。
　　
　　那么，已经接纳了毛泽东的中革军委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捷径？这是由于当时的中革军委主要思路有两个：一个是经川南去川西；一个就是建立川滇黔根据地，主要以遵义地区为中心。
　　
　　事实已经证明这两个思路都是错的，是这两个错误的思路导致了四渡赤水的无奈。
　　
　　由此看，林彪的抱怨并不是毫无道理：为什么偏偏要在敌人力量相对较强的贵州兜圈子，而不去相对薄弱的云南呢？滇军的力量强不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再强也强不过贵州境内的敌军，那里有黔军、中央军，还有川军、湘军。
　　
　　实际上当时的红军如何举动无非三个字：“留”、“打”、“走”。前两个字都是为错误的战略目的服务的，就算胜了也不值得夸耀，最后一个“走”字，红军领导人直到四渡赤水前后才开始认识到，后来的“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都是执行的“走”的策略，这才真正“走”对了。
　　
　　那么，成功来到了云南的红军此时是否就坚持了“走”的策略呢？
　　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军委、毛泽东当初进入云南的主要目的是北渡金沙江.，相反的证据倒有不少：红军进入云南后的行军路线与过金沙江是背道而驰的。
　　
　　至于后来解释是为了迷惑敌人，其实也不能成立，这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不仅多此一举，而且极有可能弄巧成拙！
　　
　　4月2３日，林彪致电朱德：对目前行动，建议须迅速脱离周、吴、孙（渡）而力求消灭万（耀煌）师，如条件不利时，则应力求迅速超过万师，在万师以北地域活动，即盘县、平彝以北活动。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快捷方式通过的办法。
　　
　　――此时林彪坚持的是那个“走”字，并且抱怨红军高层指挥不力，让部队走些无谓的“弓背”。
　　
　　建议是建议，军令还是要坚决执行，当天，林彪还是指挥红一军团为全军左翼，经猪场、黄泥河进至白云青地区，向云南曲靖方向前进了。
　　
　　4月24日，红军分三路，一军团经曲靖，三军团经平彝，军委纵队经益肠营进入云南。
　　
　　对林彪的建议，毛泽东以中革军委的名义25、26两日发给各军团电文，做了不是答复的答复，这也成了当时毛泽东想法的有力证据。
　　
　　4月25日，毛泽东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与滇军决战”命令；“我们现在争取了有利地位，使我们现在争取了一个新的有利地区，即云南东北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西转移。但严重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开展局面”。
　　
　　“我一、三、五军团必须乘蒋军主力正朝云南东北而滇敌大部距我较远的眼前数日时机，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之先头部（其较强约4个团），以暂时顿挫滇敌的猛进，然后迅速进入另一机动地域，消灭周、吴前进的一部，只有如此作战的胜利，才能解决开展局面的问题”。
　　
　　显然，毛泽东想先打滇敌，这是他目前决战的主要目标。下一个目标是“消灭周、吴前进的一部”，毛泽东认为“如此作战的胜利”，就可以“解决开展局面的问题。”
　　
　　显然，此时毛泽东的战略是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是为了在此开展局面。
　　
　　那么决战以后，在此开展局面以后，毛泽东想干什么呢？是 “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
　　
　　此时，“到川西北”的战略目标没有了影子，这时的毛泽东根本没有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意图。
　　
　　现在说毛泽东到云南只是为了北上过金沙江的虚晃一枪，是完全为了迷惑敌人的战术行为，应该是人们事后的谄媚，毛泽东也就顺势认可了。
　　
　　毛泽东还明显是为了解释林彪的质疑，发电报给各军团：“中革军委致电林彪等军团首长：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碍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争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央相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任务。”
　　
　　实际执行中央军令没有问题，4月25日，林彪指挥红军第一军团与第三军团在沾益、富源两县交界的糯冈、东新口、朝阳箐，围歼了滇军李嵩独立团的二百余人。
　　
　　但也就在这天，林彪又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个电报：“目前战略上已起了重大变化，川、滇、湘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北开展局面，因诸敌已占我回黔之路，相隔甚近，且纵深配备，甚互相策应；敌兵力绝对优于我军，我军即令能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敌必继续进攻我军，其时（我军）成强弩之末，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又因河流阻隔，我军回旋地域甚窄，在敌分进合击时，极难回避所不欲打之战斗。因此，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表的电报首先指出了云南东北部地区不是什么“有利地区”，并不利于消灭敌人，反而可能被敌人消灭。纠正了军委以为“云南东北地区”是“有利地区”的错误判断，以及企图“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幻想，同时提出了“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建议，这封电报论说不应该受到指责。
　　
　　林彪这封电报的口气生硬了点，一连三个“应”字，这种下级对上级发号施令的语气不能不让人恼火！结果中革军委直到三天后才开会接受了林彪的提议。
　　
　　（请看下篇：七十七、两个军团长为中央纠错）
七十七、两个军团长为中央纠错
　　
　　林彪公开抗命，虽然使人不舒服，但也是应当提倡的好现象，设想：如果后来陈昌浩、徐向前也象林彪这样敢于提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可能就不会有兵败河西走廊的悲剧了。
　　
　　反对此时与国军决战的也不是林彪一人，4月26日，彭德怀也在电报中指出毛泽东的决战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的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藜盘县的良机，使战略陷于不利地位。因而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到东洪口，争取休息几天，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
　　
　　两个主力军团长都对毛泽东的计划持反对态度，彭德怀的电报中“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藜盘县的良机，使战略陷于不利地位”显然有指责新“三人团”的指挥失误的味道；而电报中的“争取休息几天，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多少使人感觉有弹劾毛泽东“新三人团”的意味。
　　
　　因为此前“老三人团”就是在遵义“休息几天”，在“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的提议下被剥夺了领导权。彭德怀在毛泽东困难时莫非想弹劾毛泽东？
　　
　　而林彪在毛泽东困难时却提出了一条正确的建议，帮助红军摆脱了困境。这大概也是后来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放过林彪，揪住彭德怀不放的主要原因。
　　
　　但此时，毛泽东还不想立即接受林彪的建议，毛泽东还想再看一看。
　　
　　结果滇军不上当，坚持不与红军决战，使毛泽东的“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敌安旅”的决战企图根本无法实现。
　　
　　同时，国民党中央军的步步紧逼：战场形势的发展已经完全证实了林彪的预言。
　　
　　在形势所迫，大势所趋的情况下，4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放弃了原来“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发展新局面，然后向东及向南作战”的战略企图；接受了林彪的建议“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意见。
　　
　　显然，是林彪关键时刻直率上言，才使红军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北进渡江之路路，才有了中国革命的后来的发展。
　　
　　当然，毛泽东从善如流也功不可没。
　　
　　但是，由于耽误了时间，红军又不得不多走了一些冤枉的弓背路。红军如果在24日进入云南后直接奔金沙江而去，国军是根本无法阻止红军过江的。
　　
　　当时，金沙江北并无川军布防，南岸滇军空虚，中央军离的更远，是过江的最好时机。
　　
　　但由于中革军委当时还没有北渡金沙江的计划，还想着"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 犹豫了三天，使红军不得不饶个大圈子，又走了一大段弓背路。
　　
　　多走些路还不是最主要的，更要命的是给了敌人封锁金沙江的机会。如果蒋介石在毛泽东指挥红军往昆明“走弓背路”的时候，命国民党的部队“走弓弦路”直奔金沙江，那将会如何？
　　
　　所以，林彪这个时候抱怨毛泽东指挥部队走“弓背路”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并不是林彪不懂毛泽东运动战的“奥妙”，而是毛泽东的犹豫让红军的确多走了冤枉路，还险些被国军抄了后路。
　　
　　关键是，这引发了林彪对毛泽东亲自插手前线指挥的不满，这才导致了林彪日后断然写信给新三人团，要求撤换前敌总指挥。
　　
　　4月29日，中革军委通告军团：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同时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布命令：“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林彪遂指挥红一军团扑向中央指定的进军路线：经嵩明、岩峰场、核桃树、小新街、萧家村、禄劝，到金沙江龙街渡口去架设浮桥。
　　4月30日，一师第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参谋长胡发坚）第三营（营长尹国赤）顺利攻占嵩明，全歼据守嵩明县城的滇军。
　　至此，红军分兵三路直趋金沙江南岸，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攻占嵩明县城后，林彪率军团进驻该县冷水沟。
　　
　　5月1日，林彪指挥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王开湘、杨成武部经富民县分兵袭占了禄劝、武定县城，两军会合后开始共同行动，一举袭破元谋县城。
　　
　　次日，红一军团大部经武定、马鞍山、元谋进抵龙街，成功抢占了龙街渡口。
　　
　　但是，此处江宽水急，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费劲心力指挥部队架设浮桥，还是没有成功。
　　
　　3日，军委干部团第二营前卫第五连在刘伯承、宋任穷带领下，巧取金沙江绞平渡渡口，缴获木船两支，红军军委纵队得以用木船开始渡江。
　　
　　林彪亲自赶到了龙街渡口，身后就是等待渡江的红一军团所有主力部队，但是这时，国军已经发觉了红军动向，地面部队没那么迅捷，天上的飞机却及时出动了，龙街渡口本来就江宽流急，现在又加上飞机扫射，架设浮桥更加无望了！
　　
　　危机时刻，林彪接到朱德电告：军委纵队本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七号上午可毕，五军团在绞西以南担任掩护，定于八日下午渡江，敌人八号晚有到绞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须不顾疲劳，于七日兼程赶到绞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林彪断然决定，放弃在龙街渡口架设浮桥，全军主力火速赶往皎平渡渡口！但还是留下了少数部队佯作架桥，以期迷惑住国军的飞机侦察，掩护主力的真实动向。
　　
　　林彪指挥红一军团各部以两天时间急行军二百四十里, 于5月6日相继进抵皎平渡，此刻，国军的追击部队已经进至团街，离皎平渡仅有一天的路程了。
　　
　　林彪以少量部队向后摆出了一个虚假的口袋，这下国军犹豫了，怎能明知有伏兵偏向前钻？
　　
　　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剿匪军”各部的进止位置为：薛岳总指挥部及第295旅温良部进至马龙，吴奇伟部进至易古、草鞋板桥之线；周浑元部先头第13师万耀煌部经乌龙潭、寻甸进至达那郎，而湘军第53师李韫珩部赶到宣威后又紧追红九军团到了者海。这几路人马都跟“朱毛赤匪”离着老远，加上这两天天气不好，航空侦察没法进行或者进行了也“看不清地面情况”，所以，一起上报蒋委员长：“失去匪踪”。
　　
　　其实龙云心里最清楚“匪踪”了，红军攻克了他数县，这位云南省主席能不知道红军到了金沙江边？更何况，他的部队已经进至团街，距红军近在咫尺，当然明白红军准备干什么。
　　
　　但他老人家的心境却松快多啦！现在龙云已经断定：“朱毛”不会来昆明了，而“朱毛”不进昆明，中央军就没来由进昆明，也就避免了贵州王家烈的结局，现在的龙云甚至还要感激红军把中央军给引离云南！
　　
　　其时，红一军团正在开始渡江，林彪的司令部已经进驻皎平渡地域。
　　
　　皎平渡渡口，毛泽东心急如火，坚持不过金沙江，非要亲自看着红一军团过江不可，直到在江边等到了林彪，才一同渡江北去。
　　
　　争吵是争吵，此时两人的情感非同一般，关系非同寻常，林彪还是毛泽东的铁杆爱将，毛泽东也是视林彪、彭德怀为左膀右臂，甚至对于林彪还要依仗的多一点。
　　
　　5月9日，经过六天六夜的两只木船摆渡，中央红军终于全部渡过金沙江，将国军数十万大军甩在金沙江以南，这迅如脱兔般的军事行动，虚虚实实的进军路线，慢腾腾的渡江速度（无奈的），把蒋委员长搞得目瞪口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红军总算过江了，但林彪亲自指挥的一军团先头师二师及工兵向金沙江急进的途中，连下禄劝、武定、元谋三县，却是值得浓墨一书。
　　
　　（请看下篇：七十八、王开湘、杨成武智取三城）
七十八、王开湘、杨成武智取三城
　　
　　红一军团直扑金沙江必须经过云南省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
　　虽然当时那一带黔军的正规部队不多，但地方部队、民团武装不少，又都有坚固的城墙，假如一旦纠缠起来，也是相当麻烦的。
　　
　　因为此时的红军没有攻城的时间！
　　
　　为一军团全军开道的是被称为先锋团的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之前，就是这个团进军到距昆明最近的距离，至于是否是佯攻昆明迷惑敌人？前文已述，就不再啰嗦了。
　　
　　杨成武和王开湘为进军金沙江酝酿了多种方案，最后达成了一个共识：“只能智取，不能硬攻。”
　　
　　王开湘提议：“如果让部队换上我们回师遵义时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再配上相应的武器，这么一化装，就可‘以假乱真’，占得先机。”
　　
　　团长政委一拍即合，随即电告林彪，林彪当然大为赞赏，就这样，红军先锋团中三个连摇身一变成了正宗的中央军。
　　
　　侦察连连长王友才成了国民党“中央军”连长，大家有点担心，怕人多不好伪装，一旦被守敌察觉，那就非常不好玩了！
　　
　　杨成武和王开湘认为：这一地区消息闭塞，地方民团及守军兴许根本就未见过“中央军”的样子，只要小心谨慎，随机应变，定能成功。
　　
　　为了争取时间，杨成武和王开湘研究后决定，兵分两路，两人各带一路，王开湘带一路奔袭武定；杨成武带一路直奔禄劝，然后合袭元谋。
　　
　　杨成武一行来到禄劝城门口时，看城门的民团武装中几人从城门里跑出来，疑惑地问：“你们是哪里的队伍？”
　　
　　杨成武和王开湘估计的没错，这几个哥们儿的确从来没有见过“中央军”的兵威军容，只是听上司讲过：红军是一支衣冠不整，手持土枪、梭镖，青面獠牙的队伍，只有正牌“中央军”才服装整齐，武器精良。
　　
　　现在城门口突然出现一队服饰齐整，装备精良的队伍，他们自然认定是“中央军”了。只是由于上司没有讲过“中央军”要来人，他们才不免有些纳闷。
　　
　　侦察连连长王友才一个箭步冲到那几个民团面前，声色俱厉地喝道：“怎么，吃豹子胆了？竟敢在城门口阻拦中央国军？放肆！”
　　
　　一听说是“中央军”，“小鬼”无异于见了“阎王爷”，大伙双脚一并，“啪”的一声来了个立正，后面几个也连忙做出点头哈腰的恭敬之态。
　　
　　就这样，杨成武率领的侦察连大摇大摆地进了城。
　　
　　在禄劝县县长看来，“中央军”光临禄劝，此事非同小可。
　　
　　于是，县长立即下令悬挂彩旗，发出欢迎告示，举办午宴，搞得十分隆重。宴会上菜肴丰盛，好烟好酒摆得满桌都是。
　　
　　杨成武悄悄交代王友才，为了赶路，放开肚皮吃饱，但酒要少喝，以免影响完成任务。于是，“中央军”的大爷们开了牙祭！毫不客气地连吃带喝，不亦乐乎！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杨成武问旁边的胖县长：“武定县的情况知道不？”
　　
　　“我不清楚！”胖县长实话实说。
　　
　　“老百姓交了钱粮，养了你们。你们却一问三不知，就这样玩忽职守！”杨成武打着官腔训斥，看来国军官长发怒了！
　　
　　酒桌上方的空气顿时紧张，香味好似飘散了不少，专来陪酒的绅士们更不摸底细，一个个面面相觑。
　　
　　王友才乘机给县长支招：“还不赶紧与武定县通个电话问问！”
　　
　　“是！是！”县长连连点头，一边走，一边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电话通了，对方接电话的是敌武定县县长。
　　
　　县长不知所措地向杨成武请示怎么说？ 杨成武估计，王开湘带的那一路，也快到武定了，便怒气冲冲说道：“都是饭桶，耽误军机，谁负责任？告诉武定县，我们的部队马上就到！”
　　
　　县长如释重负，连忙应是，跑到电话机前，：“中央军马上就到你们武定，请开门迎接！”
　　
　　像武定县一样，由于事先邻近的县长打了招呼，当杨成武和王开湘带着会合的部队到达元谋时，元谋县大小官员和民团武装已经集合完毕，连夜迎接国军过境。
　　
　　当杨成武当即大声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之时，大小官员、绅士都愣住了，那些团丁更是还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就被缴了械。
　　
　　就此，先锋团一枪未发就拿下了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红一军团全军军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此情景也许有些传奇色彩，但却是出自当事人回忆，应该是没有演义多少。实际上，红军能数次死地求生，钻出国军重围，成功长驱两万五千里，这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传奇！
　　
　　至于林彪率部渡过金沙江之后，坦然写信给新三人团，要求撤换前敌总指挥那一段传奇，却是令人心里不是滋味：怎么这点正常举动后来会招致这么多人的谴责？
　　
　　一个党员如实向上级领导摊明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不对吗？且不论建议对错，这是党内民主的一部分呀！是一个党员在尽自己的义务，在行使党章赋予自己的权利。
　　
　　光明正大的写信给被要求撤换的本人，却被指责成了“阴谋诡计”，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而且指责者还那么振振有词，好像对上级有看法闷在肚子里反而是对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后来的诸多弯路都是必然的，这是宿命？不，是这种官场作风导致了一切的不正常，黑白颠倒始于人们眼中的黑白不分，只惋惜全中国跟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据林彪当时的搭档聂荣臻回忆，他曾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并且警告这位二十九岁的军团长：“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这大概属实，但林彪并没有理睬，事实上林彪写信建议撤换的是前敌总指挥，也不是什么总司令或者统帅，自古以来，统帅这级别的人还能有兼任前敌总指挥的必要？
　　
　　几天后，林彪还是写了一封给中革军委新三人团的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在前敌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至于一些人们现在分析：“很明显，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泽东下台。”――这就有点睁眼说胡话了：随军主持大计就是下台？那么不久毛泽东就主动辞掉了前敌指挥，难道还是主动下台了？
　　
　　据载，林彪把信交给聂荣臻看后，请他签名，被拒绝了，但林彪还是把此信上交给了党的总负责张闻天。
　　
　　张闻天拿着林彪来信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因为同时三军团的政委杨尚昆、政治部主任刘少奇都反映来部队官兵的普遍看法――林彪的意见代表了不少人。
　　
　　这时的彭德怀反而无声无息，不动声色，这大概让毛泽东觉得不正常，所以内心认定：小林的背后有老彭！红军需要再开会整顿思想，统一认识了。
　　
　　（请看下篇：七十九、会理会议：说话的无罪，观风的不饶）
　　
七十九、会理会议：说话的无罪，观风的不饶
　　
　　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便踏上了当时的西康境内，这是川军刘文辉的地盘，但刘文辉在川军“二刘相争”的内战中损失了10余万人马，被侄儿刘湘打败，元气大伤，就退守西康偏安养息去了。
　　
　　刘文辉对红军的态度与刘湘近似：过境不留，但红军如攻城略地欲安家，就以死相拼！
　　
　　结果还就是死拼上了，战事发生在小城会理，当时由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瑭镇守。
　　
　　这刘元塘日前刚在通安镇吃了红军的一次大亏，也是运气不济，刘元塘的一个团在龙街与林彪的一师对峙成功，红军终于没有在此搭建起浮桥，而刘元塘本人在正驻守在据金沙江边二十里的通安镇进行帷幄指挥，突然间红军就到了眼前！
　　
　　更要命的是，面临的是陈赓所率领的干部团！
　　
　　陈赓接到军委严令：必须迅速解决驻守通安镇的川军，以掩护军委过江，顿时急了眼，立即出动了特科营的重机炮连，首先去夺取通安四周山头，倾刻间韦国清指挥的迫击炮和重机枪向山头据守之敌猛烈射击，陈赓令吹响冲锋号发起攻击，一时间营盘山附近杀声震天，刘元塘的川军终于招架不住匆忙逃出了通安。
　　
　　红军干部团的士兵挺着刺刀、挥着马刀，一路呐喊追击，冲得最快的已经冲到刘元瑭的身边，差一丁点儿就把刘文辉这位骄横跋扈的族侄给抓了俘虏，刘元瑭在左右的簇拥下连滚带爬好容易才躲过了大刀片儿的追杀，其特务营第二连连长陈跃然因为跑慢了一步，还是死在了红军的乱枪之下。
　　
　　这一仗干部团仅伤亡12人，却拾掇了刘元瑭几百人枪，在通安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后还有老者津津乐道这些“戴铁帽子（钢盔）的红军”，说那些红军战士看起来都是十几岁，还是“奶声奶气”的娃娃，打起仗来却“硬是一个都打不倒”，身上挎的不晓得是哪样枪，一拿下来就“哒哒哒……”连起响。
　　
　　而逃出了追杀的刘元瑭一屁股坐地下便放声嚎陶：折损了几百人马，回头啷个跟“幺爸”交代？
　　
　　而中革军委却产生了误会：原来刘文辉的川军与刘湘的川军战力不是一回事啊？所以迅速决定打下会理。当时也没拿攻克会理当回事，意图无非是为了筹粮。
　　
　　没想到，刘元瑭旅虽然吃了通安城的亏，但现在不同了，跑是死，不跑也是死，不是被红军打死就是被军法处死，那就不如对红军的强攻死守，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收拢部队，一把火烧光了城墙外房子。一面大肆宣传围城的是“打家劫舍、共产共妻”的红脑壳，一面残忍杀害了被红军放回的几十个俘虏，谁讲红军好话就杀谁。
　　
　　于是乎，红军一攻城，全城百姓不分老幼敲盆打锣、呐喊助威，那同仇敌忾的场面煞是壮观。
　　
　　仗着高大的老城墙，刘元瑭战法原始但有效：红军一爬城，城头上煮沸的开水、稀饭就往下泼；红军一打洞就灌水，使炸药作用大打折扣，几天的战斗中，城墙也曾两次被红军炸坍，刘元瑭满脸是血提着指挥刀总在最危急的地方督战、堵缺口，以千余残部人枪硬是死扛住了彭德怀勇猛的红三军团，打得有声有色。
　　
　　会理城地处较大的“坝子”，地理上远不如通安和狮子山重要，不是北上所必争，刘元瑭龟缩进城里，并不影响红军大队休整、通过。红军辗转万里，缺少攻城重武器，大概一路来也没见过那么“军民齐心”的对手，无心恋战，打了三天啃不动，即撤围北去。
　　会理保卫战，刘元瑭一战成名，蒋委员长亲自派飞机战场空投嘉奖令，火线官拜国军中将。刘元瑭知恩图报，屁颠屁颠跟着中央军尾追红军一直到丹巴。
　　
　　此役，红三军团对阵川军一个不满编制的杂牌旅，并受到较大损失，据说战后彭德怀和林彪有个对话：“为什么中央会决策打会理？白白牺牲了三军团不少长征走过来的骨干。”
　　
　　会理战役其间，中央政治局还在城外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
　　
　　说说会理城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件，阅毕全文，吃了一惊，但很快便镇定下来。毛泽东主观本能的认为：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出这封信的。
　　
　　5月12日，中央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名道姓严厉批评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彭德怀有点莫名其妙，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因为之前毕竟数次去电反对过“新三人团”的决策，没有必要申明自己建议对了或是不对，更没有必要在受批时把林彪推出去。
　　
　　彭德怀绝对不会想到：毛泽东对此事耿耿于怀，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之中讲了四次之多，在日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没做什么”也成了罪状之一。
　　
　　会理会议时的林彪也是被批判者，内心并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干脆来了个一言不发，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口气并没有批评彭德怀那么严厉：“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
　　
　　毛泽东接着解释：“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
　　
　　毛泽东最后作了定论：“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终于开始为自己辩解：“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谁知毛泽东打断了林彪的回答：“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这有点像一个家长在训斥自己的儿子了。
　　
　　也可能这时的毛泽东对林彪就是这种父亲对儿子的心态，但也可以断定：毛泽东绝对不是指责林彪的军事方面是个“娃娃”，而是指的政治斗争！这方面，林彪的确还是个嫩芽，与历经政治坎坷的毛泽东相比，林彪不是娃娃是什么？
　　
　　就是在二十四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也称不上政治老道，当毛泽东指责彭德怀曾鼓动林彪在长征路上夺权时，林彪当场声明：那封要求撤换红军前敌总指挥的信出于自己本意，与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
　　
　　敢于当场扫毛泽东兴致的人，林彪是极少数人中的之一，甚至后来在国共再次爆发内战，毛泽东欲独霸东北时，林彪还以近乎训斥的口气给毛泽东拍过电报：“……请主席清醒考虑之！”
　　
　　这不成了公然指责毛泽东糊涂了吗？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再讲，还是先关注会理战役失利后的红军。
　　
　　（请看下篇：八十、沿着当年石达开覆没的老路进军）
　　
八十、沿着当年石达开覆没的老路进军
　　
　　出会理，过彝族区，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渡大渡河可直抵成都，这是一条大路；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
　　
　　这时的红军不愿意打仗，所以中革军委决定走小路，从林彪的一军团抽出了红一师，派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又派上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军督战，作为红军的先遣队直奔安顺场。
　　
　　这点是对的，刘伯承是四川人，不光是地理熟悉，而且人头也熟，许多川军将领都是刘伯承的同事或部下，一旦遇上，总会有点老面子的。
　　
　　插点闲话：红军过了金沙江之后，林彪因为自己的部队减员太大，曾要求中革军委同意整编，撤销师一级建制，原电文是：“致电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红军第一军团自从赶渡金沙江至现在，减员甚大，目前既无补充希望而战斗又日益紧张，如继续现状实不便作战，我们意见拟将两个师合编为三个团，取消师部，直接受军团指挥，多余干部编入教导营，编成一教导团，此外侦察、工兵、炮兵各编一连，将来有兵能补充时，干部均在，较易扩大。”
　　
　　不知为何，军委没有理睬，看来是不同意。
　　
　　从林彪手里抽出了红一师作为先遣队，军委却又把五军团交给了林彪指挥，5月15日林彪率一、五军团部队到达德昌地域。
　　
　　此时，蒋介石委任国军第20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以巩固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四县防务，保障川南。
　　
　　选择刘伯承随军红一师却是做对了：5月16日，红一师一团渡过安子河进抵德昌镇城郊时，守军川康边防军暂7师第16旅旅长许剑霜是刘伯承旧部，果然撕不开情面对老长官开火，主动率部避开让路，红一团顺利进占德昌。
　　
　　不光这次，几天后的5月２２日，红军通过连国军都憷头的彝区时，刘伯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袁居海子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彝族沽基家族协助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
　　
　　5月17日，林彪指挥红一军团部队兵分两路，一路沿安宁河西岸经沙坝、黄家坝、阿月沟、阿七沟、中坝、阿西、高草至张八街，控制锅盖梁与西昌城南三十里马站集马道，另一路沿安宁河东岸，经一把伞、凤凰桥、点马村至黄水塘。
　　
　　目标是西康名城西昌。
　　
　　现在是两个军团兵临西昌城下，军委命令林彪5月19日必须拿下西昌，按中革军委估计，此时的西昌城内虽然据守川军五个团，但刘文辉的川军也有“双枪兵”之名声在外，与黔军有异曲同工之妙，且长官精通吃空额，川军五个团不过两千余人枪，应该能够顺利攻克。
　　
　　但林彪回电朱德：“刘文辉从雅安亲率数团兵力来增援西昌；西昌城颇大，城墙高出三丈，除北门靠山外，在田陇中，城墙附近，房屋大部被烧毁，小部拆倒，城周围筑有相当坚固工事，配有碉堡，主要地点设有竹钉等障碍物，此敌有固守该城模样。我三团于昨十五时到达西昌附近，并以两营兵力向西门接近，但因工事及敌机炮火力阻碍未及拢城。估计攻城须费许多时日，且奏效把握极少，建议放弃攻击西昌，拟以五军团监视该城之敌，红军第一军团继续北进。”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由朱德致电林彪及各军团：“……西昌有敌约四团及夷兵二三干，刘元璋在城内有固守模样。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在野战中消灭刘敌各个部队之目的，对固守西昌之敌，在不利的条件下应监视之，掩护野战军主力通过。”
　　
　　这天，刘伯承正式被任命为先遣司令，罗瑞卿为政委，任务是进行战略侦察，并为渡河先遣队。
　　
　　也就是这期间，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在四川茂县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中华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张国焘自任主席――现在中华苏维埃也有了两个主席：毛主席与张主席（张国焘已经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许久了）。
　　
　　5月20日，林彪率领红一军团主力在礼州与红军第五军团会合，并经溪龙顺利占领礼州，红一军团司令部当晚进至泸沽地域；这时，中革军委任命聂荣臻接替罗瑞卿兼任先遣队政治委员，同刘伯承一起率先遣队也到达了泸沽地区。
　　
　　现在的目标明确了：抢占大渡河渡口安顺场！
　　
　　红军现在走得是当年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的老路，可是，石达开四万太平军就是全军覆没在那里呀！
　　
　　这点，中革军委意识到了，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我军过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指出：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彝民与红军的隔阂，以薛岳、刘湘等部夹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部在北岸扼阻，破坏我渡江计划。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各军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彝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
　　
　　红军此刻对形势的判断一点也没有错，蒋介石已经再次飞到了贵州，亲自部署对红军的“最后一战”，发誓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5月24日，红军全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居住区，这时的林彪指挥红军第一军团进驻大渡河畔的小铺子，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在经过一天一夜的冒雨行军，实施一百四十多里的长途奔袭，占领了石棉县安顺场，控制了渡口，并且歼灭川军两个连，缴获渡船一支。
　　
　　渡口对岸，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而杨得志缴获的那支木船，每次仅能乘坐40人，怎么强渡到对岸？
　　
　　由于此举关乎红军全军命运，身为先遣队司令的总参谋长刘伯承、政委聂荣臻都赶往渡河前沿了，大多资料都说是亲临指挥，但实情不会是如此，深通治军规矩的刘伯承是不会干涉前敌具体指挥的
　　具体指挥者还是团长杨得志。25日晨，红一团开始强渡。
　　
　　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所以说，当地船工也是勇士的一部分，应该是21名勇士才对。
　　
　　7时，强渡开始，杨得志集中了全团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神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船工们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在激流中摇船。
　　
　　快接近对岸时，川军一部冲向渡口登陆点，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人群密集楚，惊恐的川军掉头就跑。
　　
　　勇士终于登上了对岸，在右岸密集的火力支援下，击退了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立即随军渡河指挥。
　　
　　可是，杨得志在安顺场渡口仅收集到木船四只，三只是损坏的，经紧急修理总算使其中一只勉强能够使用，如此摆渡，全军渡江需半月之久，蒋介石哪里会给红军如此长的渡河时间？
　　
　　一旦追到河边，红军将陷于死地！
　　
　　5月26日，毛泽东、林彪率后续部队来到渡口，见此情形，都为难了。经过一番慎重权衡，中革军委集体决定：迅速北上抢占泸定桥。
　　
　　毛泽东语调沉重：“情况十分危急。抢占泸定桥，这是一个战略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才能渡过大渡河，才能避免石达开全军覆灭的命运，才能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各级军政首长务必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可是，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３２０里山路啊！而此刻的国军追兵，仅给红军留了三天的时间，红军的命运决定于一军团的行军速度！
　　
　　（请看下篇：八十一、飞夺泸定桥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