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武汉人我妈妈姓周:别把占领华尔街当“美国之春”

别把占领华尔街当“美国之春”

2011-10-20 15: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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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占领华尔街当“美国之春”

○本报评论员 包丽敏        

　　　　带有浓厚左翼色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出乎许多人意料，并未止步于小打小闹，反而从纽约向全美其他城市蔓延，并溢出美国，波及英国、意大利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形成巨大声势。
　　　　虽然批评者称，这些草根行动的参与者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不知道想要什么，更提不出明确具体的措施，看起来像一场只破坏、不建设的盲目行动，但恰恰因为这种模糊性，这场“嘉年华”反倒吸引了多样人群的参与，有失业者、边缘底层人群、无政府主义人士、工会组织、自由派、环保分子，各表各的诉求。
　　　　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将抗议者称作“好吃懒做的家伙”、“被宠坏的孩子”甚至“暴徒”。但随着抗议滚雪球般蔓延，人们逐渐承认，这场运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时代》周刊一项民调显示，54%的美国人对此运动表示赞许，只有23%的人对此有负面印象；而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联合调查也显示，37%的受访者倾向于支持抗议者，只有18%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一方面，行动者将怒火、不满和挫败感泼向华尔街这一资本主义的象征之地，导致观察人士担忧这是对自由市场的极端化误读和伤害，但另一方面，运动对于华尔街的贪婪，以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金钱影响政治等现状的抨击，却也赢得了跨越党派的广泛同情。正如《时代》周刊的调查显示的，对此次抗议运动，66%的民主党支持者和55%的中间派表示赞同，就连三分之一的共和党支持者也表赞同。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用的数据显示，美国20%的富有人群掌握着逾80%的财富。金融危机以来，失业率长期徘徊在9%以上，中产阶级受到挤压沦落到下层，而华尔街人士不仅无需为金融危机负责，反倒依旧领着令普通民众咋舌的高薪，这些都点燃了占领者的怒火。
　　　　国内外许多论者由此将“占领”运动与“阿拉伯之春”相提并论，但其实两者并不相同。“占领”运动不以更替政权和变更制度为诉求，同时示威民众和公权力行事之时也都保有界线，更不以流血为代价。这种理念和利益的博弈过程，恰恰是在美国宪法确立的民主制度框架下展开。
　　　　要了解这一点，看看另一场同样由草根自发形成、声势浩大的“茶党”运动，会有所助益。与左翼人士通常要求向富人增税、加大政府监管、增加民众福利等主张不同，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起的右翼“茶党”运动，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保持极度警惕，批判政府权力干预经济和个人自由，抵制增税，等等。这两场都带有民粹意味的草根运动的勃兴，基本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左右互搏、相互制衡和协商的脉络延续。
　　　　民众用大规模街头运动的方式来表达政见和诉求，进而影响选举。“茶党”运动便在去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成功助力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多数席位。而“占领”运动是否能助力奥巴马向金融界“开刀”，目前还未可知。
　　　　占领华尔街，正是民主制度允许民众以这样的方式，让社会赢得自我修正的可能。正如纽约市议员斯蒂芬·莱文在评价“占领”运动时所说的：“这就是民主的本质。”
　　　　正是有不甘接受现状、起而行动表达自身诉求的民众，有宪法条款对表达权利的保证，美国历史上才有了以大规模示威游行方式进行的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等，一步步拓展民众权益，推动社会良性发展。
　　　　目前还无法预测，占领华尔街运动能否像过去那些民众运动一样产生深远影响。或许，示威者接下来能明确和细化目标，进而推动立法进程；又或者，这场运动可能不了了之。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运动通过对财富鸿沟、金钱权力等“顽疾”的警示和批判，将在全球范围内对“平等”、“公正”等核心价值进行一次强有力的伸张和推广。

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借外国人的钱更好赖账

○作者 哈罗德·詹姆斯
○翻译 马俊                                

    当前，世界正面临重演2008金融崩溃的危险——甚至更厉害。这回震中是在欧洲，而不是美国。而这次出事的金融工具，不是高度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而是一种最古老的金融工具——政府债券。
    尽管有关政府和央行急着想对策，但有一种深刻的心理机制阻碍着债务问题的有序解决：我们不太把欠陌生人的债当回事儿。
    如果债权人远在他乡又素不相识，就会有比较强的冲动，想要索性违约，一了百了。2007年至2008年，还不起钱的是购房者，如今换成了政府。但不论是当时还是今日，债主都是遥远的陌生人。美国人的按揭（抵押贷款）并未留在本地银行账上，而是被打包成玄奥的金融工具卖到全世界。同样，希腊国债也有很大一部分攥在外国债主手里。
　　  鉴于西班牙和法国在近代早期曾多次违约，而希腊自从1830年独立以来更是习惯性违约者，有人便揣测，是不是民族性格令有些国家染上了违约的瘾？但追溯这么漫长的历史有些想当然，因为这忽略了决定某国是否能保持债务稳健的一个关键因素：谁是债主。
　　在是否按时还债的问题上，这个变量影响巨大。近代早期，法国和西班牙经常上演的壮观的破产闹剧，大多数跟欠外债有关。16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以极高利息向佛罗伦萨、日内瓦和奥格斯堡的商人借债。“旧制度”统治下的法国也发展出相似的行为模式，总是向阿姆斯特丹和日内瓦借钱，用来打仗，16、17世纪跟西班牙人打，到了18世纪跟英国人打。
　　  但荷兰和英国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它们的外债远远不如内债多。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废黜了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不仅把来自荷兰的新教徒威廉·奥伦治扶上英国王座，也把偏好内债的荷兰模式带到了英国。
　　  事实上，光荣革命也促成了一场财政革命。尤其是议会权力的确立，使预算从制定到执行的全过程都逃不开债权人阶级的代理人监督。他们督促国家保持财政稳健并偿还债务，也连带着保护了外国债权人的利益。立宪君主制限制了宫廷的奢侈浪费和军事冒险，这两样可以说是近代早期专制君主制（如法国和西班牙）的招牌。
　　  简言之，近代世界的财政革命依托于一种政治秩序——债权人构成政治阶级，这种秩序是后来普遍民主制的先声。那种模式传播到许多国家，成为近代财政稳健的基石。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财政原本也是内债优先的，仍然保守着1688年的传统。后来，事情起了一些变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外国信贷资源变成可及之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成为净债务国，对外债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
　　  欧洲也步其后尘。20世纪80年代兜售欧洲一体化的广告词，有一条就是，一体化以后借债变得更容易。20世纪90年代，统一货币构想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客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引入新货币既能压低利率，又能打开外国人的钱袋子，使政府可以实现廉价融资。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元启动前夕，欧盟国家的国债还大都是内债：1998年，主权债务中外债比重只有五分之一。欧元引入后，外债比重迅速上升。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夜，葡萄牙国债的四分之三、西班牙和希腊国债的一半，以及意大利国债的四成多都成了外债。
　　  随着外债比重上升，向外国人转嫁债务成本的政治诱惑也越来越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世人曾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认为债权人就是一帮非法、败德的吸血鬼，于是当时违约成风。当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纳粹德国将要对外债违约，不偿还包括欠美国一些银行在内的债权人债务时，这位美国总统竟然一拍大腿，笑着说：“华尔街银行家罪有应得！”请看今日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屡屡苛责银行家们“愚蠢”，岂不也在纵容希腊人赖账的决心？
　　  “统一货币需要统一财政”，这句经济学家的老生常谈，其实揭示了一条更深刻的关于债务的真理：若没有责任共担之心，便难有可靠之债。只有遵循这个道理，才能打消赖账之心，让债务变得安全而便宜。
　　  最终，欧洲只有团结起来，分担重担，才能平安走出当前危机。但那需将政治责任和权力大大集中起来，远远超越欧洲人今日所能做到之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欧洲国家还是只顾今天能挥霍，不管明天要还钱。
 
    □文章来源：辛迪加项目网站。作者系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佛罗伦萨）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