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群体落马史折射中国社会变迁(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2日13:56  南都周刊 考察这一富豪群体的落马史，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命题。
　　黄光裕 国美集团董事长，三度成为胡润百富榜首富，2008年11月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起因包括涉嫌“操纵资本市场”等。

　　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在风云际会的社会转型期创下财富神话，从某种角度来说，那是拜时代所赐；他们从富豪榜上堕落，也见证了社会发展的某些隐秘。

　　记者 | 韩雨亭

　　黄光裕：资本陷阱又一中招者

　　9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资本市场急剧发展，而监管缺陷也成全了富豪左手倒右手的敛财游戏，但最终又将他们拖入了以身试法的泥潭。

　　黄光裕曾是中国首富，他的国美帝国为他创造了几百亿元身家。然而，财富宛若诅咒，最近，他因涉嫌“操纵股价”被警方带走调查。

　　黄光裕出生在东南沿海城市汕头附近一个种水稻的小村庄，家里非常穷，但信奉天主教的父母常给他讲述《圣经》和祖辈们的商业故事。从16岁起，他就和哥哥到北方做生意，以4000元人民币起家，摆售货摊。他直接从广东家乡的工厂进货，然后在北京出售，往返于南北之间。

　　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他创造了条件，经过十多年的经营，他的国美电器成为了中产阶级认可的家电连锁品牌。英国《金融时报》说：“在中国城市，红蓝相间的国美标识与麦当劳或耐克一样与众不同。”

　　到今天，鹏润投资的国美电器连锁已占有国内家电分销市场的35%，依仗1300家门店赋予的资本与影响力，黄光裕对供应商开出的条件很苛刻，很多人都说他是“价格屠夫”。为了整合电子电器零售行业，他还收购了排名第三和第四的公司以及两家手机零售商。

　　近几年，黄光裕觉得从事零售业“很辛苦”，他更想成为一名资本运作行家。所以，他对具体业务已没多少兴趣，而把大量精力放在了资本运作和炒期货上面，尤其是国美电器借壳上市身价暴涨40多倍后，他更是迷恋上了资本——一个套现与投资，左手倒右手的游戏。

　　这个游戏让他五年内三次问鼎“胡润版”中国首富。

　　黄光裕近几年的扩张之路，是一条由实业走向资本的变形之路，基本代表了他的资本运作轨迹。1999年，他以创办总资产约50亿美元的“鹏润投资”作为资本运作起点。2004年把“中国鹏润”更改为“国美电器”在香港上市；2005年在鹏润地产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明天地产、国美置业和尊爵地产；2006至2007年，又陆续收购永乐电器、大中电器、三联商社和中关村，成为大股东。

　　其实，已经有很多投资者不信任这种疯狂的扩张模式了——它充满了隐患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放缓，让黄光裕过度膨胀的资本链条显得脆弱不堪，结果又因地产不景气和短期信贷双重压力现了原形。

　　但，让黄光裕涉案的则来自于中国富豪传统的出事模式——行贿，多位被查官员都供出黄光裕曾向其行贿。媒体报道称，为了让国美去香港上市的事，他曾向多名官员行贿，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在黄光裕身上再一次发生了。

　　目前，官方给出的结论是；黄光裕在三联商社、中关村两上市公司重组、资产置换等重大事项过程中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他本人涉嫌股价操纵、洗钱等多项犯罪行为，涉及金额巨大，往来可疑资金约有700亿元。

　　吴英：民间资本创造出的神话

　　吴英不是个案，她代表的是当前民间资本流动的扭曲形态。活跃的民间资金与饥渴的商人一拍即合，但政策的雷区却让他们触了雷。

　　这样的财富故事似乎只能发生在中国。一位年仅26岁、富态、皮肤白皙、开着宝马车的女人，突然出现在了浙江东阳市人的视野里。三个月里，她完成了令人咋舌的大手笔，置下大宗固定资产。先是买下了东阳市汉宁街的100多间铺位，随后注册12家实业公司、成立本色集团自任董事长，其业务遍布商贸城、汽车服务、网吧、建材城、酒店、咖啡馆??一共700多间店铺，她的产业几乎占领了东阳县的黄金街道。

　　3个月内，她不但攻城略地，还给慈善事业捐款630万元，成为了胡润慈善排行榜不多见的女性人物，这时，大家开始注意起了这位26岁、传说中拥有38亿资产的女人。

　　吴英的故事基本上来自于各种传闻，有人说她结识南亚军阀分得巨额遗产，更多人则把她和“洗黑钱”联系在一起，走私、军火、贩毒、傍大款??对于这些传闻,吴英的回答是：“我的钱是干净的。”事实上，在2005年本色集团成立前，她只是一位在东阳市经营俱乐部、美容院、足浴堂的女老板，拥有千万资产，但怎么突然间就成了身家数十亿的富婆呢?

　　2007年2月10日，答案出来了，她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罪名是——非法集资。从出名到被刑拘，吴英的神话只维持了4个月。

　　由于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垄断，贷款渠道的单一，结合了投资者对高回报的期望，包括政府在制度和监督上的失职，使得很多人趁虚而入，他们没经过任何国家部门的批准与认可就开始疯狂集资。尤其是在江浙一些经济最发达、民间资本最雄厚的地区，民间借贷异常活跃，有的地方已经形成了富有规模的地下钱庄。

　　从1993年的北京沈太福案开始，中国各地出现了一系列“非法集资”案，北京的亿霖木业、内蒙古万里大造林、安徽亳州万物春、重庆汉唐公司等案，中国近年来许多数额巨大的经济案件都涉及非法集资，蔚然成风，唯吴英最为高调。

　　不过，高调换来的是四面八方的传闻。银行借贷大门首先向她关闭，认为她洗黑钱，向她提前催要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如果没有了实业投资和银行借贷两种资金途径，吴英的几十亿元只能来自民间借贷。2005年，她借贷日息高达0.7%。以借100万元为例，她每天需支付放贷人利息7000元。被抓前几天，几位债主联手挟持了她，希望能在崩盘前把资金抽出。

　　虽然，吴英案由东阳市公安局办理，但抓人命令来自浙江省相关部门，除了向高利贷借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终成为了拘捕她的理由。不过，在很多人眼中，她更像民间资金的代理投资人，一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可能是撞在中国整肃金融市场的枪口上了。”

赖昌星：走私狂欢时代的终结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2日13:56  南都周刊

　　赖昌星：走私狂欢时代的终结

　　90年代中期走私活动进入比较猖獗的时期，1996年初，国家五部委发出联合打击走私的专项整治动员，随后赖昌星、林春华等一批靠走私发迹的灰色富豪被陆续终结了走私狂欢。

　　《沧海英雄》是一部主旋律电视剧，它反映了海关缉私英雄与阴险狡猾的走私大亨之间的较量。这是一部根据“厦门远华案”改编的电视剧，剧中走私大亨的原型就是如今逃亡海外的赖昌星。他是1949年以来最大走私案的主角，拥有百亿元财富，走私货价高达500多亿元。

　　赖出身贫寒，小学未毕业，曾种地、捡破烂、当工人，早年，他务农之外，也很有生意头脑，创办了服装、雨伞、印刷等工厂。1991年移民香港时，已拥有几千万资产。到香港后，他主要从事房地产生意，获利丰厚，然后回厦门成立远华公司，开展房地产和电子业务，实际上做的大都是走私。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港城市，走私风悄然兴起。“走私汽车大王”陈励生，运用父亲陈同庆的权力和影响，疯狂走私，几年间狂赚了几亿元。林春华从1997至1998年7月，油量走私相当于1997年中国汽、柴油进口总量的1/10，号称走私界的“石油大王”。李深则更为张扬，他的中正公司垄断了湛江的报关业务，即使陈励生走私，也须由他的公司代理，缴纳通关费。

　　“当初沿海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集体、集团走私贸易，因为当时国家并没有投入资金给地方搞建设，甚至默认了有些做法，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走私贸易也没有特别明细的政策和法律来约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锦清教授说。

　　在沿海的走私富豪中，惟独赖昌星的走私人生最具戏剧性，他的故事仿佛是香港电影中黑社会大佬的故事，他建立了一个由金钱、美色和权力构成的庞大名利世界。

　　凡是认识赖昌星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擅长结交朋友的人。为了结识高官，他采用了很多手段。如重金邀请高官到厦门考察，在他办公室，悬挂着许多张跟领导与官员的合影。有一年过生日，他邀请了200名重要的嘉宾，每人十万元红包，由于他出手阔绰，跟不少高干和高官都称兄道弟。他还把厦门市领导、海关、公安、商检、边防、银行等部门关键人物的子女高薪聘进公司。为了全面控制官员，他在偏僻的湖里工业区建起了一栋专门腐蚀官员的“地下宫殿”——红楼招待所。拍下的声色录像，留作要挟，在他办公室浅蓝色保险柜里，常年放着现钞，随时贿赂前来拜访的官员??总之，为了全面打开走私通道，赖昌星使得大大小小近千名官员为他铤而走险。

　　在1997年，他走私的成品油竟占中国三分之一市场，单是漏税，就达200亿元，令人惊异。在厦门随处可见“远华”的名字，大厦、商城、娱乐城、大酒店、足球队……这是一个走私商业帝国。

　　最富戏剧性的是；东窗事发后，赖昌星竟奇迹地两次成功逃过追捕。如今逃至加拿大的赖昌星，一度居住豪宅，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一直申请难民资格，以及用打官司的手段来规避遣返中国的命运。

　　周伟彬：富豪榜上的偷税者

　　周伟彬 以8亿元的身家位列2006年胡润富豪榜第438位，2007年11月，因巨额偷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改革初期，企业偷税似乎是心照不宣的灰色地带，但随着中国富豪登上富豪榜，他们的纳税情况开始备受关注。以周伟彬等偷税富豪的落马为标志，原始积累时期的无序已告一段落。

　　2007年11月的一天，一名头发稀疏，穿着凉拖鞋，右手提着一个大号蛇皮口袋的中年男子，走出广东佛山石湾看守所大门。他是广东富豪周伟彬，曾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杰青年”，是《福布斯》、《胡润百富榜》的常客。

　　有媒体曾把周伟彬称为“中国儒商”，1991年，他用借来的8000元创建了涂料厂，到了1993年时，他已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员工上百号人，成为了身家数亿的广东油漆大王。

　　中国传统保守的财富意识，让大陆富豪更偏向于保持低调，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财富状况，对“富豪排行榜”更是敬而远之。

　　1994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了大陆亿万富豪榜，前10名富豪有刘永好兄弟、张宏伟、冼笃信、牟其中等人，这是中国亿万富豪的第一次亮相。不过，把牟其中评为第四，如今成为笑谈。此后，来自英国的青年胡润开始调查发布《胡润百富榜》，在中国企业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富豪已开始享受“富豪榜”赋予的社会地位，但他们的麻烦也随之而来。

　　2003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当年私营企业纳税50强，人们吃惊地发现，2002年度《福布斯》富豪榜100人中只有4人上榜，其他媒体评出的富豪中，400名也只有12人上榜，并且50强纳税总量也只有12.4亿元。财富榜上有名的富豪中，陆续有人因为偷税被拉下马来。税务机关每次对上榜富豪的公司进行查税，往往是一查一个准。

　　周伟彬的落马比较有戏剧性。2002年末，《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发布，周伟彬位列其中，就被公司财务部一名员工举报至广东国税局。经调查发现,周伟彬所在公司涉嫌偷税约3000万元，他第一次被刑事拘留。

　　2007年10月，胡润发布“2006年中国内地富豪榜”时，周伟彬再次名列其中，他以8亿元的身家位列第438位。不幸的是，他因拖欠薪水，再次被公司员工写信举报，并向佛山国税部门提供了相关的偷税证据，偷税额高达3000多万元。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中国各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家都存在着偷税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灰色地带。对此，很多专家和企业家都表示，那是因为税收体制“没有给想守法经营的企业家提供合理的空间”。如果完全按国家的税收制度，又要面对国有垄断企业，合法经营，结局往往就是亏损关门。

　　周伟彬的落马，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在经济政策、舆论监督和企业管理层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王德军：转型期的行贿经济学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2日13:56  南都周刊

　　王德军：转型期的行贿经济学

　　王德军 四川省乐山市东能集团的董事长，曾以0.98亿美元名列2004年福布斯排行榜第167位的富豪，2004年因涉嫌巨额行贿被立案查处。

　　以行贿为主要形式的官商结合，几乎贯穿于市场化改革30年全过程，是社会转型中最为原始又最为见效的创富游戏。行贿经济学教给了王德军发财经验，也使他成了阶下囚。

　　坐在铁窗前的王德军全然没了风采，他的相貌看上去更像一名打工青年。不过,跟很多中国富豪的故事一样，王德军的故事也充满了传奇性。他从一名初中毕业生变成了高级经济师、乐山东能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并入读清华大学EMBA??短短几年，他的人生实现了巨大变局，0.98亿美元的个人财富，2004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位列第167位。

　　在王德军个人事业疯狂扩张的背后，其实隐匿的是一个中国社会转型中最为原始，但又最为见效的权力游戏——行贿。他曾以4000万元换来4.6亿的国有资产，在他出事前的一个月，2005年春节，东能集团网站发布，集团总资产已达27亿元。

　　王德军人生的“三级跳”，来自于他与权贵李玉书的远房亲戚关系，在李玉书担任四川乐山交通局局长、市长助理、副市长后，王德军也凭借他的关系承揽了很多工程，赚得盆满钵满，完成了300万元的原始资本积累。李玉书也得到了相应回报，这种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官商勾结建立了起来。

　　李玉书倒台后，王德军陆续对乐山市与犍为县的政要行贿，以便低价收购犍为县国企川犍电力和峨边县大渡河电力公司等。在收购犍为县电力公司国有股一案中，时任犍为县委书记的田玉飞顶着国家明令停止电力国有资产流转政策的压力，连夜开会把拥有4.6亿元总资产的“犍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卖给了王德军的东能集团公司。这笔交易，田玉飞获得了现金1504.2万元、9万美元、装修的住房3套、轿车2辆、50万元银行卡等回报。

　　在修建乐山市湖滨路、收购四川大渡河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项目中，他采用的都是向相关负责人行贿的方式，总之，几年下来，他的行贿数额共达2000多万元。

　　王德军的倒下，紧随其后是一大批政府官员，乐山市原市委副书记袁俊维、乐山峨边县原县长刘羽成、乐山市政协原秘书长张大常等人陆续被宣布逮捕或刑拘。

　　在这个公权力运行混乱、权力寻租成本低风险小的非正常权力生态中，商人通过大面积收买权力而一夜暴富。领导关系转化成了金钱关系，政府官员与行贿者结成了稳固的利益联盟，这种权力经济在转型中国尤为风行，这也是很多富豪和官员落马的常见模式。

　　牟其中：草莽时代的狂人

　　牟其中 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民营企业主之一，1994年被《福布斯》杂志列入全球富豪榜，2000年5月，59岁的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案”被判处无期徒刑。

　　改革初期，那是一个草莽时代，倒腾物品可以一夜暴富，但也可能第二天锒铛入狱。牟其中可能是最后一名财富草莽，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格局的改变、成型，他的发迹与落马模式，均不可复制。

　　在湖北洪山监狱的牟其中已是一位老人，他每天在完成监狱规定的劳动后，坚持跑楼梯，运动量很大。除此之外，他还在研究出狱后的“双十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如何用不到十年时间，建立起一家世界前十名的企业。

　　在入狱前，牟其中就坚持冬泳，这种毅力也成就了他的个人传奇。以300元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还曾想炸开喜马拉雅山，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进中国西部地区??正是这种几乎完全忽视政治、社会与商业规则的狂想，让他锒铛入狱。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企业家冯仑对牟其中这样评价，“他是一个有着商业意识，但却没有社会意识的人”。

　　1980年夏天，北京经济学界举行了一场“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在场学者都表示：“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事实上，在经济学界开会时，“个体户”阶层崛起成为一种现象，6月份，仅在沈阳、阜新和丹东等地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

　　牟其中1940年出生于四川万县，父亲是一位聪明的生意人。在1980年2月，他已经注册成立了“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全部家当就是向别人借的300元和一张饭桌。1982年，牟其中与人合办万县市中德商店。1983年初，他从重庆一家兵工厂以最低价格买了一批铜制钟，然后以很高价格卖给上海的商店，仅此一项，获利丰厚得令人咋舌。但这一年9月，他再次入狱，罪名是“投机倒把”，关了近一年。这跟七十年代安徽商人年广久一样，他因经营板栗与瓜子被判一年有期徒刑。

　　“‘投机倒把’是新中国特殊环境的产物，它本质上是不允许经济活动的自由化。”经济学家茅于轼说。

　　不过，跟目不识丁的年光久不太一样，牟其中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最初，他就因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万言书获罪。第二次入狱时，他又写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历史使命》、《从中德商店的取缔看万县市改革的阻力》等文章，引起了高层注意。1984年初，经国务院好几位领导批示，他再次脱险。

　　牟其中从监狱出来后，很快把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从万县市农行贷款250万元作为创业资金，由此开始了他的财富神话。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卖棒冰的宗庆后，打铁的鲁冠球，摆摊修鞋的南存辉和邱继宝，当物理教师的刘永好……他们基本上都出身草根，但他们身上那股想彻底改变命运的冲动与耐性，让他们慢慢走向了商业舞台的中心。

　　“在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得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冯仑说。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是牟其中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1993年12月28日，牟的南德集团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发射了“航向一号”电视直播卫星。这次举国惊叹的成功商业案，把牟其中推向了另一种人生境界，他更加深信自己的商业想象与控制力。他提出“中俄美大三角”理论，并表示要在满洲里投入1700万元开发一个中俄边贸口岸。他称会与重庆大学合作，改造火锅，把麻辣风味推广至全世界。他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三转一化”，准备改造3000家国有企业……

　　正当牟其中沉浸在自己世界里难以自拔时，中国商业环境已悄然发生着改变。虽然，牟其中已创造了倒飞机、发卫星等商业奇迹，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仍未脱离“倒买倒卖”的痕迹。他只能用冲撞体制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他四处发表演讲，来抒发自己心目中的宏图伟业，但发射卫星业务几乎让他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时，一个叫何君的人出现在牟其中的眼前，对方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助南德渡过难关。然而，这笔钱却把牟其中推向了深渊。1996年8月，公安机关在对湖北轻工“骗开信用证套汇”的问题进行调查中发现，南德集团所用的资金与这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牟其中没想到自己会因此第三次入狱，罪名是“信用证诈骗”。

30年富豪变形记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9日17:48  南都周刊 30年富豪变形记

　　考察这一富豪群体的落马史，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命题。回顾近30年中国富豪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着富豪的发家和落马模式，同样，这些模式也折射着中国社会的急遽变迁。

　　记者 | 韩雨亭

　　就如卡夫卡《变形记》所描写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我们也突然发现，三次成为胡润百富榜首富的黄光裕，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经济嫌疑犯。事实上，从胡润富豪榜上跌落的富豪绝不仅黄光裕一人。

　　考察这一富豪群体的落马史，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命题。回顾近30年中国富豪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着富豪的发家和落马模式，同样，这些模式也折射着中国社会的急遽变迁。

　　胡润：富豪落马，与百富榜没关系

　　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种商业人文现象，中国社会对财富的追逐，使其排行榜备受关注，但企业家原始灰色故事又引发了社会的“仇富”情结。不少名列富豪榜的名人，都迅疾落马，所以有人称富豪榜为“囚徒榜”或“杀猪榜”。

　　从1999年到现在，十年间，胡润只坚持做一件事——每年制作并发布一份中国富豪榜单。他说：“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这是一份艰难的工作。

　　1999年，胡润打电话想登门造访一些企业家，常常吃到闭口羹，但他又惊讶地发现，有一部分企业家其实很乐意让外人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但基于大环境的考量，还是“憋”住了。第二年，他又带领同事寻找中国富豪，没想到结果收到了华为发来的律师函，还被横店集团的老掌门徐文荣叫去“听课”。

　　不过，也有思想开放的企业家。有一次胡润去拜访尹明善，被邀请一起去看球赛。2001年，刘永好欣然接受首富头衔，这一年，更多企业家开始配合他们的采访。2002年一个关于富人偷税漏税的新闻让情况又有了变故，很多企业家又闭门谢客，还有人雇人警告他……

　　从1999到2008年，从荣氏家族到刘永好，再到丁磊、黄光裕、张茵、杨惠妍，这些首富的更替暗合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化和国际化特征，也让胡润见证了中国经济和政商环境的变迁，包括社会财富观的演进。

　　胡润富豪榜每年都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首先，富豪榜单的人数就在不断递增，1999—2000年上榜人数均为50人，2001—2004年上榜人数为100人，2005年则扩充至400人，2006年为500人，2007年增加到800人，2008年则是1000人。更大的变化来自胡润富豪榜的资金门槛，1999年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他们平均年龄为46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才3个人，但他们的孩子能说英文的却占了50%以上。

　　南都周刊：你觉得刚刚发布的《2008胡润百富榜》，与以往相比变化在哪里？

　　胡润：最大的变化主要就是增加了矿产、工业制造、家电三个子榜，还有调低了入围门槛，从8亿元降至7亿，今年我们的百富榜的平均财富缩小了22%，在人数方面，去年是800名，今年共有1000名富豪上榜。当然从行业分布上来看，今年房地产、制造业、零售、IT、钢铁的富豪在减少，因为这些行业处在整合期。

　　南都周刊：在做富豪调查的时候，你觉得东西方的观念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异？

　　胡润：有人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是中国特色，我不认为，欧洲人也很保守，当你有了钱，越低调越好。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胡润百富榜》这10年以及中国富豪的变迁？

　　胡润：10年的时间，变化当然是很大的。一是，经济能力的增长很快，比如我们第一年的门槛是5000万人民币，可是现在第50名的门槛就已经是一百亿了。这种增长的幅度令人惊叹。现在的中国企业家都能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今年榜单的第四位彭小峰是 2005年才创业的，现在已有270亿了。当然，最大的变化是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在汶川地震以后，企业家也都纷纷捐款，如果没有捐钱网民就会有很大的反应，这也表明民众对企业家的期望在升高，包括他们对公益和慈善的热情，这是我最惊讶的。

　　南都周刊：我们在总结中国问题富豪的时候，发现他们大多在做实业的时候都很稳当，为什么一到玩资本阶段就容易出事呢？

　　胡润：我认为近几年来，对中国企业家而言最困难的恐怕就是融资的问题。从改革开放至今，一个企业如果想做大，肯定离不开融资，中国最早这个问题甚至变成了“原罪”。企业家想到哪里去贷款都不容易，包括在国内上市，以及想去国际资本市场拿钱都不容易，因为各种政策法规和条件限制。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中国企业家如果想成功的话，只能采用非常手段，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胡润：没有办法，如果他们只能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这些手段最后变成了“原罪”。以前，大家都说德隆的唐万新已经是资本高手，但后来才发觉他的很多手段不合法，把他抓起来了。虽然，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但一个长期形成的体制，不可能一天两天就改变。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许多上榜富豪纷纷落马的情况？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胡润：我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简单，你只要仔细看我们的榜单就会发现，《胡润百富榜》的落马富豪占总数的百分比是很小的，而且每一位富豪的落马原因都不太一样。据说现在黄光裕出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与百富榜有关系吗？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

　　南都周刊：你觉得对于中国而言，做百富榜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

　　胡润：跟我们创榜时定的宗旨和意义一样，现在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经济了，所以，我希望百富榜能成为外国人理解中国经济的工具之一。而在国内的意义，则是增加中国财富的透明度。说不定也能鼓励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在1999年，我想去找一本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书都找不到，你看今天的书店和报刊，到处都是民营企业家的成功案例。

蜕变的中国富豪，有毒的商业文化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2日14:09  南都周刊

　　叶檀(资深财政评论员)

　　中国民营企业家形象全部被掺上“三聚氰胺”，肯定不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失误，而是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出现了大问题，洞察到这一点，并予以及时的救助，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不会异变为与权力结合的干劲。

　　任何一个从行政支配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的经济体，权力都会成为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润滑剂，但权力一旦成为企业家手中拥有的惟一权杖，总有反噬企业家精神的一天，这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目前所显示的异兆。

　　要获得资源，尤其是巨大的资源，必须与权力密切结盟。让人悲哀的是，那些上市的民企在扭曲体制与贪婪之心、机制性风险的刺激下，往往以急功近利之心，在潜规则的作用下，在最短期的时间内在资本市场无所不用其极获取暴利，近有黄光裕在中关村、三联商社的表现，远有江苏阳光，这导致投资者对民企的印象急转直下，不仅使民企在股票市场的融资渠道更加逼仄，更使权力对民企的管制有了民意的盾牌，更加堂而皇之。

　　很明显，在权力与落马民企所代表的市场之间，存在稳定的非均衡，部分企业通过权力获得财富，有了财富与权力结合得更紧密，导致市场权贵阶层大量诞生，这既激发民间对市场的反弹，更使真正的市场力量受到压制，难以抬头。我们看到的是非驴非马市场化，与非驴非马的计划经济。

　　只要目前的资源配置方式不改，总有富豪为追求权力暴利铤而走险。黄光裕如果不倒下，那么，他们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在毒化市场的环境；当黄光裕等企业家一一倒下后，我们不得不惊异地发现将面临市场的无垠荒漠，剩下的是自称能走向市场的国企。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危险的三岔路口，面对最危险的挑战。

　　中国的企业家除了现代管理高手外，大多喜欢读盛宣怀、胡雪岩以及近现代政治领导等两类人物的传记。

　　前者是目前企业家的先祖，让他们感同身受。这些企业家生存于农业文明为主的环境中，面对的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样的朝廷与商人共同出钱、管理权尽归官员的资源配置与组织管理模式，这些企业家各傍一路政治力量，甚至成为张之洞、李鸿章等维新派官员的理财专家、维新顾问。后者则让很多企业家赞不绝口，认为一卷在手可以尽知中国国情，关键在于，还指明了管理公司、应对政商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那样的英豪，是中国许多企业家心向往之的生存状态。

　　如果说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以领袖兵法、历史权谋、商业丛林战三大法宝接合而成的大拼盘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丛林、商道与权谋之间徘徊，如果他们不能刮骨疗毒，继续用潜规则图谋他人，那么，就将为市场化的商业文化挖下巨大的坟墓。

　　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最容易诱发民意，民意从一个个倒下的企业家案例中找到了最好的宣泄口。从民意的角度出发，权力介入市场不仅拥有了更合理的借口，还使市场文化成为最大的替罪羊。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化，还是石油行业的民营禁入，市场失灵都成为最佳的挡箭牌。这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权力资本大举扩张恶化了商业生态，这一根本问题被悄然化解，市场因此遭到消解。

　　中国富豪大败局：他们积累了风险重重的财富，却丧失了财富的正义；他们获得了各种头衔，却并未得到市场法则与市场文化这两把真正的保护伞。中国富豪大败局，更是中国市场文化的大败局，古今中外权谋大杂烩把商道底蕴排挤得七零八落。中国商业文化的大败局，终将给中国的市场化设立最深层次的障碍，这一点，不仅从牟其中、黄光裕这些业已垮台的富豪身上，更从目前仍在纵横捭阖的企业家身上，从对市场化汹汹而来的舆情上，从国企数量下降而体量更为庞大这一触目的现象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体制、社会、文化，酿就了一杯苦酒，需要靠有诚信的企业家慢慢稀释、消解，最后建立中国本土的诚信和尊重产权、尊重公平竞争规则的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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