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中小学幼儿继续:韩德强：定海神针是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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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定海神针是国企

作者： 何青青 2011-10-13 09:17:42 发表于：博客中国

分类： 时评

最近，发达国家原形毕露，欧债危机、美债危机、日债危机轮番上演，事实表明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其实是发债资本主义，所谓的福利国家其实是寅吃卯粮。
　　但是，这些一等一的发达国家都债台高筑，谁是债主?单靠中国这一家债主远远撑不起西方七国的巨额债务。美国债务占GDP100%，日本占220%，欧洲各国大体介于两者之间。最大的债主其实是各国的大财团、大银行、大资本。大财团购买本国国债，国家以税收为担保发行国债，以警察、军队为后盾征缴税收，吃亏的是谁?还是本国老百姓。国债还不起了怎么办?没有关系，发新债还旧债!没有人购买新债怎么办?没有关系，提高国债利率!利率越高还债越困难怎么办?进一步提高国债利率。与此同时，债主还可以逼迫国家削减福利，减少公共教育经费，减少公共医疗经费，减少对单亲家庭的补助等等。
　　如此循环下去，国家债台日益高筑，百姓腰包不断瘦身，大财团、大银行、大资本却越来越富足，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这正是经济全球化30多年来形成的大趋势、大潮流。怪不得英国伦敦、伯明翰等城市发生了骚乱，怪不得人人向往的北欧国家发生了爆炸、枪击连环案。怪不得美国政府不惜违背宪法精神，侵犯公民隐私权，窃听、搜身、监视居住，无所不用其极，以防止恐怖事件发生。
　　但是，这样一来出现一个大的问题，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共机构?还是为极少数大债主服务的阶级专政工具?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但是，众人相信，民主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约束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使现代化的大蛋糕能够公平地分下去，让广大普通工人也能有所收获，实现所谓福利国家。如今，债务危机的新景象却在颠覆我们的信念。国家不再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公器，而是成为大财团盘剥全社会的工具!
　　过去我们常讲要“见微知著”，现在我们不妨来个“见著知微”。其实，在中国的不少地区，县、乡、村三级政府也早已债台高筑。谁是债主?特别是在乡、村两级，债主常常是乡干部、村干部，以及与乡、村干部关系密切的富户。每当乡、村财政出现困难之际，这些人以高利贷向当地政权放债，以第二年的税收、上级财政的拨款以及公共土地和资源为抵押。如此，乡村两级公共政权就逐渐沦为这些人的私人政权，加速了两极分化。
　　可见，市场经济内在地具有一种不受政府约束，反而约束政府、控制政府、操纵政府的潜力。市场经济形成的世界级的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有能力在全球各国兴风作浪，国家级的大财团、大银行、大企业有能力在本国兴风作浪，地区级的大财团、大银行、大资本可以在一个区域性社会中兴风作浪，甚至乡村级的大老板、富户都有能力在乡村兴风作浪。各层级、各领域的大财团、大资本还可以相互呼应，合纵连横，掀起全球性的滔天巨浪，吞没各国政府，迫使各国政府沦为大资本的打工仔，盘剥本国百姓。当年，蒋介石政府向上海的资本家发行高息国债，欠新债、还旧债，造成通货恶性膨胀，直至国民政府破产，教训历历在目。现在，我们目睹的正是这样一场全球性的滔天巨浪!
　　怎样避免政府被大资本绑架?怎样在滔天巨浪中寻找到避风港?国有企业是定海神针!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大资本继续操纵市场，囤积居奇，造成物资紧缺，物价腾飞。新中国政府悄悄地在全国调集煤炭、棉花和粮食，投放至上海市场，上海资本家不断吃进高价货物，仓库爆满，资金枯竭，被迫降价求售，物价掉头向下，一泻千里。那些囤积居奇的资本家纷纷破产，上海市场逐渐风平浪静，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因此，如果国家不能切实掌握物资、产业、商业、金融的主导权，早晚有一天会被国际、国内大资本联合掀起的风暴席卷而去。国家如何掌握主导权?必须建立和经营好国有企业。这个道理，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就深深懂得。《管子》所论，国家应该建立调节市场供求关系(轻重关系)的九类国有企业，即轻重九府，分别调节粮食、盐、铁、货币等市场。由此，管仲建立了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以计划为主导、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国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调动了齐国各方面的积极性，但又不至于形成操纵市场、兴风作浪的大财团。齐国从此民富国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共同富裕的梦想似乎日益远去。习近平同志最近重申，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问题是，怎样才能扭转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趋势?靠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无疑于缘木求鱼。恐怕唯一的办法还是要靠增强国有经济，靠国有经济内部缩小贫富差距来带动全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
　　这正是重庆的做法。在唱红打黑的同时，重庆主张国进民进，不但要为民营经济提供健康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而且也要做大做强做好国有企业，重庆国有资本10年增长了6倍。
　　重庆的国有企业发展起来了，但是，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重庆国有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也在逐渐加大。大潮之下，不但极少数有真本领的人年薪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许多滥竽充数者也混迹其中，水涨船高，造成国有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水差距日益拉大。重庆的决策者意识到：过去，国有企业内部工资差距过小，主要矛盾是增加高管收入。现在，国企高管的薪水已经有了大幅度增加，主要矛盾转到另一方面，即应该更多地注意提高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任何一个单方面的积极性都不足以搞好企业，必须使领导与群众的积极性都高涨起来，才是正道。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重庆市国资委最近出台了一项政策，按照“限制高收入、保证中收入、抬高低收入、保底城市低保线”的原则，调控好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将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年均收入比严格控制在10倍以内。建立企业普通员工收入与贡献程度、企业效益、物价指数等联动调节的正常增长和保障机制，争取一线普通员工群体的年均收入平均增幅达15%左右。
　　这是一场硬仗!共同富裕，人心所向。重庆国资委既然敢于出台这项政策，应当是对重庆国企高管的政治水平和觉悟有相当程度的信心和把握。但是，风险也是毫无疑问的。面对风险怎么办?不搏一把，希望怎么能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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