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三个生日

———73岁生日与“天下大乱”

    1962年8月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毛泽东非常坦白地说：“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9-1250页。）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晚上，毛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几个“文革新贵”一道吃饭。饭菜平常，据介绍是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饭前，毛有一段话，虽无正式记录，但据在场的王力回忆，毛有这样一些话：“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1-1462页）

    根据王力的理解，这里的“全国全面”指的是工矿企业和农村。毛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根据这一最新最高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在73岁的高龄，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发动群众通过全面夺权，不但要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之名，扳倒延安时代以来就是党内二把手的刘少奇及一大批追随自己多年的革命家和领导干部，而且要“改造”自己主导建立的党/国领导体制及全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塑造一代新人和一个新世界，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确乎是史无前例的伟业。

    “文革”升温的政治背景分析

    1967年1月17日，毛对外宾说：“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8页。）既然这么多人“不听话”，开展“文革”当然会有巨大阻力。1966年，毛做的三件大事都不太顺利。

    以“五一六通知”发动“文革”。根据毛的要求，5月4日至26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重新设立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中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发动。

    但，第一，毛意欲打倒的主要目标，也就是“通知”中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会上并没有公开，与会者包括张春桥、戚本禹等人都不知道究竟指谁，多数人只想到此时已被打倒的彭真，而不敢往刘少奇身上想。而且鉴于此前高岗反刘的结局，一批高级官员虽然知道毛刘分歧，但谁都不敢介入两个主席之间的冲突，对运动更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第二，毛“天下大乱”的方针并未被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心领神会。刘不反对搞“文革”，不过在开展运动的方式上，刘、邓仍然循习惯性做法，主张有领导、有秩序、有节制地开展运动，他们向有关学校派出工作组，组织批判“反动权威”，却又把反党委、反工作组的造反学生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如清华的蒯大富就被开除团籍、关押18天。“文革”似乎又在按照刘少奇的设想进行。

    以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发动“文革”。7月18日，毛泽东回京，认为工作组“起阻挠作用”，各高校冷冷清清，运动“搞不出什么名堂”。7月24日，毛作出撤出工作组、全面支持红卫兵的决定。7月30日，以中央通知的方式明确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主导地位。8月1日至13日，毛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4日在讲话中严厉指责刘少奇等等人，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毛泽东反复要求下，直接从大连来到会场、在会上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的林彪在闭幕式上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31页。）

    但第一，多数党政要员并未没有紧跟毛泽东而炮打司令部，4—6日的会上没有出现对毛的讲话热烈拥护的场面，对毛突然提出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也颇感意外。在次年3月10日军队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就这样评说这次会议：“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毛后来也认为他的看法在这次会议上只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很多人仍然不通。（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第二，相当多的中高级干部对猛烈狂热的红卫兵运动采取抵制态度。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戴上红卫兵袖章直接走到群众队伍之中，把红潮从北京推向全国，打砸抢现象愈演愈烈。公安部长谢富治甚至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5页。）一面是“领旨造反”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一面是惯于当领导、习惯于掌握群众的各级干部，对立不可调和。因此，运动越是狂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就越是怀疑和不满。在毛看来，刘、邓虽倒，但其路线还在、影响还在，因此还得加温。

    以中央工作会议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9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原计划开7天，由于许多领导人对现状忧心忡忡，会场情绪很不热烈。这就是毛在会议后期所说的“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会议延期后，刘、邓检讨，林彪、陈伯达等在作重点讲话，点明刘邓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为了动员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文革”，毛、林讲话都比较缓和。林彪对领导干部思想状况的估计是：“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总的方面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16页）

    毛还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针对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毛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51页。）

    如此苦口婆心，也没有说动大部分高级官员。他们明白：运动的展开就是自己受批判甚至下台，谁愿意积极参与否定自己、批判自己的运动呢？叶剑英的诗说出了他们的心理：“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陶铸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就这样检讨：“……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4页。）陶自己对批“资反路线”就持怀疑态度。而且，直到12月，北京乃至全国的造反组织中，“多数派”（重在造“牛鬼神蛇”反的保守派）仍然是多数派（“大派”），而毛和中央“文革”支持的“少数派”（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反的激进派）也还是少数派（“小派”）。总之现实运动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

    毛泽东的性格是阻力越大、决心越大。既然中央一线的领导和大多数官员不支持他，那就以自己的妻子和秘书、文人为先锋，以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和对官僚体制早就不满的底层群众为主力。他在12月21日表达了彻底变革现状的决心：“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59页。）

    林彪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则正面说出了文革的目标：“刘邓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文革’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5页。）总之，“文革”的目的不只是除刘邓，而是彻底“搞掉”长期存在的一条“黑线”。这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一切阻力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迅猛展开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在73岁生日这一天的号召导致了两个后果。

    第一，全面开展“文革”。1966年的“文革”主要在学校（首先是高校）和文化单位展开，军队一直持谨慎态度。刘邓于6月主持制定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活动的通知》、周恩来于9月主持制定的《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陶铸于11月主持草拟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等三份文件，都试图限制工矿企业和农村的运动。工矿企业不搞，农村不搞，军队不搞，这运动还有什么搞头？所以毛一定要否定这些条条框框，让全国都动起来。

    第二，直接开展夺权斗争。经过大半年的观察，毛相信，这些惯于当官做老爷的干部不少已不可救药地成为运动的阻力。因此他极为欣赏上海的“一月风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69页。）《人民日报》1月22日的社论中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从中央的陶铸开始，各级阻挠运动的领导人都被认为是“刘少奇的代理人”而被打倒，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真正完成了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转变。毛基本上实现了改造党的愿望。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而“文革”的迅猛展开又有其社会原因。从1949到1966，当年的革命者变成了当权者，观念和行为都与时俱进，确实出现了脱离群众、官僚特权、生活特殊化等现象。1960年代开始，毛开始正视自上而下建立的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些严重弊端，不再把一切批评干部特权的言论都视为“攻击党的领导”，逐步形成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来变革领导体制、解决干部作风的思路。无论这种理论解释和解决方法有多少错误，但“修正主义”云云，确实提出了革命理想的蜕变和政治权力的“异化”问题。

    1976年三、四月间，朱德对孙子说：“‘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我，……我们自己并不是没有问题，历史上的已经作了结论，现在的还没作结论。老干部进城，薪水高了，房子住得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朱和平：《我和爷爷朱德在一起的日子》，载广州《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

    朱德对“文革”的理解是积极的。问题是，谁愿意放弃权力地位和舒服生活？群众基于平等理想起来造反，“走资派”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斗争激烈，毛希望“群众运动”能够让官僚队伍焕然一新，但“群众”并无决定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命运的权利，“文革”既有造反派与官僚的斗争、更是官僚之间的斗争，打倒不打倒、打倒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由“上级”决定的，最后的“上面”就是毛泽东。所以“文革”并没有把一些领导干部的官气、“修正主义”革掉，他们学到的只是如何“保持晚节”、亦步亦趋地紧跟毛泽东。

    这里的问题是，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其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只能出之以乱批乱斗，革命的纯洁性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然而，打倒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新世界遥遥无期，现实人间却动乱不已，空前的社会改造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所以“文革”不可能成功。而且，“大乱”一起就有其内在动力。“夺权”而不受处罚，当然美妙无比。造反派组织派系林立，谁都想取得权力，文斗不行就武斗，直至动刀动枪地开打，举国一片血腥。毛于1967年1月21日发出部队“支左”的号令，而军队的介入实际上又加剧了混乱，这不但因为谁左谁右极难判断，而且毛的决策也有反复。比如毛批准于1967年初下达“军委八条”，各地支左部队大多据此而支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劳动模范多的、比较遵守纪律的、拥护军队的“保守派”，打击、镇压造反派。3月底，鉴于所谓“二月逆流”和青海“赵永夫事件”，毛又改变部署，转而支持各地造反派，下发削弱军方威权的《军委十条》。这一反复不但给对立的两派群众火上加油，而且使一些支左部队深陷于派性冲突之中。这一混乱的顶峰就是武汉“七二O事件”：武汉军区因支持大派“百万雄师”、反对激进派“工总”而被毛和中央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当毛亲赴武汉解决问题时，“百万雄师”揪打了中央“文革”的王力，游行队伍逼进毛在武汉的住所，以至于毛不得不在21日凌晨2点离汉到沪。这是他1958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也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被迫离开一地。

    1967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毛泽东也有失控的感觉。他不再期待“全面开展内战”，不再号召“向党进攻”，而是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围剿派性”等，还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学校控制造反派（这其实是重复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直到给“走资派”落实政策、重建党/政权威，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地富反坏右叛徒等“阶级敌人”而不是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文革”实际上又回到传统的运动格式之中。虽然距离“安定团结”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文革”动力已竭，“天下大乱”仍然讲，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本文明天将继续刊出最后部分《毛泽东的三个生日：82岁生日与晚年心境》，敬请关注。）

    ◎单世联，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