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芜湖镜湖区电话:一个资深教师对中国教育的深度看法

 古斯塔夫.勒庞（1841年—1931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在他的著作《乌合之众》里，对当时的法国教育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特别是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有一种教育是害人的教育
　　勒庞说：“在当代，人们普遍认为，教育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变一个人，教育会使人们彼此之间变得更平等。”但“许多哲学家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会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害处就远远大于好处。”
　　或许勒庞的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但是他却为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提了一个醒：那就是不是所有的教育都必然是善的，至少存在着某种“恶”的教育的可能。这种“恶”的教育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功利上都是有害的，毒害儿童、戕害社会。因而我们在强调重视教育、发展教育，鼓吹教育兴国的同时，必须警醒不是所有的教育都能兴国利民。误人子弟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教师的懈怠与无能时，当一种本质有害的教育被坚决而认真地实施时，危害更大。
　　“应试”教育的根本错误在于脱离现实
　　接着勒庞指出了当时法国教育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了一个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上，即通过努力学习教科书的知识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智力。”“由于采用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地强化许多手册上的知识。一个年轻人从上小学直到离开大学，就只能抱着书本死记硬背，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就没有用武之地。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受教育就是服从和背书。”
　　“一个人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他靠的不仅仅是智力，更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是我们从书本里学不到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是长时间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刻意的人为训练，机械式的填鸭式教学以及沉重的课业负担，漠视时代的不断发展、漠视年轻人很快就要面对的现实世界、漠视年轻人必须学会适应的社会，……漠视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具备的丰富常识和意志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教育革命的对象指向“应试”是找错了对手，或者说将当前教育的落后性定性为“应试教育”是没有抓住要害。当前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不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需要，不能适应个人发展对教育环境的新要求。而这种不适应的根源就在于教育脱离了社会实际、脱离了生活实践。从表面看起来，这些问题表现在考试对整个教育行为的扭曲和异化，但这仅仅是一种表征而已。
　　以片面的考试成绩为追求目标、课业负担过重只是教育病态的外部症状，而不是根源。以简单消除症状为目标的治疗方案都只能治标不治本。取消考试就可以医治旧教育的弊端了吗?小学升初中没有任何升学压力了，可这种脱离社会现实和生活实际的毫无生命力的教育在小学丝毫没有扭转。何况考试作为教育的评价手段之一应当有其存在的价值，在考试中取得好的好成绩也应当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所当然的追求。难道不在乎考试成绩的教育才是良性的教育吗？
　　同样的，简单地减轻课业负担也是值得考虑的，所谓的快乐教育有时只能是教育的娱乐化。毋庸置疑，在社会现实中任何成绩的取得，不论是在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发展进步领域，都离不开大量的枯燥的艰苦的劳动。学习的快乐是建立在探究欲望的满足和自我发展的实现上，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在轻松消遣上。减轻课业负担的关键在于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上，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发展课题上。如果我们的教育的内涵没有改变，还只是用在背诵记忆语言条目、公式定理、标准答案上，即使课业负担再轻也无助于教育革新目标的实现。这种课业负担的减轻只能表现为教育的荒废和民众的不满。

　　应试教育与“愤青”的大量出现
　　对于应试教育的危害，勒庞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以书本和考试为主的教育只能培养出心怀不满和缺乏生存能力的人”。“它使服从它的人及其厌恶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非常想逃之夭夭。应试教育的结果便是，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也不想再做农民……这种制度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只是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
　　“虽然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到政府部门工作。所以，那些没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职位的人就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可以说，掌握一些排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对于勒庞的上述观点，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一、勒庞把这种坏的教育看成一种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用书本和考试培养出来的人只适合到一种地方工作，这种地方可以脱离现实，不解决实际问题，只要用语法和词句来应付问题。那显然就是旧体制中的官僚，坐机关、下命令，开大会、讲空话。通过获取文凭，从而获取进入官僚体制的敲门砖，是应试教育的利益驱动机制和生命力所在。
　　二、社会变革必然要求教育变革。当社会转型，现代社会逐渐从身份等级社会向职业契约社会发展时，大量的只有文凭而没有实际生活本领的人将被淘汰。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后备官僚不适应社会发展了，社会需要技术熟练的工人、能开拓市场的推销员、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等等，而这就需要教育为之发生变革了。
　　三、旧教育会成社会发展的阻力、甚至是破坏力。如果旧教育在强大的惯性中继续发展，大量的只有空洞的书本知识的人被培养出来，而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的文凭只能是一张废纸。这些被社会现实淘汰的人就可能因为心怀不满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
　　勒庞恰好生活在法国的大革命时期，或许他独特的视角来自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但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好的教育应当顺应社会的发展、立足于社会实践
　　“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所需要的是以经验为主导的专业教育，因为只有经验才是人们最好的老师，只有它能够证明，必须废除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它能劝导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
　　“经验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使一个年轻人的经验得到成长，他必须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
　　也许勒庞的观点有些偏激和理想化，但我们可以从中读到好的教育本质特征：适应社会现实、立足社会实践。为此，我们可以认清教育改革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方向，那就是接受社会发展的检验，面向社会和生活实际，为社会发展提供所客观需要的人，为受教育的人提供必需的社会本领。好的教育必须是开放的，必须是有利于增进个人与社会福祉的，必须是源于经验的。封闭的、僵化的的教育必然会落后于社会前进的脚步，最终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一句话，把有毒的教育清除出去，让健康教育建立起来。



　　第一篇 异化的教育价值观
　　学开车与拿驾照
　　课余时间，两位同事说起了考驾照的事。一位同事显摆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到了驾照——有路子好办事。但另一位同事接着马上讽刺他说，有驾照但不开车，因为技术不过关，从来不敢上路，引起了一阵哄笑。
　　据我所知，培训驾驶员的地方叫驾校，既然是学校那当然也是搞教育的。报名驾校的人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拿驾照——驾驶车辆的合法准入资格，当然同时还得学会开车。
　　我这里想提一个问题，假设有两家驾校：A校承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帮你通过考试，顺利拿到驾照，但不保证技术过硬；B校则以要求严、训练紧著称，保证你学到高水平的驾驶技术，但所用时间却比前一所学校长。你会选择那一家？
　　不同的选择反映的是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选择前一所驾校的人，看重的是通过考试——获取进入一个领域的资格与权利；选择后一所驾校的人，关注的是学习的质量——学到真正的驾驶技术。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也同样地表现在我们的其他教育领域。大家习惯地把前一种教育称为应试教育，把后一种称为素质教育，还习惯地把它们对立起来。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这两种教育在许多方面并不矛盾，甚至在逻辑上是统一的：技术过硬当然能够顺利拿到驾照，拿到驾照当然意味着技术过关。单纯从概念上对比，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我们同样也看不出二者的对立来，为考试进行的教育同样可以注重素质的培养，推行素质教育为什么就不能强调考试成绩呢？

　　两种教育价值取向是怎样分裂的
　　看来，在现实的社会中有某些复杂的力量在左右着教育的发展，使得教育本来完整统一的价值目标被割裂了。
　　首先应该说明，我们举的例子很特别，驾校进行的是一种单一的技能培训，它的实践性很强。一般来说，通过考试就意味着具有了能够开车的实际本领。即使一个人通过某些办法取得了驾照，但不会开车并不能够使他获得实际的利益。
　　但在普通教育领域里就不同了，比如一个人通过大量的背诵条目、定理这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又经过了充足的习题训练，他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书面考试获取一纸文凭，而这份文凭又代表着特定的社会身份与利益。这种局面就可能导致通过考试与提高素质的分裂，因为这种考试只能片面地检验学生的某些能力——主要是记忆再现理论知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社会实践中往往是没有多少实际价值的。
　　让我们假设驾驶员考试如果只考查理论课目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前面我们所说的情况：一个能够在驾驶理论中考取高分的人却根本开不了车。只是为了尽快取得驾照的人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真的学会了开车。
　　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的教育中太普遍了，比如我们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外语，而我们都知道学习外语的根本目的在于掌握一门语言，而语言就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工具。但实际情况是一个学生经过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总共九年的学习，能够实际运用这个工具与人熟练交流的人寥寥无几。原因不在于我们的学生笨或者外语教师不努力，而在于我们不是教给学生如何使用外语而是训练学生如何通过外语考试，如何会做完形填空、阅读理解和作文模板。至于大学生则还要继续学习四年，直到被强制通过四级考试为止，此后他们当中大约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基本上再在工作生活实际中不会用到自己所学过的外语知识。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这是一个只要驾照不要驾驶技术的典型例子。

　　考试是如何异化教育的
　　为什么出现这种荒唐的事情？让我们接着前面驾校的故事来说，假如真的有一家驾校，只管考驾照不管教会开车的话，会不会生意可做呢？不要简单地做出否定性的回答。那得看是不是有人只想要驾照而不在乎是否学会了开车的技术。
　　假如有一家公司，它在招聘员工时要求必须有驾照——并不一定能开车，而且这家公司的员工一旦聘任就是终身制的。只要有人提供了驾照原件并且不是假证件，就可以应聘，否则免谈——即使你是一个驾驶高手也不行。这无疑就会滋生驾照的需求市场，从而提升驾照的价值。这样的话，社会上必然会对驾校A趋之若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那些真正传授驾驶技术的驾校反而会被淘汰，招不到学生，只好倒闭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社会需求是如何将考试这一教育评价手段提升为教育目的从而扭曲教育的了。
　　再来看社会现实，我们的用人机制，尤其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选人、用人时主要看的就是一张文凭，而不管这张文凭背后体现了多少实际能力。浏览一下各地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的简章，无不要求第一学历本科以上，甚至硕士以上。即使你可能真的具备了胜任那个职位的所有素质，但没有驾照，就只能被拒之门外了。
　　文凭代表了一种身份、一种准入资格，一种社会资源的占有资格。而一旦进入这些领域，占据了这样的地位，哪怕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不能胜任，也无法辞退，即使退休了仍可以享受较高的福利。这张文凭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宝贝，一旦拥有，一生无忧啊！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各个城市街头巷尾都贴满了办证的野广告了，甚至连腰缠万贯的打工皇帝也非得从国外买一张野鸡大学的洋文凭来装点门面。

　　身份等级社会的残余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仍是一个身份等级社会：整个社会被划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三种身份，而且每种身份形成的等级是相对封闭的，不同身份的人享有不同的福利待遇，尤其是农民与工人、干部之间的划分是十分严格的。这种划分还有户籍制度从法律上加以确定。
　　城镇居民的子女没有工作的叫待业青年，工厂招工只从他们当中录用。农民的子女只能是青年农民。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干部的跨越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考试，获取文凭。
　　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应该还记得，入学的同时户籍也随之发生迁移，这就意味着一种身份的转变，永远地跳出了农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你无法阻止千千万万渴望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变出身命运的人去挤高考那条独木桥。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有一所学校说，我可以让你全面发展，但却不能给你一张文凭，它的命运可想而知。
　　前不久从电视中看到一则新闻，某报社记者参与查处一个非法举办的小学“奥数补习班”，却遭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辱骂和阻挠，一个满脸蔑视的女孩甚至向记者吐口水。这让记者感到出乎意料，她本以为自己是来解放这些孩子的，没想到却被当成了迫害者。孩子和家长的想法是朴素的：你不让我们上补习班，我们就不能升入重点中学，不能升入重点中学就考不上好大学，就无法过上好日子。谁不让我们过好日子，谁就是坏人！
　　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要想让家长和学生们放弃对应试教育的迷恋，唤醒他们对素质教育的认同，最好的办法是提供一个机会平等、自由开放、鼓励竞争的社会环境。

　　第二篇 校长的乌纱帽
　　 不同级别的校长
　　张校长、李校长和王校长是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在一次省教育厅召集的会议上相遇了。同学相遇，倍感亲切，三人决定晚上聚一聚，共叙同窗情谊。他们当中年级最小的王校长抢着安排了当晚的聚会，当年的张校长、李校长分别是班里的班长和团支书，年龄又大两岁，也就坦然接受了。
　　别看都是中学校长，可三个人的境遇却是有相当大的差别：张校长是一所贫穷乡镇的中学校长，论行政级别属于股级干部，学校经费常常入不敷出，干的是个穷差事；李校长是某县一中的校长，级别属于副处级，待遇不低，出入有专车，学校里人事财务一个人说了算；最厉害的是王校长，是一所地级市市一中的校长，行政级别是正处级，学校是省重点，地方名校，在当地牛的厉害。
　　当晚，王校长一声吩咐，随行的办公室主任就做好了全套安排，吃、喝、洗、唱一条龙。当年的小师弟——王校长自然是风光无限，而曾经的班长张校长则有点自惭形秽，人家的跟班都比自己的级别高（市一中的办公室主任是正科级）。哎！都是校长，这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尽管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事业单位，但在行政化管理的教育体制下，每个校长头上都有一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小到副股级的小学校长，大到部级的大学校长，他们往往不是以一个首席教育者或教育家的面目出现在师生员工面前，而是以代表某种行政权威的官员身份高高在上。
　　对于每个校长来说，学校就是自己的辖区，学校里的人事、财务、教学等等都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对于学校里的教师员工来说，校长决定着每个人的荣誉得失、职称晋升、绩效工资等大事小情，掌握着每个人的前途命运。在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上，是典型的校长负责制，尽管有校委会、教师代表大会等形式，但基本上都是个摆设而已。
　　这种管理体制实际上是把一个学校的发展系于校长一人的品德和能力，人们常常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就缘于此。但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不称职的校长就能败坏一所学校。假如校长的任职资格和选拔程序又无法保证的话，则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管理模式的坏处不仅仅在于容易造成个人专断和腐败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行政权力极大的扭曲了学校的教育本色。教育是科学，是按照科学规律培养人的事业；学校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组织。行政化、层级式的学校管理模式了学校应有的尊重科学、尊重个性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服从命令、追求绩效的功利环境。

　　一份教师成长路线图
　　某学校为了激励青年教师成长，为他们制定了一份职业生涯规划图：“普通教师—班主任—级部主任—学校中层—校级领导”。通过这份公开以学校文件的形式发布的教师成长路线图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行政化管理模式下的学校生态环境和官本位的价值引导。
　　不敢说所有的教师都认同这份路线图背后体现的价值序列，但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它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它主观上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教师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制造“教而优则官”的现实。不论你的教学多么优秀，如果你没有捞上一官半职，那往往意味着你的失败。教师的关注点不再是研究教学和教育规律，而变成了研究校长的偏好和琢磨获取升迁的路线图。育人即使被关注，也不再是目标，而是获取升迁的手段。
　　在这种环境下，学校公然被异化为官场，权力崇拜、等级森严。整个学校以校长的权力为中心运作，教师也以谋求权力和升迁来体现自我的成功。学生的成长和科学育人被挤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教师的个性育人没有了应有的空间。一个教师的成就不是体现在他的育人成功和教学水平上，而体现他在学校层级结构中的地位上。一线教学的普通教师处在这个结构的最底层，他们没有教学的自主权也没有参与学校管理话语权。脱离教学一线的管理们者高高在上，他们按等级瓜分了学校里的利益和荣誉。
　　如果可能，大家不妨统计一下每年各省表彰的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单，普通的一线教师的比例往往低的惊人。因为在过学校推荐这一关时，多数普通一线教师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有些学校老师们甚至根本连评选通知都不曾知道。同样地，各种外出培训、考查学习的机会也同样被大大小小的头目们按级别瓜分了。以校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层掌控着一个学校里的全部利益分配格局，那就那怪教师们崇拜并追求权力了。

　　学校里难得看到的校长
　　在一些规模大的学校里，普通老师一年到头难得见几回校长，有的校长都认不全自己的部下。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校长在偷懒，其实他们很忙，只不过不是在学校里忙而已。
　　一个美国的基础教育考察团来我国访问，在参观一所中学时，我方校长热情地给客人介绍他的“班子”成员：这是业务校长，负责学校的教学管理；这是后勤校长，负责财务后勤工作；那位是行政校长，负责人事行政管理……”一位美国校长好奇地问：“这些工作都有人负责了，那么请问校长先生您在干些什么？”负责翻译的外语教师十分为难，迟迟不敢翻译。
　　刚才的那个问题，即使翻译过来，中国校长也不好回答，回答了美国校长也不好理解。因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管理体制下工作的美国校长很难理解中国同行的苦衷。这些什么也不具体负责的中国校长们也很累，他们经常为自己鸣冤叫屈：当校长不容易呀！校长在忙更重要的事情：跑关系。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学校的内部管理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我们就能理解校长权力不过是整个行政权力在学校的延伸和反映。校长在学校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旦出了学校，他马上就陷入了各种外部权力的制约当中。不但是上级行政主管——教育局的领导可以干涉学校的工作，就是一些看似不相干的权力部门都可以伸腿“办”你一下。比如，财政局控制着经费拨付，自然惹不起。曾经听说过一个段子：一位校长在陪财政局一位科长吃饭时，科长大人刁难说，你喝一杯白酒，我就给你加拨10万元经费。校长以慷慨赴死的态度连干5杯，当即被送进了医院，这种牺牲精神被传为美谈。还有其他的什么审计、物价、消防、公安、驻地的居委会等等七姑八大姨的，那一方侍候不好，都可能带来麻烦。
　　一个能干的校长，基本上是成天地不着家的，他需要去协调关系、争取资金和政策、迎来送往。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一位官员，而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经常听到鼓吹“教育家”办学的议论，我很担心在教育的管理体制和办学环境没有相应改善的前提下，一个教育家能否办好学校。

　　去行政化有多难
　　用行政模式管理业务部门，比如会带来错位和扭曲。正如卫生部领导去操刀上手术台一样，一位官僚哪怕是一个能员去管理学校难免也要出问题。用行政思维去看的教学育人工作，难免就会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所谓的政绩和效率，做出许多违背教育规律事来。但发生在学校里的问题，根源却不一定在学校内部。学校管理的去行政化绝非摘掉校长的乌纱帽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两个实例：
　　几年前，某地在全国率先掀起基础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曾广受赞誉。该市取消了全市范围内所有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推行校长职级制。从表面上看，这一尝试很有意义，推行校长的职业化，彻底脱离行政圈子应该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几年过去了，这项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呢？从学校内部来说，校长的权力丝毫没有减弱，依然没有得到制约，学校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没有得到落实，没了行政级别的校长仍然是学校里的唯一权威，他的意志仍然决定着学校的发展和内部利益分配。从外部来看，革去了乌纱帽的校长们更没有与主管领导讨价还价的资格，行政权力对学校的干涉也丝毫没有降低，甚至变本加厉。一场看似根本的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掩人耳目罢了，学校里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生态环境不可能有什么改变。而失去了行政级别的校长们却外部环境中觉得没了地位和面子，他们的积极性还受到了打击。
　　再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案例。从2007年就开始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就打出了“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旗，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经过历时一年的全球遴选之后担当校长职务。朱清时是中科院院士，也是一名力主教育改革的个性校长，在他主持下的中国科技大是2001年来全国唯一没有进行扩招的知名高校，他本人对高校的行政化也是深恶痛绝。一时间，南方科技大学的出现给了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期待。然而在经过了一次次的抗争和妥协之后，我们无奈地看到南方科技大学不得不回归到体制的怀抱内。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整个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环境下，去行政化的学校如何举步维艰。
　　我们不妨再来对照一个来自英国的例子，体会一下中外教育体制的差别。这是朱清时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的一个故事：
　　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3人教授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概10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就认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要。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一个。英国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布莱尔也去。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而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也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还是没有收这个学生。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绝对没有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何况还有政治因素。”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规律去办到最好。难怪牛津大学现在还是世界一流。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牛津的“牛气”是以英国整个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为保障的。英国的政府同样会有干涉教育的冲动，只是在制度约束下没有强制学校的条件而已。可以预言，没有政事分开的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顶层设计和依法办学的社会环境支持，想清除官僚体制对学校的影响，简直不可想象。

　　第三篇 恼人的职称
　　 青年教师的抱怨
　　每到学校发放工资和福利的时候，小王老师总是感到十分郁闷：他干的活在同一学科教师中最多、成绩也不错，可所得的报酬却是最低的一个。作为刚参加工作三年的新教师，他担任了三个班的数学课（替一个请病假的老师代一个班），还是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由于踏实肯干、善于钻研，他在班级管理和教学成绩方面比许多老教师做的还要好。但是由于他是初级职称，所以每月的工资要比那些高级职称的老师低了许多。
　　随着对学校情况的不断熟悉，小王还发现了更多让他感到不合理的地方：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实验管理员大多数都是具有高级职称的老师在担任，甚至后勤的一位仓库管理员也有高级职称。这一点也不奇怪，许多一线老师在熬了多年评上高级职称以后，就不愿再继续呆在辛苦的教学岗位上了，领导没有办法只得安排他们去享清福去了。
　　渐渐地，小王的心理有些不平衡了。其实这怪不得领导，也无法去谴责哪些老教师们，在这种论职排辈的分配体制下，大家都没办法。哪些老教师也是从小王这个阶段熬出来的，这成了一种畸形的公平。
　　企业收入分配改革30多年了，在教育领域里老师们吃的依然是雷打不动的大锅饭。收入分配不与你的劳动贡献挂钩，而是与代表身份等级的职称联系：一个工作再轻松、再平庸的高级教师的收入也远远高于一个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的初级教师。没有办法，熬着吧！

　　白热化的职称大战
　　除了少数有幸进入学校管理层的教师干部以外，职称晋升就成了其他教师最大的现实利益。每年到了职称晋升评比的时刻，就成了学校里人际关系最微妙、最紧张的时刻。评上的欢喜不尽，终于松了一口气，再也不用拼命地“表现”自己和挖空心思地“斗争”了。没评上的垂头丧气、满腹怨言，也有那些屡屡失败，不再抱有幻想的老师开始破罐子破摔了。
　　围绕着职称进行的利益争夺也滋生了许多“有趣”的现象：
　　一是火热的优质课评选。各地为保证优秀教师在职称晋升当中脱颖而出，都有一些加分项目，不同级别的优质课获奖时重要内容。为了争取加分，老师们为争取各种优质课参评资格请客送礼，为了优质课“表演”成功而不惜弄虚作假。本来旨在激励老师提高教学水平的评选活动，在功利面前被严重扭曲了。以至于不少老师在强烈呼吁停止各类优质课评选活动，其实罪不在优质课，而在其幕后的推手。
　　二是花钱发论文。为了争取到论文加分项目，老师们写不出高质量论文的只好花钱找枪手，或者直接去买论文。这倒给一些人提供了一个生财之道，论文根据发表刊物的级别和字数论价，真是天下奇观。
　　三是课题满天飞。现在流行的是做研究型教师，主持和参与课题研究也是重要的加分项目了。大家又纷纷掉头杀向了科研大军，一时间各种教育科研课题横飞。一些学校提出的口号就是“人人有课题”，而天知道这些课题到底有多少科研价值和实际效果。几乎没人当真，只有有手段拿到课题、通过验收即可得分。等验收专家一走，加分到手以后就万事大吉了。
　　本来严肃认真的教育科研在利益驱使下，颜面尽失、尊严无存，真是可笑、可叹又可悲啊！
　　在职称大战中被扭曲不仅是这些教学科研活动，还有那些可怜的教师们。
　　为了防止申报材料作假（真的有人弄些假荣誉、假论文来蒙混过关），学校不得不推行公示、检举措施。不少老师为了这个不得不撕破脸皮，有的多年好友为此反目成仇，许多温文尔雅的老师也被逼得露出爪牙，真是斯文扫地啊！
　　为了能顺利通过学校推荐，老师更是挖苦心思，各显神通。为了事先获知评委名单、拉选票不得不去讨好领导，不得不去行一些苟且之事。也有的发狠耍横，骂街闹事，可谓丑态百出。
　　 真是如某位领导人说过的一句话：“好的制度能让坏人无法作恶，坏的制度让好人无法做人。”被制度扭曲了的人，反过来进一步推波助澜、加剧了这种扭曲的力量。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如果不能被迫适应或变得麻木不仁，恐怕迟早要被逼疯。

　　没有名分的教师
　　想到自己将来也有卷入这场残酷的职称大战当中，小王觉得有点不寒而栗。可在学校里还有一部分人羡慕小王能有资格参与这场鏖战呢？比如那个小李，她大学毕业都两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恰好这所学校急缺一名临时代课的语文教师，就在熟人的介绍下来了。小李与小王不同，小李没有编制，她的工资是学校支付的，还不得小王的一半。许多代课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并不差，但他们由于没有一个人事局承认的身份，不能享受正式的教师待遇，是一群没有名份的教师。
　　 这反映出当前教育管理体制中另一个问题，资格管理与身份管理并存的混乱局面。也推进教师的职业化，必须贯彻教师的资格认证和聘任制度。一方面对社会敞开进入教室队伍的大门，任何具备教师执业水平和愿意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可以进来。另一方面也要敞开出口，任何经过考察不胜任教师工作的人都应该退出这个队伍。这一进一出，才能保持教师队伍的质量和活力，让愿意从事教学和能够从事教学的人留在学校里。然而，这个看似合理又简单的制度在目前的中国却无法落实。
　　现在是出口逐渐放开，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也在推行，但出口却迟迟无法敞开。因为长期依赖教师队伍的身份管理形成了巨大历史遗留问题，除非违法乱纪，否则谁也不能开除一个在编教师。这样一来，所谓的教师全员聘任制就无法落实，在编教师几乎不存在解聘和辞退的问题，解聘就等于开除。
　　这种局面下，当前的教师队伍成了某些人逃避改革触动的避风港。许多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又不愿承担在企业工作高压力的人就通过各种灰色渠道进入了教室队伍，毕竟吃得是旱涝保收的财政饭。尤其是在城市里，很多学校几乎拥有与一线教学人员人数相当的后勤行政人员，如档案管理员、保管员、教务员、财务员等等各种名目，他们享受着教师待遇，但却不能够从事教学。他们的来源五花八门，但都有某个强大的后台。
　　小李这样的人，从事着教学工作，是教师，却没有教师身份；而在现有的教师队伍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拥有教师身份，去不从事教学。那些潜伏在教师队伍里的人，不仅享受了国家财政资源，更重要的是挤占了教师编制，夸大了学校的师生比，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比如说小李所在的学校，人事局根据有关规定任务该单位编制已满，但实际上这所学校里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都是非教学的行政后勤人员，这就形成了教师编制充足但缺教师的情况。
　　有的人教学但不是教师，有的人是教师但从不教学，有的学校不缺教师但缺教学的人，奇哉怪也！

　　第三篇 脱离实际的课程
　　我们的老师在教什么？
　　这是一节中学的思想品德课，一位老师正在教给学生“如何调节情绪”，他让学生通过一个故事看一看他人是如何调节情绪的，然后总结出什么“转移注意力”、“理智调控”、“自我暗示”等方法，接着是最重要的工作——让全体学生把这些方法背下来！为什么？因为将来考试的时候只有准确地在合适的地方写出这些句子才能得分，才能考出成绩来。至于学生是否真的学会了调控自己的情绪，倒不是老师所关心的。当然，其他的问题也大概如此，学“孝敬父母”，重要的是背会“为什么要孝敬父母？”、“怎样孝敬父母？”；学热爱祖国，就去背会“爱国的表现有哪些？”……
　　本来以培养学生的良好心理品质、道德品质的一门课程现在变成了概念、条目的记忆，这就好比是不让病人去吃药，而让病人去被药方一样地荒唐。假如，这就觉得这种教学实在荒谬，你要按自己的理解和课程标准的规定去实施教学，尽管你的学生提高了心理素质和道德水平，但却不能答出将来试卷上的试题，那你就惨了！校长会立马请你喝茶，希望你尽快提高教学质量。
　　其他的学科也大概如此，我们的教师不论教语文、数学还是教英语、物理、化学，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件事：教会学生做题，或者再直接一点是教给学生考试。校长眼里的教学质量实际就是指的考试分数。在社会上，多数家长也习惯于用成绩来评价老师。一次在学校门口听到两个家长在评价老师，其中一个断然地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优秀、名师，能把俺孩子成绩提上去的就是好老师，否则就是坏老师。
　　片面追求考试成绩的社会根源在于身份等级社会的残余和文凭社会的现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而教育管理者们习惯于用成绩来评价老师还出于自己的惰性，正如用八股文取士一样。
　　多年的教学经历告诉我，应试教育最大的危害不是课业负担沉重，而是脱离了现实，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学生经过了十几年的辛苦，只是记忆了一堆空洞的教条、公式，演算了无数的习题，而他们将来要在生活工作实际中所需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却没有得到培养。
　　几年前，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某地与德国一家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办学，我们负责硬件建设，德国方面提供培训指导。当我方按照常规完成了基础建设以后，请来德国人参观。食堂、宿舍、教室都一一看过了，德国人提出要到车间去看看，我方感到有些意外：学校干嘛要车间？当得知没有车间时，德国人也觉得意外：没有车间怎能培养技工呢？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之间的误会，其中的差异耐人寻味。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让学生觉得无用？读书无用论为什么大有市场？因为脱离现实的、空洞的说教和灌输的确用处不大，除了换取一张文凭以改变身份以外。尤其是社会环境已经在发生变化，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文凭不能换来期待中的生活时，学生怎能不产生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呢？

　　外国教育是瞎胡闹吗？
　　一位在美国从事了两年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回来后，给大家介绍了她参加的一次课堂活动。小学五年级的一个班举行了一次“夏威夷风情”餐厅活动，邀请老师们参加。从布置餐厅、制作菜谱、发出邀请，到准备食物、接待客人、上菜结账所有环节都是由一帮10岁左右的孩子独立完成。从这位老师提供的图片来看，整个活动搞的像模像样，很有些味道。
　　我们的老师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小孩子瞎胡闹罢了。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是一种教育，一种真的教育。的确，学生们可能没有学会演算习题、也没有记住几条定理，但他们调查夏威夷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不是学习吗？组织合作、待人接物不是学习吗？制作点心、结账找零不是学习吗？
　　至于说数学、语言、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的确需要继承和训练，但是对于大多人来说他们需要的可能只是一般的常识就可以了。回想一下我们学过的那些所谓的知识：物理定律、化学方程式、函数曲线、解方程包括英语单词，除了从事相关专业的人以外，到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起到了多少作用呢？反过来，我们在实际生活所需要的独立思考、待人处事的能力，开拓创造、竞争拼搏的精神又在学校里得到了多少锻炼呢？
　　从为学生的生活确实负责的角度来看，到底是谁在瞎胡闹？
　　当然，我从不以为，事实也证明了，简单地照搬某些国外的课程和教学模式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新一轮课改我们多少有点邯郸学步的味道，结果遭遇到中国本土的抵制而陷入尴尬局面。但通过对比，我们却可以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现在的问题正如有人提出的一个比喻：我们都坐在一列高速前进的火车上，即使你发现了方向不对，但谁也不敢贸然跳车。谁先挑谁会死得很难看。
　　一位被领导和同事们当做另类的中文教授尝试进行了一次考试评价革新，他打算改变学校以往以标准题库考试的做法，允许学生自己选题，写一篇有自己独立见解的论文作为结业考试。学校教务处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伙又要胡折腾了！教授固执己见，按自己的想法实施了，结果他非常满意。学生的选题丰富多彩，有一个学生甚至提交了一篇上万字的文章，写的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自己祖父讲过的许多民间故事。然而，教务处却拒绝承认教授自己的评价结果，理由是没有经过学校批准，而且无法保证结果的公平。学生要被迫重新参加学校组织的统一考试，教授陷入尴尬局面。这还是在一所没有升学压力的高校，如果是在基础教育领域，这种探索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
　　当荒谬成为常态时，往往意味着荒谬是合理的。在这个问题上，是最令那些还有些许理性的教师们感到困惑和苦恼的。

　　假如乔布斯生在中国
　　不久前，美国“苹果教主”乔布斯宣布辞职，吸引了全球苹果迷们的眼球。这个特立独行的天才人物用自己的智慧和奋斗写就了一篇神话——一个典型的美国神话。他在200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我至今印象深刻，他对内心信念的坚持令我无比钦佩。但是我觉得，他的成功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还是美国社会的包容性文化的成功。我在想，假如乔布斯出生在中国，他会是怎样一番境遇呢？
　　且不说私生子的身份会让他在大众面前抬不起头来，就是在我们的学校里也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这样一个另类学生。要么他被我们负责任的德育处老师成功的转化，从此走上循规蹈矩的人生道路，要么被列入冥顽不化的双差生打入另册，说不定还会因为结交不良少年而深陷囹圄。因为我们的课程和教育是以标准化为目标的，你没见许多模范学校连学生的发型都有严格的规范。就在前天我还看到一所学校规定了男女生之间交谈的距离不低于60厘米，并且还要在他人能见的范围内。即使是在课堂上，我们也是要求学生的思维必须要与标准答案一致，标新立异就意味着胡闹，要被扣分的。
　　这种教育理念怎么看都带有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影子，把孩子们往既定的标准模式中套，教育成了一种削尖磨棱的打磨。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理想，他老人家都懂得人是具有差异的。而正是人的差异性才才形成了社会的丰富多彩，才有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而如今我们却非得把每一个学生都要往同一条道路上推，而这条道路的终点又在哪里呢？好像没人认真思考过，反正都得读书、考大学。
　　辍学？那肯定是坏孩子！就是考技工学校、职业学校也是不思进取的二流学生的无奈选择。我解释不清这种对大学的狂热和对职业学校的歧视究竟来自于哪里，但在多数家长来说，他们几乎都有类似的价值取向。是对官僚阶层的崇拜和高人一等的向往？还是在我们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深深地蔑视？“看看，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你就会像他们一样。”城里的父母指着那些清洁工、小商贩等普通劳动者这样来警告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别在想我这样一辈子了。”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这样激励自己的孩子。
　　如果把教育看成一种服务的话，从它的顾客那里就种下的急功近利的基因。如果不论哪种劳动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体面，每个人都真实的享有人格的平等和尊严，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就不必背负起光宗耀祖的负担，培养普通人而不是人上人才能回归到教育应有的目标中去。
　　钱学森先生生前留下的“钱学森之问”曾经刺激了许多教育家的神经，但仅仅是痛了一下而已。把学习建立在获取功名的目标追求上，不可能真正激发起对知识本身的渴求。孩子们本能的探究欲望也逐渐被各种标准答案填满，他们不再敢有问题，也不再去质疑什么，更不敢去独立思考了。看来中国不会有乔布斯这样的坏学生，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不幸？

　　药家鑫们是怎样被培养出来的？
　　没有做过调查，但基本可以推断，德育处和团委应该是中国学校的特色机构，另外我们还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在各种官方下发的指导教育发展的文件里也反复强调德育为先。应该说我们的学校好像在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大量的文章。但整个社会却普遍感到学生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品质在不断下滑，一些恶性事件、甚至是丑闻在中学生当中不时发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应该指出，青少年道德素质的下滑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分别开的，学校教育并不应承担全部的责任。个别学生群体中暴露出来的暴力倾向、肆意践踏他人尊严、羞耻感的缺位不过是社会风气在校园里的反映罢了。但在我们认为是好学生身上反映出的问题，就值得考虑了。比如像前不久引起全社会关注的药家鑫案，与我原来想象不同的是，药家鑫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穷凶极恶的坏孩子。在学校里甚至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角色，在家里也是个听话、争气的孩子。应该说药的行为的确有些反常。越是这样的反常，越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如果药一直就是性格暴戾、为人嚣张，那倒不值得深究了。
　　杀人这样极端的行为，大家都可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我们坚信自己不可能成为一名杀人犯，我想药在当晚开车出门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其实，人性中都有阴暗残忍的一面，每个人心里都可能藏着一个药家鑫，一旦在极度的压抑和强烈的刺激下，就可能暴露出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善良，也没有绝对的凶恶，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纠结着善恶两面的矛盾体。
　　反思我们的德育逻辑，往往遵循的是非善即恶的二分法，好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坏人就是从根到稍的坏。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德育，远离了生活，流于形式，局限于说教。学生一旦用那些高尚的规范来联系生活和自身实际时，往往会觉得这根本就是一种欺骗。
　　反思我们的德育课程，已经沦为单纯的为应付考试而进行的教条背诵，一个学生可以背下来“讲诚信的意义”，但在生活中可能依旧谎话连篇。
　　药家鑫本人一再表示，他一直生活的很压抑，自己多次想死。他的父亲是个退伍军人，对他十分严厉，母亲希望他能像郎朗那样功成名就、光耀门楣。我们可以看出，药的生命一直是处在压抑中的。其实何止是他一个人，在功利主导的教育体制下，所有的师生的生命都不过是用来达成某个目的的手段。从社会舆论、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我们都普遍缺乏了对那些普通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关怀，取而代之的是对成功的强烈渴望。而这种成功又被狭隘地理解为成为“人上人”，学生从各种环境获取的信息都是你只有成为高人一等的人，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当教育只去关注学生成功，而不关心学生成人的时候，必然是忽略甚至是抛弃了人文关怀的时候。既然我自己的生命都是可以换取成功的砝码，那还有谁的生命值的敬畏呢？
　　药的父亲曾经说过，药家鑫考上大学以后干家教挣钱就好像疯狂的一样，简直不要命了。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过度压抑而又狂热的生命，在他撞了人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前程、自己的幸福，而根本不会关心那个倒在车轮下的生命。相反，他不仅不会对那个人怀有负疚和同情，而是愤怒和仇恨——都是你毁坏了我的美好未来。
　　 一方面是冠冕堂皇、空洞苍白的道德说教让学生觉得可笑，他们小小年纪就开始解构、恶搞那些“伪崇高”的东西；一方面是老师和家长急功近利的庸俗引导，一个老师就曾经公开在课堂上教育学生“挣大钱、娶美女”。人格、责任、诚信……等等这些人精神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都因为不能马上兑换成物质利益而变得一钱不值了。切！道德，他妈的值几个钱，这是不少人内心深处的人生信条之一。而缺了德的教育，可真是缺德啊。

　　第五篇 无解的择校难
　　家长：不惜一切代价择名校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进入当地的名校，千方百计找到了躲在一家宾馆的校长，进入房间后就长跪不起，反复表示：自己没钱没势，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不得已出此下策。经过一番软磨硬泡之后，这位可怜的家长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一张校长签字的条子。凭着校长的这张条子，这位家长可以到学校教务处报到，然后再到财务处交一笔名目各异的“择校费”，孩子就可以入学了。
　　眼下正值全国各地中小学开学的时候，还没有拿到自己心仪的学校报到通知书的家长们，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在煎熬中四处奔走。在一些大城市，择校问题更加突出。《光明日报》2011年8月30日5版报道：北京曾经有“小升初”择校经历的家庭超过8成,为准备“小升初”平均开支达到8.7万。
　　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对北京市中小学择校情况的调查，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名校就读，不惜支付巨额的择校费，单笔平均超过2万元。就是这样，仍有许多家长抱怨“有钱没处花”，到处托关系、找门路，甚至不惜举债也要让孩子上名校。
　　其实这些为择校难而发愁的家长手里都有一张当地教育局签发的入学通知，只是那些学校在他们眼里是无法接受的劣等学校。在当前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家长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家长心里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不论是实现了上名校愿望的还是没有实现目的的，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渴望义务教育能实现均衡发展。如果每所学校都办好了，就不必再忍受这种无奈的煎熬。
　　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和各社会阶层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再加上制约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逐渐模糊，以权择校、以钱择校正成为一种公开的潜规则。

　　现实：校际差距越拉越大
　　目前，义务教育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学校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均衡，而突出表现在同一区域内的校际差距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严重损害到了教育公平，滋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很多地方，从硬件设施到师资力量，再到生源质量，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使得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差距已成鸿沟，教育公平的天平已经倾斜。
　　这种学校之间的差距是有特定的历史渊源的。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行“重点校”的政策是因为建国初期国家财政收入不足，为尽快培养人才，有限的教育经费只能集中使用。1962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选定若干所中学，集中力量切实办好。举办重点学校的政策逐步形成并正式确立了下来。
　　那些重点学校凭借客观差距，在争取政府投入、社会资金和招聘优质师资、招收优秀生源方面占据了优势，使得办学条件越来越好，进入所谓的“良性循环”。而薄弱学校则因为自身基础较差，不受家长青睐、不受政府重视，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从而进入“恶性循环”的境地。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众接受优质教育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家长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甚至政府部门对重点校的追逐越来越强烈，让重点校和非重点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名校：我们也有苦衷
　　在说起择校问题时，那些看似风光的名校校长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压力更大，方方面面的关系都不能得罪。年复一年的择校热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部分名校的规模和班额越来越大。“大班额”成为名校不堪承受之重，也给学校教育带来很多弊端。
　　一个班级七、八十名学生，一个年级十几个班，这种“巨无霸”学校在许多城市比较普遍。我国中小学教室的设计班额一般是４５人，可是现在班额六十人以上的情况很普遍，七八十人的也不稀罕，有的还超过了百人。班里学生太多，老师负担重，作业批改不过来，常常让学习好的学生帮助批写，自己的孩子经常要带同学的作业回家看，几乎成了“小老师”，老师还要求家长每天要给孩子辅导功课、检查作业、签字。 由于班里学生太多，老师只能重点关注“两头”的学生，也就是尖子生和后进生，根本顾不了大部分学生。
　　名校一般都学生多、校园小，学生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的学校每天仅放学就要半个多小时，学生做课间操要各个年级轮流。校园太小，老师为了安全，课间只让孩子在走廊上站一站，根本没有活动场所。

　　问题：越来越严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认为，近年来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本来是一项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但由于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导致的择校费用普遍存在，“使义务教育免费的意义几乎可以忽略”。相比交纳巨额的择校费来说，政府免除的相关费用对家长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同时备受争议的择校费往往以“捐资助学款”等名义征收，征收的流程是典型的“黑箱”操作，背后往往形成一个有碍教育公平的“利益集团”，是多种教育腐败滋生的温床。
　　腐败和贿赂虽然是人们所反感的，但在择校问题中更多的家长却苦于有钱花不出去。因为那些名校能接纳的学生毕竟有限，在择校问题上权力比金钱更有发言权。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级别的权力和人情被无情地折算成了择校费的价格。全免的、打五折的还是交全额？这要看打招呼的部门和人物的地位。真是有需要就有市场，在一些地方，甚至有人以半公开的形式成立了择校掮客公司，明码标价，帮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长拿到入学通知书。这算不算是一个社会进步？
　　义务教育择校问题已成为当前老百姓意见最大、实现教育公平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前不久，网上人们正在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现实表明，全国各重点高校当中来自农村等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比例逐年降低。如果我们联系一下义务教育择校问题，这就很容易理解了。对于那些无权无势的家庭来说，他们几乎无法在这场对优质、稀缺教育资源的争夺中什么希望。教育——这条保障社会阶层流动的合理通道也要被阻塞了吗？这对于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
　　上千年来，科举制度营造出来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好愿景，笼络了天下多少多读书人，也给那些寒门学子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渺茫而真切的希望。在那种等级森严的僵化体制中，这给了社会一份可贵的活力。
　　而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作为一项法定的公民权益，应该有公平的保证。这个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