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贵人：鲁迅为何要责骂恩人蔡元培(图)

　　文章摘自：《鲁迅 时代何以为生》
　　作者：陈明远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1年9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明远先生一直探讨现代文化人和知识阶层的发展史，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证20世纪文化人在各阶段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背景，核实了大量的历史素材和史实，统计归纳、比较分析了“金钱收支和生活赞用”的实际情况。借助陈明远先生独到的视角和眼光，将诸位文化名人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摆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中，并将那些已逝的日子与今天的经济时代进行对比，从多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人。这种独创性研究视角，正是《鲁迅时代何以为生》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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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蔡元培

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很微妙

以鲁迅的性格，很不易与人相处，所以他的真心朋友并不多。在鲁迅一生的朋友当中，许寿裳算是一个知己。1912年通过许寿裳推荐，鲁迅结识了同乡蔡元培。民国初年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是蔡元培任命的，在北京大学的讲席也是蔡元培聘用的。鲁迅在教育部当了14年科长，后来到南下教书，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还是处不好人事关系，跟林语堂、顾颉刚闹得不欢而散，于是带着许广平到上海，生计成了问题，他当时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说：“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这时，又是蔡元培向鲁迅伸出了救援之手。

郭沫若曾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与他在教育部一样，对浙系人才大力扶持和倚重，先是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又向鲁迅下了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鲁迅又靠着蔡元培，把老三周建人安排到了商务印书馆。

时过境迁，鲁迅与蔡元培在思想上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据《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吴海勇著，广西师范大学版)一书，1926年，蔡元培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胡适主张趋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这位“孑公”，并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样的微词和怨言，与事实不符。

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准备为鲁迅安排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听说此事后，鲁迅先是致信江绍原：“季弗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号上遂，绍兴赵家坂人。传记作家、教育家。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鲁迅认识，成为终身挚友，1937年与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不久编译馆裁撤后并入教育厅管辖，转往台湾大学任教，常批评国民党派所主导的法西斯教育改革。1948年2月18 日，许寿裳于台大宿舍被害身亡。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

又十天之后，确实的消息还没有盼来，鲁迅致信江绍原说：“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这段话恐怕是言不由衷，故作清高之态。

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而且指斥蔡公“无聊”。

此事又拖了一个月，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所以称“太史”。

到了12月，鲁迅直接向蔡公写信，他借为昔日的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机会，巧妙地表达了自己葵藿向阳之意。终于，12月8日，聘书来了。

蔡元培通过大学院照顾鲁迅

到头来还是由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于1927年12月主动给鲁迅送来一个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圆干薪的特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又称特约著述员)。

一年之后，这个饭碗又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

蔡元培曾在他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过：“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述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收在《自传之一章》书中)

这个“特约著述员”，在商务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它的自1927年12月起至1948年1月止的20多年中共有124人的名单，称作“专门人员”中的“特约编辑”。其第一批，是五个人，即吴稚晖、李石曾、马夷初、周豫才、江绍原。都是1927年12月同时聘任的。

现在的《鲁迅书信集》中，也有三封信谈到此事，不过称作“特约撰述员”罢了：

(1)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1927年12月19日致邵文熔信)

(2)绍原经济情形，殊可虑。但前两星期(即18日，实际上只隔9天。因为18日是星期天，25日又是星期天，信是26日写的，所以这里是倒数上去的第二个星期天之意)，有一个听差(我想是蔡“公”家的人)送大学院的聘书到我这里来，也有绍原的一份，但写明是由胡适之转的。问他何时送去，他说已送去过了，胡博士说本人不在沪不收。我本想中途截取转寄，但又以为不好，终止了。后来打听季茀，他说大约已经寄杭了，星期二(十九)付邮的。莫非还未到么？倘到，则其中有一笔钱，可以过年。(1927年12月26日致章廷谦信)

(3)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1932年3月2日致许寿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