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图书馆官网: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上）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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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亦斌，1912年出生，湖北省阳新县人，18岁辍学从军，从国民党军的士兵升至少将。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淞沪、徐州、武汉、鄂西、长沙等大战役。战后在青年军复员管理处与蒋经国共事遂成至交。经蒋经国力荐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代理局长。1949年春领导了震惊东南的嘉兴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贾亦斌曾经是蒋经国的主要助手，后来毅然起义，与蒋经国彻底决裂。一个冬日暖阳的下午，我终于见到了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亲聆他讲述与蒋经国当年的私情公谊。

初识蒋经国，彼此投缘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相识很偶然，话得从1946年说起。那年，贾亦斌从国民党最高军事学府——中央陆军大学毕业，因反对内战，没去原所在部队任军参谋长，去向未定。而蒋经国刚好在组建“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机构，正是用人之际。贾亦斌3年前任师参谋长时的老上级军长彭位仁，就在蒋经国那里任副处长，他力邀贾亦斌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担任少将组长，负责第一组（管就学）工作。贾亦斌原想留在“陆大”从事研究工作，但又不好拒绝老上级的盛情邀请，于是，就接受了。但贾亦斌言明只干3个月，到时再回“陆大”从事研究工作。

“青年军”的由来是这样的：1944年，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大举进犯湘桂，威胁重庆。为抵抗日军的进攻，蒋介石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河山一寸血”，号召全国各大、中学校学生报名从军，同日寇作最后决战。并许诺胜利后复员可享受优待条件，同时颁布优待办法。当时从军人数达10万左右，并成立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罗卓英（军政部次长）任编练总监，彭位仁（73军军长）、黄维（军委会督训处副处长）为编练副监，下设9个师。青年军设有政治部，蒋经国任政治部中将主任，各师政治部主任和团督导员均由蒋经国挑选，甚至营、连政工人员，他也要亲自过问。所以有人称“青年军”为“太子军”。

政治部中将主任蒋经国

“青年军”还没来得及同日寇最后决战，日军即已投降。这就有了青年军复员管理处”，陈诚兼任处长，蒋经国、邓文仪、彭位仁为副处长。实际上由蒋经国负责。

在彭位仁的引荐下，贾亦斌成了蒋经国的直接部下，贾就这样认识了蒋经国。有一次，在听取了贾亦斌对第一组的工作汇报后，蒋经国感到满意，认为第一组的工作最难做，却做得有声有色，还当众表扬了贾亦斌。同时，贾亦斌写的《论预备干部制度》一文也先后在《曙光》和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当时，贾亦斌最先提出预备干部制度，引起了蒋经国对贾亦斌的重视。

1946年5月初，一次处务会议后，蒋经国走到贾亦斌面前，对贾亦斌说：“请你留下来，我们谈谈吧！”那时，蒋经国35岁，贾亦斌33岁，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开始，贾亦斌还有些拘束。后来，贾亦斌见他态度谦和，语气亲切，便放松下来。

贾亦斌

蒋经国开门见山地说：“你抗战勇敢，彭诚一（即彭位仁）向我介绍了很多，胡宗南大哥和第一军的朋友也都向我称赞过你。我有一问题想问你，为什么能做到如此的不怕死？”贾亦斌回答说：“其实我只做了我该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在战场上只有一个决心：宁死不当亡国奴。这个决心也是日本鬼子逼出来的。我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对我军民的残杀，这激起我极大的愤慨，我无数军民英勇抗战的光辉事迹对我是极大的激励和感染。”贾亦斌的这番话，似乎引起了他的共鸣。蒋经国心有同感地点点头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国格。我的母亲被日本的飞机炸死，我悲痛至极，只好在我母亲墓碑上写上‘以血洗血’四个大字，以表示我的哀悼和报仇的决心。看来我们抗日爱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接着他又说：“我最近看到你写的《论预备干部制度》的文章，感到有新意，请你谈谈对这个制度的认识和设想。”贾亦斌说：“我在‘陆大’就开始研究这个制度，现在也只是初步设想。我所以要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根据抗战的经验教训。抗战伤亡多，军官少，胜利复员后感到军官多，无处安排，结果到处闹事。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培养预备干部。我认为，现代战争要全国动员，真正做到官皆将，民皆兵，平战合一，文武合一，战时征文为武，平时转武为文。古代就有这样的军事思想，现代美国和土耳其培养预备干部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最后，蒋经国又问贾亦斌：“你对青年军就学问题为何如此热衷和积极工作？”贾亦斌深有体会地说：“首先是因为我担任第一组组长，主管青年军就学，我要履行职责。同时，政府有优待办法，我要积极贯彻，不能失信于民。其次是我过去饱受失学的痛苦。在‘陆大’时，看到青年学生在国破家亡的严重关头，志愿放弃学业，甚至准备牺牲性命报效国家，这种爱国精神值得尊敬。现在抗战胜利，应该让他们有读书的机会。再次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资格与资产是成正比例的，小有钱的读小学；较有钱的读中学，很有钱的读大学，甚至出国留学。而资格又与做官成正比例，学历越高，官做得也越大，这种官僚哪里懂得穷人的痛苦，哪里会做人民的公仆！所以我要努力让这些爱国青年服役后能再就学，真正做到文武合一，战时能报国，平时能为民服务。”蒋经国听了贾亦斌这段发自内心的话连连点头，拍着贾亦斌的肩说：“你这些见解，讲到我的心里去了，今后我们必定会成为长期合作的同志。”这次谈话，贾亦斌和蒋经国彼此都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蒋经国为贾亦斌主持婚礼

自从贾亦斌与蒋经国那次恳谈后，他对贾亦斌更加关心，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他还主动为贾亦斌与谭吟瑞的婚事操劳，为他们当证婚人，并负责主持他们的婚礼。

谭吟瑞还是名人之后，她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孙女儿。贾亦斌是经同事徐思贤的介绍认识她的。蒋经国知道贾亦斌要与他素来敬仰的谭嗣同烈士的后代结婚，很是高兴。本来贾亦斌准备婚事简办，并没有把举行婚礼的事告诉他。后来，蒋经国主动找到贾亦斌，在办公室当着众人面对贾亦斌说：“你们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接着又说：“这样吧，我来为你们作证婚人，你们的婚礼事宜，也一应由我们机关来筹办，不用你们自己操心了。”这话一出，简直就是命令，同事们都很热情地为他们操办婚礼而忙碌起来。

贾亦斌回忆道：婚礼那天，蒋经国、徐思贤、郑果、徐恒瀛等和青年军管理处的全体人员百余人全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蒋经国以主婚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态度亲切而又极为幽默，博得全场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我当时比较兴奋而又紧张，事隔多年，竟然怎么也回想不起他当晚讲话的内容，只是当时欢乐、热闹的情景还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像昨天一样鲜活生动。这样的婚礼，可真是别有情趣，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不容易了。

婚后，蒋经国又派了一辆吉普车将贾亦斌夫妇俩送到北碚温泉度蜜月。第二天，重庆的《大公报》、《和平日报》还报道了贾亦斌结婚的事。同事们都认为，贾亦斌的婚礼得到了蒋经国如此重视，是难得的荣耀，因而表现出对贾亦斌异乎寻常的尊重。贾亦斌也觉得蒋经国确实对他厚爱，也因此对蒋经国非常感激。

一个月的蜜月刚过了一星期，彭位仁就派司机接贾亦斌夫妇俩回重庆。原来，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正筹备改组工作，事务非常繁忙。贾亦斌一回重庆，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并筹建国防部。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各部，并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6月1日，国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此时亦奉命撤销，该处的三位副处长各自承担不同任务：彭位仁负责筹建国防部监察局；邓文仪负责筹建国防部新闻局（仿美国体制，后改为政工局）；蒋经国负责筹建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后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要贾亦斌帮他筹建，同时要求贾亦斌对青年军的复员工作做一次全面检讨，以总结经验。就这样，中断了贾亦斌度蜜月。1946年7月，贾亦斌先飞南京。一个月后，贾亦斌夫人谭吟瑞也随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办公厅主任戴奇之等人同机来南京。第二年（1947年）6月1日，贾亦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蒋经国知道后，当即向贾亦斌道喜，并特派人送来50元礼券，以示祝贺。

贾亦斌

没过多久，贾亦斌接母亲来南京带孩子。那时，南京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贾亦斌一家人的生活始终很清苦。贾亦斌的一个堂哥贾肇先曾来他家住了几个星期，当时贾亦斌的生活很艰苦，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他。他回家后常对人说，在亦斌那里简直饿得发慌，没有东西吃，菜里放几片肉，薄得像纸一样，风都吹得起来。可见贾亦斌的生活之清苦。

蒋经国见贾亦斌生活太拮据，养家不易，每逢过节，总要派人送来一二百元补助费。钱虽不多，但情意可感。

当时，蒋经国在南京手头也不宽裕。他和秘书住在励志社2楼，只有两间房，一间办公室，一间会客室兼宿舍，而蒋方良和孩子住在杭州，所以生活很不方便。贾亦斌曾问他为什么不把家眷接来一起住？他说：“没有房子”。贾亦斌信以为真，想办法为他找到了一套房子。可蒋经国仍然没有把蒋方良接来，反而又把房子让给了留苏同学刘汉清等人居住。贾亦斌感到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让方良住在杭州是宋美龄的主意。因为方良是苏联人，当时南京设有苏联大使馆，宋美龄担心方良与苏联大使馆发生联系，而蒋经国又是留苏学生，易于造成美国人的猜忌，会影响到美蒋关系。至此，贾亦斌才恍然大悟。

蒋方良在杭州平时无事可干，就由秘书陪着她打麻将。方良没什么钱，打麻将只能赢不能输，秘书没有办法，只好让着她。方良钱用完了，就跑到南京来找宋美龄，开口喊“妈妈”，喊得很亲热。宋美龄很高兴，就给方良一些钱。每次都这样，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方良来南京找宋美龄喊“妈妈”，就知道方良又缺钱花了。这成了当时南京一个趣闻。

　见证庐山风云

1946年夏秋之交，烈日炎炎，南京正热得像火炉一般，而庐山却十分凉爽。蒋经国陪同其父蒋介石在此“避暑”，其他南京国民党军政人员及三青团骨干也多汇集于此，马歇尔也在此时8上庐山，一时间政治烟云笼罩着这个避暑胜地。

这里正准备同时召开两个重要会议，即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青年军复员检讨会。这两个会对蒋经国的前途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备受瞩目。蒋经国没有要贾亦斌参加三青团二全大会，因为蒋经国知道贾亦斌对此不感兴趣，况且贾亦斌也不是三青团员。所以蒋经国要贾亦斌全力负责筹备同时召开的青年军复员检讨会。为筹备这个会议，贾亦斌曾数上庐山，奔波于宁、赣之间。贾亦斌的同事开玩笑说：“马歇尔8上庐山，贾亦斌也5上庐山。”

贾亦斌在庐山期间，虽然忙于青年军复员检讨会的会务工作，但近在咫尺举行的三青团二全大会的情况，也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传到贾亦斌的耳朵里，使贾亦斌亲身感受到国民党内部政坛的波诡云谲。

贾亦斌从各种消息中得知，蒋介石为培植爱子蒋经国，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为蒋经国设计了一条从青年工作入手、由培养干部起家、从地方到中央、最后掌握军队的发展道路。这样，蒋经国一开始就与三青团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7月，三青团在武汉成立，陈诚负责，康泽管组训工作。当时，蒋介石没有安排蒋经国进中央团部工作，而是交给江西的熊式辉，先后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赣南专员兼三青团江西支团主任。在江西期间，蒋经国大办青干班和青年夏令营，以培植干部，发展势力，扩大影响。通过4年多的苦心经营，蒋经国抵制了康泽对江西团务的插手，控制了江西支团，建立起自己派系的第一批班底——“赣南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蒋经国在江西站稳脚跟后，开始向重庆中央扩张。当时在重庆中央团部任书记长的张治中与康泽的矛盾非常尖锐，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同时也为了限制康泽的势力，张治中主动推荐蒋经国到中央团部工作。1943年春，三青团一全大会在重庆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在会上他被视为“地方政治建设之实行家”，代表们“多询以新赣南建设近况”，他“辄娓娓叙述，令人忘倦”。同年12月，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成立，蒋经国担任教育长，由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校长。在三青团中央干校期间，蒋经国亲自抓研究部学员的学习和训练，与学员同吃同住，想培养一批嫡系干部，形成一个忠于他个人的干部系统。1944年10月成立了青年军，又由蒋经国任政治部主任，负责青年军的政治工作。蒋经国的势力扩张终于导致了康泽的垮台。1945年8月，康泽被迫“奉命出国考察”，三青团的组织训练大权落入蒋经国之手。由蒋经国取代康泽成为三青团的组织重心，这是三青团后期不同于前期的重要特点。

蒋经国具有特殊的背景，由赣南到三青团中央干校，再到青年军，羽毛渐丰，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蒋经国的发展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容易。就在庐山会议筹备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学校和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由蒋介石任校长，蒋经国任教育长。这一措施剥夺了CC派控制近20年之久的中央政治学校，并将国民党的干部培训大权完全交给蒋经国掌握，可以看作是蒋介石培养其爱子的又一个重要步骤。但遭到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强烈抵制。二陈指使学生闹事，反对蒋经国担任教育长。学生贴出标语，“欢迎蒋经国担任政大总务科长”，嘲讽蒋经国不够当教育长，只配当总务科长。蒋经国感到很难堪。蒋介石知道后，痛骂陈氏兄弟。事后蒋经国对贾亦斌说：“今天领袖把他们骂得都哭了！”显然是出了一口恶气。但蒋经国经此挫折后，便不愿再担任此职，最后由段锡朋出任“政大”教育长。

蒋经国遭到的另一个重要挫折就是在三青团的工作上。经过7年的发展，到抗战结束时，三青团已发展到124万人。三青团的各级骨干大多是原来的复兴社成员，他们与以CC为主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原来就有矛盾。所以在工作中极力强调三青团组织的特殊性和独立性，鼓吹三青团是“新生的革命集团”，企图后来居上，党团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这次庐山三青团二全大会上，上演了一场要求组建新党的闹剧。

1946年9月1日至12日，三青团二会大会在庐山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确定三青团的地位和前途。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反对将三青团隶属于政府之下；有12个支团和许多代表进一步提出：为加强三青团的“革命性”和政治性，必须使三青团成为一个“独立政党”。“独立组党”的潮流来势凶猛，席卷整个大会，使实际主持大会的蒋经国处于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从内心讲，蒋经国对CC派把持国民党组织一事早就不满，因此对组党积极分子猛烈攻击党部的言论不无同情之处。但独立组党一事关系重大，他看出团内许多干部热衷于此，大都别有用意所在，组党运动前途难以预料，在蒋介石没有发表意见之前，他不便表态。因此当二全大会代表兴致勃勃、川流不息地到他的住处征求意见时，蒋经国的态度慎重而又暧昧，他只是简单表示：组党问题可以研究，但要以领袖的意见为准。在对自己亲信的私下谈话中，他还提醒他们要防止受人利用。

贾亦斌

三青团要组党的消息一传到南京，顿时震惊了CC和国民党的一些元老。陈立夫拉着戴季陶赶上庐山，竭力说服蒋介石加以劝阻。蒋介石也察觉到组党运动背后的真实意图，因而表示他“绝没有改团为党的意思”，“尤其不主张另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并警告说：如果“以成立新党相号召”，“那不仅是绝对的错误，而且是极端的危险”。独立组党的建议遭到蒋介石的否定，无疑泼了三青团一头冷水，一场轰轰烈烈的组党运动被迫戛然中止。

三青团的许多干部并不甘心，二全大会后，他们继续与国民党组织相对抗，党团双方到处发生公开冲突，甚至为竞选而斗殴，进而暗杀、武斗，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亲手建立的三青团撤销，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终于黯然收场。蒋经国掌管全团组训工作也未能挽救三青团分崩离析的命运。

三青团二全大会的情况已经令贾亦斌触目惊心，但贾亦斌没有料到，青年军复员检讨会上还有更加令人震惊的内容。

青年军复员检讨会比三青团二全大会略晚几天开幕。这个会主要是总结第一期青年军7.3万余人的复员工作，研究征集编练第二期青年军中存在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青年军3个军的军长刘安琪、钟彬、黄维和下属9个师的师长戴之奇、潘华国、罗又伦、吴啸亚、覃异之、萧劲、罗泽闿、黄珍吾、温鸣剑以及军、师政治部主任共30人。令贾亦斌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竟然在这个会上大谈打内战。他针对有些青年军将领认为既然要准备打内战，为什么要让青年军复员的疑问说：“你们要知道，我让第一期青年军复员，是让他们复员回到学校和社会上去，其作用不仅不会减弱，相反只会增强，一个人可以发挥几个人的作用。同时，又可以重新征集新的第二期青年军入伍，真是一举几得的事。”他还提高嗓门说：“你们不要看到我下令停战，你们也不要看到马歇尔8上庐山，搞什么调停，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只要我们打，美国是会支持我们的，会给我们大量军火和经济援助。凭国军的陆海空优势，只要6个月，中共就会被我们彻底消灭！”

贾亦斌当时正在作记录，被蒋介石的话惊得连笔都掉到地上了。那时在马歇尔调停下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也亲自下了停战令，还成立了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负责监督停火，何况毛泽东还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人民好不容易有个休养生息的时间，而蒋介石竟然要发动内战。这位国民党三军统帅、平日满口“仁义道德信义和平”的蒋介石，竟在下令停战的同时，又在会上大谈要打，简直把国家存亡和人民生死当儿戏。而且言而无信，耍两面派手法，这样的人怎配当领袖，就连做人的起码道德都不具备。顿时，蒋介石的所谓“抗日领袖”形象在他心中黯然失色，并开始痛恨起蒋介石来。贾越想越气，情绪一落千丈，与会前简直判若两人。会后，与会人员都到海会寺前的一颗参天大树下同蒋介石合影。先拍集体照，然后分别同蒋介石拍二人照。贾亦斌拍了集体照后，不想与蒋拍二人照，就躲到人群后以求蒙混过去。其他人都高高兴兴地同蒋合影，最后蒋介石喊，“还有谁没有拍吗？快来。”贾亦斌没有作声，可蒋经国却应道：“还有贾亦斌。”说完赶紧过来催贾说：“快去啊！”贾亦斌不得已，只好过去同蒋介石拍了这张他生平最不愿意的合影。事后，贾亦斌也没有保存这张照片。还是半个世纪后，旅居美国的贾亦斌的老友徐思贤偶然在旧箱中找到了一张，并远隔重洋寄给了我。

晚上，蒋介石在其别墅“美庐”设宴招待全体与会者。6时许，贾亦斌随蒋经国到了宴会厅。此时，许多青年军将领已坐在厅里等待。不一会儿，宋美龄过来打招呼，她热情地对大家说：“今天光临的各位都是经国的客人，本来我应当作陪，但马歇尔将军刚上庐山，我要去陪他，实在抱歉，恕不奉陪了。”说完，她同与会者一一握手道别，言辞礼貌，颇有“第一夫人”的风度。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来了，他点了几个人的名，还特意点到贾亦斌，问他，“你好吗？很忙吧！”我回答说：“还好！”当晚，大家都很高兴，贾亦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情绪低落。

因为贾亦斌一直反对打内战，而蒋介石在讲话中却大谈打内战，因而心里十分苦闷。当晚，贾亦斌躺在床上，思前想后，难以入眠。贾亦斌说：“我想到自己婉拒韩浚的邀请和接受彭位仁之邀来此任职的情景，想到从与蒋经国认识到受蒋经国器重，再想到淞沪、武汉、鄂西和长沙等会战中一堆堆牺牲和死难同胞的尸体，又仿佛听到他赴重庆报考陆军大学途中轮船上那些被抛入长江的伤兵的惨叫声……一幕幕往事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我痛苦极了，决心辞职。”

第二天，贾亦斌找到彭位仁，对他说：“我来时答应帮你3个月的忙，现在3个月已过，青年军复员安置工作也已完成，我该回陆军大学了。”彭位仁对贾的辞职感到很吃惊，他愕然地说：“蒋先生（指蒋经国）不是很器重你吗？当时我可以介绍你来，但现在你要走我可决定不了，你得自己找蒋先生说去。”贾亦斌随即去找蒋经国，他对我的辞职也极为惊讶，满脸疑惑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辞职？辞职以后准备去干什么呢？”贾亦斌当然不敢明说是听了蒋介石讲话后不满的缘故，只好回答：“我想回陆军大学继续研究‘新国防论’和教学。”他听了呵呵一笑，恳切地挽留贾，劝贾打消辞意，他亲切而又激动地对贾说：“亦斌兄，你哪能走啊！你是我这儿的台柱，你走了，这里岂不垮台了吗？……”贾亦斌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很是感动。联想到同事向贾介绍蒋经国很能识人、用人、容人的许多事例，今天贾倒确实亲身领略到了。贾亦斌与蒋经国毫无渊源关系，相处也只有短短几个月，而今贾亦斌贸然要求离他而去，他非但没有半点责备，反而如此真诚地挽留贾。显然蒋经国不同于他的父亲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他要比蒋介石高明。贾亦斌看蒋经国这么挽留，想到“士为知已者用”，于是就不再坚持辞职。当时，贾亦斌还天真地认为：“蒋经国能知我用我，我留下来，或许可以影响蒋经国。然后再通过蒋经国影响蒋介石，使形势朝着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更有利于实现我的抱负。”

蒋经国见贾亦斌愁容渐展，很是高兴，连声说：“好！好！你不要走了。如果我有不是之处，你尽可以直说，我就喜欢敢于提意见的人。”贾亦斌也随即向他表示：“既然这里需要我，我可以留下来继续任职。可我是个军人，喜欢直来直去，从脸上可以看到内心，意见我会提的，如提的不妥，万望当面指正，冒昧之处，请予海涵。”蒋经国听了连声说：“这样好！这样好！”贾亦斌心里的疙瘩虽然尚未完全解开，但心情确实舒畅一些了。

与蒋经国的第一次冲突

庐山青年军复员检讨会不久，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就正式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当时陈诚已担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所以不再兼任处长。他亲自打报告给蒋介石，保荐蒋经国任该处中将处长。呈文送到蒋介石处，蒋介石批阅：“同意”，但在处长前加个“代”字。这样蒋经国任代处长，贾亦斌担任负责预备干部训练和学生集训的第一组组长。

为了使培训预备干部工作正规化，贾亦斌拟订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建造10个师营房的计划，由“管训处”办公室主任俞季虞加盖蒋经国图章后，上报参谋总长陈诚。陈诚未置可否，即转呈蒋介石审核。蒋介石看了这份预算计划很生气。因为他无心建立预备干部制度，只想把财力物力用在打内战上。遂把蒋经国召来斥责了一通：“既要打仗，还造这么多营房？搞那么大的预算！”蒋经国挨了骂，憋了一肚子气，立即开车赶到“管训处”，一进门便满脸怒色地问贾亦斌：“这个预算是谁造的？”贾亦斌马上回答：“是我们第一组造的。”“你是怎么搞的，这不是使领袖（指蒋介石）为难吗！”蒋经国怨气难遏。

贾亦斌一下子火气也上来了，他说：“这怎么是为难领袖呢？不建训练基地，既扰民，又搞不好训练。况且预算报告上你也盖了章，怎么能只怪我们拟订报告的人呢？”蒋经国皱起了眉头，反问贾亦斌：“怎么是我盖的章？”原来，蒋的图章由办公室主任俞季虞代管。“你既然把自己的图章给了他，就表示完全信任他，他盖了你的章，你岂可不负责任呢？”贾亦斌毫不退让。蒋经国知道贾亦斌的话在理，满脸涨得通红，但仍怒气未消，贾亦斌也很生气，结果两人不欢而散。贾亦斌回到家里，气得都不想干了，连续3天没去上班。第4天一早，蒋经国亲自开车登门找贾亦斌来了。他一进门就对贾亦斌说：“喂，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那天我发脾气不对，但也不是冲着你来的。”接着他像兄长对待弟弟一样拍了拍贾亦斌的肩膀说：“上班去！上班去！”

贾亦斌和他的家人

在路上，蒋经国对贾亦斌说：“这样吧！办公室主任由你来当，为便于你工作，俞季虞我调他到三青团任主任秘书，办公室副主任林谷屯，我也把他调到监察局去当少将监察官，办公室里的工作你尽可以放手去干。”

从职务上说，由组长到办公室主任是一种提升。贾亦斌到任不久又和他这样争吵，怎么可能提升呢？可事实上蒋经国说到做到，很快就叫俞季虞向贾亦斌办了交接手续，蒋经国的图章也交给贾亦斌掌管了。

这件事使贾亦斌联想到抗战期间与上司的那场冲突。贾亦斌长期在41师丁治磐师长部下任职，拼死拼活，险些丢了性命，当然主要是为了救国打日本鬼子，可也为41师挣得了荣誉，还为丁本人解了围。丁师长对贾亦斌屡历战功不次提拔，由上尉队长而升为营长、团长。但丁要求别人只有服从，不能提不同意见。贾亦斌为了运送一位因抗日而阵亡的营长的灵柩回他老家枣阳安葬，向师部借支自己两个月的工资，并拿出团部的全部结余，作为运灵柩和丧葬费用，恳求师部拿出400元钱抚恤其家属。丁师长竟不肯拿出分文。贾亦斌感到他太不近人情，顶了他几句，他当即翻脸不认人，妄加贾亦斌“企图造反”的罪名，还关了贾亦斌的禁闭。后来又怕激起兵变，便以“性情桀暴，忤逆长官”的罪名，将贾亦斌撤职，驱逐出境了事。可贾亦斌在蒋经国手下任职，时间不长，就因工作问题而发生争吵，蒋经国不但不计较，反而亲自登门，请贾亦斌去上班，而且还将深得他信任的留苏同学俞季虞调离办公室主任之职，提升贾亦斌继任。两次争吵，结果迥然不同，怎不令贾亦斌感慨万分呢！贾亦斌感到蒋经国是知人又能用人，更能倾听逆耳之言的不曾多见的领导。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情谊更进一步了。

贾亦斌当了办公室主任后，蒋经国曾要贾亦斌以办公室主任的身份代表他出席高级军事会议。贾亦斌难以推却，但签名时总是先签上蒋经国，再在后面写了贾亦斌代。这类会议有三种：一是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最高作战会议”；二是国防部长白崇禧主持的“部务会议”；三是参谋部长陈诚主持的“最高参谋会议”。

贾亦斌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次。一次是1947年2月，由当时管作战的参谋次长刘斐代表陈诚主持最高参谋会议，主要是汇报山东莱芜战役情况。因为参加这一战役的73军军长韩浚是贾亦斌的老上级，所以我特别注意听。莱芜战役正是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开始。汇报中说开战时国民党军自信占有优势，迷信蒋介石只要3个月、至多半年就能全部消灭解放军的宣传，大胆推进，但结果却遭到解放军的包围夹击，不到4天，即全部被消灭，连司令官李仙洲、军长韩浚也都被俘了。会议充满了沮丧的气氛，参加者在哀叹之余，对几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即被全歼，均表惊异，认为不可思议。而我私下则深为韩浚的个人安危担心。

另一次是同年的4、5月间，由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作战会议。当说到山西运城失守，丢失了很多军用车辆时，蒋介石十分恼火，怒斥联勤总司令郭忏和参谋长赵树森等人无能。对郭、赵答不出车子的新旧更是气得咬牙切齿，痛骂不止，说：“你们真是混蛋，连新旧也不知道。”一骂就骂了两个小时。当时，我正坐在赵旁边，实在忍不住了，便递了张“不新不旧”的纸条给赵，赵看后赶紧转给郭，郭就照着回答：“不新不旧。”蒋介石才停止痛骂，宣布散会。

正是参加了这些会议，贾亦斌亲眼看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无能，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真相，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国民党发动的这场内战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因而对国民党更加失去信心。

陪同蒋经国视察青年军

1946年冬，蒋经国偕同贾亦斌和徐恒瀛(原任赣南专署科长，一直是蒋的亲信)等人去北平、东北地区视察青年军。这是贾亦斌第一次陪同他外出视察工作。先到北平，后到长春。在此之前一年，即1945年10月12日，蒋经国出任东北行辕外交特派员新职。当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很想像在抗战初期提议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职一样，推荐蒋经国到东北行辕任秘书长，以此再度讨取蒋介石的欢心。不料蒋介石在熊式辉送上去的报告上，偏偏将秘书长的“长”字圈掉了，这一招使熊大伤脑筋，他私下里对亲信说:“蒋经国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我的秘书呢！”他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就是在长春东北行辕之下特设一个“外交特派员公署”，请蒋经国出任外交特派员。这样总算名正言顺了。到东北行辕任外交特派员，主要任务是做苏联的外交工作。蒋经国在苏联学习、生活了12年，精通俄语，了解苏联情况。请他这个俄国通来做这个工作，当然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贾亦斌

蒋经国也很自信，认为自己了解苏联并见过斯大林，相信斯大林对他当面表示的“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中国在东三省享有充分主权”的承诺不会改变。由他担任这项外交工作，可以说是熟门熟路，并可以借此在国人面前显示其外交才能，为其父和他自己建功立业。

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苏联对东北有自己的打算。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军乘势占领了整个东北。从此东北成为美苏争霸角力的热点。美国海军迅速将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东北，苏军则处处阻挠，结果国民党军队只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主要城市。

根据《中苏条约》(1945年8月14日签订)，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在3个月内撤完，即1945年12月3日前，苏军应完全撤出中国。可到嘴的肥肉，苏联怎肯轻易吐出来呢！势必要有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这就注定了蒋经国的外交使命的艰巨。经过中苏双方9个月22次会议(大部分均由蒋经国和董彦平中将分别参加)，苏军始在完成自己的安排之后，于1946年5月23日撤回本国。

蒋经国在东北的外交使命算是完成之后，卸任返回南京，但雄才未展，宏图被撕得粉碎，留下了一大堆问题。

这次，蒋经国以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处代处长的身份，偕同贾亦斌等到北平和东北视察青年军的情况，心情是不平静的。在飞机上，他同贾亦斌谈起在东北那段同苏军将军打交道的情景。他说到1946年1月22日蒋介石派宋美龄偕同周至柔、董显光和他一起飞往长春，向苏军表示慰问，苏军以仪仗队隆重迎接，完全是表面一套；也谈到苏军撤出东北时，拆走了大量工业设备，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65%的电力供应设备被苏军拆走；此外鞍山、本溪等钢铁工厂设备的80%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而且苏联军纪很坏，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谈到这些，他心情十分愤慨。接着感叹道:“和苏联方面说理是没有用的，弱国无外交呀！不知何日能使我们的国家也富强起来啊！”说着，说着，他从行囊中取出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曾国藩家书》两本书，翻了一翻，若有所思。贾亦斌问他为什么要带这两本书?他回答说:“是领袖(指蒋介石)要我经常读的。”并要他从书中领悟出道理来。

飞机抵达北平后，驻西苑的青年军208师师长吴啸亚等冒雪前来迎接。然后在驻地举行了阅兵式。蒋经国身着便装但很精神，频频向受检阅的官兵招手致意，还连声说:“我是代表领袖来看望你们的。”接着还亲自深入营房，察看内务，询问士兵生活情况，召开士兵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处处显得他把青年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这一套确实博得了不少士兵的好感。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是李宗仁，蒋经国曾去向李宗仁作了礼节性拜访，贾亦斌也陪他同去。

在北平呆了3天，他再偕同贾亦斌等一行飞往沈阳。他将贾亦斌等人安排进了旅馆歇息后，自行去探望了正在患病的东北保安司令部总司令杜聿明。因为天下大雪，在沈阳住了二三天。接着飞往长春到东北行辕外交特派员公署看了一下。蒋经国故地重游，徒增“房舍依旧，人事全非”之叹。最后一站是抚顺，青年军207师驻扎于此。师长罗又伦陪同蒋经国检阅了207师部队，察看了营房内务，并召开了士兵座谈会和军官座谈会，听取意见，还同一些官兵举行会餐。由于这个师是唯一没有按期于6月3日复员的第一期青年军部队，士兵强烈要求让他们复员并享有其他各师复员青年军同样的待遇，蒋经国当即同意，并指定由贾亦斌负责办理这个师的青年军士兵复员安置工作。决定在长春市办一所长春青年中学，安置复员士兵入学。任命从赣南起就一直跟随蒋经国的胡昌骐为校长。这是为安置复员士兵就学而设立的第6所青年中学，不久因时局紧张而南迁，与嘉兴青年中学合并。

这次外出视察，先后共两个多星期。蒋经国对贾亦斌说，这次只是到部队去看看情况，但很明显他是为了了解前线军心士气，收集资料，为他父亲提供作抉择的依据。自苏军撤出东北后，国民党军一度占领四平、公主岭和长春，当时国民党将领对形势估计都过分乐观。但好景不长，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美国将军魏德迈曾向蒋介石提出，东北幅员广大，兵力难于集中，守住东北非常困难，建议将国民党军队撤回关内防守。但蒋介石却认为东北与华北唇齿相依，东北不保，华北垂危，坚持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固守东北。但熊式辉、关麟徵、杜聿明等都不是民主联军的对手。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虽装备较差，但组织严密，军纪严明，深得民心；而国民党军虽然装备较好，但军纪废弛，到处拉夫，强占民房，致使民怨沸腾，军心不稳，一些接收大员，更是争权夺利，损公肥私。两相对比，谁胜谁负，征兆已明。也许在这次视察中，蒋经国对此已有所了解。这可能就是此次视察之后，他更加经常痛骂治军不严的将领和贪官污吏的原因吧。

蒋经国力荐贾亦斌

1947年4月，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下简称预干局)，成为与国防部新闻、监察等局平行但规模更大的一个局。局长由蒋经国担任。他的留苏同学和赣南系亲信及三青团中央干校的得意门生对此都甚为高兴。不少人都很想在局内觅取要职，一展身手。在酝酿是否要建立预干局的阶段，国防部内部分歧颇大。拥护的、反对的和持保留态度的皆有。由于蒋经国从担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起，政治工作就独树一帜，被认为是要把青年军作为发展自己力量的政治资本，议论颇多。加上青年军享有比其他一般部队较高的待遇，不少军官也感到不平。此时就连蒋经国同陈诚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之人，而且很有可能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蒋介石在培养陈诚的同时，也希望陈诚同样培养和扶植蒋经国。当时蒋经国主要有两个职务:一是三青团中央组训处处长，一是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而陈诚担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和总参谋长，恰恰都是蒋经国的顶头上司。蒋介石作这样的安排，无非是希望陈诚对蒋经国高抬贵手，开放绿灯。蒋经国以前对陈诚一直是十分恭敬的。但随着蒋经国势力的发展，两人之间的矛盾便不断增多，并趋于表面化。

有一次蒋经国突然对贾亦斌谈起陈诚说:“陈辞修他做得对的我们当然服从，但做得不对的，我们又怎么能服从呢？”所谓“不对的”，就是指陈诚对蒋经国或明或暗的钳制。实际上这种矛盾早在争夺青年军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青年军刚成立时，蒋经国撇开旧的政工系统，别树一帜，尽量用中央干校的学生充当青年军政工干部，陈诚对此相当不满)。后来当蒋经国在青年军中不断扩大影响，用各种方法，使高级将领走“太子路线”，要把青年军更紧密地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时，遇到的钳制就更大。自然在蒋经国要将所控制的“处”改为“局”时，有人表示反对是不足为奇的。而贾亦斌为了实现预备干部制度是极力主张建立预干局的。在一次由陈诚主持的厅局长会议上讨论成立预干局的问题时，贾亦斌根据他从陆军大学起就已开始研究的预备干部制度的心得，针对与会者的不同意见，作了长篇发言。从古今中外的军事制度、各党派对军制的共识到现代战争的特点，全面阐述了实行“文武合一，战时征文为武，平时转武为文”的预备干部制度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指出要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就必须实行预备干部制度。要实行预备干部制度，成立预备干部局当然就是很有必要的了。由于贾亦斌的立论有据，论证有力，使一些原来持反对意见者表示赞成，就是一些仍坚持反对的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因而，成立预备干部局最后成了定论。

会后，贾亦斌回到办公室，同事们问及讨论情况。贾亦斌说了一句:“诸葛亮是舌战群儒，而我这次是舌战群猪。”当时贾亦斌年轻气盛，这仅是随口说出的一句戏言。其实参加会议者多为国防部各厅、局长和各军种总司令部的主管。只因贾亦斌讲得在理，他们才予赞同的。但善于用心计的王升却以为抓住了贾亦斌的什么把柄，向蒋经国告了贾亦斌一状:“贾亦斌鄙视国军高级将领，恐有反意，宜加注意。”好在王升的意见，无人支持，蒋经国也未介意，不了了之。

预干局成立后，副局长一职由谁来担当呢?蒋经国力保贾亦斌来担任。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着。按资历说，当副局长贾亦斌是不够资格的。预干局要负责全部青年军的人事、编制和训练工作，责任很重，规格较高。青年军的军长、师长多是所谓“资深优秀”的黄埔前期生，级别大都是中将，都是随时可以直接晋见蒋介石的。如201师师长戴之奇原来是陈诚的18军副军长，202师师长罗泽闿原来是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参谋长，203师师长钟彬和205师师长刘安祺原来分别是71军和57军的军长。但如任命这一类“资深优秀”的黄埔系军官来担任，蒋经国不能不考虑难于驾驭和不易展开工作的问题，可是任命对军事缺少研究、级别太低的人，又怕各军师长对这样的副局长不放在眼里，无法工作。而贾亦斌既非黄埔出身，不存在他所顾虑的难于驾驭的问题，又有陆军大学毕业的资格，而且还是国内预备干部制度的首倡者，在抗日战争中又被称为作战勇敢、屡建战功的人，不乏作战的实际经验。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使他感到满意。因此，他最终选中了贾亦斌。

当蒋经国确定以贾亦斌为预干局副局长人选之后，急于要找贾亦斌的履历表，以便上报批准。而贾亦斌却正巧同几位好友外出春游去了。他见贾亦斌人不在，急不可待，竟将贾亦斌办公室窗门敲开，翻窗而入，取走了贾亦斌的履历表，然后立刻写报告上报。为了怕在陈诚那里通不过，就绕过陈诚，直接向蒋介石当面推荐。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后，他又请蒋介石直接下达手令任命贾亦斌为预干局的副局长。

贾亦斌被任命为预干局副局长后，蒋经国与贾亦斌在工作上做了明确分工。他告诉贾亦斌有两件事必须经过他的批准:第一是青年军干部的任免，军官少校营长以上，政工人员上尉连指导员以上，都必须得到他的同意，由他向国防部上报；第二是关于各省市及各大学的复员青年军联谊会，贾亦斌不必过问，由他直接掌握。除此之外，一切都交给贾亦斌负责。预备干部局成立后的人事如下:

局 长:蒋经国 副局长:贾亦斌(后升为代局长) 办公室:主 任 徐思贤 人事科长 萧昌乐 文书科长 周振武 总务科长 黄德芳 机要科长 楚崧秋 财务科长 王伯璜

第一处:处 长 郑 果 副处长 杨圣泉(该处负责青年军和预备干部的训练) 第二处:处 长 黎天铎 副处长 江国栋(该处负责政治工作和青年军联谊会)

预干局的干部年纪比较轻，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学位也比较高，军事干部都是军官学校、步兵学校或陆军大学毕业，文职干部很多是中央干校研究部毕业的，容易产生优越感。所以贾亦斌对预干局的管理抓得比较紧，对干部的要求也比较严格。规定每天早晨8点钟上班必须准时到达，到了以后先做早操。贾亦斌每天总是坚持提前赶到，和大家一起做。为了督促干部学习，还规定每星期六(002291,股吧)上午，请一些著名教授、专家给干部讲课。所请的人中有张汇文先生，他是中央大学部聘教授，有名的国际法专家。贾亦斌和张汇文就是这样认识的，解放后他们同在上海民革工作，成了很好的同事和朋友。预干局平时工作很忙，有时晚上还要加班。有一天晚上，有紧急事务要处理，贾亦斌从家里自己开着吉普车去机关。快到国防部时，那条马路很窄，贾亦斌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为了给对面的汽车让路，一不小心，吉普车翻到路边的沟里去了。贾亦斌的胸部被车子压了一下，人受了轻伤，在医院里住了几天。蒋经国闻讯后，还特地赶到医院来看望贾亦斌。

1948年春，贾亦斌任副局长不到一年，蒋经国为了在台湾的一名青年军师长开小差，提出辞去预干局局长职务。一天,蒋经国将贾亦斌叫到励志社,对贾说:“领袖的意思,我不当局长了。我想由你当代理局长,并请领袖亲自下手令。”贾亦斌很惊讶地说:“连你都干不了,我还能干得了吗?我更不能当了。”蒋经国说:“你当好了,军务局(即前侍从室)会支持你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军务局长俞济时,还有军务局副秘书长周宏涛也会支持你的工作。万一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你还可以直接来找我。当然,青年军联谊会的事仍旧归我管,其他青年军的事务都由你管。”蒋经国决定保贾升任代局长的消息一传出,在蒋经国的留苏同学、赣南亲信、中央干校学生中间,顿时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起来表示反对。原先提贾亦斌做副局长时他们就不赞成,现在要做代局长他们更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贾某何许人也?与蒋经国毫无渊源关系,竟得到如此的信任,短期内连获破格提升!包括王升等都表示想不通。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疑虑,蒋经国亲自出面做解释工作,对他们说:“贾亦斌为官多年,官居少将,却身无半点积蓄,极为少见。且贾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诸多重大战役,作战勇敢,几度负伤,将生死置之度外,实为难以多得的文武兼备的将才。”他又说:“中国有两句老话:‘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这两者贾亦斌兼而有之。这种人不用,我还用谁?”王升等人听了无话可说。蒋经国又亲自向蒋介石力保,并由蒋介石下手令任贾亦斌为代局长。

贾亦斌看到木已成舟,又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答应勉为其难,并希望蒋经国继续关心预干局的工作。后来他对预干局和贾亦斌的确仍很关心,贾亦斌说，我记得蒋经国有好几次询问他的工作有无困难,还想帮我把代局长的“代”字去掉,并按编制级别晋升中将待遇。我当时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垮台在即,对此索然无味。我更不愿意蒋经国为他个人升官费那么大的力气,搞得不好,他又会为此去找蒋介石，弄得满城风雨。经我竭力劝阻，他才作罢。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为了伪装民主，建立所谓的“行宪政府”，在各地举行了“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由蒋管区每县选举一名国大代表。出乎贾亦斌的意外，贾亦斌被他的家乡——湖北省阳新县提名参加竞选。得知消息后，贾亦斌特地赶到励志社向蒋经国报告，问他如何处理？蒋毫不经意地回答说:“你对政治素来不感兴趣，现在却找到你头上来了。可顺水推舟，看情况发展吧！如真能选上，也是一件好事。”很快，贾亦斌从家乡来人得知:选举国大代表，不仅先要花很多的钱去买票，而且那些为贾亦斌助选的人都是要他为他们谋一官半职的。贾亦斌听后大吃一惊，心想这种政治交易实在太肮脏了，不要说贾亦斌一文莫名，就是有钱，贾亦斌也不屑一顾；何况还要满足那些助选者的官瘾，更使贾亦斌感到恼火。贾亦斌随即写了一封《告阳新父老兄弟书》，公开宣布退出竞选，终于没有被卷入这个政治漩涡。事后贾亦斌又告知蒋经国，他像早就料到，又有些无可奈何地苦笑着对贾亦斌说:“我早就知道你对政治勾当是搞不来的，能够早点退出竞选也好。”

与蒋经国同吃同住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爆发的内战进入第二年，国民党军在所发动的全面进攻破产之后，又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但由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违背民心，士气低落，加之战线过长，后方兵力空虚，所以不断被动挨打，损兵折将，逐渐从优势转化为劣势。而一些国民党官吏却醉生梦死，贪污腐化，巧取豪夺，造成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国统区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忍无可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对国民党政权形成了猛烈的冲击。但国民党当局仍然执迷不悟，不思反省，却一味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对国统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高压政策，以各种手段进行镇压。

5月20日，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数千人齐集南京，举行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学生公费和全国教育经费，并提高教职员工待遇。他们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的口号，向南京政府所在地进发。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予以镇压，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二O”惨案。

接着，5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又在上海逮捕大批进步学生。上海学生不畏镇压，包围了市政府，手持国民党自己的《六法全书》与当局辩论，质问道:“反对饥饿、要求吃饭，犯什么罪?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又犯什么罪?”国民党官员无辞以对。当被捕学生向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提出:“宣司令，你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你就应该把证据拿出来。拿不出证据，就说明我们不是共产党，你就应该立刻释放我们才对！”宣铁吾拿不出任何证据，理屈词穷，只好回答:“兄弟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委员长叫我抓人我就抓，叫我放人我就放。”

“五?二O”运动对青年军也产生了强烈冲击，使其内部出现了分化。事件发生后，各大学的复员青年军学生因观点不同出现了两派。有一部分倾向于国民党，赞成当局的做法，并参加了反对学运的活动；另外一部分则对当局的做法表示不满，对学运予以同情。这两部分学生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蒋经国对“五?二0”运动，很伤脑筋。一次，贾亦斌到励志社去找蒋经国，他正在与上海宣铁吾通电话，只听他最后说了一声:“打！”就把电话挂了。贾亦斌马上问他:“打什么？”他回答贾亦斌:“你是军人，不懂政治，你不要管。”贾亦斌心情沉重地对他说:“别的事我不管，但如果是打学生，你可要重新考虑考虑。”蒋经国显得很不耐烦，以“算了！算了！不要谈了！”回答贾亦斌，弄得彼此都不愉快。

“五?二O”学潮发生后不久，大约在6月间，一天蒋经国写了一张字条给贾亦斌，上面说他决定在北平和嘉兴两地举办“青年军夏令营”。两个营的主任，都由他本人担任，指定由贾亦斌和胡昌骥(嘉兴青年中学校长)任嘉兴营的副主任；吴啸亚(青年军208师师长)和范魁书(208师政治部主任)任北平营副主任，并要贾亦斌立即去嘉兴筹备。

蒋经国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决定举办夏令营，其目的是明显的:就是要为国民党政府呐喊助威，对付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并借此考察青年军学生的思想，对青年军内部来一次“整肃”，将不可靠的分子清除出去，使原来忠实于他的学生通过集训对他更加拥护，以缓和和平息青年军内部的矛盾。此时，三青团已处于解散的前夕，原定当年举行的夏令营已全部取消，现在由青年军单独出面举办夏令营，更显得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夏令营从组织编制到活动内容都作了精心安排。

嘉兴夏令营除营主任和副主任外，下设两个组，一是训育组，负责训导和考察等工作。训育组长王升(嘉兴青年中学训育主任)，组员有潘振球、江国栋、陈志竞等。一是教务组，负责教务工作安排。教务组长彭灿(嘉兴青年中学教务主任)。夏令营实行军事编制，分为大、中、区队。大、中、区队长由预干局调配，负责对学员实行军事训练管理。学员来自上海、南京、武汉及浙江、福建、四川等地各大学的复员青年军学生，约一千人。夏令营活动内容多种多样:有大课、小课，有大组、小组讨论，有“乡村调查”和文艺体育活动等等。

——大课有三种:一、营正副主任讲课。蒋经国主讲《一次革命，两面作战》，贾亦斌主讲《论预备干部制度》；二、临时请一些所谓国民党名流如陈立夫、邓文仪等人上时事教育课；三、请上海、杭州等地大学校长来介绍学校情况，以争取他们对复员青年军学生的同情与支持，缓和矛盾。

——讨论分小组大组。先小组然后大组，就所听报告联系自己思想和社会现实展开讨论，最后召开大会交流，由蒋经国和王升等作总结。夏令营的活动看上去安排得新颖充实、丰富多彩，对外宣传上也声称要“使青年学生过一个集体的愉快暑假”。但其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一个政治目的，即通过各种活动“考察”学员的思想，借此机会实行鉴别。对于思想比较进步的学员来说，这种夏令营的生活很难说有什么愉快而言。

贾亦斌

蒋经国在贾亦斌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就来到了嘉兴，和贾亦斌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他住在里面一间，贾亦斌住在外面一间)。工余饭后，两人常常随便聊天，从个人生活谈到国家大事，从军队情况谈到官吏贪污腐化，几乎无话不谈。他也谈到了当年赴苏联留学的事。他说他那时很年轻，看到国家受到列强蹂躏，很气愤，很想出去寻求救国之道，他父亲也支持他去苏联见见世面。当时他父亲对孙总理提出“以俄为师”很佩服，也高呼过:“我们党的前途端赖‘以俄为师’。”在到了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之后，他很狂热。北伐军进入南京、上海时，留苏学生和苏联人都为之狂欢，但上海“清党”一出，形势完全改观，气氛顿时为之一变，对他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在苏联学习、生活期间，他也不能不卷入政治的漩涡，政治的陷害、生理的疾病都几乎使他丢掉了生命。那段留苏生涯使他既感慨又留恋。在谈起“建设新赣南”时，他最为兴奋，说那时的赣南虽然很贫困，但他是自己找上去的。说自己在那里搞了一次很有意义的实验。并对他在那里反对恶势力和禁赌、禁烟、禁娼的成功津津乐道。他的结论是:“革命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在谈到国民党内官僚的贪污腐化，巧取豪夺，恨不得敛聚天下财富于一身，不顾百姓死活的恶劣行为，他几乎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说国家败就败在这些人手里。对“军统”、“中统”的横行不法，也怨恨满怀。他认为今天社会的动乱根源，既有共产党的煽动，但更主要的是国民党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对有些事处置失当，大小官僚又贪污腐化，以致丧失民心。说他之所以提出“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理论，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内的贪官污吏即源出于此。还说如果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不除，即使没有共产党的煽动，也会有别的什么政党起来反对，也会自我毁灭的。他把“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军。在当时，他这种标榜既非共产党路线，也非国民党路线的“第三条路线”，的确在青年军中颇有市场。对反对国民党内种种腐败现象，贾亦斌和他是有同感的，一谈起来，几近发牢骚，充满愤慨、不满情绪。

在夏令营期间，多数活动蒋经国均亲自参加，或作大报告，或听取汇报，或参加小组讨论，或带领学员到乡间搞调查，或早操时带领学员一同跑步，可以说事必躬亲。在生活上，他同学员打成一片:同在一个大饭厅和学员吃一样的饭菜；晚上还要搞夜间紧急集合一同操练；如遇天气凉爽，还去学员宿舍为学员盖上被单。特别有一次，他以营主任名义邀请一些60岁以上的老人到营里来开敬老会，博得了许多人的好感。

对蒋经国的这套做法，有人说他“师承共产党”，也有人说他“收买人心”。而贾亦斌当时对此却有好感，认为不管怎么说他这么做总远比那些养尊处优的国民党官僚强得多，与贪污腐化的官僚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倘使国民党中做官的特别是大官僚都能如蒋经国那样，也许不至于会把国家弄到这般境地。至于说他“师承共产党”，贾亦斌心里想这岂不等于说共产党名师出了高徒，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贾亦斌没有说出口来就是了。

嘉兴夏令营从7月初开始至9月初结束，为时约两个月。在此期间蒋经国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以“一次革命，两面作战”为口号和行动纲领，标榜非共非国的中间路线，以争取青年人；二是成立青年军联谊会，他自任会长。各省市和各大学凡有复员青年军者设分会或小组，以加强对青年军的控制，镇压进步学生运动。三是对复员青年军学生中有倾向于共产党和“民盟”观点的加以“整肃”，甚至开除出去。在夏令营结束那天晚上，举行了一次通宵狂欢大会，称作“不夜天”，上海一些“影星”、“歌后”也应邀出席“献艺”，看来蒋经国对嘉兴夏令营举办结果是满意的。

贾亦斌

蒋经国还兼北平夏令营主任，但他没有去，全权交由副主任吴啸亚、范魁书代理。大约在8月中旬的一个深夜，贾亦斌睡着了，蒋经国把贾亦斌喊醒，小声对贾亦斌说:“北平夏令营青年军和三青团之间矛盾很大，闹得无法上课。不知为什么。请你以讲学名义去走一趟，设法解决他们的矛盾，至于这个营的正副主任职务仍然不变，继续由吴、范两人负责。”贾亦斌当即答应照办。

第三天，贾亦斌由上海乘飞机到了北平，向两位副主任传达了蒋经国的指示精神。然后分别了解发生矛盾的双方情况，随即召集双方再开大会辩论，要求他们双方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说清楚。贾亦斌坐在台下静听，结果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是由于发毛毯给青年军学员而没有给三青团学员引起的，实际上政治倾向不同是发生矛盾的焦点。青年军和三青团中有一部分人倾向进步，他们能独立思考问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大发牢骚，活动能力也强，特别是北大、清华来的学生受进步思想影响更大。但另一部分人，虽占多数但很保守，死抱着国民党正统观点不放，人云亦云，盲从性较大。听了双方代表发言后，大家高声嚷叫，要贾亦斌上台讲话。贾亦斌上台后，简单讲了几句话:“双方代表的意见我和大家都已听清楚了，你们觉得哪方的意见对，就接受，还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意见，但要立即复课。你们如果问我赞成哪一方的意见，我是赞成张道德等(即进步一方)的意见的。”贾亦斌这句话音刚落，竟获得全场热烈的鼓掌。因为贾亦斌赞成进步同学的意见，进步同学当然满意，而保守的同学也不敢反对蒋经国派来的代表。至于发毛毯之事，贾亦斌说:“发完为止，如果不够的话，则应先人后己，都以谦让为好。”他们对贾亦斌这个意见也表示赞同。事后贾亦斌还分别找了一些人个别谈话，并与他们一起游玉泉山，问题就此解决了。夏令营即将顺利结束，贾亦斌准备回南京。在贾亦斌临行前，北平夏令营训育组长李中(蒋经国的亲信学生)托贾亦斌带封亲启信给蒋经国。贾亦斌知道国民党有些人就爱打小报告，而贾亦斌又讲了不少不满意国民党的话，说不定信中就有告贾亦斌状的内容。于是贾亦斌问他:“你信内写了些什么？”开始他支支吾吾不肯直说。贾亦斌说:“你托我带信，又不肯告诉我内容，那是不信任我，我也不带了。”说着要把信还给他。他只得向贾亦斌直说了:“其中有几个青年军有思想问题，有亲共倾向。”贾亦斌问有谁，他结结巴巴说出张道德等数人的名字。贾亦斌说:“张道德和你点名的几个人同我都有过接触，分别谈过话，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是心直口快，发点牢骚而已。”于是贾亦斌特意提醒张道德等人注意，并准备回京向蒋经国说明实情。贾亦斌回到南京以后，看到有3个复员青年军学生被扣押在国防部。经了解，他们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学生黄开、戴新民、郑华山，都是与“五?二O”事件有关，在嘉兴夏令营受训时被捕的。因为他们不满现实，发了牢骚，被认为是共产党。实际上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显系随意捕来的。再根据贾亦斌在北平夏令营所了解的情况，贾亦斌向蒋经国汇报时，就说:“北平夏令营的矛盾解决了，其实不是什么青年军和三青团学员之间的矛盾，而是进步学生与保守学生之间的矛盾，依我看如果这样搞下去，国民党非亡不可。”

蒋经国听贾亦斌这么一说，猛然一怔，问贾亦斌:“为什么?”贾亦斌说:“国民党用人是‘喂猪驱虎'政策，用钱是‘肥强瘦良'的政策。凡能干的人，只要对国民党不满，发点牢骚，就认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盟，把他们看成老虎，驱赶出去。只要口头上反对共产党，不管是庸人，都看作忠贞之士，升官发财，喂的都是猪。这不是‘喂猪驱虎’是什么?”蒋经国眼睛紧盯着贾亦斌，贾亦斌也不管他高兴与否，继续说:“用钱的政策，凡是奉公守法的好人，个个穷得要命，骨瘦如柴。那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大贾富商却个个肥得要命。这不是‘肥强瘦良'是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非亡国不可！你对国民党满意呀?我对国民党满意呀？你、我都常发牢骚。如果发牢骚的就是共产党，那么你、我岂不都是共产党了吗?我们这里关押的黄开等3个暨南大学的学生都很年轻，只是对现实有点不满，发了牢骚，就把他们关押起来，很不应该呀！应赶快放掉！”蒋经国听了贾亦斌这番话不住地点头，连声说:“你写，你写，把它送到领袖那里去。”于是贾亦斌就将自己的意见照写了，交给蒋经国送上去。不久，黄开、戴新民、郑华山3人也就由蒋经国下令放了。

对美军顾问团说“不”

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者，在战争中它的实力得到了极大发展，成为空前的超级大国，它对外扩张的欲望也因此大为膨胀，企图由它出面来“领导世界”。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出于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考虑，在中国采取了扶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它派出飞机军舰将50万国民党军队，分别运往华东、华北和东北，抢占战略要地，并向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在随后进行的国共谈判中，美国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对国民党一方采取偏袒的态度，使国民党有恃无恐，在和谈的掩护下发动进攻，最终导致谈判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更加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公开扶蒋反共，不仅出钱出枪，并且派遣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为此，美国通过了《军事援华方案》，成立了以巴大维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以训练、指导国民党军队。在南京的美国军事顾问趾高气扬，到处发号施令，焉然成了太上皇。

然而，蒋经国与美国的关系却相当紧张。蒋经国个性倔强，办事我行我素，不肯人云亦云，青年时代又曾在苏联生活过，参加过共青团，还娶了苏联妻子，那一段生活经历对他影响很大。蒋经国回国后，在自己的活动中，总是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模仿苏联的方式，这使他与一般的国民党官僚比较起来，总显得与众不同。因而在美国看来，蒋经国比较难以控制，不可相信。所以，美国对蒋经国势力的发展，始终抱着猜忌和怀疑的态度，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青年军的歧视上。青年军成立时，蒋介石为了鼓励青年从军，给了青年军比较特殊的地位和较高的待遇。蒋经国为了树立自己的影响，又大抓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以此控制青年军，使青年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子军”。但美国认为蒋经国所搞的一套是从苏联学来的，对此或明或暗地加以指责，并在装备青年军问题上予以多方刁难。抗战结束前，美国原本计划装备包括青年军在内的国民党军60个师，组成士兵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远征军，开赴印缅反击日军。由于青年军是受蒋经国控制的部队，美国就宁肯以先进武器装备国民党的一般部队也不肯给青年军，并且散布舆论称青年军是与“国大代”和“军官总”并列的中国“三害”之一。此举使蒋经国极为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不仅如此，美国还采取分化政策，扶植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孙立人来压制蒋经国，制造了所谓的“洋太子(孙立人)与土太子(蒋经国)之争”。蒋经国与孙立人的矛盾到1948年已经相当严重。是年3月，青年军第206师在洛阳被歼灭，师长邱行湘被俘。为了鼓舞青年军的士气，蒋介石决定立即重建该师，师长人选尚未决定。孙立人趁蒋经国在外出差的机会，直接向蒋介石推荐自己的亲信部属唐守治(黄埔五期)担任，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蒋经国回来之后发现唐任师长一事木已成舟，无法改变，很不高兴。他立刻找贾亦斌询问:“谁让唐守治来当师长的?”贾亦斌回答:“我不知道是谁推荐的，是由领袖(指蒋介石)亲自下手令任命的。”当他后来得知是孙立人保荐的之后，更为不满，对贾亦斌说:“从今以后，206师的事，我们预干局一概不管，要钱、要枪，概不负责。”蒋介石也看出了美国扶植孙立人的用心，并对此有所提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未经中国方面同意，就邀请孙立人(孙在美国留学时期曾与他们同学)去欧洲战场观战3个月。蒋介石很不高兴，孙回来后，蒋曾予以严厉训斥，并问他:“你究竟是我的部下，还是美国人的部下?”因而迟迟不肯重用孙立人。只是由于蒋介石要依赖美国，最后才让孙当了新38师师长和新一军军长，赴缅甸指挥对日作战。后来任命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也是出于同一原因，并非心甘情愿。

甚至蒋经国本人也受过美国人的气。1944年初，蒋经国受父命自行驱车去坐落在重庆复兴关的美军大楼，找美国空军志愿援华大队(飞虎队)陈纳德通报情况。门口的美军哨兵见其是中国人，就不让进去，双方发生争执。美国哨兵不问情由蛮不讲理，一拳打来，大有非把他打倒之势。好在蒋经国学过少林武术，反倒使那个哨兵跌了个仰面朝天，后来被人劝开。由于这种种原因，蒋经国对美国顾问的态度极为冷淡。当时，美国在南京政府设有军事顾问团，有的给参谋总长做顾问，有的派到国防部各厅、局做顾问。预干局也配备有两名美国顾问，一位是贝乐上校，他与贾亦斌的个人关系不错，贾亦斌写的《论预备干部制度》一书中，关于美国预备干部制度的情况，有许多资料就是他提供的；还有一位是罗伯特中校。他们两人经常上预干局来了解情况，但蒋经国平时根本不愿见他们。有一天，蒋经国来预干局，碰巧那两个美国顾问也在，堵在办公室门口一定要见蒋经国。蒋正在和贾亦斌谈话，见此情况，马上对贾亦斌说:“亦斌兄，你去敷衍敷衍！”贾亦斌只好出来会见两位美国顾问，说蒋经国现在有紧急事情要处理，实在没有空，用这种办法把他们对付走了。这件事给贾亦斌的印象很深，说明蒋经国对美国顾问没有什么好感，且存有戒心。

虽然贾亦斌与有的美国顾问保持着较好的个人关系，但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是历来反对的。美国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压制蒋经国、歧视青年军的做法，更使贾亦斌反感。贾亦斌始终认为，中国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来管，美国有什么权力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和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如果美国以为仅凭财大气粗就可以做太上皇，使中国人俯首帖耳，那他们就完全错了。在这种思想感情支配下，贾亦斌很快同美军顾问团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

1947年9月，在南京召开了由美军顾问团参谋长柏宁克准将主持的“中美军事联席会议”。参谋次长林蔚、陆军副总司令余汉谋、孙立人及国防部6个厅的厅长等均出席了会议。国防部所属8个局的局长列席，贾亦斌也应邀列席。会上，柏宁克与国民党国防部的某些人预谋，提出了一个所谓“议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取消青年军作为培训预备军官的训练计划，将其全部调往前线同解放军作战；二、将青年军待遇降低到与一般部队的同等水平。对这一议案，林蔚、余汉谋等人均当即表示同意。而贾亦斌认为这是使内战升级、把青年军充当炮灰的阴谋，也是美国人一贯钳制蒋经国和青年军的意图的又一表露。而且如此重大的事情，他们事先并没有同主管青年军事务的预备干部局作任何商量，贸然在这样的会议上由美国人提出这样的议案,本身就是荒唐的。因此,贾亦斌当即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柏宁克一贯傲慢自大,从来没有把中国军人放在眼里,又见只有贾亦斌一个人敢于表示反对,即大光其火,竟当场打断贾亦斌的发言,声称贾亦斌是列席代表没有发言的资格。贾亦斌当即予以严词驳斥:“讨论中国的事,我们作为中国人当然有发言权,而且我们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比美国人更了解,自然更有发言权。我不能容忍外国人如此干涉中国的内政!”也许这个美国佬认为在中国不管谁,包括中国的将领都得听他的,现在竟然遭到中国人的顶撞,气得他连连吼叫“NO!NO!”大有非把贾亦斌压下去不可之势。这时会场上气氛骤然紧张,许多双眼睛都盯着贾亦斌,从不同的眼神可以看出:有的人在担心贾亦斌会被他压倒；有的认为贾亦斌对这位“美国老大哥”不该如此；更多的人在为贾亦斌担心,不知如何收拾局面。贾亦斌当时义愤填膺,认为柏宁克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无礼,而且是对我们中国人的无礼。是可忍,孰不可忍!贾亦斌决定豁出去了,无论如何要为中国人出口气!于是柏宁克喊贾亦斌也喊,柏宁克喉咙粗贾亦斌比他更粗,

柏宁克嗓门高贾亦斌比他更高,彼此大吵大闹起来。结果议案也讨论不成了,柏宁克只好悻悻然宣布:“散会!散会!”贾亦斌说:“散会就散会!”拿起皮包头也不回,大步走出会场。

走出会场后,孙立人迎面向贾亦斌走来,紧紧握着贾亦斌的手说:“亦斌兄,你今天总算为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啊!”由此可见,孙立人虽然为美国军方所青睐,但他和其他许多中国军官一样,平时也受了不少美国人的闷气,对美国人傲慢自大、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心怀不满,只是不敢轻易表示。贾亦斌今天的抗争确实得到了包括孙立人在内的大多数在场中国军官的支持和同情。会后,贾亦斌立刻就这次会议发生之事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信中除了告诉他贾与柏宁克发生争执的经过之外,还倾诉了贾自己满腹忧虑和不平之气。贾亦斌指出:“中国人长期受尽了日本人的气。经过8年抗战,牺牲了无数同胞,好不容易刚刚把日本鬼子打垮,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却不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又受美国人的气。我确实难以忍受了。”

蒋经国很快给贾亦斌回信,不仅毫无责备之辞,反而流露出赞赏之意。在信的结尾他充满感情,意味深长地写道:“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今日岁己寒矣!”表明他已深感内忧外患之严重,鼓励贾亦斌像苍松翠柏一样,傲霜雪,斗严寒,坚持到底,对贾亦斌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替蒋经国查办贪污案

杭州青年中学是1946年第一期青年军复员时,在全国设立的7所青年中学之一,全称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特设杭州青年中学。学生皆是青年军第209师的复员士兵。校址设在杭州市净慈寺、柳浪闻莺处。

这所中学的第一任校长袁侠民曾因贪污学生给养,被学生轰下了台。由蒋经国另派吴宝华(中央干校一期学生)接任校长。吴接任校长之初,聘用了一些水平较高的教师,如许钦文(鲁迅的学生)

等来校任教,学生还比较满意。但他自恃蒋经国对他很信任,在校内独断专行,作风粗暴。学生提出意见,反映伙食质量下降,饭里沙子很多,不堪下口。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反而一口咬定学生中有坏人煽动,扬言要进行清查,伺机报复,造成校方与学生矛盾的尖锐化。1947年秋,学生揭发他有贪污行为,大闹起来,在校内外张贴标语,甚至上街游行,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这一事件,分别由校长和学生报告到预干局。吴校长认为杭州青年中学的学潮和社会上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有关,背后有人煽动,要求开除为首闹事的几名学生,以示惩罚。而学生则揭发、控告吴校长贪污枉法,坚决要求撤换校长。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蒋经国得知消息后派贾亦斌前去查处,他对贾亦斌说:“你立刻去调查处理,学生闹学潮,随便赶校长,这还了得!”虽未明言,但他同情校长,认为咎在学生的态度很明显。

贾亦斌到了杭州青年中学之后,先组织力量清查了账目,发现吴校长有贪污行为,证据确凿。随后贾亦斌又分别召开学生代表和教职员代表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学生纷纷指出:同样的伙食标准,为什么这几天上级来调查了,伙食就变得好了?前个时期,我们吃的是什么?务请彻查!学生们还端出一碗保存了几天已发了霉的饭来,气愤地说:“请看看这是什么饭!”贾亦斌发现饭中确有不少沙子和石子。学生还说:应发的蚊帐为什么不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教职员慑于校长的压力,比较沉闷,不敢揭发,但倾向同情学生。

特别在一次学生骨干座谈会上,学生谈得很激愤。有的说:“蒋局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号召我们要‘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现在我们响应蒋局长的号召,反对我们学校的校长贪污,竟被指责为‘有意煽动闹事',这不是与蒋局长的指示背道而驰吗!”有的说:“前校长袁侠民贪污,证据确凿,为什么不将对袁校长的处理结果告诉我们学生,而让他一走了之?”有的说:“吴校长这几天穿着少将制服,对学生大显威风。照理官职越高越要模范地按蒋局长指示办事,为官清廉才对。‘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自己内部的贪污问题,都不能好好解决,还有什么资格去让老百姓相信我们啊?”还有的说:“蒋局长在赣南大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老百姓尊敬他；如果今天他仍然支持我们反对贪污,同样会受到我们的尊敬……”学生们一个个争先恐后,抢着发言。

有理有据。在贾亦斌所接触到的学生中,无一例外地反对校长贪污,众口一词,可见人心所向,根本不像有什么人从中煽动。贾亦斌对杭州青中学潮的原因及其是非曲直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贾亦斌回到南京之后,将调查结果向蒋经国作了全面汇报。指出:“查账证明吴宝华校长确有贪污行为。校长贪污,学生才起来闹事。因此,我认为不仅不应该开除闹事的学生,相反的贪污的校长一定要撤职,这样才能说服学生,收拾局面。”蒋经国听到贾亦斌的汇报完全为学生一方说话,很不高兴,马上对贾亦斌说:“不行!学生一闹事,要撤换校长就撤换,那秩序还怎么维持呢?带头闹事的学生决不能留!”贾亦斌当即予以反驳:“校长贪污,你不开除,却反而要开除为反对贪污而闹事的学生,完全没有道理!这样倒因为果的做法,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天天喊反贪污,反腐败,结果是你的学生贪了污,你却不反了,说得过去吗?我们应当是重法而不徇私情,不正己何以正人?我是不同意开除学生的,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撤吴校长的职；一是撤我的职!否则我何以向学生作交代!”他见贾亦斌说得在理,而态度又那么坚决,最后只得接受了贾亦斌的意见。他不无勉强地对贾亦斌说:“好吧!我把吴宝华调走。”结果他将吴宝华降为中校,调到预干局当中校视导员,另行委派潘振球担任校长。开除为首闹事的学生一事,也就作罢了。

在处理杭州青中事件上,尽管蒋经国终于听从了贾亦斌的意见,但可以看出他在处理贪污问题上是有局限性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从贾亦斌与他交往几年来,贾亦斌发现蒋经国本人确实同许多国民党官员不同。他不贪污,穿着、饮食、居住同普通官员差不多,自律较严。但他在对部下贪污问题的处理上,却有时严,有时宽。他在赣南和以后都曾雷厉风行地严厉打击过贪污,有些贪污罪犯,甚至被他毫不留情地枪毙。因此,一些犯有贪污罪的人很怕落入蒋经国之手,或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但蒋经国有时却很讲人情。他有一个学生叫伍瑞云,因挪用公款做生意、走私,被国防部军法局逮捕,决定判处死刑。在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心情十分矛盾,最后勉强表态说:“是我没有教育好,他背叛了我,按国法办事吧。”在执行死刑以后,他竟坐在办公室里凄然泪下,然后又关照中央干校校友会的萧涛英和徐贵庠、江国栋等人买棺安葬,还给了死者妻子一笔钱,叫她回乡好好安顿生活。在对杭州青中校长吴宝华贪污问题的处理上,也表现出很浓的感情色彩。

考虑到蒋经国已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握有较大的权力,他在用人问题上过于感情用事将会造成严重的恶果,贾亦斌觉得作为一个部下和朋友,应该就此问题向他提出一些建议和忠告。于是贾亦斌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郑重向他提出了关于敢于用人、善于用人所要特别注意的四个“不”：一一贪求升官发财者,不能用。

自古以来,贪官污吏为社会一大祸害。先总理孙中山倡导“要做大事,不做大官”,“为民公仆”,即欲铲除此害。你提出“要做官的,莫进来；要发财的,

请出去”,也是这个意思。当今为官者,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搜刮民脂民膏者多,致使国力消耗日殆,民怨不断上升,亡国危机日促。故贪官不除,国无宁日。故我郑重建议:为官必须清廉,贪官必须清除出去。这是用人首须考虑的问题。一一对上谄媚,对下欺压者,不可用。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来昏君,爱谄谀,喜逢迎,小人趁机而入,对当道者形成包围圈,沉湎于酒色淫乐,耳目闭塞,不闻民间疾苦与社会弊病,最终导致杀身亡国,教训甚为惨痛。今日谄媚者、逢迎者比比皆是,瞒上欺下,招摇于官场,得势于高层,令人堪忧,不迅予纠正,前途危殆矣。一一只图个人享乐,不顾他人死活者,不可重用。

当此国家贫困、民生凋敝之日,上层却盛行享乐之风。有的人活着只图花天酒地,声色犬马,极尽享乐之能事,对国家兴衰、人民疾苦全然不顾,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种人越多,对社会危害则越大,它是腐败的重要根源,并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导致社会的动乱。切不可让这种人官运亨通。一一目光短浅、谨小慎微者,不宜多用。

这种人往往胸襟狭窄,缺乏进取心,容易跟在别人后面,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这种人用多了,只能使事业停滞不前。相反,如多用目光远大,有理想、有抱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则可以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避免“偏听则暗”的结果,吸引众多智勇之士,形成群贤汇集的局面。

贾亦斌的意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蒋经国在用人问题上的某些偏向而写的,蒋经国读后似有所触动,并啧啧称赞。贾亦斌希望他认真思考,予以采纳,但当时国民党及其政权早已是日薄西山,暮气沉沉,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个人能有多大的作为,贾亦斌不敢抱过高的奢望。

首赴台湾，领略宝岛风光

1948年初,驻台湾凤山的青年军第37军(由青年军第205师扩编而成),发生了两件大事情。一是军长刘某某(原205师师长,黄埔四期)被人控告走私,而刘自我辩护系为改善部队生活待遇所为；但当蒋介石决定要抓他时,刘接到一封通风报信的电报,即迅速逃往香港隐藏起来。蒋介石大为恼火,下令一定要查清此案。二是37军新任军长廖慷(广东人,黄埔五期)赴台接任时,遭到该军不少军官的抵制,无法上任,形成僵局。

为此,蒋经国决定派贾亦斌赴台湾处理以上问题。他将贾亦斌找到励志社亲自向贾亦斌交代任务:第一、查清给刘某某通风报信的电报来源；第二、促使廖慷顺利接任。

贾亦斌在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即从南京乘飞机抵达台北。贾亦斌首先拜会了台湾省保安司令彭孟辑(湖北人,黄埔五期)。彭与贾亦斌是同乡,且37军又属他指挥,贾亦斌向他通报了赴台肩负的两项任务,取得了他的支持与协助。

抵台后贾亦斌的第一项工作,是到台北电报局查明泄密电报底稿。一查方知电报系曹圣芬所发。曹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每天不离蒋介石左右,此种机密,除随身秘书外,他人不易得知。且曹与刘为湖南益阳同乡又是表兄弟,关系密切。电报用语“母亲病重,速归”经查纯属虚构之事,因此曹发此电报以密语向刘通风报信,可肯定无疑。但此事却使贾亦斌感到相当棘手,因曹系蒋介石贴身秘书,如何汇报?蒋介石提出要追查,结果却又查到他自己身边去了。不过好在事实既已查明,贾亦斌也不难向蒋经国交代了。

贾亦斌的第二项工作即促成廖慷顺利接任军长一事,解决也比较顺利。贾亦斌先到凤山37军军部驻地,召集该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听取意见。他们很坦率地说:“廖慷与青年军没有关系,是杜聿明系统的人,所以我们不同意他出任37军军长。”在听取意见之后,贾亦斌感到要解决问题还是以个别交谈为好。于是在会上,贾亦斌未作具体说明,就宣布散会。会后,贾亦斌以视察为名,秘而不宣地分别进行工作。先到台中找了该军师长邓文僖，向他转达了蒋经国的话,并说明任命廖慷为军长是蒋介石下的命令。邓的思想通了以后,贾亦斌再分别找其他各师师长,同样加以传达和说明；还到各师师部及各团,从上而下,区别对象,逐级分别做工作,目的是避免让士兵知道新军长不能及时上任的原因而产生不良影响。通过这样自上而下的疏通工作,廖慷上任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廖慷上任以后,很是高兴,亲自陪同贾亦斌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处参观访问,并游览了阿里山、日月潭等名胜古迹。在日月潭他们度过了一个晚上,两人开怀畅谈,颇为投机。贾亦斌向他了解在河南与解放军作战的情况及其感想。他说:“这个仗根本无望,士兵都不愿意打。”贾亦斌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有的士兵看到共军占领的地方,也到处挂有孙中山的像,就说:‘共产党对孙总理也很尊敬,我们还打什么仗呀?'”从他的谈话中,贾亦斌了解到前线的国民党士兵也同贾亦斌一样厌恶打内战。

贾亦斌在台湾历时3周,完成了两项任务后就乘机返回南京。见了蒋经国,贾亦斌向他如实作了汇报,在说到给刘通风报信的电报时,贾亦斌只说据查是由总统府发去的,没有直接点曹圣芬的名。他反问了一句:“电报你看是由谁打去的?”没等贾亦斌回答,他又心领神会地自言自语:“喔!我知道了!”蒋经国知道曹圣芬是他父亲的近臣,关系密切,追查不会有什么结果,只会使其父亲和自己处境难堪,所以没再追问。贾亦斌还把廖慷所说士兵不愿意打仗的话,一句不漏地向他作了反映。看来蒋经国对此情况也有所了解,因此只是叹气不语,但他对贾亦斌顺利促成廖慷上任的工作还是满意的。

37军军长因走私而畏罪潜逃一案,经军事法庭审查,查出乃系该军参谋长彭启超和政治部副主任伍瑞云(中央干校学生)与军长互相勾结所为,最后由军事法庭判处彭、伍死刑。蒋经国对此案感到难以交代。在他所管辖的青年军中一位高级将领畏罪潜逃,而其参谋长和自己的学生也共同贪污,实在不太光彩,于是他向蒋介石提出辞去预干局局长的职务,并建议由贾亦斌担任代局长。

台湾之行是贾亦斌终身难忘的一次旅行,贾亦斌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台湾的富饶美丽,及它与祖国大陆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更增加了贾亦斌对“祖国宝岛”台湾的热爱。但另一方面,通过此次清查案件,也更增添了贾亦斌的忧虑。贾亦斌感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成风,查不胜查,像一个患了痼疾之人,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