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工程造价电话: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四部分

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1)

1951年6月，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经历了激烈较量后，在北纬38度线南北地区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美国军政当局意识到这是一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遂将朝鲜战争政策调整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光荣的停战。

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打谈结合，边打边谈。政治军事仗，军事政治仗。这是毛泽东的和战观。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指导人民军队冲破和谈的迷雾，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全国抗战终于获得胜利。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全国人民期盼和平。

在抗战胜利之前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已确定：“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他确定的战后方针是，或者以和谈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消灭中共武装。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抗战胜利到来时，蒋介石的精锐主力部队还大都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整个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连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影子都不见。蒋介石首先要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但他明白：他的部队难于立即开到日军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他需要时间。国内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声浪也让他顾忌诸多。更重要的是他打内战的决心虽定，但军事准备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玩弄起了和平的花招。

8月14—23日，精于心计的蒋介石接连给毛泽东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谈判，“共定大计”。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蒋介石的算盘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他就昭示天下，共产党拒绝谈判、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到重庆，他就用几个内阁空头职位，换取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他断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即使来重庆也不会接受他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用和谈换取一段时间，进行内战的部署。同时，他特意密令重印下发《剿匪手册》，要各战区加紧“动员戡乱”。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阴谋洞若观火。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明确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了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毛泽东毅然决定走出延安，到重庆和他谈。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态度是，重庆谈判“可以去，必须去”，而且要准备作出一些让步，否则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这就是毛泽东，雄韬伟略的毛泽东！

他专门起草了关于重庆谈判的党内通知，要求全党争取“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但也要做好充分准备，“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

雾都重庆虎狼成群，毛泽东要深入虎穴，党内、军内许多同志担心不已。毛泽东坦然告诉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2)

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无需任何宣传，毛泽东的行动就展现了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一下凝聚了民意。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谈判中，蒋介石文武并用，一手拉拢收买；一手武装威胁。一个目的，就是要共产党取消解放区，完全交出军队。

谈判桌上他达不到目的，遂企图以武力迫使毛泽东就范。国民党军投入36个军73个师，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最严重的一次进攻，是阎锡山派重兵占领了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六城。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奋起反击，干净、彻底地消灭了阎锡山精锐部队3万余人。

战场上的胜利，打掉了蒋介石以军事实力压共产党订立城下之盟的幻想，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会谈纪要》。重庆谈判宣告结束。

关于毛泽东，蒋介石后来对心腹陈布雷讲过这样一段话：“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也讲了一番话：“以前的蒋还是一个抽象的人，这次谈判，长时间的接触，对蒋的为人、性格、思考问题的方法，心里有了个底。”

毛泽东因此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判断更加清晰，对打谈结合的方针更加坚定，他说：“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双十协定》签字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下达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企图全部摧毁解放区，“根绝匪氛”。美国当局也全力援助国民党军行动，不但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调动起庞大的海空力量将国民党军运到前线。

内战的阴云愈集愈厚。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军事上坚决反击，政治上留有余地，争取和平，不惧战争，与蒋介石展开了新一轮有理有利有节的和战较量。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处理和谈与作战关系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最早是在抗日战争中反击国民党挑起的反共高潮提出的，具体说包括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进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第三是休战原则，就是打退敌人的进攻后，适可而止，在敌人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实行休战。

1945年10—12月，为了自卫，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了平汉战役、绥远战役、津浦路战役和其他一些重要作战，顿挫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进行艰苦的谈判。战场的胜利反击和谈判桌上的坚决斗争，加上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1946年1月10日，最终实现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重庆谈判到《停战协定》签署，在6个月的时间内，和战问题空前尖锐。如何既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的对策是：“水来土掩，将至兵挡。”蒋介石发兵，我们也发兵，“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打谈结合，边打边谈，关键在于军事、政治相互配合，以军事斗争作为谈判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非常坚决的。他所确立的这些原则和方针不仅指导全党、全军赢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军事、政治斗争的胜利，而且也成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战争指导基本原则。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交织进行的新阶段。

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3)

毛泽东亲自指导朝鲜停战谈判，并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决打，争取和”的基本方针。

进入划分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表现得极端傲慢，声称其强大的海空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上得到补偿，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后方数十公里处，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当这种要求遭到拒绝后，竟狂妄地宣称：“让大炮、炸弹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从8月18日起，“联合国军”以地面部队发起夏秋季攻势。同时，其用于朝鲜战争的空中力量倾巢出动，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绞杀战”，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谈判中的条件。

对此，毛泽东在谈判开始前就有预见，并指示志愿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秋季攻势。“联合国军”的“绞杀战”也未达目的。

大炮、炸弹的较量失败，“联合国军”不得不接受朝中方面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和平需要用实力去保障，毛泽东用三句话概括了对战争前景的判断：“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指示志愿军：要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到了1953年春末，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兵力雄厚，阵地坚固，物资充足，不但足以粉碎“联合国军”的各种进攻，而且可以主动实施各种规模的进攻。而“联合国军”则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战争的旷日持久，美军伤亡的不断增加，加上战场主动权的易手，都令新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急于结束战争。但在寻求“光荣的停战”思想指导下，又不愿在谈判中让步。

为早日实现朝鲜停战，毛泽东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战争指导方略前推一步，变为以打促谈，指示志愿军：“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准备，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

志愿军发起夏季进攻战役。第一阶段进攻以“联合国军”连以下支撑点为目标，作战29次，歼敌4100余人。战场上的较量结果，立即在谈判桌上有了反应，美方代表态度明显好转。

而李承晚集团却坚决反对停战，大肆叫嚣要“单独打下去”。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阶段进攻，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李承晚军队，并攻占其营、团阵地，歼其4.1万余人。

志愿军的进攻使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变得非常合作。双方代表很快就各项议程达成了协议，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就在这时，李承晚集团却再次作梗，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人民军战俘2.7万余人，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为实现有效的停战，保证朝鲜半岛和平的稳固，彭德怀司令员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再给李承晚军以严重打击。

毛泽东回电说：“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志愿军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阶段进攻，突破李承晚军4个师的防御阵地，连同其他方向作战，共歼敌7.8万余人，收复阵地192.6平方公里。金城前线的隆隆炮声，彻底改变了谈判桌上的气氛。于是，在板门店出现了令人振奋的一幕。

当朝中方面代表再次要求美方代表确认，朝鲜停战是否包括李承晚军队在内，如果李承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怎么办时，美方代表明确回答：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如果李承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赢得了胜利，赢得了民族的尊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十六 打谈结合 边打边谈(4)

能战方能言和。和平要靠斗争去争取，靠胜利去保卫。这就是毛泽东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立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胜利的基石建立在人民的觉醒与动员之上。有了人民作为坚强的后盾，无论是谈是战，毛泽东都信心十足，无所畏惧。他说：“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十七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1)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军事上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在现代战争中，城市的得失，不仅关乎地区控制权的易手，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城市。蒋介石的信条是：“现代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而毛泽东则依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战略。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蒋介石是“占市为王”，我们是“占山为王”。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不以攻城为作战重点，却围绕城市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常常围城打援，攻城阻援，而当他最终将围城打援变成攻城歼援，将作战重点指向大中城市时，蒋家王朝的末日就来临了。

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第一次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就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1928年初，井冈山寒气未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实施“进剿”，其中的1个营进占到了宁冈县城新城。毛泽东决定首先将其逼出城，然后歼其于运动之中。

2月18日清晨，国民党军架枪出操。工农革命军在晨雾掩护下突然出击，歼其1个排，然后猛力攻城。国民党军不明对手虚实，仓皇出城撤退，结果落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全部被歼。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新城战斗，是毛泽东指挥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他使用的围三阙一战法，也成了红军初期作战中攻击城镇时经常采用的战法。还有一种战法毛泽东也经常使用，那就是先围城，诱敌出城反击，然后在运动中歼灭之。对于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毛泽东则从来不主张贸然进攻，理由很简单：红军不具备打这种城市攻坚战的能力。

1930年8月，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则认为红军并不具备攻打长沙的实力，反对贸然进攻。但上有中央命令，下有多数委员的支持，毛泽东只得勉强同意进攻长沙。

红一方面军投入13个团，而长沙守军则有31个团，且工事坚固。双方强弱悬殊，尽管红军官兵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仍无法突破敌军防线。红军在坚城之下苦战16天，国民党军援军逼近，红军被迫撤围。这次攻坚战，红军也有不小的损失。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攻打长沙的教训对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影响很大。在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对城市攻坚，特别是进攻中心城市一直非常谨慎。

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与红军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具备了一定的攻坚能力。毛泽东也曾指示部队进行过几次城市攻坚战的尝试。

1946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包围大同，展开攻坚作战。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固守大同，而傅作义部则重兵增援。解放军攻城、打援同时展开，重点不明，结果平分兵力，导致了战役失利。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这表明，解放军的战斗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要攻取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犹显力量不足。毛泽东因此将作战重点转为野战，而尽可能地避免攻坚和阵地战。但如何调动敌人脱离坚城，创造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尚在观察之中。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为配合南满地区“四保临江”，发起了“三下江南”作战。一下江南采取“攻点打援”战法，长途奔袭战略要点其塔木，同时在敌援军必经的公路要隘设下了伏击圈。国民党军三路增援，结果由九台出援的1个团稀里糊涂地被解放军全歼，其他两路伤亡惨重。其塔木守敌也被歼灭。

其塔木战斗规模很小，却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战例。毛泽东接到战报，立即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攻点打援，就是围城打援，即攻击敌人必救的战略要点，调动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这是解放军在暂时不具备攻击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城市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过渡战法。

十七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2)

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围城打援更是成为解放军创造战机，开辟战场，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有效战法，仗越打越大，而作战的重点则放在打援上。

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保北战役，围攻徐水。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派兵增援，与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展开激战。孙连仲再调石家庄的第3军主力北上，企图南北夹击，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遵照上级指示，部队急速南下，按时或提前到达指定位置，随后发起进攻，消灭第3军主力，活捉军长罗历戎。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围城打援、攻点打援的战术打得心惊胆战，再也不敢如战争初期那样一点被围，四面驰援，常常是上峰命令急如救火，各路援军却犹豫观望，谁也不愿冒险驱前。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和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联合发起洛阳战役。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指出：“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国民党军“决不会不增援”。因此部队在扫清外围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正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发现解放军有进攻洛阳的企图后，果然令胡琏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增援。但胡琏兵团距离较远，赶到洛阳尚需时日，孙元良兵团则按兵不动。

国民党军援兵迟迟未至，解放军前线指挥员遂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攻城为主，打援为辅，抢在国民党军援兵到达前，攻占了洛阳，全歼守敌第206师2万余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洛阳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在南线夺取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这次战役，解放军不但积累了攻坚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了攻城阻援的战法。毛泽东立即肯定了这一创造。敌不真援，我就真攻城。从围城打援，到攻城阻援，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更加丰富多彩。

1948年6月，中原战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粟裕向毛泽东立下军令状，决心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而国民党军则集中了9至11个整编军或整编师准备与华东野战军决战。

粟裕周密分析敌情，确定了“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发起豫东战役，攻城打援相结合，调动敌人，消灭敌人。为抓住战机，粟裕先斩后奏，边指挥部队向开封开进，边向中央军委报告部署。

毛泽东立即回电，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要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并电令中原野战军阻击国民党军援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攻击兖州，牵制敌人，全力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

开封是当时河南省省会，工事坚固，守军达4万余人。蒋介石命令开封守军固守城池，同时令各路援军加速前进，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开封。

6月17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发起开封战役，激战五昼夜，全歼守军。这是解放军攻占的第一个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标志着解放军城市攻坚能力又前进了一步。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当时正值伪“国民大会”粉墨登场。丢失开封后，河南籍伪“国大代表”大闹南京。蒋介石被搞得狼狈不堪，严令各路援军猛烈进攻，夺回开封。各路国民党军蜂拥而至，粟裕遵照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决定放弃开封，转而求歼国民党各路援军中实力最弱的区寿年兵团。

毛泽东立即指示：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

华东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中间的40公里空隙楔入，一部进攻，一部阻援，生生剜出区寿年兵团，在睢杞地区予以歼灭。随即转兵围攻黄百韬兵团，在予其重创后，迅速撤出战斗，结束战役。

十七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3)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豫东战役是战略决战之前，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会战，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总数达45万多人。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全力配合下，攻城则克，打点则歼，阻援则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它表明解放军在进攻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中等以下城市时，已经由打援、阻援为主，变为攻城与阻援并重。

蒋介石也在总结教训，采取了一种新的战略，就是加强大中城市的守备力量，“筑塞联防”，使解放军“啃不动”；集中精锐编组机动兵团，往来策应，使解放军“吃不掉”。

国民党军在重要的大城市，往往集中了10万人以上的守备兵力，而增援部队则动辄数个兵团数十万人。这就使得解放军的作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敢不敢进攻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大城市；第二，敢不敢在国民党军重兵增援时，有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两至三个兵团。

毛泽东将这一挑战称作“闯关”。他毅然决定，全力解决大城市攻坚问题，发展战略进攻，为战略决战奠定基础。

人民解放军开始了“闯关”之战。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毛泽东把济南战役称为“一次严重作战”，亲自筹划部署，指示粟裕等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足够的兵力进攻济南，集中野战军主力用于打援和阻援，既取济南，又歼灭国民党军援军一部或大部。

蒋介石也制定了济南会战计划：以10万余人固守济南，另以3个兵团27万余人北上增援，准备与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华东野战军决定：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攻击济南；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准备迎击国民党军援兵。

9月16日，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攻城部队奋勇前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堡垒防线，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济南。

国民党军援兵3个兵团察觉到解放军阻援、打援集团兵力雄厚，且严阵以待，遂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始终未敢靠近解放军既设阵地。

济南战役“闯关”成功，毛泽东兴奋异常。他亲自修改新华社社论，写道：“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外国人也看清楚了这一点。美联社发表评论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济南战役的胜利，不但标志着解放军已经彻底解决了大城市的攻坚作战问题，而且标志着蒋介石“守点必援，争面固点”的战略彻底破产。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大城市，他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他在军事上再也拿不出任何新的招数挽救蒋家王朝覆没的命运。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庄重地宣布：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人民解放军展开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进军。这时毛泽东的作战指导思想不再是围城打援、攻城歼援，而是直接把作战的矛头指向了大城市，“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到来。

中国革命战争从争夺城市的武装起义发端，又以最终夺取城市而告终。城市的争夺浓缩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画卷，也折射出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中国历史地覆天翻的巨变。

从围三阙一到围城打援，从攻城阻援到攻城歼援；虎视城市，却不进攻城市；围攻城市，却意在打援。也许套用一句古老的成语可以说明毛泽东的这种战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以城市为轴心，做出了一篇篇大文章，写就了一部璀璨夺目的军事谋略史，也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史。

十八 审时度势 决战决胜(1)

西柏坡，太行山麓的一个小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来到这里，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8年9月，毛泽东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蒋介石为挽救败局也在南京宣布了他的新战略：“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置作战重心于中原地区，扩军150万，使总兵力达到500万。

两种决策，两个建军500万。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从此开始。

决战，是战争双方集中全部力量进行决定胜负的交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原则是：“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毛泽东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战略决战，却坚决主张进行有利条件下的战役决战，不容许有丝毫的消极。他认为，只有通过无数战役上的有利决战，方能逐步改变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的状况，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条件。解放战争开始后，这些原则被毛泽东全部运用到战争指导之中。

内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握有几百万大军，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美式装备，夸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军队。毛泽东则以柔克刚，指挥解放军避开与国民党军在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上进行战略决战，而是在精心选择的战场上与之进行战役战斗的决战。

内战过去近两年，到1948年4月，蒋介石再次夸口要在6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的解放军。毛泽东依旧从容不迫，指挥解放军连续取得了豫东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晋中战役、襄樊战役和保北、冀东战役的胜利，使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变。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五路大捷后，毛泽东想起了蒋介石三个月前的狂语，在新华社的社论中加写上一段话：“三个月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这是在二十多年的双方交战中，毛泽东第一次向蒋介石发出的进行战略决战的战书。

此刻，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总兵力由127万发展到280多万，且装备改善，士气高昂，不但能打大规模运动战，而且能打大规模攻坚战。国民党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在长江以北地区还有174万部队，但内部已经空虚，士气低落。毛泽东以惊人的胆略，抓住时机，毫不犹豫地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战略决战。首战方向指向了东北。

在长江以北地区有东北、华北、中原、西北和华东国民党军五大集团。如首战华北，则可能遭到东北、华东国民党军两面夹击；如果首战华东，则可能促使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迅速收缩南撤，加强华中。而东北战场，解放军总兵力已达100万，国民党军只有55万，又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首先将东北国民党军歼灭，就使东北成为解放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因此，毛泽东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叶剑英元帅说：确定战略决战首先从东北开始，“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他要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将首战目标确定为连接东北、华北的北宁铁路上这个咽喉要地——锦州。取得锦州，就关上了东北的南大门。同时，他指示华北野战军在平绥铁路沿线发起攻势，牵制华北国民党军，支援与配合东北野战军进行决战。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野战军主力秘密南下，迅速切断北宁铁路，包围锦州。

蒋介石惊恐不已，急忙拼凑兵力组成东进集团和西进集团，从锦西和沈阳同时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对同时迎战数路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感到把握不大，建议放弃北宁路作战，回师进攻长春。在此决战决胜时刻，毛泽东的决心如钢似铁，坚决否定了回师打长春的建议，指示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定不移地攻占锦州，掌握战役主动权。

十八 审时度势 决战决胜(2)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仅用31个小时，就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军范汉杰集团约10万人，彻底封闭了东北的南大门，将东北和华北的国民党军彻底分割开来。范汉杰被俘后，感叹道：“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

锦州攻克，东北的国民党军就从心理上被摧垮了，被困于长春的国民党军10万部队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从东北总撤退。可惜这个决定太晚了，在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夺路突围时，东北野战军迅速将其合围在辽西平原，激战2天，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新1军、新6军在内的10余万精锐就地被歼。指挥官廖耀湘束手就擒。

随后，东北野战军兵分两路，猛扑沈阳、营口。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7.2万余人。

当辽沈战役激战犹酣时，毛泽东已在思考与部署着决定中国命运的另一场大决战。另一战略决战在中原战场拉开了帷幕。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精心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决定集中徐州、华中两大战区主力，以徐州为中心，西起砀山，东至连云港，北起临城，南至蚌埠，依托陇海、津浦两条铁路，与解放军进行孤注一掷的决战。

与辽沈战役不同，在中原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兵力不占任何优势。徐州国民党军刘峙集团拥有60余万兵力，加上战役发起后的增援部队，投入作战的兵力达80多万人。而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地方部队总兵力为60多万人，装备更是差距很大。60万对80万。在这种情况下决战，毛泽东确定战役的方针是：首先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吃掉位于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以此调动牵制国民党军，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之势；同时以中原野战军攻占徐州、蚌埠间的战略枢纽宿县，封闭徐州国民党军陆上通道，将刘峙集团分割成几块，再各个予以歼灭。

11月6日，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三路南下，将黄百韬兵团包围于碾庄地区。激战至22日，全歼其10余万人，黄百韬被击毙。

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毛泽东指示中原野战军攻克了宿县，还将来援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10万多人合围于双堆集地区。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被分割在徐州、蚌埠、双堆集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域。

蒋介石此刻已失去了在徐蚌地区与解放军决战的勇气，命令徐州的国民党军弃城西进，同黄维兵团会合，共同撤向淮河以南。徐州的国民党军3个兵团27万人马在杜聿明指挥下，蜂拥西逃。华东野战军多路追击，迂回拦击，将之合围于陈官庄地区。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至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各包围了国民党军一个战斗力较强的重兵集团。而蒋介石从各个战场紧急调兵增援，其中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距黄维兵团只有70公里。解放军不具备同时歼灭各部敌人的力量，而如拖延时日，将陷入被动。淮海战役总前委确定，集中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围住杜聿明集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刘伯承将这一方针称作：“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12月12日，解放军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战三日，将其全歼，生俘黄维。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见状，仓皇退回淮河以南。

至此，中原战场只剩下了被围于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而杜聿明集团此刻已经是饥寒交迫，四面楚歌，官兵大批投诚，部队士气全无。

但此刻毛泽东却下令，部队转入休整，对杜聿明集团暂不做最后的攻击。战略决战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已经发起。毛泽东要利用杜聿明集团，拖住华北傅作义集团，再做一篇大文章。

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中原国民党军则陷入重围，傅作义已失去南北依托，是南撤江南还是西去绥远老家，左右彷徨。他将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准备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迅速撤退。

十八 审时度势 决战决胜(3)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傅作义集团共有50多万部队，华北解放军兵力为46万人，难以独自歼灭敌人。毛泽东调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消灭。但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稳住傅作义集团，争取时间使得东北野战军入关完成战役展开。

为此，毛泽东作起了瞒天过海的大文章。他命令华北第1兵团停攻太原，第3兵团撤围归绥，不给傅作义施加更多压力。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迅速秘密入关，并指示新华社不断播发东北野战军庆功、祝捷活动消息，制造东北野战军正在休整的假象。

在完成这一切后，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下出了一招引蛇出洞的好棋，令华北第3兵团向张家口发起进攻，威胁其西撤的主要通道，吸引北平之敌出援。傅作义果然派出了其嫡系第35军乘车驰援。毛泽东立即走出第二招狠棋，命令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双箭齐发，截断平绥路，威胁北平。

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大惊失色，急令其“第35军返回北平。但当该军回返到新保安时，被神速赶到的华北第2兵团重重包围。与此同时，华北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东北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康庄和怀来，从而将平绥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斩断了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战役刚刚发起，解放军就赢得了主动权，但这种主动权尚不稳固。东北野战军主力这时仍在入关开进之中，距平津地区尚有数天的路程。而国民党军依旧控制塘沽，仍有从海上逃跑的可能。

战局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毛泽东在命令淮海战场暂停进攻杜聿明集团的同时，指示平津战场两个星期之内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通县之敌隔而不围，只作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战役展开，再各个歼敌。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这就是战争指导中的胸有成竹、料敌如神。叶剑英元帅评价说：“‘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是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

战役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设计的轨道发展。东北野战军加速开进，至12月20日，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北平、天津的战略包围。当傅作义清醒过来时，他的部队已经由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欲逃无路。

华北战场的大局已定，毛泽东这才指示华东战场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经过四天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兵团司令邱清泉。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55.5万余人。

在华北战场上，根据毛泽东先打两头后打中间的指示，解放军开始从容不迫地各个歼敌。1948年12月24—26日，华北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步兵、炮兵、坦克协同作战，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守敌。

北平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毛泽东指导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谈判。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傅作义最终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古都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三大战役，规模空前，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为罕见。国民党军近160万主力部队谈笑间灰飞烟灭，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因此根本动摇，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

十八 审时度势 决战决胜(4)

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战略决战，只是指出战略决战是战略进攻的高潮，“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但他以战略决战的伟大实践导演出一部中国气派战略决战的壮丽史诗，其时机选择之果断，决战意志之坚定，方向确定之正确，方针制定之科学，阶段区分之清晰，均在战争史上难得一见，从而将中国革命战争的高潮化为新中国诞生前的绚丽朝霞，书写出他军事生涯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十九 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1)

北京郊区的香山，是毛泽东进入中南海前最后一个落脚点。在这座被称作双清别墅的幽静小院，毛泽东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尾声作战。

落脚香山几天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宴请了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不善饮酒的他破例端起酒杯，发表了一番豪气冲天的祝酒词：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这是胜利的宣言书，也是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追击。他所追求的不仅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圆满句号，他要用胜利迎接中国历史新纪元的灿烂时日。

此时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兴致截然相反，因决战失败，他黯然下野，在浙江奉化雪窦山中闭门深思。

两年零九个月的战场较量，蒋介石不但输掉了495万军队，更是彻底输掉了民心。但他还不想彻底认输，他手中还有204万军队，还有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他还要与毛泽东作一次最后的较量。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依旧实际操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要凭借长江天险，构筑陆海空立体防线，阻止解放军南下，同时着力巩固西南、西北地区，作为在大陆最后的立足点。他又打出“和谈”牌，企图赢得喘息，赢得军事准备的时间。

毛泽东很了解这个老对手。在1949年的新年献辞中，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毛泽东说：和谈成功，人民解放军就以文的方式下江南；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就以武的手段下江南。总之，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军江南，而且时间绝不允许无限期拖延，更不允许划江而治、国土分裂的状况出现。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损伤，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给了国民党最后的机会。在两党进行的北平谈判中，他亲自会晤和宴请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做说服疏通工作。国民党代表刘斐曾在宴席上试探毛泽东的态度，问毛泽东打麻将喜欢打清一色还是打平和。毛泽东立即回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在双方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彻底关闭了和平之门。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100万人，万船齐发，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

在人民解放军实施渡江战役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侵入长江的解放军防区，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252人。解放军坚决还击，击伤“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在野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中国，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也公然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一时间，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战的阴云密布。

毛泽东看穿了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本质，他亲自起草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声明，义正辞严地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为了防范帝国主义的干涉，在渡江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调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沿线集结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向南京、上海进犯的帝国主义军队。同时以华北第20兵团在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护卫京津地区。这样，就把大进军的战略行动，建立在了应付最困难、最复杂情况的万无一失的基础之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人民军队曾经过无数成功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但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战略追击作战。

十九 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2)

毛泽东对进军部署进行了精心筹划：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沿海，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根据不同战区的不同特点，毛泽东制定了战略追击的不同方针，提出了不同的作战要求。

在华东战场上，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联手突击，采取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小包围，多路前进，快速分割包围的对策，将从长江防线败退后，尚未来得及重新部署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扯得支离破碎，各个就歼。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

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两大集团。太原解放后，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但总体兵力解放军只占相对优势，尚不具备同时与国民党军两大集团进行决战的条件。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人：钳制两马，先打胡宗南集团。第一野战军发起扶眉战役，歼敌4.4万余人，解放了八百里秦川的大部分地区。

由此，胡宗南集团只能龟缩汉中，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则向宁夏、甘肃退却。毛泽东立即将“钳马打胡”改为“钳胡打马”。指示第一野战军以一部兵力钳制胡宗南集团，配合第二野战军即将发起的进军西南作战，主力穷追猛打二马集团，解放大西北。

红旗漫卷西风。第一野战军发起大规模追击作战，迫使马步芳集团在兰州决战，聚歼其主力。随后横扫大西北，解放宁夏、甘肃，并和平解放新疆，把红旗插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北地区与苏联、蒙古毗邻，人稀地贫，交通不便，敌人无处可逃，只能利用当地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因素和各种地形，死守老巢，负隅顽抗。因此，毛泽东在进军西北作战中采取了穷追猛打与小迂回包围相结合、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法，先打残胡宗南集团，然后分路猛追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迫其陷入绝境而后歼灭之。同样的战法，也运用到了指导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浙江的作战。但在指导进军中南和西南作战中，他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方针。

南京、上海解放后，盘踞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胡宗南集团和余汉谋集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勇气，各自盘踞一方，静观待变；解放军进攻后，则迅速收缩，向后撤退，并准备撤逃海岛或境外。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解放军的追击作战因此遇到了一个新情况，不怕敌人顽抗，不怕敌人决战，就怕敌人逃跑。如采取正面突击或者浅近纵深的迂回包围战法，很难抓住敌人。而如果让大部敌军逃到海岛或境外，势必增加尔后作战的难度，并给新中国安全留下严重的后患。毛泽东的考虑是将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歼灭在大陆。

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与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作战时，进展顺利，但在与白崇禧集团作战时，遇到了麻烦。白崇禧集团的主力是桂系军队，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作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白崇禧用兵狡猾阴险、工于心计。第四野战军刚刚大军逼近，白崇禧就以一部佯动，主力迅速后撤。解放军攻入湖北，他率部退入湖南；解放军逼近湘北，他又退往湘南，几次逃脱了解放军的包围。

毛泽东的战法更高明，他电示林彪等人：对付白崇禧集团，“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这样，任凭桂系军队和白崇禧如泥鳅般滑溜，最终也摆脱不了人民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第四野战军立即调整部署，在第二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兵分三路，展开规模庞大的追歼战。

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组成的东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雷州半岛的海路；第13兵团组成的西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云南、贵州的退路，并与东路军合钳，构成了对白崇禧集团的合围；第12兵团组成中路军，发起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4个师，然后穷追猛打，协同东西两路部队，发起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最后作战。在解放军的大迂回、大包围之下，白崇禧集团最终在粤桂边界地区被彻底歼灭。

十九 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3)

中南地区解放后，西南成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基地。蒋介石亲自飞抵重庆，召集各路将领开会，确定了确保四川，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方针。

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基本防御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固守秦岭、大巴山防线，阻止解放军从北面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守备川东长江沿岸地区，阻止解放军从东面入川；另以西南军阀各部把守各重要通道，构成纵深防御。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民党军的防御重点在四川北面，而东面鄂川黔边方向的防御力量则比较薄弱。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胡宗南集团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非从南面进军断其后路不可”。他要求部队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割据西南梦，坚决不许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

毛泽东勾画出了解放大西南作战的蓝图：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贺龙指挥下，佯攻汉中、秦岭，摆出由秦岭古道入川的姿态，抓住胡宗南集团；以第二野战军主力以突然动作，由湘黔边地区直插川南、贵州，采取远距离迂回动作，封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南撤云南道路；然后两军协同，南北夹击，将国民党军主力各个歼灭。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这又是一场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与歼灭白崇禧集团作战不同的是，进军大西南作战的关键，是把握好北线第18兵团攻击的时间。攻击过早，则暴露总的企图，使胡宗南集团迅速后撤，会同其他国民党军部队退往云南。所以，毛泽东明确规定：贺龙部队进攻胡宗南集团的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一线再发起进攻，具体时间由他亲自掌握。

为了保证聚歼国民党军主力于四川的作战计划实现，毛泽东巧妙制造战略假象。毛泽东命令贺龙率第18兵团，在第二野战军主力西进时向秦岭地区发动局部攻势，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川北；第二野战军机关在西进过程中，刘伯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从陕甘入川；第二野战军途经华中时，正值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期间，使国民党军误认为第二野战军主力也参加中南地区作战。

国民党军被毛泽东的战略假象搞得眼花缭乱，犹豫彷徨。就在其决心难下的时候，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数百公里战线上，突然发起进攻作战。第3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密切协同，解放鄂西、川东，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防线；第5兵团疾进贵州，突破国民党军黔东防线。随即两军并肩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川南。

蒋介石如梦方醒，急令各路部队收缩后撤，同时令胡宗南集团南撤成都地区。

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各路部队迅速前进，抢占要点，堵击逃敌，在南川以北地区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随后抢渡长江，解放重庆；贺龙指挥第18兵团对胡宗南集团紧追不舍，并与第二野战军主力协同，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聚歼于成都地区。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战略追击作战气势如虹，但绝非唯一手段。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中，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从来都是融为一体的，在力量处于劣势的时候如此，在力量占据压倒优势时也是如此。在战略追击作战中，共有126万国民党军放下武器。起义、投诚或接受解放军改编的部队，超过解放军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大批城市和地区因此兵不血刃地获得解放。

从穷追猛打辅以近距离迂回包围，到大迂回、大包围辅以远距离奔袭追击，再加上政治争取的解决方法，毛泽东确定的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作战方针汇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狂飙，席卷千军。蒋介石划江而治和偏安一隅的最后梦想彻底破灭，在成都解放的前夕，匆忙登上飞机，凄凄然地离开了大陆。

十九 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4)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礼炮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历史记录下这一过程。沙场较量22年，曾经占尽优势的蒋介石彻底地输了，几乎输得一干二净。而毛泽东赢了，赢得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赢得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二十 彪炳史册 泽被千秋(1)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毛泽东亲自颁发命令，向朱德等人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这个军衔是准备授予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毛泽东的。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可毛泽东坚决地拒绝了。他诚恳地说：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

这套精心制作的大元帅服，也就永远躺在了博物馆的展柜中。

毛泽东没有军衔，但他的战争功绩彪炳史册，他的用兵如神声震千秋。军事家毛泽东已经化为历史的永恒。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此外还有一点小文章，都是应时的。现在又要打原子战争、洲际导弹，我就不懂了，不像“小米加步枪”。小米吃过，步枪看过，也背过几天。

毛泽东指挥一支“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却在与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国内外强大敌人较量中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迹。探究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原因，解读毛泽东战争韬略的内涵，不能不成为军事学方面重要的的研究课题与谈论话题。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用兵如神的重要前提是他对事业、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时，已是深秋10月。部队下山找粮，遭到反动武装的袭击，退到黄坳时只剩下40多人，人心涣散。危急关头，毛泽东双足并拢、身体笔挺，大喊一声：“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情绪低落的战士们陆续起身，站到了毛泽东身边。

就是这支重新站好的小小队伍，最终延伸出人民军队的千军万马，发展成为无坚不摧的铁甲雄师，而毛泽东，始终领导和引领着这支队伍。任凭浊浪排空，他的胜利信念始终没有动摇。挑战越是严峻，他的情绪越是高亢。他的信条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在对敌战争过程中出神入化的指挥，使他总能从战争的特点和情势出发，以科学方法观察分析事物，找出规律，得出结论，因而他对战争的指导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

1947年7月，还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时，毛泽东就对解放战争进程作了一个预测：从1946年算起，以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预测是基于解放战争第一年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一是解放军共歼敌150万人，据此推算，5年可歼灭国民党军750万余人；二是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补充了100万，损失与补充为三比二，依此推算，至第五年国民党军总兵力将下降到200万左右；三是解放军总兵力平均每年增加80万人，不到五年就可达到500万。500万对200万，解放军稳操胜券。

毛泽东强调预见，但他从来不迷信预见，而是一再强调：战争的预见只能说出进程的大致趋势和方向，必须根据战争实践不断予以校正，方能更加贴近战争实际。

1948年11月，辽沈决战胜利，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首次超过国民党军，达到300余万人。毛泽东欣然修正了早先的预见，宣布：“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设想，三年实现。

科学的战争预见，使得毛泽东的战争指导总是从容不迫，成竹在胸，把握全局，抓住枢纽。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国民党军紧追不舍，聚集5个师沿葫芦河、洛河构筑封锁线，企图南进北堵，将红军消灭在立足未稳之际。

毛泽东分析敌情，勘察地形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粉碎敌人的进攻，关键在于抓住葫芦河这一战略枢纽。而要实现战役意图，则要抓住葫芦河畔的直罗镇这个战役枢纽。

二十 彪炳史册 泽被千秋(2)

他在直罗镇布下战场，一举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击毙师长牛元峰。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是毛泽东用兵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所谓枢纽，是指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的关节。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中的抓枢纽本领，鲜有人及。

西安事变后，他抓国共合作；七七事变后，他抓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初期进军东北；战略进攻挺进大别山，这是从战略指导上抓枢纽。辽沈战役打锦州，淮海战役打宿县和围歼黄百韬兵团，平津战役围攻新保安和天津，则是抓住战役枢纽的范例。正因为善于抓住枢纽，毛泽东走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这盘大棋，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准确地抓住枢纽，既需要穿透战争迷雾，鉴别事物真伪的敏锐洞察力，更需要宽广的全局观念。作为战场指挥员，毛泽东的全局观使他能够有机整合各种作战力量，衔接不同作战阶段，将战役战斗演绎得顺畅自然。而作为全军统帅，他的全局观则引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走向胜利。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说：“指挥全局的人，最紧要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别的次要的问题，那就要吃亏了。”他要求各级指挥员都要树立全局观。他说：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小的东西是要占大的东西的地位的，如同鼻子，你能把它安在背上吗？

这种全局观运用到战争指导中，使毛泽东总能审时度势，准确确定作战的中心，将主要战略方向与次要战略方向，内线与外线、进攻与防御、突击与牵制等相互关联的作战行动有机融为一体。解放军的作战因此变成了全局一盘棋，一军出击，三军配合；一方行动，四方策应。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山西的解放军部队就发起晋南攻势；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晋冀鲁豫野战军就发起豫北攻势。战略进攻作战，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西北野战军和山东兵团就在内线将国民党军主力两翼拉开，死死拖住。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是各自为战，而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是相互协同。所以国民党军虽然占有兵力优势，但却处处受制，难抵解放军的整体作战。

毛泽东的统帅素质的确高人一筹，但他用兵传奇传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周围集中了一大批军事家，将帅协谋，使得他的用兵方略不但能够得到创造性的发挥，而且可以不断地丰富发展。

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与毛泽东并肩统帅红军。朱毛一体，德高望重的朱德既是三军总司令，也是毛泽东所倚重的搭档。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早期的军事领导人，后来成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毛泽东确定的大政方略，周恩来总是能够心领神会，创造性地部署实施。风雨同舟，心心相印，共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

还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粟裕、陈赓等等。毛泽东的麾下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毛泽东的统将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将能而君不御。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战略决战期间，蒋介石东奔西走，亲自确定每一个作战方案，直接指挥到了师、团的行动。而毛泽东在确定战役方针后，只要下级每日或每两三日将前线情况报告一次，作战指挥全部交给前线指挥员。在淮海战役最紧要的关头，他竟然能够好整以暇，抽出时间给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复信，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毛泽东的气定神闲，与蒋介石的手忙脚乱，本身就决定了战役的胜负。

二十 彪炳史册 泽被千秋(3)

毛泽东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神话，他的用兵如神，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军的敬仰，而且也折服了他的对手。曾与毛泽东沙场较量二十几年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岛后，曾经对国共两党军队的作战思想做了一番绝妙的对比，他说：“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寡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上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

蒋介石的话有些道理，但他没有搞清的是，毛泽东指导战争，最坚实的基础是人民战争，所有用兵韬略都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毛泽东最关注的是人心所属。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向来鄙视英雄史观，因而把中国革命战争定性为人民战争，更准确地说，基本上或者说主要是农民的战争。他说：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割掉四个，用一个指头去打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就会孤立，变成无军司令。

毛泽东把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根扎到了农村，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之路。农村成为滋养中国革命战争的沃土，农民的支持也支撑起了人民军队的脊梁。

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利益要求，进而发动农民投身革命战争，则是毛泽东须臾都不放松的事情。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土改运动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展开，砸碎了千百年来束缚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分得土地的农民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

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参战兵力60万，在其身后是来自山东解放区和其他解放区的数百万人民群众！陈毅元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就是毛泽东所绘就的人民战争壮丽画卷。

毛泽东悟出了战争制胜最深刻的因素，也找到了动员人民支持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有了人民作为靠山，毛泽东不惧怕任何敌人，也有信心战胜任何敌人。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也历来不畏强暴、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这就是他所领导的军队无往而不胜，他所指导的战争无敌而不克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所指导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毛泽东的用兵韬略已经成为经典。岁月流逝，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变得样式全新，信息化战争正向我们扑面而来。各种各样新奇的战争理论竞相出台，让人目不暇接。毛泽东的用兵韬略是否依旧适用于现代作战，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这样评价他所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时代的发展，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课题，不断地回答与解决新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创新发展的永恒动力。

1949年确定国歌时，有人建议改写一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包围还很厉害，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二十 彪炳史册 泽被千秋(4)

植根历史，又超越历史；继承经典，又创新经典。毛泽东的用兵韬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因此将永远闪烁耀眼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