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千年帝国缘何“倒掉”？

　　 编者按：易中天教授《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一书2005年由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时隔两年，易中天对该书论述的问题又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加以修订，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帝国体制，给予抽丝剥茧式的剖析和鞭辟入里的清算。近日，修订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上海举办探究中国古代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原因的研讨会。

　　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由秦始皇开创，直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帝国制度随着大清王朝的一起轰然倒下。千年帝国因何而亡？其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内在逻辑命运究竟是什么？诸位知名学者就整个中国古代帝国制度的兴衰成败及帝国体制命运发表了真知灼见。“帝国”不易“终结”，要建立一个现代中国，需要对历史做理性、深入、能够服众的清算，也需要从民族自身政治文化的根本上做考量和借鉴。正是基于此，本报独家刊发此次研讨会上诸位名家之演讲，以飨读者。文章已然经诸学者亲笔修订。

易中天：中国历史上的四个关键点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关键点，有几个至关重要的转折关头。第一个是“启废禅让”，第二个是“西周封建”，第三个是“秦灭六国”，第四个就是“辛亥革命”，这样几个事件把中国分成几个段落。“启废禅让”之前还没有进入国家状态，以它为标志，我们这个民族进入国家时代；进入国家时代之后又分成三个部分。从“启废禅让”到“秦灭六国”，或者再准确点，从“西周封建”到“秦灭六国”，我称之为邦国时代，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我称之为帝国时代，而辛亥革命以后就进入共和时代。《帝国的终结》就是回顾反思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之间，整个中国古代帝国制度的兴衰成败。

萧功秦：中国古代缘何走向帝制？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在新世纪的起点上，一直以来，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探索，努力重新建构一种历史大框架。我一直觉得中国需要一部大历史，以宏观的视角对两千年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它的演变的大环节，它的结构，它的文化特点），做一个有框架的分析。我认为大历史就是要揭示一个民族历史上的大矛盾、大背景、大困境，大发展、大结果。

　　中西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体现在城邦制度和邦国制度两者的不同，中国古代是邦国制度，发展趋势是帝制，希腊是城邦制度，其发展趋势是共和。邦国制之所以发展为帝制，因为它实质上是权力社会、武力社会，归根到底要集权，集权的结果就是一个帝国。城邦社会为什么发展成为共和呢？易中天认为它是财力社会，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契约需要法律，最后的发展结果就是共和。这个思路把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的一些观念与顾准先生的一些研究结果结合起来了，而且他用自己独创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了，很清楚。

　　再比如说，他指出商鞅变法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这么一个模式。归根到底，商鞅变法是一种走向专制的变法，是从领主社会向专制社会的集权政治的变法，其结果就是集权。我觉得他的这些判断是清晰准确的，也是很明白合理的。

　　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从中能获得很多启示，书里面还有一些精彩的东西，比如对于思想和学术的看法，他认为古代中国从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就是有学问而无思想，这个判断似乎是惊世骇俗的，但想想也有道理，秦始皇以后中国其实就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了，剩下就是与圣人之道相关的学问了，而且这个学问的“问”，易中天说并不是怀疑，不是质问，更不是批判，而是请教，所谓“学”就是承顺先王之道，并不是经过自己独创的分析与经验，去对人类的真理有所把握，而是通过熟读圣人的经典，去接受圣人的教化。又比如他谈到古代中国其实没有思想家，他认为只有六祖慧能可能算得上是一个思想家。“王夫之是学问大于思想，李卓吾是情绪大于思想，王阳明是姿态大于思想，朱晦庵是解说大于思想”，这些判断看上去似乎有些极端，也可以说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其实是一针见血。

骆玉明：所谓“帝国”就是大一统的历史

　　骆玉明（复旦大学教授）：我想说这么两点。第一个就是关于希腊城邦制度和“百代都行秦政制”的问题。“批林批孔”的时候，毛泽东写诗指责郭沫若，其中说到“劝君少骂秦始皇”，意思是秦始皇了不起，最了不起在于“百代都行秦政制”。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从大的时段来看历史的能力，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去批郭沫若，后来渐渐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也就是在毛泽东大力表彰“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同时，顾准先生在研究希腊城邦制度。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是深有意味的。如果现在来看易中天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跟当初顾准想要做的事情是有关联的。我觉得他是把“百代都行秦政制”的问题和顾准对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连接起来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大一统思想的问题。所谓“帝国”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历史，它是很不容易“终结”的。大一统的思想是如此深刻地印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此深刻地烙在中国人的心里面，这跟中国将来的出路大有关联。我们现在说与世界接轨，建立一个现代中国，我们怎么样一步步跨出去，这里面需要对历史做有理性的、深入的、并且能够服众的清算。一个民族如果对自身文化没有批判能力，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种批判以前顾准先生做过，现在易中天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想这个精神会得到发扬，我也相信中国会往和原来“百代都行秦政制”的那个不同的方向走过去。需要这样走过去。唐德刚最近写的一些东西里面也在谈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唐德刚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很着急，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几十年，一百年都是很短，但是总的方向大概是不会错。

　　谈到清算中国的历史，与刚才萧功秦的话题连起来的，就是说易先生的这本书里面对秦始皇以来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弊端的清算是很有力的，但这后面还隐藏了一个问题，易先生没有好好处理：就是“其所以然”和“其不得不然”的问题，把这两者说清楚了，我们的这种清算，对自身文化的批判才更有力。

林尚立：中华帝制为何不能转型，只能毁灭？

　　林尚立（复旦大学教授）：关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我们习惯于一些既定的判断，但细想起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些简单的判断，使得中国古典政治的许多问题被封存了起来。这些判断作为既定的东西放在那里，人们就往往从这既定的原则来思考问题。这样，我们往往会误读历史，误解先人。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千年的历史已经存在在那里，存在就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后人怎么用更加科学的眼光，更负责的态度来打开这个封存，来反思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反思已经远离我们的帝国，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越是在发展的时候越是会去反思过去的历史，去寻找这个国家成与败的地方。

　　易中天一开始就提出来，为什么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千年帝国就倒了。我也曾带着这个疑问考虑过中国帝制的问题。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千年帝制，在中国开启共和以后就再也不可能重现，而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却依然确立起君主立宪的体制。从这个追问中，我们多少可以体会到，各个国家走向现代的过程，既是历史的必然，同时其背后又包含着各自的逻辑。易中天力图去探讨这个逻辑，我觉得这是富有学术关怀和民族情结的。在这个探讨中，易中天的分析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即将帝国终结的问题放在东方和西方政治的比较之中、现代和传统政治的比较之中来考察，一个是空间纬度，一个是时间纬度，里面包含的很重要的价值尺度：就是民主和专制。

　　易中天揭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揭示中国帝制为什么会毁灭。但我个人认为，这其中还可以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从这个传统的民主与专制的历史判断出发，就从这个帝制内在的结构和运行逻辑来看，它自己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就觉得对中华帝制本体内在结构和运行逻辑还可以做进一步揭示。30年代，胡适先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1868年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实现日本的变革和转型，而中国帝国体系不能转型？那言外之意，中国帝国体系除了毁灭以外还有没有一条路径——转型呢？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并不是所有帝制只能毁灭不能转型，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型？如果一追问，问题可能又会出来。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帝制不能转型而只能毁灭呢？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传统帝制和政治的批判和反思依然没有终结，还有很多空间，依然有超越的余地。

　　易中天也给予我们一个基本的框架，帝国体制的形成是三个力量在里面起作用，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官僚，还有一个是百姓。从君王来看，君王是不断更替的，但易中天也说了，前后制度是相因的，那么是什么力量让它相因呢，这个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之，易中天为我们深度开启了对传统帝国的思考和研究，这是最为宝贵的。

陈家琪：贵族主政方式的铲除与皇权独大

　　陈家琪（同济大学教授）：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制度史》写于上世纪20年代，里面充满了真知灼见。他说，中国古代的政治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国体问题和政体问题，国体问题即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政体的问题，套用亚里士多德“一人主政，谓之君主；少数人主政，谓之贵族；多数人主政，谓之民主”，他说这些国体、政体在中国历史上都有迹可寻，而且一直争论至今。武汉大学的冯天瑜先生最近也出了一本《封建考论》。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秦始皇在铲除封建制之后，贵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也日渐式微，最后包括科举制度的确立，一方面使平民在“学而优则仕”上有了平等的机会，另一方面，随着贵族主政方式的铲除，也就不再有什么社会力量来限制皇权，除非等着再一次的农民起义。在这方面，古代希腊的城邦制或者罗马的元老院，今日英国的上议院或美国变相了的参议院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得以确立的例证，而在我们中国则是皇权一家独大，一直到明朝，到朱元璋，彻底废除相权。

汪涌豪：中国古代其实没有“法”

　　汪涌豪（复旦大学教授）：历史从来就有一个讲法的问题，历史放在那里，有时与过去无关，也与将来无关，它就在那里发生了，历史本身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展开过程，所以怎么讲就很重要。我觉得，其实易中天本人是重视历史的讲法的。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很重视对具体历史事件、人物和典章制度的追索，包括一些细节的考订，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在古代，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可能并不怎么关心、乃至根本不关注那个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几个人参与等等，他更关注的往往是历史背后隐伏的事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历史本身是虚妄的，不足依恃的，它带走一切东西，包括一切成功的荣耀与失败的耻辱，故与其追究具体，不如探究其背后隐蓄的哲理。这是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方法，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还可以用以博得一个历史哲学的美名。易中天对历史的写法，很重视切入的角度，很重视表达的方法，这与传统中国人的做法有一致的地方。它抹去了很多尘埃，滤干了一些细节，劈开荆棘，从而疏浚了一条历史主流的河床。很多问题他讲得非常简洁，譬如讲到“伦理治国”，讲到中国古代有刑法而无民法等等。中国古代许多法律规制其实都可检讨，从《唐律》到《大明律》，无不如此。《管子》就说过，“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也就是林尚立过去在文章中谈到的，有法制而无法治，不按法来治理。古人早就有这个判断（其中还可见到分权理论的萌芽），但是落实到权力阶层，是没有这个意识的。美国有个学者叫明恩溥，他在写《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时，就特别提到，中国人的守法其实是一种对威权的屈服，而不是对法律的虔敬。确实，中国人实际上是畏惧威权，畏惧执法之人，而不是法本身。所以易中天关于中国古代其实没有法的论述是很到位的。类似的语言老道，判断精切，在在多有。

朱杰人: 学术走向民众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通过电视媒体而走进千家万户，有了这么多的读者，而我们出版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这有现代媒体影响巨大的因素，但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学术出版到底怎么做”的问题。

　　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看法一致，就是大学出版社应该以学术出版作为根本，否则不能称为大学社，也不可能传之久远。其次，现在人们大都认为学术出版是小众读物，只有很少的人来读。我承认，有些书确实是小众，但作为有文化责任感的出版社，不能因为这个书虽然有学术价值但发行量很小，就放弃。但出版社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在小众和大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易中天也好，于丹也好，他们正是我们出版人要寻觅的作者，使学术通俗化，使学术走向民众。

王光东：“道统”和“正统”并非一定冲突

　　王光东（上海大学教授）：易中天把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帝国的理想结合起来，这很有意义。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我们一直强调“道统”和“正统”是有冲突的，但在书中，易中天认为儒家的理想和帝国的理想是一致的，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如何去重新解释和理解历史。

孙周兴：一个文化的转折性时期

　　孙周兴（同济大学教授）：二千多年之间，文明一直是书写的文明，文学也好，哲学也好，历史也好，都是依附于书写，依附于纸质媒体的。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已经到了一个转折性的时期。大家知道易中天的书是依靠媒体、依靠影视图像走向大众的，这是我们时代的文化特质。承载文化的主要媒体变了，这是一个图像文化的时代。书的命运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命运，而我们正在慢慢地远离它。

朱学勤：封建与郡县的纠葛，为两千年来制度之核心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古代的问题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更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说白了是一个制度问题。

　　帝国是王国的合并，它不可能是原来王国的简单相加。它要考虑政治中心的统治力如何能够达到最边远的界限。在古代，帝国都会出现一个对王国制度的根本性的革命。这样才能够与帝国的规模相统一。在近代美国出现以前，疆域宽广的帝国规模的国家无不走向中央集权。这不是哪个人、哪个皇帝的问题，而是这个制度的必然规律在推着它走向中央集权。中国是比较早地走向帝国的，在走向帝国的过程当中，秦始皇做了一个开天辟地的事情：废了封建，立了郡县。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人没有走出两个人定的制度，一个是在公共生活当中，秦始皇定的郡县制；还有在家庭生活、伦理生活方面，人与人横向方面，没有脱离周公的宗族制。这两个人到现在还在制约着中国人的生活。因为知识分子往往强调立德、立言、立功，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制度的能力，所以才把立制排除在外去立德、立言、立功了。

　　中国两千年来制度的核心，就是封建与郡县的纠葛，事实上就是从秦始皇立郡县破八百年的封建以来，后边两千年一直在争论，一方面涉及到客观的制度层面的安排，到底是周代的分封天下合理，还是秦始皇的郡县制合理，这是一个客观问题。还有一个主观的价值问题，到底封建是天下为公，还是郡县是天下为公，至少是唐代，我们还能读到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是赞成封建制的，所以毛泽东到1973、1974年的时候号召大家熟读唐人封建论。可见，封建和郡县是确确实实的中国问题。如果寻找中国的政治问题的话，这个问题之一就是封建和郡县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被后来的教条主义遮蔽掉了，它把人类发展说成是五个阶段，把秦始皇以来一直到五四命名为封建社会。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有争论的，这两千年是郡县制，很难说是“封建社会”。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里抓住了这个核心，就是秦始皇那个时候立郡县，开天辟地。而且两千年里，一直没有终结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虽然到唐代的时候，有柳宗元这么雄辩的人为它辩护。但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大家又把这个陈年老账翻了出来，明末清初面临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三百年明代江山灭了，最后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农民政权，而是满族政权。那时候南方三个知识分子坚持抗战，坚持到最后，坚持到康熙时候，都不肯下山，不愿入清朝做官，这三个人当中，就有人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变。我觉得，思想家顾炎武对这场天崩地裂大巨变的反思是超越同时代人的。现代大家知道的，就是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他超脱了朝廷兴亡这个狭隘的眼界，可是到了毕业歌中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了，殊不知顾炎武的这个“天下兴亡”就是破这个“国家兴亡”的。顾炎武的另外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突破性的、天才的贡献，他不知道那个时候英国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正在酝酿什么事情，完全是靠本土的政治起伏、制度兴亡的逻辑，独立地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出路在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我想这是中国古人能够达到的最高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