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公安局交警网:陈若曦自述：二见蒋经国

陈若曦自述：二见蒋经国

2010年第12期《上海文学》

1952年，蒋经国策划并成立了“青年反共救国团”，高中和大学生都须宣誓参加。大学和中学都为之增添了军训课，台北市立第一女中派到两位女教官，驻守在训导处，协助管理学生。这两个教官和蔡主任一鼻孔出气，被同学视为“黑面煞星”，平常避之唯恐不及。

其中一位孙教官最恐怖，永远板着一张黑漆脸，睁大了三角眼，撞见谁的头发长过耳朵一丁点，随时从口袋里掏出剪刀，当场剪掉一撮，逼迫同学回家去剪齐。裙子太长也如法炮制。脸皮薄的同学被整得一路哭回教室，常让我义愤填膺，恨不得冲到训导处呐喊几声，为她们叫屈。头发天天在长，偶然长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提醒一声不就行了？我感叹同学们都是“弱小民族”，而煞星们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应在打倒之列。

初中生不能参加青年救国团，我却爱国不落人后，同年就在班上发起劳军运动。父亲替我们钉了一个捐献箱，同学有零用钱就往里丢。学期终了，我写信到部队联络，同时取出捐献箱里的钱，买了香皂、毛巾等日用品，上部队慰劳士兵，并表演自编的歌舞。部队请我们一起吃饭，十个人一伙，围成圆圈，中间是脸盆装的五菜一汤，另有木桶装着大锅饭，我们盛了饭，和阿兵哥一起蹲在地上吃。据说因为我们来劳军，部队加菜，“肉多了些”。我只看到青菜里夹着丁点肥肉，不过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一眨眼就盆盆见底。那年代我们很容易满足。

劳军效果很好，第二年推广到初中部，扩大举行了一次。初三面临升学考，大家以课业为重而作罢。

学校认为我热心劳军，爱国感人，推荐我参加救国团的一次干部表扬活动。我按照学校给的地址，早上去报到，人数约在四十人左右，坐满了一间教室。我年纪小，个头也小，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中央位置。

重头戏是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先生来致词。他衣着朴素，白衬衫和卡其裤，神色十分热情诚恳，演讲内容不外青年要立大志、做大事，此外保国有责、反共复国有望等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蒋经国，留下他讲话激昂慷慨到口沫横飞的印象，尤其配合不断扬起的手势，充分掌握了听众的注意力。我记得自己听得屏气凝神，心情也跟着汹涌澎湃，充满前途光明的信心。

由于这种民族气节和爱国教育，我们那时立下的大志，如今回想起来堪称好高骛远，都是以如何“救中国”为职志，几乎不曾想到要脚踏实地，服务土生土长的台湾本土。中午吃便当时常聊起人生志向，有人以为中国脱贫首先要发展交通，要开发西北；有的以为要喂饱四亿五千万人口（当时认知的人口数目），发展农业才是当务之急；其他如普及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等，都是着眼大中国。

我那时常看邻居丢出来的过期杂志，最喜欢的是铁路局办的《畅流》半月刊。它有许多介绍或回忆大陆山水的文字，譬如黄山、鸡足山，让我看得入迷；记得看最多的是易君左的文章。受杂志影响，我去找了《徐霞客游记》来读，从此也兴起有朝一日游遍中国名山好水的念头。我对人生充满好奇，没去过的地方都有兴趣走走，欧美非有机会走访都很心动，但是最感兴趣的永远是中国大陆，以及周边的国家，了解它们和中华文化的互动关系。

第二次见蒋经国已是二十七年后。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的《美丽岛》杂志因举办人权节游行，不幸发生警民流血冲突，史称“美丽岛事件”。

最早的消息来自刻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的张富美。她没有要我做什么，但是后来知道她和一批学者在《华盛顿邮报》刊登全页广告，强调“美丽岛事件”当事人都非叛乱犯，呼吁台湾政府尊重人权，不要施用军法审判。

继张富美电话后两天，聂华苓打电话来。她表示国民政府扩大逮捕圈，除施明德在逃外，事件当事人几全被捕，没参与其事的也遭殃；陈映真准备好了随身衣物，担心又要被带去看守所；总之岛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陈若曦，你能不能回台湾一趟？”她说出理由，“因为你很有机会见到蒋经国。”

这倒是可能。1978年冬《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曾来电话，表示吴三连首届文学奖颁给我，报社邀请我回去领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返乡机会，正想答应，却听到他接着说那天是三老生日，蒋经国会来给三老拜寿。我赶紧表示最近重感冒，不宜出远门云云，把事情挡了下来。吴丰山很失望，但大方地表示：“你要什么时候回来，只要说一声，我们随时欢迎。”我确实有随时返台的借口。

聂华苓继续说：“你要是见到蒋经国，就可以给被捕的人求情呀！”

我心里颇不乐意，“跟他求情，有用吗？”

她听出我的犹豫，换个方式游说：“以前，《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被抓的时候，海外人士曾希望胡适从美国赶回台湾，向蒋介石求情。他当时没有这么做，我们到今天都不原谅他！”

她当过《自由中国》的编辑，说的当是实情。

这个激将法很有效，我当场同意试一试。世尧支持我的想法，答应立即回柏克莱看家。

我觉得个人的力量微弱，不如集结一批美国著名文化人士，共同写封信给蒋经国，由我捎去，应可增加我求情的分量。这个想法获得旧金山湾区的朋友们赞同，政论家阮大仁主动起草信稿。杜维明是近邻，亲自来舍下，一起斟酌内容；决定用中式的八行书信纸，长度不超过三页。

信件以“当此外交失利，亟须全体同胞无分地域以求同舟共济之关头，而不幸发生‘高雄事件’，实为亲痛仇快”开始，表示贻害甚多，而“至大至深者，莫过于省籍隔阂之愈演愈烈”，以总统平日倡导民主，乃提出五条希望：

一、全案立即移交法院循序审理；

二、就案论案，凡当事人与高雄事件无关之言行，应不予追究，以平息政府借题发挥，一网打尽党外人士之流言；

三、应有首从之分；

四、应有事前知情与否之分；

五、应有当时在场与否之分。

信件最后强调“依法言法，则凡涉嫌触犯妨害公务罪与妨害秩序罪者，不应交由军事机关审判”，并建议全案“立即交由法院审理”。

定稿后，庄因以毛笔书写。湾区的人都亲自签名，剩下的由我打电话去征求同意。有的用传真，也有人是代签或自行找人联署。不管任何形式，大家都送一份拷贝以昭信实。

参与签名的作家学者加我共二十七人，包括庄因、杜维明、阮大仁、李欧梵、张系国、许文雄、郑愁予、郑树森、杨牧、许芥昱、欧阳子、叶维廉、田弘茂、张富美、白先勇、谢镣章、余英时、许倬云、陈文雄、张灏、刘绍铭、石清正、林毓生、水晶、杨小佩和洪铭水。其中谢镣章和石清正两位，我迄今不认识。

联署约到二十位时，我给台北《自立晚报》的吴丰山挂电话，说我想回台湾看看。

丰山表示欢迎，并请我自己买机票，到时他会来接机。

我立即买了华航经济舱。出发前夕，半夜三点时家中电话响起。我接听是女人的声音，但她不说什么，只要求和段世尧讲话。世尧听了才知是妈妈打来的，询问媳妇返回台湾有何目的。他说没有，就是回去看看而已。

我猜想国民政府已经知道我回去的目的了，包括信的内容都知道，相信是几位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学者，事先“报备”吧。这一想，种种恐怖不禁袭上心头。

我怀着忐忑之心，踏上了归乡之途。

由于忙着签名信，累积了十多天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没看，赶紧利用搭机的十一个小时“恶补”，以便了解有关高雄事件的后续报导。正读得昏头转向时，忽然听到空服员广播。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了，请大家先在座位上等候，陈秀美女士请到机舱口来！”

天呀，这是礼遇，还是……？我来不及思索，立即拿了皮包就往机舱门口走去。

舱门口站着两男一女，都以期待的眼光注视着我。年纪大的一男一女是我公婆，虽然还没见过面，但照片看过，因而一眼就能认出。另一位是高大的男子，我猜想是调查局或警总部门的。

公公先趋前一步，低声警告我：“‘高雄事件’，你不要谈。”

我装作没听到，心想既来之则安之，要怎么样就勇敢面对吧。于是吸了口气，大方地向那位高个子男士伸出自己的手，故作镇定地发问：“先生贵姓？”

“我是你弟弟。”

暌违家乡十八年，弟弟长得又高又大，完全认不得了。可叹我一心想着“高雄事件”，未和家人联络，毫无心理准备才闹出这桩笑话。

我见到吴三连时，立即表达返台的目的。他安排我先见“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表达了求见蒋经国之意。很快就有响应，我便在三老陪同下准时到达“总统府”。

初中见过蒋经国一次，一晃二十七年，如今他举止迟缓，已然是病魔缠身的垂垂老人，然而言辞谦和，颇有礼贤下士之风。他对拙作《尹县长》表达了礼貌性敬意。我急着表白返台的任务，随即呈上联署信。他当场拆看，随即表示一切会“依法行事”。我只好以亲自的见闻来强化台湾人心的慌乱。

“我返台的第二天，一早就叫了部出租车去逛圆环。路上和司机谈起‘高雄事件’，他满脸畏惧，一再说‘这事不好讲，你不要讲’……真的人心惶惶呢！”

乘他沉吟之际，我又加上一句：“台湾人都很害怕，这会不会是第二次‘二二八事件’啊！”

蒋经国原本神情泰然自若，听到“二二八事件”才显出一点惊愕并现出否认的表情。

我反复强调高雄发生的是暴动，绝非“叛乱”事件，不宜以军法审判。

他看我顽固，索性反问一句：“陈女士说不是‘叛乱’，那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呢？”

这真是将了我一军。我没有政治细胞，事前对谈话未作演习，一时顿住了。

慌乱中，我回答：“严重的交通事故。”

他听了未动声色，真正“处变不惊”。倒是他右手边的蒋彦士，惊得“啊”了一声，整个人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他正要抗议，却被总统挥手制止，只得悻悻然坐下来。

为了圆自己的观点，我表示事件是警方过度反应，即先行镇压才引发民众的反抗，形成暴动现象，也即后来法庭上引用的“先镇后暴”说法。

我发现每隔半小时，便有侍从端茶出来，一脸有事报告的表情。蒋经国示意他给客人倒茶，他才行礼如仪地退下。两次倒茶后，我突然醒悟，这是给主人下逐客令的机会，赶紧找个机会告辞。

出门后，三老脸色青白，急着找厕所。他从头到尾没吭声，只一味喝茶，显然肾脏受不了。

办完了正事，我放松心情，首先拜访亲友。第一次见了公婆家的男女老少，也回永康街的娘家。娘家变化很大，日式房子翻修成四层楼，爸爸年前过世了，如今兄嫂一家住在四楼。整条街店铺林立，餐馆和小吃店居多，俨然一条“食街”。老店名只认得小烧饼铺翻盖成楼的“高记”，它和邻近的“鼎泰丰”、“秀兰小馆”都以江浙美食闻名海内外。

永康街的变化是台北市的缩影，只见街道拓宽，高架桥横跨天空，地下则钻洞建“捷运”，处处一片兴旺的建设景象。

老朋友最先见的是殷张兰熙。殷之浩的大陆工程公司已跃为台湾数一数二的建设公司，在逸仙路盖了相邻的两栋住宅楼，上层的两间以天桥接通，作为自己的住家，安排十分别致。兰熙是公认的富婆，气质优雅且乐善好施，据说长年资援台湾的国际笔会，负担英文杂志的所有开销。

兰熙在家中宴客，客人不多，有我的大学老师张心漪，她还是温文美丽如贵妇。新朋友主要是殷允芃，《亚洲华尔街报》特派员兼《纽约时报》撰稿人。允芃亲切和善，没有职业妇女的强悍，但很快就证明她是扎扎实实的媒体女强人，《天下杂志》和《康健杂志》都办得有声有色。她自己做访问和摄影，文章和照片在1月24日的《纽约时报》刊出，预告台湾会“公开审判异议人士”。文章引起国际关注，对审判结果起了一定的影响。

蒋经国之后，主导台湾情治系统的王升将军主动要见我。早听说他很厉害，以为像魔头一般。见面却发现人还平和稳重，侃侃而谈，态度颇诚恳，只是内容无甚新意而已。中间两次来人打岔，见他一挥手就退。等我省悟过来便起身告辞，约略历时一个半小时。这种会客方式和蒋经国如出一辙，也许是国民党的官僚制式吧。

见了两位大官，我以为没事了，让吴丰山陪我南下游览。去了日月潭，也到台南拜访苏南成市长，品尝蒋经国赏识的“度小月”担仔面，最后到了高雄。这时接到蒋经国要见面的通知，当即束装北上。可能水土不服，一早就腹痛兼腹泻，不得已在台南停下来，找了家诊所看病。吴丰山催促下，医生给我挂点滴，药水滴完又赶路，只留下医生一脸的狐疑神色。

这回接见，三老从前晚起就禁食禁水，准备长期抗战。

蒋经国似是有备而来，重点谈高雄事件发生时军警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响应我“先镇后暴”的指控，他表示军警都有严格纪律，对民众一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结果被暴民打伤一百多人，万不得已才采取镇压手段。他举一位妇人当街跪求暴徒不要打砸，但暴徒置之不理的例子。

这个镜头我早在电视上看过数回了，一时难以反驳。情急之下，我脱口而出：“可能是治安单位为了镇压，当街表演‘苦肉计’吧。”

蒋彦士又惊得从座位弹起，满脸气愤却又被蒋经国挥手阻止发言，仍是悻悻然落座。

蒋经国不动如山，神情无奈但口气坚定地表示：“我以人格保证，我们政府不会行使苦肉计。”

又经两次奉茶，我赶紧起身告辞。蒋经国起身送客前，再度承诺“高雄事件”会依法处理。

“哪怕一个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会安的。”

这是我听到蒋经国的最后一句话。

殷允芃后来问我：“你头一回见他时，是否向他反映了出租车司机的什么？”

原来蒋经国前两天到南部视察，忽然指定要搭出租车，且非坐不可，让一批官员莫名其妙。

“我打听过了，”允芃说，“最近除了你，他没见过别人。你再想想看！”

我想起曾向总统提到圆环搭车的事，内心一阵悸动。莫非他也想找出租车司机聊聊，从民间管道来了解事件真相不成？

那一刹那，我对蒋经国的评价有所改变。他的一生功过，历史自有客观的评断，但仅他这份寻求真相的心就很值得肯定。

离台前两天，陈映真和黄春明等文友举行餐会，为我接风兼送行。春明开车来接我，一路飞奔又不时蛇行，让我捏了一把冷汗。

我奇怪：“为什么要开这么快？”

他很得意地表示：“好把那些‘蟑螂’（特务）甩掉嘛！”

我到了聚会地，一问才知是新北投。落座不到十分钟，跟踪的人敲门进来，见到黄春明就破口大骂：“车开那么快……想把我们甩掉，啊？！”我亲眼目睹情治单位的跋扈嚣张，只有“叹为观止”四字差可形容。

这场文人聚会十分温馨感人，我见到了王诗琅、王得时、王昶雄……许多本省老前辈，还有同辈和年轻的约共二十位作家，老中青欢聚一堂，几次感动得快掉眼泪了。人人都关切“高雄事件”被捕的人士，也都希望政府当局以爱和宽容解决这场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