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北京物业经理招聘:毛泽东主题阅读【文集文稿、文集、传记、回忆录、研究资料大汇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5:15:15
社会的实际说话”。《创刊宣言》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话说得何等明白。作者当然已感觉到，解决物质生活的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吃饭同哲学相比，经济同精神相比，无疑前者是更为重要了。从而对“大本大源”的认识，开始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变化。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精力多用在报刊宣传上，他写的大小文章都是国内外当时最实际的问题。为了一个赵女士在花轿中自杀，一连写了十篇文章。这就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经历：博士论文充满黑格尔唯心主义，毕业时主要想当大学教授，遇上政府反动议会的阻挠后，他转到报刊工作，从而接触到社会实际问题。投入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洪流后，唯心主义就随之克服了。
青年毛泽东参加并领导了群众革命运动之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进程很快。国家处在存亡危急关头，怎样才能挽救？种种社会问题同整个国家关系如何，怎样才能求得根本解决？这时的思路，自然同书斋苦思冥想时根本不同了。在五四运动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他领导的新民学会和全省学联，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４００多个“救国十人团”，在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和欧洲革命形势，也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走向。这都促使他从圣贤创世的历史观中走出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世界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贵族、资本家和强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无非知识、金钱和武力三种手段，他们人数少，人民群众只要提高觉悟，广泛联合起来，这种统治手段也可转为人民所有。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觉醒。这样，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让位于打倒一切强权的“平民主义”了；不是依靠先知先觉的头脑和精神力量，而是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中国社会存在“智愚阶级”、“贫富阶级”、“强弱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产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这些认识已接触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了。
由于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幻想“呼声革命”，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湘江评论》上已露出端倪，显示出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色彩缤纷萦绕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他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藐视张敬尧的专横残暴，不为几万“北兵”所慑服；他们手无寸铁，敢于“秀才造反”。三个驱张代表团成员秘密离开长沙，北上南下东去，毛为首的学会２０个左右会员是三个团的骨干力量，他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第二次来到北京。时隔一年多，这次的身份不是“卑微的”图书馆小职员，而是为民请命的湖南３０００万人民的代表；不仅出入新华门，还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湖南败走。他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最重大”的问题。这反映在１９２１年学会新年会议时提出的三大问题；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当前从何着手。１９２０年初，他同学会会员通信中虽然谈到，“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在《湘江评论》已达到的基础上，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快速前进中。
驱张运动进行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随后迁到长沙），着手研究驱张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湖南自治”的口号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政纲，而重点在“废督”，即如何避免政权继续被军阀控制。毛泽东到上海后，同陈独秀讨论了这个问题，取得相同的看法：当前中国形势，总的解决无望，“不能由总处下手”，但可以“由分处下手”。如湖南、广东这类地方，利用“地方自治”这种口号，脱离北京政府管辖，推行真正的“民治”，可望造成较好的环境。在上海停留时，他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①，认为这是湖南“废去督军，建设民治”的绝好机会。关于地方自治，当年孙中山、梁启超和不少地方军阀都曾热衷宣传，不过由谁领导，靠谁来办，要达到何种目的，则各持所见。张敬尧败走之后，湖南一时呈现一种新的气象，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为湖南自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利用谭延闿的“顺应民情”，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自治运动”，这是同以上三种“地方自治”绝然不同的新的民主运动。以此为题，他一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纵论自治运动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并且提出“门罗主义”和“湖南共和国”这样极端的口号，以示脱离北京政府的决心。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一方面显出作者当时存有的某种愿望，推动这种运动，不失为促进“全国总解决”的一种手段，“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另一方面，则从国情出发，认为中国还远不具备俄国“彻底的总革命”的条件。他透彻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有布尔什维主义，有战败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有列宁百万党员”），十之八九的劳农阶级起而响应。因此，中国要求得“根本解决”，首先要造主义，造党，从而唤起劳农群众。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思想，同头一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对比，可以说起了一种质的变化。当时学会有个别会员对这两个运动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枝节问题”，有违学会求“根本改造”的目的。毛认为这两个运动同改造中国的根本目的并不矛盾，革命者不能坐等条件，这“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权宜之计，决非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①两文题名《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前者刊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前内容提要为“废督的绝好机会”、“湖南人努力”。后者刊１月１８日该报，此文又以《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为题刊５月１６日出版的《天问》第十六号。
在推动自治运动的同时，毛更重要的工作在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建团、建党作准备。如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去苏俄留学；尤其是创办了文化书社，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补课。在这些公开工作之外，他同陈独秀有直接联系，陈委托他在湖南负责建团和建党的工作。１９２０年夏，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了五天会，就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出现革命和改良两种极端相反的意见。蔡和森为首的多数，赞成走俄国的道路，立即组织共产党，并将情况通告国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于１２月复信，完全赞同蔡的主张。到１１月，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已达十来人，１９２１年近４０人，是全国团员较多质量较好的省份。新民学会经过三年的发展和实际斗争，１９２１年新年大会之后，多数会员赞成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两者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学会７４个会员中，早期的中共党员共３１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思想论战，即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驳倒罗素、张东荪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三次论战，毛泽东都先后经历了。在湖南关系较大的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不把他们争取过来，就难以开展工人运动，因为他们１９２０年就组织了工会，在工人中有较广泛的影响。
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负责人的身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在湖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当时穿长衫的革命者，都是“有身份”的知识界人士，脱下长衫（或穿着长衫）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举的革命行动。工人、农民都是旧社会的下层人，是被“有身份”的上层人看不起的“贱民”。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当时主要还是在社会的上中层人士中进行，还没有同广大工人和农民发生直接关系。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都是在教育界任职的“有身份”的人，现在去同工人交朋友，领导工人罢工，需要克服多么大的社会惰性阻力。在最初人手少时，毛自己担任过八个工会的秘书，几次到安源了解情况，而且常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尤其是亲自当工人代表，同赵恒惕政府当面作说理斗争，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胆识。然而他们都一一克服了，做到了，取得震动社会的辉煌胜利。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包括全部产业工人，共组织了２０多个工会，取得了全部罢工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成为全国一面胜利旗帜。毛泽东担任了全省工会统一组织的首任领导人。在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除为争取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保障工人基本权利进行斗争外，还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在１９２３年“二·七”罢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时，只有湖南工运在继续发展，直到迎接北伐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１９２５年９月发生军阀派军队镇压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大惨案后，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曾总结了当年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教训：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在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得到改善，“由此我们产生了和平麻痹观念，对可能发生事变，缺乏警惕性”。同时“不懂得在合法条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应和做公开工作的干部分开，要有一、二线的区别。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怀抱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追寻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他为此批判地研究了有关实现这个理想的中外各种学说思想，同时尽力在自己的行动中从事各种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在五四运动时期，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他不断克服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将马列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逐渐同实际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代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实践行动和思想理论两个方面，显出同样的胆略，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３年初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他在这一个时期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现代的革命事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我们党产生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革命方向。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驱逐军阀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也即是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的。当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领导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坚决奋斗，唤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区建立了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从１９２５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由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和团的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之一，尤其质量都高，是在长期群众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干部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具有许多优良作风，它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极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有民主的生活和纪律的约束；党员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和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牺牲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直接熏陶影响下，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
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幼小，从全党情况来说，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理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开始那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有限，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比较差。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没有可能接触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资本论》长时期没有翻译过来），他同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甚至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毛泽东高出同辈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还努力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其原理。从现在所能找到的有限的文献中，就足以看到毛泽东曾是如何注意理论宣传的工作。关于世界情况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关于人民民主运动的方略，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工人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等方面，当时他都有不少深刻的独创的见解。自然，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尤其是１９１９年前的文章，还具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和不正确的思想观点，还远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正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准备的开始。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从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如此辉煌地表现出来的，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东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农民国家，近代又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那些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空谈家、书呆子所想的，只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办到，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这不但必须具备对无产阶级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尤其需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包括官方经典的和民间流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斗争经验。这样，才能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情势作精确的科学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时还必须时刻不脱离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从他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袴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工人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在这位非凡的领袖的培养和熏陶下，具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的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埋头苦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这样一批坚强的骨干及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则大革命失败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批干部和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和后来的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成为这支“星星之火”的武装的基础之一。
关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本书所叙述的材料自然还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在他的早年－－３０岁以前就已开始扎扎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东西。
本书结束时，１９２３年的书中主人翁－－３０岁的毛泽东，这个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面前的即将影响并在后来主宰过中国之命运的人物，读者已经看到，除开还不是军事家之外，其他特质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组织家和策略家；此外，还是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嗜好者；一个好老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这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还是才华横溢的文章家（古文、时文都擅长）和浪漫气质的诗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论，然而读过的马列经典著作还很有限。他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和民间小说。他的性格特别倔强，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决不服输；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因此，希望读者认识３０岁以前的早年毛泽东后，从而学习克服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中年毛泽东，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他５６岁，到１９５７年６４岁；更进而探讨逐渐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泽东，在１９７６年８３岁去世之前，为什么还要说“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他个人来说（当然个人离不开环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与制约的），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原因。历史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反映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
青年毛泽东参加并领导了群众革命运动之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进程很快。国家处在存亡危急关头，怎样才能挽救？种种社会问题同整个国家关系如何，怎样才能求得根本解决？这时的思路，自然同书斋苦思冥想时根本不同了。在五四运动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他领导的新民学会和全省学联，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４００多个“救国十人团”，在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和欧洲革命形势，也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走向。这都促使他从圣贤创世的历史观中走出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世界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贵族、资本家和强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无非知识、金钱和武力三种手段，他们人数少，人民群众只要提高觉悟，广泛联合起来，这种统治手段也可转为人民所有。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觉醒。这样，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让位于打倒一切强权的“平民主义”了；不是依靠先知先觉的头脑和精神力量，而是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中国社会存在“智愚阶级”、“贫富阶级”、“强弱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产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这些认识已接触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了。
由于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幻想“呼声革命”，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湘江评论》上已露出端倪，显示出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色彩缤纷萦绕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他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藐视张敬尧的专横残暴，不为几万“北兵”所慑服；他们手无寸铁，敢于“秀才造反”。三个驱张代表团成员秘密离开长沙，北上南下东去，毛为首的学会２０个左右会员是三个团的骨干力量，他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第二次来到北京。时隔一年多，这次的身份不是“卑微的”图书馆小职员，而是为民请命的湖南３０００万人民的代表；不仅出入新华门，还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湖南败走。他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最重大”的问题。这反映在１９２１年学会新年会议时提出的三大问题；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当前从何着手。１９２０年初，他同学会会员通信中虽然谈到，“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在《湘江评论》已达到的基础上，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快速前进中。
驱张运动进行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随后迁到长沙），着手研究驱张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湖南自治”的口号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政纲，而重点在“废督”，即如何避免政权继续被军阀控制。毛泽东到上海后，同陈独秀讨论了这个问题，取得相同的看法：当前中国形势，总的解决无望，“不能由总处下手”，但可以“由分处下手”。如湖南、广东这类地方，利用“地方自治”这种口号，脱离北京政府管辖，推行真正的“民治”，可望造成较好的环境。在上海停留时，他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①，认为这是湖南“废去督军，建设民治”的绝好机会。关于地方自治，当年孙中山、梁启超和不少地方军阀都曾热衷宣传，不过由谁领导，靠谁来办，要达到何种目的，则各持所见。张敬尧败走之后，湖南一时呈现一种新的气象，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为湖南自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利用谭延闿的“顺应民情”，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自治运动”，这是同以上三种“地方自治”绝然不同的新的民主运动。以此为题，他一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纵论自治运动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并且提出“门罗主义”和“湖南共和国”这样极端的口号，以示脱离北京政府的决心。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一方面显出作者当时存有的某种愿望，推动这种运动，不失为促进“全国总解决”的一种手段，“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另一方面，则从国情出发，认为中国还远不具备俄国“彻底的总革命”的条件。他透彻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有布尔什维主义，有战败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有列宁百万党员”），十之八九的劳农阶级起而响应。因此，中国要求得“根本解决”，首先要造主义，造党，从而唤起劳农群众。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思想，同头一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对比，可以说起了一种质的变化。当时学会有个别会员对这两个运动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枝节问题”，有违学会求“根本改造”的目的。毛认为这两个运动同改造中国的根本目的并不矛盾，革命者不能坐等条件，这“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权宜之计，决非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①两文题名《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前者刊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前内容提要为“废督的绝好机会”、“湖南人努力”。后者刊１月１８日该报，此文又以《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为题刊５月１６日出版的《天问》第十六号。
在推动自治运动的同时，毛更重要的工作在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建团、建党作准备。如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去苏俄留学；尤其是创办了文化书社，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补课。在这些公开工作之外，他同陈独秀有直接联系，陈委托他在湖南负责建团和建党的工作。１９２０年夏，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了五天会，就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出现革命和改良两种极端相反的意见。蔡和森为首的多数，赞成走俄国的道路，立即组织共产党，并将情况通告国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于１２月复信，完全赞同蔡的主张。到１１月，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已达十来人，１９２１年近４０人，是全国团员较多质量较好的省份。新民学会经过三年的发展和实际斗争，１９２１年新年大会之后，多数会员赞成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两者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学会７４个会员中，早期的中共党员共３１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思想论战，即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驳倒罗素、张东荪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三次论战，毛泽东都先后经历了。在湖南关系较大的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不把他们争取过来，就难以开展工人运动，因为他们１９２０年就组织了工会，在工人中有较广泛的影响。
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负责人的身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在湖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当时穿长衫的革命者，都是“有身份”的知识界人士，脱下长衫（或穿着长衫）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举的革命行动。工人、农民都是旧社会的下层人，是被“有身份”的上层人看不起的“贱民”。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当时主要还是在社会的上中层人士中进行，还没有同广大工人和农民发生直接关系。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都是在教育界任职的“有身份”的人，现在去同工人交朋友，领导工人罢工，需要克服多么大的社会惰性阻力。在最初人手少时，毛自己担任过八个工会的秘书，几次到安源了解情况，而且常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尤其是亲自当工人代表，同赵恒惕政府当面作说理斗争，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胆识。然而他们都一一克服了，做到了，取得震动社会的辉煌胜利。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包括全部产业工人，共组织了２０多个工会，取得了全部罢工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成为全国一面胜利旗帜。毛泽东担任了全省工会统一组织的首任领导人。在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除为争取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保障工人基本权利进行斗争外，还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在１９２３年“二·七”罢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时，只有湖南工运在继续发展，直到迎接北伐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１９２５年９月发生军阀派军队镇压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大惨案后，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曾总结了当年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教训：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在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得到改善，“由此我们产生了和平麻痹观念，对可能发生事变，缺乏警惕性”。同时“不懂得在合法条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应和做公开工作的干部分开，要有一、二线的区别。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怀抱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追寻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他为此批判地研究了有关实现这个理想的中外各种学说思想，同时尽力在自己的行动中从事各种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在五四运动时期，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他不断克服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将马列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逐渐同实际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代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实践行动和思想理论两个方面，显出同样的胆略，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３年初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他在这一个时期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现代的革命事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我们党产生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革命方向。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驱逐军阀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也即是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的。当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领导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坚决奋斗，唤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区建立了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从１９２５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由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和团的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之一，尤其质量都高，是在长期群众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干部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具有许多优良作风，它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极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有民主的生活和纪律的约束；党员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和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牺牲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直接熏陶影响下，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
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幼小，从全党情况来说，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理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开始那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有限，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比较差。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没有可能接触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资本论》长时期没有翻译过来），他同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甚至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毛泽东高出同辈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还努力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其原理。从现在所能找到的有限的文献中，就足以看到毛泽东曾是如何注意理论宣传的工作。关于世界情况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关于人民民主运动的方略，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工人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等方面，当时他都有不少深刻的独创的见解。自然，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尤其是１９１９年前的文章，还具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和不正确的思想观点，还远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正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准备的开始。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从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如此辉煌地表现出来的，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东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农民国家，近代又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那些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空谈家、书呆子所想的，只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办到，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这不但必须具备对无产阶级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尤其需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包括官方经典的和民间流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斗争经验。这样，才能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情势作精确的科学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时还必须时刻不脱离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从他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袴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工人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在这位非凡的领袖的培养和熏陶下，具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的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埋头苦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这样一批坚强的骨干及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则大革命失败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批干部和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和后来的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成为这支“星星之火”的武装的基础之一。
关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本书所叙述的材料自然还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在他的早年－－３０岁以前就已开始扎扎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东西。
本书结束时，１９２３年的书中主人翁－－３０岁的毛泽东，这个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面前的即将影响并在后来主宰过中国之命运的人物，读者已经看到，除开还不是军事家之外，其他特质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组织家和策略家；此外，还是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嗜好者；一个好老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这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还是才华横溢的文章家（古文、时文都擅长）和浪漫气质的诗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论，然而读过的马列经典著作还很有限。他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和民间小说。他的性格特别倔强，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决不服输；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因此，希望读者认识３０岁以前的早年毛泽东后，从而学习克服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中年毛泽东，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他５６岁，到１９５７年６４岁；更进而探讨逐渐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泽东，在１９７６年８３岁去世之前，为什么还要说“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他个人来说（当然个人离不开环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与制约的），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原因。历史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反映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