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队伍日常训练:毛泽东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毛泽东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毛泽东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何 政
      摘 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制度、预防、监督和惩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逐渐形成了惩治与预防并重的反腐思想体系，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反腐倡廉建设  经验 启示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环境中,重温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对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反腐惩防体系的五个方面入手，分别探讨毛泽东在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民主监督和惩处腐败等五个方面的重要思想。


一、切实做好廉政教育工作
      毛泽东历来把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看成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外因的侵蚀，与党员干部自身修养不足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重视从思想内部挖掘腐败产生的原因。正如同毛泽东所讲“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人，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1]因此，他把廉政教育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

      1、开展整风运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

      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教育运动。除了把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作为重要内容外，还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毛泽东曾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 [2] “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倾向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3]经过整风，大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觉悟，从而为党员干部强化廉洁自律提供了思想保障。

      2、总结历史教训，进行警示教育。

      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上项羽、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以及国民党腐化堕落的现实启示来进行反腐教育。他针对一部分同志在革命胜利后开始变化的思想,指出:“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4]他曾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也要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5]毛泽东的这种“以古为镜”、“以教训为戒”的反腐教育方法是鲜明的、深刻的，是预防腐败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有效的教育方法。

二、切实做好廉政制度工作
      毛泽东重视制度建设在反腐败工作中的地位。在他的推动下，我党出台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方面的文件。同时，毛泽东也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法律和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反腐倡廉建设。

      1、建章立制，使反腐败有法可依。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毛泽东历来重视制度的作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人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不断加以修改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一是制定有关法规，以法制作为廉政的后盾。为了适应抗战时期廉政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参与起草了许多惩治贪污犯罪分子的法律和制度。如1939年1月，毛泽东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系统地提出了“四大旗帜”（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三大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方针”（执行人民意志、做人民的公仆）、“根本目标”（建立一个民主、廉洁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这就使边区的廉政建设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解放后, 毛泽东对反腐倡廉法制建设更加重视, 在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的第 18 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 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 严惩贪污, 禁止浪费, 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就把反腐倡廉建设用法律的形式写进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

      2、以身作则,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坚持“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又一突出特点。毛泽东不仅是廉洁奉公的倡导者,更是廉洁奉公的实践者。他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人必先正己”。反腐败斗争能否坚持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领导尤其是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能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6]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总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普通一员、共和国的一分子,严格要求自己、家属及亲戚朋友,从不为亲友谋取任何私利。1954年4月29日,他在写给《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一封信中这样写:“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7]

      毛泽东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的古训。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虽然地位至尊,但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化。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对保健医生说:“我不吃猪肉和鸡丁,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青菜,有盐油就可以了。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荒还债。”[8] “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我要和人民在一起。”[9]毛泽东正是这样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表率作用带动了执政党党风建设和新中国清廉政风的形成。

三、切实做好腐败预防工作
      毛泽东重视腐败的预防工作，及时预见腐败动向，发出谆谆告诫，而且积极采取措施，严把用人关口，坚持官兵平等，挤压腐败滋生空间。

      1、未雨绸缪，预见腐败倾向。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眼光，预见性地提出了把艰苦奋斗、防止腐蚀作为“防止腐蚀的方针”。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0]

      2、发出谆谆告诫，保持优良作风。

      毛泽东警告全党: “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他在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的电报中,热切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3、坚持德才兼备标准，把好用人关口。

      毛泽东认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识别了干部之后，应根据什么标准来任免呢？他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当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我们赞成‘任人唯贤’的路线，反对‘任人唯亲’的路线，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12]毛泽东的用人思想，是防治腐败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4、坚持官兵待遇平等，防治贪婪欲望。

      毛泽东曾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其身正，不令而行”，共产党人“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13]抗战时代，边区经济极端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压倒性优势，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导致财政收入十分困难。基于此种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实行以供给为主的干部待遇制度。按照《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的“边区长官的俸给，不得比熟练劳动者的所得为多”的原则。1937年11月，他答复表兄文运昌：“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14] 制度上的官兵平等，遏制了潜在腐败者的贪念。

四、切实做好廉政监督工作
      反腐倡廉制度制定的好坏，关键在于监督。毛泽东积极推动人民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新闻媒体监督等，使腐败无藏身之地。

      1、积极推行群众监督。

      毛泽东强调依靠群众的力量进行监督。他指出:“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实行人民对权力的制约”[15]。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6] “让人民来监督”是毛泽东监督思想的核心理念。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的权力不被滥用，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三结合等群众管理形式，发挥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17] 1952年8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人民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这一指示要求各地方必须尽快实行人民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制度，设立举报箱以便群众监督。1953年1月，毛泽东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文中，强调人民来信来访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形式，许多大案要案都是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的”[18]。

      2、支持民主党派监督。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问题，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一代统治者能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死亡的周期率。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充满自信的回答: “我们已将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19]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主党派的监督，并在理论上提出了“内外夹攻”和“唱对台戏”两种方法。他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明确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泽东重视并放手让民主党派进行监督批评，主要是因为民主党派联系着各方面的人士，这对减少和克服党内腐败现象，杜绝党内官僚主义现象很有益处。1941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道：“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20] 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也明确提出：“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21]他还认为“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那些骂我们的，……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22]

      3、积极支持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抑制腐败的重要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以其直观性、社会性、时效性的突出特点而屡试不爽。毛泽东也不例外，他也非常重视新闻舆论的监督。他认为，“党报党刊是传播党员舆论意志的重要途径；党员反映情况，来信来访表达意见要求，提出批评建议，能给党内报刊注入新鲜血液，使之充满生机和活力。”[23]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3年1月，毛泽东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中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发挥党报党刊“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的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24]

五、切实做好查办惩处工作
      查处腐败，毛泽东从不手软。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坚定与纯洁。建国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地位的变化,既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供了机遇,也增加了可能脱离群众乃至走向腐败的可能性。为此,党和国家对反腐败高度重视,态度坚决,一方面教育全党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继续发扬大公无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先后发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指示,对腐败分子实行严厉惩处。

      毛泽东主张,对党内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要动真格,要从严、从快、从重惩处,对腐败分子决不姑息迁就,惩办了一批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污腐败分子。毛泽东一向主张从严治党,对于党员干部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 严厉惩处, 决不手软。1937 年 10 月,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 开枪杀害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这件事在延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毛泽东决定以罪定刑, 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并要求全党全军以此为鉴，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魄力。

      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被调查揭露后,鉴于刘、张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在公审前,熟知刘、张历史,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一再要求薄一波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不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25]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这个建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在亲自批准枪毙刘青山、张子善时,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26]毛泽东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 功劳大, 影响大, 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 才可能挽救 20个, 200 个, 2000 个, 20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7]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皇帝,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28]。毛泽东通过严厉、果断地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腐败分子,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势态,从而纯洁了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警醒、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有效地震慑和遏制了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总之,毛泽东廉政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一系列著述和论断中,更突出表现在他日常的行动和作风中,有着鲜明的特征,它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腐败现象仍在继续滋生蔓延,其危害已远远超出一般社会危害的程度,反对腐败已成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廉政理论和实践的精髓,结合时代和实践的特点,坚持狠抓源头、强化制度，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做到预防在前、有腐必除、除腐务尽,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根本胜利。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