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包单位质量管理制度:1973年，周恩来饱受世态炎凉

                                   遭到围攻

　　1973年11月17日晚上，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后，周恩来详细介绍了自己几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具体情况。会上，嗅觉特别灵敏的江青首先跳将出来，差不多是指着周恩来的鼻子大肆攻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忍无可忍的周恩来奋起抗争，据理与江青辩论。翌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同时又无奈地承认，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从11月21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对周恩来、叶剑英轮番围攻，严厉斥责周恩来、基辛格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姚文元耸人听闻地指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甚至不顾事实，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头子”，“迫不及待”要取代毛泽东……

　　据一位在“文革”前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将军大使介绍，列席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外交界人士有“四老”和“四小”。“四老”是姬鹏飞、黄镇、乔冠华和仲曦东；“四小”就是：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和齐宗华。

　　气势汹汹的江青大闹政治局，周恩来早已领教过多次，他尽可“以柔克刚”，但是他无法抗拒毛泽东的雷霆万钧。周恩来又一次不无痛苦地递上了违心的检讨书……

　　江青当然不会罢休，她绝对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整治”周恩来的大好时机。得陇望蜀的江青在会上毫不掩饰地向毛泽东伸手要官，她甚至利令智昏地将要求增补自己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直接报告毛泽东……

                                     精神煎熬

　　关于周恩来这段日子的种种遭遇，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人说“世态炎凉”，此话一点不假。……在周恩来挨整的日子里，我们都有亲身感受……周恩来挨批期间，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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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他的会议也不多。他的心绪不会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么表情，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两口的说话声，搞得整个西花厅的气氛很沉闷……堂堂“总理府”的日子，人们难以想象，过得够凄凉的。（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红镜头》的作者从另一侧面描述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大量尿血。这来自精神的压力和病魔的折磨，使得周恩来不堪屈辱，迅速苍老，每写一次检查，身体和灵魂就遭到一次无情的重创。因为严重失血，他的十指颤抖得相当厉害。

　　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的脾气，事无巨细，总是要亲自处理过问，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叫别人帮忙的。而这次，周恩来病痛缠身，精疲力尽，说什么也无法完成天衣无缝的检查，这时他想到外交部长乔冠华，这位才华出众的才子，不仅外交口才出类拔萃，笔下功夫也颇为深厚，又是相识几十年的忘年好友。周恩来觉得可以信赖他，但又怕连累他，没有独自叫乔冠华到西花厅来，而是在会后叫住参加会议的乔冠华夫妇，还有外交部另外两个负责人，要她们一同到西花厅坐坐。到西花厅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冠华，我的检查请你帮着改改。”心直口快的乔冠华没有犹豫，爽朗地答应：“好啊，我帮总理看看。”

　　另外两个负责人阴沉着脸不吭气，周恩来连忙也请她们帮着看看。一个不动声色，不吭一声；另一个扭了扭腰肢，满脸不情愿，说：“你自己写吧，我们不看了。”周恩来立即明白其中的微妙，会见基辛格，她们也是直接的见证人。

　　“好好，我自己写我自己写。”周恩来连连说。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察觉了江青一伙的不良动机，感到情况不对头，总理如果再不回到岗位上来，全国就要乱了套。他立即中止对这件事情的追究，也不允许其他人借题发挥，干扰总理的工作。“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又指示销毁一切有关这件事情的材料。这段不愉快的插曲就这样从历史的档案里消失了。（顾保孜、杜修贤：《红镜头》，辽宁人民出版社）

                                  世态炎凉

　　以上这段叙述又引出了另一个话题：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和王海容、唐闻生在周恩来“运交华盖”的那些日子里的种种表现。

　　乔冠华夫人、也是主要当事人之一的章含之怀着复杂的心境这样回顾那段百感交集、令自己咀嚼终生的难忘经历：

　　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箫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批判。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

                                  命运转机

　　深居红墙之内的毛泽东对人民大会堂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的主要消息来源或渠道便是王海容与唐闻生。

　　12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之后，又先后与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这次会开得‘很好’。”这是毛泽东为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基调，他从大的方面肯定会议遵照自己的意见对周恩来展开的批评。

　　但他又不赞成江青之流偏离自己本意的“过火”行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开始失去信心的毛泽东措词同样也很尖锐。关于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显然，毛泽东在中国最高层掀起的“风暴”终于成了“强弩之末”。“批周”的“政治台风”已经“过境”，多日的阴霾渐扫，中国政坛又露出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