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帽的衣服:谁是穷人，谁是富人（一）

最新民调发现，大家认为富人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 同时92.9％的人又希望成为富人

“我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7月2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与富的态度。不出所料，老先生在网上被一些人骂了，以致8月9日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分析网上骂人》。

此前不久，也有人因为“替富人说话”挨尽了一些网友的骂。7月23日，提交省十届人大常委会28次会议审议的《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因为觉得“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大款’超生的门槛”，规定成倍提高缴费标准：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其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在民间舆论的一片欢呼声中，有评论不无担心地指出：重罚富人超生是迎合多数人暴力——这一说法，也被一些网民以“人体排放的某种气体”相喻。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在7916名参与者中，有65.3％的人坦承，自己在看待一件事时，会因为当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看法有所不同。

回到“重罚富人超生”上，反对的声音似乎在情在理：这种对富人的选择性重罚缺乏法律依据，也不是遏制超生最好的途径；“今天在重罚富人超生上，你是那个站在多数人队伍中欢呼的人，在这种多数人的暴力下，总有一天，你也会在某个问题上成为被剥夺和侵害的少数人。”

反对“重罚富人超生”也会挨骂，为茅于轼的话做了一个注脚。茅于轼说，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因为穷人是弱势群体，哪怕说错了，顶多是技术性错误；为富人说话则不同，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

在这次调查中，89.8％的人认为，社会中确实存在茅于轼先生所说的这种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的社会里，穷富之间忽然裂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道鸿沟不仅仅意味着收入的差距，更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对立。可资佐证的一个例子是，普通汽车出车祸往往反响不大，但“宝马撞人”一定群情愤懑，甚至有人开玩笑，“奥拓车主打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宝马车主打人，那就是阶级矛盾。”

人们不满的，当然不是财富——这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本次调查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

“我就是想混进富人阵营里去净化他们。”有参与者开玩笑地说。

诚如他所言，富人的形象，目前确实不佳。本次调查中，参与者被要求在若干个正面、负面词语中，选择三个词来形容现在的富人，结果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然后才是聪明（33.1％）和勤奋（31.7％）。

学者丁学良分析，之所以富人形象不佳，招致民众这么多的抱怨，是因为在人们怎么致富、致富的程序以及致富以后财富怎样处理这些事情上的相关法律和程序都还没有跟上，以致人们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发现，很多快速致富的人不是正正当当按法律和政策致富的，而是依靠特殊的关系、门路甚至是腐败和犯罪。这让那些没能先富起来的人觉得非常不公平，而那些富起来的人也觉得非常不牢靠。

也有论者指出，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在富起来之后，很多人首先是通过炫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

本次调查显示，91.2％的人认为，富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调查同时显示，大多数人认为，更多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违反法律、规定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隔阂与对立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而不是打倒。其中首要的，不是穷人要改变什么，而是富人要改变什么。”有参与调查者这样表示。 （本报记者 唐勇林） 贫富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仇富，中国穷人头上的“莫须有”）
         其实也不只是茅于轼先生，任何专家学者的“穷人富人论”基本上都会成为舆论炮轰的目标，问题或者并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如何，而是这种“分而论之”的逻辑容易放大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社会鸿沟。这是一个两难假定：帮穷人说话吧，富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替富人说话吧，很容易招致民怨沸腾。                                                     贫富之争，弥合比疏离更重要                            2007年08月14日17:06 　 工人日报　 邓海建　

有调查显示，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佳———据8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近日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7916名参与者中，有65.3%的人坦承自己在看待某一件事时，会因为当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看法有所不同。

“均贫富”的乌托邦很长时间主宰着我们的财政分配观。但仔细想想，只要有“不绅士的富人”和“无救济的穷人”，哪个社会都有人不高兴。

前不久，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人与富人的态度，结果，老先生挨了一些网民的骂。其实也不只是茅于轼先生，任何专家学者的“穷人富人论”基本上都会成为舆论炮轰的目标，问题或者并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如何，而是这种“分而论之”的逻辑容易放大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社会鸿沟。这是一个两难假定：帮穷人说话吧，富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替富人说话吧，很容易招致民怨沸腾。

有人戏言，“奥拓车主打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宝马车主打人，那就是阶级矛盾”。可见情感决定姿态。而一切的制度、法令都不能超越人伦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情感的滥觞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其最坏的结果是侵害所有者的产权(使用权、收入支配权和转让权)，从而打击所有者的积极性。

譬如十几元钱的一斤肉，很多穷人是吃不起的，政府当然可以强制定价一元一斤，但明年，很可能所有的人都吃不到肉了(包括穷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我们盲目地讨论穷人吃不到肉的正当性、或者富人吃肉的非理性，实际上都是荒诞的。当下，我们最需要的是专家学者拿出悲悯情怀来构建一个命题：“在不抢富人口中正当之肉的前提下，如何早日让穷人吃得起肉”——毕竟，弥合比疏离更重要。

用一个比较矫情的说法：分论穷人、富人之前，请确立“一家人”的基本准则。《学习时报》曾刊登财政部一位相关负责人执笔的课题成果：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有一个例证，我们一方面鼓吹某某富翁来自“垃圾王”，一方面又决然地关上城市穷人拣垃圾自救的大门。因此，即便是“垃圾王”变身为富翁是程序正义、目的正义的事情，但因为管制的差异，可能就异化为现实的起点不公，于是穷人很容易把真正拣垃圾致富的富翁也臆想为一种剥夺或投机。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调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框架已然廓清。尽管我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前景可以期待。而与这些美好分配政策相配套的，需要我们的制度、理念、法令一应跟上，努力弥合横亘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距离。别忘了，本次调查还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但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 茅于轼连挨了谁的骂都没搞清楚 　　茅于轼先生最近也许有点想不通。他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自以为两头都可以讨好，不料却招来不少骂声。所以昨天，他又作《分析网上骂人》一文，试图在他自己的世界观里，“合理解释”这一现象。但从中看，老先生连到底挨了谁的骂都没有搞清楚，自然也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被骂了                                                         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2007年07月24日07:29 　 中国网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同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错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九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我不仅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的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之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改革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当然还有政策环境的改变，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是党的领导好。虽然企业家们未必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只是为了赚钱，但是客观上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国的企业家在过去三十年中，在一个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完成了里程碑式的丰功伟绩。为什么我们不保护他们呢？

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                                      “阶级斗争思维”划分贫富必然挨骂 　　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自以为两头讨好言论是必然挨骂的。因为茅先生这种言论，隐含着的正是他自以为摆脱掉了的“阶级斗争思维”。我估计，在茅先生的世界观里，这个世界上除了富人，就是穷人。而两者之间，假若不能充满兄弟情谊地和谐互爱，就只能是互相敌视。                         吴向宏：既帮富又扶贫的茅于轼先生为何挨骂？ 　               2007年08月10日08:32 　 南方都市报　 吴向宏　

吴向宏 国际咨询公司顾问

茅于轼先生最近也许有点想不通。他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自以为两头都可以讨好，不料却招来不少骂声 。所以昨天，他又作《分析网上骂人》一文，试图在他自己的世界观里，“合理解释”这一现象。

问题在于，从茅先生的新文章看，他和现实世界依旧非常脱节。他认为，“首先，说这些（粗话骂人）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这实在是茅先生的自我安慰。中国的网民不过一亿三 ，只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上网后，还能不带实用目标去看茅先生的时评文章，而不是寻找致富信息或打网络游戏，说明又是网民当中具备较高素养、有一定精神追求的群体。如果这样的人还是“文化比较低”，那么中国高文化的人还剩下多少？茅先生除了叹息“时不予我” 、“吾道也孤”之外，还能对中国、对未来抱什么希望？茅于轼连到底挨了谁的骂都没有搞清楚，自然也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被骂了。

我早就说过，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自以为两头讨好言论是必然挨骂的。因为茅先生这种言论，隐含着的正是他自以为摆脱掉了的“阶级斗争思维”。我估计，在茅先生的世界观里，这个世界上除了富人，就是穷人。而两者之间，假若不能充满兄弟情谊地和谐互爱，就只能是互相敌视。如果不是这样的世界观驱使，我很难想象茅先生会写出如下话语：“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保护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这是一种十分过时的黑白两分逻辑。

世界上并不只有穷人和富人。拿茅先生自己来说吧，你算是富人还是穷人呢？做富人恐怕是不够格，做穷人你又太有钱有势了。答案很浅显，茅于轼先生和他所鄙夷的那些“文化比较低”、“有强烈不满情绪”、“思想简单，不会用理性思考”的网民们一样，属于所谓的 “中等收入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即使你再会理性思考，再有文化，你还是属于这个阶层。茅先生只记得为富人说话穷人办事 ，却忘记了自己所处的阶层。不骂你又骂谁？骂茅于轼的，显然主要既不是富人、又不是穷人，正是茅先生同样身属、却淡忘了的中产阶层成员。

其实，茅先生自身所处的这个中产阶层，是最需要像茅先生这样有话语权的人站出来，为他们说点话、办点事的。各个阶层为自己利益发言，本来也是健康社会的常理。相反，富人和穷人，他们未必那么需要茅先生越俎代庖地去说话办事。在富人这一端，他们早就或者戴红顶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变身份手持外国护照，或者出钱邀请专家学者们为他们论证各种观点，最不济也能雇佣若干保镖，哪里用得着你茅于轼去操心替他们“说话”、去“保护”他们呢？至于穷人，我承认茅先生搞小额扶贫贷款，办富平学校，都是卓有功德的好事，但至多是杯水车薪罢了。茅先生自身不过是一中等收入者，你有多少资源能拿出来给穷人办事？比个体，你比不过某些富人一掷数千万甚至上亿在穷困地区兴医济学；比集体，你比不过中央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农业税。一介书生，中产阶层的一员，大言炎炎要给富人 说话穷人办事，说轻点是不知做事的要点，说重点，就是不自量力。

中产阶层是不是不需要人说话办事了呢？当然不是。我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警惕中产阶层成为新的弱势群体》中就说过，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政策制定者当中，像茅于轼一样，固持黑白两分世界观的人，还很不少。他们或者希望结欢于富，或者希望施恩于贫，却往往忘记了本来应当成为社会最中坚力量、最大利益集团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因此就两头不靠，在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中常常遭到忽视。这些年来，中产阶层的负担日益沉重，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牺牲也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倾向。有人称之为中产阶 层的“下流化”。如此下去，中国的中产阶层很可能还没有成气候，就“下流”消失了。

前两天，《中国青年报》刊文《中等收入人群已成高房价最大受害者》，再次验证了中产阶层目前承受的压力。本次以中等收入者为主要参与者的调查显示，69.7%的人认为，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政府最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同时有59.8%的人认为高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同样难以承受高房价，另一方面，政府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却无法顾及到这个群体。有被访者说：“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维护市场经济和社 会秩序稳定的中坚者。但是现在，他们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最大受害者。”

茅于轼先生有一点说对了，骂他的那些人多半“有强烈不满情绪”。事实上，从两年前我那篇文章发表后收到的读者反应就可看出，中国中产阶层承受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已经迫近了使人崩溃的临界程度。作为中产阶层中较有社会地位的一员，茅于轼先生理应利用自己的能力，多为自己这个阶层说点话，办点事。这样做，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贡献，要比你为富人说话大得多，比你为穷人办事也会有效率得多。

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不少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而不少富人，则往往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

“中国社会目前存在仇富心理吗？”我将此问题用短信发给几位朋友，都回答“嗯”。看来，仇富心理确实存在。不过笔者在逻辑上稍有困惑:发财致富，诸多人之理想。古人数白花花的银子，没有不眉开眼笑的；今人在数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满面笑容，除非那不是自己的钱。无论是钦差大臣，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博士毕业，基本都差不多。或许为此，还有人去求神拜佛，在新年祝福时，都会说祝你发财。如果能够选择贫富，没有人选择贫穷，除非在特定的疯狂年代。

接下来的问题:人们都把致富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并喜欢拥有更多的财富，但为什么还仇富呢？难道是人格分裂吗？

于是发短信再问:“为什么仇富呢？”

回答是:“仇不公。”

继续问:“穷也有不公，为什么仇富不仇穷呢？”

答曰:“富者非正取，穷为被动。”

这就答到正根儿了: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

据此可以想见，中国当前大家认为存在仇富心理，其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富人，有一部分致富手段不正当。这其实并非全怪富人，因为这有其客观原因。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是渐进模式，要打破过去越穷越光荣的传统观念的约束，特别是在改革初期致富的人，往往是敢于“投机倒把”的“胆大妄为”的人。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管制很多，市场准入门槛很高，有一部分发家致富的人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胆大妄为，逃避政府管制，向政府官员行贿或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甚至钻某些法律法规的漏洞。更有甚者竟触犯法律，想方设法把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在这样客观的环境中，老实人往往被当作是没有胆子，没有魄力。

由此，可以说目前存在的仇富心理，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要向前看，而不是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要理性地看待过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改革的成果。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仇富心理的存在，并不如此简单。应该说它有着充分的心理因素和文化的基础，带有社会快速变化的特有逻辑。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说明，爱财并不是小人的事情，即便君子也是爱财的，虽然说取之有道。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从内心就鄙视财富，视金钱如粪土。他们认为财富的确很重要，但财富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幸福本身。

这种鄙视财富的意识形态，在历时短暂、缺乏文化底蕴的国家，如美国，其基础并不雄厚。但是在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如中国，则表现得较充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世代知识分子、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乃至牧师，都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对金钱财富的爱好。他们认为富人多为商人，而“无商不奸”的观念导致大家对商人的品行产生怀疑。于是，高雅阶层人士耻与商人为伍，故而也迁怒于商人的财富。并且这种意识往往被社会中的知识群体所一代代地加以强化。这恐怕就是导致仇富心理存在的根源吧。

当然，目前的仇富心理，还与当前快速变化的社会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历来都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经济发展太快了，社会变化太快了，以至于把时间用于读书的人还来不及去赚钱，而那些早早跌入市场浪潮的人已经发家致富，其结果是有知识的人赢得了清高的声誉，但有钱的人却进入了被仇的行列。

因为很大一部分被戏称为“穷小子”的人致富太快，还没有来得及养成高雅的品位，不自觉地进入了庸俗高价消费的时代:买车要最贵的，买房子要最高档的，连买月饼都要几万块钱一个的。这些富人也知道跌打滚爬的艰辛，深知金钱来之不易。但他们挥金如土，却很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富而骄奢淫逸，富而目空一切，富而吝啬小气，富而品位低下，自然而然更加让高雅的人看不起。

这说明，中国的仇富心理具有特殊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些内涵，使得中国的仇富心理看起来很强，实际上却并没有导致严重的贫富冲突。虽然，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过了国际警戒线，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不稳定局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贫富差别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富人目前基本上还只是钱多了一些、房子大了一些、车子好了一些、消费高了一些而已。他们还远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等级，也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品位。至少就目前而言，中国穷人要想变成富人的机会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穷人，尤其是有品位的穷人，依然有很多致富的机会，仇富心理并无大碍。( 毛寿龙)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图:丰子恺。

《南方周末》发布的一份关于富豪心理的调查显示：决大多数富豪感到“不安全”。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富豪为何“不安全”的讨论变得异常热烈，社会学者们纷纷出来分析富豪们“不安全”的原因所在。其中，“仇富”成为众学者手中最可信手拈来的理由。短短数日，“仇富”一词的提及率在富人们的“恐慌”之中直线飚升，直至“涨停”。看来这些社会学者们也跟富人们有仇，富人们怕“仇富”都愁出心病来了，他们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把个“仇富”当成口头禅来念。

然而，无论社会学者多么惯于使用“仇富”这个概念，也无论“富人”们的脑子里是否冷不丁地闪现“仇富”者血红的眼睛，狰狞的面容。愚以为，“仇富”概念以其荒诞的逻辑，成为中国社会学者们闭门造车造的新产品，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抛弃了中国穷人群体的感情，生生地将一顶大帽子戴在了他们头上。

毋庸置疑，“仇富”是一个具有群体针对性的概念，它的概念载体，是直指中国穷人群体的。谁仇富？当然是穷人。富人概不会吃饱了撑着，自己仇视自己吧。穷人仇富，谁做过调查，哪怕是一个很粗糙的调查？恐怕没有。如果做过调查，试问那些宣扬中国人有“仇富”心态的所谓学者们，在调查中，有仇富者心态的占了几层，中立的占了几层，没有仇富心态的又占了几层？恐怕学者们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在口口声声地称中国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穷人有仇富心态的时候，从来便没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然而，连这样最基本的统计工作都不做，中国的社会学者们就想当然地给中国穷人扣上“仇富”的大帽子，以“莫须有”之名就在那里大张旗鼓地分析中国穷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嫉妒心问题。我看需要建议这些社会学者们都换姓“秦”，“秦桧”之“秦”，或可直接使用“秦小桧”、“秦桧二世”、三世直到Ｎ世等称谓，以此可做到名副其实，理直气壮。

不妨再问一个问题：谁认为穷人“仇富”？当然是富人，还有那些为富人们摇旗呐喊，早已失却立场，善于“莫须有”的学者们。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推理，可以证明“仇富”概念的荒诞性。穷人为他们的吃饭穿衣、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尚且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何至于没事找事，平白无故地给自己弄出几个“仇人”，况且还尽是些有钱有势的“仇人”？

或许有人要说，谁没有嫉妒心？谁看见别人比自己有钱不眼红？的确如此。按照嫉妒性普遍存在论再加上穷与富概念的相对性特点，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果：赤贫者必视穷人以为富，故赤贫者仇视穷人；穷人视富人必理所当然以之为富，则穷人仇视富人；富人与大富豪比，相形见拙，必仇视富豪；而富豪又要仇视自己更富的富豪，以此推论下去，世人惟有一人不仇富，即世界之首富。至此，社会学者们所谓“仇富”逻辑之荒诞已大白。照此荒诞逻辑继续让社会学者们忽悠下去，中国人头上的帽子当会越来越多：仇官、仇商、仇工、仇学、仇农．．．．．．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仇乞丐。

穷人并无太多的话语权，而社会学者和富人们想说他们仇什么便仇什么。即使社会学者和富人们不说，我相信，与富人有仇的人还是有的。那些做了一年工，最后工钱被老板席卷而走，只好借钱回家的农民工和富人是有仇的。那些土地被圈建成工厂，没有得到补偿，还得忍受污染的农民和富人是有仇的。那些在大街上走自己的路，却被飞驰而过的“宝马”撞飞，却既无人送去医院，又没有得到赔偿的人是和富人有仇的。

然而，富人们霸道心理甚至无需揣度：穷人们，你们再敢说我的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再敢说我的钱是脏钱、黑钱，我就告你“仇富”，看你还敢说什么。富人们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他们 “不安全”的无病呻吟，立即引起了社会学者们关注，他们将“仇富”的大棒舞得呼呼生风，谁还敢对富人说三道四？先扣上一顶“仇富”的大帽子再说。而穷人们能说什么？别说是大帽子，即使是屎盆子，也只得接下了，因为，并无人为他们喊一声冤枉。

被挑动的“穷富之争”

学者有发表个人观点的自由，但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并极力挑动“穷富之争”，破坏社会和谐，那就有必要探究其真实目的到底是 什么。

日前，经济学者茅于轼又发表“高论”，称：“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一个经济学者，用“打倒富人”这类文革式语言来渲染“穷富矛盾”的尖锐，显然是不合适的。人们有必要问茅先生一声，究竟有谁说过要“打倒先富的人”？这是茅先生摘自网上“愤青”的语录，还是纯粹出于个人杜撰，茅先生有必要向公众说个明白。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存在着“仇富心理”，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并非社会主流。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怀抱着致富梦想，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为致富而奋斗。现在，股市中几千万双热切的眼睛就足以证明所谓的“打倒富人”，完全是子虚乌有。

另外，究竟何为“穷人”？何为“富人”？“穷人”“富人”划分的标准是什么也是茅先生应该说清楚的。笔者认为，简单地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既不足取，也不现实。随着经济的发展，穷和富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社会多元化和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更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各种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并存的局面，拿“穷人”“富人”来简单地划分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准确描述中国社会的现状，而只能是故意挑事儿。

前提不成立，观点就更荒谬。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茅于轼的“优先保护富人论”根本就属于违宪言论，完全是在故意挑动“穷富矛盾”。这种言论既不是一个负责任学者应该说的话，也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流背道而驰。

那么，茅于轼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一段时期以来，以张维迎、茅于轼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者，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经常在媒体上发表一些非学术观点。其议题往往具有高度的指向性，就是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代言。这种代言既然脱离了学术，就必然以利益为依归，相关的研究所、基金会自然受益匪浅。

在多元化社会下，由于利益博弈的需要，代言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代言要具备起码的公共理性素养，不能无视社会公正、无视社会和谐、无视其它群体的利益而只顾自己。否则，代言就只能成为和谐社会的噪音，也不会为所代表的阶层带来真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