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夫拉防刺穿底板:谁是穷人，谁是富人（二）

         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到底如何？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大家认为富人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同时92.9%的人又希望成为富人。(8月13日中国青年报)

这结果看起来像是个悖论：既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富人形象不佳，但为什么又有绝大部分的人想加入富人的集团？理由只能有一个，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敌人，也没有绝对的朋友。贫富之间的差距即是义利之间的鸿沟。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贫富之间的认知鸿沟近于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为富不仁”几乎是每个时代穷者对富人的第一感觉。尽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人们奉行的一条道德准则，但是在一个“家天下”的时代，“士农工商”的社会身份顺序，“受尊敬的财富”取得变得几无可能。　

于是，财富的“原罪”，成了人们心目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而人们有意或者无意的回避，更使穷人对财富“原罪”的狐疑变得凝重起来。在改革开放以前，靠意识形态的制约建立起来的那种简单的财富公平，使贫富之间的差距显得不那么明显。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贫富给人们精神和物质上造成的鸿沟愈发变得不可弥合起来。　

除了对财富“原罪”念念不忘的诘问，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穷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向上流动的通道”被人为地堵塞，从而使他们堕入“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的“黑铁时代”。　

有数据表明：从　1980年代到2001年，代内向下流动率从11.5%增加到23.6%。这意味着进入90年代中期，有越来越多的阶层成员不但不能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好处，反而出现了受损的现象。

一块贫富之间的“铁幕”似乎已经悄然落下。“铁幕”的一方赫然站着行政性利益群体、行业垄断性利益群体、事业性利益群体、知识精英利益群体、经济精英利益群体、跨国性利益群体以及地下利益群体。他们或依靠着自己的强势行政资源，或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优势，为自己竖起来了利益的“柏林墙”。把弱势群体强行挡在了“铁幕”的另一方。　

打破“铁幕”、填平“鸿沟”不仅在于里面和外面的人怎么说，更在看这个社会是否能给穷人提供一个“向上流动”的制度保障。法国电视台经济记者弗朗索瓦·德克洛赛在1982年写道：一个好的社会，关键要看流动，人们“能上能下”。老总的儿子当上了工人；律师或技术员的女儿回到祖辈的农场；医生的孙子谋份警察的差事……理论上，一切应该从零开始。

我们当然不必一切从零开始。但是，“一个国家，民众的权力只是停留在话语阶段，而不能转换成决策，那么这种权力是无效的。在民众只拥有一种无效权力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站在民众这一边。”(朱大可语)而为了缩小贫富鸿沟，就应该给每个社会成员以自由，降低竞争准入门槛，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发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途径。　

只有那样，贫富之间的心理距离才可以消弭，贫富之间经济上的鸿沟才可以得到修补，社会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时代才是一个和谐的时代。 穷人富人，被赋予了太多意识形态 　　“穷人”、“富人”是两个被严重意识形态化了的词汇，怎样算是富人，怎样算是穷人？在三反五反年代，富人身处“地富反坏右”之列；在改革开放初期，富人被王朔在小说里嘲笑得狗血喷头；在网意发达的今天，富人是经济学家普及经济常识的阶段性工具，是个变量。                                        什么收入标准是中国的富人？ 　                           2007年01月14日15:44 　 新华报业网　 　

因为“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这一句话，引发了许多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的争论，网友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提问。

其实几年前我就列举过中国统计局数十年一贯的统计办法，用七分法将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为了：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1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收入户（20%）、高收入户（10%）、最高收入户（10%）。

中央和国务院的各种文件中所用的也是统计局的标准，如中低收入家庭所提的是中等偏下收入户以下的收入家庭，中高收入家庭是指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或者可以简化而言，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的家庭为较穷的收入群体，低收入户以下的家庭相对的穷，而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则不能称为是穷人了。

国外也有自己的统计方式和分类方法。

美国社会各阶层财政分析与中国的不同，按IRS2003年的报税大全的分类方式如下：

注：①巨富：29.5万美元为1%的起点。

②富：13万美元为起点

如果按照美国的分类方式，中国的情况怎样呢：

我在2006年初请国家统计局帮忙做了个类似的统计，情况如下：

表一：中国城镇人口（2004年）

注：①为便于理解，对分组做了适当调整，具体按人口分为5%以内、10%以内、25%以内、中间50%、最后25%五个组（1%的分组太细了，样本的代表性不够，此表未列出）。

②人口数是按住户户均人口数和全国城镇总户口数推算的，城镇总户数为13084.2万户。

③人均收入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

表二：北京城镇人口（2004年）

注：①为便于理解，对分组做了适当调整，具体按人口分为5%以内、10%以内、25%以内、中间50%、最后25%五个组（1%的分组太细了，样本的代表性不够，此表未列出）。

②人口数是按住户户均人口数和全国城镇总户口数推算的，城镇总户数为342.5万户。

③人均收入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

表三：全国（含非城镇人口）（2004年）

注：①为便于理解，对分组做了适当调整，具体按人口分为5%以内、10%以内、25%以内、中间50%、最后25%五个组（1%的分组太细了，样本的代表性不够，此表未列出）。

②各分组中人口数为城镇和农村相应人口组之和。

③收入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加权平均数。

那么谁是中国的穷人，谁是中国的富人，或者自己在中国收入水平的什么位置就很清楚了。由于中美之间的收入差别与GDP水平差别巨大，中国是否可以将中产上的家庭都列在富的行列呢？

这样大约我们就不用再争论谁是富人、谁是穷人了。相比之下，中国富人在美国仍可能是很穷的人，这只能说中国还很穷，大家还很穷。而在中国本身，也许你已经是很富的人了。

购房除了现有的人均收入之外，还有拆迁补偿的情况、转让原有房产获得的收入情况和代际帮助的情况等等。这些因素也许与收入无直接的关系，但实际已改变了财富与收入之间的对称关系，也改变了购房时的穷富分类。(来源：任志强博客) 世界上并不只有穷人和富人 　　过去，政治经济学倾向于所谓“两极对立”的阶级划分法，即把社会简单地划成“穷人——富人”、“企业家——劳动者”，即非贫即富的分法。

　　而发达国家，这种阶级两分法从50年前起就逐渐被抛弃，代之以强调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                                        中国贫富分化最关键不是穷人太穷 而是白领穷                                  2006年02月21日06:43 　 南方都市报　 吴向宏　

中国观察之吴向宏专栏

一个令人警醒的社会信号在上周发出来了。那就是许多媒体都报道了的一条新闻:有关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的预期月薪已经低于某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预期月薪，亦即“大学生身价低于农民工”。

这桩事决不能等闲视之。不能轻描淡写地说这调查大概不准，因为大学生就业迅速变难、薪资水准迅速下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有关调查只是把这个事实更加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出来。也不能仅仅把这看成是“人才结构不合理”、“大学教育不够实用”。因为即使是那些相当“实用”的专业，这些年同样存在毕业生薪资大幅度下滑的现象。更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前几年大学扩招造成了的大学生相对过剩，因为按照大学生占人口比例计算，我国大学生数目还远远不够，而且也并没有超越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准。

这个信号究竟在警示我们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走向“相对贫困化”。我并且认为，这是比简单的贫富分化要严重和危险得多的一个社会问题。按照中产阶层的传统定义，它的主体就是所谓“白领”，即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薪资雇员。在中国，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假若做一次关于中国人主观幸福程度的调查，我敢打赌说，白领阶层会是感到最不幸福的人群之一，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不但会低于富裕阶层，而且很可能会低于不少的普遍劳动者，例如农民工。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是目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和体制下，中产阶层的利益经常受到忽视。过去，政治经济学倾向于所谓“两极对立”的阶级划分法，即把社会简单地划成“穷人-富人”、“企业家-劳动者”。在发达国家，这种阶级两分法从50年前起就逐渐被抛弃，代之以强调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利益多元化。政府的政策也日益强调保护中产阶级利益，左右两派的经济政策都向中间靠拢。而在我国，阶级两分法直到目前仍据有一定地位。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政府的政策也容易趋于两极。例如:当需要发展经济时，政府就拼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制定的政策往往向少数富裕阶层特别是企业家阶层倾斜；而当觉得需要促进社会和谐和平等时，政府的目光便更多地投向了最底层的劳动者。我这里当然不是说，企业家的利益或者底层劳动者的利益不重要。问题在于，如果政策自觉不自觉地总在这两大利益集团之间摇摆，居于中间的中产阶层就无形中成了一个弱势集团。

一般而言，中产阶层被认为是社会的稳定阀。如果这个稳定阀自身心绪动摇，社会矛盾就可能被放大。这几年，民间对贫富分化的愤怒和怨言突然高涨，我认为，这股声音一个主要来源，并不是那些最穷困的群体，而恰恰是相对贫困化的中产阶层。换言之，中国贫富分化在现阶段的最关键问题，既不是“富人太富”，也并不是“穷人太穷”，而是中产阶层的停滞和相对贫困化。

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政府必须兼顾不同利益集团。两周前我曾在本报撰文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就要扮演一个“斡旋者”，负责化解冲突，平衡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无独有偶，上一周，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称，现在必须承认不同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政府的责任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合法的表达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在我看来，目前首要的一步，就是承认“穷人”“富人”之外的第三个利益集团——中产阶层——的存在，并充分保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作者系Manatt Jones 战略咨询公司顾问) 富人穷人：谁能来界定清楚 　　谁是富人？谁是穷人？穷富是相对的概念。相对于农民，城市人口普遍是富人；在城市，相对于普通工人，包括官员在内的白领阶层是富人；在白领之上有金领，与这两个阶层相当的是中小企业主。到财富的最顶端，则是较大的企业主及一些比较另类的富人。                                         寻求贫富和解之道 　 2005年12月14日15:21 　 21世纪经济报道　 秋风　

            当今中国，富人与穷人之间，似乎已经出现了一道鸿沟。这不仅仅表现在客观的收入差距上，更可怕的是，它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猜疑甚至对立。在网络空间，“仇富”已经成为一个很有魅力的词汇。随便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都让有些人验证着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判断：富人就等于坏蛋。这种偏颇的判断表明：贫富之间，亟需寻求理性的和解与共处之道。                   富人穷人：他们是谁
那么，谁是富人？谁是穷人？穷富是相对的概念。相对于农民，城市人口普遍是富人；在城市，相对于普通工人，包括官员在内的白领阶层是富人；在白领之上有金领，与这两个阶层相当的是中小企业主。到财富的最顶端，则是较大的企业主及一些比较另类的富人。

当人们讨论贫富差距甚至喊出“仇富”口号的时候，他们的矛头所指，大体上是最顶端的那些富人。每年的这个那个富豪排行榜，总是能够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或者带着羡慕，或者带着愤怒。不过，这类富人却是可以继续细分的。大多数仇富者在批评、咒骂富人的时候，也会加上一句：我们痛恨的是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的人。确实，在这个渐进转轨的社会中，有不少富人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财富的。仿照吴敬琏先生的“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概念，可以分辨出“好富人”和“坏富人”。

在市场机制发育较为健全的地方，比如温州，很多人的财富或许已经过亿，但绝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依靠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的。把他们放到法治最为健全的国家，这些人也依然会成为富人。他们应当属于“好富人”。

另一类富人的财富来路却不怎么正当。他们或者是借助权力维持垄断地位，从而获取垄断利润；或者是通过攀附权力而获取财富，也即，先用金钱收买权力，再把特权滥用于正常的商业活动中，把不公平的交易条款强加给对方，获取不正当的利润。这批人是坏富人。

比如，在房地产行业，某些企业的巨额利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农民或市民的剥夺。在拆迁与征地过程中，农民或拆迁户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根本无法正常地主张自己的权利，不可能与拆迁或征地的对方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

不过，最坏的富人，也许是那些直接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官员。这两类坏富人是互相依赖的。前者用金钱收买后者的权力，后者则在收取了前者的租金后为前者提供特权，保护前者的垄断利益。

这两类富人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他们的内心没有任何伦理约束，靠权力的强横行使和欲望的尽情放纵来确认自己暴发户的身份和地位。正是这两类“坏富人”，在穷人的心中，绘出了当代富人的标准像。至于“好富人”，则因为他们是低调的，而隐没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的背后。

那么，谁是穷人呢？第一类是绝对的穷人，主要是农民。不管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转轨时代，他们一直就处于最贫困的底层。第二类则是相对贫困的群体，包括城市中原来就业于国有企业中的大量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收入和福利有所保障，而在转轨过程中，随着国有企业的关闭或改制，这个群体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出现了相对下降。当人们在谈论穷人、贫富差距扩大时，经常想到的其实是这个城市下层群体，而不是已经穷惯了的农民。

还有一个群体，是那些在心理上自我定位的穷人。部分近些年来毕业的大学生，其中不少来自农民和城市贫困家庭，尽管他们的收入相对于其父兄并不低，但却可能远远低于其心理预期。这部分人，每天都生活在由财富堆积起来的城市繁华之中，很容易觉得自己也属于穷人。这个心理上的穷人群体，带着强烈的感情观察这个社会，并让自己的声音充斥在网络论坛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所有穷人的代言人。

可以说，在穷人与富人的光谱上，两个最炫目的群体是“坏富人”和相对贫穷的心理上的穷人。这样的对比，让贫富差距毫不费力地转换为贫富间心理上的隔阂与对立。

要和解，不要仇恨

为了避免生活在群体的隔离与对立中，我们就要寻求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和解。

对于任何社会来说，群体间的过深隔阂和情绪对立，不管是种族隔离，还是群体隔离，都是严峻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社会群体间的分裂对立，不会有任何正面结果。穷人的不满和愤怒只是一种慢性精神腐蚀剂，不可能改变穷人的境遇。至于富人，在财富耀眼的光芒后面，往往又无法掩饰内心的忐忑甚至恐惧。经常有富人或者官员被暗杀或者自杀的新闻，贪官们忙着把家人和财富向海外转移更是屡见不鲜。穷富对立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它让人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

此种群体间的隔阂与对立，并非新现象。从长时段看，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在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中徘徊。故事总是以财富与权力两种最强大的世俗力量互相勾结和腐蚀起始，最后以弱者用极端手段毁灭现状而终结。如果富人与权力之间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持续下去，再闭塞的穷人都会逐渐清晰地看到这一秘密。

关键问题是，能否阻止这个恶性循环继续往前走？有些人大约是依赖本能，自然地走向了对财富、对富人的仇恨，并希望借助政府权力剥夺富人的财富。在这些人看来，一个社会必然要分成富人和穷人两个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他们只能玩一种零和游戏：一方之所得，就是一方之所失。也因此，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就是“劫富济贫”。

如果这样走下去，就恰好宿命般地走完治乱循环的下半段。以前是某些人借助权力发财致富，并在此过程中对弱者造成了某些损害；如果解决之途仅止于“劫富济贫”，那就只是让错误倒了一个个儿。

面对贫富之间的隔离与对立，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还有正常的理智，就只有一个选择：阻止那个循环继续下行，共同寻找富人与穷人的共处之道。此即所谓的“拨乱反正”，走向正道。按照中国古典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富人、穷人，虽有分却终有合。面对当今富人、穷人的隔阂乃至对立，确实需要“变”。但变的目的不是消灭富人，或者均分富人的财产，而是让富人、穷人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本分，协同配合。穷富和顺，社会自可臻于健康境地。变，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变成真正的人。

有权利平等，才有财富平等

只有借助于更理性的思考和更审慎的制度选择，才有可能走向贫富和解，走出治乱循环。许多法治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财富之多寡并不必然导致群体间的隔阂与对立，严重的隔阂与对立，总是源于权利上与法律上的不平等。由于智力、运气所导致的财富不均，人们是普遍可以接受的，但由于权利上的不平等所导致的财富差距，却令人痛恨。

这几十年来，农民之所以始终是一个贫困的群体，正是因为其权利不曾被真正切实有效地对待，面对来自城市的征粮指标或者征地命令，他们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资格；而城市之所以出现一个相对贫困群体，则是因为他们当初无权参与改革措施的制定，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为改革的成本买了单。

因此，必须首先致力于确保每个人在法律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法律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平等保护所有人的自由、政治权利和财产权，据此搭建起公道的法律与政治秩序，让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不同群体寻求和谐相处的基础。

现在，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实现财富上的平等，比如对农民实行财政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或者增加对城市贫穷阶层的福利等等。然而，首要的平等应当是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上的平等。

平等其实也有利于富人。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富人才能享有更多的公平机会。对“好富人”来说，这当然不言而喻。其实，即使很多“坏”富人，有时也是被迫用金钱购买进入市场的特权。他们深知，通过特权获得的财富也得不到法律的稳固保障，于是，又得花钱从权力那里购买特殊的保护。一个法治下的政府，可以让富人节约这些制度成本，更有效的进行投资，这反过来又可以为穷人带来更多机会和收益。

“和解共识”

除了制度变革之外，社会要走出恶性循环，也需要各个群体具备一种和解的精神诉求。现实是什么固然是重要的，但对于社会的变迁来说，人们普遍地希望是什么，可能更重要。“路径依赖”之说在经济学上未必成立。一个社会总有走出坏的路径的可能性，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于未来能否形成一种共识。

不幸的是，在中国，很多人放纵自己对某些群体的愤怒和仇恨，但这种激情的结果与其所狂热追求的目标只能适得其反。

其实，人类历史上，群体间的隔离与对立，时有发生。比如，美国和南非历史上都有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隔阂、对立，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度让黑人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然而，黑人及追求种族平等的人士们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让种族关系倒一个个儿，而是追求相互的平等。尤其是在南非，黑人在政治上已经处于主导地位，但在曼德拉总统和图图主教的指引下，南非黑人没有进行报复性的政治清算，而是致力于黑人与白人的和解，正是通过社会大和解，而让黑人白人同时获得了人的尊严，双方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共同维持一个社会的和合。

如今，面对穷人与富人、城市与乡村、户籍市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隔离和对立，国人似亦需要一种仁爱的哲学。《易传》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平等的法律权利可以让富人、穷人各得其“义”(宜)，但共同体的生活也离不开“仁”。每个群体都似乎有必要理解其他群体，并学习共同地生活。 富人就都“为富不仁”吗？ 　　看到舆论这种咄咄逼人的仇富情绪，许多依靠合法经营和勤劳而起家的富人一定会感到很委屈。穷人和舆论不分青红皂白，不辨致富手段正当与否，把那些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市场竞争中合法致富的人也一股脑儿地视作贪婪和腐败的代名词，就很不公平了。                                       好富人要学会与坏富人划清界限 　                             2007年08月14日21:54 　 燕赵都市报　 　

         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的社会里，穷富之间忽然裂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道鸿沟不仅仅意味着收入的差距，更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对立。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佳，奢侈、贪婪、腐败成为描述富人形象最常用的词汇，65.3%的人坦承看待一件事时会因当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看法不同。(《中国青年报》8月13日)

看到舆论这种咄咄逼人的仇富情绪，许多依靠合法经营和勤劳而起家的富人一定会感到很委屈：穷人“仇视”那些依靠腐败、垄断和非法交易而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富人，应该理直气壮；但如果穷人和舆论不分青红皂白，不辨致富手段正当与否，把那些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市场竞争中合法致富的人也一股脑儿地视作贪婪和腐败的代名词，就很不公平了。不分对象地仇富，既伤害了那些诚实守法的好富人，不利于鼓励社会创富，也有害于市场竞争。

富人的这种委屈可以理解。确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不仅涌现出一批周正毅、杨斌之类依靠垄断和腐败而致富的人，更出现了一批有市场竞争能力、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并完成资本积累的人。他们的致富与垄断、腐败和非法交易无关，他们凭的是自己超人的创富能力和把握机会的市场弄潮本领，他们合法纳税不吝捐赠，他们竭力创富大方散财，承担着财富的社会责任———仇视这样的好富人，只会伤害这个社会的创富热情。

然而，富人脸上又没有写字，现实中，很难区分谁是合法致富谁又是权钱交易起家，良币与劣币、好富人与坏富人纠缠在一起，难辨良莠的穷人只好一起去“仇”了———如此语境中，好富人要想免于舆论仇视的目光，要想免于被“奢侈、贪婪、腐败”丑化，必须学会与坏富人划清界限，把矛头指向那些无良的富人，学会站到舆论和穷人一边，同他们一起追求一个公正、法治、平等的创富环境。

中国富人中有不少正当致富并负责任的好富人，但总感觉他们过于明哲保身了一点，习惯于闷声自己发财，不太喜欢站到正义一边，不喜欢与本群体或本行业内的一些违法现象和非法致富者斗争，缺乏行业道德和整体形象的意识。比如房地产业，这个行业中一定不乏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正当创富的好商人，但当媒体曝光了某些房产商的非法囤地、哄抬房价、非法拆迁、逃税等丑闻时，似乎没有见过有哪位房产商站出来谴责过同行的这些无良和违法行为，而是集体保持着沉默———这就很容易让人感觉房产商都是这路货色。

坏富人依靠腐败非法致富，受伤害最大的其实不是普遍公众，而正是合法经营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好富人更应与坏富人划清界限，与公众站到一起追求公平竞争环境，而没必要跟坏富人站到一起为他们背黑锅。（曹林）